Plac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tion theory:A case study of Sanlitun, Beijing
LANGLang收稿日期:2017-01-24
修回日期:2017-03-30
网络出版日期:2017-06-30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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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方差异从古典区域地理时期开始,就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但是“地方”一词一直没有从“区域”“地域”等概念中剥离开来,形成明确的定义。1970年代初期,地理学界出现了“科学化”的改革,地方差异的研究逐渐被追求普遍定理的“空间科学”所取代。但同时,这种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研究方法引起了另一些****的反思。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最先提出“地方”的概念,以区别计量革命之后地理学研究中强调的“空间”概念[1]。区别于“空间”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地方”在被作为独立概念提出时,强调了“人”的参与和感受,具有主观性和社会性。随着地理学研究“社会—文化”的转向,“地方”重新成为研究的重点,并开始有其他学派加入到这一概念的建构和讨论中来,不同于人文主义****对主体性的强调,社会建构学派（social constructionism）认为“地方”是一种社会构造,是社会结构、权力关系的空间体现,是更大的体系的一部分。社会建构和个人经验的二元化争论一直存在于关于“地方”理论的讨论中,正如这种二元划分广泛存在于地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一样。这两种关于“地方”的研究视角在不同研究领域都被广泛应用。在文化地理和社会地理的研究中,人文主义视角被广泛应用,而在经济地理的研究中则更多地使用社会建构学派的“地方”概念。在现实情况中,这两种机制往往同时存在,并同时对“地方”的形成和演变产生影响[2]。然而,同时关注这两种机制,并试图分析这两种机制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以结构化理论为基础,对三里屯地方身份的转变进行分析,试图从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之间相互转换的视角了解三里屯从一个涉外居住区转变为国际知名的娱乐中心的内在机制,从方法论上为“地方”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并且通过三里屯的案例,揭示调动行动者主观能动性在塑造地方活力中的重要性,为其他城市街区的更新发展提供参考。2 “地方”概念的讨论和应用
地方性包括了三个要素：地点（location）、场所（locale）和地方感（sense of place）[3]。地点,指地理范围和物质环境,标志性的建筑和明显的建筑风格能够提高“地方”的可见度[4],是地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场所,指事件发生的环境,既被人的行为改造过的环境。经济生产活动[5]、文化活动[6-8]和日常的社会活动[8,9]都是塑造地方性特征最为重要的一环,这些活动决定了地方的作用和功能。地方感则在行为之上加入了人的主观认知、感受和价值取向等因素,使“地方”从一个物理概念真正变成了一个人文概念。地方感既包括“地方”内部的认同感,也包括外界对这个地方的认知和印象。人文主义地理****反对计量革命以来地理学中对客观理性的“空间”的过度强调。他们首次把“地方（place）”作为一个与“空间（space）”相对的独立概念重新提出。在人文主义地理****的论述中,“地方”是“各种意义的集合”,是不能与个人经验和主观感受剥离开来的。人们对一个“地方”的经验的持续性和强度共同影响着他/她对这一地方的感受[10]。不同强度的“地方”经验,让我们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归属感（insideness）/疏离感（outsideness）”,其中最彻底的“地方”经验让我们形成无自我意识的沉浸,这个极端的归属感既“家”的感受[11]。在“家”这样的私人“地方”以外,很多人经验的集合就形成了公共的“地方”,而地方的活力往往取决于汇集于此的人的活动[12]。人文主义****借助了现象学的帮助,论述了“人”的主体性在“地方”的制造和地方感的形成中的作用,为人文要素重新回到地理学的研究视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人文主义****过于专注个人感受,在讨论公共的“地方”时也更多地强调空间的共享和身份认同。虽然人本主义****并不否认“地方”意识是基于对世界的认知[13],但是其论述主要集中于地方意识的主体性构建,对社会客体对地方性形成的论述较少。虽然指出了个人地方感的差异性,但是对矛盾与权力关系的关注不够。段义孚把“地方”描述成时间和空间的流动中“价值体系宁静的中心”[4]。在这种描述中,“地方”是和谐的、稳定的、意义明确的,因此也是安全而没有冲突的。
人文主义****对“地方”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的强调,引起了社会建构派****（social constructionist）的批评。他们指出,在定义地方性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权利关系。“地方”不是一个自然的、理所应当的存在,而是由掌握更多权利的人生产出来的,这些掌握权力和权威的人界定了地方是什么,以及什么才是在某个地方合适的行为[14]。例如,Anderson指出加拿大温哥华的中国城,是掌握话语权的白人社会保持某个种族作为廉价劳动力的种族知觉的物化环境[15]。社会建构派****反对就“地方”而论“地方”,而是把“地方”放在更大的结构背景下来进行分析,因为“地方”中包含的“关系、经验以及相互理解中的大部分是在一个更大的尺度下建构起来的,这个尺度远远超出了我们要定义的这个时刻、这个地方本身”[16]。大卫·哈维认为在资本主义极强的流动性中,“地方”已经“成为保持资本积累正常运行的孤注一掷的投机冒险的组成部分”[17],而基于地方的反抗也就成为对抗资本主义的重要手段。社会矛盾当然远不止阶级一种,性别、种族也应该在“地方”的概念下被重新审视[13]。人们通过给“地方”赋予颠覆性的意义来挑战和反抗由权威建立起来的关于某个地方的预期,表达年龄、性别、种族、生活方式、性取向的个人定义[14]。与人文主义****对主体性的强调不同,“地方”在社会建构派的分析模式中是社会结构的产物。
人文主义学派和社会建构学派在关于“地方”的阐述和研究上产生了分野：人文主义学派的研究对象是行为主体,而社会建构学派则把目光投注在社会客体上面。人文主义学派强调了主体的意识、行为在创造“地方”体验中的作用,而社会建构学派则强调了社会制度和权力结构在“地方”形成中的制约性作用。人文主义****认为缺失了个体经验和感受的宏观力量（包括上层规划、大众传媒、商业发展趋势等）会伤害本真的地方感,造成“无地方感”困局[11]。社会建构学派则相反,认为社会结构才是塑造一切的背后机制,因为个体行动都无法跨越社会制度的限制。这种“主体—客体”“结构—行动”“社会制度—能动作用”的二元化讨论不仅存在于关于“地方”的理论建构中,也是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的争论。
关于中国的“地方”理论的实证研究大多以人文主义和社会建构学派的理论为基础,从方法论上分为两大部分。国内关于地方感和地方身份认同的研究数量很多[18-23],研究重点是对个人地方感受的描述,与本文关注的地方性演变内在机理不同。以人文主义“地方”概念为基础的相关研究数量有限。钱俊希等发现“藏漂”群体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与空间实践践行和展演了他们想象中的西藏地方性[24]。他们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追求,同时也是对西藏地方性的建构。Friedmann以历史视角分析了自封建社会以来中国城市中微观尺度下“地方”营造的方式,认为“地方”的营造是政府与居民日常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强调了政府与居民两大行动主体的社会实践对地方性形成的交互作用[8]。
相比而言,社会建构学派的观点更利于讨论“地方”形成的机制问题。Chan对比了杭州梅家坞和台湾白米两地旅游业的发展对地方身份认同不同的影响,认为两地截然不同的文化政策造成了两种不同的“地方”营造的结果,而造成文化政策差异的是两地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26]。Wu分析了地方政府得到更多决策和财政自由这一结构性变化对重新将上海塑造为世界城市的作用[26]。姜辽等注意到文化霸权与表征、游客凝视的后现代转向、人口置换和社会身份的复杂化等结构性因素对周庄地方身份转变的作用[27]。林耿等在对广州健身消费的研究中论述了本土消费关系如何想象式地嵌入到全球消费文化脉络之中,并将人地关系从本土联结延伸到全球[28]。廖春花等将历史街区保护与全球化联系起来,指出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是造成历史街区拆除和重建的动机之一,并影响着街区地方身份的发展[29]。
在实际生活中,社会建构和个体行动的因素共同影响着“地方”的形成和发展,很难截然分开。社会结构需要行动者的实践来践行,行动者的决策和行动也不能脱离社会结构的大背景。关于中国的研究中,同时考虑这两部分要素对“地方”的影响的并不多见。但是有些****已经注意到这种二元化的讨论方式对全面理解“地方”的形成与演变的障碍,并且试图在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两方面的要素之间构建起联系。周尚意等在关于地方性创意产业空间的研究中发现,内部认同的地方性有时可以成为这个地方与外界联系的内容[2]。唐顺英等对曲阜的分析显示,正是非结构性动力创造的地方性吸引了结构性动力下的资金流动,从而强化了曲阜的地方性[30]。这两个研究的共同点是强调了“地方”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间的关联,构建了人文主义要素和社会建构要素在构建地方性中的共同作用。但是这两个研究仍然把社会结构和个体实践作为两个不同的系统,没有将个体实践和社会结构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讨论。如何解决“社会—个体”和“结构—行动”之间的关系,把这两方面有机结合起来进行观察,才是理解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对“地方”的共同作用的关键。
