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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流动中的“人地关系”与迁入地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

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冯建喜¹^,, 汤爽爽²^,, 杨振山³

1.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南京 210093

2.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人文地理研究中心,南京 210046

3.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实验室,北京 100101

Determinants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FENGJianxi¹^,, TANGShuangshuang²^,, YANGZhenshan³

1.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f Human Geography, School of Geographic and Oceanographic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gjing 210046, China

3. Key Lab of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通讯作者:汤爽爽（1982- ）,女,江苏南京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口地理学与城市化政策。E-mail: sstang@nju.edu.cn
收稿日期:2015-06-12
修回日期:2015-11-25
网络出版日期:2016-01-23
版权声明:2016《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01175,41401150,41530751）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BK20141325）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项目（2014042）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冯建喜（1983- ）,男,陕西定边人,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居民时空空间行为、老龄化社会及人口地理学。E-mail: jxfup@nju.edu.cn

展开

摘要
基于“人地关系”视角下的农村流动人口创业行为影响机制理论模型,并辅之以江苏省的实证研究,从“环境”和“个体”两个方面解读其对农村流动人口迁入地创业行为的影响。采用2010年江苏省城镇暂住人口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发现,农村流动人口的个人经济社会特征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城市环境均对其创业行为产生影响。特别是城市环境方面,城市总人口规模和农村流动人口规模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具有反向影响;控制规模之后,在户口含金量越高的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创业的可能性越低,这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对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农村流动人口;人地关系;创业行为;二元Logistic模型;江苏
Abstract
China has experienced fast urbanization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and now it is the key time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through accommodating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destinations orderly and properly.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destinations could increase their incomes and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local residents and therefore is considered as an efficient means to enhanc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migrants. However, in domestic scientific community, existing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rural migrants in rural origins while in international debates, too mu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immigrants and ethnic groups.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destinations and its determinants are rather limited. This paper therefore first proposes a theoretic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destination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and then takes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mpirical case to demonstrate the feasi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theoretic model. Based on the '2010 Migrant Survey in Jiangsu province', this paper employs binary logistic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determinants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of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destinations. This paper has several findings. Firstly, both the social-economic features of rural migrants and the social, cultural and urban environments are observed to have influences on the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of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destinations. Secondly, the urban factors, such as urban labor market and urban economic structure, exert more profound influences on the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of migrants than the difference in cultural and societal contexts of original places, which are in contrast to the findings of existing studies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immigrants and ethnic groups in destinations. Thirdly,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special institutional schemes of China also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s of rural migrants, particularly the hukou arrangement tends to reduce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destinations.

Keywords：entrepreneurship behavior;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rural migrants;binary logistic model;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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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建喜, 汤爽爽, 杨振山. 农村人口流动中的“人地关系”与迁入地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J]. , 2016, 35(1): 148-162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1013
FENG Jianxi, TANG Shuangshuang, YANG Zhenshan. Determinants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J]. 地理研究, 2016, 35(1): 148-162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1013

1 引言

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3.7%^[1],这不仅标志着城镇发展进入了从量向质的转变,而且预示着城乡要素需要更加合理地配置和更加无阻碍地流动。农村人口由原来的被动地流向城市,逐渐进入和城市人享有更加平等的机会,从而主动地开始谋求和城市人同样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就业是农村人口享受城市发展机会的根本性标志之一,是农村人口到迁入地融入城镇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途径。农村人口创业反映了农村人口在从乡村流向城市的过程中,更加积极主动地和迁入地城镇发展高度融合的过程,对迁入地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流动人口自身生活水平和就业技能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表征。以往研究对流动人口的空间格局、过程、行为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有利于从量上了解农村流动人口和城镇发展之间的关系。但针对农村流动人口和城镇发展在质上的协调还需深入研究。近年来对农民工创业的研究,主要关注了返乡创业^[2-5],而关于迁入地创业的过程鲜有研究。
对农村流动人口创业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型城镇化”战略以人为核心,旨在提高农村流动人口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其与当地社会融合,实现“人的城市化”^[6]。目前中国已有2亿多农村流动人口,预计在今后10~15年,每年将有100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如何合理安置农村流动人口就业是今后一段时期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自主创业有助于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加快融入当地社会,享受城镇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因此,农村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创业行为已成为研究中国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议题。鉴于此,基于2010年江苏省城镇暂住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在迁入地创业的要素,揭示不同类型城镇对农村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影响,为城镇流动人口管理提供有益借鉴。

2 农村流动人口迁入地创业的人地关系

2.1 农村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

创业行为是指通过个人或一个群体投资组建公司来提供新的产品或服务,以及有意识地创造价值的过程^[7]。农民工创业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创造价值和财富的过程,具有上述创业的共性特征。但是,由于中国农民受到身份、制度及其他因素的限制,农民工创业有别于一般意义的创业。就创业组织形式而言,大部分农民创业者以家庭为单元,非企业化组织模式,不一定创建新的企业化组织模式;就经营领域来讲,农民工创业主要集中于农业经营领域,或经营生活性服务业;就创业成员而言,农民工创业方式既包括个体创业,也包括与家庭成员共同创业^[8]。农民工创业的特殊性意味着影响其创业行为的因素与一般创业行为有所不同。
与农民工在迁入地城市的一般就业相比,农民工创业在经济方面可以更大程度地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条件;在社会方面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较少受到歧视;在自身心理方面可以帮助农民工实现拥有事业的理想,更好地融入城市^[9]。而对于当地政府而言,与一般就业相比,农民工创业不但可以解决创业者本身的就业问题,同时还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从中长期发展目标来看,鼓励农民工在迁入地创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当地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当地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针对移民和少数族群在迁入国（地）的创业行为。该类研究多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视角对此现象进行解释。其中,社会学的角度主要包括结构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结构决定论也称劣势理论（disadvantage theory）或阻断流动理论（blocked mobility theory）。该理论认为大部分移民或者少数族群在迁入地就业时有显著的不利因素,从而阻碍了他们找到工作^[10-15]。文化决定论认为一些移民和少数群体的文化特质,如勤劳工作、集体主义诚实守信、敢于冒险等会促进和鼓励创业行为^[10,13,16]。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需要结合而不是割裂文化因素和结构因素这两方面去认识移民和少数族裔的创业行为,同时,个人的能动性、个人与所在地社会的契合程度等因素也被纳入相关研究^[13,16],如混合嵌入假说（mixed embeddedness hypothesis）^[11,17]。但由于这些理论源于社会学,其在分析时更强调个人在社会背景中的嵌入,如家庭结构、社会网络等背景因素对移民和少数族群创业行为的影响,而其他背景要素,特别是空间背景要素获得的关注较少。经济学的理论主要包括飞地理论（enclave theory）和中间人理论（middleman theory）^[13,16,18]。移民和少数族群的生意可以开展是因为要满足移民群体其他成员的特殊需要。移民和少数族群人数的增加及在地理空间的集聚,推动了消费需求。创业者由此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为群体里的其他人在迁入地生存和生活提供服务,是群体和当地社会之间的桥梁。
国内关于农村流动人口创业的研究非常有限,多集中于对返乡农村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研究^[2,5,19],主要从社会意义、现状、影响因素及政策建议等四个方面对农村流动人口返乡创业进行探索^[19]。但是,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在研究对象上,鲜有针对农民工在迁入地城市的创业行为方面进行研究。研究深度上,大多进行描述性分析和案例分析,对影响农民工创业的因素归纳概括不够全面。此外,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缺陷,如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见。因此,对于农村流动人口创业的研究,至少存在两个可以创新的空间：一是对农村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创业行为进行研究,二是在关注个人社会经济属性的同时,考虑地理环境因素对其创业的影响。
综上,移民和少数族群在迁入地创业,作为一种人文地理现象,较少受到地理****的关注。还未有研究从地理学的角度,基于“人地关系”的视角构建理论模型,并辅以实证案例的研究。

