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大学教育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商科教育发轫于清末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奠基时期。1904年初，清廷颁布了由孙家鼐、张百熙、张之洞厘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一学制一直沿用至1911年清朝覆灭。“癸卯学制”的高等教育阶段设置高等学堂或大学堂预科（3年）、大学堂（3至4年）、通儒院（5年）三个层次。高等学堂的宗旨是作为大学预科；大学堂以“造就通才”为宗旨，分为八科：经学、政法、文科、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和商科；各科又分门，商科分为银行及保险学、贸易及贩运学、关税学3门。上述八种分科大学，“由学生各自专修一门”，京师大学堂须八科全设，外省大学堂至少设三科。通儒院由大学堂毕业者升入，“为研究各科学精深义蕴，以备著书制器之所”。“癸卯学制”主要是参照日本的教育体制， 商科在其学科门类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①]“癸卯学制”颁行之后，各类高等学堂发展很快，至1909年（宣统元年），由清廷和地方政府开办的大学有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3 所，私立大学有中国公学、复旦公学2所，而各省开办的有高等学堂24所。但当时学科设置不平衡，法科学堂一哄而起，多达47所，商科学堂仅1所，5所大学中开设商科的也仅京师大学堂一所。[②]京师大学堂自1898年开办后，历经曲折，直至1910年3月，才开办分科大学，商科是其中之一，先设银行保险学1门（首届商科银行门毕业生29人于1913年7月获得文凭），教员设本国教员1人，英文正教员1人、副教员1人。各科均设监督负责，商科大学监督为权量， 权量曾于1911年初被派往日本考察商科教育。可以说，中国大学的商科最早设置于京师大学堂。[③]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设立教育部，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9月，教育部制定公布了新的学制系统，随后至1913年（癸丑年）间，又颁布了各种学校法令,成为一个系统，史称“壬子癸丑学制”，一直施行到1922年。“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大学6至7年，其中预科3年，本科3至4年，大学毕业称学士，可再入大学院深造。与大学平行的有专门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大学令》（1912年10 月）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和工科。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文理二科并设，或文科兼法、商二科，或理科兼医、农、工之一者，方得称大学。[④]（1917年9月公布的《修正大学令》规定设二科以上得称大学，仅设一科者称为某科大学）《大学规程》将各科的分门和课程规定得十分详细，其中商科分为银行学、保险学、外国贸易学、领事学、税关仓库学和交通学6门，各门课程自26至32种不等。法科下设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3门，这就将偏重于理论的经济学和偏重于实务的商科各门区分开来，对后来大学院系的设置产生了重要影响。[⑤]在这一新的学制系统中，商科的地位得到了巩固，这就为民国商科教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根据民国三年（1914）7月的统计， 当时尚无大学设置商科，商业专门学校有6所，学生1034人，其他则为中等教育性质的商业实业学校数十所。[⑥]可见，民国初年高等商科教育还十分薄弱，但随后则呈现出迅速兴起的态势。

 

始办于1896年的南洋公学，1905年隶属于商部，改名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设商务专科，但一年半后就停办了。创建于1905年的复旦公学，于1908年设置商科，1917年更名私立复旦大学，创办大学本科，商科与文、理两科鼎足而三；当时商科仅设普通商业系，1920年增设银行系和工商管理系。1917年8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了商业专修科，连续3年招生，共毕业学生82人。华侨学校国立暨南学校亦于1918年首设师范、商业两科；1920年初， 商科迁上海徐家汇。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于1918年设立商业经济部，至1921年又分设经济和工商管理二系。此外，北京朝阳大学、北京中国大学和武昌中华大学3所私立大学，在1918 年也都开设有商科。1919年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之始，就设立有文、理、商三科。由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于1921年创办的厦门大学，首先设置的也是师范、商学两部。可以说，民国初始的10年内，大学中商科的设置方兴未艾，后几年更形成一个小小的高潮。但是，这些商科都为初创，系科门类不齐全，课程设置不完备，师资力量薄弱，在综合性大学中尚未取得巩固的地位。

 

1920年4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提出将学校改建为东南大学的议案，当年12 月7日的国务会议通过了这一方案，并正式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改建计划提出将原来南京高等师范的商业专修科扩充为东南大学的商科，并决定因人才与环境关系，商科大学在上海择地建设。此时，已迁到上海的暨南学校商科也正筹划创设一所商科大学。两校经商议，决定合办商科大学，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暨南学校合设上海商科大学。1921年7月23日，教育部复函准予备案。9月28日，上海商科大学正式开学，郭秉文兼任校长，聘请马寅初为首任教务主任。1922年7月，暨南学校退出上海商科大学，自办商科大学部，学校遂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

