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国平^1,2,, 刘黎明^1,, 孙锦¹, 卓东¹, 袁承程¹
1.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193
2. 湖南城市学院管理学院,益阳 413000

Using the "cell-chain-shape" method to identify and classify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the metropolitan suburbs

RENGuoping^1,2,, LIULiming^1,, SUNJin¹, ZHUODong¹, YUANChengcheng¹
1.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2. College of Management,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413000, Hunan, China
通讯作者:通讯作者：刘黎明(1966-), 男, 浙江上虞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景观规划。E-mail: liulm@cau.edu.cn
收稿日期:2016-11-8
修回日期:2017-09-2
网络出版日期:2017-12-25
版权声明:2017《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71455)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任国平(1982-), 男, 湖南益阳人, 博士生, 主要从事土地利用和乡村景观规划研究。E-mail: renguoping8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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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村域空间发展模式识别和划分一直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热点之一。本文引入“胞—链—形”分析方法,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利用引力模型、断裂点模型、因子分析法和频度统计法分析该区184个“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格局（驱动形）”—“核心行政村模式传导界面（辐射链）”—“行政村主导产业（产业胞）”,以期从空间力学视角识别和构建村域空间发展模式体系,实现对都市郊区村域空间发展模式划分的目的。结果表明：空间发展模式竞争力评价可衡量区域发展模式的综合实力,反映了区域空间发展模式的优劣;“胞—链—形”分析框架对于都市郊区村域空间发展模式识别和划分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上海市青浦区村域空间发展模式可识别和划分为3种格局（“形”）、10种核心行政村模式传导界面（“链”）和20种行政村主导产业（“胞”）,该研究结果可为都市郊区乡村空间重构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村域空间;"胞—链—形"分析;模式识别;乡村重构;上海市青浦区
Abstract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have attracted attention worldwide. It is a research hot-spot to identify and classify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s precisely in the field of rural geography. In this paper, we introduced the "cell-chain-shape" method, the gravity model, the breaking point model, the factor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frequency statistics method, to analyze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the 184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Qingpu District of Shanghai Municipality. We identified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s (shapes) - the conductive interfaces of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the core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chains) - the leading industri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cells). In order to classify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the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this paper identified and built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mechan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competitiveness of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s could weigh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could also reflec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pattern; (2) the "cell-chain-shape" method had strong applicability to identify and classify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the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the metropolitan suburbs; (3)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the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Qingpu District could be identified and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of patterns (shapes), ten categories of conductive interfaces of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the core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chains) and 20 categories of the leading industries of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cell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policy-maker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metropolitan suburbs.

Keywords：rural space;"cell-chain-shape" analysis;development pattern identification;rural restructuring;Qingpu District of Shangha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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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国平, 刘黎明, 孙锦, 卓东, 袁承程. 基于“胞—链—形”分析的都市郊区村域空间发展模式识别与划分[J]. 地理学报, 2017, 72(12): 2147-2165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12003
REN Guoping, LIU Liming, SUN Jin, ZHUO Dong, YUAN Chengcheng. Using the "cell-chain-shape" method to identify and classify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the metropolitan suburb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12): 2147-2165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12003

1 引言

乡村作为地理单元,是一个独有的有机整体,其经济活动和社会文化均具有独特性,一直是国家政策关注的重点^[1];乡村发展作为乡村由落后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化过程,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内容之一^[2];村域空间作为乡村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空间载体,其经济发展水平在差异化的本底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驱动下,各子系统之间以及要素之间,随着能量、物流和信息流的流动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是空间发展模式差异的最直接和客观的反映^[3]。随着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城乡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的重组与交互作用增强,差异化的经济发展方式强烈地改造着村域空间,并形成与其空间内外部自然资源条件、区位优势、人文习俗相匹配的,促进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乡村经济结构。因此,准确地识别和划分村域空间发展模式,不仅可以从本源上辨识村域空间发展的优势条件、空间潜力和空间格局重构核心要素,丰富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也可为政府指导乡村向工农业生产发展、社会和谐进步、经济稳定增长、环境不断改善、文化持续传承的良性演进提供决策依据。
目前国内外****对乡村发展模式研究主要在以下方面：① 研究内容集中在基于动力要素的乡村发展模式研究^[4-6]、基于建设行为主体的乡村发展模式研究^[7]、基于产业发展的乡村发展模式研究^[8-9]、基于地域特色的乡村发展模式研究^[10]、基于乡村地域发展的乡村发展模式研究^[11]、基于多因素综合的乡村发展模式研究^[12]、基于城乡关系的乡村发展模式研究^[13]等;② 研究方法主要有综合指数法^[12]、自组织特征映射人工神经网络聚类算 法^[3]、k-均值聚类法^[14]、Q方法^[15]、力学平衡模型^[16]等;③ 研究理论主要有空间生产理论^[17]、系统动力学理论^[4]等;④ 研究单元主要为省域尺度^{[16, 18]}、县域尺度^[19]和镇域尺度^[20]。虽然国内外****在乡村发展模式研究上取得了较多较好的成果,但仍存在不足：发展模式划分的定量单元主要以省域、县域和镇域为主,缺少村域单元研究,无法体现行政村的实际特征和揭示行政村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异规律,因此对村庄规划和空间重构的指导性不够;现有研究大多突出经济产业对于发展模式研究的重要性,而对承载经济产业的空间载体关注较少,缺乏对地域空间延展性的研究,造成对空间发展模式之间的联系表达不足;对发展模式识别主要以定性归纳为主,缺少理论指导和定量研究方法的支撑,造成对发展模式如何识别及表达研究科学性不强。然而,村域空间整体发展的动态演变性、空间内部各组成要素的非整合性、城乡区位的相对性以及城乡连续体存在的客观性,使得村域空间内外部产生强烈的能量流动和碰撞,造成村域空间发展的方向和方式错综复杂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加大了对乡村发展模式评判的难度。针对上述不足,本文尝试运用复杂生物种群之间由于物质交换、遗传信息传递和能量传导产生种群之间个体差异的形状表达的“胞—链—形”结构和“引力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开展村域空间发展模式识别和划分的研究,以期为乡村空间重构规划提供理论和方法借鉴。
上海市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国际性大都市之一,其城郊区域的青浦区在优越的区位条件和强势的外力干预下,乡村发展模式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具有以政府主导的乡镇企业驱动的“苏南模式”,能人带动的家庭生产驱动的“温州模式”,市场引导的工业制造驱动的“珠江模式”和以乡村工业化驱动的“华西模式”等多模式并存和共生现象。因此,选择该区域开展村域空间发展模式研究具有典型性。

2 “胞—链—形”的理论分析

2.1 基于“胞—链—形”结构的村域空间系统分析

村域空间作为乡村微观主体通过其活动创造的“人化”空间,本质是人类对象化活动的产物^[21];村域空间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是物质生产资料和人口的简单汇聚,更是各行为主体据村域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人文习俗等多方博弈后,其需求和意愿在村域空间上的一种表达^[22];村域空间发展模式是指在特定的空间条件下,由于产业结构、技术构成、生产程度和资源组合的空间差异而形成村域空间系统内外的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进而形成的较大程度普适的经济发展运行方式^[23]。“胞—链—形”理论作为生物学和植物形态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正是研究复杂生物种群之间由于物质交换、遗传信息传递和能量传导产生种群之间个体差异的形状表达的理论^[24],刘沛林等^[24]****将此理论应用到古城镇景观基因的图示表达研究。因此,本文根据乡村空间演化的基本特征,尝试将“胞—链—形”理论引入村域空间发展模式识别与划分研究,构建村域空间系统。其中,①“胞”是指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为取得优势发展条件形成的共同利益和目标单元^[25];行政村作为承载村域空间发展的载体,其地形地貌、自然资源、区位条件等自然和环境要素构成村域空间发展的自然本底和空间载体,是其发展的基本支撑条件,而产业结构、发展基础等经济要素通过路径依赖决定着空间潜力,故将行政村主导产业作为村域空间发展模式的单元。②“链”是指单元之间物质、能量和信息传导的界面;村域空间系统是由各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开放系统,其内外不断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并通过行为主体活动使其结构和功能不断优化,产生空间发展的驱动力^[26],故将核心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的辐射范围作为传导界面。③“形”是指村域空间发展模式的格局,是指地方行为主体根据本地资源状况、产业等发展条件的评价和判断,整合村域的土地、人力等物质和非物质要素,以产业培育和重塑、农民就业能力提升、文化习俗传承和乡村生态价值保护为目标^[27],而形成的各村域特定的经济发展运行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稳定关系、结构和态势^[6],故将差异化的驱动力产生差异化的发展模式的空间集合作为驱动形。

2.2 基于“胞—链—形”结构的村域空间发展模式划分原则

综合考虑空间发展模式和区域的特点,在对都市郊区村域空间发展模式进行划分时,遵循以下原则：① 环境约束性原则。各种模式根植于区域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受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各模式之间存在需求性和互补性,考虑模式发展应扬长避短,促进同类模式资源共享和差异模式资源互补,提高各模式之间的共生性。② 文化认同性原则。不同区域的地方文化与风俗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如：历史上长期积淀形成的开放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进取精神等社会文化特质,该特性对区域空间发展模式产生明显的影响。③ 层次体系性原则。为体现空间发展模式严密的科学性和价值实用性,对各层次采用不同的划分标准,根据“胞—链—形”理论,结合空间力学原理,可大致将研究区划分为源动力类、传导界面亚类和产业动力型。④ 相对一致性原则。各空间发展模式虽存在差异,但其间必定存在若干相似度较大而差异较小的共性,因此对于其共性的提取和识别构成相对一致性的基本要求,增强区域一致性。⑤ 地域完整性原则。空间发展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受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影响空间上具有地域性,对其推广和政策制定在中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应尽量保持其原行政区划的完整性。⑥ 全区覆盖性原则。空间发展模式在地域上应具有连续性和完整性,对其划分应覆盖研究区全境,避免出现重叠和遗漏。⑦ 综合协调性原则。区域空间发展模式实质是人类合理利用各类资源条件而形成的经济发展普适道路,对其划分应遵循其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协调其发展目标。

3 实证分析

3.1 案例区概况

上海市青浦区位于120°53′E~121°17′E、30°59′N~31°16′N之间,地处上海市西南部,太湖下游,黄浦江上游,总面积668.54 km²,地形东西两翼宽阔,中心区域狭长,紧邻上海市核心经济商贸区,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中心地带,具有承东启西、东联西进的枢纽作用和对华东地区的辐射作用（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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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上海市青浦区位置示意图
-->Fig. 1Location of Qingpu District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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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青浦区地势平坦,为平原感潮河网地区,平均海拔高度在2.8~3.5 m之间,全区日平均气温17.6 ℃左右;2014年青浦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56.75亿元,农业总产值18.33亿元,工业总产值413.03亿元,三大产业比重为1.6:58.6:39.8。据统计到2014年末,青浦区总人口48.77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35.55万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72.89%。全区共有8个镇和3个街道,分别是赵巷镇、徐泾镇、华新镇、重固镇、白鹤镇、朱家角镇、练塘镇、金泽镇、夏阳街道、盈浦街道、香花桥街道,辖184个行政村。

