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晓斌, 杜心栋, 孙伟, 周寅康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The coordination of farmland consolidation implementation in China by comprehensive measure of "intensity, potential and difficulty"
XIANGXiaomin, JINXiaobin, DUXindong, SUNWei, ZHOUYinkang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5-07-15
修回日期:2015-11-26
网络出版日期:2016-02-20
版权声明:2016《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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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现代意义的土地整治自1997年发展至今,其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逐步由初期以补充耕地为重点实现耕地“占补平衡”,转向土地综合整治,并成为保发展、守红线、促转变、惠民生的战略抓手和重要平台[1,2]。现阶段,土地整治的主体仍是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为重点的农用地整治,其对提高耕地质量、保障粮食安全等具有重要意义[3,4]。2006-2012年是中国土地整治步入转型发展的重要阶段,就农用地整治而言,期间共验收土地整治项目2.65万余个,总投资近千亿元[5,6]。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以项目为载体、以县（区）为实施主体开展的农用地整治,在实践过程中也面临一些实际问题。突出表现为：在整治目标上过分强调新增耕地数量、忽视农用地提质与产能提升[7];在项目安排上存在“平均主义”和“短期效益”,致使整治资金与整治任务存在错位;在实施过程中,注重计划安排和指标下达,缺乏对整治要素实施状态的有效评价[8]。农用地整治是一项采取工程技术措施对土地利用的结构、方式、强度等进行改造的实践活动,受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等因素驱动,农用地整治实施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存在较大差异[9],而建设规模、耕地质量和投资强度作为土地整治实施管理的核心要素,直接关系到整治的最终效果。从宏观规划角度,可以通过对“建设规模—耕地质量—投资强度”的综合分析,研判现阶段农用地整治实施的协调状况。加快良田建设、促进农业转型是当前土地整治服务国家战略所面临的全局性问题。《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均要求继续扩大规模推进农用地整治,以土地整治重大工程为抓手,通过“十二五”、“十三五”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建成8亿亩生产能力稳定、质量优良、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良田”,为粮食稳产增产奠定基础。针对新时期面临的重大任务,综合分析前期农用地整治的实施协调性及其空间格局,识别关键整治要素的匹配特征和薄弱之处,这对及时把握中国土地整治的发展态势,合理引导投资、有效安排整治任务和项目布局等均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由于整治内涵和管理方式的差异,国外土地整治研究多以政策制度、规划方法及技术装备的探索和研发为主[4,10],研究对象聚焦于地块或项目区[11],研究内容偏重于田块规整[12]、公众参与[13]、生态保护和景观建设[14,15]等方面,鲜有研究对大区域土地整治的实施状态进行综合判定。随着中国农用地整治进入以产能提升为重点的发展阶段[16],突出区域特色和重视务实高效成为相关理论和实践所关注的重点。当前,国内****对土地整治的研究主要侧重在市县、项目区等中小尺度开展土地整治潜力分析[17]、整治分区和管理模式探讨[18,19]、整治效益评价[20,21]等。全国层面的宏观研究偏少,且集中于对个别实施要素的单一分析,例如,胡叶翠等[22,23]基于区域土地整治的任务,分析了中国土地整治资金的投资效益及其空间分异;杨绪红等[24-27]分别从整治规模、项目投资或新增耕地等角度,探讨了中国近期土地整治的项目安排及其时空特征。综观国内外实践发展与已有研究,立足全国规划目标,以农用地整治的“建设规模—耕地质量—投资强度”三维实施要素的匹配及协调性为评判视角,综合测度现阶段我国农用地整治实施状态的研究尚未提出。为此,本文依托土地整治实施、耕地资源状况和土地整治规划等基础数据,借助力学平衡模型,构建基于整治“强度—潜力—难度”3项指标综合测度的土地整治实施协调性判别方法,并结合地理空间统计分析,对2006-2012年中国农用地整治实施的协调状况进行综合评判。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2012年中国行政区划下的县级行政单位作为研究单元,剔除研究期内无农用地整治验收项目的区域,共包含研究单元1860个。所采用的基础数据包括农用地整治实施数据、耕地资源数据和土地整治规划数据。（1）农用地整治实施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土资源部“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项目库,以2012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为基本单元（不含台湾、香港和澳门）,汇总了2006-2012年的农用地整治验收项目数据。其中,黑龙江农垦局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项目数据依次划分至各辖区。经统计,研究期内共有1860个研究单元,开展了农用地整治项目并获验收。
（2）耕地资源数据。耕地空间分布数据采用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提供的2005年全国土地利用现状数据（1
（3）土地整治规划数据。研究期涉及《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和《全国土地开发整理规划（2001-2010年）》两轮规划,通过ArcGIS矢量化提取农用地整治的重点区域、重大工程以及基本农田示范县等关键要素。
2.2 研究方法
2.2.1 实施协调性测算 （1）协调性测度指标为全面分析农用地整治实施的协调状态,本文采用整治强度、整治潜力和整治难度等3项土地整治实施的核心指标,借此全面分析农用地整治实施的协调状态[6],各指标的具体释义如表1所示。
Tab. 1
表1
表1中国农用地整治实施协调性测度指标及其含义
Tab. 1Implementation coordination index and its implication of farmland consolidation in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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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调性评判模型
农用地整治的实施协调性,即一定区域内各项评价要素之间的均衡状态。已有研究表明,较之传统的耦合协调度模型[29,30],力学平衡模型在获取综合评价结果的同时,能更为客观地反映出多个不同方向力量作用下的评价对象的状态和结果,动态识别出整治要素间的协调程度及匹配问题,便于针对性地制定调控措施[31-33]。本文通过整治强度、整治潜力和整治难度等3项指标,构建基于力学平衡模型的土地整治实施协调性判别方法。
假设其他条件均质,将“整治强度—整治潜力—整治难度”之间的关系抽象为迪卡尔坐标系中三个方向的作用力,若3个作用力均达到预期目标,则合力为0,即F合位于均衡点（图1中O点）,表明相关整治要素实现了均衡,实施处于协调状态;反之,若一方或几方未达到或超越了既定的目标,作用力使得F合偏离均衡点,此时农用地整治实施处于失衡状态,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OA、OB和OC分别代表整治强度、整治潜力及整治难度的正向实施率,当各要素均衡协调发展时,合力为0,对应的OA、OB和OC之间的夹角弧度为
式中：OA为整治强度实施率;X1i为i研究单元的整治强度;X1s为整治强度标准值;OB为整治潜力实施率;X2i为i研究单元的整治潜力,X2s为整治潜力标准值;OC为整治难度实施率;X3i为i研究单元的整治难度;X3s为整治难度标准值。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实施协调性概念模型
-->Fig. 1Conceptual model of implementation coordination
-->
根据向量运算规则,极坐标（F合,θ）按如下公式求取：
式中：
分别沿OA、OB和OC反方向做延长线OA'、OB'和OC',依此作为整治强度、潜力和难度的逆向发展矢量方向,并据此将结果空间划分为6个象限（图2）,根据“整治强度—整治潜力—整治难度”3要素间矢量正负关系的相互组合,形成各象限矢量动力状态特征（表2）。每个象限由一个正向矢量和一个负向矢量来定义各研究单元所处的空间位置关系,通过结果所在象限及其与矢量方向的亲疏,可判别各研究单元整治要素间的协调程度及匹配问题。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实施协调性偏度象限
-->Fig. 2The quadrant of coordination skewness
-->
Tab. 2
表2
表2农用地整治实施协调性偏离动力状态及其特征
Tab. 2Dynamic deviation stat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of implementation coordination
| 象限 | 角度范围 | 矢量动力状态特征 | 特征状态描述 | ||
|---|---|---|---|---|---|
| 整治强度 | 整治潜力 | 整治难度 | |||
| Ⅰ | [11π/6, 0） [0, π/6） | — | - | + | 难度正向,潜力逆向象限。其中整治难度高于既定目标,为正矢量,而整治潜力低于既定目标,呈逆向发展;整治强度无论是否符合既定目标均可能在该象限中 |
| Ⅱ | [π/6, π/2） | + | - | — | 强度正向,潜力逆向象限。其中整治强度符合既定目标,为正矢量,而整治潜力低于既定目标,呈逆向发展;整治难度无论是否符合既定目标均可能出现在该象限中 |
| Ⅲ | [π/2, 5π/6） | + | — | - | 强度正向,难度逆向象限。其中整治强度符合既定目标,为正矢量,而整治难度呈逆向发展;整治潜力无论是否符合既定目标均可能出现在该象限中 |
| Ⅳ | [5π/6, 7π/6） | — | + | - | 潜力正向,难度逆向象限。其中整治潜力符合既定目标,为正矢量,而整治难度呈逆向发展;整治强度无论是否符合既定目标均可能出现在该象限中 |
| Ⅴ | [7π/6, 3π/2） | - | + | — | 潜力正向,强度逆向象限。其中整治潜力符合既定目标,为正矢量,而整治强度呈逆向发展;整治难度无论是否符合既定目标均可能出现在该象限中 |
| Ⅵ | [3π/2, 11π/6） | - | — | + | 难度正向,强度逆向象限。其中整治难度高于既定目标,为正矢量,而整治强度呈逆向发展;整治潜力无论是否符合既定目标均可能出现在该象限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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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空间统计分析 农用地整治协调性是区域性变量,表现为一定时间段内的空间格局特征。本文采用Local Moran's I指数和Getis-ord Gi*指数识别农用地整治协调性的空间分布特征。
局部空间自相关（Local Moran's I）为全局自相关（Global Moran's I）的分解形式,其能测度研究单元与其邻近研究单元属性值之间的差异程度及差异的显著性。对于研究单元i,其局部Moran's I的计算公式为[9]：
式中：n为研究单元个数;Zi和Zj分别是研究单元i和研究单元j的观测值;
热点分析Getis-ord Gi*通过测定县域农用地整治协调性的热点区（高值簇）和冷点区（低值簇）,可进一步揭示协调性的空间分布特征,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n为研究单元个数,Zi为研究单元i的观测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i和j空间相邻为1,不相邻为0）。若Gi*(d)值显著为正,表明研究单元i地区周围的值相对较高,属于热点区（高值簇）,协调性较差;反之则为冷点区（低值簇）,协调性较好。
3 结果分析
3.1 单要素实施状态分析
确定各整治要素的最优实施状态是本文的关键技术问题之一。由于目前土地管理政策和相关学术研究均未明确相应的适宜标准,本文从“突出重点,差别整治”的土地整治基本原则出发[34],结合土地整治项目数据的统计特征,为保证各量级间的可比性和区分度,发挥目标值的引导作用,分别以研究期内全国土地整治项目中X1、X2、X3的平均值1.48、0.54、2.24作为各测度指标的目标值（即X1s、X2s和X3s）。按式（1）~式（3）依此计算OA、OB和OC,得到农用地整治协调性指标测度图（图3）。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农用地整治协调性指标测度
-->Fig. 3Coordination index measurement of farmland consolidation
-->
（1）整治强度实施率（OA）。如图3a所示,研究期内,整治强度高于均值的区域（OA≥0）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洞庭湖平原、黄淮平原、长江三角洲等地区,包括山东丘陵、成都平原、闽西丘陵等地的520个研究单元;而内蒙古东北部高原、秦巴山地和云贵高原等地的943个研究单元的整治强度实施率偏低（OA<-0.5）,其中以淮北平原、关中平原等传统农区最为显著。
（2）整治潜力实施率（OB）。如图3b所示,研究期内,整治潜力的高值区（OB≥0）集中位于中国中西部的半湿润半干旱地区,共包含924个研究单元,以青甘农牧区、陕北黄土台塬区和内蒙古及长城沿线的农牧区为主要分布地区;而中国东部传统农区的整治潜力实施率普遍偏低（OB<-0.5）,涉及东北农区的松嫩平原、长江中下游农区的江汉平原等地的264个研究单位。
