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讲义

 
 
导言  

第一讲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地理背景

一、典型的大河文明
二、多元文化的融合
三、独特的社会结构

 
  
第二讲 中国文化发展的社会背景  
第三讲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其影响  
   
   
 

第一讲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地理背景

一、典型的大河文明

    文化是人的社会属性，具有超自然的特征，人及其活动以外的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都不属于人的文化。但人类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文化也就离不开自然，并以自然作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自然在提供人生存条件的同时，也在磨炼人的意志，给予人重重压力。人类只有不断克服这些压力，才能繁衍生存和继续发展。因此，在人类产生之初，认识自然、改造环境便成为人类生存的第一要义，并将成为终身使命。改造环境的手段是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等等。在劳动过程中，人创造了文化，并以文化观指导自己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
    人类能够认识自然，必须对环境产生能动作用；相反，环境也通过自然法则的永恒作用，制约着人类。主客二体，相参相依，共居于循环、变化的生存时态之中。这就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动态关系。
在人类的原始阶段，生存动态的重心偏向自然环境一方，人只能被动地受制于环境，而无法自主地选择自然，人基本上是环境的奴隶。当人类开始学会种植、蓄养家禽和建造房舍时，对自然环境的完全依赖开始有了改变，这意味着人类开始拥有生存的主动权。从这一刻起，地球上相继出现人所创造的「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是相对于「自然景观」而言。后者泛指地表的自然景色，可以按照地貌特征划分区域，如森林景观、草原景观等等。前者则是人类有意识地利用自然创造出来的景观。
文化景观的出现对于人类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它可以使人迹罕至的地方充满生机，使人在原来无生存条件的地方落脚谋生，如在沙漠中开辟绿洲，在「旱魃为虐」之地修建灌溉网……。人类的生存空间得以大大地拓展，因此也有了较大的生存自由。
    由于自然规律的制约作用，决定了创建文化景观的非随意性，其必须是在一定的自然基础上的创造。一方面，自然界提供了有利于人类的优势条件，这些条件有时也许微不足道，人类便想办法扩大这种优势，直到可以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自然是一种异于意识的客观力量，有自己独行不改的天「道」地「理」，即便是相对独立于自然之外的文化景观，也仍然受制于自然界的生态规律，人类必须服从、遵循这种规律，否则将受到自然的无情报复。
    从古至今，无论人类对地理环境和自然的依赖是轻是重，自然规律和地理因素都会对人类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要研究人类早期历史和文化起源，不能不考虑地理环境因素。
地理因素和自然因素对于人类，尤其是人类的生存来说，无疑有着很重要的影响，甚至在人类的早期社会，地理环境间接作用于人类心理，其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地理环境毕竟外在于社会，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地理环境的影响便不居主要地位。换言之，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民族性格的形成来说，地理环境是一种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更不是主导因素。有鉴于此，我们在介绍地理的文化功能时，将把「人化自然——文化景观」作为相应的一种因素，同时以人类的早期历史为重点。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黄河流域看成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但依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实践，证实不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和珠江流域，都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样是中国文化的摇篮。
    从初具文化心理的角度看，人类文化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受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大河成为孕育人类文化的母亲。中国新石器时代较为典型的文化遗址几乎全部分布于大河及其支流流域，如黄河流域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齐家文化区域，淮河流域有青莲岗文化区域，长江流域有良诸文化、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区域，辽河流域有红山文化区域，珠江流域有南方印纹陶文化（部分）区域等等。
    早期文化区域分布在大河流域的特征，在东方文明古国中是共存的，这使各古文明之间具有了一种共性，但中国农业起源的特征与其它文明古国毕竟不同。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一般都是利用大河泛滥后留下的沃土，再加以灌溉，用以栽培小麦而发展农业。但生命赖以繁衍的大河却瞏瞏茕独：尼罗河孤流横贯，两河流域仅拥有一个气候，其它地方则多是沙漠和半沙漠地区，没有其它的大河交相补苴。因此，这些古文明地区对大河依赖甚重，如埃及，直到近代，人口聚集区域仍几乎集中在尼罗河两旁，因此，有人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予」。
    中国文化虽然发源于大河流域，但因地形复杂而采用多品种种植方式，无需固执于大河馈赠的沃土。同时由于从北至南有五大水系遥相呼应，支津密布，方便了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尤其在古代陆路交通工具不发达之时，利用河运就显得更为重要。新石器时代，各文化区域相互渗透，就是靠中国河流分布的特征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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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文化的融合