3.2 模型和数据

3.2.1 模型选取及指标设计 （1）引力模型。区域之间联系强弱主要在于区域间的互补性和需求性^[28],主要表现为区域的优劣程度;区域空间发展模式联系在内外力作用下其互补性和需求性产生同化、弱化、异化和极化的发展趋势^[7];因此,可采用竞争力评价来反映区域空间发展模式的优劣。基于此,研究采用区域竞争力衡量区域发展模式的综合实力,应用引力模型测算区域间的联系,定量反映出区域空间发展模式的需求性和互补性相对程度,基于竞争力导向的引力模型如下：
Fij=K∑h=0nWih×Pih×∑f=0nWjf×PjfDijb,i≠j;i=1,2,?,n;j=1,2,?,n（1）
式中：F为模式间引力;W为竞争力因子权重;P为模式竞争力;D为模式间距离;K为相对引力常数;b为距离摩擦系数;i、j分别表示i区域和j区域的发展模式;f、h分别表示发展模式的第f个和第h个评价指标。其中,K的取值为1^[29],b值表示引力随距离D衰减的速度,实际上指示引力作用范围的尺度差异^[30],结合本文研究为村域单元的较小尺度,取值为1。
（2）断裂点模型。核心行政村模式能流传导界面主要通过断裂点公式分析^[31],主要反映空间发展模式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在传导链上的辐射范围边界。根据引力模型,核心行政村不同空间发展模式之间存在的,使之吸引力相等的点即断裂点,通常是通过行政村本体的影响力实现的,本文运用核心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竞争力概念,采用康弗斯断裂点公式^[32]予以表达：
LA=LAB1+PBPA（2）
式中：L_A为断裂点到区域A的空间距离;L_AB为区域AB之间的空间距离;P_A、P_B分别为核心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竞争力综合评价值。一般情况下,当一种模式对另一种模式的引力值大于1,即为显著标准,且断裂点值在两种模式间距中点后,位置接近另一模式,说明该种模式对另一模式具有较强引力,引力值、断裂点值越大,该模式对另一模式引力越强^[29]。
（3）空间自相关模型。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模型对青浦区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竞争力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检验。其中,全局空间自相关是检验临近区域间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本文采用Moran's I指数,见公式（3）;局部空间自相关是检验区域与周边区域之间的空间关联和空间差异程度,见公式（4）。
I=∑i=1n∑i=1nwijxi-x?xj-x?s2∑i=1n∑i=1nwij（3）
Ii=xi-x?sx2∑j=1nwijxi-x?（4）
式中：n为行政村总数; wij为空间权重; xi、 xj分别为行政村i和j的属性; x?为竞争力均值; sx2是方差,对j的累积区域不包括区域i自身。将局域Moran's I指数显著性结合Moran散点图,通过“Moran显著性图”进行可视化^[33]。
（4）地理探测器模型。采用地理探测器的方法对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该方法由王劲峰等****^[34]提出,用以识别多因子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型。模型如下：
PD,U=1-1nσU2∑i=1mnD,iσUD,i2（5）
式中： PD,U为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探测力指标;n为全区样本数;m为次级区域个数; nD,i为次级区域样本数; σU2为全区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竞争力的方差; σUD,i2为次级区域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竞争力的方差。当 σUD,i2≠0时,模型成立且 PD,U的取值范围为[0, 1];当 PD,U=0时,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竞争力随机分布; PD,U值越大,该因素对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竞争力的影响越大。
（5）指标选择。本文对村域空间发展模式指标构建以发展模式的竞争力为导向,以核心竞争力3大要素即基础要素、发展要素和辅助要素为基础开展^[35]。空间发展模式核心竞争力要素对空间发展模式影响巨大,基础要素中的基础设施力、区位优势力、环境资源力和人力资源力是基础竞争优势,该要素的提高能促进产业发展和产业集聚进而提升空间发展要素水平;发展要素的提升能促进辅助要素如科技创新能力;反之,辅助要素的提高对于基础要素和发展要素具有促进作用,如降低劳动成本、提高居民福利和生活水平质量、促进企业形成和产业聚集快速发展等。因此,基于核心竞争力要素,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2-6, 12, 35]},按照数据的可获取性、精简性和科学性的原则,构建村域空间发展模式指标体系（表1）。
Tab. 1
表1
表1区域空间发展模式评价指标体系
Tab. 1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eg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目标层	指标层	计算方法或指标意义	单位	方向
基础要素	路网密度X1	道路总长度/总面积	m/hm2	正
	人均道路里程X2	道路总长度/总人口	m/人	正
	年公共财政支出X3	反映政府管理力	亿元	正
	20~60岁人口总量X4	反映人力资源力的人口结构	万人	正
	人均耕地面积X5	耕地总面积/总人口	hm2/人	负
	非农业人口比例X6	非农人口/总人口	%	正
	教育经费占GDP比例X7	年教育投入/GDP	%	正
	人均GDPX8	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元	正
	农业劳动生产率X9	反映生产单位农产品消耗的劳动时间	元/人	正
	农业劳动力专业化指数X10	区域专业农业人口/总人口	-	正
	人均文化事业费X11	年文化投入总额/总人口	元/人	正
	工业园占地面积X12	反映区域产业状况	公顷	正
	网络用户占比X13	反映基础设施状况	%	正
	景点数X14	反映区域旅游资源状况	个	正
发展要素	外商投资比例X15	外商投资量/总投资量	%	正
	高新技术企业个数X16	反映科技创新力	个	正
	个体经营户数X17	反映产业发展力	个	正
	银行、证券和保险服务机构个数X18	反映区位优势力	个	正
	地均农业机械总动力X19	农业动力机械动力总和/总面积	w/hm2	正
	第二产业总产值X20	反映产业状况	亿元	正
	农业总产值X21	反映产业状况	亿元	正
	外商投资总额X22	反映区位优势力	亿元	正
	文化产业增加值X23	反映文化激励力	亿元	正
	旅游总产值X24	反映资源环境力	亿元	正
	工业园年总产值X25	反映产业集群化程度	亿元	正
	市场中介服务组织个数X26	反映产业发展力	个	正
辅助要素	政府雇员人数X27	反映政府管理力	人	负
	行政管理费X28	年政府部门“三公经费”总和	万元	负
	实际劳动人口比例X29	劳动人口/区域总人口	%	正
	年科研经费投入总量X30	企业年科研费用投入量	亿元	正
	农业现代化指数X31	农业高新技术投入量/投入总量	-	正
	专利申请授权数X32	反映科技创新力	个	正
	外来人口总量X33	反映人力资源力	万人	正
	文化产业结构数量X34	反映产业状况	个	正
	年国内外旅游人数X35	反映资源环境力	万人	正
	工业园个数X36	反映区位优势力	个	正
	产业联系市场个数X37	反映产业集群化程度	个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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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研究涉及数据主要来源于：① 2014年上海市青浦区1:5000土地利用现状图;② 青浦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2006-2020年）;③ 2015年《青浦区统计年鉴》、《青浦区乡镇统计年鉴》、《青浦区农业统计年鉴》、《青浦区乡镇工业发展报告》、《青浦区村社会经济报告》、《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
研究数据处理如下：① 评价指标标准化处理,采用“min-max”归一标准化法将各层级指标标准化,具体分析见文献^[36];② 权重确定,采用均方差决策方法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权重分配,具体分析见文献^[37];③ 引力模型和断裂点模型中距离D和L确定,采用区域之间直线距离,运用ArcGIS 9.3空间分析功能计算空间任意两个区域的行政中心点（乡镇府和村委会所在地）的空间直线距离;④ 断裂点模型中P核心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竞争力综合评价值确定,采用综合评价法获得;⑤ 距最近城镇中心距离通过将青浦区矢量数据转化为0.3 km×0.3 km的栅格网数据,利用GIS空间邻域分析方法获取;⑥ 行政村最大引力线数量、吸引力总量、因子分析法和频度统计法的数据处理运用SPSS 18.0统计软件分析完成,其中因子分析法步骤和区域划分见文献^[38]。
区划边界的技术处理。空间发展模式划分边界的确定问题,是所有区划研究面临的共同性技术问题。为较好的体现区域内空间发展模式的共性,根据“胞—链—形”理论的村域空间发展模式划分原则,结合区域的特殊性,制定以下3类边界划分法则：① 空白区域,就近归类。通过引力模型和断裂点模型对空间发展模式中,由于核心行政村根据最大引力线数量和吸引力总量确定,期间存在部分行政村无法完全覆盖,按照“全覆盖性原则”和“相对一致性原则”对空白区域按照空间距离最近模式亚类确定;② 两交叉区域,量大归类。对于空间发展模式亚类划分中出现的两模式交叉状况,交叉的行政村归并于核心行政村吸引力总量的大的发展模式亚类中,实现发展模式的需求性;③ 多交叉区域,综合归类。对于空间发展模式亚类划分中出现的三模式交叉或多交叉状况,交叉行政村归并于根据最大引力线数量和吸引力总量所确定的区域面积较大的空间发展模式亚类中,实现发展模式的互补性。

4 结果与分析

4.1 空间发展模式格局—“驱动形”结果分析

采用引力模型测算上海市青浦区11个乡镇或街道空间发展模式引力,对其引力格局分析。① 徐泾镇核心地位凸显,区域空间发展模式联系不均衡,呈现“一核两片”格局。从引力值看（表2）,徐泾镇2014年引力总量为13.51,高于该区其他乡镇或街道,这表明徐泾镇的空间发展模式在该区起着带动全区城镇发展的作用,构成青浦区的“核心”;从区域看,青浦区东部8个乡镇或街道引力均值为9.52,而该区西部3乡镇引力均值为4.63,表明该区发展模式呈现非常明显的东西两片;从单个区域间的引力值看,该区引力值最大值为夏阳街道和徐泾镇间3.31,最小值为重固镇和白鹤镇间的0.05,两者相差66.2倍,区域间空间发展模式极不均衡。② 区域间呈现组团发展趋势。徐泾镇、重固镇、华新镇和赵巷镇之间的引力总量为24.71,镇间引力均值为6.18,且地域间紧邻,形成一体化组团发展趋势;香花桥街道、盈浦街道和夏阳街道见引力总量为13.32,街道间引力均值为4.44,形成组团趋势;朱家角镇、金泽镇和练塘镇也存在组团趋势。③ 节点区域显现。中部的夏阳街道引力总值为13.11仅次于徐泾镇,且与徐泾镇间引力值为3.31大于其他乡镇与核心镇的引力值,同时夏阳街道与徐泾镇组团中其他3个镇的引力值也较大,因此,可将具有该种双向功能的区域称为“节点”^[28]。节点区域对促进青浦区空间发展由单核向多核联系结构转变,增强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推动经济一体化作用显著。此外该区西部的金泽镇同样具有节点区域的特征。
Tab. 2
表2
表22014年上海市青浦区区域间距离与引力
Tab. 2The distance and gravity of Qingpu District of Shanghai in 2014

镇或街道	青浦城区				青浦区东部						青浦区西部
	夏阳		盈浦		香花桥	徐泾	华新	赵巷	重固	白鹤	朱家角	练塘	金泽
夏阳	-	7.20	5.40		15.60	16.10	8.20	8.50	12.40		7.20	18.30	23.20
盈浦	2.98	-	5.30		17.50	13.70	12.40	8.50	7.30		12.60	21.80	26.30
香花桥	1.44	2.24	-		13.30	10.90	4.70	3.30	8.40		11.80	21.90	26.60
徐泾	3.31	0.59	0.95		-	9.50	8.20	9.90	15.40		22.70	28.60	37.40
华新	1.16	0.77	1.01		3.01	-	11.30	7.10	8.20		23.60	32.40	38.40
赵巷	1.34	0.62	0.42		1.51	0.71	-	5.80	12.90		14.10	21.60	29.20
重固	1.52	0.73	0.39		1.06	1.21	1.19	-	7.20		16.50	25.60	31.10
白鹤	0.54	1.14	0.97		0.98	1.19	1.05	0.84	-		19.30	30.90	33.10
朱家角	0.49	0.21	0.22		0.84	0.38	0.06	0.05	0.41		-	11.20	14.60
练塘	0.21	0.15	0.13		0.75	0.24	0.18	0.31	0.26		0.34	-	12.60
金泽	0.12	0.09	0.10		0.51	0.17	0.21	0.19	0.13		1.13	2.27	-
引力总量	13.11	9.52	7.87		13.51	9.85	7.29	7.49	7.51		4.13	4.84	4.92

注：“阴影部分”数据表示区域间的引力,“非阴影部分”数据表示区域间距离,单位：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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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因子分析法对11个乡镇或街道37个评价指标进行降维处理,从发展源动力角度识别和划分空间发展模式类别。在得到11个乡镇或街道评价样本矩阵的基础上,根据因子分析法步骤,运用SPSS 18.0软件处理,11个矩阵均通过KMO检验,根据特征值大于1和累积贡献率大于75%的原则,提取11个矩阵的前5个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表3）,青浦区11个乡镇或街道的第一主成分指标和贡献率差异较大,根据指标实际意义从推动空间发展的源动力角度^[4]将空间发展模式识别为3类。① 外力依赖类。该模式类是以城镇化主导,通过城市扩张实现资金、技术、人口等要素在区域间流动,推动区域空间重构,实现区域经济发展^[5]。根据第一主成分指标代表的含义分析,青浦区具有该类特征的区域为：夏阳街道、华新镇、赵巷镇和重固镇。② 内力辐射类。该模式依托空间资源优势、区位和经济条件,通过特色农业、乡镇工业和旅游产业,推动空间结构优化,实现区域发展^[23]。其代表的区域为：盈浦街道、白鹤镇、朱家角镇和金泽镇。③ 复合联动类。该模式通过内外合力发生作用,既依靠自身的优势条件又依靠城镇化和工业化推动,实现区域经济发展^[5]。因子分析结果中香花桥街道、徐泾镇和练塘镇具有该类特征。
Tab. 3
表3
表32014年上海市青浦区乡镇因子分析表
Tab. 3The factor analysis of Qingpu District of Shanghai in 2014

区域	第一主成分指标	贡献率(%)	“形”源动力识别
夏阳街道	X1,X2,X3,X6,X7	33.25	外力依赖类
盈浦街道	X8,X17,X20,X26,X37	24.57	内力辐射类
香花桥街道	X12,X25,X36,X10,X29	28.64	复合联动类
徐泾镇	X13,X26,X37,X6,X8	30.04	复合联动类
华新镇	X15,X18,X20,X22,X25	27.88	外力依赖类
赵巷镇	X4,X6,X17,X29,X33	26.37	外力依赖类
重固镇	X16,X25,X30,X32,X36	27.77	外力依赖类
白鹤镇	X8,X10,X19,X21,X31	30.85	内力辐射类
朱家角镇	X11,X14,X17,X23,X34	29.67	内力辐射类
练塘镇	X14,X23,X24,X35,X20	40.24	复合联动类
金泽镇	X9,X10,X19,X21,X31	30.66	内力辐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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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核心行政村模式传导界面—“辐射链”结果分析