（3）整治难度实施率（OC）。如图3c所示,研究期内,高整治难度区（OC≥0）主要分布在湘鄂西山区、甘南高原、川西山地等地形较为复杂的地区或京津沪、浙闽粤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共包含435个研究单元;而在全国范围内,以东北平原、长江下游滨海沿江平原和疆北盆地等地区的548个研究单元的整治难度最低（OC<-0.5)。
3.2 实施协调性分析
根据式（4）~式（6）求得各研究单元的极坐标（F合,θ）,在ArcGIS中以F合作为分类字段（Class Field）,形成农用地整治实施协调度空间分异图,如图4a所示;按表2对偏离方向θ进行特征象限划分,得到农用地整治实施偏度分布图,如图4b所示。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2006-2012年中国农用地整治实施协调性
-->Fig. 4Implementation coordination of farmland consolidation in China during 2006-2012
-->
3.2.1 实施协调度特征 按几何间隔分类法（Geometrical Interval）将实施协调度F合值由小到大分为4类,依次表示协调状态（0≤F合<0.5）、磨合状态（0.5≤F合<0.9）、拮抗状态（0.9≤F合<1.4）及失调状态（1.4≤F合<108.6）。据计算,F合的平均值为1.33,各实施类在数量占比上无明显差别,可见研究期间中国农用地整治实施总体上处于拮抗状态,整治重点尚不突出,成效不够显著,有待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如图4a所示,在协调度的空间格局上：
（1）处于协调状态的研究单元共有412个,占全部研究单元的22.15%,以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区为主要分布区域,具体包括松嫩平原、豫北平原、江汉平原和鄱阳湖平原等地区,该类实施协调度最高,整治强度、潜力和难度均衡发展、相互促进,整治资源的综合匹配成效最佳。
（2）处于磨合状态的研究单元共有546个,占全部研究单元的29.35%,在空间上多散布于协调型的周围,分布广泛且无明显集聚,以三江平原、河套平原、成都平原、天山南北疆山麓绿洲区以及黔桂东南部的高原丘陵区为主,该类在整治要素的综合配置上虽逊于协调型,但在实施中能通过要素间的调整与改善,实现积极的资源投入成效。
（3）处于拮抗状态的研究单元共有486个,占全部研究单元的26.13%,多分布于省际交界地带或各省的地形复杂区域,包括内蒙古中部高原、陇中黄土丘壑区、渝中南丘陵山地区、湘鄂西山区、陕南秦巴山地和黔西山区等地区。较之磨合型,该类要素间的实施协调度偏差,整治强度、难度和潜力某一方的发展过度或欠缺,导致要素作用互相抵制影响实施成效,若不及时进行资源的有效调配,将逐渐过渡至失调状态。
（4）处于失调状态的研究单元共有416个,占全部研究单元的22.37%,集中分布于中国的西北部地区,主要包括内蒙古西北部高原、陇南山地、川西北山区和陕北黄土高原区等地,此外中国东北部的大、小兴安岭地区以及东南部的浙江、广东等地的大多县区也属此类。在实施特征上表现为资源要素未得到有效匹配,整治强度、潜力和难度无法均衡发展且相互桎梏,综合成效低下,是当前中国农用地整治转型发展中的问题区域和亟待调整的实施类。
3.2.2 实施偏度特征 如图4b所示,实施偏度θ在I~VI 象限中均有分布,各象限的研究单元占比分别为4.30%、9.95%、19.57%、15.38%、32.04% 和18.76%,总体上以过渡型象限（II、V）居多,其次为协调型象限（III、IV）,而失调型象限（I、VI）最少,一定程度上说明研究期内中国农用地整治的协调发展仍处于转型过渡阶段,资源要素的配置有待进一步优化。其中：
（1）过渡型象限的实施要素偏向源于区域农用地整治的强度和潜力间的不协调,即相对于实施目标而言,II象限单元的整治强度过高,而相匹配的整治潜力偏低,V象限单元要素的协同特征则相反。前者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传统农区,包括吉林松嫩平原、苏北平原、洞庭湖平原、成都平原腹地以及宁夏平原;而后者广泛分布于中国中西部的高原山地区,包括内蒙古东北部高原、陇中陕北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和湘鄂西山区等地,此外在汾河谷地、江淮丘陵以及南北疆山麓绿洲区也有一定分布。
（2）协调型象限的要素协同特征表现为整治难度偏低的同时,整治强度或潜力实现了既定目标,要素实施无明显偏差。该象限单元主要分布在中国东部各省的低山丘陵区或西北部的高原、盆谷地带,以浙闽丘陵、山东丘陵以及内蒙古西北部高原、河西走廊和四川盆地等地区为代表。
（3）失调型象限的实施要素偏差较大,集中反映为整治难度偏高的同时,相应的整治强度或潜力却低于既定目标,制约农用地整治的协调发展。处于I象限的研究单元多为传统农区的省会腹地或经济发达区,如东北平原的哈尔滨、华北平原的郑州、江汉平原的武汉以及长三角地区的沪宁杭三市,其实施特征表现为整治难度偏高而潜力偏低;而VI象限的整治强度则偏低,这类单元多位于I象限的周边或西部各省的地形较复杂区,包括珠三角、辽东半岛以及川西北山区、陕南秦巴山地等地区。
3.3 问题区域识别
3.3.1 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分析 识别问题区域是制定和完善区域相关政策的前提[35]。基于协调性的综合测度及其空间特征,甄别农用地整治实施中亟待优化的问题区域,有助于制定差别化的区域农用地整治调控对策。通过对协调度F合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热点分析,可进一步明确实施协调度的区域集聚特征和空间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农用地整治协调度在分布格局上呈现显著集聚和空间关联。由图5a可知,研究期内,协调度呈显著正相关的研究单元为438个,占显著关联类型的79.06%,表明县域尺度下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协调度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其中,HH类型占33.57%,主要为陕北高原、陇南山地、川西北山区以及浙江、广东等地的研究单元,以上区域F合的空间差异小,且周边地区的协调度值均较高,整治要素间的实施协调性偏差;LL类型占45.49%,集中分布于东北平原、华北平原以及鄱阳湖平原等地,该区域F合的空间差异小,且周边地区的协调度值均较低,农用地整治要素间的实施协调性偏好。热点分析的结果显示（图5b）,协调度在空间上总体呈现冷、热点各自高度聚集的模式,其值由东向西逐步递增。热点地区（GIZScore≥0.2）除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外,集中分布在西北地区的大部分研究单元,F合值偏高,实施协调性较差;而冷点地区（GIZScore≤-2.2）仍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两湖平原等传统农区,以豫北平原、鲁西平原和鄱阳湖平原等地的研究单元F合值最小,实施协调性较好。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中国农用地整治实施协调度的空间分异
-->Fig. 5Spatial difference of coordination variable of farmland consolidation in China
-->
3.3.2 问题区域分类与调控 从“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差别整治”的规划要求出发[34],就农用地整治实施协调度而言,热点地区应是现阶段中国农用地整治在区域政策、项目安排和资金投向上重点关注的区域。通过ArcGIS空间查询提取热点区域,并根据特征象限将热点区域内的研究单元综合判定为6类问题区域（图6）,叠加规划数据以识别各类型区的整治特征（表3）。结果表明,有705个研究单元的农用地整治实施处于失调状态,共包含农用地整治项目1.02万个,总建设规模249.34×104 hm2,预算资金439.06亿元,各项指标均超过同期中国农用地整治总量的一半。其中,有554个研究单元位于中西部地区,351个研究单元处于《全国土地整治规划》确定的农用地整治重点区域,210个研究单元列入基本农田整治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区,132个研究单元属于全国高标准基本农田示范县。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中国农用地整治实施问题区域类型及其空间分布
-->Fig. 6Problem area category and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armland consolidation in China
-->
Tab. 3
表3
表3农用地整治失调类型分区及其实施特征
Tab. 3Imbalance states category of land consolidation and its implementation characteristics
| 类型区 | 特征 象限 | 研究 单元（个） | 项目数（个） | 建设规模(104 hm2) | 整治投资 (亿元) | OA | OB | OC | F合 | 农用地整治重点区（个） | 基本农田 示范县 （个） | 重大 工程 （个） |
|---|---|---|---|---|---|---|---|---|---|---|---|---|
| 高难度低潜力失调型 | I | 16 | 603 | 4.81 | 50.05 | -0.21 | -0.47 | 1.68 | 2.08 | 9 | 1 | 5 |
| 低潜力高强度失调型 | II | 47 | 1177 | 40.99 | 92.30 | 1.94 | -0.45 | -0.17 | 2.30 | 22 | 12 | 20 |
| 高强度低难度失调型 | III | 162 | 4708 | 139.79 | 194.77 | 3.16 | 0.05 | -0.45 | 3.44 | 86 | 31 | 44 |
| 低难度高潜力失调型 | IV | 112 | 1654 | 37.62 | 48.15 | -0.20 | 0.28 | -0.56 | 0.97 | 71 | 31 | 31 |
| 高潜力低强度失调型 | V | 239 | 1396 | 22.69 | 40.45 | -0.77 | 0.40 | -0.26 | 1.05 | 109 | 40 | 76 |
| 低强度高难度失调型 | VI | 129 | 677 | 3.44 | 13.34 | -0.88 | 0.11 | 1.89 | 2.55 | 54 | 17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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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难度低潜力失调型。共涉及16个研究单元,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区的沪宁（南京）、绍宁（波）杭等地区。该区域F合均值为2.08,θ处于Ⅰ象限,总体表现为整治难度过高,而整治潜力偏低。这一格局与其区域特征紧密联系。该地区是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带之一,区内乡镇企业发达、新增建设占用耕地量巨大,通过土地整治补充耕地的任务繁重,相应的整治资金也较为充足;同时,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农区,区内农耕历史悠久,土地利用率较高,耕地质量的提升空间较为有限。在土地整治项目安排上,应加强统筹农用地整治重点区的项目安排,注重生态环境改善与特色农业生产基地营造,大力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2）低潜力高强度失调型。共涉及成都、银川、哈密等地的47个研究单元,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宁夏平原和南疆绿洲区,该类F合均值为2.30,θ处于II象限,实施特征表现为整治强度偏高,而整治潜力偏低。该区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中西部重要的粮食生产区。随着四川“金土地工程”、宁夏中北部土地开发整理重大工程等大规模集中整治活动,促进了资金聚合,增加了整治的规模和强度。后期,应结合国家和区域土地整治规划要求,进一步明确区域整治的目标和重点,以生态修复和水土综合整治为主要方向,依托土地整治重大工程项目,加强绿洲和基本农田建设力度。
（3）高强度低难度失调型。共涉及162个研究单元,主要分布在浙江、苏南、成渝地区以及内蒙古的中西部。该类F合均值为3.44,θ处于Ⅲ象限,实施状态表现为整治强度过高,而整治难度偏低。该区域是研究期内整治活动最为集中和活跃的区域。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苏南、浙闽丘陵平原、成渝地区多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地,耕地占补平衡压力大,近年来集中开展了以江苏“万顷良田建设工程”、浙江“两分两换”和“标准农田质量提升”以及重庆“地票”等为专项内容的整治活动;二是该地区经济发达,用工成本较高,也导致以低丘缓坡土地整改、零星闲散地归并、农田基础设施配套等为主要内容的工程建设的成本较高。后期建议加强规划统筹,合理安排区域内土地整治的规模、布局、重点和时序,积极引导和聚合相关资金,加强重点区域的资金投入,适度提高耕地的集约度和规模化率。
（4）低难度高潜力失调型。共涉及112个研究单元,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甘东南、黔西北和内蒙中部等地区,空间分布较为零散。实施状态表现为整治潜力较高,而整治难度偏低,投资强度不足。该区域多为高原山区,土地利用多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城市化进程较为滞后,受资源条件和经济水平的制约,土地整治投资较低,但区内中低等耕地的比例较高,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较为薄弱,耕地质量提升的潜力较大。后期应加强农用地整治重点区域的投资强度,依托基本农田示范县建设,大力提升区内中低等耕地的整治力度。
（5）高潜力低强度失调型。共涉及239个研究单元,在空间上分布最广,集中分布于内蒙古高原、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天山南北山麓地区,涉及贵州、陕西、甘肃、内蒙古、青海、新疆等省（自治区）。在实施状态上表现为较高的整治潜力和偏低的整治强度。该区域多位于中国的半湿润半干旱地区,地形上以高原或台塬、盆谷为主,以传统农耕、林业或畜牧养殖为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农用地整治开展的时间较短,相应的整治强度较低。该区内近半数研究单元处于农用地整治重点区域,承担着国家粮食生产、基本农田建设示范等战略任务,建议后期以基本农田整治重大工程为支撑,创新区域整治机制,优化项目布局和投资重点,提升区域内具备一定灌排条件的中低等耕地的整治强度。
