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The actor-network perspective on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typical Taobao villag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YANG Ren,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收稿日期:2020-12-20修回日期:202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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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2020-12-20Revised:202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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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杨忍(1984-), 男, 贵州毕节人, 博士, 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10129M), 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E-mail: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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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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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忍. 珠三角地区典型淘宝村重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机制. 地理学报, 2021, 76(12): 3076-3089 doi:10.11821/dlxb202112014
YANG Ren.
1 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形态、土地利用、社会结构和生态环境等方面普遍经历急速转型过程[1,2]。西方发达国家的乡村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经历了急剧转型与分化过程,农业部门趋向多元化,“第二住宅”的逆城市化现象出现,原有乡村研究以城市为主导的现代主义立场受到批判。寻求乡村转型发展的话题越发引起国内外乡村地理学界的广泛关注[3],随之产生了乡村田园牧歌式理论[4]、消费性乡村[5]、后生产主义乡村[6]、多功能农业[7]等理论主张。乡村重构研究在乡村研究的内省和复兴过程得到极大的重视,其研究理论视角跳出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等聚焦社会组织形式质变的乡村转型争议性的分析框架[8],将乡村发展和空间变化视为一种多维度并互相联系的整体现象[9],主张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和文化等多方面综合认知乡村重构过程[10]。经济重构是乡村重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关注技术变革对农业经济衰退的影响[11,12]。乡村重构研究需要跨地域以及多学科多方法集成[13],以深度访谈法探讨乡村移民生活、社区、身份认同和地方感的重构变化[14]。Marsden等强调以社会关系为主的社会空间重构分析,将地方看作一个由一系列社会关系构成的“约聚场所（Meeting Place）”,这些社会关系由不同利益追求的行动者们捆绑在一起形成[15]。基于中国实践,龙花楼构建了乡村地域的“要素—结构—功能”理论框架探讨乡村内外部系统要素变化对乡村重构的影响及乡村重构在经济、社会和空间方面的实现路径[16]。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数字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技术不断向乡村地区蔓延和渗透,乡村电子商务逐渐兴起,引发新的乡村重构过程。已有研究表明,互联网技术对乡村重构具有正效应,通过提高信息可达性和新型社会网络的创建,促进非农就业的多样化[17]。同时能够减少乡村市场隔绝,提高供应支持和与外部市场的竞争力[18]。在中国,电子商务凭其技术和资金的低门槛优势成为乡村重构的新动力之一,出现以“特色产业专业村+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为发展模式的淘宝村。依据阿里研究院的定义,淘宝村是指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1000万元以上、活跃网店数量达100家以上的大量网商聚集的村落。淘宝经济嵌入乡土社会,依赖熟人关系网络的支持,形成家庭分工的淘宝市场,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又加强了熟人关系网络[19]。基于熟人社会形成的契约关系为主的合作模式发挥了协同效应[20],产生的就业和财富效应通过地理邻近和关系邻近的辐射和示范效应带来自下而上的人才和产业的空间集聚[21]。淘宝村以“互联网+”形式耦合第一二产业基础,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其融合路径和适应乡村分散式布局特点,是促进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可行之道。围绕淘宝村形成路径和内在逻辑机制的综合研究,有助于认知淘宝村发展的规律和厘清多维动力的聚合机制,为引导培育和支持乡村数字化经济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当前,淘宝村呈集群趋势发展,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聚集分布特征,珠三角地区是其主要集聚地之一。珠三角地区乡村产业转型过程恰逢互联网时代兴起,催生了乡村淘宝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和新需求,引发乡村剧烈重构。目前乡村重构的研究主要从经济、空间和社会重构等方面分析其过程及影响因素。然而,乡村重构的触发和实现取决于行动者的集体行动,不同角色行动者之间的行动差异,取决于其背后动机,需要深入探讨乡村重构的主体联结机制和稳定性问题。鉴于此,本文从行动者网络视角切入,基于全球化、城镇化和信息化背景,选择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里仁洞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解析珠三角都市地区典型淘宝村重构过程中多主体参与和协同过程及其内在逻辑机制,以期丰富乡村地理学对数字化驱动下的乡村发展转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2 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2.1 行动者网络理论
本文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对里仁洞村的乡村重构过程及其动力机制进行深度剖析。行动者网络是20世纪80年代由法国社会学家Callon、Law及Latour等提出的科学实践研究方法。该理论将来自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的一切因素纳入到统一的解释框架,将人类和非人类因素视为同样具有能动性的异质行动者,通过转译过程互相嵌入和共同建构,演进成异质性网络。在“行动者网络”中,每个结点都是一个具有主体地位的行动者,包括人类与非人类,非人类行动者通过有资格的“代言人”获得主体的地位、资格和权力。结点之间以关系相连接,共同编织成一个相互协调和行动的无缝之网。不同行动者在利益取向、行为方式等方面呈现出异质性,需要通过转译过程（Processes of Translation）转换其他行动者。转译是行动者的一种角色界定,通过问题和利益相互界定各自的角色[22]。行动者转译通过“必经之点”（Obligatory Point of Passage, OPP）,行动者之间便组合起来,形成一种稳定联系的行动者网络。此动态过程通常要经历5个基本环节：问题呈现（Problematization）、利益赋予（Interestement）、征召（Enrolment）、动员（Mobilisation）和排除异议（Dissidence）[23]（图1）,即关键行动者通过指出其他行动者利益的实现途径,将不同行动者关注的对象问题化,使关键行动者的问题成为所有行动者实现各自目标的“强制通行点”,通过各种装置和策略将利益赋予其他行动者,界定其他行动者在网络中的角色,从而结成网络联盟,其他行动者被“征召”而成为联盟成员,关键行动者作为整个网络联盟的代言人（Spokemen）,对其他行动者行使权力和展开“动员”,以维护网络的稳定运行。网络的稳定性取决于各个行动者利益的不断转译,网络内部也可能因异议出现偏离网络的力量而需要克服。行动者网络理论正是通过关注行动者和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来揭示网络构建的动力与模式,分析网络的稳定性与发展可能[24,25]。行动者网络为不同行为主体的参与和协同机制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本文将基于ANT视角深入探讨里仁洞村乡村重构的行动者网络建构和稳定性问题。图1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