（1）核心行政村确定。采用综合指标法确定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竞争力P_i;采用引力模型（公式（1））计算184个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间引力值,得到引力矩阵Y_ij;运用SPSS 18.0的筛选功能选取各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间引力最大值Y_i-max,得到最大引力行政村;运用求和功能计算该类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总引力值TY_i;通过各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间引力最大值Y_i-max,将对应行政村两两连线,得到最大引力线数N_i-max;根据P_i、TY_i和N_i-max综合确定行政村等级。一般来说,一区域被连接的次数越多,表明该区域引力越大,中心地位越高,支配地位也越高,该区域在等级体系中称为核心行政村。因此,结合上海市青浦区实际,借鉴前人研究成果^{[36, 39]},确定核心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类别标准为N_i-max ≥ 9且TY_i > 15P_i。根据上述计算得到青浦区核心行政村为10个（表4）,分别为塔湾村、垂姚村、郏店村、新木桥村、南横村、岑卜村、沙家埭村、朱庄村、朝阳村和金联村。
Tab. 4
表4
表4核心行政村辐射情况及识别
Tab. 4Radiation status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core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核心行政村名	P	TY	N	RA	RAV	第一主成分指标	贡献率(%)	“链”传导界面识别
塔湾村	9.52	390.32	11	62.64	20	X1,X3,X6,X7,X2	29.54	城镇化扩张驱动亚类
垂姚村	9.14	511.84	9	45.16	19	X15,X18,X22,X20,X32	30.17	资本投入驱动亚类
郏店村	9.33	531.81	13	53.18	18	X12,X4,X33,X10,X29	28.86	劳务聚集驱动亚类
新木桥村	6.47	394.67	12	64.94	22	X32,X16,X30,X6,X8	34.87	技术投入驱动亚类
南横村	6.01	384.64	14	70.78	16	X17,X8,X20,X22,X25	29.57	乡镇企业驱动亚类
岑卜村	6.24	368.16	9	74.36	25	X19,X9,X21,X10,X31	33.57	农业专业化驱动亚类
沙家埭村	6.85	390.45	10	55.08	12	X23,X34,X11,X32,X36	37.43	民俗文化产业化驱动亚类
朱庄村	5.49	241.56	15	58.74	19	X35,X14,X17,X23,X24	25.97	休闲旅游驱动亚类
朝阳村	8.49	331.11	13	44.32	18	X12,X25,X36,X35,X20	29.99	专业化市场驱动亚类
金联村	8.91	302.94	14	77.34	15	X37,X26,X13,X21,X31	31.71	流量经济平台驱动亚类

注：P表示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竞争力;TY表示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总引力值;N表示最大引力线数;RA表示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辐射面积（km²）;RAV表示核心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辐射的行政村个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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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心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辐射范围确定。运用断裂点模型（公式（2））计算核心行政村到其他行政村的断裂点距离,结合ArcGIS 9.3划分核心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的辐射范围即传导界面。核心行政村揭示了发展模式体系中高级节点,通过核心行政村的空间发展模式为辐射中心点,吸引其他行政村,形成相应的引力作用空间范围。根据各核心行政村间断裂点值（表5）,利用ArcGIS 9.3空间统计功能,以及上述确定的3类边界划分法则,划分全区184个行政村和606.54 km²区域面积（上海市青浦区行政面积为668.54 km²,但该区内淀山湖面积为62 km²,故将水域面积剔除）得到核心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的辐射面积（RA）和辐射行政村（RAV）。从表4看,塔湾村模式竞争力9.52为最大值而辐射的范围62.64 km²,金联村模式竞争力为8.91但辐射范围77.34 km²为最大值,该结果和杜相佐等^[36]的研究结果相似,主要原因为区域间距离因素的“阻尼作用”导致并非竞争力越强的区域引力值和辐射范围越大。
Tab. 5
表5
表52014年上海市青浦区核心行政村间断裂点距离(km)
Tab. 5The fracture distance of core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of Qingpu District of Shanghai in 2014 (km)

核心行政村	塔湾村	垂姚村	郏店村	新木桥村	南横村	岑卜村	沙家埭村	朱庄村	朝阳村	金联村
塔湾村	-	9.79	3.59	13.63	2.24	17.97	12.20	13.79	5.13	11.09
垂姚村	6.85	-	1.99	4.43	7.09	18.69	14.48	17.10	8.18	8.55
郏店村	2.51	1.59	-	3.90	6.79	15.38	12.87	14.04	3.36	6.31
新木桥村	9.54	3.54	3.51	-	8.12	15.36	10.08	13.00	4.31	5.24
南横村	1.57	5.67	6.11	7.71	-	8.03	15.20	9.98	12.86	4.26
岑卜村	12.58	14.95	13.84	14.59	9.84	-	7.63	7.01	11.71	15.10
沙家埭村	8.54	11.58	12.33	9.58	3.95	7.55	-	4.83	10.37	12.27
朱庄村	9.65	13.68	12.64	12.35	8.67	6.94	4.44	-	13.81	14.92
朝阳村	3.59	6.54	3.02	4.09	3.11	11.59	9.54	12.57	-	6.68
金联村	7.76	6.84	5.68	4.98	5.64	14.95	11.29	13.58	7.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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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用因子分析法对10个核心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37个评价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其步骤和原则同上,根据第一主成分指标和贡献率,从指标的实际意义识别“链”传导界面。由表4得知,① 塔湾村第一主成分为公路网密度、年公共财政支出、非农人口比例、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和人均道路里程其贡献率为29.54%,指标的实际意义反映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状况,因此将其识别为城镇化扩张驱动亚类;该亚类模式受城市扩张和城镇化推进离散力驱动,城镇周边区域受城区经济辐射或直接被纳入城镇建设区进而转变为城市区域^[23]。② 垂姚村、郏店村和新木桥村主成分指标反映资本、劳务和技术投入状况,故将其识别为资本投入驱动亚类、劳务聚集驱动亚类和技术投入驱动亚类;3种亚类模式分别通过资本输出、人力资源聚集和技术输出带动核心行政村发展。③ 南横村识别结果为乡镇企业驱动亚类,该亚类模式依托较好的区位、经济和资源条件,通过整合人力和土地资源发展乡镇工业,推动村域经济由农业向工业主导转型。④ 岑卜村识别为农业专业化驱动亚类,依托本地土地资源优势,开展水稻、蔬菜、茭白和草莓等规模化或特色化种植,围绕特色产品进行农产品加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⑤ 沙家埭村识别为民俗文化产业化驱动亚类,依托历史形成的独特的民俗文化、风俗习惯和民间艺术,通过对该种文化产品的生产、营销等市场化过程从而带动区域发展。⑥ 朱庄村识别为休闲旅游驱动亚类,利用风景名胜或都市郊区优势,以田园风光、农耕活动和农事庆典开展娱乐、休闲和度假的旅游,带动区域发展。⑦ 朝阳村识别为专业化市场驱动亚类,依托临湖和临海区位优势,完善基础设施和金融、物流条件,发展商业流通服务,通过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带动区域建设。⑧ 金联村识别为流量经济平台驱动亚类,依托相应的平台和条件,吸引物资、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要素向区内集聚,通过各种资源要素的重组、整合来促进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延展配套服务业,带动区域发展^[40]。

4.3 行政村主导产业——“产业胞”结果分析

采用频度统计法对184个行政村的行业和企业进行统计。其中：① 频度统计法统计单位为产业活动单位和法人单位,其中：采用产业活动单位划分的以生产统计和其他不以资产负债、财务状况为对象的统计调查（如：农业产业）;采用法人单位划分的以资产负债、财务状况为对象的统计调查（如：企业）。② 频度统计法统计原则为按照单位的主要经济活动确定其产业性质,当单位从事一种经济活动时,则按照该经济活动确定单位的产业;当单位从事两种以上的经济活动时,则按照主要活动确定单位的产业。③ 频度统计法统计标准为：村域内拥有相同或相似企业量大于5个且单个企业资产或负债大于1千万。结合《GB/T 4754-201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将企业类型升级为产业并进行合并重组归纳,按照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传导界面要求划分行政村主导产业（表6）。
Tab. 6
表6
表6行政村主导产业识别
Tab. 6Leading industry identific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链”—传导界面识别	RA (km2)	“胞”—主导产业识别	行政村个数	GB/T 4754-201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城镇化扩张亚类	62.64	公共服务业	7	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业、科技推广和应用业、教育业、卫生业、水利管理业
		楼宇经济业	13	房地产业、房屋建筑业、土木工程建筑业、建筑装饰业
资本投入亚类	45.16	创新金融业	8	资本市场服务业、租赁业、其他金融服务业
		银行、保险和信托业	11	货币金融业、保险业、信托服务业
劳务聚集亚类	53.18	服装制造业	12	纺织业、纺织服装业、服饰业、皮革、皮毛、羽绒及制鞋业
		现代物流业	6	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铁路运输业、仓储业
技术投入亚类	64.94	高端装备业	10	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
		生物医药业	12	医药制造业
乡镇企业亚类	70.78	精密机电业	8	专业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和仪表制造业
		印刷传媒业	8	造纸和纸制品制造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新闻出版业
农业专业化亚类	74.36	现代农业及特色农业	16	农业、农林牧渔服务业
		农副产品加工业	9	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
民俗文化产业化亚类	55.08	古镇文化营销业	6	文教、工美和娱乐用品制造业、文化艺术业
		名镇文化体验业	6	住宿和餐饮业、旅游业
休闲旅游亚类	58.74	都市休闲业	7	娱乐业
		城郊休闲旅游业	12	特色住宿业、特色餐饮业、农林牧渔服务业
专业化市场亚类	44.32	大宗商品交易服务业	9	汽车制造及销售业、机动车和电子产品修理业
		进出口商贸业	9	对外批发和零售业、商务服务业
流量经济平台亚类	77.34	专业网络服务平台	10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媒服务业、互联网服务、软件信息技术服务
		消费服务平台	5	批发业、零售业

注：RA表示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辐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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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空间分异性检验及影响因素结果分析

为保障上海市青浦区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划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对构成该区发展模式空间分异基础的184个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采用GeoDa软件,通过公式（3）和公式（4）分析各行政村竞争力的空间相关性;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公式（5））,对其产生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4.4.1 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空间分异结果 全局空间自相关结果为：上海市青浦区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的全局Moran's I指数为0.457,在5%显著水平下,正态统计量Z(I)值为3.142通过显著性检验（Z(I)的临界值为1.96）,表明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在区域分布上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即相邻行政村存在相互影响和空间集聚现象。为进一步探究各行政村之间竞争力的空间关联,采用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到行政村竞争力在0.05显著性水平下的local Moran's I图（图2）。从图2可看出行政村竞争力出现明显的高—高集聚（H-H型）、低—低集聚（L-L型）、高—低集聚（H-L型）和低—高集聚（L-H型）4种分布类型;H-H型和L-L型行政村数量明显多于H-L型和L-H型,空间分异明显;竞争力强的行政村主要聚集在东部的徐泾镇、华新镇、赵巷镇和重固镇以及中部区域的夏阳街道、盈浦街道和香花桥街道;竞争力弱的行政村主要聚集于西部的金泽镇、练塘镇和朱家角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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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上海市青浦区行政村竞争力local Moran's I显著性分布
-->Fig. 2The local Moran's I index of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competitive power of Qingpu District of Shanghai
-->

