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之弱势处境及改善——以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为视角
罗海敏; 1: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2: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 摘要(Abstract)：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多项改革举措是以被追诉人能够获得辩护律师帮助为适用前提的。这些举措有利于进一步加强辩方力量、保障被追诉人权利,但也加剧了有律师帮助与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在刑事程序中的处境差异。要改善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的弱势处境,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实施是根本途径,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基本定位、适用范围、适用阶段、可操作程度以及对法律援助质量控制的重视程度等方面仍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关键词(KeyWords)： 被追诉人;;无律师帮助;;弱势处境;;改善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研究方向“刑事辩护制度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Author): 罗海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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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张志铭:“关于被刑事追究者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国际标准与国内立法之比较”,载《人权》2006年第6期。[2]姚建龙等:“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3]马明亮:“法律援助: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瓶颈”,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4]熊秋红:“为辩护权辩护(下)——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辩护权”,载《法学》2004年第1期。[5]甄贞:“刑诉法修改应注重保障发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载卞建林、邓修明主编:《<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重点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6]司法部法律援助管理干部赴法国培训团:"法国法律援助制度概述与启示",载《中国司法》2013年第1期。[7]Han Jahe,Legal Aid in Criminal Cases in the Netherlands,载顾永忠主编:《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实践与国际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1 一项2009年3月至2011年4月进行的调查显示,在260余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4%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聘请了律师,仅有8%的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聘请了律师,而调查这些犯罪嫌疑人未聘请律师的原因,其中“因经济原因”和“因无人代聘”而未聘请律师的占到57%,出于主观原因,认为聘请律师“没必要”或“没用”的占41%。参见顾永忠、左宁、王颂勃:“青年律师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实证研究报告(一)——以北京地区300名被告人为研究对象”,载顾永忠主编:《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实践与国际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2 David W.Neubauer.America’s Courts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4th Edition).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1992:28.3 Gideon v.Wainwright,327 U.S.335(1963).1 In re Gault,387 U.S.1,41(1967).2 Argersinger v.Hamlin,407 U.S.25,37(1972).3 Alabama v.Shelton,535 U.S.654,662,674(2002).4 William J.Stuntz,the Virtues and Vices of the Exclusionary Rule,20 Harv J.L.&Pub.Pol'y 443,452(1997).5 根据英国2012年法律援助、判决和刑事处罚法(Legal Aid,Sentencing and Punishment of Offenders Act 2012)第17条(2)的规定,判断是否具备“司法利益”需考虑以下因素:(a)被追诉人是否可能失去自由、生计或遭受严重的名誉损害;(b)有关诉讼事项的决定是否涉及对某个实体问题的处理;(c)被追诉人是否无法理解诉讼或无法为自己的案件进行陈述;(d)诉讼中是否包含代表被追诉人进行的追查、会见以及专业的证人交叉询问;(e)是否为了维护他人利益的需要而为被追诉人提供代理。6 据统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审前被羁押者中将近一半人会申请法律援助,其中大多数能够通过申请;在审判阶段,将近1/3的刑事被告人在治安法庭获得法律援助,在更高级别的法院获得法律援助的被告人比例则更高。See T.N.B.M.Spronken,D.L.F.de Vocht,EU Policy to Guarantee Procedural Right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Step by Step,37 N.C.J.Int'l L.&Com.Reg,P.472.7 Legal aid:A look at France and Germany,http://cbanational.rogers.dgtlpub.com/2011/2011-08-31/pdf/horizons.pdf,最后访问时间:2014-07-20.8 同上注。9 Lua Kamál Yuille,No One’s Perfect(Not Even Close):Reevaluating Access to Jus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42 Colum.J.Transnat'l L,p.889.1 Douglas v.California,372 U.S.353,355-357(1963).2 United States v.Wade,388 U.S.218,224(1967).3 Hamilton v.Alabama,368 U.S.52,55(1961).4 United States v.Ash,413 U.S.300,311(1973);Coleman v.Alabama,399 U.S.1(1970).5 White v.Maryland,373 U.S.59,60(1961).6 Iowa v.Tovar,124 S.Ct.1379,1383(2004);Argersinger v.Hamlin,407 U.S.25,34(1972);White v.Maryland,373 U.S.59(1963).7 例如,美国律师协会(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简称ABA)曾在2002年4月提出“公设辩护服务十项原则”,总结了为贫弱被追诉人提供有效、高效、高质量、合乎道德且无冲突的公设辩护服务应当遵循的十项基本原则。1被追诉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辨认是两种极为特殊的情况,在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极低,可能1%都不到;可能判处死刑或者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两种情况在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也非常低;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也不高,只占7%左右。参见陈永生:“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与经费问题检视”,载顾永忠主编:《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实践与国际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页。1 参见顾永忠、杨剑炜:“2013年刑事法律援助实施调研报告”;王保民:“北京市海淀区刑事法律援助‘零视角’观察”,载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刑事法律援助实施情况总结研讨会会议文件》,2014年9月26日北京召开。2 有研究显示,指定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尽管明显优于被告人的自我辩护,但与委托辩护律师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某些方面甚至差距较大;从其具体表现看,并未达到“客观职守型辩护”要求,而距“合理有效性援助”更是相去甚远。参见马静华:“指定辩护律师作用之实证研究——以委托辩护为参照”,载《现代法学》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