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外沟通的海上交通线，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从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终抵「大秦」（古罗马）的「海上丝路」；一类是中日、中朝间的海上交通。「海上丝路」，有史籍可考的，始于西汉，鼎盛于宋元。中日海上交通正式辟于东汉，以后逐渐发展为三条以上的航线。宋元明清时代，中日间屡次发生海禁：北宋前期（公元1l世纪），适值日本外戚藤原氏全盛时期，实行闭关主义政策，日本商船匿迹于海上，但北宋商船仍不断前往日本；有明一代，海上倭寇猖撅，为患严重，明政府采取海禁政策，但是，中日民间贸易却很发达；清初，为了防御郑成功从海上与沿海人民相结合，共同进行抗清斗争，清政府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开始实行大规模迁徙濒海居民的政策，严禁片帆出海，名之「迁海」；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遂下令「开海贸易」。与欧洲的贸易，带起了专门经营洋货的洋商阶层。
    中国与亚洲其它国家的文化交流开始得很早，先秦文献、秦汉史籍有不少提到朝鲜、越南、日本、印度（身毒、天竺）、中亚细亚等国的地名，足以证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渊远关系。如《山海经?海内经》有「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朝鲜……」的记载，《尚书大传》亦有越南人的祖先在周代与中国通使的记载：「越裳氏重译而来」，最早提到日本的是《汉书?地理志》：「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人，以岁时来献见云」。《吕氏春秋，古乐篇》、《山海经》、《逸周书?王会篇》、《史记》等则都不止一次地言及渠搜（汉时大宛）、康（汉时康居）、大夏、月氏、安息（今伊朗，魏晋时称波斯）等中亚细亚国家的名字。古代中国与上述国家的交流多为物态文化方面，如物质、技术等。在精神文化方面，则较为关注外来的艺术（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等）和宗教思想，尤以魏晋始传入中国的佛教和7世纪中叶始传入的伊斯兰教为甚。
    中西文化交流约始于汉代以前。是时，中国的商品已经由西域转输到欧洲。《史记?大宛列传》称：「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西则条支，北有奄蔡、黎轩」。黎轩即罗马（后称大秦），这说明早在西汉时，中国人的地理知识里已包含罗马，若没有中西间的接触，便难以有这种清晰的认识。中国与罗马间最初是经由西域进行商业文流的，后因安息人从中阻挠，便改由海路。公元3世纪后数百年，中国与欧洲的交流以海上通道为主，其中多是通过越南进行。由于不断交往，至魏晋时，中国人对欧洲的认识已不局限于物质，《晋书?西域传》在言及大秦国的国情制度、风俗物产时说：「若国有灾异，更立贤人，放其旧王，被放者亦不敢怨。」这似乎是看到了罗马君主制度与中国君主制度间的不同所在。
    总的说来，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在古代基本上是输出的趋势大于输入，这是符合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文化在进化的过程中，具有先进文化向落后区域流动的特征，而5至15世纪正是欧洲文化近千年的沉寂黑暗期，中国文化则处于相对昌盛繁荣时代，古代科技水平一直居领先地位，这势必影响古代世界文化交流的主体动向。因此，中国古代对外来精神文化的接纳，仍以邻近的印度、中亚细亚诸国和阿拉伯文化为主。中西文化交流则延至近现代方才进入高潮期。这时候，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已经是带有明显的扬弃传统精神的内涵，在引进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和科技的同时，保持中国传统中利于现代化的积极因素，抛弃不利于文化进化的消极因素，已经逐渐成为中国人一种较为清醒的认识。

    概括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中国所谓「封闭」、「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从秦汉算起，已经存在了2000年，但是，中国人并未放弃对外部世界的探求和接纳。汉唐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正来自人类对地理隔绝的突破。

    第二、中国文化具有阶段性开放的特点，即抱着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同化和吸收来自异域的文化。这种开放性主要表现在「和」的传统机制上，它使中国人的探索视线不断延伸，视野不断扩大，从黄河流域而至整个中国疆域，又从中国而至域外，再继续扩大到遥远的西方。没有这种开放性的特点，便没有中国延绵5000年而又不断进化的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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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特的社会结构