3 结构化理论的概念及地方研究中应用的可能性
以吉登斯为代表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为弥合社会科学中方法论的二元纷争做出了理论贡献。吉登斯用结构二重性代替了结构—行动的二元化[31]。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结构和行动的构成并非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对于个体的行动而言,结构并不是外在之物,而既是行动的中介也是它的结果。行动和结构,社会与个体,在观察和解释社会现象时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它们本身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统一体系,而非二元对立的独立体（图1）。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
-->Fig. 1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actions and soc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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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构建了完整的个体行动的行为框架[32]。个体行动是意图明确的,这个有意图的行动分为动机激发过程、行动的理性化和反思性监控。动机是作出这一行动的需要。理性化是行动者对自身活动的“理论性的理解”,虽然这种理解不一定是用语言形式给出的理由,但是行动者有对大部分日常行为作出解释的能力。理性化是行动的根据。行动的反思性监控是日常行动的惯有特征,行动者不仅监控着自己的活动,同时也希望其他人同样监控自身。这点尤为重要,正是通过对行为和行为意外结果的反思,使社会系统得以在行动中被再生产。这三个过程分别对应三个意识层面：动机的激发对应无意识,行动的理性化对应实践意识,而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对应话语意识。正是话语意识层面的反思,使行动的意外结果成为下一步行动的未被认识的前提条件,进而影响社会系统的演变。
在构建个体行动的行为框架的同时,吉登斯重新定义了“结构”。与功能主义、结构主义不同,吉登斯不认为“结构”是社会关系和现象的模式化,而是社会系统转换性关系的虚拟秩序。社会系统并没有结构,而是具有结构化特征。在时空跨度中存在的相类似的实践行动被赋予了“结构化特征”,就成为了“系统”,“系统”在时空中的最大的延展就成为了“制度”。结构作为社会系统变化再生产的准则,包括两部分：规则和资源,其中规则包括管制性规则和构成性规则,资源包括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吉登斯不同意结构主义中关于结构的观点,他提出社会结构不仅仅对个人行动有制约作用,也具有使动作用,管制性规则和配置性资源代表着社会结构对行动的制约,而构成性规则和权威性资源则代表着结构的使动性。
社会实践是沟通宏观结构和微观行动的中介[32],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基础[33,34]。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而是“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31],因为“紧密渗入时空中的社会实践恰恰是同时构建主体和社会客体的根基”[33]。结构以“主体不在场”的记忆痕迹的形式存在,以“时空在场”的形式指导行动者的社会实践。行动者在社会实践中运用自己特有的权力,调配自己所能调配的资源,对结构形成影响。行动者的实践行为在结构的框架下例行化、区域化,进而再生产了行动发生的前提。同时,对意外结果的反思、接受、例行化等过程也可能对结构进行补充、改变等影响。
尽管有人对吉登斯的理论有所批评,认为他的理论体系更像是一种概念的堆积,缺乏逻辑学,其中包含一些必须澄清的含混概念[35],而且理论的解释力有待提高[32],但是不可否认结构化理论对“宏观—微观”“社会—个体”“结构—行动”的矛盾进行了开创性的思考,为解决社会科学中二元争论提供了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主要的方法论之一,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37-42]。Pred为结构化理论在“地方”相关的研究中的应用做出了尝试。他通过对瑞典渔村在耕作制度变化后地形、村民活动和社会空间演变的研究,结合了时间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发展了“结构—行动—地方”之间的三重互动关系[43-45]。
4 三里屯地方性的演变
三里屯街道隶属北京市朝阳区,位于东二环和东三环之间,辖域面积2.9 km2,略呈长方形。下辖12个住宅区、19条街巷,设社区居委会9个。人口52671人,17729户[46]。1962年第二使馆区开始在三里屯街道北部兴建,使三里屯成为北京重要的涉外街道之一。目前街道内有77家驻华使馆及众多联合国驻华机构和外国驻华商社。改革开放以前,三里屯的功能比较单一,除三分之一土地为外交机构外,其余大部分是居民区,只有工人体育场、机电研究院两个较大的单位和为数不多、规模较小的生产型企业。居民区中既有军队和中央部委的单位宿舍大院,市级、区级单位的住宅楼,也包括几处隶属朝阳区房管局的散居居民区。三里屯的开发建设是以大单位为主导力量的。在空间上形成了以单位为基础的空间格局和社群分异。计划经济导致了商业活动和消费行为的单一化,除了满足街道内居民生活需求的粮店、副食品商店、日用百货商店和提供基础生活服务的服务楼以外,三里屯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商业场所。虽然第二使馆区于1962年开始兴建,但由于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和严格的对外政策,三里屯并没有形成国际化的社会氛围。相反,使馆区和居民区被严格的安保制度和完全分开的供给渠道分割成几乎没有交集的两个场所。在三里屯内部,分化成纺织部宿舍、幸福村、机电研究院等小社区。在三里屯以外,即便是在北京也很少有人知道三里屯这个名字,只知道这个地区有工人体育场和气氛神秘、敏感的使馆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化的经济、文化体系的过程成为一个时代的结构性要素。在这个背景之下促进或者限制三里屯地方性演变的结构性调整包括市场化经济改革、单位制的解体、非国有/集体经济的繁荣、土地和住房的商品化、人口流动的加剧、国际资本的流入、消费主义的兴起、不间断的城市更新等。在这些结构性调整的过程中,个体和集体的行动者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行为主体,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实践行动是结构化调整得以实现的关键。一方面行动者追逐自身利益的行动突破了某些不符合行动者利益的社会结构,使其产生调整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行动者积极实施有利于自己的新政策,推动了新政策被社会接纳。在三里屯的案例中,行动者包括形形色色的利益相关群体,比如居民、街道/社区管理者、当地单位、当地个体经济经营者、外来投资者、消费者等。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的互动过程影响着地点、场所和地方感三要素,进而推动了地方性的演变。“结构—行动—地方”的互动关系形成了本文的研究框架（图2）。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研究框架：结构化过程影响下的地方性演变
-->Fig. 2Structure of research: Place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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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质性研究方法为主,包括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访谈采取访谈指导的形式,访谈的题目和所涵盖的问题被特定化成一种纲要的形式,但是没有结构化的问题和提问顺序,针对不同的受访人,以不同的问题词汇和次序来交代要解决的问题[47]。访谈对象包括三里屯街道办事处干部、下辖社区的社区主任、不同代际的居民和个体经营者、辖区内大单位员工、中外消费者等26人。其中既有单独访谈也有焦点小组访谈,单独访谈便于了解具有利益冲突的不同受访者各自的经历及观点,焦点小组访谈则便于观察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和利益关系。文本数据包括新浪博客、搜狐博客中有关三里屯的回忆性文章、蚂蜂窝旅游网中有关三里屯的游记以及百度新闻检索中2003-2015年有关三里屯的新闻报道。由于很多老居民已因拆迁到其他地区,难以进行访谈,微博中的回忆性文章填补了这部分空白。游记则丰富了有关游客和消费者的经历和观感,而新闻检索则折射出三里屯在主流社会的语境中的映像。
4.1 第一次转折：从涉外居住区到酒吧聚集的亚文化区（1979-2008年）
截至改革开放以前,经营性商业场所在三里屯的土地使用中占比很小,仅有几处粮店和副食品商店,相对集中的商业场所有两处：三里屯服务楼（今雅秀服装大厦）和三里屯百货商店（今京客隆超市和肯德基）。前者提供餐饮、理发、洗浴等生活服务,后者销售日常用品,主要针对的消费者是本街区内的居民。改革开放初期的20年,是三里屯各界不断开拓商业场所,使商业活动的空间和时间边界不断延伸的二十年。这一时期“结构—行动”的互动对三里屯地方性的影响如图3所示。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1979-2008年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的互动对地方性的影响