（6）低强度高难度失调型。共涉及129个研究单元,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陕南秦巴山地、甘南高原和川西山地等区域。在实施状态上表现为整治难度过高,而整治强度过低。东部珠三角地区受后备耕地资源的限制,为满足耕地保护政策要求,区域土地整治多以土地复垦或零星开发为主,相应的整治规模较小且投资集中;而西部研究单元受自然资源和经济水平的限制,土地整治效果成效不甚显著。后期应根据规划要求,进一步调整区域土地整治的主攻方向,优化项目布局和整治时序,提升整治绩效。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土地整治实施的强度、潜力和难度等3项核心要素为分析指标,通过构建基于力学平衡模型的土地整治实施协调性判别方法,结合地理空间统计分析,综合评判了2006-2012年中国农用地整治的实施协调状态,主要结论如下：（1）就各要素的实施协调性而言,研究期间中国农用地整治协调度均值为1.33,各要素的实施匹配总体上处于拮抗状态,在协同特征上表现为区域农用地整治的强度和潜力间的不匹配。各实施类在数量占比上也无明显差别,整治重点尚不突出,成效不够显著,有待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土地整治的转型发展。
（2）农用地整治协调度在分布格局上呈现显著集聚和空间正相关性。协调度的“高-高”类型与热点地区的空间分布一致,主要位于中国西北部的陕北高原、川西北山区以及东部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该区域农用地整治要素的实施协调性偏差,是现阶段中国农用地整治在区域政策、项目安排和资源调控上亟待关注的重点区域。根据协调度和实施偏度的耦合可将问题区域分为6个类型,以高潜力低强度失调型的研究单元占比最多。
（3）从“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差别整治”的规划要求出发,在宏观规划层面,应加强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协调发展。针对各区域整治要素及其协同匹配中存在的问题,应结合区域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状态,制定差别化的整治策略和机制创新。进一步优化项目类型、空间分布和整治时序,突出区域整治重点,尤其加强对农用地整治重点区的项目统筹,强化耕地保护和地力提升,大力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积极引导和聚合整治资金,优化中央资金的配置和地方资金的协调,集中投资高标准基本农田示范县和土地整治重大工程项目,提高耕地的集约度和规模化率。
4.2 讨论
研究期内,中国土地整治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突出表现在项目管理方式和整治资金分配调整等方面[23]。研究中,笔者也曾尝试以2009年为分界线,将研究期分为两个时段进行对照分析,但分析结果表明,两个研究时段下实施协调性（F合,θ）在协调程度、协同特征及其空间分布上并无显著差异,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相关管理制度在突出整治重点、发挥引导示范等方面的作用仍有待提高。此外,从宏观规划角度,本文界定农用地整治协调发展是指农用地整治的“建设规模—耕地质量—投资强度”三维实施要素在整治过程中不断匹配、动态关联,表现为整治的“强度—潜力—难度”三者之间应存在协调关系,并与相关规划要求相适应。但就具体区域而言,农用地整治实施协调发展的内涵远比本文测度指标所能反映的更为丰富,受数据限制,尚难以作出全面刻画,各指标理想值的确定也缺乏明确的土地管理政策或学术研究的支撑,同时对土地整治实施协调性空间分异的时序演变、影响因素、区域状态耦合模式及多尺度特征等仍值得后期进一步探讨。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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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了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 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 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 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 凸显主导功能, 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 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 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了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 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 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 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 凸显主导功能, 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 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 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
| [1] | . 该文介绍了“十五”期间中国土地整理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对国家投资土地整理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与评价。五年来，中国土地整理事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政策，在国家投资项目的安排上向国家粮食主产区、西部大开发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国家重点扶贫地区等区域倾斜，有力支持了这些重要地区的发展，保证了国家粮食安全。“十一五”时期，中国土地整理将继续致力于法制、机制建设，大力开展基本农田整理，切实保护耕地资源，积极开展节约型土地整理，加强土地复垦和农村宅基地整理，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后，建议在“十一五”期间要重点抓好村庄整理、权属问题、耕地质量与生态建设等薄弱环节的建设问题，使中国土地整理事业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节约型社会以及确保粮食安全等发挥更加重要的支撑性作用。 该文介绍了“十五”期间中国土地整理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对国家投资土地整理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与评价。五年来，中国土地整理事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政策，在国家投资项目的安排上向国家粮食主产区、西部大开发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国家重点扶贫地区等区域倾斜，有力支持了这些重要地区的发展，保证了国家粮食安全。“十一五”时期，中国土地整理将继续致力于法制、机制建设，大力开展基本农田整理，切实保护耕地资源，积极开展节约型土地整理，加强土地复垦和农村宅基地整理，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后，建议在“十一五”期间要重点抓好村庄整理、权属问题、耕地质量与生态建设等薄弱环节的建设问题，使中国土地整理事业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节约型社会以及确保粮食安全等发挥更加重要的支撑性作用。 |
| [2] | . 农村土地整治是适时补充耕地、盘活存量土地、优化城乡用地、强化集约用地和提升土地产能的重要途径。本文针对中国城乡发展转型进程中出现的农村空心化加剧发展和农村居民点用地“不减反增”等突出问题,分析了科学推进农村土地整治的战略目标与现实意义,阐释了农村土地整治中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农村土地“三整合”、农村空心化“生命周期”、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论等相关的基础理论,深入探讨了农村土地整治的区域差异性模式、城乡一体化模式、“一整三还”综合模式、统筹协同决策模式及其创新机制。 农村土地整治是适时补充耕地、盘活存量土地、优化城乡用地、强化集约用地和提升土地产能的重要途径。本文针对中国城乡发展转型进程中出现的农村空心化加剧发展和农村居民点用地“不减反增”等突出问题,分析了科学推进农村土地整治的战略目标与现实意义,阐释了农村土地整治中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农村土地“三整合”、农村空心化“生命周期”、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论等相关的基础理论,深入探讨了农村土地整治的区域差异性模式、城乡一体化模式、“一整三还”综合模式、统筹协同决策模式及其创新机制。 |
| [3] | .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 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 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
| [4] | ABSTRACT Land consolidation (LC) is a tool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land cultivation and for supporting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Czech Republic it is, in addition, used to remedy the damages and wrongs caused by 40 years of suppression of land ownership.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and various outcomes of LC in three study areas, focusing on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land ownership and plot arrangement before and after LC. The three study areas contain contrasting observed features, and they therefore provide a good illustration of a whole range of factors that can affect the rate of LC. The author designed LC projects in each of the study areas between 1994 and 2003, and defined two sets of criteria for ex ante and ex post evaluation based on size, shape and juxtaposition of the plots, on the natur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and on the economic benefits and advantages of LC for the landown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 ante criteria and the three LC indicators was analyzed using a multiple regression approa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itial conditions had a strong effect on the outcomes of the LC programmes. Defining the criteria and the models for the Czech Republic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underlying LC projects, and it will also support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of the LC authorities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limited funds. |
