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商科大学

 

◆韩元

 

1917年秋季，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增设了商科（今上海财经大学前身）并于当年开始招生。1919年夏，哈佛大学商科硕士杨杏佛回国担任南高师教授、商科主任。后来，在南高师筹建国立东南大学的过程中，校长郭秉文决定将南高师的商科扩建为商科大学并迁往上海。

 

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商科大学的办学地址，是因为当时的上海是我国通商大埠、远东金融中心，国际贸易和商业繁盛，商学专家学者云集，能为学生提供“有关实际训练和与现实的工商业进行接触的机会”（郭秉文）。

 

当时，由海外华侨创办的国立暨南学校已将其商科迁往上海，也准备扩展为一所商科大学。为集中人才并节约经费，两校决定合办商科大学，定名为东南大学、暨南学校合立上海商科大学。1921年9月28日上午，上海商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自此国内第一所商科大学正式宣告成立了，校址在当时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尚贤堂。

 

在当年《申报》的一篇报道中描述了上海商科大学开学典礼的场景：“上海商科大学于1921年9月28日上午10时，行开学礼……学生到者约一百五六十人，教育实业两界到者有杨瑞生、沈信卿、黄任之、赵厚生四君等。首由主席朱进之报告本校经过情形，教务主任马寅初报告教授宗旨及注意各点，后由杨瑞生、沈信卿、黄任之、赵厚生四君相继演说，大致均勖学生将来注重商业道德，而黄君并述是校创办之原因，且望学生有世界眼光及吸收商业新文化云云，辞毕已12时。闻今日为该校夜校开学期，学生有一百五六十人。”

 

1922年起学校由东南大学独立承办，更名为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设置普通商业、会计、工商管理、银行理财、国际贸易、交通运输和保险七个学系，但后两系未招生。学校设有预科（一年）和本科（四年）两个层次，本科一年级不分学系。学校的课程设置十分完备，并实行学分制，本科生修满规定学分即可毕业并授予学士学位。学校拥有一支由归国英美留学生为主体组成的教员队伍和一个高效的管理团队，以1923-1924学年为例，商大教师共18人，其中有2名美籍教师，在16名华人教师中，有11人曾留学海外名校，如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伊利诺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等。学生管理也采用欧美体制，膳食、课余活动等均由学生自治会自理。1925年，上海商科大学首届毕业本科生有54人。1926年和1927年，共有毕业生140人。三届毕业生中，银行理财系学生人数最多，占了50%。

 

为给沪上工商界人士提供补习商业知识的机会，上海商科大学还开设夜校及上海市第一商业补习学校，并拟将商业的补习教育从上海一隅推广到全国。

 

无论是全日制的本科还是夜校教育，上海商科大学的人才培养理念是非常明晰的，那就是为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培养高层次的、“深明世界潮流、洞知经济趋势”的居领导地位的人才。而发展商业，最根本的还是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说到底，没有任何灵丹妙药可以医治好我们民族的伤口，而只有工业、商业和教育，才有可能为解决重大国计民生问题而铺平道路”（郭秉文）。

 

此后，上海商科大学随东南大学的改名而数易其名，从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商学院到中央大学商学院。1932年9月，它终于独立出来，更名为国立上海商学院。这也是国内最早的独立的高等商学学府。校址在霞飞路1348号（今淮海中路高安路口）。首任院长徐佩琨在1932年9月19日的报告中，提到了国立上海商学院的地位及社会声誉：“本院之历史，已垂二十年，就商学院之名义言，为国内唯一之最高商学学府，就时代言，则为历史最久年龄最高之商学研究机关，就毕业生之成绩言，已获美满之效果，其服务之精神，与夫学识才力，各界早就定评，颇堪欣慰。”经过三四年的努力，国立上海商学院取得了较大发展，毕业生在社会上有着良好的声誉。1934年出版《国立上海商学院第三届毕业纪念刊》时，立法院院长孙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教育部长王世杰等政要和马寅初等社会名流十余人纷纷为之题词，充分肯定商学院在当时的地位和作用。

 

学院成立之初，按照教育部的指令，添设了劳动大学特班，接收了被强制停办的原劳动大学社会科学院经济系三年级学生共32人入校，其中包括许声闻（许涤新）、马天锡（马纯古）等人，使他们得以在次年完成学业。

 

此后学校数易其址，数更其名，但始终没有离开过上海，在浦江之畔坚守着自己为国家和地方培养经世济国人才的本分。

 

上海解放后，学校于1950年8月更名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时，学院因汇集了华东地区大多数高等学校的财经系科而成为华东地区唯一的综合性的财经学院。后学校因地方科研及教育调整的需要，一度停办、复校又停办，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财经学院重又复校。1985年9月，学校更名为上海财经大学。同年10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为学校题写了新校名。今天的上海财大已发展成为一所以经济管理学科为主，经、管、法、文、理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并已跻身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行列。它培养的学生遍及浦江两岸、四海内外，当年上海商科大学将高等商科教育从上海辐射全国的夙愿已然实现。

 

 

◆朱迎平

 

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因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新人口论”而名噪一时，他同时又是杰出的教育家，曾出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并先后担任过国立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此外，他还是上海商科大学的创始人之一。

 