-->Fig. 3The effects on placeness by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practices in 197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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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发展个体经济是这一时期对三里屯影响最为重大的结构性调整,特别是北京举办亚运会以后,市政府要求各街道办事处发展街道企业,实现盈利,分流街道干部。也就是说从规则上,街道办事处从单纯的社会管理机构变成了盈利性的机构。这个新的结构性调整对街道办事处具有使动性的作用,办事处积极建立了多个占道经营的市场,沿着三里屯路两侧建起了临时性商业用房,为个体经济的发展腾挪出空间。虽然这些经营用地具有非正规性的空间特点,但是出租这些摊位和门脸为街道办事处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并且让三里屯街道多次获得“全国十佳街道”等政治荣誉。发展街道经济这一结构性调整是街道办事处开发商业场所这一实践行为的使动因素,拓展商业空间这一行为又反过来践行了发展街道经济这一结构性需求。这一互动过程的结果,体现在“地方”要素中则是三里屯商业场所空间边界的扩张。
最早租用这些占道市场摊位的人中,三里屯散居居民区的居民占了很大比例。这些人很多是返城知青,或者是有过劳教经历的人,很难在体制内找到工作,因此选择个体经营来满足生存需要。改革初期大部分人对经济政策是否会再次变化持怀疑态度,只有在旧体制内没有出路的人才愿意承担政策风险。单位大院的居民因为依靠着较为强大的单位体系,可调配更多的社会资源,在改革初期很少涉足个体经营。直到三里屯的服装街、汽配街形成一定规模,个体经营者在经济收入上的大幅提高起到了示范作用,才开始有单位大院居民进行个体经济经营。同时,各大单位也效仿街道办事处,在自己可以控制的地块内进行整合,腾挪出大量闲置房屋用于出租或商业经营。商品化经济改革这一结构性调整是通过个体经营者的经营实践才得以在三里屯落地实现的。结构调整对经营者是一个使动性的因素,早期经营者的成功,带动了更多的行动者（包括个人和单位组织）加入到商品化经济的经营活动中来,经营活动的例行化使商品化经济改革得以落实和强化,并最终真正变成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在“地方”要素上不仅体现为商业场所和居住场所在空间上的进一步咬合交错,同时改变了三里屯与外界的相对关系。这一时期三里屯先后形成了服装街和汽配街等特色商业街区,三里屯这个默默无闻的小街区成为北京服装批发业的中心之一,更成为华北最大的汽配行业聚集地。
但是真正使三里屯蜚声国际的还是酒吧街。酒吧街的成功可以看成是社会实践的意外结果被结构化的过程。三里屯第一家酒吧“云盛酒吧”于1996年秋天在三里屯北街开业,当时还存在着不允许开设酒吧的规定,但是这家酒吧还是以西餐厅的名义开张了。由于地处两大使馆区的中间,酒吧迅速成为外国人聚集的消费场所。云盛的成功起到了示范作用,很快这条街上所有的店铺都变成了酒吧。酒吧业继续向南扩张,原来汽配街上的汽配公司也逐渐被酒吧所取代。最早经营酒吧的人中,很多是在外企工作的海归或者艺术家,并非以酒吧作为主业,也不是以营利为唯一目的,更大的原因是为自己和朋友营造一个夜晚聚会的场所[48,49]。早期的消费人群除了有酒吧消费习惯的外国人以外,主要是艺术家、音乐家、作家等对夜生活有需求的特殊群体。但是这种夜晚的经营活动并不被主流社会接受,媒体上对三里屯的负面报道非常多,附近居民更是不堪其扰,酒吧街与居民区的冲突异常激烈,街道办事处每天要接到上百条投诉。为了缓解矛盾,街道办督促酒吧进行隔音改造,为居民区加建护栏和门禁防止有酒醉的客人闯入居民区,筹建酒吧街管委会,雇佣保安人员加强酒吧街治安管理。在不断的磨合中,酒吧街终于被三里屯居民所接受。同时由于酒吧街在外国游客中的知名度,特别是一些外国名人对三里屯的青睐,使管理机构意识到三里屯在对外宣传上的意义。在一轮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中,酒吧街最终得以保留。
为了促进街道经济的发展,办事处建设商业街是一个意向明确的实践行为,但是这条商业街成为著名的酒吧街却是一次意外结果。酒吧经营者运用自己的权力,调动可以调动的资源,在明文规定不能开设酒吧的前提下,开起了酒吧。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的政策纲领松动了“不能开设酒吧”这一细节规则,弱化了对经营者的限制性因素;另一方面,经营者的实践行动逐渐打破了已经不合时宜的规则,并以经营实践的成功使酒吧经营在三里屯成为例行化行为。酒吧消费者的消费实践同样对酒吧业在三里屯的集聚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最早的消费者中不乏文艺界的名人,相较于普通消费者,这些人掌握着更大的话语权,他们的消费行为起到了示范作用,推动了酒吧文化被更广大的消费人群接受,使酒吧消费进一步结构化,得到社会规则的认可。外国人的消费行为对酒吧街的结构化尤为重要,不仅仅是由于外国人的消费养活了最早的几间酒吧,更因为外国人的认可,让具有决定权的管理机构认识到酒吧街对三里屯、朝阳区,乃至北京市的对外交往的重要意义,使酒吧街最终得以结构化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特别要指出的是,居民对酒吧街的不满和抗议看似是酒吧结构化的阻力,实际上正是由于居民的不满促使了街道办事处不断改造酒吧街的硬件条件,加强酒吧街的管理,使其最终能够被主流社会规则接受。从“地方”要素来看,酒吧街的结构化促进了商业场所时间边界的扩张,使夜晚经营活动得到认可,提供了夜晚的消费和娱乐。
如图3所示,受到改革开放的鼓励,街道办事处、居民、区域内的单位、个体经营者、酒吧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在三里屯休闲消费的外国人等不同的行动者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或文化生活需求的社会实践行动,践行了经济改革的新政,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打破了社会中较为保守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新的社会结构变化并最终确立的过程,调整了三里屯的物理景观,改变了三里屯的场所功能,使一个功能较为单一、社会气氛相对封闭的涉外居民区变成了有一定知名度的个体经济发达的区域。酒吧在三里屯的集聚更是彻底改变了三里屯与外界的相对关系,酒吧街的吸引力使三里屯这个小街区登上了各大旅游介绍,成为和故宫、长城等并列的外国人到北京的必游之处,国际知名度超越了朝阳区这个更大的地域概念。但是三里屯的地方形象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极,一方面酒吧客特别是其中的文化精英阶层把三里屯看成一块自由的文化飞地,“俨然成为了北京的文化重镇”[51],是“北京生活开始脱离过去帝都的刻板滞重,一变而为全球都市的轻盈灵活的标志”[52]。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却把三里屯描述为犯罪率很高的治安敏感地带,附近居民也常有为这种转变感到羞耻的,认为“好人哪有去酒吧的”（ 受访者为60岁以上居民,20世纪60年代随父母搬入三里屯外交部宿舍楼。）
4.2 第二次转折：从酒吧街到时尚商圈（2008年以后）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城市更新行动就在三里屯街道持续发酵。90年代中期,以平房为主的幸福村开始逐渐被商品住宅、外销公寓等高层建筑代替。服装街、汽配街等占道市场和临时市场逐个关停。北京市政府工作的重心逐渐从发展多种经营方式向城市更新、备战奥运转变。2003年前后,三里屯最核心的区域——由三里屯路和工体北路形成的“黄金十字”被纳入计划拆迁范围。到2006年结束,南北三里屯居民区全部夷为平地,除属于街道办事处产业的酒吧街（三里屯北路路东）被作为文化创意产业保留下来外,大量酒吧被拆除,包括明大、乡谣、隐蔽的树等著名酒吧。虽然酒吧大量消失,但是酒吧街积聚起来的知名度,提高了“三里屯”这个地名背后绑定的商业价值,在2006年开始的城市更新中吸引了中外投资者的关注。酒吧街这个意外结果的结构化成为三里屯下一步发展的结构性要素。平整后的地块纷纷落入国内外大型开发商手中,2008年奥运会前后,SOHO中国旗下的三里屯SOHO、太古集团旗下的三里屯Village（后更名太古里）以及世茂集团旗下的世茂广场纷纷开业,占地面积分别为5.3万m2、5.4万m2和4万m2,三里屯的空间尺度和以居住为主的功能彻底被改变,形成了太古里、SOHO、世茂广场三足鼎立的商业空间。三里屯进入到“大商业”时代,称其为“大商业”不仅因为这些新的商业场所占地巨大,容纳的经营活动种类繁多,更重要的是这些商业活动的操盘者都是持有大型资本的国内外大公司,与改革开放初期以“个体户”为主的商业形式截然不同。不仅大型商业综合体中的店铺全部是连锁品牌,一些看似是单体店的夜店、酒吧、咖啡厅背后也有大公司入股并参与经营。大资本的流入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结构性要素,但是这个结构性要素是由不同的个体实践者来践行的,因此资本控制者的经营理念直接影响着三里屯地方性的演变。从建筑形式到经营手段,不同的投资者都在引导三里屯向自己期望的方向转变。在激烈的竞争中,目前三里屯太古里明显具有优势,俨然成为了酒吧街之后三里屯的新地标,并对三里屯地方性的改变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太古集团坚持持有全部物业,对什么品牌可以进驻太古里有严格的把控。太古集团的公关能力强大,从百度新闻的检索统计来看（2003-2015年）,从2008年正式开幕以后,太古里就成为新闻报道的焦点,除2009年以外（占49%）,占历年所有新闻报道的60%以上（图4）。无论是商业宣传还是公益活动都能看出太古集团对这个项目的明确定位——年轻、时尚、潮流和国际化。经过太古集团的努力,有关三里屯的新闻报道中商业活动和文化活动的占比明显增加,关于社会治安问题等负面形象的新闻明显减少（图5）,在开业后的7年间成功扭转了三里屯在媒体中的地方形象。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2003-2015年三里屯不同地点在新闻报道中的占比②