| [5]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and measure the effect of land consolidation (LC) on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cropland ecosystems. LC can serve agriculture multifunctionality, but it can also have a huge impact on the individual functions within the sector. We took 2006鈥2012 as study period,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county scale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s (LCP) in the 31 provinces of China,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wide range of LC implementation has comprehensively influenced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agriculture. LCP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of cropland, driven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e, promoted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agricultural economy, maintained food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rural area, and increased crop supply in most provinces. However, it also slightly impaired rural ecological benefits in some province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land consolidation influenced the agricultural supply function in 14 provinces, covering 43.97% of the LC affected area and producing an increase of 1.25 million ha in cropland; In five provinces it influenced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over 31.18% of the LC area, changing the supply function outcome most and the ecological function least. Thus, the widespread implementation of LCP can result in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crop production system. |
| [6] | . 为科学分析当前中国农用地整治的实施特征和空间格局特点，厘清实施状态与规划目标的协调状态，该文基于土地整治项目管理信息，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通过整治强度、整治潜力和整治难度3项指标，采用Ward系统聚类法，对2006－2012年中国农用地整治实施状况进行综合分区，并结合既定的规划目标，对实施状态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高整治强度区主要位于华北平原、三江平原、长江三角洲等传统农区；高整治潜力区主要位于青甘农牧区、黄土高原区等半湿润半干旱地区；高整治难度区主要位于秦巴山地和云贵高原等地形较为复杂的地区。2）研究期内中国农用地整治实施状态可划分为"中高-低-中"（Ⅰ类）、"中-中低-中"（Ⅱ类）、"中高-中高-中高"（Ⅲ类）、"低-中-高"（Ⅳ类）和"高-中低-中"（Ⅴ类）等5种类型，其中以Ⅲ类最为集中，Ⅰ类和Ⅱ类次之，Ⅳ类、Ⅴ类数量较少且分布零散。3）从实施状态与整治规划的协调性看，实施现状与规划确定的农用地整治重点区域、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示范县，以及基本农田整治重大工程等重点任务，均存在一定偏差；从与表征经济发展、粮食生产、土地整治活动的分区对比来看，区域差异不甚明显，整治重点尚不突出。该研究成果可为中国土地整治规划评价和宏观制度设计提供参考。 为科学分析当前中国农用地整治的实施特征和空间格局特点，厘清实施状态与规划目标的协调状态，该文基于土地整治项目管理信息，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通过整治强度、整治潜力和整治难度3项指标，采用Ward系统聚类法，对2006－2012年中国农用地整治实施状况进行综合分区，并结合既定的规划目标，对实施状态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高整治强度区主要位于华北平原、三江平原、长江三角洲等传统农区；高整治潜力区主要位于青甘农牧区、黄土高原区等半湿润半干旱地区；高整治难度区主要位于秦巴山地和云贵高原等地形较为复杂的地区。2）研究期内中国农用地整治实施状态可划分为"中高-低-中"（Ⅰ类）、"中-中低-中"（Ⅱ类）、"中高-中高-中高"（Ⅲ类）、"低-中-高"（Ⅳ类）和"高-中低-中"（Ⅴ类）等5种类型，其中以Ⅲ类最为集中，Ⅰ类和Ⅱ类次之，Ⅳ类、Ⅴ类数量较少且分布零散。3）从实施状态与整治规划的协调性看，实施现状与规划确定的农用地整治重点区域、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示范县，以及基本农田整治重大工程等重点任务，均存在一定偏差；从与表征经济发展、粮食生产、土地整治活动的分区对比来看，区域差异不甚明显，整治重点尚不突出。该研究成果可为中国土地整治规划评价和宏观制度设计提供参考。 |
| [7] | . 该文以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发展为切入点，探讨转型期中国农村土地综 合整治面临的宏观背景和现实需求，进一步梳理和明确转型期中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基本方向、战略重点。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将进入较为剧烈、各类 矛盾较为突出的关键时期，中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应立足农村、联动城乡，搭建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新平台。以农用地整治及宜耕土地开发为先导，以农村居 民点用地整治为战略重心是当前中国土地整治研究重点领域和核心内容。同时，基于农村土地整治多功能性，开展土地综合整治的多区域、多尺度社会经济、生态环 境影响过程及其效应研究。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农村土地整治的全过程，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适应现代农业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要求为目标， 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前提，以集中连片推进为手段，开展多目标土地综合整治是转型期中国农村土地整治的基本方向。并应加强对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过程涉及的资 金筹措与权益分配、资源环境效应及其整治模式等方面的研究。 该文以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发展为切入点，探讨转型期中国农村土地综 合整治面临的宏观背景和现实需求，进一步梳理和明确转型期中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基本方向、战略重点。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将进入较为剧烈、各类 矛盾较为突出的关键时期，中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应立足农村、联动城乡，搭建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新平台。以农用地整治及宜耕土地开发为先导，以农村居 民点用地整治为战略重心是当前中国土地整治研究重点领域和核心内容。同时，基于农村土地整治多功能性，开展土地综合整治的多区域、多尺度社会经济、生态环 境影响过程及其效应研究。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农村土地整治的全过程，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适应现代农业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要求为目标， 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前提，以集中连片推进为手段，开展多目标土地综合整治是转型期中国农村土地整治的基本方向。并应加强对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过程涉及的资 金筹措与权益分配、资源环境效应及其整治模式等方面的研究。 |
| [8] | . 研究目的:调研上海督察区域农村土地整治现状,总结存在的问题和 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调研法.研究结果: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在探索中不断完善.研究 结论:农村土地整治过程中存在的4个主要问题是农村土地整治前期工作存在严重滞后、农村宅基地置换难、农村居住点建设不符合节约用地和农耕文化要求、土地 整治资金得不到保障.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缺乏统一的规范性政策和措施、土地综合整治与村级规划滞后之间存在矛盾、融资渠道单一、绩效考核机制尚未建 立、建设用地不合理增加、对农民意愿重视不够、统一土地市场尚未建立.对策建议是:国际上的一些土地整治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土地综合 整治的模式;综合整治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强化先市域整体后区(县)乡村局部;生态环境及基础设施和基本农田优先;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确保土地收益 返还农村. 研究目的:调研上海督察区域农村土地整治现状,总结存在的问题和 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调研法.研究结果: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在探索中不断完善.研究 结论:农村土地整治过程中存在的4个主要问题是农村土地整治前期工作存在严重滞后、农村宅基地置换难、农村居住点建设不符合节约用地和农耕文化要求、土地 整治资金得不到保障.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缺乏统一的规范性政策和措施、土地综合整治与村级规划滞后之间存在矛盾、融资渠道单一、绩效考核机制尚未建 立、建设用地不合理增加、对农民意愿重视不够、统一土地市场尚未建立.对策建议是:国际上的一些土地整治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土地综合 整治的模式;综合整治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强化先市域整体后区(县)乡村局部;生态环境及基础设施和基本农田优先;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确保土地收益 返还农村. |
| [9] | . 为探索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在数量及来源上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2006－2012年土地整治项目信息，基于县域尺度，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近年来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数量及来源结构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合自然资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政策等分析了差异产生的原因，得到以下研究结论：在空间分布上，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总体呈现东部高于西部、经济发达区高于欠发达区、粮食主产区高于非粮食主产区、平原地区高于山地丘陵区；在空间关联性上，县域尺度下新增耕地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区、土地开发重点区为新增耕地高-高集聚区，中、西部欠发达、自然资源条件较差及后备资源有限的地区为新增耕地低-低集聚区；在新增耕地来源结构上，具有显著的区域及省际间差异。东部发达地区主要以整理和复垦来源为主，北方地区的新增耕地多由土地开发和整理获得，中部地区来源复杂，四川、重庆以整理来源居多，陕西中部、湖北大部多为整理、复垦类型；南方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江西多为开发类型。经济水平及资源条件相似的广东与浙江、辽宁与吉林等省份之间具有明显的省际差异。该研究结果为相关宏观决策提供数据参考。 为探索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在数量及来源上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2006－2012年土地整治项目信息，基于县域尺度，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近年来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数量及来源结构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合自然资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政策等分析了差异产生的原因，得到以下研究结论：在空间分布上，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总体呈现东部高于西部、经济发达区高于欠发达区、粮食主产区高于非粮食主产区、平原地区高于山地丘陵区；在空间关联性上，县域尺度下新增耕地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区、土地开发重点区为新增耕地高-高集聚区，中、西部欠发达、自然资源条件较差及后备资源有限的地区为新增耕地低-低集聚区；在新增耕地来源结构上，具有显著的区域及省际间差异。东部发达地区主要以整理和复垦来源为主，北方地区的新增耕地多由土地开发和整理获得，中部地区来源复杂，四川、重庆以整理来源居多，陕西中部、湖北大部多为整理、复垦类型；南方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江西多为开发类型。经济水平及资源条件相似的广东与浙江、辽宁与吉林等省份之间具有明显的省际差异。该研究结果为相关宏观决策提供数据参考。 |