2.2 农村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人地关系分析

虽然已有研究多集中于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但其研究结果对迁入地农村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关于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研究多从个体因素（企业家的个人特征和社会特征）、环境资源（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环境）和创业过程（识别机会、利用机会、动员资源、创建新组织、开展新业务等）等方面研究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和行为。如郭军盈将影响农民创业的因素分解为体制性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自身素质三大类^[20]。王冬等从创业者的个体特征（性别、年龄、风险偏好）、人力资本（文化程度、务工年限、职业培训）和创业环境（家庭收入、金融支持、政策支持）三方面研究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创业的影响^[21]。刘光明等认为个人及家庭原因、政策支持、宏观环境变化等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创业的主要因素^[22];刘唐宇发现个人经历、技能、资金、经济环境以及资源可得性是促使农民工创业的主要诱因^[23];王静等强调家庭因素、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等对农民创业产生的重要影响^[24]。朱明芬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农民创业决策的速度和效率,经济越发达地区,农民越容易做出创业决策;家庭人口数量越多、家庭承包耕地面积越大,农民越容易做出创业举措;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农民越有可能进行创业^[8]。
有别于已有研究,根据“人地关系”理论^[25,26],其中“地”是指由自然和人文要素按照一定规律相互交织、紧密结合构成的地理环境整体;“人”兼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具有认识、利用、改变和保护自然环境和认识、改变、控制自身的能力,会根据环境变化做出反映从而适应环境。由此可见,人的行为正是人在综合衡量外部环境的影响和自身能动性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反映。个人行为是个人能力（

\begin{matrix} P \end{matrix}

）和外部环境（

\begin{matrix} E \end{matrix}

）的函数。同时,人对外部环境的主观认知不同,也会影响个人的行为,即人类和环境互动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

\begin{matrix} P \times E \end{matrix}

）。移民和少数族群的创业行为作为人的一种行为,也是个人所拥有的资源、竞争能力与外部环境的复杂交互作用的结果,可表示为：

\begin{matrix} B = f (P, E, P \times E) \end{matrix}

（1）
图1是基于“人地关系”视角,构建的农村流动人口创业行为影响机制概念模型。环境对农村流动人口创业行为存在“推”和“拉”两方面的作用。“推”是指环境的某些方面限制了其寻找一般就业的机会,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地方政策的限制等,从而将农村流动人口“推”向创业。“拉”是指某些环境因素为农村流动人口创业提供了需求或便利条件,如宽松的市场环境、靠近农村流动人口聚集区、政府鼓励创业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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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基于“人地”视角的农村流动人口创业行为影响机制理论模型
-->Fig. 1Theoretical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rural migr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

环境因素包括很多方面,既包括市场环境,如迁入地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环境是否宽松、是否有足够的需求;也包括农村流动人口群体本身的情况。就市场环境而言,迁入地GDP、人口规模以及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越大,其对一般就业的需求就越大,农村流动人口获取一般就业的机会更多,从而降低创业意愿。就农村流动人口群体本身而言,农村流动人口越多、越集中,意味着非正规服务需求越多,从而有利于农村流动人口创业。劳动力市场环境是指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当地正规劳动力市场的难易程度以及获得薪酬的多少,是否会有歧视等。一般而言,农村流动人口越难进入劳动力市场、受到的歧视越多、薪酬越低,更倾向于创业。制度环境如政府对农村流动人口创业的政策、营业执照办理手续、税收制度、法律制度等。制度环境越严苛,农村流动人口办理相关手续越繁复,越不利于农村流动人口创业。农村流动人口的个人资本,也是影响其是否创业的重要因素。个人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如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历等）、经济资本（拥有资本情况）、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资本、群体资本等）等。个人资本越多,其拥有的各类资源越多,从而更有可能激发创业意愿,提升其创业成功的可能性。
个人资本和环境处于不断演化的交互作用中。在这种影响下,农村流动人口创业可能会面临各种问题,而其决策和行为正是应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3 研究设计

3.1 案例地情况

江苏省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之一（图2）。2010年,人口仅占全国比重5.9%的江苏省,创造出占全国10.4%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占全国15.7%的进出口总额^[27]。虽然江苏省的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但内部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却不尽相同。苏南、苏中、苏北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小差距（表1）,这种不平衡造成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的差异,进而推动了省内人口由北向南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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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江苏省三大地区示意图
-->Fig. 2Three sub-regions in Jiangsu province
-->

Tab. 1
表1
表12010年度江苏省三大次区域经济、社会指标
Tab. 1Economic and social indices of three sub-regions in Jiangsu Province, 2010

区域	人均GDP(元)	城市人口比重(%)	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苏南	79501	70.3	27780	12978
苏中	47422	56.0	20748	9626
苏北	29774	51.5	16020	7724

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年鉴》（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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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0年在江苏省由多个政府部门合作展开的针对城镇暂住人口的抽样调查,其目的在于进一步了解江苏省内农村流动人口的城镇化意向,为制定相关城镇化政策做准备。调查对象为在全省各级公安部门登记,来自省内农村的非学龄（16岁以上）城镇暂住人口。为使调查在地域上具有代表性,调查点涉及江苏省13个地级市（按各城市的规模抽取其中17个城区）和全部64个县（市、区）的城关镇,并另在省域内随机抽取27个镇。该调查根据登记底册,采取无关标志排队、随机起点等距方法抽中人口进行问卷访谈,样本总量10896份,经整理后,共得到有效问卷7921份。问卷的问题涉及暂住人口的基本信息、受访地工作时间、居住状况、社会保障以及是否拥有农地等,也包括来源地及受访时工作地的地理信息。
依据“人地关系”视角下的概念模型,从农村流动人口的个人资本和环境两方面分析影响其创业的因素。其中,个人资本包括人力资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工作时间）、经济资本（个人收入水平、住房情况、承包地拥有情况）、社会网络资本（婚姻状况、是否与家人住在一起、来源地与工作地的关系）、群体（组织）成本（来源地所属区域）。环境因素包括大市场环境（工作地GDP、工作地城市常住人口）、小市场环境（工作地外来打工人口）、劳动力市场因素（工业产值占GDP比值）、制度因素（工作地所属区域、工作地行政级别）。问卷及变量的基本信息如表2所示。
Tab. 2
表2
表2变量基本信息
Tab. 2Profiles of variables