Fig. 1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actor network
2.2 乡村重构分析框架
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步发展,加快了乡村重构过程。乡村重构普遍受到多元驱动力作用,主要有政府力、社会力、市场力、其他4种类型[26]。作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政府力基于国家宏观目标或制度主导乡村的发展方向,市场力和社会力紧随政府力调整而变化,既受到政府力的约束,又在约束中寻求自身的发展空间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在乡村重构的不同阶段,对解决自身问题的诉求最大的行动者,最有可能成为引导行动者网络建立的关键行动者,主导乡村重构过程。乡村重构过程会带来乡村空间、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转变,包括土地利用结构、物质空间功能、土地发展权流转或租赁市场、产业类型与多样化、社会关系网络重构等。乡村重构的结果也会反馈回行动者网络之中,影响行动者的行为意图和空间实践。当关键行动者意图发生改变,行动者网络的目标（OPP）随之发生变化,关键行动者之间可以互相转换,并且重新定义参与乡村重构的其他行动者角色,带来新的乡村重构过程[27,28]。乡村重构是政府力、市场力与社会力等行动者相互作用、共同演进的结果。因此,在中国乡村重构研究中,必须将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等的行动逻辑和相互作用过程纳入讨论范围（图2）。
图2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乡村重构分析框架
Fig. 2Th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rural reconstruction
3 研究区与方法
3.1 研究区域
里仁洞村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西南部（图3）,所在镇与广州主城区仅有一江之隔。该村交通条件优越,东西向有城市主干道兴业大道、金山大道穿村而过,南北向有城市主干道番禺大道、新光快速路穿过。全村总面积约为4.1 km2,村辖区内有13个庄,称为“里仁洞十三庄”。截至2020年1月,里仁洞村有户籍人口5711人,户数2172户,流动人口约为20400余人。村集体年总收入约为1743.56万元,人均收入17304元,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为村集体土地、厂房、商铺等物业出租。2009年第一家淘宝店入驻里仁洞村,2013年里仁洞村被阿里研究院列为全国首批20个“淘宝村”之一。根据《广州蓝皮书》统计,2019年里仁洞村淘宝商户有600家,年销售额达9.78亿元,快递派送点有20个,年均发出快递包裹数量超过5000万件,2019年村内网店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出租屋3536栋,商户2162间,其淘宝交易活跃度居国内第1名。图3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里仁洞村区位
Fig. 3The location of Lirendong Village
3.2 数据收集
为深入了解里仁洞淘宝村的重构过程,了解参与其中的行动者的行为演变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本研究团队于2018年3—4月、2019年5—6月、9月、2021年5月在广州市里仁洞村进行实地调研,系统地对村委会干部（4人）、本地村民（25人）、制衣厂厂商（15人）、电商创业能人（10人）、外来务工人员（15人）、物流公司（10人）、零售业从业人员（10人）等84个相关对象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此外,文中1992年的土地利用数据来自2013年广州市村庄规划调查资料,2006年、2010年、2019年的土地利用数据是利用谷歌地图的卫星影像目视判读及解译而得,并结合实地调研和访谈对解译结果进行修正和完善。4 里仁洞淘宝村重构的行动者网络过程
里仁洞淘宝村空间重构过程经历了3个阶段的演替：① 农业去中心化阶段（1992—2003年）,在政府主导下,从传统的农村生产性乡村转变为房地产、劳动密集型工业、物业租赁业为主的混杂性乡村;② 乡村工业化阶段（2004—2008年）,在市场主导下,从工业零散发展的乡村转变为工业集聚性发展的乡村;③ 电子商务化阶段（2009年至今）,在社会网络主导下,从工业集聚发展的乡村转变为电子商务集聚发展的乡村（图4）。图4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里仁洞淘宝村重构的行动者网络过程
Fig. 4The actor network process of reconstruction in Lirendong, Taobao Village
4.1 政府主导的农业去中心化阶段：行动者网络的形成与转译
1992年以前,里仁洞村处于普通农村发展阶段,以种植业为主,村集体建有小型农产品加工厂,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村庄用地主要以农用地和水域等为主,1991年村庄建设用地仅占总用地面积约8.45%。1992年政府主导的撤县设市和迎宾路建设开启了里仁洞村农业去中心化过程。该阶段的行动者主要有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工厂、村委、村民、外来务工人员、房地产开发商、道路、集体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等。在问题呈现阶段,关键行动者广东省政府目标是推动城市化快速发展,其角色转化为广州市政府代为执行,并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行政征召方式主导了该阶段里仁洞村的乡村重构过程。在征召动员阶段,政府首先于1992年将里仁洞村所在的番禺县进行撤县设市,里仁洞村所在的区域发展功能定位从农业生产转向二三产业,被纳入广州市城市化和工业化空间扩张范畴。广州市政府主导修建了贯穿里仁洞村、连通广州中心城区的一级公路—迎宾路,提升了里仁洞村的交通区位条件。围绕“城市化发展”的OPP,政府通过提升优势区位,结合里仁洞村的低廉土地供给,把城市化发展的利益赋予和转换成其他行动者的共同利益,引导其他行动者成为行动者网络的联盟成员。利得鞋厂等劳动密集型加工工厂陆续进驻里仁洞村,以招募方式征召和动员大量外来务工人员,1995年时达8000余人。村委会通过与工厂签订长期租赁协议,并组织村民开发集体用地,将其租给工厂和外来务工人员,发展起物业租赁业（受访村民1：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需求大,条件要求也不高,村里大家就积极加盖楼层到5~6层,这样能带来每月5000~6000多元收益,几乎家家都盖）。2000年政府再次以行政区划调整的征召方式深化推进起城市化目标,将里仁洞村所在的番禺市进行撤县设区。广州市政府对番禺区从拥有代管权转变为拥有财政管理权,在一级财政管理权被收回前的过渡期,番禺政府通过协议方式将里仁洞村大量土地转让给房地产开发商,导致里仁洞村土地转让出现超前“透支”。在两级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城市化发展的利益进一步被赋予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商被征召到行动者网络中。华南碧桂园等大型楼盘在里仁洞村落地,里仁洞村成为广州中心城区人口外移的主要接纳地以及功能疏解地区之一,村里农业功能进一步弱化（受访村民2：2000年前后,华南碧桂园来了,土地被征用,别说生产粮食,连种菜地方都少了）。
1992—2003年广州市政府主导推动的行动者网络实现转译的结果,引发了里仁洞村产业、用地、景观、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转变和重构,呈现出“土地城市化”和“农业去中心化”的过程。里仁洞村的工业、房地产和物业租赁业等起步发展,土地利用类型趋向多元分化,工业用地沿主要道路延伸扩张,城镇住宅建设用地在更靠近广州中心城区的区域大面积增长,农用地和水域用地呈现极速非农化转变特征（图5）。由于缺乏统一规划,里仁洞村景观上呈现出现代楼盘与传统村庄城乡混杂的典型特征（村委委员：2003年里仁洞进行第一轮村庄规划,将可扩展为建设用地的土地重新分配,宅基地面积在原有基础上也进一步扩张）。伴随外来务工人口大量涌入,里仁洞村在当地地缘、血缘为纽带的熟人网络之外,涌现出由工厂务工人员形成的、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本地村民生计转向非农化行业,主要从事租赁业、零售业,或进入工厂务工,两个社会网络存在既互相独立,又存在部分交织（图6）。
图5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1991年、2006年、2010年和2019年里仁洞村土地利用
Fig. 5The land use pattern of Lirendong Village in 1991, 2006, 2010 and 2019
图6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里仁洞村社会关系网络变迁示意图
Fig. 6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ocial relation network change