| [10] |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cess of land consolidation in Galicia, Spain.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have been carried out, comparing consolidated and non-consolidated areas. It is easier to measure efficiency than impact at smaller scale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ppropriate indicators or larger data records. Land use is considered an operative indicator at a larger scale, showing that land consolidation contributes to retaining farmland in agricultural use, although we observe changes in use from cropland to pasture land. |
| [11]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eps in land consolidation (LC) is the land reallocation work, which has a prominent effect on the LC success. For this reason, land reallocation should be handled carefully. There are interview and block priority-based models for land realloc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models may have either positive or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success of land consolidation.</p><p id="">In this study, the block priority and the interview-based models have been compared for the landholding activities in the project at Adaba? village, Ere?li District, Konya Province, Turkey. The block priority-based model has been observed to be more successful in terms of number of parcel, parcel size, land reallocation process duration, project cost, and farmer satisfaction.</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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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Rural conditions have deteriorated in countr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will continue to worsen until the problems are tackled through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programmes. The success and sustainability of such projects and |
| [14] |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s (LCPs) are costly rural development actions that are often questioned. Integrated LCPs are geographically confined Land Rural Development Actions and their ex ante evaluation involve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order to predict changes in farmers' behaviour, patterns of land use and in crops and technologies used. A model that incorporates methods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gricultural system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s proposed in the project is presented. It is argued that the systems approach is the appropriate method to integrate each particular change and evaluate the global impact of every action included in the project. The model was applied to the Valen莽a-LCP in 1989, before project execution ( Coelho, 1992 An谩lise de Projectos de Emparcelamento Rural. O caso de Valen莽a do Minho. PhD thesis, UTL, ISA, Lisboa. ). It evaluates each effect of the project (land,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and road reconstruction) on a technical and social basis and estimates its economic impacts. The observed results used to evaluate model performance were obtained in 1995, after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he results from the comparison of model predictions (ex ante evaluation) with observations after LCP implementation (ex post evaluation) suggest that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such as the one proposed here, supported by robust models, can be used as a reliable basis for the evalu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LCPs. |
| [15] | Soil erosion rates in cultivated areas have intensified during the last decades leading to both on and off-site problems for farmers and rural communities. Furthermore, soil redistribution process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ediment and carbon storage within, and exports from, cultivated catchment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land consolidation and changes in landscape structure on medium term soil erosion and landscape morphology within a 3.7-ha field in France. The area was consolidated in 1967 and we used theCs-technique to quantify soil erosion for the period (1954–2009). We measured theCs inventories of 68 soil cores sampled along transects covering the entire area and especially specific linear landforms located along both present and past field borders (i.e., lynchets and undulations landforms, respectively). These results were then confronted with the outputs of a spatially-distributedCs conversion model that simulates and discriminates soil redistribution induced by water and tillage erosion processe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illage processes dominated the soil redistribution in our study area for the last 55聽years and generated about 95% (i.e., 4.50聽Mg·ha·yr1) of the total gross erosion in the field. Furthermore, we demonstrated that soil redistribution was largely affected by the presence of current and also former field borders, where hotspots areas of erosion and deposition (>聽20聽Mg·ha·yr) were concentrated. Land consolidation contributed to the acceleration of soil erosion through the conversion of depositional areas into sediment generating areas. Although the conversion model was able to reproduce the general tendencies observed in the patterns ofCs inventories, the model performance was relatively poor with a rof 0.20. Discrepancies were identified and associated with sampling points located along the current field borders. Our data suggests that tillage erosion processes near field boundaries cannot be described as a typical diffusive process. These processes near field boundaries should be characterised and taken into account in a future version of the model to accurately simulate rates and patterns of past soil redistribution in fragmented cultivated hillslopes. We also showed that the use of an accurate DEM resulting from LIDAR data, based on present-day topography, leads to the underestimation of soil redistribution rates by the model, especially in this landscape submitted to recent and important morphological changes. Our result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simulation of tillage erosion processes 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soil redistribution processes in complex cultivated areas. This i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improve our knowledge and prediction of patterns of soil physical parameters, such as carbon storage or water content,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 surface erosion and landscape structuration. |