变量及分类			总样本		创业样本		备注
			频率	百分比（%）	频率	百分比（%）
分类变量	性别	女	2775	35.1	298	32.7	人力资本
	性别	男	5137	64.9	613	67.3	人力资本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1142	14.4	107	11.7	人力资本
		初中、高中	6267	79.2	744	81.7
		大专及以上	503	6.4	60	6.6
	婚姻状况	未婚	1984	25.1	97	10.6	关系网络资本（社会资本）
	婚姻状况	已婚	5928	74.9	814	89.4	关系网络资本（社会资本）
	与家人住在一起	否	4732	59.8	247	27.1	关系网络资本（社会资本）
	与家人住在一起	是	3180	40.2	664	72.9	关系网络资本（社会资本）
	工作时间	$\begin{matrix} \leq \end{matrix}$ 1年	2842	36.0	351	38.5	人力资本
		1~5年	3142	39.7	417	45.8
		$\begin{matrix} > \end{matrix}$ 5年	1926	24.3	143	15.7
	住房类型	自有房	651	8.2	206	22.6	经济资本
		租赁房	4836	61.1	661	72.6
		亲友家	258	3.3	16	1.8
		宿舍	2167	27.4	28	3.0
	承包地	无	3465	43.8	416	45.7	经济资本
	承包地	有	4447	56.2	495	54.3	经济资本
	来源地和迁入地关系	同一县级行政区	1407	17.8	173	19.0	关系网络资本（社会资本）：来源地和迁入地相隔越近,社会网络资本越强
		同一地级市内不同县级行政区	1263	16.0	182	20.0
		同一区域内不同地级市	1285	16.2	172	18.8
		不同区域	3957	50.0	384	42.2
	来源地区域	苏北	5446	68.8	586	64.3	群体（组织）资本：文化越开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创业行为越多
		苏中	1732	21.9	105	11.5
		苏南	734	9.3	220	24.2
	迁入地区域	苏北	2855	36.1	383	42.0	制度因素：地区发展水平越高,户口含金量越高,对外来人口的限制越严格
		苏中	1986	25.1	200	22.0
		苏南	3070	38.8	328	36.0
	迁入地行政级别	地级	1287	16.3	121	13.2	制度因素：城市行政级别越高,行政管理越严格,户口获取难度越大
		县级	4512	57.0	682	74.9
		乡镇	2113	26.7	108	11.9
连续变量	年龄		7912	34	911	37	人力资本
	迁入地城市GDP（亿元）		7912	675.1（平均值）			市场环境因素（大市场）：GDP和人口规模越大,市场需求越大
	迁入地城市常住人口（万人）		7912	118（平均值）			市场环境因素（大市场）：GDP和人口规模越大,市场需求越大
	迁入地城市农村流动人口（万人）		7912	19.3（平均值）			市场环境因素（小市场）：农民工越多,小市场需求越大
	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7912	47.6（平均值）			市场环境因素：比重越高,劳动力市场需求越大
合计			7912	100.0	911	100.0	农村流动人口创业的比例为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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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居住条件、来源地与迁入地的关系两个方面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进行进一步分析。就住房选择看（图3）,住在租赁房、集体宿舍、自有住房及亲友家的农村流动人口分别占61.1%、27.4%、8.2%和3.3%,而自主创业的农村流动人口在这些居住类别中所占比例分别为72.6%、3.1%、22.6%和1.8%。其中,由于住在租赁房的农村流动人口数量最多,因而其创业人口也最多,而住在集体宿舍的农村流动人口多为企业雇工,创业人口的数量很少,导致其所占比例明显偏低。若考查不同居住类别中自主创业的农村流动人口占该类别中居住的农村流动人口的比例（类似区位熵的概念）,则可发现：居住在自有住房中的农村流动人口创业比例最高,约为31.6%,其次分别为租赁房（13.7%）、亲友家（8.2%）及集体宿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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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不同居住条件农村流动人口自主创业分析
-->Fig. 3The proportion of self-employing rural migrants in different housing conditions
-->

为考察关系网络资本,依照来源地与迁入地的关系,将农村流动人口分为在同一县级行政区、在同一地级行政区但不在同一县级行政区、在同一区域但不在同一地级行政区、不在同一区域四类。基本假设是随着距离（空间距离、行政距离、心理距离）的增加,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资本呈下降趋势,从而对其自主创业的可能性有所影响。图4显示,跨区域（主要是苏北流向苏南）打工或创业是最为常见的模式（42.2%）,其他三种类型中的农村流动人口比例相近（18%~20%之间）。其中,自主创业比例呈相似分布。若考查不同模式中自主创业占农村流动总人口的比例,可发现跨区域的自主创业比例远低于其他三种情况,可见由于远离家乡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网络疏离确实会降低农村流动人口的自主创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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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不同来源地与迁入地关系的农村流动人口自主创业分析
-->Fig. 4The proportion of self-employing rural migrants in different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

3.3 不同来源地和迁入地农村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

为了更好地分析不同地理环境对农村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影响,将来源地与迁入地进行交叉,按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建立3×3的九要素矩阵,分别研究他们的创业行为。
表3表示经济最不发达的苏北地区是最大的农村流动人口输出地（69.4%）,而经济最发达的苏南地区是最大的农村流动人口迁入地（38.8%）。在这个人口流向的矩阵中,最大的人口流向并不是苏北至苏南（26.6%）,而是苏北至苏北（31.8%）。此外,农村流动人口均把同一区域作为首选迁入地。这一定程度表明,社会网络关系在农村流动人口外出就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Tab. 3
表3
表3根据来源地和迁入地划分的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及比例（人/%）
Tab. 3Population and proportion of rural migrant split by origin and destination places

来源地	迁入地			合计
来源地	苏南		苏中	苏北
苏南	423/5.4	136/1.7	125/1.6	684/8.7
苏中	541/6.8	977/12.4	214/2.7	1732/21.9
苏北	2105/26.6	87/11.0	2517/31.8	5496/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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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表明来源于苏南的农村流动人口自我创业的比例最高（15.2%）,来自苏中地区的次之（12.7%）,来自苏北地区的创业比例最低（10.7%）。这与朱明芬在杭州的实证研究结果^[8]相似,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农民创业的可能性,来自经济越发达地区,农村流动人口越容易做出创业决策。此外,从文化的角度,相对于苏北地区,苏中和苏南地区更具有经商和创业的文化和传统。这一结果也可能是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造成的。由于苏南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高于苏北,苏南人在全省各地创业的成本相对较低,更易创业。总之,由于来源地不同而造成的农村流动人口创业的差异确实存在。而就迁入地而言,其分布的结果正相反,苏北最高（13.4%）,苏南次之（10.7%）,苏中最低（10.1%）。这可能是不同地区的创业准入机制（如工商营业执照的申请条件,审批程序等）、市场环境以及劳动力供需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Tab. 4
表4
表4根据来源地和迁入地划分的农村流动人口创业人口数量及比例（人/%）
Tab. 4Population and proportion of entrepreneurial rural migrant split by origin and destination places

来源地	迁入地			合计
来源地	苏南		苏中	苏北
苏南	54/12.8	28/20.6	22/17.6	104/15.2
苏中	76/14.0	129/13.2	15/7.0	220/12.7
苏北	198/9.4	43/4.9	346/13.7	587/10.7
合计	328/10.7	200/10.1	383/13.4	9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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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苏南的农村流动人口在苏中地区创业的比例最高,来自苏中和苏北的农村流动人口在本区域创业的可能性最高。这表明创业是农村流动人口基于创业成本、收益及成功与否综合衡量的结果^[9]。由于苏南地区的创业成本最高,因而来自苏南区域的农村流动人口并没有选择在苏南创业,而选择经济相对较弱,但不是最弱的苏中地区作为首选创业地,从而使收益最大化。而对于来自苏中和苏北的农村流动人口而言,在本地创业可以依靠本地的社会网络资源,从而降低创业成本,提高创业成功的可能性。
需要指出,以上的描述性分析并不能辨别不同因素对农村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影响,因此还需要进行回归分析,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进行深入探讨。

4 农村流动人口创业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流动人口创业行为来源于问卷中的问题——“您在本市有经营产业吗?如果有,年营业额是多少”。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村流动人口是否经营产业进行回归分析。表5中,odds ratio表示具有该属性的农村流动人口创业的可能性是具有参考值属性的倍率,wals统计量越大表示该变量越重要^[22]。模型的Nagelkerke R²为0.2413,即因变量24%的变化可以被解释,模型结果较为满意。
Tab. 5
表5
表5农村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二元logistic模型
Tab. 5Binary logistic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rural migrants

