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中国法律解释
Gadamer's Hermeneutics and the Legal Interpretation in China 高鸿钧; 1:清华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以分析游戏为切入点,论证了在艺术领域,解释是真理生成的基本方式。他把这一结论扩展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认为在这些领域,真理的生成不适合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而应采取解释的方式,即解释者与文本之间进行对话式互动整合,从而达到视域融合。他还从解释学的角度阐释了法律解释的主要特征。现行中国法律解释存在许多问题,应借鉴伽达默尔解释学原理,进行深度改革和总体整合,使之适合法治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KeyWords)：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法律解释;;中国法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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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 高鸿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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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德]伽达默尔:“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自述”,载[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2][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3][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4][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5][德]伽达默尔、杜特:《解释学、美学、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话》,金惠敏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6][德]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7][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8]董皞:《司法解释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9][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0][法]孟德斯鸠,《论法律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11][美]邓肯·肯尼迪:“法律与法律思想的三次全球化:1850-2000”,高鸿钧译,载《清华法治论衡》第1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12][葡]博温托·迪·苏萨·桑托斯:《迈向新法律常识——法律、全球化和解放》,刘坤轮、叶传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13][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14]徐霄飞:“司法在宪制变革中的角色与司法政治的兴起——来自法国的经验与启示”,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15]陈春龙:“中国司法解释的地位与功能”,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16]王伟国:《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类司法解释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17]田芳:“法律解释如何统一——关于司法解释权的法律统一解释功能的思考”,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6期。[18]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9]曹士兵:“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20]张明楷:“简评近年来的刑事司法解释”,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1期。[21]顾培东:“能动司法若干问题”,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1[德]伽达默尔:“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自述”,载[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本文主要根据这个中译文,对于一些译名和表述,参照英译本进行了适当调改,英译本参照,Hans-Georg Gadamer,Thuth and Method,Second,Revised Edition,Trans.By J.Weinsheimer and D.G.Marshall,Continuum Publishing Group,2004(reprinted 2006).1[德]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此句译文援用了沃恩克著作中译本的译文,[美]乔治娅·沃恩克:《伽达默尔——诠释学、传统和理性》,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7页。1[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下卷,第539、523页;洪译本将德文“Verbum”(英文“word”)译为“语词”,根据文中语义和中文表达习惯,笔者将其酌改为“词语”。1[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下卷,第579页;德文“Dialog”(英译“conversation”),洪译本在索引中译为“对话”,但在正文中却译作“谈话”,根据语义和中文表达习惯,笔者全部使用“对话”译名。1 Wiliam N.Eskridge,Jr.,Gadamer/Statutory Interpretation,Columbia Law Review,Vol.90,No.3,pp.646-651(1990).2 关于有关争论,参见[美]乔治娅·沃恩克:《伽达默尔——诠释学、传统和理性》,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30-169页;[加拿大]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何卫平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99-220页;章启群:《伽达默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89页;[美]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伽达默尔》(第2版),何卫平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90页。1参见程雪阳:“英国最高法院掠影”,载《清华法治论衡》第14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65-474页;V.Bogdanor,The New British Constitution,Hart Publishing,pp.54-88(2009).1关于《普鲁士邦法》的条文数量,不同的文献有不同表述,有的说是17 000多条,有的说是19 000多条,但并无准确数字。为此,我向德国民法专家王洪亮请教,他亲自找到了原文(各部分单独计数),让学生重新进行统计。在此特向他表示感谢。1此外还存在常识性解释和学理性解释,参见顾昂然:“立法法的几个问题”,载顾昂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讲话》,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1有关香港基本法“人大释法”的论述,参见朱国斌:“香港基本法第158条与立法解释”,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王磊:“论人大释法与香港司法释法的关系——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十周年”,载《法学家》2007年第3期;姚建国:“论1999年《人大释法》对香港法院的拘束力——以‘入境事务处处长诉庄丰源案’为例的考察”,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4期;叶海波:“香港基本法实施中的权力冲突与协调”,载《当代法学》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