4.2 市场主导的乡村工业化阶段：行动者网络二次转译
进入21世纪,关键行动者广州市政府提出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核心意图,其重心转移到中心城区,在里仁洞村乡村重构过程中参与的角色相对弱化。2004年一批制衣作坊陆续入驻里仁洞村,成为里仁洞村乡村重构的新关键行动者,出现新的OPP—“工业化发展”。关键行动者的转换,引起异议和非利益相关行动者退出和新行动者加入。广州市政府由台前退到幕后,房地产开发商完成建设用地开发后成为非利益相关者,退出关系网络。新进入行动者有：制衣作坊主、中大国际轻纺城布料批发市场、十三行成衣批发市场、康乐村、服装配件企业等。在问题呈现阶段,随着广州市政府对中心城区繁华地段的乱搭乱建、乱停乱放、乱摆摊、乱拉挂、乱堆挖、乱张贴等“六乱”现象开展“地毯式”整治,来自中心城区康乐村、紧邻中大国际轻纺城的制衣作坊,面临创卫工作的整治压力、日益增长的租金压力等问题,迫切需要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制衣作坊在邻近中大轻纺城布料批发市场、十三行成衣批发市场、沙河服装城的里仁洞村找到了解决途径和新的目标——利用里仁洞村的区位优势和低成本租金转移和拓展新的制衣加工空间（制衣厂负责人1：当时“六乱”整治,我们部分厂子都在寻找地方,里仁洞租金和位置都不错,我们部分就搬来这里了）。制衣作坊从业人员以重新开办制衣作坊的创业行动,和里仁洞村的村民建立了房屋租赁契约关系。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制衣作坊,通过租金租赁的利益赋予方式,把村民和村民住宅征召和动员到里仁洞村制衣加工的行动者网络之中。随着康乐村大量制衣作坊外迁至里仁洞村,制衣作坊将集聚空间的利润价值赋予相关配套企业,随之棉线、胶带、样衣设计等相关辅料供应和配件类工厂与门铺等相继进驻里仁洞村,逐渐形成了具有垂直和水平联系的规模化服装制造加工产业集群。同时,里仁洞村重构还存在另一个行动者网络运作过程。在政府主导推动的当地城市化发展行动者网络中,伴随政府参与角色从台前退到幕后,关键行动者转换为当地村委会。村委会在市场驱动下,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利用集体土地产权的模糊和缺失及不完整性,通过出租集体土地和物业等方式获取土地租金剩余,并主导了当地乡村工业化过程。2007年村委会以成立村级工业园的具体行动,将工业园管理公司、村内建设用地、工业企业、外来务工人员等征召和动员到里仁洞村工业规模化的行动者网络中。村委会成立专门部门负责招商引资,将村内建设用地租赁给第三方公司统一管理,在村庄内部西南地块建成冼庄工业园和金山工业园两个村级工业园,其中金山工业园占地面积4.7 hm2,建筑面积约80000 m2,共有工业厂房10栋,办公楼10栋,冼庄工业园共有工业厂房9栋,办公楼1栋,主要以加工制造和零售批发等生产性加工业为主,推动了里仁洞村乡村工业化进程。
2004—2008年,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由于存在基于村民个人行为的非正规租房市场,其对出租物业用途监管缺失,规模偏小、技术需求低下、生产联系松散的大量制衣作坊与配件类企业分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楼内。在密集居住区内,产业空间与居住空间相互依附和镶嵌,其空间重构更多反映在建筑垂直功能方向上发生了分异,住宅首层作为制衣作坊生产空间,二三层以上作为居住空间,形成独特的工业、商业及居住在垂直空间上的混合利用景观。伴随大量外来人口入驻里仁洞村,本村村民在以房屋换取租金后纷纷外迁,村民与村委之间的关系因距离和缺乏利益缔结而趋向分离,原有相对独立同质的社区社会结构逐渐松散和瓦解,而自发、分散的家庭作坊发展模式也使得作坊主之间的关系相对游离（图6）。村委会利用当地土地资源发展村级工业园,推动村内部分未利用地和林地转变为工业用地（图5）。至2010年,村庄内部工业用地面积约占总用地面积的7.09%,集中连片的工业用地主要分布在村西南部,其余工业用地均与住宅用地相互镶套,呈现出混杂、低效和破碎的特征,与工业发展配套的商服用地也增加了7.91 hm²（表1）。整体空间格局呈现为村内工业生产空间呈团状散布在道路两侧,居住空间呈块状分布在内部,农业空间呈面状分布在外围,各自分散嵌入村庄内部。
Tab. 1
表1
表1里仁洞村各时点的土地利用数量结构
Tab. 1
| 土地利用类型 | 1991年 | 2006年 | 2010年 | 2019年 | |||||||
|---|---|---|---|---|---|---|---|---|---|---|---|
| 面积(hm²) | 占比(%) | 面积(hm²) | 占比(%) | 面积(hm²) | 占比(%) | 面积(hm²) | 占比(%) | ||||
| 耕地 | 284.85 | 69.48 | 48.14 | 11.74 | 34.26 | 8.36 | 0.00 | 0.00 | |||
| 林地 | 5.90 | 1.44 | 63.82 | 15.57 | 57.73 | 14.08 | 66.91 | 16.32 | |||
| 农村宅基地 | 34.63 | 8.45 | 66.03 | 16.11 | 61.81 | 15.08 | 59.82 | 14.59 | |||
| 城镇住宅用地 | 0.00 | 0.00 | 116.93 | 28.52 | 115.68 | 28.21 | 127.12 | 31.00 | |||
| 工业用地 | 0.00 | 0.00 | 25.17 | 6.14 | 29.07 | 7.09 | 44.53 | 10.86 | |||
| 商服用地 | 0.00 | 0.00 | 0.00 | 0.00 | 7.91 | 1.93 | 37.37 | 9.12 | |||
| 公服用地 | 0.00 | 0.00 | 2.29 | 0.56 | 1.95 | 0.47 | 9.95 | 2.43 | |||
| 交通运输用地 | 20.17 | 4.92 | 38.45 | 9.38 | 49.13 | 11.98 | 53.61 | 13.08 | |||
|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 40.08 | 9.78 | 1.84 | 0.45 | 0.23 | 0.06 | 5.56 | 1.35 | |||
| 未利用地 | 24.37 | 5.94 | 47.33 | 11.54 | 52.24 | 12.74 | 5.13 | 1.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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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同乡社会网络主导的电子商务化阶段：行动者网络三次转译
在里仁洞村工业化规模化发展后,里仁洞村的发展面临新的转型。2009年阿里巴巴的淘宝电子商务平台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卖场,里仁洞村初具规模的制衣作坊空间吸引了首个淘宝电商创业者入驻,进驻里仁洞村从事淘宝贸易的人越来越多,电商创业能人成为里仁洞村新一轮乡村重构的关键行动者。电商产业相关行动者包括电商创业能人、客服、仓管等电商从业人员、村民,以及村民住宅、同乡社会网络等非人行动者。在问题呈现阶段,来自广州沙河服装城、从事服装贸易的罗文斌面临着如何降低租金成本和拓展销路的经营难题,亟待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在一番考察后他提出在里仁洞村发展服装电子商务的思路,成为淘宝村行动者网络发展的OPP。在征召和动员过程中,罗文斌以合作开淘宝店的行动首先把亲戚和村民征召到当地淘宝发展的行动者网络中。在淘宝创业产生的就业和财富效应征召下,罗文斌的潮汕老乡、员工、亲友等也被动员到淘宝创业网络中。关键行动者罗文斌不断将创业经验传授给同乡亲友,为其提供仓储和物流等资源,带动当地淘宝店数量的增长。罗文斌的同乡亲友又将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协同到淘宝村的行动者网络中。电商创业能人征召的同乡社会关系网络,通过网络涟漪效应,不断征召和动员一批又一批同乡亲友到里仁洞村进行淘宝创业,共同成为淘宝村重构的关键行动者。2010年底里仁洞村集聚了大约50家淘宝店,2011年增长到200多家,2012年超过1200家电商在此集聚。随着新电商不断涌入,淘宝店主与村民在经济利益上出现了异议,电商日益面临租金上涨压力,随着空间资源的利用饱和,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随之凸显。为了稳固共同利益网络,部分电商创业能人向周边自然村扩散,并带动以其为核心的同乡社会网络整体向周边自然村迁移,里仁洞村的电商产业空间随之向村庄四周蔓延扩张。同时村民逐利大量加建住房,使得村落建筑密度与日俱增,“一线天”“握手楼”的城中村景观显现。面对电商创业能人集聚带来的就业机会,以生活配套服务为主的零售商受到征召而进驻,当地餐饮等服务业随之发展。据不完全统计,里仁洞村约90%的电商从业者来自于潮汕地区。电商从业者大量涌入以及村民的大量外迁,里仁洞村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网络,首位电商创业能人罗文斌成为里仁洞淘宝村的“代理村长”。传统熟人逐渐社会瓦解,趋向现代化的城市社会形态,发展网络不再局限于地域性边界（图6）。电商从业人员之间保持密切合作、互帮互助,以及对于流行款式、货源信息的互相分享。电商从业人员与村民之间,维持着租赁和被租赁的协议关系;电商人员与制衣作坊之间,存在着商业合作关系。里仁洞村的淘宝店主要经营女装,订单量较大的淘宝店一般采用线下生产方式,拥有独立生产车间或与村内制衣作坊合作;小规模淘宝店普遍通过服装批发市场取得货源。在空间上,里仁洞村服装制造业集聚的专业化空间转变为一个电子商务产业集聚的多元化空间,呈现出“前店后厂”“上店下厂”的空间特征,村庄主干道沿街成为了商业及服务业的空间,内部街巷则为生产及配套空间。其中,建筑首层普遍为服装生产和加工制造的生产空间或批发与物流空间,二层及以上为电商经营空间,单栋建筑通过网店与生产工厂之间产生垂直空间联系,位于住宅楼中的淘宝商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体现了电商空间的多样随意性和灵活分散性。该时期,里仁洞村城镇住宅用地、工业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均有所增长,商服用地增幅最大,占比从2010年的7.19%增至37.37%,土地利用多元分化的城乡混合土地利用形态基本形成（表1）。在电子商务驱动下,里仁洞村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物流网络创造出了时空压缩环境,以较低的成本更直接而便捷地链接更为广阔的产品消费市场,依托于电子商务平台将传统的服装产业重新包装成新的产品销往外界市场。里仁洞村与广州城区以及世界各地之间信息流、资金流、人流、物流的频繁流动和联系,强化了其经济上与外界密切联系而空间上分散化的布局特征。