| [16] | . <p>以产能提高为核心的农用地整治已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重要战略之一。通过建立农用地整治影响下的农田生产能力估算模型,定量评价湖北省内平原、丘陵及山地3种不同类型区农用地整治对农田生产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用地整治后,山地型整治区农田生产能力提高168.91%,丘陵型整治区提高57.78%,平原型整治区提高38.32%;②平原型整治区基础设施要素提高最大,为78.62%;丘陵型整治区水资源要素提高最大,为75%;山地型整治区基础设施要素提高最大,为199.12%;③总体上,基础设施要素对农田生产能力的贡献率都最大。建议国家农用地整治在政策上适当增加对山地型和丘陵型整治区的重视,项目区应合理配套农村居民点整治工程,并尽量避免生态损失。</p> <p>以产能提高为核心的农用地整治已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重要战略之一。通过建立农用地整治影响下的农田生产能力估算模型,定量评价湖北省内平原、丘陵及山地3种不同类型区农用地整治对农田生产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用地整治后,山地型整治区农田生产能力提高168.91%,丘陵型整治区提高57.78%,平原型整治区提高38.32%;②平原型整治区基础设施要素提高最大,为78.62%;丘陵型整治区水资源要素提高最大,为75%;山地型整治区基础设施要素提高最大,为199.12%;③总体上,基础设施要素对农田生产能力的贡献率都最大。建议国家农用地整治在政策上适当增加对山地型和丘陵型整治区的重视,项目区应合理配套农村居民点整治工程,并尽量避免生态损失。</p> |
| [17] | . 随着LUCC到GLP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空心村土地整治实践的相继推进,以及高分辨率遥感数据的陆续产生,深入开展村域尺度的土地利用调查与评价研究具有迫切现实需求,而构建村域尺度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则是支撑村庄土地利用用地调查与评价的重要前提与关键。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GB/T21010-2007),构建了基于0.25m分辨率中科高清遥感影像的村域尺度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并在山东省禹城市牌子村进行了实际应用。构建的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不仅准确反映了牌子村的土地利用结构及其用地特征,而且还测算出该村所具备的土地资源整治潜力,取得了良好的实际应用效果。基于0.25m高分辨率遥感数据所构建的村域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有据可依,简单易行,成果明确。研究成果可直接为我国村庄特别是空心村土地综合整治潜力的调查与评价提供技术方法的有益参考和有力支持。 随着LUCC到GLP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空心村土地整治实践的相继推进,以及高分辨率遥感数据的陆续产生,深入开展村域尺度的土地利用调查与评价研究具有迫切现实需求,而构建村域尺度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则是支撑村庄土地利用用地调查与评价的重要前提与关键。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GB/T21010-2007),构建了基于0.25m分辨率中科高清遥感影像的村域尺度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并在山东省禹城市牌子村进行了实际应用。构建的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不仅准确反映了牌子村的土地利用结构及其用地特征,而且还测算出该村所具备的土地资源整治潜力,取得了良好的实际应用效果。基于0.25m高分辨率遥感数据所构建的村域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有据可依,简单易行,成果明确。研究成果可直接为我国村庄特别是空心村土地综合整治潜力的调查与评价提供技术方法的有益参考和有力支持。 |
| [18] | . 以三峡库区优质柑橘产业带建设 土地整理模式研究为目标,以重庆市万州区甘宁镇永胜等两个村土地整理项目(标准化柑橘园)为例,从工程、生物技术方面探讨了改土和配套农业产业化基础设施 建设。研究表明:以三峡库区优质柑橘产业带建设目标的土地整理模式必须立足库区复杂多样的立地条件和生态-经济功能差异,配套服务早、中、晚熟不同柑橘品 种产业化的改土、田间道路、排灌体系工程,重视改土过程耕作层保护、土壤改良与培肥,以及路、水、林的可持续生态化建设。 以三峡库区优质柑橘产业带建设 土地整理模式研究为目标,以重庆市万州区甘宁镇永胜等两个村土地整理项目(标准化柑橘园)为例,从工程、生物技术方面探讨了改土和配套农业产业化基础设施 建设。研究表明:以三峡库区优质柑橘产业带建设目标的土地整理模式必须立足库区复杂多样的立地条件和生态-经济功能差异,配套服务早、中、晚熟不同柑橘品 种产业化的改土、田间道路、排灌体系工程,重视改土过程耕作层保护、土壤改良与培肥,以及路、水、林的可持续生态化建设。 |
| [19] | . 为细化农用地整理分区，使分区结果在地块尺度上具有适用性，从而提高农用地整理工程效率和精度，该文选择利用农用地分等中间成果，以分等单元为基本研究单元，通过分析单元分等因素组合类型，以及不同组合类型对农用地质量的限制强度，利用ARCGIS空间分析功能，采用综合分区思想对天津市农用地进行整理类型分区研究，并将天津市农用地划分为3个整理类型区。研究发现，天津市农用地自然质量分，即CL组合类型有730种，限制因素组合类型42种，其中灌溉、有机质和盐渍化对农用地的限制相对普遍，这三个因素是农用地整理需要重点考虑的限制因素。研究认为，天津市近期农用地整理重点应安排在限制因素少、整理难度小的类型区三，以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典型盐渍化治理为主要方向；远期整理重点可考虑改造难度较大的类型区二，以土壤综合整治为主要目标；类型区一以坡度限制为主，整理改造难度最大，但需要做好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该研究对于深化农用地分等成果应用具有重要作用，以期对农用地整理类型分区理论和方法提供一定借鉴。 为细化农用地整理分区，使分区结果在地块尺度上具有适用性，从而提高农用地整理工程效率和精度，该文选择利用农用地分等中间成果，以分等单元为基本研究单元，通过分析单元分等因素组合类型，以及不同组合类型对农用地质量的限制强度，利用ARCGIS空间分析功能，采用综合分区思想对天津市农用地进行整理类型分区研究，并将天津市农用地划分为3个整理类型区。研究发现，天津市农用地自然质量分，即CL组合类型有730种，限制因素组合类型42种，其中灌溉、有机质和盐渍化对农用地的限制相对普遍，这三个因素是农用地整理需要重点考虑的限制因素。研究认为，天津市近期农用地整理重点应安排在限制因素少、整理难度小的类型区三，以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典型盐渍化治理为主要方向；远期整理重点可考虑改造难度较大的类型区二，以土壤综合整治为主要目标；类型区一以坡度限制为主，整理改造难度最大，但需要做好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该研究对于深化农用地分等成果应用具有重要作用，以期对农用地整理类型分区理论和方法提供一定借鉴。 |
| [20] | . 研究土地整理资源与经济效益定量评估方法，是分析土地整理经济社会效应的基础，也会对土地整理项目区域的选择和土地整治规划的编制提供指导作用。该文将土地整理的资源效益分为增产和增地效益，将经济效益分为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采用理论分析与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法，分别选取了评估指标，实现了指标评估的量化。同时选择北京市大兴区进行了实证研究，采用农户调查与统计年鉴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估算了大兴区土地整理的资源与经济效益。实证研究表明该文所建立的土地整理资源与经济效益的评估指标与方法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且评估结果说明大兴区土地整理的资源与经济效益数量相当可观。 研究土地整理资源与经济效益定量评估方法，是分析土地整理经济社会效应的基础，也会对土地整理项目区域的选择和土地整治规划的编制提供指导作用。该文将土地整理的资源效益分为增产和增地效益，将经济效益分为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采用理论分析与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法，分别选取了评估指标，实现了指标评估的量化。同时选择北京市大兴区进行了实证研究，采用农户调查与统计年鉴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估算了大兴区土地整理的资源与经济效益。实证研究表明该文所建立的土地整理资源与经济效益的评估指标与方法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且评估结果说明大兴区土地整理的资源与经济效益数量相当可观。 |
| [21] | . 研究目的:探讨农村土地整治项 目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研究方法:应用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省级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分析土地整治项目投资对国民经济各行业发展和 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并以湖南省长沙县福临镇土地整治项目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该项目投资直接对国民经济拉动的乘数为2.08,拉动作用效果显 著。研究结论:农村土地整治在增加农民收入、带动产业发展、拉动国民经济上有着显著的效果。 研究目的:探讨农村土地整治项 目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研究方法:应用产业经济学相关理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省级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分析土地整治项目投资对国民经济各行业发展和 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并以湖南省长沙县福临镇土地整治项目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该项目投资直接对国民经济拉动的乘数为2.08,拉动作用效果显 著。研究结论:农村土地整治在增加农民收入、带动产业发展、拉动国民经济上有着显著的效果。 |
| [22] | . 研究目的:评价土地整治资金的 使用效率,为不同尺度土地整治资金实施效果评价标准序列建立及宏观政策决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指标评价法。研究结果:中国不同类型的土地整治项 目投资效益有所差异,土地整理项目的投资效益相对较高;各类型土地整治项目的资金使用效率呈现国家、省、市不同尺度的较大空间差异。研究结论:市域尺度土 地整治项目投资效益评价分析能够反映中国土地整治项目的总体投资效益情况,适用于全国层面土地整治项目投资效益的深入评价分析。 研究目的:评价土地整治资金的 使用效率,为不同尺度土地整治资金实施效果评价标准序列建立及宏观政策决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指标评价法。研究结果:中国不同类型的土地整治项 目投资效益有所差异,土地整理项目的投资效益相对较高;各类型土地整治项目的资金使用效率呈现国家、省、市不同尺度的较大空间差异。研究结论:市域尺度土 地整治项目投资效益评价分析能够反映中国土地整治项目的总体投资效益情况,适用于全国层面土地整治项目投资效益的深入评价分析。 |
| [23] | . 为研究不同资金分配目标下中央分成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简称中央分成"新增费"）省际分配方案对土地整治效果的影响，该文在分析"新增费"分配使用目标的基础上，对中央分成"新增费"省际分配方案进行了优化设计，建立了反映中央分成"新增费"分配数额与土地整治效益动态变化关系的BP神经网络模型，对不同中央分成"新增费"分配方案下的土地整治效益进行预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分配目标下，相关因素对中央分成"新增费"分配效率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因素选取及权重确定应按照不同分配目标进行灵活设定。研究结果表明，同一中央分成"新增费"分配目标下，中央分成"新增费"产生的土地整治效益中，社会效益最高，经济效益次之，生态效益最弱；同一类型的土地整治效益由高到低依次为综合效率目标、土地利用效率目标、耕地保护目标、资源优化配置与公平目标；不同省份的土地整治效果根据不同的分配目标和土地整治的效益变化各异，但经优化设计后，整体上效益值呈现增长的比例较高，显示出中央分成"新增费"分配方案经优化设计后，土地整治效益得到增强。 为研究不同资金分配目标下中央分成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简称中央分成"新增费"）省际分配方案对土地整治效果的影响，该文在分析"新增费"分配使用目标的基础上，对中央分成"新增费"省际分配方案进行了优化设计，建立了反映中央分成"新增费"分配数额与土地整治效益动态变化关系的BP神经网络模型，对不同中央分成"新增费"分配方案下的土地整治效益进行预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分配目标下，相关因素对中央分成"新增费"分配效率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因素选取及权重确定应按照不同分配目标进行灵活设定。研究结果表明，同一中央分成"新增费"分配目标下，中央分成"新增费"产生的土地整治效益中，社会效益最高，经济效益次之，生态效益最弱；同一类型的土地整治效益由高到低依次为综合效率目标、土地利用效率目标、耕地保护目标、资源优化配置与公平目标；不同省份的土地整治效果根据不同的分配目标和土地整治的效益变化各异，但经优化设计后，整体上效益值呈现增长的比例较高，显示出中央分成"新增费"分配方案经优化设计后，土地整治效益得到增强。 |
