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环境容量的物权化及其权利构成
邓海峰; 1:清华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海洋环境容量是一种基于海水的自净能力而产生的特殊海洋资源。由于其具有可感知性、可确定性和相对的可支配性,海洋环境容量具有成为物权客体的可能。以海洋环境容量为客体形成的海洋排污权,是权利人对海洋环境容量进行使用、收益的准物权。海洋排污权是运用市场化方法配置海洋环境容量的法律基础,也是通过生态价值资源化求解海洋生态损害求偿问题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KeyWords)： 海洋生态损害;;海洋环境容量;;准物权;;海洋排污权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海洋油污损害国家求偿机制研究”(12YJC8200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Author): 邓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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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See Oil Tanker Spill Statistics2011,检索自:http://www.itopf.com/information-services/data-and-statistics/statistics/。最后访问日期:2012-12-02。[2]“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人就《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检索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www.scio.gov.cn/xwfbh/qyxwfbh/201106/t935619.htm。最后访问日期:2011-07-10。[3]蓬莱19-3溢油事故造成面积约6200平方公里的海域海水污染,海洋生态损失价值总计16.83亿元人民币。参见《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关于事故调查处理报告》,检索自:国家海洋局网站:http://www.soa.gov.cn/soa/news/importantnews/webinfo/2012/06/1339980559103721.htm。最后访问日期:2012-12-01。[1]英国石油公司深水地平线溢油事故泄漏原油约78万立方米,污染海洋面积约6.5-18万平方公里。截至2012年11月15日,英国石油公司已承诺出资420亿美元用于解决该起事故所造成的各种法律责任。其中45.25亿美元用于联邦司法部的刑事起诉和解费;78亿美元用于受事件影响的个人赔偿;80亿美元用于事故抢险;13亿美元用于政府机构的额外行政支出,其余近200亿美元基金用以支付后续赔偿请求和生态损害的赔偿与修复费用。See BP:“Gulf of Mexico restoration”,检索自:http://www.bp.com/sectiongenericar-ticle800.do?categoryId=9036584&contentId=7067605。最后访问日期:2012-12-01。[2]1989年3月24日,美国埃克森公司的油轮“埃克森·瓦尔迪兹号”在阿拉斯加州触礁,导致原油泄出达1000多万加仑,酿成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生态灾难。[3]See Joseph L.Sax,The Public Trust Doctrine in Natural Resources Law:Effective Judicial Intervention,68Mich.L.Rev.p.471(1970).[4]OPA1990,33U.S.C2701,Sec.1001(20).[5]在“阿莫科·卡迪兹”油轮案中,美国法院认为,作为原告的法国政府所声称的损害是加之于其自身声称的“无主物”之上的,因此法国各级政府不具有就环境损害提出索赔的资格。参见[法]亚历山大·基斯:《国际环境法》,张若思编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67页。[6]目前各国在立法中鲜有对纯粹经济损失直接作出立法定义的先例,作为例外的《瑞典赔偿法》(1972)在其第2条规定:“根据本法,纯粹金钱上损失是一种在任何方面都与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没有关联的经济损失。”See W.Van Gerven,J.Lever and P.Larouche ed.,Tort Law:Scope of Protection,Hart,Oxford,p.44(1988).[7]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理论认为如果此类损失可以获得赔偿,那么行为人可能承担的侵权责任就会像洪水猛兽一样肆虐成灾。此时,法律领域的责任排除规则就好似一个水闸,阻断了此种灾祸的发生。这就是有关纯粹经济损失问题的水闸理论。参见[意]毛罗·布萨尼、[美]弗农·瓦伦丁·帕尔默主编:《欧洲法中的纯粹经济损失》,张小义、钟洪明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6页。[2]See Daily G C,etc,The value of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value,Science,No.289,p.395(2000).[1]Alexandra Teitz,Assessing Point Source Discharge Permit Trading:Case Study in Controlling Selenium Discharge to the San Francisco Bay Estuary,Ecology Law Quarly21(1),p.96(1994)[2]所谓准物权(quasi-property)不是属性相同的单一权利的称谓,而是一组性质有别的权利的总称。按照通说,它由矿业权、水权、渔业权和狩猎权等组成。参见崔建远:《准物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1]关于水权优先顺位立法模式的探讨可参见崔建远:“水权与民法理论及物权法典的制定”,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1]韩立新:《船舶污染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2]王树义、刘静:“美国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探析”,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1期。[3]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4]张新宝、李倩:“纯粹经济损失赔偿规则:理论、实践及立法选择”,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1期。[5]葛云松:“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与一般侵权行为条款”,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5期。[6]朱静等:“海洋环境容量研究进展及计算方法概述”,载《水科学与工程技术》2009年第4期。[7]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8]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9]邓海峰:“环境容量的准物权化及其权利构成”,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4期。[10]邓海峰:《排污权:一种基于私法语境下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11]申卫星:《物权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12]崔建远:《准物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版。[13]徐祥民等:《海洋环境的法律保护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