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认识论研究中的基本范畴
韩阳; 1: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 摘要(Abstract)：

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知识体系由三部分组成:基础性制度知识、教义性知识和反思性知识。刑事诉讼法哲学应当探讨的问题域和基本范畴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基础性知识和教义性知识的基础上凝练出能够涵摄和解释这些基础制度知识和教义性知识的刑事诉讼法原则、原理或一般理论,进而确定原则性或原理性知识的知识边界,以期寻找我们可以论证的对象;二是在获得上述原则性或原理性知识的基础上,探讨如何以确信的方式从哲学层面对其加以论证。

关键词(KeyWords)： 刑事诉讼;;法哲学;;认识论;;基本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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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 韩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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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①德国伟大的法哲学家拉德布鲁赫正是将法律视为应然法则的命题,从而展开他对法律作为法哲学命题的阐述的。在他看来,法律作为应然法则的命题与自然界的事物的自然法则——即必然法则——相对立,它不是描述事物的自然规律,而是旨在“安排”事物的应然实现;它不是建立在客观存在的自然作用之上的,而恰恰是“无视”客观存在的实际性,是一种为了安排一个较好世界的建设方案。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③读者可能注意到笔者将哲学的范畴界定在认识论的层面,而将认识论与知识论不作区分使用。这三个概念的通用在笔者的研究中的出现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路径选择: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解决认识论的问题(关于这一命题,笔者赞同沧南与彭臻的分析论断,即哲学就是认识论,一般认为哲学还包括方法论,在笔者看来方法论只是支持认识发生的手段,它受认识论之支配,参见沧南、彭臻:“哲学就是认识论”,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而认识论在今天已经和知识论是同一命题(西方哲学语境中的认识论“epistemology”,也是知识论,在我们今天的知识理论中,正如陈嘉明先生认为的那样,它已经发生了命题的转向,从关注认识的发生转变为涉及知识本身之所以为真的证立性研究,参见陈嘉明著:《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①我国学者陈瑞华教授将这里提出的两个问题综合为“问题与主义之间”的困惑。参见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笔者同意陈瑞华教授对目前的法哲学和部门法哲学在认识论上误区的分析:一方面,中国存在着法律制度知识的盲目引进;另一方面,又不加甄别地引入西方对这些知识的证立理论。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用西方的只言片语和断章取义的“理论”生吞活剥地来解释和论证移植到中国的制度而引发的相关制度问题。陈瑞华教授认为,这种所谓部门法哲学的哲理思辨“不仅背离了法学研究的本来目的,甚至还会对其知识的专业性产生合理的怀疑”。正是这种“警告”下,作为部门法哲学研究的尝试,本文力图从研究对象——即刑事诉讼法学——的制度知识出发,寻求自下至上的梳理方式,以使得法哲学意义上的讨论具有制度知识的支撑,也即将具体制度知识和一般法哲学的共同价值作一个往返式的知识的证立。②一般认为,认识论要解决的是人怎样对待知识的问题;它进行的是对科学的原理、理论假设及其结论的评判性工作;其目的在于确定科学的自身逻辑、自身价值构造及其客观意义,通过批判而获得确信,也即是知识形成的过程。而与其对应的方法论关注的则是获得知识的具体路径和如何使用知识。对此的详细论述,可参见M.Meyer,Découverte et justification en science.Kantisme,néo-positivismeet problématologie,Paris,Klinckeick,p.102(1979).③将认识论与知识论等同使用也是现代哲学一种常见的研究进路。西方有学者认为,认识论是那些关注科学知识的哲学组成部分,换而言之,认识论的一部分就是知识论。认识论是旨在阐释科学知识的本质,并进而使人们理解科学知识产生的动力。对此的详细论述,可参见R.Nadeau,Vocabulaire technique et analytique de l'épistémologie,Paris,PUF,p.11(1999).①陈瑞华教授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目前所讨论的理论范畴大概有9类:刑事诉讼价值、刑事诉讼目的、刑事诉讼构造、刑事诉讼阶段、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刑事诉讼主体、刑事诉讼职能、刑事诉讼客体、刑事诉讼行为。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张文显:“部门法哲学引论——属性和方法”,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2][法]P.罗格朗:“何为法律移植”,马剑银译,载D.奈尔肯、J.菲斯特编:《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3]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