    从文化进化的角度看，中国文化是多民族文化融会的结晶。这是一个文化群（系统），它肇始于同一的原始状态，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受多种进化因素的影响，呈树状分叉，出现多方向、多种形态发展的异族个体。这些族的个体保留了人类原始状态中对自然的依附特性，表现出浓厚的地域色彩，又通过超地域性的冲突、竞争、交流和「新种代替失势的旧种」的演进，结成具有内部调节机制的文化共同体。简言之，中国文化不是一种依线性进化方式发展的单元个体，而是多元文化的融合，在其历史的轨迹中，曾出现四次明显的文化融合的转折点：华夏文化形成、华夷（或称夷夏）文化融合、中国与亚洲邻国的文化交流和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文化源于母系氏族末期至父系部落联盟的传说时期。在这一时期，黄河流域分布着崇奉各自宗神（或图腾）的氏族、部落。以后又逐渐结成较为先进的两大初始文化圈：一是于居西方黄河中上游的华夏族，一是居于东海之滨的鸟夷族。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华夏族的直接祖先是活跃于黄河上游谓水流域到甘陇一带的羌、氐族。氐（少典氏）、羌（有蟜氏）族各分化出一部分向东迁移，成为新族。其中东进的氐族新支以黄帝（轩辕氏）为宗，称为姬姓黄帝部落。黄帝族沿黄河向东发展，途中除了容纳其它异姓部族外，也有部分氏族留居今山西省南部，并以襄汾陶寺为中心，创造出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这一支黄帝后裔从此开始用「夏」这一族名（约公元前25世纪开始）。另有一部分黄帝族的族属，则留居汾河下游涑水流域，即运城盆地，开辟以夏县东下冯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并依与汾水会合的华水（出自华谷），定名为「华」族（约公元前23世纪开始）。因而，黄帝族的直系后裔被后人笼统称为华夏族。
    东移的部分羌族以炎帝（烈山氏）为宗，称为姜姓炎帝部落，其沿渭水向东发展，又继续循黄河南岸东进。大抵炎帝族与黄帝族之间具有通婚的姻亲关系，唇齿相依，共属同一个文化圈，故而得以与其它较小的部落组成部落联盟，华夏族的名称亦自然而然地扩大到这个以农耕为主要经济成分，农牧结合的氏族集团范围内。
东方黄河下游齐鲁一带聚集着众多崇奉鸟图腾的族属——鸟夷诸族（东夷）其中主要的一支是商王朝和秦人的远祖。鸟夷族以游猎、畜牧为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形成另一个较具先进水平的文化圈。
    华夏族与鸟夷族两大文化先导圈随着彼此间的相向迁移，地域外延渐次扩大，终在中原地区汇合，加上当地部落集团的入盟，使黄河流域诸氏族文化出现融为一体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夏商周的交替变迁中成为事实。
当社会进入青铜时代，华夏族率先进入中原，创建了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东方鸟夷族中的商族部落也于不断流徙中强化军事角逐力量，养精蓄锐数百年，灭夏立国，建立了第二个奴隶制王国。公元前1000多年前，宣称以夏为祖先的姬姓周人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灭殷（商），建立西周。至此，华夏族文化与东夷文化在不断地渗透、交换优势和沟通嬗变中，完成了中国文化第一次大融合，在这个基础上，黄河流域的北方文化又与江淮流域的南方文化交相融会，终建立起广义的「华夏」共同体。
    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成型后，又以同样的方式与周边文化交流，这是「华夷」文化融合为中国文化的开端。