| [24] | . 利用2006-2012年土地整治项目数据,基于县域尺度,采用 重心模型和重心移动距离模型,对近7年来中国土地整治项目的空间特征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①不同空间尺度下我国土地整治项目具有不同特征.国家层 面上,我国土地整治项目总量呈先增后减,项目类型以土地开发类为主;区域层面上,项目集中分布在华东、华中地区,而东北、华北地区分布较少;省级层面上, 项目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华东北部,而川西地区分布较少;②就单一项目类型而言,总体趋势呈土地开发类份额占优且波动明显、复垦类其次,而整理类项 目份额最低;③不同类型的整治项目重心移动路径具有显著差异.开发类项目重心移动路径偏向于西南方,重心点主要坐落在湖南、湖北两省境内,其空间分布的整 体均衡程度较差;整理类项目重心点基本上全向东偏,其重心移动路径主要偏向于西北、西南方向,其项目空间分布的整体均衡性有所改善;复垦类项目重心转移路 径变化特征不明显,重心点基本上都局限于安徽省境内,其重心的集聚程度较高,其空间分布格局非均衡性较大. 利用2006-2012年土地整治项目数据,基于县域尺度,采用 重心模型和重心移动距离模型,对近7年来中国土地整治项目的空间特征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①不同空间尺度下我国土地整治项目具有不同特征.国家层 面上,我国土地整治项目总量呈先增后减,项目类型以土地开发类为主;区域层面上,项目集中分布在华东、华中地区,而东北、华北地区分布较少;省级层面上, 项目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华东北部,而川西地区分布较少;②就单一项目类型而言,总体趋势呈土地开发类份额占优且波动明显、复垦类其次,而整理类项 目份额最低;③不同类型的整治项目重心移动路径具有显著差异.开发类项目重心移动路径偏向于西南方,重心点主要坐落在湖南、湖北两省境内,其空间分布的整 体均衡程度较差;整理类项目重心点基本上全向东偏,其重心移动路径主要偏向于西北、西南方向,其项目空间分布的整体均衡性有所改善;复垦类项目重心转移路 径变化特征不明显,重心点基本上都局限于安徽省境内,其重心的集聚程度较高,其空间分布格局非均衡性较大. |
| [25] | . 开展土地整治投资的时空分异研究，对把握其投资强度、空间格局以及发展态势，提高资金投入产出效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该文基于2006－2012年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数据，以县域为评价单元，分析了"十一五"以来中国土地整治项目投资强度、区域构成和投资类型，而后结合重心分析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研究了投资重心转移和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得出以下结论：在空间分布上，土地整治投资呈沿海高于内地、经济发达区高于欠发达区、低纬地区高于高纬地区，中、东部地区是土地整治投资的重点活跃区；在投资类型上，土地整治项目由开发投资主导，开发、整理以及复垦投资型县区空间集聚特征显著，而综合投资型县区空间分布较为零星、分散；在重心转移方面，土地整治投资重心偏向东部沿海，南北向未发生显著变化，东西向呈现从东部沿海往中西部内陆转移的趋势；在空间关联上，土地整治投资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正相关性，长江下游、洞庭湖平原和四川盆地东部是整治投资的高-高集聚区，南疆、青海、西藏、川西、滇南和蒙东为整治资金的低-低集聚区。该研究可为宏观层面制定土地整治规划、引导土地整治资金投向、开展绩效评价等提供决策参考。 开展土地整治投资的时空分异研究，对把握其投资强度、空间格局以及发展态势，提高资金投入产出效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该文基于2006－2012年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数据，以县域为评价单元，分析了"十一五"以来中国土地整治项目投资强度、区域构成和投资类型，而后结合重心分析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研究了投资重心转移和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得出以下结论：在空间分布上，土地整治投资呈沿海高于内地、经济发达区高于欠发达区、低纬地区高于高纬地区，中、东部地区是土地整治投资的重点活跃区；在投资类型上，土地整治项目由开发投资主导，开发、整理以及复垦投资型县区空间集聚特征显著，而综合投资型县区空间分布较为零星、分散；在重心转移方面，土地整治投资重心偏向东部沿海，南北向未发生显著变化，东西向呈现从东部沿海往中西部内陆转移的趋势；在空间关联上，土地整治投资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正相关性，长江下游、洞庭湖平原和四川盆地东部是整治投资的高-高集聚区，南疆、青海、西藏、川西、滇南和蒙东为整治资金的低-低集聚区。该研究可为宏观层面制定土地整治规划、引导土地整治资金投向、开展绩效评价等提供决策参考。 |
| [26] | . 农用地整理是当前中国土地整治 的重点,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和规模化程度是农用地整理的主导方向与建设目标,相应要求农用地整理项目安排应与现状耕地的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协 调关系。为了从空间和时间上分析这一协调性,根据2006—2012年农用地整理项目数据,结合全国土地利用现状和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通过建立县域尺度 下一致性模型和重心模型,从全国和省级二个空间尺度,分析了农用地整理项目安排与耕地资源在时空分布上的协调性,得到以下结论:1全国层面上,14.4% 的耕地区域安排了52.2%的整理项目,项目安排与耕地资源分布的均衡性较差;2省域层面上,多数省份整理项目安排与耕地资源的分布较为一致;3各等别耕 地整理比例与其耕地面积比例较为一致,优等地和低等地的整理比例逐渐上升,高等地整理比例趋于下降,中等地整理比例基本稳定;4各等别耕地重心及整理重心 按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由南向北分布,优等地和中等地的整理项目安排逐渐趋于均衡化,高等地整理开展偏于其耕地重心北侧,低等地整理分布较为不 均。 农用地整理是当前中国土地整治 的重点,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和规模化程度是农用地整理的主导方向与建设目标,相应要求农用地整理项目安排应与现状耕地的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协 调关系。为了从空间和时间上分析这一协调性,根据2006—2012年农用地整理项目数据,结合全国土地利用现状和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通过建立县域尺度 下一致性模型和重心模型,从全国和省级二个空间尺度,分析了农用地整理项目安排与耕地资源在时空分布上的协调性,得到以下结论:1全国层面上,14.4% 的耕地区域安排了52.2%的整理项目,项目安排与耕地资源分布的均衡性较差;2省域层面上,多数省份整理项目安排与耕地资源的分布较为一致;3各等别耕 地整理比例与其耕地面积比例较为一致,优等地和低等地的整理比例逐渐上升,高等地整理比例趋于下降,中等地整理比例基本稳定;4各等别耕地重心及整理重心 按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由南向北分布,优等地和中等地的整理项目安排逐渐趋于均衡化,高等地整理开展偏于其耕地重心北侧,低等地整理分布较为不 均。 |
| [27] | . 土地整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研究中国土地整治时空变化及未来发展方向，对发挥土地整治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中国土地整理、开发、复垦新增耕地面积的时空变化进行分析，表明，2001－2008年土地整理、开发、复垦新增耕地分别占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21.8%、63.2%和15.0%；土地整理新增耕地主要分布在东部区域，土地开发新增耕地以西部和东部地区为主，土地复垦新增耕地在区域与年际方面变异性较大，没有明显的规律性；2001－2011年土地整理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逐渐向中国西部移动，2010－2011年与2001－2006和2007－2009年相比，向西移动的距离为769.59和603.44 km；土地开发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在2001－2006年位于中国地理重心的北部和西部，且有从西部往北部移动的趋势，2007－2011年呈从东部往西部移动的趋势；土地复垦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移动的方向存在不确定性。基于以上分析，认为：在中国进行生态建设和耕地面积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应通过土地整治规划，减少土地开发项目，并在区域间合理布局土地开发项目，防止土地开发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向西部移动；土地整治应以土地整理提高耕地质量、建设优质农田为主；充分发挥土地复垦对局地的生态修复及建设作用。 土地整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研究中国土地整治时空变化及未来发展方向，对发挥土地整治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中国土地整理、开发、复垦新增耕地面积的时空变化进行分析，表明，2001－2008年土地整理、开发、复垦新增耕地分别占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21.8%、63.2%和15.0%；土地整理新增耕地主要分布在东部区域，土地开发新增耕地以西部和东部地区为主，土地复垦新增耕地在区域与年际方面变异性较大，没有明显的规律性；2001－2011年土地整理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逐渐向中国西部移动，2010－2011年与2001－2006和2007－2009年相比，向西移动的距离为769.59和603.44 km；土地开发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在2001－2006年位于中国地理重心的北部和西部，且有从西部往北部移动的趋势，2007－2011年呈从东部往西部移动的趋势；土地复垦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移动的方向存在不确定性。基于以上分析，认为：在中国进行生态建设和耕地面积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应通过土地整治规划，减少土地开发项目，并在区域间合理布局土地开发项目，防止土地开发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向西部移动；土地整治应以土地整理提高耕地质量、建设优质农田为主；充分发挥土地复垦对局地的生态修复及建设作用。 |
| [28] | |
| [29] | . 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 是促进城乡统筹和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与战略导向。本文着力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我国地级区域四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借助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探讨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结合相关分析探讨四化协调指数与区域发展主要指标的关联关系，建立识别方法开展基于四化发展状态的问题区域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四化各自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耦合度、协调度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越高，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越低；社会经济、交通区位及自然地理类要素对四化协调状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以农业和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及金融支持，以及大中型企业发展、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等因素对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更为稳健而积极；识别出四化发展存在若干问题的7 类计145 个地市，主要分布在中部传统农区、西南山地丘陵区和青藏高原区。在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推进四化协调发展既需要共性制度创新，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区域问题研制区域政策，有必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与金融扶持力度，积极扩大内需，优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提升城镇投资和教育投资的效率。 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 是促进城乡统筹和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与战略导向。本文着力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我国地级区域四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借助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探讨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结合相关分析探讨四化协调指数与区域发展主要指标的关联关系，建立识别方法开展基于四化发展状态的问题区域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四化各自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耦合度、协调度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越高，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越低；社会经济、交通区位及自然地理类要素对四化协调状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以农业和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及金融支持，以及大中型企业发展、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等因素对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更为稳健而积极；识别出四化发展存在若干问题的7 类计145 个地市，主要分布在中部传统农区、西南山地丘陵区和青藏高原区。在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推进四化协调发展既需要共性制度创新，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区域问题研制区域政策，有必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与金融扶持力度，积极扩大内需，优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提升城镇投资和教育投资的效率。 |
