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法的百年变革——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赵秉志; 1: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自1911年至今的百年间,中国刑法历经清末民初、民国政府和新中国等重要历史时期,先后颁布了6部刑法典和大量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实现了从传统刑法、近代刑法到现代刑法的历史转变。以史为鉴,中国未来刑法的科学立法需要审慎处理刑法立法的批判、继承与借鉴的关系,刑法立法的政治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刑法立法的现实性与超前性的关系。

关键词(KeyWords)： 辛亥革命;;百年变迁;;刑法;;近现代化;;科学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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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 赵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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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大清新刑律》第10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第2条规定:“本律于凡在帝国内犯罪者,不问何人适用之。”而为了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大清新刑律》第1条还规定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即“本律于凡犯罪在本律颁行以后者,适用之。”[1]关于《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的颁布,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暂行新刑律》是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于1912年4月30日公布的。第二种观点认为1912年3月10日的临时大总统令,是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3月30日孙中山又批准了经过法部拟定的对新刑律删除章条字句的呈文,并随文发下。第三种观点则认为,1912年3月10日临时大总统令是北京的袁世凯公布的,不是南京的孙中山公布的。该令是准予援用清末新刑律的,而不是公布《暂行新刑律》。《暂行新刑律》不是3月10日或4月30日公布的,而是3月30日由北京临时大总统颁布。该律公布后,4月3日,北洋政府法部便通令京外司法机关遵照施行。参见张希坡:《也谈<暂行新刑律>的颁行诸问题》,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6期,第56页。[2]李秀清:“点校导引:近代中国刑法法典化及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载“中国刑事法律网”,最后访问日期:2011-08-07。[3]同上。[1]华友根:“略论近代中国法学家王宠惠的刑事立法思想”,载“中国社会科学网”,最后访问日期:2011-08-07。[2]李秀清:“点校导引:近代中国刑法法典化及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载“中国刑事法律网”,最后访问日期:2011-08-07。[3]同上。[1]即全国人大常委会1998年12月29日通过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2]分别是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2001年8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和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3]这9个刑法立法解释分别是:2000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2001年8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解释》,2002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2002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2004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规定的解释》和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文物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1]李秀清:“法律移植与中国刑法的近代化——以《大清新刑律》为中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3期。[2]朱昆:“《大清新刑律》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启动”,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3][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4]张晋藩:《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5]李贵连:《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现代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6]高铭暄、赵秉志:《中国刑法立法之演进》,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7]周密:《中国刑法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8]周少元:“从《大清新刑律》看中西法律的冲突与融合”,载《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9]赫善心:“中国新刑律论”,载王健编:《西法东渐——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变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0]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1]张国华、李贵连合编:《沈家本年谱初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2]柯钦:“《暂行新刑律》是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吗-”,载《法学杂志》1987年第1期。[13]丁德春、陶昆:“传统的‘礼’与近代的‘法’——由《暂行新刑律》评北洋政府刑事立法”,载《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14]高尚:“潮流与传统间的徘徊——20世纪早期的中国刑事立法”,载《人民法院报》2004年7月21日。[15]吴镇岳:“对于改定刑法第二次修正案之意见”,载《法律评论》1923年第8期。[16]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7]黄源盛:“从传统律例到近代刑法——清末民初近代刑法典的编制与冈田朝太郎”,载《月旦法学杂志》2001年第8期。[18]段彩华:《民国第一位法学家——王宠惠传》,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19]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20]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9卷清末.中华民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21]钱大群主编:《中国法制史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22]张希坡、韩延龙主编:《中国革命法制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23]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24]高铭暄、赵秉志编:《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上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5]赵秉志主编:《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6]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27]李秀清:“新中国刑事立法移植苏联模式考”,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6期。[28]赵秉志、王俊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我国刑法立法”,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11期。[29]赵秉志、赫兴旺:“中国新刑法典的修订与分则的重要进展”,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6期。[30]赵秉志主编:《中国特别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31]赵秉志:《刑法改革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32]赵秉志主编:《新旧刑法比较与统一罪名理解与适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下。[33]赵秉志、赫兴旺:“新刑法典的重大发展及其总体评价”,载《法律适用》1997年第5期。[34]赵秉志:“当代中国刑法体系的形成与完善”,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35]陈兴良:“一部具有创新意义的刑法”,载《法学家》1997年第3期。[36]赵秉志:“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新刑法典”,载《法学家》1997年第3期。[37]赵秉志:“刑法修改的四特点和两方向”,载《检察日报》2009年3月2日。[38]赵秉志:“《刑法修正案(八)》宏观问题探讨”,载《法治研究》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