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至南北朝的举官制，基本上没有确定的考察方法，推荐往往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个人的感情色彩。尤其是在西晋，当「中正」的官人都是出身士族，选拔官吏也仅以家世来考虑，造成官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普通贫民则根本没有做官的希望。
    与上述以保送制选官不同的是从隋朝开始的考试甄别选官制度。隋废除「九品中正制」，由朝廷设立进士科考试，用公开考试的办法甄别选用官吏，首开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选官制度。这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为唐朝继承，更为「科举制」。科举制含有「分科举士」的意思，即开设「常科」和「制科」两大类项目，其中常科内含并列的五十多门科目，考生按需选择一门科目参考，考中称「及第」，当时最时尚的是进士科，投考者趋之若鹜。至明清，科举制完善为三级考试：乡试（秋闱），考中者称「举人」、「孝廉」；会试（春闱），考中者称「贡生」、「明经」；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录取分三甲，一甲取三名，赐「进士及第」，分别称「状元」（第一名）、「榜眼」（第二名）和「探花」（第三名），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等等。
    唐代进士及第者，便有了做官的资格，而且升迁非常快，「大者登台阁，小者任州县」，中唐以后，宰相（「三省」的首脑）基本上是进士出身。明清两代一甲三名均可进翰林院，这意味着具备了储相的名分，明代英宗以后，更是非翰林不入内阁。除此外，一些监生（以贡生资格进国子监学习深造者）、举人均可以按不同情况被授予一定的官职，即使是出自地方庠序（学校），未登科取中的秀才也可以被聘为各级长官的幕僚。
    科举制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官僚体制已经完全制度化，整个国家政治被纳入了较为规范化的行政轨道。而且由于科举制采取的是公开考试甄别、择优录取的办法，原则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入仕的机会，这是古代社会政治的一大进步。
    应该说，科举制是政治制度中的一种技术性工具，其可以反映某个时代政治制度的发展水平，也可以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成为特定社会结构的支柱之一。既然是工具，科举制本身便没有性质上的优劣善恶之分，只是在其为不同利益集团所利用时，才带上一定倾向的本质属性，如19世纪，科举制的基本模式进入欧洲，得以成为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范本。而在古代中国，科举制则因其依附于封建政治，伴随封建社会的盛衰荣枯，从一个在当时较为先进的选官制度蜕变为百弊丛生的表面程序，终于在1905年被废除。

 
第二讲 中国文化发展的社会背景

一、意会体悟的直觉性

    人类对事物的认识大约经历了「主客浑然一体」、「主客体两相对立」、「主客体辩证统一」等几个阶段。巫史时期，人类的认识处在主客体浑然不分的状态，在「万物有灵」的自发宗教意识中，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人类被动地接受自然力量的主宰，既不能认识自然，也不能认识自已，更无法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时的人的思维属于直觉行动思维，即一种在直接觉察具体事物时进行的心理活动，其可以「就事论事」，对事物进行直接了解或认知，却无法计划行动，也无法预知后果。
    当人类开始懂得将自我同外界事物区别开来时，人类的自我意识随之诞生。在以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逐渐摆脱「主客浑然不分」的朦胧状态，进入自觉认识世界的先觉时代。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也确立起来。
    伴随哲学的产生，人类开始具有对事物本性追根溯源、以无限性为特征的哲学思维，以后伴随生产活动中观察实验材料的积累和经验性思维的完善，人类又具有了可判定性的、有限性的科学思维。只是由于科学在产生之初仍然是以经验和观察活动为主，因此，那时的科学思维是与哲学思维合二为一的，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带有古代思维的特点：
    其一，对世界的认识仍然以直觉为主，是一种直觉思维。直觉本属于对事物的一种比较笼统、不精确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来自过去经验、知识的积累和重组，也来自自己所受过的思维训练。但是，由于有早期的哲学和科学思维作为基础，这时的人类开始具有系统领悟能力，直觉的层次得以提高，能有意识而自觉地体会领悟外部世界的生灭变化，并试图以此去推论世界的本原。只是受当时语言发展的限制和对本质性事物缺乏精确的认识，对外部世界的领悟有时便只能是直接的、臆测的，或是建立在观察、体验和实际经验基础之上。
    其二，由于直觉思维长于将自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直接纳入人的经验，而不是进行部分的分析，因此，对事物的认识往往带有概括性，但同时也带上了模糊性，缺乏严密而系统的论证。
    其三，思维的模糊性和素朴性促使人们用概括的语言笼统地、直接地说出格言式的定律或定则，然而，概括出的往往是既具体又抽象的一般性结论。如中国和欧洲都曾经以物质元素来解释自然界的最终基质问题，中国有「五行」元素说，古希腊有「水本原」论(泰勒斯-Thales)、「火本原」论(赫拉克利特-Heraclitos)，但这些元素的本质又是什么？则语焉不详。
    无论是古希腊、罗马，还是几乎同时代的中国先秦社会，思维的方式都有如此大致相同的发展水平，只是到了后来，中西的思维方式才开始出现差异。
    秦汉以后，随着国家组织化日益严密和「家国同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致思趋势，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视线开始从先秦百家争鸣时的多种形态收缩，孤高地流连于道德领域。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合二为一的结构随之向前者倾斜，即使是在科学思维范围内，发展的重心也有了偏向，与哲学思维相关的辩证性特别发达，却忽视了另外的分析性和创造性部分。
    宋代是中国技术科学兴起的时期，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相继被发明，医药、农技、航海、造船、建筑、工艺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势必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从宋明理学比魏晋玄学更具鲜明浓厚的系统思维特性这一点来看，科学思维的辩证性已经得到长足进步，分析型逻辑领域里也一度出现新的突破。如北宋理学家邵雍以象数解《易》，以此作为他的宇宙发生论的起点，并建立起系统的逻辑结构。步邵雍之后，明清科学家纷纷将形式逻辑和分析方法纳入自己的视野：徐光启以西学为「金针」，倡导引进「由数达理」的新思维；李之藻提出「缘数寻理」的思维方法；戴震出语不凡：「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
    然而，宋明清科学思维上的这一点闪光，并未带来新的裂变。科学思维仍然末能独立出来，从而改变中国人的整个思维方式，这里面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宋明清时代部分哲人和科学家虽然采纳了科学思维的分析手段，但思维的目的却是哲学的本体问题，研究从自然着手，最后却因受社会问题(如道德、等级秩序的合理性等等)的引导而复归社会。另一方面，受传播、应用等的时代局限，结构性、分析性思维方式只为少数研究者掌握，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与传播。再加之哲人们含蓄的性格和难以用语言形式传达抽象概念，一部分分析的方法可能逐渐失传。因此，一直以来，带有直觉性意会体悟的思维方式仍然是古代中国人认识外界和自我的主要形式。只是由于经过宋明科学思维的冲击，人们的整体观已然发生改变，从模糊的整体观过渡为有序的整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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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令图式」的辩证性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擅长于从具体同一性出发，整体地、流动地、统一地认识对象。在思考方法上，一直倾向于发展的辩证逻辑，而绌于以形式逻辑作为分析的主要手段，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一种辩证思维。
    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辩证思维方式带有浓厚的民族性特色，其表现大致有三：
   