4.4.2 地理探测器结果分析 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差异作为构成该区空间发展模式分异的基础,深刻地影响着村域空间发展的模式定位。因此,为保障上海市青浦区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划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以184个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为因变量,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从村域空间自身的内在要素和村域空间外在要素2个方面选择指标作为地理探测器分析的探测因子。其中村域空间自身要素强调空间具有的优越的本地条件,选择投资水平、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外贸水平和经济区位5个因子;从外在要素看,村域空间的发展不可能脱离所在区域的资源环境背景和母城的社会经济基础,选择政策偏好、交通可达性、相对经济规模和相对经济活力4个影响因子。因此,从上述2个方面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选取9个代表性强的指标刻画影响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的因素。
首先,利用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水平分级与区域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Y₁）、区域工业用地均价（Y₂）、区域平均工资（Y₃）、区域进出口年度总额（Y₄）、距最近城镇中心距离（Y₅）、二三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比例（Y₆）、区域总货运量和总客运量均值（Y₇）、村域GDP与区GDP比例（Y₈）、村域GDP增长率（Y₉）9个指标聚类分级进行耦合匹配分析,在ArcGIS平台下采用自然断点法进行自然聚类分级分区;然后通过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与9个自变量空间栅格进行叠加;最后利用公式（5）,计算出9个指标对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影响力值P_D,U。
（1）耦合匹配结果分析
通过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与各因素的自然断点法分类进行空间耦合匹配（表7）。由表7可知,探测因素与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完全匹配,即0匹配类型值分别为Y₁（24.97%）、Y₂（20.15%）、Y₃（21.54%）、Y₄（16.58%）、Y₅（17.83%）、Y₆（28.91%）、Y₇（23.54%）、Y₈（29.84%）和Y₉（26.57%）;其中,区域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Y₁）、二三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比例（Y₆）、村域GDP与区GDP比例（Y₈）和村域GDP增长率（Y₉）的因素分类匹配程度较高,其他因素匹配度相对较低。
Tab. 7
表7
表7各因素与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耦合匹配分析
Tab. 7The coupling analysis of the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competitive power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匹配类别	Y1(%)	Y2(%)	Y3(%)	Y4(%)	Y5(%)	Y6(%)	Y7(%)	Y8(%)	Y9(%)
-3	0.95	1.57	0.87	0.99	1.62	2.34	1.14	2.14	1.97
-2	8.14	12.55	6.95	2.51	3.67	9.67	8.67	9.67	11.58
-1	15.39	17.63	11.58	10.27	15.97	18.56	14.55	16.88	18.99
0	24.97	20.15	21.54	16.58	17.83	28.91	23.54	29.84	26.57
1	1.56	2.23	1.67	1.77	2.51	3.34	2.01	3.01	2.88
2	10.94	9.58	5.68	6.64	9.57	11.57	9.58	11.57	15.68
3	28.49	21.54	22.54	27.54	25.45	29.67	29.99	30.24	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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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响因子探测结果分析
通过地理探测器模型,将9项指标分别与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进行空间探测,计算出各指标对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影响力值P_D,U（表8）;为深入揭示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空间格局,采用文献^[33]的区域划分方法,将青浦区分为青浦城区、青西区域和青东区域,分区域揭示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的影响力值。
Tab. 8
表8
表8各要素地理探测分析表
Tab. 8The result of geographical analysis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competitive power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探测指标	青浦全区(PD,U)	青西区域(PD,U)	青浦城区(PD,U)	青东区域(PD,U)
Y1区域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0.35	0.42	0.54	0.59
Y2区域工业用地均价	0.18	0.19	0.22	0.24
Y3区域平均工资	0.23	0.27	0.31	0.49
Y4区域进出口年度总额	0.16	0.09	0.18	0.26
Y5距最近城镇中心距离	0.19	0.15	0.61	0.34
Y6二三产业与第一产业产值比例	0.37	0.47	0.60	0.63
Y7区域总货运量和总客运量均值	0.25	0.29	0.48	0.32
Y8村域GDP与区GDP比例	0.38	0.49	0.53	0.52
Y9村域GDP增长率	0.41	0.46	0.49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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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上海市青浦全区看（表8）,P_D,U各要素值分别为：区域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0.35）、区域工业用地均价（0.18）、区域平均工资（0.23）、区域进出口年度总额（0.16）、距最近城镇中心距离（0.19）、二三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比例（0.37）、区域总货运量和总客运量均值（0.25）、村域GDP与区GDP比例（0.38）、村域GDP增长率（0.41）。因此,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主要受相对经济活力（Y₉）、相对经济规模（Y₈）、政策偏好（Y₆）和投资水平（Y₁）影响较大。
（2）从分区域看,主导青西区域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的因素为村域GDP与区GDP比例（0.49）、二三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比例（0.47）、村域GDP增长率（0.46）和区域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0.42）;主导上海市青浦城区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为经济区位（0.61）、政策偏好（0.60）、投资水平（0.54）、相对经济规模（0.53）、相对经济活力（0.49）和交通可达性（0.48）;主导青东区域的因素为政策偏好（0.63）、投资水平（0.59）、相对经济规模（0.52）、相对经济活力（0.51）和劳动力成本（0.49）。因此,主导因素的P_D,U值差异较小,说明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的差异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从探测因子看,各因素在不同区域对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决定值的变化表现出相对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政策偏好（Y₆）、投资水平（Y₁）、相对经济规模（Y₈）和相对经济活力（Y₉）4个探测因子在各区域的决定值表现较为一致;而劳动力成本（Y₃）和交通可达性（Y₇）2个探测因子在各区域的决定值表现差异较大;而土地成本（Y₂）、外贸水平（Y₄）和经济区位（Y₅）因素在该区不同区域的影响决定力变化幅度差异较小。
（4）地理探测分析的结果,揭示了影响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及在不同区域空间分异的状况。可以发现,核心要素在上海市青浦区的东部、西部和城区出现由内在要素向外在要素逐渐变化的趋势。① 政策偏好作为区域根据其定位对其内部资源实施特定的土地、税收和财政优惠政策综合反映,对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空间分异影响深远;青东区域紧邻上海市核心商务区,承接来自都市功能转移的压力,其政策优惠的幅度远高于该区其他区域;而青西区域作为上海市的水源生态保护核心区域,其政策偏好更多强调限制性因素。② 投资水平作为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空间分异的核心因素,反映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管理水平和对资源环境利用程度,伴随着区域日趋成熟,其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将更加依赖于投资水平的高低。③ 相对经济规模及活力对推动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空间分异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该区不同区域经济规模和活力水平参差不齐,各区域差异不断扩大;近年来,伴随着区域发展、政策演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该区东西区域的经济规模和活力都大幅度提升,但其依旧深刻影响着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的变化。④ 优质、充裕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推动该区行政村空间发展竞争力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受劳动力现实压力影响、国家政策引导和区域土地政策的调整,大量劳动力资源聚集在商贸服务主导的上海市青浦城区和劳动密集加工产业的青东区域,青西区域逐渐成为了劳动力资源析出的重点区。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村域空间发展模式是指在特定的空间条件下,由于产业结构、技术构成、生产程度和资源组合的空间差异而形成村域空间系统内外的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进而形成的较大程度普适的经济发展运行方式。随着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城乡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的重组与交互作用增强,差异化的经济发展方式强烈地改造着村域空间,使得村域空间内外部产生强烈的能量流动和碰撞,造成村域空间发展的方向和方式错综复杂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使其发展模式表现出异质性和层次性。村域空间发展模式的实质地方行为主体对村域资源和产业优势条件的评判,通过合理配置和整合村域的物质及非物质要素,实现各要素相互耦合、协调共生。
（2）空间之间联系强弱主要在于空间的互补性和需求性,主要表现为区域空间发展模式的优劣程度;区域空间发展模式联系在内外力作用下其互补性和需求性产生同化、弱化、异化和极化的发展趋势;基于空间发展模式竞争力评价可衡量区域发展模式的综合实力,以此反映区域空间发展模式的优劣。
（3）通过对村域空间系统分析,综合考虑行政村地形地貌、自然资源、区位条件等自然和环境要素,各要素之间物质、能量和信息传导界面及地方行为主体根据本地资源状况、产业等发展条件的评判行为,提出了基于“胞—链—形”理论的村域空间发展模式识别和划分方法,能够为该区村域空间发展模式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导。
（4）通过“胞—链—形”理论,利用引力模型、断裂点模型、因子分析法和频度统计法分析青浦区184个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将其识别和划分为3种格局（“形”）、10种核心行政村模式传导界面（“链”）和20种行政村主导产业（“胞”）（表9）。该结果丰富了乡村地理学理论,也可为政府指导乡村向工农业生产发展、社会和谐进步、经济稳定增长、环境不断改善、文化持续传承的良性演进提供决策依据。
Tab. 9
表9
表9上海市青浦区村域空间发展模式识别和划分结果
Tab. 9Identification and division of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Qingpu District

“形”—源动力识别	“链”—传导界面识别	“胞”—主导产业识别	行政村划分
外力依赖类	城镇化扩张亚类	公共服务业	塔湾村、新阳村、塘郁村、金家村、枫泾村、泰来村、城南村
		楼宇经济业	王仙村、张马村、李庄村、建新村、王金村、林家村、新胜村、张巷村、万隆村、薛间村、五里村、万狮村、梅桥村
	资本投入亚类	创新金融业	垂姚村、南崧村、方夏村、和睦村、沈泾塘村、崧泽村、中步村、金汇村
		银行、保险和信托业	沈联村、鹤联村、青龙村、塘湾村、胜新村、朱浦村、金项村、新江村、王泾村、杜村、响新村
	劳务聚集亚类	服装制造业	郏店村、回龙村、新丰村、泖甸村、泾花村、练东村、泾珠村、北埭村、金前村、太北村、叶港村、东泖村
		现代物流业	曙光村、红旗村、南巷村、江南村、太平村、赵屯村
	技术投入亚类	高端装备业	徐谢村、周浜村、朱长村、华益村、陆象村、凌家村、淮海村、马阳村、秀龙村、新谊村
		生物医药业	新木桥村、火星村、嵩山村、北新村、叙南村、叙中村、坚强村、白马塘村、杨家庄村、白鹤村、东田村、联农村
内力辐射类	乡镇企业亚类	精密机电业	南横村、南厍村、天恩桥村、俞家埭村、贺桥村、双菱村、东淇村、长河村
		印刷传媒业	金米村、爱星村、东方村、东斜村、燕南村、大新村、东厍村、张联村
	农业专业化亚类	现代农业及特色农业	岑卜村、徐李村、新池村、金泽村、杨湾村、东西村、建国村、金姚村、新港村、西岑村、三塘村、育田村、河祝村、爱国村、东天村、任屯村
		农副产品加工业	田山庄村、龚都村、钱盛村、莲湖村、淀湖村、蔡浜村、东星村、王港村、双祥村
	民俗文化产业化亚类	古镇文化营销业	周荡村、横江村、盛家埭村、张家圩村、新旺村、新华村
		名镇文化体验业	沙家埭村、小江村、周家港村、山湾村、庆丰村、淀峰村
复合联动类	休闲旅游亚类	都市休闲业	张马村、李庄村、建新村、王金村、林家村、新胜村、张巷村
		城郊休闲旅游业	朱庄村、南新村、陈东村、雪米村、淀西村、沙港村、山海桥村、创建村、淀山湖一村、水产村、安庄村、先锋村
	专业化市场亚类	大宗商品交易服务业	杨元村、袁家村、七汇村、陈桥村、盈中村、石西村、胜利村、天一村、新姚村
		进出口商贸业	朝阳村、新桥村、向阳村、郏一村、曹泾村、金星村、福泉山村、泾阳村、大联村
	流量经济平台亚类	专业网络服务平台	光联村、前明村、金云村、联民村、民主村、二联村、金联村、迮庵村、陆家角村、沈巷村
		消费服务平台	章堰村、徐姚村、毛家角村、新联村、中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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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讨论