			B	Odds Ratio	Wals
个人因素	人力资本	性别（女性=参考值）
		男性	0.135^*	1.145	2.673
		年龄	0.138^***	1.148	17.608
		年龄平方	-0.002^***	0.998	15.780
		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参考值）
		初中及高中	0.365^**	1.440	9.077
		大专及以上	0.378^*	1.459	3.687
		工作时间（ $\begin{matrix} \leq \end{matrix}$ 1年=参考值）
		1~5年	0.493^***	1.637	20.030
		$\begin{matrix} > \end{matrix}$ 5年	0.513^***	1.670	21.128
	经济资本	个人收入	0.992^***	2.697	85.223
		居住类型（租赁房=参考值）
		自有房	0.944^***	2.570	81.447
		亲友家	-0.667^**	0.513	6.015
		宿舍	-1.943 ^***	0.143	94.058
		承包地（无承包地=参考值）
		承包地面积少于平均值	-0.114	0.892	1.720
		承包地面积大于平均值	-0.010^*	0.990	5.008
	关系网络资本	婚姻状况（未婚=参考值）
		已婚	0.256^*	1.292	2.716
		与家人合住（未与家人合住=参考值）
		与家人合住	1.060^***	2.885	143.375
		来源地与工作地关系（不同区域=参考值）
		同一县级行政区	0.489^***	1.630	10.604
		同一地级市内不同县级行政区	0.356^**	1.428	7.698
		同一区域内不同地级市	0.291^**	1.338	5.642
	群体（组织）资本	来源地区域（苏北==参考值）
		苏中	0.263^**	1.300	5.975
		苏南	0.451^***	1.570	8.159
环境因素	市场环境因素	城镇GDP	-0.125^*	0.882	3.892
		城镇常住人口	-0.143^**	0.867	5.246
		城镇外来打工人口	0.516^***	1.675	50.134
		工业增加值比重	-1.648^***	0.192	47.135
	制度因素	迁入地区域（苏北=参考值）
		苏中	-0.251^**	0.778	3.901
		苏南	-0.391^**	0.677	9.521
		迁入地城市行政级别（地级市=参考值）
		县级	0.342^**	1.408	15.155
		乡镇	0.735^***	2.085	40.041
		常量	-6.462^***	0.002	120.456
		样本量	7912
		-2 对数似然值	4611.230
		Nagelkerke R²	0.245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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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个人资本的影响

4.1.1 人力资本的影响人力资本有4个量化指标：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工作时间。已有研究关于性别对农村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存在分歧。韦吉飞等认为性别因素对创业行为的影响不显著^[28];石智雷等指出女性农村流动人口返乡的创业意愿强于男性^[2];朱红根等认为返乡创业的农村流动人口以男性为主^[29]。本研究结论是,男性较女性更易创业。这可能因为与女性相比,男性需要养家糊口,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而同时更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和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因而创业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研究标明,年龄对创业的影响呈二次方的关系^[12]：与年龄增长相关的工作经验、社会网络、经济资本等积累促进农村流动人口的创业;然而,达到一定的年龄后,由于生命周期的差异,农村流动人口会更向往相对稳定的生活,不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从而降低创业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同时控制年龄和年龄的平方两个变量。这两个变量均显著,表明年龄对创业的影响确实存在二次曲线关系。
模型结果显示教育程度越高,创业的可能越大。这是因为教育可以为农村流动人口提供更多的技能和知识和更广的视野,并且提高对自身的期望,从而增强创业可能^[12,30]。郭星华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群体,与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或本科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显著倾向于返乡创业^[31]。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在迁入地创业,而越低倾向于不创业或者返乡创业。这一结论侧面说明与在迁入地创业相比,回乡创业难度更大。模型结果还显示工作时间越久,越有可能创业。这是因为工作时间长意味着拥有更多的工作经验和社会关系,可推动创业。
4.1.2 经济资本的影响经济资本有3个指标：收入水平、居住情况及原籍地承包地情况。模型表明,个人收入水平与创业的可能性成正相关。由于是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其结果并不能表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只能说明两者之间有显著关联。因此,这里的结果可能表明,因为收入水平较高,有较高的人力资本,而选择创业,也可能是因为自主创业而导致收入水平较高。但高收入水平与创业显著相关却是不争的事实。正如Meng指出,创业者是对自己收入水平最满意的农民工群体^[32]。
拥有自住房的农村流动人口的创业比例是租房者的2.87倍,更远大于其他居住类型的群体。但这一关联关系并不是说拥有住房会促进创业,而可能是因为创业可以创造出较多的财富,从而促进在迁入地购买住房。从这个角度看,创业会增加收入,进而改善居住状况。模型还显示在原籍地拥有承包地,或者承包地越大,创业的可能就越小。承包地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社会保障的角色,是一种“退路”。如果没有承包地,意味着没有退路,因此会增大创业的可能。
4.1.3 关系网络资本的影响采用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是否与家人合住以及来源地与迁入地的关系来表征关系网络资本。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中的关系网络资本是农村流动人口创业的重要驱动力,特别是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群体^[33,34]。本研究的模型显示已婚农村流动人口创业的可能性大于未婚群体。与家人合住也有利于提高创业可能性。这是因为婚姻往往是家庭资源的整合,意味着更多的社会网络资本和经济资本,因此更有利于创业。而与家人住在一起,一方面不需要将赚到的钱寄回老家,利于积累经济资本;另一方面,家庭成员可以充当免费劳动力,降低了创业的成本和风险。同时,家人可以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有利于农村流动人口在异乡面对困难和承担风险。需要注意,是否与家人合住的wals值非常高,表明该变量对农村流动人口是否创业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来源地与迁入地的关系也会影响创业的可能：随着来源地和迁入地距离（不一定是空间距离,也可能是心理距离）的靠近,农村流动人口选择创业的可能性越大,其中,来源地和工作地在同一个县级行政区,其创业的可能性最高。原因可能是来源地和迁入地相隔越近,其在家乡的社会网络可以延伸到迁入地的可能性越大,即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33];同时,农村流动人口也会对工作地就业、市场环境更加熟悉,更有利于创业。而“背井离乡”异乡人的创业风险更高,因此创业意愿较低。
4.1.4 群体（组织）资本群体（组织）资本表征在群体（组织）中,由于群体（组织）成员共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组织）,而易于资源信息共享、开展协作,从而相互影响所形成的资本^[10]。如温州人相对于其他人群更倾向于自主创业,群体（组织）成本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14]。采用来源地所属区域来表征群体（组织）成本。模型显示来源于苏北的农村流动人口,其创业的可能性显著低于来源于苏中和苏南的人群。这与朱明芬在杭州的实证研究结果^[8]相似,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农民创业决策的速度和效率,来自经济越发达地区,农民越容易做出创业决策。这一结果还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解释。相对于苏北地区,其他两个区域（特别是苏南地区）更具有经商和创业的文化和传统。