    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中较为独特的内容，一个是宗族，一个是官僚体制，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较大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的宗族及宗族制

    宗族，在中国古代社会乃至近代社会长期存在，因此有人将中国文化称之为「宗法文化」。从严格的意义来讲，这种提法似欠妥当。宗法家族只是盛行于西周时代，秦代以后2000年里，占主导地位的宗族，基本上是一种「亲情家族」，前者以经济制约和宗法联系为特征，组成组织严密、形式复杂的「他导型」宗族；后者则以心理需要为特征，以伦理道德为纽带，构成组织形式相对松散、仅附会小宗之法的「内导型」宗族。
    宗法家族是古代社会以家族为中心，根据血缘远近区分嫡庶亲疏的一种等级制度，其主要精神是嫡长继承制。在古代世界里，宗法家族普遍存在于领主制封建国家里，包括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只是在宗法组织的宽严、松密和对后世的影响上，各自有别而已。
    中国自夏启以子承父业建立第一个王朝——夏时起，宗法开始萌芽，至商殷而成雏型。周朝建立，宗法制度最终确立下来，并逐步形成一张庞大、复杂又井然有序的血缘网络，其严密性、整合性堪称举世无双。在周代独特的社会结构里，宗法家族有三个主要特征：①宗法继承制，又称嫡长子继承制，这是一种确定出自元配夫人的长子（嫡长子）继承家族财产和爵位的制度。②宗法等级制，即嫡庶等级制，确认嫡长子在家族中的最高地位。在家族血缘关系中，离嫡长子关系越远的其他男性子孙，在家族中的地位越低。③同一宗族有大宗、小宗之分：嫡长子的家系称为“大宗”，其他儿子的家系只能称小宗；大宗继承关系可传百代，即传世百代的列位祖先均可供奉于宗庙，而小宗继承关系只可传五代，即子→父→祖→曾祖→高祖，高祖以上的祖先，除建族的先祖外，均不入宗庙。

