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与牵制:民初县执法科的功能分析——以浙江为例
Separation and Containment: an Analysis of Function on the County Law Enforcement Division of Zhejiang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崔兰琴; 1: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县执法科是民国初年浙江基层的审判组织,专理初审案件,使刑名从纷繁复杂的县级行政事务中分离出来,另立门户。执法科严格履行解决基层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的职能,弥补了民国初年浙江地区县法院设立的不足,体现了民国初年浙江完善地方审判系统的努力。但由于执法科仅是县法院成立前的过渡机构,且执法长往往由履行诸多行政职能的县知事兼任,必然受到诸多牵制,地位尴尬,因而如何发挥司法功能,普及新式审判程序和制度值得追问和探究。

关键词(KeyWords)： 民初;;县执法科;;分离;;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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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 崔兰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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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朱勇主编:《中国法制史》(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2]张生:“民国初期的大理院:最高立法机关兼行民事立法职能”,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6期。[3]张生:“民初大理院审判独立的制度与实践”,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4期。[4]喻中:“民国初年的司法独立——司法总长梁启超的理论与实践”,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5]夏锦文:“世纪沉浮:司法独立的思想与制度变迁——以司法现代化为视角的考察”,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1期。[6]唐仕春:《北洋时期的基层司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7]王志强:“辛亥革命后基层审判的转型与承续——以民国元年的上海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8]“厘定官制大臣致各省督抚电”,载《近代史资料》第76期,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9]余明侠:《中华民国法制史》,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0]郑智杭:“清代法律教育的近代转型”,载《当代法学》2011年第5期。[11]“浙江省巡抚增韫条陈审判事宜折”,载《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1)“杭垣新民权种种”,载1911年12月14日《申报》。(2)“浙江省变更法院之手续”,载1912年4月14日《申报》。(3)“浙江省约法”,载1912年1月2日《浙江军政府公报》第1册。(4)“法院编制法议决案”,载1912年1月4号《浙江军政府公报》第3册。(5)“暂行执法科简章”,载1912年6月2号《浙江军政府公报》第111册。(6)“立宪见闻·更革京朝官制大概情形”,载1906年《东方杂志》临时增刊。(1)这可以从宪政编查馆的奏折中看出来,“拟请嗣后属于全国司法之上行政事务,如任用法官、划分区域以及一切行政上调查执行各项既应钦遵筹备事宜清单筹办者,统由法部总理主持,勿庸会同大理院办理,其属于最高审判即统一解释法令事务即由大理院钦遵国家法律办理,所有该院现审死罪案件勿庸咨送法部覆核,以重审判独立主权。”《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4,《司法权限》,第1817页。(2)《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4,《司法权限》。(3)“各省因地方情形得于地方审判厅所管之初级审判厅内设地方审判分厅。”《宪政编查馆奏核订法院编制法并另拟各项暂行章程折并清单》,《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4,《司法权限》,第7页。(4)《许总长中央司法会议开会演说词》,《中央司法会议报告录》。(5)民国(1930)《寿昌县志》卷6《职官志》,第26页。(6)民国(1930)《遂安县志》卷4《职官名表》,第17页。(1)“许总长司法计划书”,载1912年12月《司法公报》第1年第3期。(2)“咨送各省司法计划书文”,载1913年1月《司法公报》第1年第4期。(3)唐仕春也肯定了清末司法机关筹设方案对许世英“司法计划书”的影响,“许世英的筹设法院计划主要是在各县设法院,实际上延续了清末司法改革中普设法院的努力方向”。唐仕春:《北洋时期的基层司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4)“暂行执法科简章”,载1912年6月2号《浙江军政府公报》第111册。(5)江西南昌地方检察长郭翰提出拟于轻案采取二审制度,孙中山认为这种以案情之轻重,定审级之繁简,殊非慎重人民生命财产之道。且上诉权为人民权利之一种。关于权利存废问题,岂可率尔解决。由此可见,南京政府的审级制度基本倾向实行“四级三审制”。(1)“浙江提法司通令各地方法院、检事厅对于县执法长互行公文程式”,载1913年4月8号《浙江军政府公报》第410。(2)“浙江提法司通令自7月份起应照公布执法科简章造报候核文”,载1913年5月6号《浙江军政府公报》第438。(3)“浙江高等审判厅指令第三号令萧山县执法长”,载1913年4月9日《浙江军政府公报》第411册。(4)载1912年2月7日《浙江军政府公报》第10册。(1)这些上诉案件分别参见1913年4月9日《浙江军政府公报》第411册;1913年4月19日《浙江军政府公报》第421册;1913年5月4日《浙江军政府公报》第436册;1913年4月25日《浙江军政府公报》第427册;1913年4月29日《浙江军政府公报》第431册。(2)1912年1月3日《浙江军政府公报》第2册.(3)参见《浙江省职官等级表》,载1912年1月2日《浙江军政府公报》第2册。(4)载1913年2月7日《浙江军政府公报》第350册。(1)参见《提法司令各县知事兼执法长变通执法科组成人员数额文》,载于《浙江公报》第93册,1912年5月4日(2)“中国大事记”,载《东方杂志》第16卷5号。(3)由于清政府各直省官制改革是由东三省等地开办,所以东北较早踏上县署改制的班车。(4)民国(1934年)《梨树县志》丙卷政治卷1《行政》。(5)民国(1938年)《西丰县志》卷13《行政·县政府》。(6)民国(1937年)《海龙县志》卷4《民国行政之沿革》。(7)民国(1927年)《通化县志》卷3《政事·官署志》。(1)民国(1933年)《北镇县志》卷4《政治·行政·行政县公署》。(2)《浙江官报》第1期,宣统元年七月初八日(1909年)。(3)《浙江官报》第19期,宣统元年十一月初八(19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