-->Fig. 4The proportion of news taking place in different locations in all reports on Sanlitun (200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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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全球化的资本流动需要个体实践者在地方进行实践一样,响应全球化的地方力量也有其具体的代理人,这两种结构性要素通过各自代理人的互动实践共同完成了对地方性的影响。一方面,全球化的资本流动在地方受到了种种的限制,这种限制并不一定是以激烈的反抗形式出现的。在三里屯的案例中,这种限制更多地体现为地方管理机构在最大化自身利益时与全球资本代理人之间的博弈。另一方面,地方响应的代表者并非一个统一的行动者,而是利益诉求各不相同的社会实践者,就如同全球化的代理人也不是秉持统一理念的行动者,而是充满竞争关系的利益群体。
首先,投资者的开发和经营必须符合地方管理者的规划意图。《北京市朝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有关三里屯的细则指出：“进一步提升朝阳公园、798、三里屯等国际时尚区域的知名度,放大时尚消费业对国际、国内文化要素的聚集效应,促进时尚文化产业发展,提高区域引导文化创新和时尚的能力。······打造青春、时尚与充满活力的区域形象”[53]。可以看出,太古里正是这个新规划完美的执行者,可能也正因为太古集团的经营实践配合了朝阳区政府完成了政治目标,才有机会成为朝阳音乐节等带有明显官方色彩的文化活动的承办人。其次,投资者也要和基层管理机构打交道。全球化投资者的入驻对三里屯街道办事处的部门利益有所伤害。一方面,三里屯的很多个体经济最早都是街道扶植起来的,有些至今还是街道办事处的产业,街道干部在这些小企业中有直接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个体经济与基层管理机构的互动更多,以“大商业”代替“小生意”对街道办事处的管理职权也有一定压缩。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街道办事处成为与投资者博弈的一种力量。街道办是投资者和经营者在日常事务中无法绕过的基层管理者,他们同样握有某种权利,因此具有同投资者互动的砝码。例如太古里最初的设计是对外封闭的,但是街道办事处认为这种设计会抢走酒吧街大量客人,因此在反复的会议沟通中都否决了这个提案。最终通过街道办的游说,太古集团修改了方案,预留了太古里与街区之间的动线,保障了街区个体经济与太古里共享客流。三里屯本地的大单位也是与投资者互动的重要的参与者。太古里分为南北两区,两个地块之间夹着一条被称为后街的小街道,街道两边各种小店铺林立,到晚上还会摆出麻辣烫等小吃摊,与太古里的整体氛围不甚协调。太古集团曾经希望收购这块地块,但是街道一侧为朝阳区副食品公司办公楼,另一侧为某单位宿舍楼,两单位不希望出售物业而是纷纷出租给了小商户。区域内的各单位是旧有的土地分配制度的践行者,并且依旧影响着今天三里屯的发展,虽然致使三里屯内部的土地规划缺乏统一性,但也为小店铺提供了生存空间,保持了业态的丰富性。
区政府从完成城市更新、配合产业升级中得到更多的政治利益,同时对于个体经济、占道经营引起的公共卫生、社会治安问题非常反感。相关的消防、公安、卫生、城建部门都力主关停、清除三里屯的小商小贩,以便减轻各自职权范围内的压力。但街道办事处的利益与这些小生意更为相关,因此在执行上级要求的同时,也竭力维护办事处旗下的自有产业。通过办事处对各界的呼吁,以及对酒吧街公关宣传上的支持,才使酒吧街在大规模拆迁中得以保留。三里屯的单位中,有一些行政级别较高,并不受到街道办事处的管理,因此时常与街道办发生摩擦,例如工体内部的酒吧发生过一些治安事件,但媒体往往指称发生地为三里屯,这就让街道干部觉得背了黑锅。这些单位甚至不在区政府的规划范围内,依旧对自己的地块保有绝对的控制权,利用现有土地最大化自身利益,但造成了区政府统一规划的目标难以推行,在访谈中对此颇有微词。
资本流动加剧以外,人口流动加剧是这一阶段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性调整。无论是三里屯的居住人口还是来到三里屯的消费人群都更加复杂化。新开发的商品住宅带来了大量新居民,其中不仅有非北京户籍人口也有大量外国籍居民。没有拆迁的老旧宿舍区中,很多居民出租或出售了自己的住房,收入相对有限的购房者或周边工作的租房者大量进入原来的宿舍区,以单位为基础的社群划分逐渐被以收入阶层为基础的划分所取代。单位管理制度瓦解,街居管理制度无法进入以“业委会—物业公司”为管理基础的新小区,新旧小区之间的居民互动有限,对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造成了障碍。大型商业瞄准的消费市场并非当地居民,居民特别是老旧宿舍区里的居民对新商业区的使用很少,但很多居民在访谈中表示对这种变化并不反感,因为他们觉得相较于以酒吧业为主体的时代,三里屯更加“高大上”（ 访谈内容：访谈对象为80后环境工程师,出生于三里屯总参二部宿舍大院,一直居住至今。）像一个“高尚社区”。（ 访谈内容：访谈对象为中年主妇,80年代嫁入三里屯东里外交部宿舍楼,一直居住至今。）年轻化的商业区和老龄化的居住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三里屯的消费者也不再以有酒吧消费习惯的外国人、外企工作者或对夜晚聊天场所有所需求的文化人为主。中外游客汇聚于此,形成了分层、分众的消费空间。同时各色消费者对场所的使用又强化了三里屯的地方特色。各大品牌店的购物者表现了三里屯的时尚感;街拍爱好者和希望被拍下来的、刻意装扮的游人强化了三里屯的潮流感;追捧各国美食的食客们标榜了三里屯的国际化氛围。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2003-2015年不同类型的新闻在三里屯新闻报道中的占比③
-->Fig. 5The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news in all reports on Sanlitun (20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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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6所示,加速开放、加速融入到全球化经济体系是这一阶段的结构性背景。土地的商品化由投资者的购地行为落实,住房的商品化由房屋所有者的买卖行为落实。其结果是在物理空间上推高了三里屯的天际线,扩大了建筑的空间尺度,在场所功能上扩大了商业场所的范围,加强了商业空间的整合。人口的杂化削弱了以单位为基础的社群分异,也使形成统一的三里屯人的认同感更为艰难。向国际社会展现一个新北京的政治诉求,导致了上层规划推动城市更新、调整产业结构的行动,而具体的实施者是持有大型资金的国内外投资者。但是在面对外来资金的流入过程中,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各单位与投资者之间形成了不同的互动关系和利益博弈。这种互动实践造成了各种互相妥协的结果,形成了三里屯更为丰富的业态形式和空间形态,对外造就了三里屯新的时尚、潮流而又融合的国际化形象。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2008年后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的互动对地方性的影响
-->Fig. 6The effects on placeness by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practices aft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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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从三里屯的案例来看,社会结构和个体的行动都不是推动地方演变的唯一要素。一个地方物理空间、场所功能和地方形象的改变是由社会结构与个体实践之间周而复始的转化过程,即结构化的过程,来推动的。任何结构性要素,不论是限制性的还是使动性的,都要通过行动者的社会实践来落实。由于不同行动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他们之间充满着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妥协的结果作用于“地方”之上,导致在同样的社会结构下,不同地方体现出不同的地方性。特殊的地方性又成为下一轮互动实践的地方性结构要素,规范着行动者的行为模式。因此,地方性虽然会有所改变,但改变是在一种延续性中形成的。本文对三里屯的分析分为两个时段,主要是因为这两个时期三里屯的地方感,特别是对外的地方形象有比较大的区别,但是推动这种改变的机制是一以贯之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是改革开放以后影响着三里屯的最为宏观的结构性要素,这一社会结构的转变体现在诸如对个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土地与住房的商品化、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的深化等各种细化的社会规则中。个体商户的经营实践、国企对既有资产的变向利用、居民对自有住房的买卖、租售行为等等都是这些社会结构得以落实的重要介质。而同时,旧有的社会制度、文化观念和既有利益关系并不会凭空消失,各单位独立于城市管理机构之外的经营和建设、居民对酒吧的排斥、街道办事处对酒吧街的维护等行为就是这些结构性要素的行为体现。这些行动者之间的复杂互动最终可能突破旧有的社会结构,也可能修正新的制度以适应当地的具体情况。这种妥协过程推动着三里屯的地方性不断改变。结构化理论从理论层面对“地方”研究做出了两方面的贡献：第一,结构化理论提供了一个社会实践的视角。这样的研究视角不再把个体行动者仅仅作为“地方”的感受者被讨论,而同时揭示了其作为行为主体在塑造地方性上的积极作用。结构化理论的第二个贡献在于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相转化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这一研究视角使研究者不得不关注到“地方”的延续性,而不能把“地方”单纯作为一个空间概念,为地方性做简单的时间上的切割。当我们对“地方”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和不稳定性保持敏感,也就不会对“谁有权力界定‘地方’身份”“‘地方’的内部与外部的界限如何划分”等问题做出武断的判断。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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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探讨地方性的形成机制对保护传统的地方性和发展新的地方性十分必要。