5 里仁洞淘宝村重构的内在逻辑机制分析
5.1 乡村重构中的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精英逻辑
珠三角地区乡村的空间重构受到多元核心行动者的驱动作用,主要有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各主体遵循着不同的行为逻辑开展乡村重构实践。（1）政府主体主导下的乡村重构一般沿着基于宏观目标的“向下发包”和“向上负责”的政治逻辑开展。中央政府角色定位于制度、战略和政策制定,各级地方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各级政府之间存在“下级服从上级”的权力关系,在完成规划指标的强力制约和考核激励下,上级政府的意志转换为下级地方政府的角色代为执行,上下级政府相互配合,往往同为目标和行动一致的行动者。由政府构建的乡村重构的行动者网络,其OPP与同时期的国家宏观目标或制度密切相关。有时上下级政府之间也会因为税收、目标等分歧产生异议而出现潜在的利益博弈过程。里仁洞村的农业去中心化过程体现了省市一级政府的强势主导性作用,当地政府也试图争取自身的财政控制权,乡村在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宏观目标下被动裹挟进城市土地扩张的版图中。政府通过国家制度或政策管制乡村土地利用格局发展方向,也影响着乡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展,从而影响农户的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
（2）市场主体支配的乡村重构一般沿着资本逐利需求的市场逻辑开展。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其构建行动者网络的OPP往往与降低成本有关,这是企业在市场中成功的主要决定因素。企业会采用多样策略在市场竞争中寻求成本优势,寻求新的更低土地成本的发展空间是其重要方面,企业通常以城市资本与低廉的乡村土地资源叠加,推动乡村土地开发进程。为了规避失败风险,企业通常选择具有区位优势的近郊或有生产历史的乡村,通过策略性投资,带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乡村空间重构,创造其效益和发展机会。若在村级工业园等当地市场管理机构的前瞻性干预下,企业更能够发挥其市场策略,比如集中化趋势策略,在乡村地区形成规模经济优势。市场主体构建的行动者网络通过招募的征召方式,会为乡村带来大量外来人口,不仅在乡村创造大量工业化景观,比如服务大楼、工厂、仓库、宿舍等构筑物,也嵌入当地传统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
（3）社会主体主导下的乡村重构过程一般依靠精英个人资本和特质链接和传递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为乡村带来质变影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精英逻辑。乡村精英可以是小企业,也可以是村长、本地村民、外来人员等,也称乡贤群体。乡村精英具有区别于普通村民的特质,一方面身处其他更大空间尺度的群体和网络,而能够抓住新知识、新思想,能在乡村地区调动资源并将所获得知识重新语境化。乡村精英长期扎根或游走乡村地区,能识别社会需求、创新解决方案并为其找到本地支持,其构建行动者网络的目标（OPP）,不限于个人财或就业方面的逐利性动力,还掺杂有情怀、面子、人情、责任、成就感等情感性动力,通过诸多情感因素树立的形象,成为精英个人人格力量及其在乡村社会的权威来源。社会网络是乡村精英链接乡村社会和乡村以外区域的重要渠道,也是乡村精英征召和动员的重要行动者。社会网络协同进精英构建的行动者网络后,将有用的社会资本从城市转移到乡村,促进乡村发展和空间重构,进而成为具有能动性的关键行动者。因此,在社会主体主导的行动者网络中,通常是乡村精英与社会网络共为关键行动者,协同征召、动员和稳固乡村重构网络。在里仁洞村电子商务化发展阶段,乡村精英是电商创业能人群体,表现出与当地传统村民不同的特征,比如富有企业家精神、年轻化、文化素质较高（高中以上）、具备互联网技能和思维等[29]。首位电商创业能人罗文斌,在帮扶带动同乡创业以及当地电商产业规模化发展后,已成为里仁洞村本地及外来人口中的“淘宝村村长”。
5.2 乡村重构的行动者与空间实践相互作用关系
关键行动者的能动性对乡村重构具有主导作用,政府、市场、社会等不同行动者之间通过利益赋予联结在一起,利益赋予是关键行动者征召和动员其他行动者的必经路径。首先,各行动者对乡村空间的利益认知来自与空间相关的制度、经验与知识[30]。地方政府、企业、乡村精英、农村集体各主体基于对生存和发展的追逐,以最大限度获取土地价值。政府关注的是近郊里仁洞村土地城镇化的开发价值,工业企业和电商创业能人看重低廉土地空间和优势区位带来的成本收益,村集体和本地村民关注的是模糊产权制度下土地出租的可观收益;其次,一方行动者的空间实践刺激了其他行动者对于占有资源的认知与利用,从而激发了其他主体的行动力。在行动者网络中,对解决自身问题的诉求最大的行动者,最有可能成为引导行动者网络建立的关键行动者。在里仁洞村的农业去中心化阶段,地方政府作为关键行动者,主导修建了公路后,使得加工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改变了对土地和区位价值的认知,从而进驻里仁洞村开展市场活动;进而,各个行动者的空间实践带来了空间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的变化。研究权力关系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研究权力内嵌其中的社会实践[31],权力行使的最终目的是获取利益和报酬[32],权力的运行和利益的获取需要在一定的“场域”中进行,空间承载了权力与利益的连接。关键行动者通过利益赋予加强与其他行动者的社会连结以巩固网络关系,其相互作用的平衡点在于各个行动者的利益均衡。里仁洞村的政府官员具有话语权和整合社会力量的权力资本,工业企业具有商业化运作的市场资本,创业能人具有同乡关系网络动员的社会资本,均处于权力行使的核心地带。里仁洞村重构的过程即各个行动者寻求各自利益的过程。在利益的角逐中,各行动者凭借空间实践中形成的自身资本直接约束着里仁洞村的空间重构演进方向按着一方的意愿为之,从而使得里仁洞的乡村重构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利益杠杆的平衡。由政治逻辑、精英逻辑与市场逻辑碰撞后形成的复杂空间利益博弈,使得里仁洞村的空间重构景观呈现混杂性特征的演变。最后,空间重构的结果会吸引新的动力要素,引发动力机制转变,并通过空间的重新塑造和价值改变来触发和实现,带来新一轮空间重构过程[28]。都市郊区作为地区土地价值的洼地,同时享有周边地区带来的外部性,因此成为专业市场寻求利润最大化发展的极佳载体,而郊区区位的改善离不开政府的建设。在里仁洞村,政府主导下的农业去中心化过程形成了初步完善的空间重构结果—联通里仁洞村和中心城区的高速公路,既吸引中心城区的制衣厂迁入而形成集聚,也吸引一批工业企业进驻,引发乡村重构的动力机制从政府力向市场力转变。农村集体组织掌握着集体土地资产,但并不拥有土地完整产权,市场开发商的进入使农村集体组织获得了一个长期实现集体土地价值的可行途径,因此农村工业园和市场能在集体土地产权的特殊性叠加下被顺利开发,形成珠三角特色的“自下而上”工业化路径。市场作用下初步成熟的产业集聚空间又为里仁洞村电子商务化阶段电商在本地创业奠定了空间基础,触发乡村重构的动力机制从市场力向社会力转变。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立足于当前全球化、城镇化和信息化背景,采用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以广州市里仁洞村为案例地,深度剖析大都市地区典型淘宝村重构的过程和内在逻辑机制。地方政府、房地产投资商、制衣作坊、加工企业、村委会、村民、电商创业能人等人类行动者和土地、道路、村民住宅、同乡社会网络、互联网等非人类行动者构成里仁洞村重构的主要行动者。行动者们依据其目标愿景和行动逻辑投入各类资本,共同演进和建构起里仁洞淘宝村产业阶段性演替和空间价值积累的行动者网络过程。其过程历经三阶段转译,分别是政府主导的农业去中心化阶段、市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以及同乡社会网络主导的电子商务化阶段。核心行动者随之由政府转换为制衣作坊,由制衣作坊转换为电商创业能人和行动者网络。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构成珠三角地区乡村重构的主要驱动力,行动者保有自身的知识而存在自主性,沿着各自的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精英逻辑开展乡村重构实践,并通过利益赋予联结到一起,其乡村经由外生动力主导向内生动力发展。6.2 讨论