每一种村域空间发展模式都有自身适用的区域、优势条件和演化规律,作为国际都市城郊的上海市青浦区在长期经济高速发展下存在多模式并存和共生现象,以“胞—链—形”理论为指导的模式识别和划分应强调村域空间的差异性和共性,需求性和互补性,应因地制宜的结合行政村自身的特点,针对乡村发展进行分类调控。
（1）完善“形”格局,增强发展模式的认同性。模式的识别和划分以建立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要素以及文化背景之下,其结果强调相对性,因此应强调各模式的历史延续性,将模式的认同性融入到村域空间中,增强发展模式的归属感,契合区域发展特点。外力依赖类取决于行政村自身发展能力强弱,城镇化扩张速度和资金、技术和劳务要素流动状态,应以要素流动为纽带,产业互动为链条,以完善公共服务、提升楼宇经济品质、发展新型产业和绿色产业为抓手实现村域发展;内力辐射类应依托自身资源优势优势、区位条件和管理水平,通过乡镇企业、农业专业化和民俗文化产业化培育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村域发展;复合联动类应结合内外综合优势,以整体创新和产业升级为出发点,以休闲旅游、专业化市场和流量经济平台为着力点,实现规划统筹、产业联动和协同发展态势。
（2）强化“链”界面,促进胞单元沟通有效性。通过强化连接各胞单元间要素流动通道畅通,形成信息流、物质流、技术流和商品流的辐射,促进界面内资源要素流通顺畅^[22]。城镇化扩张驱动亚类将城镇规划和村庄整治结合,对村域用地统一规划,助推农村人口的非农转移和空间重构,升级城乡产业结构和提升城镇等级;资本投入、劳务聚集和技术投入驱动亚类应创新资本、人力资源和技术引入制度,确保三要素的流通渠道,实现合理配置的目的;乡镇企业驱动亚类应结合该区建设用地减量化政策,依托政府强有力介入实现乡镇企业逐渐向工业园区集中,居民点向社区集中,完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农业专业化驱动亚类应立足该区西部优越的农业资源条件,通过合作社带动或农业大户示范,构建农产品专业生产、加工、销售基地,实现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农业产业化格局;民俗文化产业化驱动亚类通过市场引导,挖掘该区古镇和人文名镇文化,形成民俗文化产业,通过拉长文化产业链,形成文化产业辐射态势,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专业化市场驱动亚类利用便利的交通枢纽条件和生产优势,培育本地特色产业,发展物流、运输、大宗商品交易服务业和进出口商贸业为支撑的专业商贸市场;流量经济平台驱动亚类应充分释放流量经济的中心带动效应,强化核心产业链,延伸流量经济配套服务业,加快引进个人消费平台、专业服务平台、物流平台等具有影响力的平台型企业。
（3）协调“胞”单元,保障空间连续性。通过主导产业之间的需求和互补关系构建连续的产业集群,形成连续的空间形态,确保主导产业的连续性^[27]。产业集群是推动产业经济发展的竞争力聚集体,上海市青浦区产业应充分利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依托上海市国际都市区位优势实现产业集群承接,通过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延展,产业间联系,通过链条纽带作用,产业园区载体功能,推动产业创新体系,构建集专业市场、物流仓储和公众平台一体的服务体系,形成产业的专业化、品牌化具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从空间上实现产业的连续。
（4）巩固“胞—链—形”结构,搭建城乡统筹制度平台,促进城乡资源有序流动,助推乡村空间重构。“胞—链—形”结构是各村域间物质交换、信息传递和能量传导产生村域空间发展模式差异的表达方式,巩固该结构一个关键环节为要素有序流动。因此,从巩固“胞—链—形”结构和助推乡村空间重构的角度,将促进要素有序流动分解为以下3个具体方面：① 流动什么要素?人口要素、土地要素和资本要素三者相辅相成,构成影响村域空间发展的核心要素^[41]。其中,“人口要素”是乡村发展最具能动性的因素,“土地要素”为乡村发展的空间载体,“资本要素”为乡村经济发展的保障因素。因此,合理配置三种核心要素资源在20种“产业胞”中流动,对破除部分乡村地区出现劳动力流失、土地撂荒、村庄空废、公共设施配套短缺和文化记忆符号消失等问题,实现村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② 如何流动?对于上海城郊的青浦区逐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推行增减挂钩项目、实行农村建设用地减量化,盘活农村用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建立以农用地经营体制改革的产权交易制度,搭建城乡要素交换平台,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③ 谁来推动和保障?实现政府、农民、企业、社会团体多方联动。进一步强化政府对公共资源配置的调控作用,激发农民主体的积极性,引导社会多方力量参与村域空间建设,实现乡村重构。
村域空间发展模式是在长时间的探索下形成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发展方式,但本研究仅从空间形态角度开展论述,缺少发展模式时间上的演变探讨,使研究略显不足;同时在设计模式竞争力指标中主要考虑可量化指标,对非量化指标设计较少,如村域主体对待风险态度、风俗等,可能对模式的识别和划分产生影响。这两方面研究是未来研究模式的重点。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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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ong Hualou.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8): 1019-1028.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龙花楼.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 地理学报, 2013, 68(8): 1019-1028.]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2]	Long Hualou, Liu Yansui, Zou Jian.Assess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and their rurality in eastern coastal China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4): 426-434.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04.005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在界定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商旅服务和均衡发展四个乡村发展类型的基础上,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乡村发展类型进行了划分.基于乡村对社会具有的功能构建了乡村性指数(RI)以刻划不同发展类型的乡村性强弱,并对东部沿海地区各发展类型的乡村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东部沿海地区57.6%的县市一、二、三产业得到均衡发展: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和商旅服务业主导的发展地域类型分别占总面积的18.64%、11.99%和11.75%:农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较强(RI>0.5)的地域占到59.1%:工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RI<0.4)和居中(0.4<RI<0.5)的地域分别占到33.4%和42.8%;商旅服务业为主导的乡村发展类型中,大部分地域(42.7%)乡村性弱,乡村性强和居中的地域分别占到27.3%和30.0%:均衡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的地域占17.2%,乡村性较强的地域占到37%,接近半数(45.8%)的均衡发展类型其乡村性居中.并指出,当今全球化和社会经济重构背景下乡村的多功能性发展和立足当地(Place-Based)的乡村发展模式,使得某些县域的乡村性指数值与其他同类地区差异较大,以及同一乡村性指数值可能对应不同的乡村发展类型.最后提出了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科领域亟需加强研究的方向和内容. [龙花楼, 刘彦随, 邹健.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 地理学报, 2009, 64(4): 426-434.]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04.005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在界定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商旅服务和均衡发展四个乡村发展类型的基础上,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乡村发展类型进行了划分.基于乡村对社会具有的功能构建了乡村性指数(RI)以刻划不同发展类型的乡村性强弱,并对东部沿海地区各发展类型的乡村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东部沿海地区57.6%的县市一、二、三产业得到均衡发展: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和商旅服务业主导的发展地域类型分别占总面积的18.64%、11.99%和11.75%:农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较强(RI>0.5)的地域占到59.1%:工业主导乡村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RI<0.4)和居中(0.4<RI<0.5)的地域分别占到33.4%和42.8%;商旅服务业为主导的乡村发展类型中,大部分地域(42.7%)乡村性弱,乡村性强和居中的地域分别占到27.3%和30.0%:均衡发展类型中乡村性弱的地域占17.2%,乡村性较强的地域占到37%,接近半数(45.8%)的均衡发展类型其乡村性居中.并指出,当今全球化和社会经济重构背景下乡村的多功能性发展和立足当地(Place-Based)的乡村发展模式,使得某些县域的乡村性指数值与其他同类地区差异较大,以及同一乡村性指数值可能对应不同的乡村发展类型.最后提出了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科领域亟需加强研究的方向和内容.
[3]	Li Yurui, Liu Yansui, Long Hualou.Study on the pattern and type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Huang-Huai-Hai region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9): 1637-1647.https://doi.org/10.11821/yj2011090008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以黄淮海地区为例，评价分析了该区2000-2008年乡村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格局，并利用自组织特征映射（SOFM）人工神经网络聚类算法划分了区域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全区乡村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乡村综合发展指数年均增长7．71％；（2）县域乡村发展格局无明显变化，但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仍在增大，乡村综合发展指数的变异系数由0．346增加到0．350；（3）县域人均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与乡村发展水平呈日益强化的显著负相关关系；（4）基于SOFM聚类算法，将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划分为8大类。本文认为：在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应立足地域类型特征，突出核心优势、明确限制因子，因地制宜、分区推进；县域人均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与乡村发展水平关系“倒挂”的现象应引起足够重视，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区乡村发展，亟需推进宏观层面的制度和政策创新。 [李裕瑞, 刘彦随, 龙花楼. 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格局与类型 . 地理研究, 2011, 30(9): 1637-1647.]https://doi.org/10.11821/yj2011090008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以黄淮海地区为例，评价分析了该区2000-2008年乡村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格局，并利用自组织特征映射（SOFM）人工神经网络聚类算法划分了区域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全区乡村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乡村综合发展指数年均增长7．71％；（2）县域乡村发展格局无明显变化，但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仍在增大，乡村综合发展指数的变异系数由0．346增加到0．350；（3）县域人均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与乡村发展水平呈日益强化的显著负相关关系；（4）基于SOFM聚类算法，将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划分为8大类。本文认为：在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应立足地域类型特征，突出核心优势、明确限制因子，因地制宜、分区推进；县域人均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与乡村发展水平关系“倒挂”的现象应引起足够重视，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区乡村发展，亟需推进宏观层面的制度和政策创新。
[4]	Zhang Fugang, Liu Yansui.Dynamic mechanism and models of regional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63(2): 115-122.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8.02.001URL [本文引用: 3]摘要 从系统论的角度，剖析农村系统的要素组成、结构特征及动力机制，是构建区域农村发展主导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表明：①区域系统是一个连续的城乡统一体，农村问题必须置于区域整体系统的大框架下进行研究。②区域农村发展系统是一个由农村发展内核系统和农村发展外缘系统组成的复杂综合体，农村发展的本质就是两者之间相互耦合协调作用的过程。③区域农村发展综合能力取决于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外援驱动力两个方面，三者均是矢量的概念，符合物理学意义中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两个分力之间相互组合，形成四种不同的类型，对应不同的农村发展状态。④依据区域农村发展动力源的差异性，将农村发展模式分为工业化、城市化外援驱动主导型和农村自我发展主导型两个一级类，以及工业企业带动型和特色产业发展型等六个二级类。以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发展为研究主线，结合不同农村发展模式的特征与要求，是地理学研究农村发展机制与模式的新视角。 [张富刚, 刘彦随. 中国区域农村发展动力机制及其发展模式 . 地理学报, 2008, 63(2): 115-122.]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8.02.001URL [本文引用: 3]摘要 从系统论的角度，剖析农村系统的要素组成、结构特征及动力机制，是构建区域农村发展主导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表明：①区域系统是一个连续的城乡统一体，农村问题必须置于区域整体系统的大框架下进行研究。②区域农村发展系统是一个由农村发展内核系统和农村发展外缘系统组成的复杂综合体，农村发展的本质就是两者之间相互耦合协调作用的过程。③区域农村发展综合能力取决于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外援驱动力两个方面，三者均是矢量的概念，符合物理学意义中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两个分力之间相互组合，形成四种不同的类型，对应不同的农村发展状态。④依据区域农村发展动力源的差异性，将农村发展模式分为工业化、城市化外援驱动主导型和农村自我发展主导型两个一级类，以及工业企业带动型和特色产业发展型等六个二级类。以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发展为研究主线，结合不同农村发展模式的特征与要求，是地理学研究农村发展机制与模式的新视角。
[5]	Fang Yangang, Liu Jisheng, Cheng Yeqing.Theories versus practic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ese rural regions . Economic Geography, 2009, 29(9): 1530-1534. [本文引用: 2] [房艳刚, 刘继生, 程叶青. 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的回顾与反思 . 经济地理, 2009, 29(9): 1530-1534.] [本文引用: 2]
[6]	Guo Yanjun, Liu Yansui, Li Yurui.Study on rural endogenous development driven by inner power . Economic Geography, 2012, 32(9): 114-125.URL [本文引用: 3]摘要 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 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农村发展面临巨大机遇。但是长期以来推行的依靠政府、外来企业等开发援助的外源式发展并不能有效解决农村持续稳定发展问题,在此背景 下内生式发展转向愈加明显,内生式发展理论基础和发展机理值得探讨。从地理学综合视角出发,运用一般方法论、自组织理论、农村整谐发展理论多学科视角,解 析内生式发展的理论基础,拓展内生式发展的理论内涵;并选取北郎中村作为研究区域,剖析农村内生式发展的系统构成、系统特性、演化规律、整合机制。研究表 明:①内生式发展体现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是系统内部要素在内部动力主导作用下自组织演化过程,其实践形式是整谐发展。②内生式发展或是农村持续稳定发 展的根本途径。农村发展系统具有自组织性,内部整合是其演化发展的根本动力。③整谐发展是内生式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组织重建、产业重塑、空间重构,整合 系统要素,激发内部动力,与外力耦合联动,强有力推进农村发展系统演化发展,同时为外部资源有效利用提供重要基础。 [郭艳军, 刘彦随, 李裕瑞. 农村内生式发展机理与实证分析: 以北京市顺义区北郎中村为例 . 经济地理, 2012, 32(9): 114-125.]URL [本文引用: 3]摘要 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 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农村发展面临巨大机遇。但是长期以来推行的依靠政府、外来企业等开发援助的外源式发展并不能有效解决农村持续稳定发展问题,在此背景 下内生式发展转向愈加明显,内生式发展理论基础和发展机理值得探讨。从地理学综合视角出发,运用一般方法论、自组织理论、农村整谐发展理论多学科视角,解 析内生式发展的理论基础,拓展内生式发展的理论内涵;并选取北郎中村作为研究区域,剖析农村内生式发展的系统构成、系统特性、演化规律、整合机制。研究表 明:①内生式发展体现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是系统内部要素在内部动力主导作用下自组织演化过程,其实践形式是整谐发展。②内生式发展或是农村持续稳定发 展的根本途径。农村发展系统具有自组织性,内部整合是其演化发展的根本动力。③整谐发展是内生式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组织重建、产业重塑、空间重构,整合 系统要素,激发内部动力,与外力耦合联动,强有力推进农村发展系统演化发展,同时为外部资源有效利用提供重要基础。
[7]	Feng Jian.The developmental model and strategy of less- developed counties: A case study of Lankao County, Henan Province . Geographical Researh, 2005, 24(5): 811-821. [本文引用: 2] [冯健. 经济欠发达地区县域发展模式与战略: 以河南省兰考县为例 . 地理研究, 2005, 24(5): 811-821.] [本文引用: 2]
[8]	Li Yurui, Long Hualong, Liu Yansui.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A rurality index perspective .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5, 38: 12-26.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15.01.004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China's rural areas are undergoing considerable spatio-temporal change. To some extent, this change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in our understanding the regional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us brings about challenges for the making of feasible regional r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strategic planning.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n index system to evaluate the degree of rurality in China at county level using national census data of 2000 and 2010, and examines the cor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ity index and major socio-economic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ors. The results of evaluation and spatial analysis show that the rurality index can largely reflect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confirmed that counties with high rurality have been marginalized in the aspects of both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uch, the patterns of rural development identified by rurality index analysis significantly improve our knowledge on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rural China. However, this index is less successful in revealing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tatus quo alone. The authors argue that rurality index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measuring rural development, and could provide us with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local planning and the innov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Furthermore, integrating rurality studies and rural socio-economic analysis can contribute greatly to the making of integrated and regionalized r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9]	Long Hualong, Zou Jian, Pykett J, et al.Analysi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turn of the new millennium . Applied Geography, 2011, 31(3): 1094-1105.https://doi.org/10.1016/j.apgeog.2011.02.006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Since the turn of the new millennium,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focus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on substantially improving rural residents’ well-being and achiev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s paper examines China’s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ree assessing indicator systems (the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the rural transformation level, and the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level), using government socioeconomic data from 2000 to 2008. Spati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es, supported by SPSS 13 and ArcGIS 9.2 software, show that rural China has experienced universal and intense transformative development since 2000. China’s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declined greatly between 2000 and 2008.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that corresponds to a certain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will lead to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rural systems and an improved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more attention needs to be paid to the powerful factors that fuel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coastal China, to coordinat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pressure of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century. Given the multiscale nature of regional inequalities in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mproving r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aimed at various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types might be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shape a more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pattern in China.