本文选择北京和上海两个艺术类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分析人文主义机制和结构主义机制的相互作用。按照结构主义的分析思路,调查了艺术区与外界的社会关系;按照人文主义的分析思路,调查了艺术家、画廊经营人和消费者对地方性的认同程度。研究发现:(1)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机制共同促成艺术区以景观体现城市的地方性。(2)国外艺术品需求的结构机制虽促成了对中国题材作品的需求,但尚未形成对两个城市地方性题材作品的强大需求。(3)在外界结构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三类人群对城市地方性的深层情感认同比较少,因此他们在创作或营销艺术品时,缺少人文主义的内在机制。由此建议:两市的政府应组织一些活动,鼓励艺术家创作本城市题材的艺术作品,从而使该类题材作品逐渐具有市场竞争力,并能抵制经济全球化过程对地方文化的负面冲击。 . 探讨地方性的形成机制对保护传统的地方性和发展新的地方性十分必要。本文选择北京和上海两个艺术类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分析人文主义机制和结构主义机制的相互作用。按照结构主义的分析思路,调查了艺术区与外界的社会关系;按照人文主义的分析思路,调查了艺术家、画廊经营人和消费者对地方性的认同程度。研究发现:(1)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机制共同促成艺术区以景观体现城市的地方性。(2)国外艺术品需求的结构机制虽促成了对中国题材作品的需求,但尚未形成对两个城市地方性题材作品的强大需求。(3)在外界结构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三类人群对城市地方性的深层情感认同比较少,因此他们在创作或营销艺术品时,缺少人文主义的内在机制。由此建议:两市的政府应组织一些活动,鼓励艺术家创作本城市题材的艺术作品,从而使该类题材作品逐渐具有市场竞争力,并能抵制经济全球化过程对地方文化的负面冲击。 |
| [3] | . An academic directory and search eng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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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The global recession, Eurozone crisis and austerity programmes have had a huge impact upon the European economy and present even greater future threats. They have sharpened debates about policies for recovery and the role that different territories can play in this. In this context in particular they have encouraged a debate about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capital and non-capital cities and whether countries perform better if they concentrate their investment in their capitals or spread investment across a wider set of cities. Drawing on the findings of a recently completed study of European second-tier cities and a review of the academic and policy literature on loc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aper argues the case for a place-based' approach to support second-tier cities across Europe. The key policy messages of this approach for policy-makers at national and European levels are highligh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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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 Since the 1990s, interest in place (as opposed to space) has surged across a spectrum of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including planning. But the empirical focus has been chiefly on cities along the Atlantic Rim even as vast new areas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were undergoing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This essay outlines a planning perspective to global place-making in the face of fierce inter-city competition for footloose capital. The question of how a place can be defined, and what criteria might serve to delineate a place occupies the first part of this essay. The definition proposed encompasses both a physical/built environment at the neighborhood scale and the subjective feelings its inhabitants harbor towards each other as an emplaced community. Specific criteria are discussed, with brief illustrations from Taiwan and China. But the art of place-making has not informed planners of the swaths of the urban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global regions of Asia and elsewhere. Their principal preoccupation has been with the branding of cities and the advanced infrastructure required by global capital. In the process, millions of ordinary folks have been displaced and their neighborhoods erased, as speed, movement, and power have been valued more than the fragile social infrastructure of place-based communities. The essay concludes with an argument that place-making is everyone's job, local residents as well as official planners, and that old places can be aken back neighborhood by neighborhood, through collaborative people-centered planning. Examples from Japan, China, and Canada are used to illustrate these propositions. |
| [9] | . Many urban centers across North America represent landscapes of neglect and narratives of tragedy. The effects of suburbanization and sprawl have led to the decay and abandonment of existing, older inner cities and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demise of many city centers. The process of urban revitalization recognizes that multiple strategies can be employed to reverse the effects of urban decay 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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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 地方性作为地方群体的主观创作，其结构随认同群体的差异而发生变化。