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思维有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认为宇宙间存在着普遍联系。这种思维早在八卦生成时代就已经滥觞，并于先秦至汉代初步发展为朴素系统观，即自发地将系统现象看作是宇宙普遍联系的一个具体形式。《吕氏春秋》表述了对普遍联系的理解：「天行不信（信，通“伸”，在此是顺利流行、延伸、传播的意思——著者按），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则果实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则长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坚。谷不坚，则五种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刚。地不刚，则冻闭不开」。「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体而两分，同气而异息。若草莽之有华实也，若树木之有根心也，虽异处而相通，隐志相及。痛疾相救，忧思相感」。
    精于观察的古代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普遍联系的大量现象，尽管他们无法从知性分析方法中获得事物联系的原因和本质，然而，却找到了通向构造整体的桥梁——理性。理性可以与宏观领域沟通，可以在其内自由驰骋，直至用一般性的综合方法，找到建立事物整体秩序的规律。这就是古代思维过程中的整体观念。
    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古代学者将已经发现的局部事物之间的联系连缀起来，从中领悟到，原来各种事物都是由若干要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而无数多个大大小小有一定结构联系的事物按一定的次序构成了整个宇宙」(刘长林语)。
    《易》的卦爻理论是这种认识的初期具体体现，由阴阳说和五行说演绎而成的「月令」图式则是宇宙一体化结构的典型之作。
    “月令”一词来自《小戴礼记》“月令”篇。作者在“月令”篇里谈论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却从气候变化引入物候以及人的生理、心理、艺术、社会乃至政治等等的变化。在许多人看来，气候变化（代表时间关系）、物候变化（代表空间关系）似乎与人及人的社会活动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月令”的作者却把这种关系确定下来，不仅在空间上按照五行法则安排各种事物(帝、神、色、虫、畜、数、音，律、嗅、味、性、事、五脏等)的整合系统，而且在时间上，将四时代谢的自然发展规律引进系统中，作为系统内次序的参照系。后来，《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采用了《礼记?月令》的思维方法，并在系统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从《月令》和「十二纪」提供的模型里，我们看到一幅和谐统一的整体型的宇宙图式，其核心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其基本观点是天—地—人一体，天地人相与，天地人感应；其整合过程是多元统一——先将多种元素归类，再在更高层次把它们整合（统一）起来。此后，无论是《淮南鸿烈》、《春秋繁露》设定的「天——地——人」三元系统，还是《白虎通》构制的「三纲六纪」新秩序的架子，其思路均离不开《月令》提供的模式。可以说，《月令》里反映出来的思维方式很独特，它类似近现代哲学上说的“辩证法”，但又没有辩证法严密和精求科学和实践的论证，也就是说，它的论证带有强烈的模糊性，很典型地代表了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目前，在没有找到更好的词汇时，国内的一些学者主张暂时用“月令图式”来代表中国人的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此，我们给“月令”图式的思维方式所下的定义，是“在看似互不相干的事物之间建立时空结构的思维方式”，而月令图式所要表述的结构通常是一种“三体”结构，即由三个不同的个体组成具有一定内部结构的整体。
    我们相信，古代中国人建立这样的关系结构，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在“天”、“地”和“人”之间建立一种“全息系统”（现代信息论使用的语词，指的是在彼此存在固定结构的两者之间，如关系密切且持久的夫妻、朋友等，会通过信息的交流和传递，使双方都带有另一方的某些特征），然后通过了解“天”、“地”来推知人事，因为，毕竟“天”、“地”的规律容易发现，而人的社会太复杂，要找到其中的规律颇为不易。到了后来，这种思维方式渐渐固定下来，并最终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导进「圆」的形式中，由此产生诸如「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举措应变而无穷」等等的启示；将艺术、哲学等精神方式导向求真和求善的统一，将科学导向技术、宇宙、人生、伦理、政治、经济等等互相推演的整合结构里。
    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I?普里戈金（I.I.Prigogire）在《从存在到演化》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与协和的。」尽管中国古代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理论体系，也由于受历史和科学条件的限制，在整体性思维里精华与糟粕混杂，但从中国文化创造得以卓尔于古代世界这一点来看，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其进步之处，就在于思想家在朴素的自然观中，早巳自发地运用系统观念来思考和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并将之付诸实践。

    ⒊ 缺乏严密论证的非知性思维。

    早在先秦及其以前，中国存在着两种逻辑思维方式：以《墨辩》为代表的形式逻辑，以荀子、《易传》为代表的辩证逻辑。由于《墨辩》未形成完整的逻辑推理演绎系统和方法论体系，因此，在思维方法上，对传统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汉代以后，形式逻辑逐渐式微，辩证逻辑却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以至传统思维方式已不同于近代西方的命题推理，而成为系统型推理，即从一个系统推出另一套系统。专门研究整体关系的辩证逻辑相对发达，而注重严密推理的形式逻辑又相对弱化，使古代思维重视对事物的功能作出有效的判断，却又忽视作质和量的分析；精于直觉概括，却又疏于概念分析和严密推理，因而难以把握对象的各具体要素，在推理时难免出现牵强附会。
    同时，中国人擅长理性思维：在认识对象时，悟性思维（直觉思维的高级形式）常被凸显出来，在思考问题时，辩证思维又得以在系统中穿梭。虽则两种思维在活动特点上有很大的区别，一个是抽象理性思维，一个是具体理性思维，但在中国传统中，二者却能巧妙地弥合，互相补充。这样一来，固定、单义，精确和分解性的知性思维便没有多少立足之地了。因此，中国古代对宇宙系统的认识，对「环」(场)论的思考，对本质和现象(「体用」)的把握等等，基本上就是来自于经验积累式的直觉领悟，带有朴素的思辩性质。
    思维方式的形成总是以物质的和信息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因此，物质生产和信息分析、传播的发展水平必然成为思维方式发展的前提。在近代科学分析方法产生以前，人的思维往往缺乏严密的论证，只是单纯地依靠观察现象和经验积累。如前人提出的「天人合一」、「我物相渗」就是将人还原为自然本身加以认识，同时又将人当作认识自然的现场观察对象，从经验模拟中寻找发现规律的途径。但这对精确掌握自然对象的本身，尚远远不足。如宇宙间原本存在普遍联系，这是中国人很早就感悟到的问题，那么，其本质和中介是什么?古代哲人们虽然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从老庄的元气到宋明时的本体，但都始终难以论证清楚。同样，对媒体传递的现象，古代的人们早有直觉，但却无法从科学的角度去进行证明。
    偏重领悟，对量的分析推理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对概念的形式反映不重视，使中国古人忽视了系统的理性阐述，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中国思维方式向近代转型。