[10]	Cui Ming, Qing Zhihao, Tang Chong, et al.Categorization and mode study of new village construction in China .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6, 30(12): 27-32.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6.12.005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过程,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显著,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其新农村建设内容、重点、模式和方式上都应不同.基于此,本文从城乡统筹的角度,以省为单位分别设立了评价我国城市和农村发展水平的两套指标体系,将我国的城市与农村发展水平分别划分为强、中、弱三个级别,并对各省评价结果进行了叠加.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一致的原则,将叠加的结果归并为五个类型,分别是发达类型、相对发达类型、发展中类型、相对落后类型、落后类型;最后针对各类型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初步探讨了个类型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提出了各类型新农村建设的重点. [崔明, 覃志豪, 唐冲, 等. 我国新农村建设类型划分与模式研究 . 城市规划, 2006, 30(12): 27-32.]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6.12.005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过程,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显著,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其新农村建设内容、重点、模式和方式上都应不同.基于此,本文从城乡统筹的角度,以省为单位分别设立了评价我国城市和农村发展水平的两套指标体系,将我国的城市与农村发展水平分别划分为强、中、弱三个级别,并对各省评价结果进行了叠加.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一致的原则,将叠加的结果归并为五个类型,分别是发达类型、相对发达类型、发展中类型、相对落后类型、落后类型;最后针对各类型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初步探讨了个类型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提出了各类型新农村建设的重点.
[11]	Liu Zhiqiang, Li Jing, Lu Qi.Functions diversification of rural spatial region system and new rural development model .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08, 29(5): 532-536.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275.2008.05.005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乡村地域系统拥有城市地域无法替代的经济、社会、生态等功能。乡村的发展对国家的经济腾飞和稳定发展有着基础性的作用，有效的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卫生安全，保持了区域的生态平衡，同时还具有多样化的居住、社会、文化价值。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有“城市优先”的倾向，致使乡村地域系统职能的失调和空间发展的失序。主要表现在：乡村经济职能和居住职能的失调；城乡产业空间布局的失序；乡村发展空间的被剥夺。城乡协调发展要求将城市与乡村看作同等重要的地域实体，只有最大程度的发挥城乡的优势才能实现共同发展。明晰乡村地域系统的职能有利于更理性地思考城乡产业布局、乡村整治的方向、乡村职能的外部性以及乡村补贴等现实的政策问题。 [刘自强, 李静, 鲁奇. 乡村空间地域系统的功能多元化与新农村发展模式 .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8, 29(5): 532-536.]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275.2008.05.005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乡村地域系统拥有城市地域无法替代的经济、社会、生态等功能。乡村的发展对国家的经济腾飞和稳定发展有着基础性的作用，有效的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卫生安全，保持了区域的生态平衡，同时还具有多样化的居住、社会、文化价值。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有“城市优先”的倾向，致使乡村地域系统职能的失调和空间发展的失序。主要表现在：乡村经济职能和居住职能的失调；城乡产业空间布局的失序；乡村发展空间的被剥夺。城乡协调发展要求将城市与乡村看作同等重要的地域实体，只有最大程度的发挥城乡的优势才能实现共同发展。明晰乡村地域系统的职能有利于更理性地思考城乡产业布局、乡村整治的方向、乡村职能的外部性以及乡村补贴等现实的政策问题。
[12]	Meng Huanhuan, Li Tongsheng, Yu Zhengsong, et al.Rurality and a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county economy in Anhui province . Economic Geography, 2013, 33(2): 144-148.URL [本文引用: 3]摘要 依据乡村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建立乡村性评价指标及乡村性指数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划分乡村发展类型,并借助ArcGIS和GeoDA软件,对安徽省61个县域乡村性进行空间表达及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①运用乡村性指数度量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和程度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且符合我国乡村发展的实际;②安徽省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可以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均衡发展型和非农主导型三种类型,且各类型分别占县域总数的22.95%、37.70%和39.34%;③安徽省县域乡村性的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及正向空间关联性。其中,安徽省北部地区是乡村性发展的热点区域,而南部地区则为乡村性发展的冷点集聚区。并提出推进县域乡村经济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孟欢欢, 李同昇, 于正松, 等. 安徽省乡村发展类型及乡村性空间分异研究 . 经济地理, 2013, 33(2): 144-148.]URL [本文引用: 3]摘要 依据乡村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建立乡村性评价指标及乡村性指数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划分乡村发展类型,并借助ArcGIS和GeoDA软件,对安徽省61个县域乡村性进行空间表达及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①运用乡村性指数度量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和程度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且符合我国乡村发展的实际;②安徽省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可以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均衡发展型和非农主导型三种类型,且各类型分别占县域总数的22.95%、37.70%和39.34%;③安徽省县域乡村性的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及正向空间关联性。其中,安徽省北部地区是乡村性发展的热点区域,而南部地区则为乡村性发展的冷点集聚区。并提出推进县域乡村经济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13]	Han Fei, Cai Jianming.The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peri-urban rural habitat in China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7): 1271-1284.https://doi.org/10.11821/yj2011070013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在快速城市化的推动下,我国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聚落正面临或经历空前的形态演变和现代转型。如何继承、保护与发展乡村文明,做好转型期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聚落的规划设计与重建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论述了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聚落的基本特征、形态演变和发展类型,探讨其发展机理和重建路径,并对北京市门头沟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聚落经历了传统均质化形态、转型初期异质异构的混杂形态、转型后期功能区块布局形态三个阶段,面临着分化与重组,可以通过城镇化整理、迁建和保留发展三种重建路径来实现,分为农民集中安置导向下的农民新村、农业专门化生产导向下的农业专业村镇和生态旅游导向下的民俗旅游村等三类发展模式。 [韩非, 蔡建明. 我国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聚落的形态演变与重建 . 地理研究, 2011, 30(7): 1271-1284.]https://doi.org/10.11821/yj2011070013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在快速城市化的推动下,我国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聚落正面临或经历空前的形态演变和现代转型。如何继承、保护与发展乡村文明,做好转型期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聚落的规划设计与重建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论述了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聚落的基本特征、形态演变和发展类型,探讨其发展机理和重建路径,并对北京市门头沟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聚落经历了传统均质化形态、转型初期异质异构的混杂形态、转型后期功能区块布局形态三个阶段,面临着分化与重组,可以通过城镇化整理、迁建和保留发展三种重建路径来实现,分为农民集中安置导向下的农民新村、农业专门化生产导向下的农业专业村镇和生态旅游导向下的民俗旅游村等三类发展模式。
[14]	Ma Liyang, Li Tongsheng, Li Ting, et al.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ity and type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farming-pastoral ecotone in northern China .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9): 126-133.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09.017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县域乡村性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k-均值聚类的方法,分析了研究区乡村性地域分异规律和空间相关性,并对乡村发展类型进行划分.结果显示:①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县域乡村性明显,农业在县域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②2012年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县域乡村性指数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乡村性指数空间变化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乡村性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③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县域乡村发展可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发达均衡型、欠发达均衡型和非农主导型四种类型,各类型分别占总数的31.3％、3.7％、48.6％和16.4％.最后,针对不同乡村发展类型,提出了未来发展思路和方向. [马力阳, 李同昇, 李婷, 等.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县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及其发展类型 . 经济地理, 2015, 35(9): 126-133.]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09.017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县域乡村性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k-均值聚类的方法,分析了研究区乡村性地域分异规律和空间相关性,并对乡村发展类型进行划分.结果显示:①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县域乡村性明显,农业在县域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②2012年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县域乡村性指数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乡村性指数空间变化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乡村性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③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县域乡村发展可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发达均衡型、欠发达均衡型和非农主导型四种类型,各类型分别占总数的31.3％、3.7％、48.6％和16.4％.最后,针对不同乡村发展类型,提出了未来发展思路和方向.
[15]	Stephenson W.The Study of Behavior: Q-Technique and Its Method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479-480. [本文引用: 1]
[16]	Zhou Hua, Wang Bingjun.Analysis of the coupling rurality index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Jiangsu province in China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3, 23(9): 48-55.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3.09.008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及其机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基于力学 的乡村转型发展评价模型。并通过乡村性与其耦合关系的研究，发现21世纪初江苏省乡村性在0．1488—0．8989之间。空间上呈现从南向北逐渐增高趋 势；乡村转型发展评价模型发现。76．9％地区受困子农村居民点管理．农村居民点的无序扩张成为乡村转型协调发展的最主要阻碍力；江苏乡村地区发展采取的 是一种不均衡发展模式，农村人口的转移是目前主要目标．乡村转型发展首先实现了生产空间的转移。而生活空间和身份空间依然滞留于农村地区。导致这一结果的 根本原因源于我国独特的“三元”社会结构。 [周华, 王炳君. 江苏省乡村性及乡村转型发展耦合关系研究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9): 48-55.]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3.09.008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及其机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基于力学 的乡村转型发展评价模型。并通过乡村性与其耦合关系的研究，发现21世纪初江苏省乡村性在0．1488—0．8989之间。空间上呈现从南向北逐渐增高趋 势；乡村转型发展评价模型发现。76．9％地区受困子农村居民点管理．农村居民点的无序扩张成为乡村转型协调发展的最主要阻碍力；江苏乡村地区发展采取的 是一种不均衡发展模式，农村人口的转移是目前主要目标．乡村转型发展首先实现了生产空间的转移。而生活空间和身份空间依然滞留于农村地区。导致这一结果的 根本原因源于我国独特的“三元”社会结构。
[17]	Cloke P, Marsden T, Mooney P H.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 . London: Sage, 2006: 18-28. [本文引用: 1]
[18]	Li Xiaorong, Yang Haijuan, He Yanfen, et al.Assess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and their rurality in Shaanxi province . Journal of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6, 47(2): 225-230. [本文引用: 1] [李小荣, 杨海娟, 何艳芬, 等. 陕西省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及乡村性评价 .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 47(2): 225-230.] [本文引用: 1]
[19]	Zhang Rongtian, Zhang Xiaolin, Li Chuanwu.Evolvement and mechanism of spatial pattern of rurality in Jiangsu province on county scale . Human Geography, 2013, 28(2): 91-97.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基于区域城乡一体的思想构建乡村性指数RI,通过GIS-ESDA空间分析框架,运用空间自相关、空间变差函数等测度模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县域尺度江苏省乡村性空间格局演变和机理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县域尺度江苏省乡村性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相似地区在空间聚集分布,且集聚的程度不断增强;乡村性热点区空间结构主要以徐州—宿迁—淮安为核心的圈层结构,并且不断向盐城集聚,呈现出明显的地理集中演变特征;县域尺度乡村性空间格局的连续性和自组织性越来越强,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的机理越来越显著;东北—西南方向乡村性空间差异较小,东南—西北方向乡村性的异质性则十分明显,空间差异较大。 [张荣天, 张小林, 李传武. 基于县域尺度的江苏省乡村性空间格局演变及其机理研究 . 人文地理, 2013, 28(2): 91-97.]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基于区域城乡一体的思想构建乡村性指数RI,通过GIS-ESDA空间分析框架,运用空间自相关、空间变差函数等测度模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县域尺度江苏省乡村性空间格局演变和机理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县域尺度江苏省乡村性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相似地区在空间聚集分布,且集聚的程度不断增强;乡村性热点区空间结构主要以徐州—宿迁—淮安为核心的圈层结构,并且不断向盐城集聚,呈现出明显的地理集中演变特征;县域尺度乡村性空间格局的连续性和自组织性越来越强,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的机理越来越显著;东北—西南方向乡村性空间差异较小,东南—西北方向乡村性的异质性则十分明显,空间差异较大。
[20]	Zhou Yuyu, Ma Xiaodong, Zhao Tong.Assess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and their rurality in Xuzhou city on town scale .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3, 34(6): 728-732.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以徐州市114个乡镇为研究单元，通过产业结构分析，划分了该市的乡村发展类型，构建了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对徐州市各乡镇的乡村性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表明：徐州市的农业型、工业型和商贸型乡镇所占区域比重分别是15．80％、16．70％、14．00％，而综合型乡镇所占比重达53．50％。农业型地区乡村性较强（RI〉0．55）和居中（0．40〈RI〈0．55）地区占该类型区的55．60％和33．30％；工矿型地区乡村性较弱（RI〈0．40）和居中的乡镇均占到42．11％，商贸型地区乡村性较强和居中的乡镇分别占31．25％和50．00％；综合型地区乡村性较强和居中的乡镇分别占到49．18％和34．43％，较弱的乡镇占16．39％。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徐州市乡村发展的分类调控对策，本研究为促进苏北地区乡村转型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周玉玉, 马晓冬, 赵彤. 徐州市镇域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3, 34(6): 728-732.]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以徐州市114个乡镇为研究单元，通过产业结构分析，划分了该市的乡村发展类型，构建了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对徐州市各乡镇的乡村性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表明：徐州市的农业型、工业型和商贸型乡镇所占区域比重分别是15．80％、16．70％、14．00％，而综合型乡镇所占比重达53．50％。农业型地区乡村性较强（RI〉0．55）和居中（0．40〈RI〈0．55）地区占该类型区的55．60％和33．30％；工矿型地区乡村性较弱（RI〈0．40）和居中的乡镇均占到42．11％，商贸型地区乡村性较强和居中的乡镇分别占31．25％和50．00％；综合型地区乡村性较强和居中的乡镇分别占到49．18％和34．43％，较弱的乡镇占16．39％。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徐州市乡村发展的分类调控对策，本研究为促进苏北地区乡村转型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21]	Liu Shan, Lv Lachang, Huang Ru, et al.The transition of urban space production: From space production to relation production .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3, 20(9): 42-47.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3.09.008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城市作为空间最重要的形式，其空间生产正经历着从单纯的物质空间生产到社会关系生产的嬗变。 空间生产不仅是空间产品的创造，同时也是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再造。通过回顾城市空间的研究，进一步明晰了城市空间生产内涵，分析了城市空间生产的动力以及城 市的空间生产由空间生产向关系生产的转变趋势，强调城市生产从空间生产到关系生产的范式对城市规划有重要的意义。 [刘珊, 吕拉昌, 黄茹, 等. 城市空间生产的嬗变: 从空间生产到关系生产 . 城市发展研究, 2013, 20(9): 42-47.]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3862.2013.09.008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城市作为空间最重要的形式，其空间生产正经历着从单纯的物质空间生产到社会关系生产的嬗变。 空间生产不仅是空间产品的创造，同时也是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再造。通过回顾城市空间的研究，进一步明晰了城市空间生产内涵，分析了城市空间生产的动力以及城 市的空间生产由空间生产向关系生产的转变趋势，强调城市生产从空间生产到关系生产的范式对城市规划有重要的意义。