| [30] | . <p>着眼于城乡发展转型中“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规律研究,以快速城乡转型发展的环渤海地区为典型案例区,通过构建县域层面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相关数据资料,对环渤海地区县域尺度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演化时空格局进行系统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 环渤海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和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和协调度水平高于其他地区,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产业非农化之间转型联动一致性较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偏低,协调度呈现出低非农化转型水平的一致均衡性,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之间联动和传导作用较弱。②“人口—土地”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度普遍滞后低于“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度,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同一致性失调。③伴随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及协调度呈现为波状传递上升的演进时序变化特征,人口、土地、产业子系统之间联系程度和组织调控过程符合系统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规律。④创新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机制,创建土地基本制度、核心制度与保障制度相融合的多层次土地节约集约制度体系,完善基本供地机制、规划决策机制、市场配置机制、收益分配机制,是构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关联挂钩的核心途径。强化以人口、土地、产业联动三挂钩的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的核心理论研究将是城乡发展转型地理学和土地资源管理学科领域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p> <p>着眼于城乡发展转型中“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规律研究,以快速城乡转型发展的环渤海地区为典型案例区,通过构建县域层面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相关数据资料,对环渤海地区县域尺度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演化时空格局进行系统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 环渤海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和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和协调度水平高于其他地区,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产业非农化之间转型联动一致性较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偏低,协调度呈现出低非农化转型水平的一致均衡性,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之间联动和传导作用较弱。②“人口—土地”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度普遍滞后低于“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度,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同一致性失调。③伴随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及协调度呈现为波状传递上升的演进时序变化特征,人口、土地、产业子系统之间联系程度和组织调控过程符合系统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规律。④创新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机制,创建土地基本制度、核心制度与保障制度相融合的多层次土地节约集约制度体系,完善基本供地机制、规划决策机制、市场配置机制、收益分配机制,是构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关联挂钩的核心途径。强化以人口、土地、产业联动三挂钩的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的核心理论研究将是城乡发展转型地理学和土地资源管理学科领域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p> |
| [31] | . <p>高新技术产业区是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重要载体, 在实施国家自主创新战略中具有重要 作用。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区土地利用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引入了土地利用绩效的概念, 构建 了包括土地效益、土地利用效率和创新功能三个维度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土地利用绩效理论模 型, 以这一模型为理论基础建立了由3 个二级指标, 8 个三级指标, 37 个四级指标组成的高 新技术产业区土地利用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同时以土地利用绩效概念模型为理论基础, 构造了与土地利用绩效指标体系相匹配的矢量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 以北京市高新技术产 业区中5 个不同类型的园区为例做了综合评价, 评价结果显示, 清华科技园、上地信息产业 基地以及中关村西区的土地利用绩效指数较高, 中关村软件园和永丰基地的土地利用绩效指 数较低。通过与其他评价模型的对比验证, 本文构造的评价模型对高新技术产业区创新能力 指数的变化更为敏感。</p> <p>高新技术产业区是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重要载体, 在实施国家自主创新战略中具有重要 作用。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区土地利用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引入了土地利用绩效的概念, 构建 了包括土地效益、土地利用效率和创新功能三个维度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土地利用绩效理论模 型, 以这一模型为理论基础建立了由3 个二级指标, 8 个三级指标, 37 个四级指标组成的高 新技术产业区土地利用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同时以土地利用绩效概念模型为理论基础, 构造了与土地利用绩效指标体系相匹配的矢量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 以北京市高新技术产 业区中5 个不同类型的园区为例做了综合评价, 评价结果显示, 清华科技园、上地信息产业 基地以及中关村西区的土地利用绩效指数较高, 中关村软件园和永丰基地的土地利用绩效指 数较低。通过与其他评价模型的对比验证, 本文构造的评价模型对高新技术产业区创新能力 指数的变化更为敏感。</p> |
| [32] | . <p>从系统论的角度, 剖析农村系统的要素组成、结构特征及动力机制, 是构建区域农村 发展主导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表明: ① 区域系统是一个连续的城乡统一体, 农村问题必须 置于区域整体系统的大框架下进行研究。② 区域农村发展系统是一个由农村发展内核系统和 农村发展外缘系统组成的复杂综合体, 农村发展的本质就是两者之间相互耦合协调作用的过 程。③ 区域农村发展综合能力取决于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外援驱动力两个 方面, 三者均是矢量的概念, 符合物理学意义中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两个分力之间相互组 合, 形成四种不同的类型, 对应不同的农村发展状态。④ 依据区域农村发展动力源的差异 性, 将农村发展模式分为工业化、城市化外援驱动主导型和农村自我发展主导型两个一级类, 以及工业企业带动型和特色产业发展型等六个二级类。以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发展为研 究主线, 结合不同农村发展模式的特征与要求, 是地理学研究农村发展机制与模式的新视角。</p> <p>从系统论的角度, 剖析农村系统的要素组成、结构特征及动力机制, 是构建区域农村 发展主导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表明: ① 区域系统是一个连续的城乡统一体, 农村问题必须 置于区域整体系统的大框架下进行研究。② 区域农村发展系统是一个由农村发展内核系统和 农村发展外缘系统组成的复杂综合体, 农村发展的本质就是两者之间相互耦合协调作用的过 程。③ 区域农村发展综合能力取决于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外援驱动力两个 方面, 三者均是矢量的概念, 符合物理学意义中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两个分力之间相互组 合, 形成四种不同的类型, 对应不同的农村发展状态。④ 依据区域农村发展动力源的差异 性, 将农村发展模式分为工业化、城市化外援驱动主导型和农村自我发展主导型两个一级类, 以及工业企业带动型和特色产业发展型等六个二级类。以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发展为研 究主线, 结合不同农村发展模式的特征与要求, 是地理学研究农村发展机制与模式的新视角。</p> |
| [33] | . <p>社会经济生物自然土地管理三维驱动因素通过“农村人口耕地农村居民点”3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驱动着乡村转型发展。以该3要素为研究对象，提出基于力学平衡模型乡村转型发展偏离度的评价方法，并综合应用 2000 年和 2010 年两期 Landsat TM影像解译数据及2006~2020年规划修编数据，分析了江苏省乡村地区转型变化的特征规律。研究表明：江苏省各县（市区）乡村地区转型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偏离发展情况；偏离度空间上呈现极角苏南<苏中<苏北，极径苏南>苏中>苏北的规律；农村居民点扩张成为乡村转型均衡发展的最重要阻碍因素，这根源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三元”结构社会体制，目前“生产空间较好的实现了转型，生活空间和身份空间依然滞留在乡村地区”，现阶段的乡村转型发展是一种不均衡的发展模式，必须实现向“以人为本”发展方式转变</p> <p>社会经济生物自然土地管理三维驱动因素通过“农村人口耕地农村居民点”3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驱动着乡村转型发展。以该3要素为研究对象，提出基于力学平衡模型乡村转型发展偏离度的评价方法，并综合应用 2000 年和 2010 年两期 Landsat TM影像解译数据及2006~2020年规划修编数据，分析了江苏省乡村地区转型变化的特征规律。研究表明：江苏省各县（市区）乡村地区转型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偏离发展情况；偏离度空间上呈现极角苏南<苏中<苏北，极径苏南>苏中>苏北的规律；农村居民点扩张成为乡村转型均衡发展的最重要阻碍因素，这根源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三元”结构社会体制，目前“生产空间较好的实现了转型，生活空间和身份空间依然滞留在乡村地区”，现阶段的乡村转型发展是一种不均衡的发展模式，必须实现向“以人为本”发展方式转变</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