为了初步探索地方性认同的组成结构，选择拉萨八廓街为案例地，从游客视角出发，通过理论建构和实证检验的研究思路，对拉萨八廓街的地方性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性游客认同探索性理论模型包括识觉空间、生活空间和主体空间3个主范畴以及自然独特性、人文独特性、自我效能、环境可管理性、一致性、依恋和自我尊重等7个副范畴；研究所开发的地方性游客认同量表包含7个维度共计23个问项，量表整体结构良好，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鉴别度；游客对拉萨八廓街地方性认同整体持积极态度，其中，识觉空间平均分最高，生活空间次之，而以主体空间得分最低；依据5种不同的理论结构设计成的5种竞争模型，经过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模型选择，并通过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对所选模型加以验证，认为模型5是地方性游客认同的最佳模型，同时证明了探索性模型建构的正确性。此外，文章还对拉萨八廓街地方性的游客认同这一概念使用的理论渊源及其与重点相关概念的关系，以及概念模型建构的深化进行了讨论。 . 地方性作为地方群体的主观创作，其结构随认同群体的差异而发生变化。为了初步探索地方性认同的组成结构，选择拉萨八廓街为案例地，从游客视角出发，通过理论建构和实证检验的研究思路，对拉萨八廓街的地方性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性游客认同探索性理论模型包括识觉空间、生活空间和主体空间3个主范畴以及自然独特性、人文独特性、自我效能、环境可管理性、一致性、依恋和自我尊重等7个副范畴；研究所开发的地方性游客认同量表包含7个维度共计23个问项，量表整体结构良好，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鉴别度；游客对拉萨八廓街地方性认同整体持积极态度，其中，识觉空间平均分最高，生活空间次之，而以主体空间得分最低；依据5种不同的理论结构设计成的5种竞争模型，经过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模型选择，并通过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对所选模型加以验证，认为模型5是地方性游客认同的最佳模型，同时证明了探索性模型建构的正确性。此外，文章还对拉萨八廓街地方性的游客认同这一概念使用的理论渊源及其与重点相关概念的关系，以及概念模型建构的深化进行了讨论。 |
| [19] | . 地方感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旅游是人们感知和认识环境的重要途 径和方式,旅游者地方感是旅游者与旅游地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构建旅游者地方感模型,以九寨沟为案例研究发现,①九寨沟旅游者的地方感在自然风景维 度、社会人文维度、旅游功能维度和情感依恋维度等四个维度上存在一定差异：②九寨沟的自然风景与环境得到了旅游者较高的感知评价和普遍认同,是旅游者对九 寨沟产生情感依恋的主要因素：③旅游者对九寨沟的社会人文环境的感知评价相对较低,并影响到对九寨沟旅游环境与功能的感知评价;④旅游者赋予九寨沟更多的 是自然观光的意义和审美价值,九寨沟蕴涵的民俗文化体验的意义和历史价值并未能被旅游者所充分感知和认识,“藏族村寨”的地方特质没有得到旅游者的足够认 同：⑤不同类型旅游者之间的感知评价差异集中在九寨沟的藏族风情、地方文化、旅游服务、游览秩序和旅游氛围等方面.旅游者地方感研究为自然资源和旅游地规 划与管理提供了依据,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和借鉴意义. . 地方感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旅游是人们感知和认识环境的重要途 径和方式,旅游者地方感是旅游者与旅游地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构建旅游者地方感模型,以九寨沟为案例研究发现,①九寨沟旅游者的地方感在自然风景维 度、社会人文维度、旅游功能维度和情感依恋维度等四个维度上存在一定差异：②九寨沟的自然风景与环境得到了旅游者较高的感知评价和普遍认同,是旅游者对九 寨沟产生情感依恋的主要因素：③旅游者对九寨沟的社会人文环境的感知评价相对较低,并影响到对九寨沟旅游环境与功能的感知评价;④旅游者赋予九寨沟更多的 是自然观光的意义和审美价值,九寨沟蕴涵的民俗文化体验的意义和历史价值并未能被旅游者所充分感知和认识,“藏族村寨”的地方特质没有得到旅游者的足够认 同：⑤不同类型旅游者之间的感知评价差异集中在九寨沟的藏族风情、地方文化、旅游服务、游览秩序和旅游氛围等方面.旅游者地方感研究为自然资源和旅游地规 划与管理提供了依据,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和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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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 本文通过选取受城市化影响程度不同的三个乡村社区,调查居民日常行为空间的变化过程以及对地方感的影响,发现地方感的差异不仅与空间重构导致的居民社区依附程度差异有关,同时还与社区"公共领域"有关。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化地方感的措施,以更好地发挥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促进乡村建设。 . 本文通过选取受城市化影响程度不同的三个乡村社区,调查居民日常行为空间的变化过程以及对地方感的影响,发现地方感的差异不仅与空间重构导致的居民社区依附程度差异有关,同时还与社区"公共领域"有关。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化地方感的措施,以更好地发挥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促进乡村建设。 |
| [22] | . 身份认同是文化和社会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指个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逐步确定自己在这一社会文化秩序中的个体角色，从而形成完整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义。而地方认同则是对某个地方作为社会角色自我感知的一部分的认知，通过地方的意义来形成对个人或社会群体文化与身份的认同。以地方与身份认同作为主要的研究维度，将广州独特的“艺术村”小洲村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城市空间演变背景下，本地村民与艺术家这两类具有不同文化倾向的社会群体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探索艺术家与村民之间在认同上的冲突、断裂与融合。研究剖析了小洲村艺术家及原村民在社区演变的过程中文化身份认同和地方认同形成与变迁的情况，并分析其认同构建的原因和特征。研究的结果显示，小洲村的本地村民与艺术家的地方认同感在本质上看还处在一个消极的割裂与断层的状态，两个社会群体对于地方意义的感知与认同还需要未来进一步的互动与融合。 . 身份认同是文化和社会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指个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逐步确定自己在这一社会文化秩序中的个体角色，从而形成完整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义。而地方认同则是对某个地方作为社会角色自我感知的一部分的认知，通过地方的意义来形成对个人或社会群体文化与身份的认同。以地方与身份认同作为主要的研究维度，将广州独特的“艺术村”小洲村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城市空间演变背景下，本地村民与艺术家这两类具有不同文化倾向的社会群体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探索艺术家与村民之间在认同上的冲突、断裂与融合。研究剖析了小洲村艺术家及原村民在社区演变的过程中文化身份认同和地方认同形成与变迁的情况，并分析其认同构建的原因和特征。研究的结果显示，小洲村的本地村民与艺术家的地方认同感在本质上看还处在一个消极的割裂与断层的状态，两个社会群体对于地方意义的感知与认同还需要未来进一步的互动与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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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 现代性体验是后改革时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一个重要维度.现代性 以工具理性与社会进步作为终极价值取向,强调以理性的方式规划和管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期实现持续的增长、稳定的发展以及财富积累.然而,现代化过程 在赋予人类更大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束缚与压抑.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逃离现代性的束缚,在那些似乎存在于现代性过程之外的、“落后”的地 方重新寻找原真性的生存体验.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本文以长期留居在西藏拉萨的汉族“藏漂”群体为对象,探讨在中国后改革时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会成员如 何实现对现代性的“逃离”.“藏漂”群体的身份认同,其本质是对西藏的地方性的建构.这一过程包含两个维度,即对西藏的地方性的想象与表征,以及在日常生 活的层面对想象的地方性的践行与体验.一方面,“藏漂”通过一系列的表征与话语,将西藏想象为一个与内地在社会文化秩序上截然不同的地方.另一方面,日常 生活中的社会与空间实践,体现了“藏漂”群体对想象的地方性的践行与展演,对文化身份同样起到重要的正反馈作用.研究认为:“藏漂”对现代性的体验,反映 了现代社会内在的矛盾,而“藏漂”对地方性的建构与体验,对理解“他者”与“我者”之间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 现代性体验是后改革时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一个重要维度.