[22]	Wang Cheng, Fei Zhihui, Ye Qinli, et al.Rural settlement space reconstruction strategy and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symbiosis theory on village scale .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14, 30(3): 205-214.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6819.2014.03.027URL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 农村居民点利用低效化是城乡转型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不 良过程，对其进行空间重构成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重构乡村空间、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突破口。该研究引入共生理论，通过分析农村居民 点空间重构共生系统，明确重构原则与步骤，构建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策略，对整村推进示范村重庆市合川区大柱村予以实证，构筑了生产功能型、服务功能型、生 活功能型3种农村居民点组团并在村域尺度下予以空间表达，形成“一轴一带三团”的村域空间布局。结果表明，共生理论对于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具有较强的适用 性；基于共生策略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既能确保农村居民点的互联互通，又能尊重农户主体地位，实现村域“资源共享、环境共建”，发挥村域资源优势，提高农 村居民点利用效率，为丘陵山区整村推进与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一种新思路。 [王成, 费智慧, 叶琴丽, 等. 基于共生理论的村域尺度下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策略与实现 . 农业工程学报, 2014, 30(3): 205-214.]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6819.2014.03.027URL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 农村居民点利用低效化是城乡转型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不 良过程，对其进行空间重构成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重构乡村空间、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突破口。该研究引入共生理论，通过分析农村居民 点空间重构共生系统，明确重构原则与步骤，构建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策略，对整村推进示范村重庆市合川区大柱村予以实证，构筑了生产功能型、服务功能型、生 活功能型3种农村居民点组团并在村域尺度下予以空间表达，形成“一轴一带三团”的村域空间布局。结果表明，共生理论对于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具有较强的适用 性；基于共生策略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既能确保农村居民点的互联互通，又能尊重农户主体地位，实现村域“资源共享、环境共建”，发挥村域资源优势，提高农 村居民点利用效率，为丘陵山区整村推进与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一种新思路。
[23]	Tu Shuangshuang, Long Hualou, Li Tingting, et al.The mechanism and models of villag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12): 141-160.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12.020URL [本文引用: 3]摘要 村镇是城乡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村镇建设对于实现城乡统筹、促进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和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要素—结构—功能"关联的视角,阐述了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的机理;基于农村发展动力源的差异性,将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模式划分为外援驱动型、内生发展型和内外综合驱动型三个一级模式.在此基础上,从农村主导功能视角,将其进一步细分为城镇建设带动型、劳务输出带动型、农业专业化和产业化带动型、乡镇工业带动型、乡村文化产业带动型、旅游产业带动型以及专业市场组织型7个二级模式.最后,从统筹城乡发展、稳步开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构乡村空间格局、加强村镇治理体系建设的角度探讨了村镇建设的创新机制和政策建议. [屠爽爽, 龙花楼, 李婷婷, 等. 中国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的机理与模式研究 . 经济地理, 2015, 35(12): 141-160.]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5.12.020URL [本文引用: 3]摘要 村镇是城乡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村镇建设对于实现城乡统筹、促进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和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要素—结构—功能"关联的视角,阐述了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的机理;基于农村发展动力源的差异性,将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模式划分为外援驱动型、内生发展型和内外综合驱动型三个一级模式.在此基础上,从农村主导功能视角,将其进一步细分为城镇建设带动型、劳务输出带动型、农业专业化和产业化带动型、乡镇工业带动型、乡村文化产业带动型、旅游产业带动型以及专业市场组织型7个二级模式.最后,从统筹城乡发展、稳步开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构乡村空间格局、加强村镇治理体系建设的角度探讨了村镇建设的创新机制和政策建议.
[24]	Liu Peilin, Liu Chunla, Deng Yunyuan, et al.A study on icon-expression of China's ancient-city landscape genes "cell-chain-shape"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 Human Geography, 2011, 26(1): 95-99.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根据地图学中图示的表达方法和理念，受生物学中基因概念的启发，采用图谱的构建范式和城市形态学的相关思路，提出了我国古城镇景观基因研究的“胞一链一形”方法。通过深入研究发现：①我国古城镇景观基因形态可大致分为正方形、长方形、拟方形、椭圆形、圆形和不规则形等类型，并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相似性和演变的规律性；②我国古城镇景观基因胞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不断多样化的趋势，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继承性和变异性；③我国古城镇景观基因链主要分为等级规制式和因地制宜式，但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表现出较大的空间差异性。 [刘沛林, 刘春腊, 邓运员, 等. 我国古城镇景观基因“胞—链—形”的图示表达与区域差异研究 . 人文地理, 2011, 26(1): 95-99.]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根据地图学中图示的表达方法和理念，受生物学中基因概念的启发，采用图谱的构建范式和城市形态学的相关思路，提出了我国古城镇景观基因研究的“胞一链一形”方法。通过深入研究发现：①我国古城镇景观基因形态可大致分为正方形、长方形、拟方形、椭圆形、圆形和不规则形等类型，并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相似性和演变的规律性；②我国古城镇景观基因胞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不断多样化的趋势，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继承性和变异性；③我国古城镇景观基因链主要分为等级规制式和因地制宜式，但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表现出较大的空间差异性。
[25]	Jerzy B, Monika W.Transformations in housing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of Poland's Lublin Region: Influence on the spatial settlement structure and landscape aesthetics .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0, 94(2): 116-126.https://doi.org/10.1016/j.landurbplan.2009.08.005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The analysis presented here concerns the influence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on spatial systems and the physiognomy of rural settlements serving various economic functions. In addition, the study offers an assessment of the influence new construction is having on the living conditions experienced by country-dwellers and the appearance and aesthetics characterising rural settlements.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paid to modern housing construction, which only began to flourish in Poland in the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 basis for the work has been provided by detailed research (field surveys,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carried out in 15 villages located in Lublin voivodeship, eastern Poland. Changes i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villag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building are presented by reference to three villages representative of the residential, tourist-recreational and agricultural functional types. The post-1989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has magnified spatial differences as regards the kind of new housing construction taking place in rural areas. The intensity at which new building is taking place is very much a function of the size of the adjacent urban centre and the area's distance from it. Housing construction concentrates close to the main transport arteries, along which a belt of enhanced economic activity is to be found. Pressure from new investors is giving rise to a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s well to the appearance of new conflicts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hous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styles of building has led to changes in traditional configuration of villages.
[26]	Liu Yansui, Chen Chong, Li Yuheng.The town-villages construction pattern under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China .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4, 33(6): 1-6.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14.06.001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村镇建设格局是指乡村地区县城、重点镇、中心镇、中心村(社区)的空间布局、等级关系及其治理体系。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优化国土空间等国家重大战略背景下,研究构筑村镇建设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针对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分析了村镇建设格局的基本内涵、战略地位与实践价值,阐释了村镇建设格局相关的城乡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新农村建设、城乡发展转型、城乡等值化等基础理论,梳理提出了村镇建设格局研究的理论体系、城乡关系地域格局研究的层次体系,深入探讨了针对新时期村镇建设格局问题,地理学亟需加强研究的前沿领域及其创新机制。 [刘彦随, 陈聪, 李玉恒. 中国新型城镇化村镇建设格局研究 .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4, 33(6): 1-6.]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14.06.001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村镇建设格局是指乡村地区县城、重点镇、中心镇、中心村(社区)的空间布局、等级关系及其治理体系。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优化国土空间等国家重大战略背景下,研究构筑村镇建设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针对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分析了村镇建设格局的基本内涵、战略地位与实践价值,阐释了村镇建设格局相关的城乡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新农村建设、城乡发展转型、城乡等值化等基础理论,梳理提出了村镇建设格局研究的理论体系、城乡关系地域格局研究的层次体系,深入探讨了针对新时期村镇建设格局问题,地理学亟需加强研究的前沿领域及其创新机制。
[27]	Ma Yongjun, Hu Xijun.Co-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ity-cluster: A case study of the Jinhua city-cluster .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26(2): 237-240.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6.02.014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城镇群体间的竞争和共生作用也越来越激烈。文章运用共生理论分析了金华城镇群之间共生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认为要加强金华城镇群的一体化建设，建立对称性互惠共生机制，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整体竞争力，是实现金华城镇群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马永俊, 胡希军. 城镇群的共生发展研究: 以浙中金华城镇群为例 . 经济地理, 2006, 26(2): 237-240.]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6.02.014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城镇群体间的竞争和共生作用也越来越激烈。文章运用共生理论分析了金华城镇群之间共生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认为要加强金华城镇群的一体化建设，建立对称性互惠共生机制，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整体竞争力，是实现金华城镇群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8]	Qian Chunlei, Ye Jing, Lu Chao.Gravity zoning in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based on an improved urban gravity model .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 34(2): 237-245.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5.02.012URL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 科学合理地划分城市经济联系是完善城市圈功能布局、实现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基础。通过引入相对引力常量、改进城市引力模型，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探讨城市经济联系空间结构及引力格局划分方法。结果如下：①改进的引力模型能客观反映城市间不相等的相对引力现状；②武汉城市圈呈现出经济辐射型、经济依赖型、经济复合型3类城市经济联系结构，武汉市是城市圈内唯一的强经济辐射型城市；③根据城市经济联系结构，将武汉城市圈引力格局划分为以孝感—武汉—咸宁为中心，黄石—鄂州—黄冈和仙桃—天门—潜江为两翼的城市组团。 [钱春蕾, 叶菁, 陆潮. 基于改进城市引力模型的武汉城市圈引力格局划分研究 .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2): 237-245.]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5.02.012URL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 科学合理地划分城市经济联系是完善城市圈功能布局、实现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基础。通过引入相对引力常量、改进城市引力模型，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探讨城市经济联系空间结构及引力格局划分方法。结果如下：①改进的引力模型能客观反映城市间不相等的相对引力现状；②武汉城市圈呈现出经济辐射型、经济依赖型、经济复合型3类城市经济联系结构，武汉市是城市圈内唯一的强经济辐射型城市；③根据城市经济联系结构，将武汉城市圈引力格局划分为以孝感—武汉—咸宁为中心，黄石—鄂州—黄冈和仙桃—天门—潜江为两翼的城市组团。
[29]	Zhu Daocai, Lu Lin, Jin Xiulong, et al.Spatial patterns of city in Anhui province based on gravity model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31(5): 552-556.URL [本文引用: 2] [朱道才, 陆林, 晋秀龙, 等. 基于引力模型的安徽城市空间格局研究 . 地理科学, 2011, 31(5): 552-556.]URL [本文引用: 2]
[30]	Gu Chaolin, Pang Haifeng.Study on spatial relations of Chinese urban system: Gravity model approach . Geographical Researh, 2008, 27(1): 1-12.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8.01.001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城市体系空间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城市体系空间联系主要从人流、物流、技术流、信息流、金融流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也有运用图论原理进行Rd链分析.近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之间的联系变得异常复杂、数据不易得到.本文试图运用重力模型方法对中国城市间的空间联系强度进行定量计算,据此刻画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联系状态和结节区结构.从研究结果看,所得结论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 [顾朝林, 庞海峰. 基于重力模型的中国城市体系空间联系与层域划分 . 地理研究, 2008, 27(1): 1-12.]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8.01.001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城市体系空间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城市体系空间联系主要从人流、物流、技术流、信息流、金融流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也有运用图论原理进行Rd链分析.近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之间的联系变得异常复杂、数据不易得到.本文试图运用重力模型方法对中国城市间的空间联系强度进行定量计算,据此刻画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联系状态和结节区结构.从研究结果看,所得结论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
[31]	Zhao Xueyan, Jiang Jinde, Zhang Li, et al.The economic links between the cities in Wangjiang urban belt and the radiation scope of the central city .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31(2): 218-223.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分析经济区内城市间经济联系不仅有利于引导城市的空间发展,而且有利于空间经济的合理组织。以皖江城市带为例,引入克鲁格曼指数、建成区面积、人口素质权重系数等指标修正了以往的引力模型,并利用城市间的日发车班次数据对修正模型进行了检验。在此基础上,利用修正模型确定了各城市的主要对外联系方向及联系强度,采用断裂点公式计算了中心城市的吸引范围。结果表明：①皖江城市带内各城市对外经济联系强度差异较大;②各城市的主要联系方向呈现中心城市指向性和地域相邻指向性特征;③合肥和芜湖为皖江城市带的两个经济中心城市,它们的对外吸引范围较为狭小。 [赵雪雁, 江进德, 张丽, 等. 皖江城市带城市经济联系与中心城市辐射范围分析 . 经济地理, 2011, 31(2): 218-223.]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分析经济区内城市间经济联系不仅有利于引导城市的空间发展,而且有利于空间经济的合理组织。以皖江城市带为例,引入克鲁格曼指数、建成区面积、人口素质权重系数等指标修正了以往的引力模型,并利用城市间的日发车班次数据对修正模型进行了检验。在此基础上,利用修正模型确定了各城市的主要对外联系方向及联系强度,采用断裂点公式计算了中心城市的吸引范围。结果表明：①皖江城市带内各城市对外经济联系强度差异较大;②各城市的主要联系方向呈现中心城市指向性和地域相邻指向性特征;③合肥和芜湖为皖江城市带的两个经济中心城市,它们的对外吸引范围较为狭小。