    ⒋ 取象比类的推理性。

    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使古人缺乏精深的分析技术和手段。作为弥补，中国人自发地创造了两种主要的推理方法：一种是“合理外推”，另一种是“取象比类”。其中，“合理外推”指的是“将人对一类事物的理解整理出来，形成模式，用来对尚不可知的事物进行符合规律的推理”。比方，以自己的某些个性特征为基准，推知周围人群的共同特征，再进一步推出无法接近的群体的特征，并如此推论下去，便可知人类的共同特征，这就是所谓“推己及人”，“推近及远”。当然，这种推理不是盲目进行的，也不是主观的臆测，而是以“合理”作为推理的标准。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古代中国人会尽量去寻找推理的每一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建立一种类似“自己”→“周围人”→“其它群体”→……→“整个人类”这样的关系结构，以此求得对直观的或不直观的、可以接近或不可以接近的事物的理解。古代不少学者在解释自然现象时，便总是喜欢以人的行为和感受作为推断的级初形式，如东汉的王充以「元气呼吸，随日盛衰」来解释潮汐周期。
    合理外推虽则可使人们接近远离身边的事物，使君子“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但这种推理方法毕竟过于“似是而非”，只求关系而不求严密。因此，尽管在那些用日常经验和直观外推能解释的科学领域里，中国科学理论都有过精彩的论述，如对流星、陨石、化石、虹的解释等等。但是，一旦越出直观外推所能把握的领域，这种推理方式就显得含混不清了。比方，中国史学治史的方法就有这样的特点。本来，中国史学是相当发达的，古人善于取精用宏，对社会现象进行大量的观察和记载，甚至对某些社会行为产生的原因和实质都有精辟的判断。古代史学的成就使史学得以率诸学科之先，但是也正因为这种现象，反映了古人对人文的重视，反过来又使史学带上泛知识性色彩。科学家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习惯于以社会经历和史书提供的经验作为验证的尺度，从而导致科学理论人格化，使史学诠释材料的方法自然成为诸学科推理的范本。
    与合理外推关系密切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第二种推理方法，是“取象比类”。
    「象」指的是现象，用来象征自然和社会现象的符号也可称之为「象」，如《易》中的卦象。「比类」用词所见甚多，《内经》云：「不知比类，足以自乱」；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或始同而终异，或始异而终同，比类相关，及知此物所以成彼物之利」。「取象比类」又叫「援物比类」，作为一种辩证推理，依现在的话说，指的是“将杂乱无章的事物加以综合归纳，分门别类，用以比较某种规则，目的是为了了解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或是在它们之间建立有规律的联系和秩序”。这种推理的特点是对杂乱无章、千头万绪、表面无关的各种现象进行有机整合。
    因为需要“比类”，因此，推理的第一步就是要寻找可供借鉴和参考的规则、常模。古代中国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观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入手，再用了上千年的时间进行积累，最后按照自然规律提供的线索，建立起不同的关系模式。就目前来看，在古代经常被用来“比类”社会和各种关系的常模有：“阴阳”模式（二体结构）、“八卦”模式（多体结构、环形结构）、“月令”模式（三体结构）、“五行”模式（五体结构）等等。甚至有人认为，在古代影响颇大但失传甚早且至今尚未能完全破译的“河图洛书”，在历史上也曾经负有关系研究的使命。
    取象比类的推理方法，在两个领域里应用得最多：① 用“取象比类”的方法，了解未知的事物。在古代人看来，世界上的事物无穷无尽，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已知”的事物，另一类是“未知”的事物。那么，如何从“已知”去推知“未知”？有一条途径，那就是在“已知”与“未知”之间建立某种关系，比方，导入“阴阳”关系、“月令”关系或其它。只要有了这种关系结构，便可通过信息传递，了解不可知的事物。例如，在军事行为中，利用关系结构将敌我双方联系起来，以便通过“知己”来达到“知彼”的目的。②     用“取象比类”的方法，在人群中建立管理秩序。在古代，无论是国家管理、工程管理（古代修筑长城、开挖运河等浩大工程，多由朝廷中的专门机构统筹）还是军事管理，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行动之前，将乌合之众一样的人群变得井然有序？同样道理，首先将杂乱无章的人群进行分类，再将“五行”的沟通规则和秩序引入群体之中，使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的群体，得以协调一致，统一指挥，如此一来，管理几十万人的群体却能像管理几个人的群体一样：“治众如治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