 

上海商科大学的建立，是近代中国商科教育兴起的一个突出标志。据1924年编纂的 《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一览》载录，上海商科大学开设普通商业、会计、工商管理、银行理财、国际贸易、交通运输和保险共7个系，虽然后两系暂未招生，但系科门类已是当时大学商科中最为齐全的，会计、国际贸易等系科更是国内首次设置。上海商科大学各系计划开设的学程总计70种，1923学年度实际开设的学程本科38种、预科8种、夜校8种，总计达54种，课程设置已经十分完备。上海商科大学招收的各类学生，1923学年度总数达到428人，其中日校本科159人（一年级45人，二年级71人，三年级43人）、预科53人、特别生27人，夜校189 人，其人数规模在当时大学商科中是最多的。上海商科大学聘请的专任师资1923学年度共24人，有留美经历的14人，其中博士 3人、硕士 7人、学士 2人、研究院肄业2人，另有1名留英博士，又有美籍和法籍教授各1人，以上共占师资总数的70%，这一队伍拥有国际教育背景的特色十分鲜明。[⑦]无怪乎郭秉文认为，它在中国高等商科教育中处于“奇特和几乎独一无二的地位”，并宣称：“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商学院建立的尝试，是直到1921年作为国立东南大学五大学院之一的上海商科大学的出现。”[⑧]

 

上海商科大学的取名，是依据1917年《修正大学令》允许设置单科大学的规定，又因其分设在上海，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其性质仍属于国立东南大学的商科，其英文名称Shanghai College of Commerce也说明了这一点。只是当时国内大学尚未设置学院，也尚未用“商学院”这一名称。实际上，上海商科大学就是东南大学的商学院，因此，当1927年大学区制改革中，上海商科大学更名为第四中山大学商学院，随即又改称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就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从这一角度看，上海商科大学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商学院建立的尝试”，无疑就是中国近代商学院设置的滥觞。[⑨]

 

 

上海商科大学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它全面导入了美国大学的办学模式，这无疑与它的创始人郭秉文校长有着直接的联系。

 

中国近代大学制度发展的突出特点，就是对西方大学制度的借鉴、模仿和融合所导致的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清末的“癸卯学制”，主要是参照日本的教育体制设计的。民国初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则开始融入欧洲学制的因素，至蔡元培1917年主持通过的《修正大学令》，更是体现了用德国大学模式对日本模式的修正。而从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到1928年后国民政府的学制改革，则标志着中国大学制度转向美国模式。[⑩]郭秉文就是近代大学导人美国模式的重要代表人物。

 

20世纪初叶，在长期融合和改造欧洲大学制度的基础上，美国形成了具有实用主义特色的大学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包括：设立董事会作为大学的管理决策机构；提倡学术自由，既重视基础研究，又强调应用科学；实行选修制、学分制；联系社会需求发展科学技术，为地方经济服务;直接向社会筹款集资办学等。[⑪]郭秉文于1908年赴美留学，进入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成为在这一领域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1914年他回国后，即投入了筹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事业，并开始试验导人美国教育模式。1920年底郭秉文提出了改南京高等师范为东南大学的计划，从而开始了全面导入美国大学模式的实践。短短几年内，郭秉文创办的东南大学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与北京大学齐名而又别具特色的综合性大学;而东南大学分设在上海的商科大学也同步发展，成为享誉沪上的特色鲜明的商学院。无论是东南大学还是上海商科大学，美国大学模式的引人无疑是其迅速成长的强大推动力，下面以上海商科大学的创建为例，略作剖析。

 