[32]	Xie Shunping, Feng Xuezhi, Wang Jiechen, et al.Radiation domain of commercial centers in Nanjing based on analysis of road network weighted Voronoi diagram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12): 1467-1476.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12.007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道路网络在城市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它是联系商业中心与需求间的桥梁,道路系统的更新与变化必然会对它们的关联产生影响。Voronoi图是划分势力空间的有效工具,基于道路网络分析构建的加权Voronoi图可以模拟城市商业中心功能辐射的实际情形。本文给出了基于道路网络分析的Voronoi图和加权Voronoi图构建方法,通过对各种Voronoi图的比较分析,认为基于网络路径时间分析构建的加权Voronoi面域图在商业中心辐射域模拟中最为有效。将空间相互作用和断裂点理论与网络加权Voronoi面域图相结合,模拟不同交通条件下南京市商业中心辐射域空间格局及其需求覆盖变化,并提取了辐射域的覆盖面积、覆盖人口、最远辐射路径距离和平均辐射路径距离等信息。对商业中心的地铁邻近度与其辐射域的扩张面积进行相关分析,采用域邻接矩阵描述空间划分平衡与不平衡之间的相互转变过程,可分析道路系统变更后商业中心之间空间竞争的变化趋势。分析结果表明商业中心的地铁邻近度与辐射域的扩张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快速轨道交通在商业中心空间竞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谢顺平, 冯学智, 王结臣, 等. 基于网络加权Voronoi图分析的南京市商业中心辐射域研究 . 地理学报, 2009, 64(12): 1467-1476.]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12.007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道路网络在城市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它是联系商业中心与需求间的桥梁,道路系统的更新与变化必然会对它们的关联产生影响。Voronoi图是划分势力空间的有效工具,基于道路网络分析构建的加权Voronoi图可以模拟城市商业中心功能辐射的实际情形。本文给出了基于道路网络分析的Voronoi图和加权Voronoi图构建方法,通过对各种Voronoi图的比较分析,认为基于网络路径时间分析构建的加权Voronoi面域图在商业中心辐射域模拟中最为有效。将空间相互作用和断裂点理论与网络加权Voronoi面域图相结合,模拟不同交通条件下南京市商业中心辐射域空间格局及其需求覆盖变化,并提取了辐射域的覆盖面积、覆盖人口、最远辐射路径距离和平均辐射路径距离等信息。对商业中心的地铁邻近度与其辐射域的扩张面积进行相关分析,采用域邻接矩阵描述空间划分平衡与不平衡之间的相互转变过程,可分析道路系统变更后商业中心之间空间竞争的变化趋势。分析结果表明商业中心的地铁邻近度与辐射域的扩张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快速轨道交通在商业中心空间竞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33]	Ren Guoping, Liu Liming, Fu Yonghu, et al.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household livelihood capital in metropolitan suburbs based on GWR model: A case study of Qingpu District in Shanghai . Resources Science, 2016, 38(8): 1594-1608.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6.08.17URL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 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具有空间非平稳性,因此一般以&#x0201c;平稳性假设嵌入&#x0201d;为基础的普通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空间差异分析的精确性不高。本文应用地理加权（GWR）回归模型对上海市青浦区182个行政村进行农户生计资本总量的空间分析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青浦区各行政村农户生计资本总量和类型分布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规律,生计资本总量在空间上由西向东逐渐递增;其中,农业生计资本类型由西向东逐渐减少,非农类型则由东部向西逐渐减少;经济发展因素和社会发展因素对行政村农户生计资本总量影响强于自然地理空间因素,其中与生计资本变化呈正相关的因素依次为工业化程度、到城镇中心距离、地均GDP、城镇化率、农户可支配收入;以空间&#x0201c;非平稳性&#x0201d;为基础构建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比较&#x0201c;平稳性假设嵌入&#x0201d;为基础的普通线性（OLS）回归模型,能更精确地揭示出村域农户生计资本和空间影响因子之间复杂的关系,且GWR模型参数估计的空间模式可视化特点更加直观。 [任国平, 刘黎明, 付永虎, 等. 基于GWR模型的都市城郊村域农户生计资本空间差异分析: 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 . 资源科学, 2016, 38(8): 1594-1608.]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6.08.17URL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 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具有空间非平稳性,因此一般以&#x0201c;平稳性假设嵌入&#x0201d;为基础的普通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空间差异分析的精确性不高。本文应用地理加权（GWR）回归模型对上海市青浦区182个行政村进行农户生计资本总量的空间分析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青浦区各行政村农户生计资本总量和类型分布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规律,生计资本总量在空间上由西向东逐渐递增;其中,农业生计资本类型由西向东逐渐减少,非农类型则由东部向西逐渐减少;经济发展因素和社会发展因素对行政村农户生计资本总量影响强于自然地理空间因素,其中与生计资本变化呈正相关的因素依次为工业化程度、到城镇中心距离、地均GDP、城镇化率、农户可支配收入;以空间&#x0201c;非平稳性&#x0201d;为基础构建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比较&#x0201c;平稳性假设嵌入&#x0201d;为基础的普通线性（OLS）回归模型,能更精确地揭示出村域农户生计资本和空间影响因子之间复杂的关系,且GWR模型参数估计的空间模式可视化特点更加直观。
[34]	Wang Jinfeng, Li Xinhu, Christakos G, et al.Geographical detectors-base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neural tube defects study of the Heshun region, China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2010, 24(1): 107-127.https://doi.org/10.1080/13658810802443457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Physical environment, man‐made pollution, nutrition and their mutual interactions can be major causes of human diseases. These disease determinants have distinct spatial distributions across geographical units, so that their adequate study involves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ssociated geographical strata. We propose four geographical detectors based on spatial variation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ical strata to assess the environmental risks of health: the risk detector indicates where the risk areas are; the factor detector identifies factor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risk; the ecological detector discloses relative importance between the factors; and the interaction detector reveals whether the risk factors interact or lead to disease independently. In a real‐world study, the primary physical environment (watershed, lithozone and soil) was found to strongly control the neural tube defects (NTD) occurrences in the Heshun region (China). Basic nutrition (food) was found to be more important than man‐made pollution (chemical fertilizer) in the control of the spatial NTD pattern. Ancient materials released from geological faults and subsequently spread along slopes dramatically increase the NTD risk. These findings constitute valuable input to diseas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in the region of interest.
[35]	Fu Yunxin, Hu Bing, Wang Ye.Research on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in 31 provinces of China . Economic Geography, 2012, 32(6): 144-149.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以全国31省市为研究对象,从旅游竞争现实力和旅游竞争潜力两方面构建了一个包括2个子系统、5大要素和21个基本变量的多层次、多指标旅游竞争力综合测评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分析和比较了全国31省市旅游竞争力的竞争态势,并动态分析了旅游竞争力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表明:不同省市旅游竞争力水平存在显著的梯度差异,不同时期各省市旅游竞争力也呈现出变化特征的差异。 [傅云新, 胡兵, 王烨. 中国31省市旅游竞争力时空演变分析 . 经济地理, 2012, 32(6): 144-149.]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以全国31省市为研究对象,从旅游竞争现实力和旅游竞争潜力两方面构建了一个包括2个子系统、5大要素和21个基本变量的多层次、多指标旅游竞争力综合测评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分析和比较了全国31省市旅游竞争力的竞争态势,并动态分析了旅游竞争力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表明:不同省市旅游竞争力水平存在显著的梯度差异,不同时期各省市旅游竞争力也呈现出变化特征的差异。
[36]	Du Xiangzuo, Wang Cheng, Jiang Wenhong, et al.Rural settlements restructuring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gravity model at village level: The case of Dazhu village, Chongqing, China .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12): 154-160. [本文引用: 3] [杜相佐, 王成, 蒋文虹, 等. 基于引力模型的村域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研究: 以整村推进示范村重庆市合川区大柱村为例 . 经济地理, 2015, 35(12): 154-160.] [本文引用: 3]
[37]	Wang Liping, Wang Cheng, Li Xiaoqing.Research on rural household differentiation based on the quantification of livelihood assets: Evidence from 471 rural households in Bailin Village, Shapingba District, Chongqing City . Geographical Researh, 2012, 31(5): 945-954.https://doi.org/10.11821/yj2012050017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农户生计资产的配置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决定着农户生计发展的资源优势和空间可能性,依据农户生计资产结构可以准确地识别其分化情景。研究采用"PRA+3S"相结合的方法,以地理坐标为标识码,建立农户属性与地块空间数据相链接的"农户-土地"数据库,对农户生计资产配置结构、农户类型划分、农户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资产配置结构差异明显,113户农户自然资产产值高于平均值,趋于发展农业生产;108户农户各项资产处于平均水平,主要向兼业发展;250户农户自然资产小于0.1,趋于发展非农生产;(2)依据农户生计发展趋势将其划分为农业多样化发展型(16%)、农业专业化发展型(8%)、兼业化发展型(23%)、非农多样化发展型(31%)、非农专业化发展型(22%)。 [王利平, 王成, 李晓庆. 基于生计资产量化的农户分化研究: 以重庆市沙坪坝区白林村471户农户为例 . 地理研究, 2012, 31(5): 945-954.]https://doi.org/10.11821/yj2012050017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农户生计资产的配置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决定着农户生计发展的资源优势和空间可能性,依据农户生计资产结构可以准确地识别其分化情景。研究采用"PRA+3S"相结合的方法,以地理坐标为标识码,建立农户属性与地块空间数据相链接的"农户-土地"数据库,对农户生计资产配置结构、农户类型划分、农户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资产配置结构差异明显,113户农户自然资产产值高于平均值,趋于发展农业生产;108户农户各项资产处于平均水平,主要向兼业发展;250户农户自然资产小于0.1,趋于发展非农生产;(2)依据农户生计发展趋势将其划分为农业多样化发展型(16%)、农业专业化发展型(8%)、兼业化发展型(23%)、非农多样化发展型(31%)、非农专业化发展型(22%)。
[38]	Ren Guoping, Liu Liming, Fu Yonghu, et al.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scape pattern in metropolitan suburbs .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16, 32(2): 220-229.https://doi.org/10.11975/j.issn.1002-6819.2016.02.032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为探究大都市城郊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该文应用景观格局指数分析了上海市青浦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因子分析法从地理空间和社会经济2个方面探讨了该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特征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青浦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呈现明显的东西分异特征,斑块规模东多西少,分布东密西疏,形态东部破碎西部规整;地理空间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是影响该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的主要驱动因素;地理空间差异是塑造该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基本格局的首要因素,其中耕作半径、到最近国道距离和到城市中心距离是规模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到城市中心距离、到最近城镇中心距离和到最近主要河流距离是分布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到最近国道距离、到最近高速公路距离和到最近省道距离是形态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而社会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工业化和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社会经济因素加剧了乡村聚落景观空间的异质化、空心化和破碎化,深刻改变了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的内在本质.研究结果可为大都市城郊区乡村景观保护规划和土地空间整治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任国平, 刘黎明, 付永虎, 等. 都市郊区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 农业工程学报, 2016, 32(2): 220-229.]https://doi.org/10.11975/j.issn.1002-6819.2016.02.032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为探究大都市城郊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该文应用景观格局指数分析了上海市青浦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因子分析法从地理空间和社会经济2个方面探讨了该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特征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青浦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呈现明显的东西分异特征,斑块规模东多西少,分布东密西疏,形态东部破碎西部规整;地理空间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是影响该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的主要驱动因素;地理空间差异是塑造该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基本格局的首要因素,其中耕作半径、到最近国道距离和到城市中心距离是规模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到城市中心距离、到最近城镇中心距离和到最近主要河流距离是分布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到最近国道距离、到最近高速公路距离和到最近省道距离是形态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而社会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工业化和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社会经济因素加剧了乡村聚落景观空间的异质化、空心化和破碎化,深刻改变了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的内在本质.研究结果可为大都市城郊区乡村景观保护规划和土地空间整治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39]	Jiang Tianying, Xie Min, Liu Gang.Spatial linkag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output based on gravity model: A case study in Zhejiang province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11): 1320-1329.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p>以浙江省为例,分析与探讨基于引力模型的区域创新产出空间联系。根据最大引力线数量与区域创新产出联系总量确定了区域创新产出空间联系的中心城市,并结合断裂点公式测度了中心城市的创新产出辐射范围。研究发现,与2005 年相比,2011 年各县、市区的区域创新产出联系量与区域创新产出联系总量有明显增加,但区域创新产出联系的空间格局并未有显著变化,联系密集区主要集中于杭州、宁波两地;二、三级节点城市发生明显变化,而杭州市辖区始终是浙江区域创新产出联系的中心城市;中心城市辐射区范围增大,除宁波市辖区外,中心城市对节点城市的辐射效果均略有增强。基于此,提出加大区域创新投入,优化创新环境,完善城市、县市间道路建设,加强信息发展,缩短区域之间的硬距离与软距离,增强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联系等政策建议。</p> [蒋天颖, 谢敏, 刘刚. 基于引力模型的区域创新产出空间联系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 . 地理科学, 2014, 34(11): 1320-1329.]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p>以浙江省为例,分析与探讨基于引力模型的区域创新产出空间联系。根据最大引力线数量与区域创新产出联系总量确定了区域创新产出空间联系的中心城市,并结合断裂点公式测度了中心城市的创新产出辐射范围。研究发现,与2005 年相比,2011 年各县、市区的区域创新产出联系量与区域创新产出联系总量有明显增加,但区域创新产出联系的空间格局并未有显著变化,联系密集区主要集中于杭州、宁波两地;二、三级节点城市发生明显变化,而杭州市辖区始终是浙江区域创新产出联系的中心城市;中心城市辐射区范围增大,除宁波市辖区外,中心城市对节点城市的辐射效果均略有增强。基于此,提出加大区域创新投入,优化创新环境,完善城市、县市间道路建设,加强信息发展,缩短区域之间的硬距离与软距离,增强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联系等政策建议。</p>
[40]	Wang Hongxia.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factors flows, agglomeration and urban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Yangtze Delta area cities . Shanghai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1(12): 45-54. [本文引用: 1] [王红霞. 要素流动、空间集聚与城市互动发展的定量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 上海经济研究, 2011(12): 45-54.] [本文引用: 1]
[41]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Ge Dazhuan, et al.The allo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ritical resources in rural China under restructuring: Problems and prospects .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7: 392-412.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16.03.011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61Rapid development transition has triggered corresponding restructuring in rural China.61Analyzes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affected by allo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ritical resources.61Emphasizes role of regional resources in formulating development policy and restructuring rural areas.61Restructures rural development space, rural industry, and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mainbody.61Fully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s of globalization on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