现代性 以工具理性与社会进步作为终极价值取向,强调以理性的方式规划和管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期实现持续的增长、稳定的发展以及财富积累.然而,现代化过程 在赋予人类更大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束缚与压抑.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逃离现代性的束缚,在那些似乎存在于现代性过程之外的、“落后”的地 方重新寻找原真性的生存体验.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本文以长期留居在西藏拉萨的汉族“藏漂”群体为对象,探讨在中国后改革时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会成员如 何实现对现代性的“逃离”.“藏漂”群体的身份认同,其本质是对西藏的地方性的建构.这一过程包含两个维度,即对西藏的地方性的想象与表征,以及在日常生 活的层面对想象的地方性的践行与体验.一方面,“藏漂”通过一系列的表征与话语,将西藏想象为一个与内地在社会文化秩序上截然不同的地方.另一方面,日常 生活中的社会与空间实践,体现了“藏漂”群体对想象的地方性的践行与展演,对文化身份同样起到重要的正反馈作用.研究认为:“藏漂”对现代性的体验,反映 了现代社会内在的矛盾,而“藏漂”对地方性的建构与体验,对理解“他者”与“我者”之间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
| [25] | . This article compares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aiwan and China through their respective place-making processes. It investigates how cultural polices objectify tradition and popularize cultural landscape in local plac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dentity politics. Contrary to what would be commonly expect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dopted a minimalist approach while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was much more hands-on. The sociopolitical histories of the two governments and their objectives are examined to understand this difference. In addition, the reactions of the locals to cultural policies in the two places are also contrasted. Finally,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cult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Taiwan are examined. In particular, it was found that communal relations have deteriorated in China but strengthened in Taiwan as a result. |
| [26] | . Shanghai, the largest socialist industrial city in China, is now experiencing dramatic restructuring under global and local forc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preliminary account of remaking this city into a world city. The case study suggests the tremendous and pervasive impact of globalisation on the c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although it is still not comparable with a truly global city. The growth of inward investment, particularly its penetration into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has exerted direct impacts on the urban structure. It is argued that, however, that this global influence can only be realised through the coincidence of indigenous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system. Specifically, the willingnes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give more autonomy to local governments, the new policy to set up a window for China's open policy, the incentive for making money from selling the space, the injection of public money into infrastructure and fierce promo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ll contributed to the process of urban restructuring. The effect of combined global and local changes has led to an extremely optimistic growth atmosphere and a building boom since the mid 1990s. Shanghai highlights the local as well as the global dimensions of urban change in the post-socialist economies. |
| [27] | . 地方身份通过内外部政治经济力量交互作用,成为当地社会关系的历史纹理,是利益相关者意识形态的反映。以周庄为案例地,借助创造性破坏模型深入分析古镇地方身份转化。研究发现:周庄满足该模型的3个主要变量。与西方企业家主导模式不同,中国政府对旅游的推动作用是强大的,不仅履行决策制定者和投资者的职能,而且为象征资本的创造、社会资本的延伸和文化资本的维护做出贡献;伴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和动机的多样化,商业化景观迅速蔓延,不断冲击古镇遗产景观身份;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经历了积极—消极—积极的回归过程。从文化霸权与表征、游客凝视、人口置换与社会身份复杂性等角度对周庄古镇地方身份转化进行理论解释,认为地方身份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谈判"和妥协的产物,表征主流意识形态;为适应游客凝视,利益相关者以东拼西凑的形式改造古镇地方身份;人口置换的结果增加了"新周庄人"社会身份的复杂性,由此带来社会关系破碎、社会认同下降、地方感丧失等问题,导致周庄地方身份转化。 . 地方身份通过内外部政治经济力量交互作用,成为当地社会关系的历史纹理,是利益相关者意识形态的反映。以周庄为案例地,借助创造性破坏模型深入分析古镇地方身份转化。研究发现:周庄满足该模型的3个主要变量。与西方企业家主导模式不同,中国政府对旅游的推动作用是强大的,不仅履行决策制定者和投资者的职能,而且为象征资本的创造、社会资本的延伸和文化资本的维护做出贡献;伴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和动机的多样化,商业化景观迅速蔓延,不断冲击古镇遗产景观身份;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经历了积极—消极—积极的回归过程。从文化霸权与表征、游客凝视、人口置换与社会身份复杂性等角度对周庄古镇地方身份转化进行理论解释,认为地方身份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谈判"和妥协的产物,表征主流意识形态;为适应游客凝视,利益相关者以东拼西凑的形式改造古镇地方身份;人口置换的结果增加了"新周庄人"社会身份的复杂性,由此带来社会关系破碎、社会认同下降、地方感丧失等问题,导致周庄地方身份转化。 |
| [28] | . 随着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如何重塑人地关系日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选题,西方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即开启了消费实践与地理学的全面联结.这种学术观照自然而然地延展到消费关系中折射出来的地理想象、地方认同和空间生产等主题之中.作为城市化衍生的生活方式,健身消费成为身体地理、空间想象和地方建构等研究交汇的重要议题.研究援引建构取向的地方理论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行动者对“健身”的转译过程,指出行动者的消费关系社会性地建构了一个地理想象的“健康天堂”,健身的消费想象,与话语权力的凝视和影响是高度相关的.地理空间生产一种功能性消费关系和节点型人地关系,后者将本土消费关系想象式地嵌入到全球消费文化脉络之中,将人地关系从本土联结和延伸到全球.通过身体实践的方式,行动者网络下的健身消费关系将微区位建构为多层次的地方.地方是一个现实与虚拟、本土与全球交互的关键节点,一种多向度的节点型人地关系可以在地理微区位中得到体现. . 随着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如何重塑人地关系日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选题,西方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即开启了消费实践与地理学的全面联结.这种学术观照自然而然地延展到消费关系中折射出来的地理想象、地方认同和空间生产等主题之中.作为城市化衍生的生活方式,健身消费成为身体地理、空间想象和地方建构等研究交汇的重要议题.研究援引建构取向的地方理论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行动者对“健身”的转译过程,指出行动者的消费关系社会性地建构了一个地理想象的“健康天堂”,健身的消费想象,与话语权力的凝视和影响是高度相关的.地理空间生产一种功能性消费关系和节点型人地关系,后者将本土消费关系想象式地嵌入到全球消费文化脉络之中,将人地关系从本土联结和延伸到全球.通过身体实践的方式,行动者网络下的健身消费关系将微区位建构为多层次的地方.地方是一个现实与虚拟、本土与全球交互的关键节点,一种多向度的节点型人地关系可以在地理微区位中得到体现. |