行动者网络的关系取向是理解城乡融合过程中乡村空间跨地域性实践的理论基础。淘宝村的出现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在网络的关系互动之下形成的各种发展可能。一方面,里仁洞村存在珠三角地区普遍的“自下而上”乡村工业化的一般过程。在政府主导下,乡村因地处广州大都市边缘而被动裹挟和并入城市土地扩张的版图中,既面临土地发展自主权的逐步丧失和非农化的急速转变,又存在着借由区位和基础设施环境改善带来的发展机会。村委会积极谋求利益最大化,利用集体土地产权的模糊和不完整性,通过出租集体土地和物业等方式大量引进工业企业入驻,获取土地租金剩余,主导了乡村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里仁洞村的发展又叠加了互联网经济带来的红利性发展过程。首批制衣作坊和电商创业能人选择入驻里仁洞村固然有偶然性因素,但也只有里仁洞村这样临近中心城区、空间上链接原料地和销售地的土地价值“洼地”存在发展的必然。制衣作坊作为另一股动力同时主导了里仁洞村的服装专业产业的空间集聚,里仁洞村走出另一条“特色产业专业村+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土地的“生产”或资源价值逐渐被消费性和住宅价值取代,并不断增值,表现为土地和租金价格不断上涨。随着二产至三产升级,乡村的农地转化率在不断降低,城乡混杂性景观在都市边缘形成。作为个案研究,考虑代表性和普适性,本文的结果研判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乡村重构过程,遵循乡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关键问题,构建乡村发展和治理的行动者形成聚合能力极为重要,把握宏观政策兼容借力政府推动,聚合形成强有力的征召实现行动者网络的有序转译,推动乡村建设和重构。在互联网经济时代,互联网数字经济是中国乡村振兴潜在动力,将分散化的乡村产品置于广大消费市场网络中,综合权衡政府力、市场力和社会力,形成聚合力的行动者网络转译结果,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但不同地域类型地区乡村经济发展的数字化驱动的内在逻辑机制等有待进一步强化研究。致谢
特别感谢硕士研究生陈燕纯同学对本文的修改与完善！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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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xb201704001 [本文引用: 1]
For the sake of adapting to the changes of elements in both kernel system and external system of rural development, rural restructuring is a process of optimally allocating and efficiently managing the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elements affecting rural development, reshaping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s in rural areas and optimizing spatial pattern in rural territory, and approaching th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function promotion of rural territorial system as well as the structure coordination and function complementation of urban-rural territorial system. Based on elaborating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mechanism of promoting rural restructuring due to the evolution of "elements-structure-function", the paper probed the approache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from the aspects of spatial restructuring,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social restructuring. In order to meet the current national strategic demands and meet the challenge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it is in great urgency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on the patterns and processes, dynamic mechanism,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models, rural planning technology systems,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for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impacts of globalization on China's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future. Finally, focusing on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me importan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policies, which is aimed at boost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recent years, a critical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is carri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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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38/548275a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3249/j.cnki.sgs.2020.04.006 [本文引用: 1]
Using bibliometrics and literature summarization methods assisted by Citespace5.3 tools, this study summarized major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western rural geography areas since the 1990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counter-urbanization, western rural areas have undergone a sharp transform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major theoretical progress of western rural geograph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Since the 1990s, the stage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phenomenon of counter-urbanization in western rural areas. At this stage, there are the regulatory theories centering on agricultural economy that continue the political economy paradigm of the 1980s, the rural idyll theory rooted in the romantic movement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the other study under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turn influenced by the postmodernism trend.