「夷」，最初是对东方各族的称呼，后又泛指中原四方的部族，秦汉以后，其意义更可广延至中国疆域内各个少数民族。早在西周中期，以周为中心的华夏文化就已经处在与四方文化相互渗透的局面中，以游牧为主要经济内容的戎狄部族文化与周文化历经冲突、杂居而达到融合，拉开了中华多元文化第二次大融合的序幕。战国时，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犬牙交错，兴废继绝，此消彼涨，至秦统一中国，华夷文化的融合进入其发展的新里程。从此往后，中国文化便在多民族共存互补的主要趋势下，具备了一体化的资格。
    尽管华夷也即边疆民族与汉民族「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使中国域内出现了多元的文化中心，但无论是汉族，还是其它民族，大体上都对异族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理智性行为。如汉族在西汉以前尚以军事行动作为向大漠、西南扩张的重要手段，东汉以后，军事活动转变为次要的防御性行为。在承认长和尊重边疆民族的独立性的基础上，采用了「和亲」、「互市」、「贡赐」、「绥抚」、设立「羁縻州」和征收少数民族赋税「夷傣之户皆半输（免去半数）」的民族政策；契丹的大辽国，典章制度「大略采用大唐」；元朝入主中华后，「附会汉法」；满清的康熙帝一直强调「满汉一体」，在北京开设博学鸿懦科，罗致全国「名士」，共建基业。雍正也鼓吹「华夷无别」，并说「本朝之为满州，犹中国之有籍贯」，同是中国人，不能因籍贯（民族）之不同，而「妄判中外」。
    长期以来，中国各民族人民相依相存，各异质文化互为吸纳和融合，奠定了建立共同政治实体的基础，至清代最终实现全国空前的大统一，完成了各民族共同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各具特征的民族文化的融合，是中国文化系统不断进化的最基本条件。
    多民族的融合，创造了多元一体的文化，但「多元」的含义并非单纯地指中国各民族间的交流，也包括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外来文化毕竟与中国本土文化不同，中国文化对其的选择比较困难。然而，当观念的定势被突破后，中国文化的「和」的机制便会发挥作用，使中国人得以超越地理的隔绝，吸收外来文化中利于自己发展的新的因素。中亚、中西文化的交流正说明了这一点，而这种交流正是在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扩大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大规模的形式起于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并非现代人凭现代地形图想象出来的，仅是两条「狭窄的小道」，「不可能有多大作为」。据历史记载，由于古代西域河流的分布（这些河流至今天有的已干涸、改道，有的潜行于地下），「丝绸之路」穿越的地带并未被流沙覆盖，有「绿州之路」之称。中国商队避开塔克拉玛干沙漠，络绎于「丝路」南北两道上，以丝绸为主的大宗货物通过这一横贯亚洲内陆的交通大道，源源不绝地运往中亚、西亚，并由安息商人转输到欧洲。西方的各种特产及艺术、宗教也顺着「丝路」传入中国。丝绸之路呈现出「驰命走驿，不绝于月；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景象。地处中西交通门户的敦煌，也发展成为「华戌所支一大都会」。东汉时，在西亚、中亚乃至欧洲，源于中国的丝路成为交通的主要干道，并以此逐步发展为四通八达的交通网。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到东方新航路的发现，丝绸之路才逐渐湮设。
    除「丝路」外，经陆路与西部世界联系的主要交通线，尚有在张骞通丝路主干道以前就存在的「蜀身毒道，」和「草原路」，前者由四川曲折转达进入印度，后者由东西向，纵贯亚欧草原地带，并于元代为中西陆路交通带来一时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