4.2 环境的影响

根据模型,与工作地城市环境因素相关的变量都有较高的wals值,说明这些变量对农村流动人口创业具有显著影响。这些因素通过影响农村流动人口所能得到的机会（包括一般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等）来影响创业的可能性。
4.2.1 市场环境影响市场需求是影响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选取迁入地城市的GDP总量,常住人口总量来表征城市大市场环境,选取流动人口的数量来表征劳动力供给情况,选取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表征劳动力需求情况,分析市场环境对流动人口自主创业的影响。
城市的GDP总量和常住人口数量代表了城市的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市场需求的大小。城市越大,经济多样性越高,为农村流动人口提供的机会越多。但已有研究关于城市人口对外来人口创业的影响并没有定论。有的研究显示大城市能为移民创业提供更大的市场需求,从而对创业有促进作用^[15];而有的研究显示大城市对移民创业具有抑制作用,原因是虽然大城市为移民创业提供更多机遇,但同时提供了更多的一般性就业,从而降低了创业意愿^[30]。本研究结果支持后者,证明市场大环境为农村流动人口提供更多的一般性就业,从而抑制创业。但从wals值可以看出,这样的影响比较有限。
为了分析市场环境对农村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选取迁入地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数量作为反映小市场环境的因子,以分析劳动力供给对创业行为的影响。结果证明,迁入地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数量越大,其创业的可能性越大,并且wals值很大。结果支持了飞地理论和中间人理论。即,外来移民群体越大,会有更多的特殊需求,从而促进了移民群体创业。这也可以解释在城中村、河南村、新疆村等有大量农村流动人口集聚的地方创业为何比例偏高。结合上一变量的结果,说明农村流动人口创业的主要服务对象还是该群体本身。虽然已有研究证明移民创业可以促进其与当地社会的融合,但由于其服务对象主要是本群体,这一作用不应当被高估。
产业结构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有显著影响：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越高,农村流动人口创业的比率越低。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当地对特定劳动力的需求情况。由于中国大部分工业还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其比重越高,说明当地对低水平劳动力的需求越大,从而提供了更多的一般性就业机会,而降低了自主创业的可能性。此外,工业比重过高,将抑制第三产业发展,不利于农村流动人口创业。
4.2.2 制度环境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制度环境是影响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制度可以通过审批程序、经商准入条件限制等环境来影响农村流动人口的自主创业,也可以通过影响劳动力进入一般性就业市场的准入间接影响自主创业行为。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如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特别是人为分割的户口制度使得研究制度环境对农村流动人口自主创业行为的影响具有特别的意义。由于户口制度的限制,绝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被排斥在城市之外。没有当地户口,不能享受迁入地城市的大部分福利,而在就业、办理营业执照等工商、税务手续的行政审批上,也常常遭受歧视^[35]。
选取迁入地所属区域以及行政级别作为制度变量。结果显示农村流动人口迁入地的区域特征会影响其创业的可能性。相对于迁入地在苏中和苏南的人群,在苏北的农村流动人口创业的可能性更大。这可能与制度方面的影响有关。He通过对北京15位政府官员和100名农村流动人口的访谈发现,虽然官方文件显示农村流动人口在办理营业执照时,仅比当地市民多办理两项手续（暂住证和房屋租赁合同）;但在实际操作中,其复杂程度远高于本地市民,一般要多出六项要求,相关付费也更高^[35]。而这还不包括在办理过程时遭受到歧视等心理因素。这一现象并不只出现在北京。实际上,对农村流动人口在就业市场、行政审批、办理营业执照等工商、税务手续等方面的歧视性政策几乎存在于每个城市^[36]。一般而言,城市的户口含金量越高,对农村流动人口的限制就越严格。在江苏,相对于苏北地区,苏中,特别是苏南地区户口的含金量更高,其行政审批控制也更加严格,因此需要外来人口创业办理更多的手续和准备更多的材料^[37],从而限制了农村流动人口在这两个区域创业的可能性。此外,该结果也可能与劳动力市场因素有关：苏中和苏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较大的劳动力需求可以使农村流动人口更容易找到就业机会,从而降低了创业意愿。
迁入地城市的行政级别对农村流动人口创业也有显著影响。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创业的可能性越低。一般而言,行政级别越高,户口含金量越高^[36,37],行政审评的程序及严格程度越大,外来人口办理相关手续的要求也越多,从而限制了创业的积极性。模型显示,行政级别的wals值较大,证明其影响作用显著。可见,制度因素,包括与户口制度相关的对外来人口的限制会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创业的可能性。