    ⒈ 带有有机论色彩的过程性思维。

    在中国的哲人和对科学感兴趣的学者当中，普遍持有有关生命演化的观点，认为以生命发展为本质的事物既包括生物，也包括非生物。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思维，说明中国人的思维侧重于考察对象的相互联系及其运动变化的复杂情形，是把握对象动态联系的思维。
    通俗地说，在中国人的眼中，任何事物都是有生命、有机的，而生命的形式在于变化，在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中。既然是演化，一切事物便要经历由小至大，由浅入深的渐变过程，汉代的贾谊称之为「积渐」。这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发生的过程，自始全终都是对正在发生的时态的否定，即「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例如，中国对规律(道)的认识便是一种有机论。不同于西方传统思想中的自然规律诸概念，古代中国人从大量观察中发现，凡是具有有机生命的物质或生命形式，似乎都具有发展变化的规律，而且都以事物两极的相互转变为依据，无论是心性、人我、物我、天地、宇(空间)宙(时间)，抑或是聚散、动静、生灭、消长、虚实、盈亏，都可被视为互为终始的范畴。每一个范畴中的两极互成否定形式，但都不是排斥的，而是互蕴互证，互为前提和证明：「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这种对立互补的关系组成发展进程中的各个环节：正→反→正→反……，以至无穷。
     有了对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慢慢养成习惯，将事物及其规律看成是动态的，承认其中的矛盾(古人称之为「两」)和转化。因此，它注重考虑现象的全面图景，审视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片断和状态，希望以此预测始终、掌握本末。老子有这样一段话：「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意思是说，探察事物的本质，可以推及其余；同样，归纳事物的现象，可以了解本质。
    由于以对立互补的形式来反映对象，中国传统思维先验地倾向于场论（庄子称为“环”，也是我们所说的“圆圈”），即对整体内物质（或个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有着一种自发的模糊的兴趣。这种思维方式丝毫不拘泥于「A是A，不能是非A」的两极对立，也不拘泥于那种认为要坚持一方的性质就必定要排斥另一方性质的观点。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况曾认为：「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这就好像组成太极图中的两条“小鱼”，首尾相衔，如同一个圆圈，开端即是终极，终极即为开端，两者互相协调，互相作用，组成一个共生场。
    有这种认识，使中国人得以在欧洲人认识到磁的极性以前就为磁偏角而操心；得以在8世纪中叶，就不仅对潮汐的成因和变化规律有科学的定性认识，而且对来潮时间也有较精确的定量认识；得以在法拉第作出结论前对不相接触的两物体间的媒递作用不再感到困惑。
    场论(环)的效应也发展了中国人求变、应变的思维，《庄子?德充符》中的一段话概括了与“变”所对应的现象：「死生、存亡、穷达、富贵、贤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概括地说，应变既有基于空间多样性或不确定性的变换，如“应事而变”，“应地而变”，“应人而变”等等，也有基于时间的更替性或不确定性的变化，如“应时而变”，“应缘而变”，“随机而变”等等。
    值得指出的是，古代思维中存在大量的模糊现象，这种现象不在于无法界定事物的属性、状态，而仅仅是对事物属于某种性质、状态的程度末加精确的数量分析。比方，道家人物庄子很早就提出任何物质都可以对半分割，如此一直分割下去，可获得物质的最微小的状态（类似现代人所说的“分子”、“粒子”等），即“每下愈况”。但是，物质在分割过程中以及最小状态的组合成分、质量等等是多少是什么，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况且，古代中国人分析的知识性传统较弱，因此，在解决模糊性的问题时，只能依靠对立互补的方法来完成，既承认「非此即彼」，又承认「亦此亦彼」，如《庄子?齐物》所言：「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因是因非，固非因是」。这使古代中国人特别善待诸如「中庸」、「中和」、「中行」、「中道」等观念和行为，也巩固了辩证性在传统思维方式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