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network perspective, the second stage focus more on the global scale of rural differentiation as well as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f its internal mechanism, which includes various theories such as the global countryside, rural reconstruction, rural differentiation,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amenities migration and innovation theory. Since 2008,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food crisis, rural geography has turned to global ecological research and sough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nd developed concepts and theory related to natural ecology, such as sustainable livelihood, community resilience, vulnerability, ecological economy and biological economy. Chinese rural geography theory and method research urgently need a integrated multidisciplinary fus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rural stud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erritorial system of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 comprehensively deepen from the system perspective of element, structure and function to analyze rural production, living, ecological,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other multidimensional space process about differenti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as well as its motiva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for developing rural theory of territorial system of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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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0743-0167(96)00004-6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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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11/j.1467-9523.1993.tb00969.x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111/tran.2001.26.issue-1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16/S0743-0167(00)00037-1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16/j.jrurstud.2015.10.006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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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0743-0167(95)00014-3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16/j.techfore.2011.10.001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16/S0743-0167(01)00002-X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16/S0743-0167(97)00053-3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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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jrurstud.2016.07.028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16/j.telpol.2018.06.002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016/j.jrurstud.2011.05.005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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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1497/zrzyxb.20190417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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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07/BF01059830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111/j.1467-954X.1984.tb00113.x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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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249/j.cnki.sgs.2018.04.004 [本文引用: 1]
With the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land use space needs to be integrated in semi-urban areas. The land use model is chang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extension of expansion to “control by pressing” intension development.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Shunde District where the mixed and decentralize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industrial land are significant and then analyses systematically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ral industrial land, adopt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with government forces and social forces, and analyses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rural land use evolution for semi-urban area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ndustrial land development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in Shunde District. 