5 结论与讨论

世界经济重构对劳动力和就业市场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导致全球就业主导形式从大公司就业逐步转向创业、弹性就业^[16]。世界各地政府将越来越重视小企业对本地经济和就业的拉动作用。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要进一步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收入,改善其生活环境,创造更好的机会融入当地社会,从而实现有序城市化。这些背景都凸显了促进农村流动人口创业及相关研究的重要性。为此,以农村流动人口在迁入地创业为研究对象,从地理学的视角分析其现状及影响因素,尝试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创新：
首先,不同于基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已有研究,从地理学的视角入手,以人地关系为出发点构建理论模型。该模型可以统筹人和环境两方面的因素,兼顾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环境的影响。实证分析的回归模型解释力也证明该理论模型在分析和解释农村流动人口创业这一复杂现象时行之有效。研究结果表明人和环境的因素,特别是经常被社会学和经济****所忽视的城市环境因素（市场环境、劳动力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都会对农村流动人口创业产生影响。相对于直接干预个体行为,政府对城市环境的干预相对容易,并可以此为媒介,间接影响个体选择。因此,基于地理学视角的理论模型,可全面考察“人—环境”的交互关系,加强对创业决策和行为的认识,也可使研究结果更加直接地用于指导相关政策制定。
其次,不同于国外学界关于国际移民在迁入国创业行为的研究和国内学界关注的农村流动人口返乡创业的研究,本研究主要分析了国内移民在工作地的创业行为。国内移民的迁出地和迁入地同属一个国家,宏观环境相同,文化差异较小。因此影响国际移民创业行为的主要因素（如宏观的环境及文化差异）对国内移民的影响可能比较有限。如本研究发现农村流动人口的来源地对其创业行为虽有影响,但其解释度较为有限。这虽与研究数据有关（农村流动人口都来自江苏省内,其文化差异较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来源地的差异对移民创业行为的解释力度较弱。由于宏观环境相同,意味着造成国内移民创业的差异主要源于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环境的不同。研究结果表明中观环境（城市层面）的影响非常显著。可见,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性质差异,决定了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的不同,同时也说明直接将国外的研究成果照搬指导国内的实践,具有风险。
再者,不同于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已有研究,本文选取中国为研究区,发现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确实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创业行为产生影响。控制了城市规模之后,在行政级别高以及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创业的可能性降低。其原因可以部分归咎于在这些地区户口含金量较高,与户口相关联的限制条件更为严格,从而加大了创业的难度。需要指出,除了特殊的制度环境,中国还具有独特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这些因素都可能（如儒家文化对经商及风险的态度等）对个体的创业行为产生影响。对中国特殊背景下农村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研究,可以加深和完善对移民,乃至一般意义上创业行为影响机制的理解。
由于数据的限制,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只考虑了个人和环境两个方面的因素,没有考虑环境和个人交互作用下对其行为的影响。因此缺乏用定性的方法分析农村流动人口对环境变化的主观感受及对其决策行为的影响。第二,调查的农村流动人口均来自省内,具有很强的地域、文化同质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分析结果。第三,对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城市层面,而社区环境也会对农村流动人口创业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深化已有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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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汪三贵, 刘湘琳, 史识洁, 等.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影响 . 农业技术经济, 2010, (12): 4-10.URL摘要本文利用笔者对河南省固始县 265名返乡农民工调研得到的截面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农民工创业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特别关注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直接影响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在人力资本中,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具有更大和更显著的影响。在社会资本中,同质性社会网络更有利于农民工的创业,和谐的社会环境也能促进农民工创业行为的产生。 [Wang Sangui, Liu Xianglin, Shi Shijie, et al.The influence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on self-employment of return rural migrant workers.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0, (12): 4-10.]URL摘要本文利用笔者对河南省固始县 265名返乡农民工调研得到的截面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农民工创业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特别关注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直接影响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在人力资本中,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具有更大和更显著的影响。在社会资本中,同质性社会网络更有利于农民工的创业,和谐的社会环境也能促进农民工创业行为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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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江立华, 陈文超. 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实践与追求: 基于六省经验资料的分析 . 社会科学研究, 2011, (3): 91-97.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受社会结构的作用和影响,更关键在于创业主体的自主性建构.本文从创业主体的表达与实践出发,在对经验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发现,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对稳定生活际遇、经济效益以及体面生活形式的追求.三种激励因素的相互作用,型构成一种"三位一体"模式的创业内在机制.在模式结构内部,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力量的不同构造,使得创业形式与类型也呈现着多样化的趋势.同时,结构化的模式也呈现出创业实践实体理性的特征,使我们看清了返乡创业农民工实践行为中的社会风险和不确定性. [Jiang Lihua, Chen Wenchao.The practice and pursuit of return rural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ix provinc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1, (3): 91-97.]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受社会结构的作用和影响,更关键在于创业主体的自主性建构.本文从创业主体的表达与实践出发,在对经验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发现,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对稳定生活际遇、经济效益以及体面生活形式的追求.三种激励因素的相互作用,型构成一种"三位一体"模式的创业内在机制.在模式结构内部,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力量的不同构造,使得创业形式与类型也呈现着多样化的趋势.同时,结构化的模式也呈现出创业实践实体理性的特征,使我们看清了返乡创业农民工实践行为中的社会风险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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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美玉. 创业动机、创业资源与创业模式: 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实证研究 . 宏观经济研究, 2013, (5): 62-70.URL [本文引用: 2]摘要本文依据实际调研、深度访谈和实证分析，探索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动机、创业资源与创业模式之间的作用路径，校验创业资源在创业动机与创业模式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创业动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模式的选择，经济性动机与生存型创业正相关、与机会型创业负相关，社会性动机与机会型创业正相关，成就性动机与生存型创业负相关、与机会型创业正相关。同时，创业资源对创业动机和创业模式的调节作用具有两面性。据此提出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政策建议，即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动机，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合理选择创业模式，营造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政策环境。 [Liu Meiyu.Entrepreneurship motive, resource and pattern: Based on a surve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Macroeconomics, 2013, (5): 62-70.]URL [本文引用: 2]摘要本文依据实际调研、深度访谈和实证分析，探索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动机、创业资源与创业模式之间的作用路径，校验创业资源在创业动机与创业模式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创业动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模式的选择，经济性动机与生存型创业正相关、与机会型创业负相关，社会性动机与机会型创业正相关，成就性动机与生存型创业负相关、与机会型创业正相关。同时，创业资源对创业动机和创业模式的调节作用具有两面性。据此提出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政策建议，即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动机，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合理选择创业模式，营造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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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aijman R.Determinants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Mexican immigrants in Chicago.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01, 30(5): 393-411.https://doi.org/10.1016/S1053-5357(01)00101-9 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This paper focuses on Mexican immigrants who are considering to start a business but do not so for various reasons (latent entrepreneurs). The research design is unusual in that it queries the individuals at the very preliminary stages of the process when they are contemplating the alternatives, so it is well suited to learn about the determinants of business ownership. First,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e potential value of personality measures (e.g., risk disposition) for predicting who will want to start a business. Second, the results underscore that having close family members in business exposes individuals to role models and sources of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help that might put business ownership within reach of people with modest resources. Third, economic resources in the household, in the form of financial investments, also affect the wish to start a business because they furnish available capital for the start-up.
[13]	Ibrahim G, Galt V.Explaining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A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pproac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1, 20(6): 607-613.https://doi.org/10.1016/j.ibusrev.2011.02.010 Magsci [本文引用: 3]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spar0005">The cultural approaches and the economic approaches advocated by mainstream neo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sts fail to provide an adequate explan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thnic groups in the rate of business formation. These approaches provide only a partial explanation, much of which is based on static, predetermined exogenous and/or endogenous factors. By comparison the old institutional economists’ framework, when applied to this area, offers a more holistic explanation of differential ethnic business formation by bringing together a range of cultural and economic factors that emphasize the path dependency of activities and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behaviour and actions.
[14]	Ilhan-Nas T, Sahin K, Cilingir Z.International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Antecedents, outcomes and environmental contex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1, 20(6): 614-626.https://doi.org/10.1016/j.ibusrev.2011.02.011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spar0005">The paper presents an overview of articles on international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between 1936 and 2009 from 32 journals published in SSCI using content analysis. The insights gained from the studies are used to make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The most important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the crucial effects of transnationalism, mixed-embeddedness and the interaction among social, human and financial capital on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15]	Razin E, Langlois A.Metropolitan characteristics and entrepreneurship among immigrants and ethnic groups in Canad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8, 30(3): 703-727.https://doi.org/10.2307/2547633 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This study assesses the influence of metropolitan characteristics on self-employment among immigrant groups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Canada. It compares self-employment among 65 immigrant and ethnic groups in Canada's 25 metropolitan areas and is based on a special tabulation from the 1991 Census of Canada. Results show that locational variations in self-employment among groups that are clearly distinguished from Canada's mainstream population, and among the more entrepreneurial groups, differ markedly from locational variations among the rest of the population. These groups gravitate to self-employment, particularly in peripheral metropolitan areas where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re few. Neither does a large local community of co-ethnics positively influence the propensity to become self-employed. However, 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 in peripheral metropolitan areas cluster in relatively narrow entrepreneurial niches. While benefiting from less competition by co-ethnics, the immigrants are probably constrained there to self-employment due to the lack of alternative opportunities.
