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系统观发源于殷周时业已成形的阴阳观念，至“五行”论成熟时，中国古代系统观便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古代管理和商战等行为的指导方法之一。可以说，阴阳观和五行观共同构建了中国古代系统论的基本框架，但使这种方法论在社会实践中得到论证并使之逐步发展完善的，其功应归于儒的同一说与道的相对论的完美结合。儒道互补的系统观在古代世界辩证法发展史上不仅有突出的地位，而且有自己的系统和特色。其要点是：
    其一，着眼于整体稳定、协调的对立互补，以及有别有序的阴阳交感的矛盾观。中国古代的哲人们历来重视事物的矛盾关系，视阴阳交感和变易为宇宙的根本规律，但对事物的矛盾关系，他们所强调的不是对立面之间的排斥、斗争、分裂，也不是同一、相加，而是相承相应，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内经》曾指出：「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这里的「同」是相异事物的共同本质(与模仿性的「同一」不同)。在「同」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的阴阳两极或矛盾各方面相济为用，各依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因此，矛盾的各方可偏胜而不可偏废；在交易运动中，不是一方克服、消亡另一方，而是一方的消长变化必以另一方相应的消长变化为补偿，始终保持着整体的稳定。
    其二，着眼于整体的完善和连续的物极必反、生生不息的循环运动观。在阴阳对立中，互补的双方并不是等价的平等关系，而是存在着严格的「有别」、「有序」的等级秩序，即对立双方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存在着主导与被主导的协调关系。
    其三，以应变为目的，以「全体」、「用中」为要点的实践辩证法。儒道互补的系统观为中国文化确定了一个绝妙的核心，暨中国文化所倡导的最大的美德，那就是“中和”（中庸）。其中，如果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中”代表了人的个性，在儒家看来，每个人的个性都应该是“稳固”的，不会随波逐流，就像一根直上直下的木棍，宁折不弯；每个人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上都应表现“执着”，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应朝三暮四，以显示自己的“清高”。“和”则主张“关系”，代表“变化”——“应时而变”、“应事而变”、“应物而变”，代表“和谐”——忍耐、等待、适应和协调，也代表“平凡”（“庸”的其中一个含义）。以气质而论，儒家正是以“中”为特点，坚持理想坚持信仰坚持原则，就像一个稳定的“方”型，不会轻易改变自己，却缺少了一些变化；道家则以“和”为特点，信赖相对信赖变化信赖圆融，就像一个不稳的“圆”型，善于顺应，却缺少了一点原则。当儒道结合起来，就如同方圆互补，“中——和”（中——庸）系统最终确定。这时，中国文化系统表现出来的气度，那便是既可秉持个性又不失与外界的人物事联系，既可坚持原则又不失随时变化，所谓“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
    2. 「近取诸身」的实践方法。
    儒家注重「经验」，道家注重「理性」，但二者都着重「心」的作用，这成为儒道融合的基础之一。中国哲学在讨论「心」的问题时，既借助儒的「经验」，又借助道的理性，形成一种直观(或具体)的理性主义。所谓直观的理性主义，即从具体的意义来建立理性精神，其不同于西方重玄思和思辨，充满躁动不安的理性主义，而是独树一帜，把人视为理性的动物，确认人可以凭借理性的功能来认识真理，但这种理性主义又是具体的，以大量的经验和观察作为基础，《易经》便是从阴阳(如牝牧、向背、多少，动静)的相互变化中，观察，领悟并发展了的「变」的哲学。从生活中的经验，从自身的感悟推测尚不可知的「天道」的本质，便是「近取诸身」的方法。
    ⒊ 内在的人学倾向。
     在儒道互补的结构里，从方法上看，道是主导，但从目的来看，则儒是主导，这决定了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基本上是以人学为主，探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生经验进行积极的反思。由于有道家思想的补苴，对人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具有人类学的意义，同时也具有了宇宙学的意义，即将人与自然或实在视为和谐的统一体，人的「心」(心灵)，「体」(肉体)之间没有一种根本的界限，人的存在及其存在价值的根本意义是生命，而生命的含义又与自然和创造性活动(如「道」、「天」)连结在一起。      「儒家圣人，道家真人和中国佛学中的佛，都在证明着一种信仰，那就是人有一种宇宙的潜能来实现在自然中的价值和使自己成为完人」，这个「完人」，就是中国哲学所椎崇的理想人格。
    相应地说，中国有关社会的理论比较发达，从社会出发的理论观念甚至表现出政治伦理哲学化的倾向。囿于这一特点，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也出现了思辩和有关方法，但哲学的科学倾向却不发达，使得中国的哲学缺乏完备的理论形态。
     4．智与慧的结合。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注重智与慧的结合，与西方哲学所执着的「智」(智力、理智)大不相同，中国哲学中的「慧」是达到理想人格的一切准备，包括「仁、义、礼、信」等；「智」是人间际遇中的机敏和睿智，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就是这种智的哲学在军事战略上的一种运用。智慧结合，能使人在处理社会关系时，高掌远跖，明见于末萌之前，即「智者其所能接远也」。受哲学这种特征影响，中国人更重视代数、工艺、运筹和建构，与西方人重视几何学、分析物理、形式逻辑和解构形成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