1) During the stage of scattered development in 1984-1991, its driving force is mainly government force,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social force; 2) During the stage of scale development in 1992- 1998, its driving force is the government forces and social forces which are evenly matched; 3) During the stage of focus development in 1999-2005, the character of driving force is the suppress by the government forces to the social forces; 4) During the stage of adjustment development after 2006, the character of driving force is the stalemat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forces and the social force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industrial land use in Shunde Distri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force and social force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he government plays a leading role, while the social forc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 more powerful than other rural semi-urbanized areas. The interests of the various economic entities are the balanc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forces and the social forces. Therefor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dustrial land in the semi-urban area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a needs to consid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force and the society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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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249/j.cnki.sgs.2018.11.009 [本文引用: 1]
With China’s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the rural space is facing a significant re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Fengjian" in Xingtan Town, Shunde District, Foshan City by using the theory of actor network. The results shown that this village had experienced two stages: the construction phase of the tourism-type beautiful countryside and the operation phase of cultural tourism-type village.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acting as the key actor, the actor network of the construction is authority-based and realiz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y, living and production space. The operation phase of the network has changed, with the village committee, villagers and other lower-level actors gradually gaining more right to speak, which increased the public space and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functional space. The mechanism of the actor's network transformation is mainly due to the change of the key actor's purpose, the adoption of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changing the way of enrolment), and the change of the actor's role in the network. As the actor network is in a dynamic process, rur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is also a continuous proces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space caused the dissolution of rurality. But under protec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villagers with high awareness of the reserving rural nature, a good demonstration of balancing the villagers’ interest and rurality was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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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8306/dlkxjz.2018.05.015 [本文引用: 2]
Based on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f multivariate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spac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effects of homestay area in Guanhu Village in Shenzhen using the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 and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Homestay place owners and acquaintance networks are the key 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Guanhu Village, which helped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the rural material space as well as the social space. (2) In the spatial restructuring process of Guanhu Village, the actor-network space of homestay tourism was formed with the continuous 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acquaintance network, and increasingly the previously dispersed human, economic, and social capitals became concentrated and transformed to social resources. Therefore, the homestay place owners and acquaintance networks forms the nonstructural driving fo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Guanhu Village. (3) The new social acquaintance network constructed by external actors and the traditional social acquaintance network of Guanhu Village cannot complete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e, not only causing 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homestay place owners and the local residents and isolation, but also bringing about power struggle within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which result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dynamic mechanism from nonstructural to binary dynamic mechanism and further restructuring of material space. (4) Based on the social acquaintance network, Guanhu Village has formed a new model of shared economy, which is combined with the Internet platform for sharing goods and services as a cheaper alternative compared with the Internet intermedi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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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yj201608013 [本文引用: 1]