[16]	Volery T.Ethnic entrepreneurship: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Dana, L P.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Ethnic Minority Entrepreneurship: A Co-Evolutionary View on Resource Management.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7: 30-41.URL [本文引用: 4]摘要 ABSTRACT (from the introduction:) With the recent growth of new ethnic populations in Western societies, ethnic business is no longer a matter of strictly historical interest; neither is it parochial American concern. Because new ethnic populations have grown at a time when Western economies are in a phase of slow growth and massive technological challenge, ethnic adaptation and mobility are central issues to economic research (Waldinger et al., 1990a: 13). In Europe, businesses run by persons from minority ethnic groups have always been present, but three changing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have increased their salience and visibility over the past decades. Firstly, massive immigration from former colonies, southern Europe and North Africa has led to a considerable migration flows. Secondly, three decades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have led to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ur market and a general shift away from employment in large firms to self-employment in small ones. This trend has hit certain immigrant groups much harder tha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which is reflected by the higher unemployment rates among immigrants (Barret et al., 1996). Thirdly, the opportunity structure for ethnic business has become more favourable as Europe's chang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led to a resurgenc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Blaschke et al., 1990).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chapter is to develop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dimensions in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thnic enterprise are multifaceted and include education, generation, the local population, the economic situation, job opportunities, location, cultural and religious ifferences, and the origin. The result, viewed from a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 presents a very complex and dynamic mosaic, which usually moves too fast for statistics to keep up.
[17]	Kloosterman R, Rath J.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advanced economies: Mixed embeddedness further explored.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01, 27(2): 189-201.https://doi.org/10.1080/13691830020041561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JEMS special issue on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and mixed embeddedness. The special issue has grown out of an EC-funded programme of networking research entitled 'Working on the Fringes: Immigrant Businesses,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Informal Practices'. Our opening paper provides a contextual overview for the case-study papers which follow. We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mixed-embeddedness thesis and especially focus on the demand side of the opportunity structures framework which confronts potential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We propose a three-level strategy for analysing the opportunity structure and its underlying dynamics, based on national, urban/regional and neighbourhood levels of comparison. In the nal part of the paper, we identify several possible future lines of research.
[18]	Ram M, Jones T.Ethnic-minority businesses in the UK: 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policy developments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 Policy, 2008, 26(2): 352-374.URL [本文引用: 1]
[19]	陈浩义, 孙红霞, 王文彦. 国内农民工创业问题研究综述及理论分析框架 . 山东工商学院学报, 2014, (2): 47-52.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5956.2014.02.010 URL [本文引用: 2]摘要随着农民工创业活动的持续开展,我国**开始关注农民工创业问题的研究.国内对农民工创业问题的研究主题集中在农民工创业意义、农民工创业动机、农民工创业能力、农民工创业环境、农民工创业影响因素等方面.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民工创业问题理论分析框架,通过研究农民工创业能力禀赋、创业环境、创业过程以及创业绩效间的作用关系来认识农民工创业企业的创生及成长机理. [Chen Haoyi, Sun Hongxia, Wang Wenyan.Research review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self-employment of domestic rural migrant workers. Journal of Shandong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2014, (2): 47-52.]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5956.2014.02.010 URL [本文引用: 2]摘要随着农民工创业活动的持续开展,我国开始关注农民工创业问题的研究.国内**对农民工创业问题的研究主题集中在农民工创业意义、农民工创业动机、农民工创业能力、农民工创业环境、农民工创业影响因素等方面.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民工创业问题理论分析框架,通过研究农民工创业能力禀赋、创业环境、创业过程以及创业绩效间的作用关系来认识农民工创业企业的创生及成长机理.
[20]	郭军盈. 影响农民创业的因素分析 . 现代经济探讨, 2006, (5): 77-80.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2382.2006.05.019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该文将影响农民创业的因素分解为体制性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自身素质三大类。通过二元结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农村制度，分析了体制性因素对农民创业机会的影响；从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和政府对农民创业的政策和支持，分析了外部环境因素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将影响农民创业的自身素质因素，进一步分解为心理素质和能力素质，并分别从农民创业观念、创业机会识别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Guo Junying.The determinants of peasants' entrepreneurship. Modern Economic Research, 2006, (5): 77-80.]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2382.2006.05.019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该文将影响农民创业的因素分解为体制性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自身素质三大类。通过二元结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农村制度，分析了体制性因素对农民创业机会的影响；从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和政府对农民创业的政策和支持，分析了外部环境因素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将影响农民创业的自身素质因素，进一步分解为心理素质和能力素质，并分别从农民创业观念、创业机会识别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21]	王冬, 刘养卉.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兰州市的调查 . 中国农学通报, 2015, (5): 278-283.URL [本文引用: 1]摘要为了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对兰州市400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调查,并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因素分为个体特征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和创业环境因素3个部分,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个体特征因素中,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行为有显著性影响,而性别、风险偏好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在人力资本因素中,文化程度和务工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行为有显著性影响,而是否参加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影响不显著;在创业环境因素中,家庭收入、金融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为有显著性影响,而政策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影响不显著。 [Wang Dong, Liu Yanghui.Analysis of influential factor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or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Based on the survey of Lanzhou.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2006, (5): 278-283.]URL [本文引用: 1]摘要为了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对兰州市400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调查,并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因素分为个体特征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和创业环境因素3个部分,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个体特征因素中,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行为有显著性影响,而性别、风险偏好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在人力资本因素中,文化程度和务工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行为有显著性影响,而是否参加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影响不显著;在创业环境因素中,家庭收入、金融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为有显著性影响,而政策支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影响不显著。
[22]	刘光明, 宋洪远. 外出劳动力回乡创业: 特征、动因及其影响: 对安徽、四川两省四县71位回乡创业者的案例分析 . 中国农村经济, 2002, (3): 65-71.URL [本文引用: 2] [Liu Guangming, Song Hongyuan.Return Migrants' entrepreneurship: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and determinants.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2, (3): 65-71.]URL [本文引用: 2]
[23]	刘唐宇. 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江西赣州地区的调查 . 农业经济问题, 2010, (9): 81-88.URL [本文引用: 1]摘要本文以江西赣州地区3个县市9个行政村280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年龄、专业技能、婚姻状况、外出打工年限、技能培训、管理能力、亲友借贷、正规金融借贷、自然资源的可获取性、创业动机和对待风险的态度.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鼓励、引导和扶持农民工回乡创业的相关政策建议. [Liu Tangyu.The determinants of peasants'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Ganzhou, Jiangxi.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0, (9): 81-88.]URL [本文引用: 1]摘要本文以江西赣州地区3个县市9个行政村280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年龄、专业技能、婚姻状况、外出打工年限、技能培训、管理能力、亲友借贷、正规金融借贷、自然资源的可获取性、创业动机和对待风险的态度.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鼓励、引导和扶持农民工回乡创业的相关政策建议.
[24]	王静, 韩冰宇, 韩宏华. 影响农民创业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常州市71名农民创业者的调查 . 人力资源管理, 2011, (2): 124-126.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8209.2011.02.060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本文基于对常州市71名农民创业者的创业情况进行的实地调查,运用Logit离散选择模型,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家庭环境因素、经济资本及人力资本培训都对农民创业有一定影响。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若干鼓励农民创业的政策建议。 [Wang Jing, Han Binyu, Han Honghua.The determinants of peasants'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Changzhou.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11, (2): 124-126.]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8209.2011.02.060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本文基于对常州市71名农民创业者的创业情况进行的实地调查,运用Logit离散选择模型,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家庭环境因素、经济资本及人力资本培训都对农民创业有一定影响。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若干鼓励农民创业的政策建议。
[25]	吴传钧. 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 经济地理, 1991, (3): 1-6.URL [本文引用: 1]摘要正地理学着重研究地球表层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与反馈作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素来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也是地理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始终贯彻在地理学的各个发展阶段。从十九世纪末叶兴起的近代地理学发展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地理学,虽然其中心研究课题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有所转化,但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万变不离人类和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一宗旨。 [Wu Chuanjun.The research core of geography: Man-land relationship. Economic Geography, 1991, (3): 1-6.]URL [本文引用: 1]摘要正地理学着重研究地球表层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与反馈作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素来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也是地理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始终贯彻在地理学的各个发展阶段。从十九世纪末叶兴起的近代地理学发展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地理学,虽然其中心研究课题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有所转化,但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万变不离人类和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一宗旨。
[26]	陆大道. 关于地理学的 “人—地系统”理论研究 . 地理研究, 2002, 21(2): 135-145.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p>本文强调地理学面临的问题正在由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到人类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 ,分析了我国“人地关系”变化的严峻态势。指出地理学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可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基础。阐述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在我国地理学理论发展中的地位 ,并对如何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进行了探讨。</p> [Lu Dadao.The theory research of man-land system.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2, 21(2): 135-145.]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p>本文强调地理学面临的问题正在由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到人类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 ,分析了我国“人地关系”变化的严峻态势。指出地理学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可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基础。阐述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在我国地理学理论发展中的地位 ,并对如何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进行了探讨。</p>
[27]	江苏省统计局. 江苏统计年鉴(2011).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 [本文引用: 1] [Jiangsu Provincial Bureau of Statistics. Jiangsu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1).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1.] [本文引用: 1]
[28]	韦吉飞, 王建华, 李录堂. 农民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西北五省区调查的实证分析 . 财贸研究, 2009, 19(5): 16-22.URL [本文引用: 1] [Wei Jifei, Wang Jianhua, Li Lutang.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rural worker's self-employment behavior: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n five provinces. Finance and Trade Research, 2009, 19(5): 16-22.]URL [本文引用: 1]