1907年秋，马寅初由天津北洋大学毕业，被派赴美国耶鲁大学官费留学。他选择了当时不被重视的经济学科，刻苦攻读，三年后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从著名财政学家赛利格曼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14年，马寅初通过了博士论文《纽约市的财政》的答辩，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国后，他应聘到北京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后又兼任经济系主任。在回国的几年内，马寅初的学术兴趣逐渐从财政税务转向银行货币学，尤其关注上海银行金融业的迅速发展。1920年秋，他辞去北大教务长职务，南下考察上海的银行业、交易所、信托公司等。

 

此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暨南学校正决定在上海合办商科大学，马寅初积极倡导商科教育，因而也积极参与了上海商科大学的筹建，并应聘担任上海商科大学的首任教务主任。1921年七八月间，他与郭秉文等多次信函往来，商议商科大学招生报名、印制考卷及人员任用等事项。1921年9月28日，上海商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马寅初报告“教授宗旨及注意各点”。9月30日，马寅初又出席了上海商科大学夜校开学典礼，并报告开班情况和教学安排。

 

由于马寅初仍在北大任课，因此只能往返于京沪两地。1922年6月，经商科大学再三敦促，他又返沪到校视事。1922年冬，马寅初回到北京大学继续担任经济系主任。虽然马寅初在上海商科大学任教务主任时间不长，但他以著名经济学家的身份，为第一所国立商科大学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后，马寅初虽然离开了上海商科大学，但他一直关注并支持着这所学校的发展。1934年国立上海商学院第三届毕业生筹印纪念刊，遍请当时学界、商界和政界名流题词，马寅初欣然题写了“经济匡时”四个大字。1935年10月，国立上海商学院在江湾的新建院舍落成，马寅初十分兴奋，致函祝贺，并再题词一幅，可惜这一题词至今尚未找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着手国立上海商学院的恢复工作。1946年3月，国立上海商学院复校筹备委员会成立，马寅初为筹备委员之一，并主持了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为这所国立商学院的恢复出谋划策，使之很快于当年11月正式开始上课。

 

据1952年毕业于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工业管理系的严学丰教授回忆，马寅初曾在1950至1951年间回到更名后的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在大礼堂作过报告，可见他对这所由商科大学发展而来的财经院校仍然怀着深厚的感情。此时，他担任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并兼任浙江大学校长。1951年5月，马寅初被中央人民政府委任为北京大学校长，此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这所他曾经参与创建的学校。

 

 

 

◆韩元 严颖

 

被誉为中共第一所干部学校的外国语学社是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直接领导下于1920年公开创办的，以留俄预备班这样一种公开办校形式掩护革命活动。该校由陈独秀主办，实际负责人是杨明斋。学社的地址设在渔阳里6号（现淮海中路567弄6号）。当年，从渔阳里走出的杰出青年包括刘少奇、任弼时、俞秀松、罗亦农等人，上世纪50年代曾任上海财大二级教授的周伯棣也是那里最早的学生之一。

 

周伯棣在他的《自传》中这样描述：“陈独秀、陈望道即同住在隔壁弄堂。他们经常关心我们的学校，我们也经常到他们那里去。我因看陈望道，也曾在陈独秀的家里吃过几餐便饭……除老同学俞秀松外（他半工半读），还有柯庆施亦在一起读书。”

 

1920年冬，周伯棣因在家乡和同学施存统以及夏衍共同创办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激进刊物《浙江新潮》，触怒军阀政府，刊物被查封后，在同学俞秀松的介绍下来到上海，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外国语学社为了满足团员和青年的求知需求，设置了一个“图书室”，这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个“图书馆”，周伯棣担任管理员。后外国语学社分批派遣学生去苏联学习，但因周伯棣排在后几批，最终因遇到阻碍而未成行。后经友人介绍，他进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工作。1927年进入东亚同文书院学习。3年后卒业，即赴日本大阪商科大学银行系深造。1933年毕业后又入中华书局工作，担任《新中华》杂志及经济学方面的编辑。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他与我党早期领导人张闻天共事，两人的合影现保存于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

 

解放战争时期，周伯棣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当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高涨时，他多次在群众大会上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受到学生的欢迎。他还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大学教授联合会”，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名，革命师生赞誉他为“民主教授”。

 

1952年，周伯棣从复旦大学调至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前身）。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治学严谨，融毕生心血写就扛鼎力著《中国财政史》。“文革”之前他就开始此书的编著，搜集了大量的财政金融资料。“文革”中他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书稿也散失各处，残缺不全。粉碎“四人帮”后，周伯棣以近80的高龄、病弱之躯，拾遗补缺，终完成这部著作。这是一部资料丰富且有独特见解的专著。其《绪论》谈财政的本质、财政史的研究范围、中国财政史分期等问题。正文分四编，前三编为古代部分。各章结构为概说、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务行政四个部分，作者自称该书体例是“划期分段，分门别类”。其《余论》对中国财政史上的若干问题作综合叙述，阐述作者对中国财政史全貌与特色的见解。原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孙怀仁评价此书时说：“这是周伯棣同志对财政理论知识长期积累的结晶，是他对我国学术领域的贡献，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纪念。”

 

除此以外，他著有《中国货币史纲》《经济学纲要》《国际经济概论》《金融政策》《中国财政思想史稿》等经济领域经典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