Rural landscape i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rural tourism. It also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success of the recent national program called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Village". Ye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rural landscape as a main attraction is becoming more homogenous, which tends to have consequent impact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rural tourism in different places. Therefore, studies concerning about the evolution logic of rural landscape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Nevertheless in existing rural geography literature,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he evolution of rural landscape characters have rarely been investigated. This study thus, taking network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 and power relation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ries to uncover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rural landscape. The study adopte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provided an interpretation for the evolution with actor-net analysis. The study takes Jiangxiang Village in Jiangsu as the research sit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were 21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village until 2015,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5 dimensions as scenic beauty, rurality,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accessibility and tourist experience. From 2005 to 2015, the village's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had become increasingly diverse and rich, network densit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had increased, and their relationship in-between had also grown to be closer. The main line of landscape evolution had hardly changed, but the character, which is in the center of the actor-net, was obviously fluctuated. The celebrity effect of Chang Desheng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urrounding service environment had become more apparent, while the character of rural atmosphere tended to be less important. The importance of leisure experience yet had a rising trend first and then falling. In addition, the characters with high degree of centrality played the same role in the net.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aper illustrated the logic behind such a phenomenon. The actor network included seven subjects, namel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 village committee, political elites, the villagers, the enterprise in the village and the local natural resources. Governmental guidance, ability of the political elites and also the actors' reaction to the varying situations and polic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were found to be crucial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dscape character network.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path of interests, being driving forces of the role defini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version for different actors, are principal el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andscape character network. This article also demonstrates that SNA and ANT can be well applied to describe various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he evolution of rural landscape.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andscape characters and socio-spatial restructuring, the logic of interaction among space, power and interests, as well as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behind th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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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jrurstud.2012.06.001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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