首先，商科大学的创建就体现了基于美国大学理念的卓越见识。1917年前后，当蔡元培强调大学要“研究高深学问”，从而在北京大学扩充文理科、停办工商两科、调整法科之时，郭秉文则主张“学术并举”，在南京高等师范先后增设了工艺、农业、商业、体育和教育等专修科，表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教育特色。而在南京高等师范改制为东南大学的计划中，又明确“因人才与环境关系”，商科大学“拟在上海择地建设”，郭秉文亲自参与了商科大学的筹建。郭秉文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任何灵丹妙药可以医治好我们民族的伤口 ，而只有工业、商业和教育，才有可能为解决重大国计民生问题而铺平道路"；“社会非常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教育机构，来致力于培养一大批不仅具有商业知识和技能，还有组织能力和领导素质的学生”。[⑫]在中国近代商科教育刚刚兴起，但还十分薄弱的背景下，上海商科大学的办学方针和目标明显体现了美国模式的影响，从而为近代第一所商学院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其次，商科大学的管理体制基本上复制了美国大学的管理模式。商科大学筹建之初，就先期成立了上海商科大学委员会，领导筹建工作，首批15名委员均为上海商界、学界和报界的名流，涵盖了金融、贸易、实业、教育和传媒等与商科教育密切相关的领域，为学校以后的运作提供了极大便利。学校开办后，商科大学委员会的职能与东南大学董事会相对应，成为学校的决策机构，东南大学董事会和商科大学委员会经常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系科撤并、校址圈购、预算审核、灾害处理，乃至校长任免等学校重大事项，并做出决议付诸实施。商科大学内则设立行政委员会、教授会协助校长治校，并成立一处五部(校长办公处、教务部、事务部、文牍部、推广部和图书出版部）的行政职能机构。这一管理模式明显带有美国大学的印记。

 

第三，商科大学在教学制度、师资聘任、学生管理以及社会服务等各方面，都努力贯彻美国大学的模式。商科大学一开始就实行选修制和学分制，本科学生以修满128学分为毕业，各系均开设必修学程和选修学程，充分体现学术自由的理念。商科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也都向美国大学看齐，聘请的师资以留美学生为主体，比例占到师资总数的60%。校内完全实行学生自治，当时《申报》称“该校校制采用欧美，学生全系自动，校中并不预闻”。[⑬]学校注重服务社会，设立推广部广泛联系社会，开办商科夜校、商大平民夜校等，为各界有志求学的青年提供业余学习的机会。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在其所著《在华五十年》中，称赞“东南大学是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学府，在当时也自然是最好的大学。他(指郭秉文)搜集了大约五十来名归国留学生，每个人都有突出的专长。他是按美国的模式来推进教育事业的。”[⑭]东南大学是这样，上海商科大学也是这样。

 

第四，商科大学的资金筹措同样仿照美国模式。上海商科大学的母体东南大学是国立大学，它的办学经费应该由政府提供，但是在1920年代初，中国军阀混战、政府频繁更迭的背景下，所谓国立大学的经费根本无法落实。东南大学号称五科，经常费和临时费两项每年预算不到60万元，而至1924年底，“公家积欠经费三十万余”，[⑮]学校财务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几乎同时，北京国立8所高校教师正展开轰轰烈烈的“索薪运动”，[⑯]而东南大学却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平稳地迅速发展，这全靠郭秉文校长筹措资金的超凡能力。郭秉文是美国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教育家，他担任校长，却并不任课，而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联络社会各界、商筹办学经费等事务中，常年驻守沪上，向金融界、实业界商借款项，接受各方捐赠等，以致后来有些不明真相的人攻击其“放弃校务”，而这些正是维持东南大学包括上海商科大学正常运行所必不可少的。东南大学校董和商科大学委员大部分都在上海，上海又是当时远东金融中心，郭秉文为方便接洽，把主要精力放在上海是十分必要的，而商科大学也自然受到特别的关照。商科大学的经常费支出，1922和1923年度分别为5万和6万余元，占东南大学总体支出的约八分之一，1924年度增加到近7万元，占比更达到约五分之一，[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郭秉文在创办东南大学的过程中，对美国教育模式的全面导入，并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实绩，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在1920年代就曾经有过很高的起点。他创建的中国第一所“严格意义上的商学院”一上海商科大学，也为中国的商学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0年过去了，世界商学院教育早就步入了以培养MBA人才为核心的新阶段，中国的商学院教育在经历了长期停滞状态后，于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又重新起步，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近年来更是发展势头迅猛。据报道，2011年中国将有236所院校招收MBA学员，其中包括去年新增MBA办学资格院校52所，每年取得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的人数已超过3 万。[⑱]上海财经大学也已宣布成立商学院，将原来的MBA学院并入其内，进而探索培养高层次商科人才的新途径。在这样的背景下，回顾中国近代商学院设置的滥觞，汲取郭秉文校长创建上海商科大学的经验，或许对现今各类商学院的建设仍然会有不少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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