    秦汉之际，宗法家族开始向亲情宗族转型。宗族的转型，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

    1．地主制经济取代领主制经济，宗法统治失去经济基础。东周年间，特别是春秋后期，土地商品化伴随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发展，土地买卖大量出现。从此以后，土地成为私有财产，拥有土地者成为地主或小自耕农，而不再是依附于上一级土地赐予者的领主，农民与地主之间也以租佃（契约）关系取代原来的人身依附关系。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互相兼并，便不可能长期世袭，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原则便成为一具空壳，君主以至等而下之的各层宗法依附关系随之受到破坏。
    2．中央集权式的官僚等级制取代宗法等级制，宗法统治失去政治基础。秦统一天下后，实行郡县制，将全国划分成三十多至四十多个郡，形式上从中央至郡县的各级官员间不存在血缘统属关系，即以「任人唯贤」取代宗法制的「任人唯亲」。尽管秦尚有分封制残存，汉及以后甚至还出现多次大规模回潮，但其仅是一种从属性的政治，流于形式，而无多大实际内容，与西周时的分封「爵土」相去甚远。如汉武帝以后的封建是封爵而无食邑，或有食邑而不专治，属于「封而不建」，封土不建国；清代则干脆采取「有封无建」的爵赏制度，即有封爵而无封土。可见，秦汉以后的分封制再也不是建立宗法等级制的主要支柱。
    3.「多子分继财产制」削弱了宗法继承制（嫡长继承制）。汉朝初期，曾分封了大批同姓和异姓诸侯。汉诸侯与西周诸侯不同。后者领地「不过百里」，势单力薄，较易为天子所控制；前者一开始就拥有大片领地，加上累年兼并，其藩国「往往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势力日强，从而危及君主的统治，西汉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就是明证。汉武帝采纳谋士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诏今诸侯王「分封子弟」，将本属于嫡长子一人继承的财产（主要为封土）均分所有子弟，嫡长子仅继承爵位名分，从此后，「多子分继财产」不仅在诸侯，而且在民间占据重要地位。
    至此，宗法的三个特征：嫡庶等级制（宗法等级制）、嫡长子继承制（宗法继承制）和大宗、小宗之分或土崩瓦解，或名存实亡，后世只能在皇位继承和贵族传宗以及丧葬、婚礼和祭祖等仪式中略窥其一二。宗族成为意义相对简单，仅是将同姓、同祖男姓子孙聚合在一起，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社会组织。
    西汉时，民间出现了许多拥有大地产的豪强地主，他们采用宗亲关系，把自己的远亲近属纠合在一起，用来加强保卫自己的土地的力量，由此形成宗族。以后，宗族组织大起大落，魏晋时有过一次高潮，豪门强宗屡见不鲜，一些世家豪族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家丁——部曲：「艾言景王（司马师）曰：‘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各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唐朝末年，宗族略有降温。宋代以后，适应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有人提出「敬宗收族」，「敬宗」即在宗族的聚集地建祠堂，用以供奉宗祖牌位，并以此作为对族人进行纲常监督的「裁判所」；「收族」即立祠田，在本族人户中「集资」，购买属于族产的土地，其收入用于族内公益，如修谱、立祠堂小学、修建祠堂等等。从此后，社会出现两种现象，一是同姓村大量出现，这往往就是宗族的聚集地，士族豪强成为宗族的主干，祠堂成为宗族活动的中心；一是编订家谱、族谱的现象开始普及，这些谱牒可以追溯久远的家史、族史，跟踪远徙他乡的亲属子弟，仿如一张无形的网，将整个宗族的人「网」在一起。「敬宗收族」最直接的作用是力图抵消由于「多子分继财产」而造成的宗族内向心力的失偏。
    宗法在中国很早就已经瓦解，但宗族在古代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并从多个侧面影响中国社会，简言之，有以下几点：
    其一，在整体宗教观念不强的古代中国，宗族是个体心理归宿的二次人类集团，尤其是在土地兼并日盛，「暴君慢吏」横行，「赋重役勤」的时期，大量小自耕农破产，宗族成为个体依附的场所，「人不堪命，多依豪室」，以至强宗豪族纷纷脱颖而出，「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这时宗族内部具有很强的号召力，进退如令，必要时还可举族迁徙。如三国时山阳巨野（今山东巨野）人李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巨野西南）」，后依附曹操，遂「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今河北临漳县北）」。类以李氏宗族这样动辄数千上万人的，并非一个宗族，而是以宗族为中心部，以部曲、租佃农民和被称为「荫户」的个体依附者，甚至是异姓小族为边缘部的社会群体。这样的群体在古代中国并不罕见，造成国家不时出现「国之户口」、少于私家的局面。更有甚者，在宗族势力极盛时，一切以「阀阅」（世家门第）为先，而不计人才和官品，包括选拔官吏和皇帝选婿。
    豪强宗族在地方往往等于一个小的独立王国，迫使朝廷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的事实，如北魏初期，任命一些豪强地主为宗主督护，以行使基层政权的职能。宗族逐渐成为封建社会政治的基础细胞，尽管政府后来采取「三长制」、保甲制等等，但由于宗族势力的渗透，终与乡里组织混成一体，联结成「保甲为经，宗族为纬」的网。可见，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是宗族组织。
    其二，宗族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正是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和封闭状态，给予宗族自成体系成为小社会的可能。而农耕型的自然经济又以土地为核心，因此，宗族的存在和发展，实际上也支持了土地的价值观。宗族依附于土地，「兄弟析烟亦不远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由此，慢慢形成浓厚的乡土观念。
    其三，「多子分继财产」本身是为了削弱诸侯蕃国的势力和土地兼并，以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宗族以此为原则，尽管可以使子弟附着在土地上而不至外流，但家庭所有儿子一起参与分配家财和土地，纵使祖先有「连栋数百，膏田满野，」「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的财富，也经不起众多子孙的重复分割。所以中国有句话：「富不传三代」，直接后果是「千年田八百主」，一块土地在千年之内，可以更换800位主人。这句话虽有些夸张，但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一方面是不断的土地兼并，另一方面是土地不断被分割，使古代中国少有累世传代的大地产，这在客观上为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