| [29] | . 城市历史街区是城市特色的集中展示地,是城市记忆保存最完整、最丰富的地区。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的影响下,我国城市历史街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大量的城市历史街区要么被拆除,消失在"旧城改造"的运动中;要么被当成城市竞争的文化资本而被重建,成为仿古新城。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和开发涉及的问题面广而复杂,对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需要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来观察和思考,其复兴方式也需要从地方出发、多角度地去寻求。对城市历史街区的研究,需要回归到其作为一个生活空间(地方)的本质基础上,需从地方认同的视角强调城市和街区发展的独特性、地方性,重新建构有利于传承地方文化和强化城市归属感的历史街区,研究重点也应从基于全球的经济行为转向基于地方的社会文化行为。 . 城市历史街区是城市特色的集中展示地,是城市记忆保存最完整、最丰富的地区。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的影响下,我国城市历史街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大量的城市历史街区要么被拆除,消失在"旧城改造"的运动中;要么被当成城市竞争的文化资本而被重建,成为仿古新城。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和开发涉及的问题面广而复杂,对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需要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来观察和思考,其复兴方式也需要从地方出发、多角度地去寻求。对城市历史街区的研究,需要回归到其作为一个生活空间(地方)的本质基础上,需从地方认同的视角强调城市和街区发展的独特性、地方性,重新建构有利于传承地方文化和强化城市归属感的历史街区,研究重点也应从基于全球的经济行为转向基于地方的社会文化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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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 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伴随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霸主地位的衰落及随之面临的挑战，社会学的正统共识逐渐丧失，西方社会理论陷入方法论的二元纷争中。面对西方社会结构与行动的根本对峙，吉登斯在对经典社会学著作深度批判与总结之后，提出了社会理论的“第三条道路”——结构化理论。 . 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伴随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霸主地位的衰落及随之面临的挑战，社会学的正统共识逐渐丧失，西方社会理论陷入方法论的二元纷争中。面对西方社会结构与行动的根本对峙，吉登斯在对经典社会学著作深度批判与总结之后，提出了社会理论的“第三条道路”——结构化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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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 社会结构性因素塑造大学生的就业行为。社会收益的结构性分割,教育体制中教育理念、专业设置和教育内容等结构性因素造成大学生就业行为的城市、行业和地区指向性。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是劳动力市场需求与大学生就业行为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的结果。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必须从影响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因素入手。 . 社会结构性因素塑造大学生的就业行为。社会收益的结构性分割,教育体制中教育理念、专业设置和教育内容等结构性因素造成大学生就业行为的城市、行业和地区指向性。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是劳动力市场需求与大学生就业行为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的结果。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必须从影响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因素入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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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 农民工社会角色包含地域角色、职业角色、身份角色与制度角色,农民工社会角色转型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文章以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为分析工具,对我国农民工社会角色转型问题展开研究,认为农民工社会角色转型是一个主体选择与结构整合的二重化过程,既受宏观结构性因素制约,也是一个主体自觉的合理化选择与反思性调节,是一个主体与结构二重互构的结果. . 农民工社会角色包含地域角色、职业角色、身份角色与制度角色,农民工社会角色转型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文章以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为分析工具,对我国农民工社会角色转型问题展开研究,认为农民工社会角色转型是一个主体选择与结构整合的二重化过程,既受宏观结构性因素制约,也是一个主体自觉的合理化选择与反思性调节,是一个主体与结构二重互构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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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 .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a different type of place-centered or regional geography. The framework rests upon an integration of time-geography and the emerging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It also builds upon a conceptualization of place as a constantly becoming human product as well as a set of features visible upon the landscape. Place is seen as a process whereby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forms, the formation of biograph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ceaselessly become one another at the same time that time-space specific activities and power relations continuously become one another. It is further contended that the ways in which these phenomena are interwoven in the becoming of place or region are not subject to universal laws but vary with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Three empirical foci that suggest themselves from the framework are briefly discus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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