[29]	朱红根, 翁贞林, 陈昭玖. 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江西调查数据 .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10(1): 19-27.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6523.2011.01.004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采用江西省1 145个返乡农民工微观调查资料,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总政策支持力度越大,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就越强;而各项具体支持政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是否提供创业技能培训"、"是否提供税收减免"和"是否提供创业信贷扶持"影响显著。因此,当前政府应优先提供税收减免、创业技能培训及创业信贷扶持以积极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Zhu Honggen, Weng Zhenlin, Chen Zhaojiu.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policy support on return rural migrant worker's self-employment: A study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Jiangxi province. Acta Agriculturae Universitatis Jiangxiensis, 2011, 10(1): 19-27.]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6523.2011.01.004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采用江西省1 145个返乡农民工微观调查资料,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总政策支持力度越大,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就越强;而各项具体支持政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是否提供创业技能培训"、"是否提供税收减免"和"是否提供创业信贷扶持"影响显著。因此,当前政府应优先提供税收减免、创业技能培训及创业信贷扶持以积极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30]	Wang Q, Li W.Entrepreneurship, ethnicity and local contexts: Hispanic entrepreneurs in three US southern metropolitan areas. Geojournal, 2007, 68(2-3): 167-182.https://doi.org/10.1007/s10708-007-9081-0 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Previou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entrepreneurship can provide ethnic minorities a springboard for economic advancement and social integration. However, self-employment rates vary significantly among ethnic groups,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in different places. The prevailing literature suggests that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human capital attributes, ethnic networking,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s, societal structures and discrimination, all contribute to the differential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rates. However, very few recent studies have analyzed how different urban socio-economic contexts influence this process. Using the 2000 Public Usable Microdata Samples (PUMS),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Hispanic entrepreneurs perform in three different metropolitan areas in the US Sou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thnic diversity,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the economic structure in each local area have provided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Hispanics to start up and maintain their own businesse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incorpor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immigrants depends significantly on the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nd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of local communities.
[31]	郭星华, 郑日强. 农民工创业: 留城还是返乡?: 对京粤两地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的实证研究 . 中州学刊, 2013, (2): 64-69.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0751.2013.02.013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2008年金融危机后,农民工创业问题受到各级政府、相关领域**的高度关注。已有关于农民工创业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农民工返乡创业方面,缺乏对创业地选择的分析。通过对北京和珠三角两地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地域属性对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地域属性不仅影响了两地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地选择倾向,还对影响其创业地选择倾向的因素产生作用。因此,今后的相关研究应给予地域属性足够的关注,不仅分析政策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还需要探索地域文化及其他地域要素的可能影响。 [Guo Xinghua, Zhen Riqiang.The self-employment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Stay or return?.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13, (2): 64-69.]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0751.2013.02.013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2008年金融危机后,农民工创业问题受到各级政府、相关领域**的高度关注。已有关于农民工创业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农民工返乡创业方面,缺乏对创业地选择的分析。通过对北京和珠三角两地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地域属性对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地域属性不仅影响了两地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地选择倾向,还对影响其创业地选择倾向的因素产生作用。因此,今后的相关研究应给予地域属性足够的关注,不仅分析政策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还需要探索地域文化及其他地域要素的可能影响。
[32]	Meng X.The informal sector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A Chinese case study. Asian Economic Journal, 2001, 15(1): 71-89.https://doi.org/10.1111/1467-8381.00124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Since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massive rural-urban migration has flooded most Chinese cities. Many studies have examined various aspects of this important movement, but none has investigated the role the urban informal sector plays in this mov%ement. In the literature, this issue is controversial. Most classical migration models treat the informal sector as a temporary employment opportunity for migrants, though some empirical studies challenge this assumption and suggest that the informal sector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study uses a survey data set of 1504 rural-urban migrants in one Chinese city to examine this interesting aspect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The study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 wage-earner and self-employed groups within the informal sector. It is found that the two groups in the informal sector have played different roles in attracting migrants when compared to the formal sector. While the wage-earner group may provide temporary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o migrants, the self-employed group appears to be a desirable employment choice. It is also found with regard to income and other benefits that both the wage-earner and the self-employed groups in the informal sector are better off than those who work in the formal sector.
[33]	汪三贵, 刘湘琳, 史识洁, 等.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影响 . 农业技术经济, 2010, (12): 4-10.URL [本文引用: 2]摘要本文利用笔者对河南省固始县 265名返乡农民工调研得到的截面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农民工创业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特别关注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直接影响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在人力资本中,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具有更大和更显著的影响。在社会资本中,同质性社会网络更有利于农民工的创业,和谐的社会环境也能促进农民工创业行为的产生。 [Wang Sangui, Liu Xianglin, Shi Shijie, et al.The influence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on self-employment of return rural migrant workers.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0, (12): 4-10.]URL [本文引用: 2]摘要本文利用笔者对河南省固始县 265名返乡农民工调研得到的截面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农民工创业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特别关注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直接影响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在人力资本中,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具有更大和更显著的影响。在社会资本中,同质性社会网络更有利于农民工的创业,和谐的社会环境也能促进农民工创业行为的产生。
[34]	张广胜, 柳延恒.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辽宁省三类城市的考察 . 农业技术经济, 2014, (6): 4-13. [本文引用: 1] [Zhang Guangsheng, Liu Yanheng.The influence of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on the self-employment of new-generati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survey in three types of cities in Liaoning province.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4, (6): 4-13.] [本文引用: 1]
[35]	He X.Why do they not comply with the law? Illegality and semi-legality among rural-urban 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Beijing. Law & Society Review, 2005, 39(3): 527-562.https://doi.org/10.1111/j.1540-5893.2005.00233.x 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 materials, this article examines why most rural-urban 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Beijing do not fully comply with a discriminatory license requirement, and in particular, why they prefer license-renting from the locals.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law's lack of legitimacy adds weight to instrumental considerations. But more important, this license-renting practice seems to be reinforced and sustained institutionally by local businesses,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and the local authorities, because their interests are inextricably intertwined with it. The whole situation constitutes a general equilibrium through which various interests are balanced. This case study thus paints a far more complicated picture of the law's impact on people's behavior than usually assumed. Instrumental concerns, or coercive action and sanctions alone, do not adequately explain people's interaction with the law in a "lawless" circumstance; a whole range of instrumental concerns must be considered, and they, together with sanctions, must be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a larger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interactions of various players unfold.
[36]	Fan C C.Migration and labor-market returns in urban China: Results from a recent survey in Guangzhou.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1, 33(3): 479-508.https://doi.org/10.1068/a33150 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The transitional process in China is marked by prominent roles of state institutions, which are a key determinant of the opportunity and reward structure in the newly developing labor market. Migrant labor and the occupational and sectoral changes in the urban economy have further shaped the evolution of the labor market in Chinese cities.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labor-market returns are not only functions of human capital but a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state-controlled institutional status. Specifically, I examine the variations in income and benefits returns among nonmigrant urban residents, permanent migrants who possess urban residence, and temporary migrants who are denied permanent residence rights in citie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employs data from a recent survey conducted in Guangzhou, one of the largest and most rapidly changing cities and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destin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The findings show that permanent migrants' income returns are especially high and that temporary migrants' benefits returns are especially inferior. Furthermore, they suggest that permanent migrants' advantaged positions are conducive to their continued success in the labor market when they shift to more profitable occupations and sectors such as commerce and self-employment.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support the notion that in China resident status functions like ascribed attributes that have effects on labor-market returns independent of achieved attributes, and that migration and labor-market segmentation are intricately related to the reward structure in the urban labor market.
[37]	Huang X, Dijst M, van Weesep J, et al.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China: Home ownership among rural-urban migrants after reform of the hukou registration system.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2014, 29(4): 615-635.https://doi.org/10.1007/s10901-013-9370-5 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ousing tenure of China’s rural–urban migrants in eight destination municipal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after the reform of the urban registration system (called hukou in Chinese). The objective is to distill links between home ownership and formal residency status. Using binary logistic model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demographics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on home ownership.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a survey conducted in 2009 in eight municipalities, representing the responses to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s carried out from the 2000s on. The prevalence of home ownership proves to be affected by age, gender, educational level, household size, personal income, participation in an urban insurance scheme, and a Jiangsu hukou status. However, an inter-municipality comparison reveals divergent effects of a Jiangsu hukou . Registra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relatively more-developed municipalities, where the entitlements are higher but so is the threshold to obtain them. In contrast, its role is not significant in less-developed municipalities, where access to civil amenities is more readily granted.

农村人口流动中的“人地关系”与迁入地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

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Determinants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1 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