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广辉, 张佰林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transition and its economic gradient differentiation
QUYanbo, JIANGGuanghui, ZHANGBailin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11-9
修回日期:2017-02-21
网络出版日期:2017-11-10
版权声明:2017《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
展开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Keywords：
-->0
PDF (2471KB)元数据多维度评价相关文章收藏文章
本文引用格式导出EndNoteRisBibtex收藏本文-->
1 引言
土地利用转型（Land Use Transition, LUT）属于全球土地计划（Global Land Project, GLP）涉及的主要科学问题之列,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区域在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对应于土地利用形态的变化[1]。它具有非空间和空间两种表现形式,前者表现为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在该国家或区域土地面积中所占的份额,后者则指各个土地利用类型在地域空间上的分布、排列和组合特征[2]。土地利用转型最早由英国利兹大学的Grainger在其研究以林业为主的区域土地利用时提出,他认为林地面积不可能一成不变,必然存在一个转折点,在这个点上林地覆被停止降低并开始增加,但其速度受国家社会经济水平和有关政策的约束,并且该观点也被北美、欧洲、亚洲等多个国家的大量研究所证实[3-6]。随后,Lambin等于2010年提出了土地利用转型的基本研究框架,认为土地利用转型是一个非线性过程,其格局并非固定不变,且存在明显的尺度效应,转型的动力主要源于内在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供给的下降和关键资源的枯竭、以及外在的社会经济变化和土地决策管理革新[7]。结合国外经验,中国学术界也积极响应GLP项目,成立了土地变化科学工作组（CNCIGBP & CNCIHDP-LCS）和GLP北京办公室[8],构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和方法体系[9-11],开展了城市空间转型[12-13]、农村建设用地转型[14-16]和耕地转型[17-19]等某种土地利用类型或区域性土地利用转型研究,还有一些土地利用转型与城乡发展关系[20-21]、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效应[22-24]以及土地利用转型机制探测[25-26]等研究成果在颇具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发表;另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2011年将“土地利用转型”纳入“乡村土地利用与配置”研究方向的关键词之一,并在2002-2016年资助了20项以“土地利用转型”为主题的研究项目[27];2014年国际权威学术期刊Land Use Policy出版的“中国土地利用政策”专刊中也专门设置了“土地利用转型”专栏[11],这表明中国土地利用转型研究逐渐成熟,并形成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系统理论和方法,为农村居民点转型分析提供了的重要支撑。农村居民点是农村地区广泛存在且十分重要一种土地利用类型,其转型的实质也是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and-Use and Land-Cover Change, LUCC）表现形式之一。而当前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居民点变化及其驱动力[28-32]、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评价[33-35]以及农村居民点整治[36-38]等方面,关于农村居民点转型只有龙花楼研究员较早的开展了农村宅基地转型研究[8, 39],提出了具有开拓性的农村宅基地转型理论假设和一般规律,也是本文的理论基础。但受研究尺度和数据等因素影响,一方面该理论假设自提出后鲜有研究对其进行实证性探讨,另一方面该研究主要侧重于土地利用转型的非空间性表达,尚缺乏对土地利用转型的空间性探索。基于此,本文以山东省为例,以县级行政区（含县、市辖区、县级市）作为基本单元,探讨农村居民点转型的空间结构,并通过经济梯度划分和全域与特征单元的综合分析,研究农村居民点转型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在验证前人农村宅基地转型理论假设的同时,丰富土地利用转型的方法体系。
2 研究区概括与数据来源
2.1 山东省概况
山东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地理坐标为34°22.9′N~38°24.01′N、114°47.5′E ~122°42.3′E。境内海拔2~1532.7 m,中部山地突起,西南、西北低洼平坦,东部缓丘起伏,分属黄河、淮河和海河3大流域。山东省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1~14 ℃,年平均降水量550~950 mm。2014年,全省常住人口9789.43万人,土地总面积15.8×104 km2,2007-2014年山东省经济总量居稳居全国第3位,省内东、中、西部的经济梯度差异非常明显,也是全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据国土资源部门统计显示,“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严格控制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与土地整治项目的不断实施,山东省农村居民点用地发生明显变化,总量上由2005年的120.5×104 hm2增加到2011年的123×104 hm2后又降低到2014年的121.5×104 hm2,表现为先增后减之势;占建设用地面积比重上由2005年的49.48%降低到2014年的33.65%,具有持续降低的特征。由此可见,在山东省经济稳定发展且存在区域差异的条件下,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十分活跃,以此作为研究区具有典型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以山东省139个县级行政区作为基本单元,研究全省2005-2014年农村居民点转型的空间特征及其经济梯度分异。2005-2014年的土地利用变化数据源自山东省各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库的流量表,从中获取各年份年初到年末的建设用地与农村居民点增量规模,计算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这期间中国土地利用分类标准发生了变化,其中2005-2008年数据采用的是2002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全国土地分类（过渡期适用）》标准,分为3个一级类、15个二级类和71个三级类,农村居民点则属于建设用地中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下的三级地类;2009-2014年数据是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标准进行统计,其中没有农村居民点地类;为了防止数据统计差异带来的不一致性问题,根据“国标”各地类含义,将细分的农村宅基地、村庄内部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工矿用地、商服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等地类进行综合,形成与“过渡标准”相对应的农村居民点用地。2005-2014年的人口与经济数据源自各年份的《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山东省统计年鉴》及各地市统计年鉴,为了消除价格上涨等因素对GDP的影响,以1990年为基准统一修正为可比价,然后利用各县级行政区的GDP除以人口数得到人均GDP分值。3 研究方法
3.1 农村居民点转型测度
龙花楼研究员从经济发展与农村宅基地变化关系上,提出了农村宅基地转型的理论假设,并基于遥感影像数据,进行了长江沿线样带的实证分析[8]。他所谓的农村宅基地实质上是指狭义的农村居民点,而在遥感影像判读上与广义的农村居民点（包括农村宅基地、农村生产性建设用地以及相应的基础服务设施）基本一致。因此,本文参考其观点,认为农村居民点转型是指农村居民点在增加的建设用地总量中所占比例,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由高逐渐降低,直到趋于一个固定值。该过程的计算方法如式（1）、理论模式如图1所示。式中：TCr为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在不同经济梯度上具有幂指数分布特征;IArl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面积增量（hm2）;IAcl为建设用地总规模的增量（hm2）。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农村居民点转型的理论模式
-->Fig. 1Theoretical model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transition
-->
3.2 经济梯度划分
借鉴前人经验[40-42],采用人均GDP作为分析县域经济发展的特征指标,以李善同[43]在H.钱纳里提出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基础上,结合人均经济总量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构建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为依据（表1）,判别各县级行政区的经济梯度等级。即,首先计算各县级行政区的人均GDP,并以1998年的美元汇率为标准进行统一换算;然后将人均GDP除以系数1.959,得到各县级行政区的购买力平价值,进而与标准比较判定经济发展阶段。Tab.1
表1
表1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
Tab.1The standard of economic growth stages
| 阶段 | 初级生产生产阶段 | 工业化初级阶段 | 工业化中级阶段 | 工业化高级阶段 | 发达经济初级阶段 | 发达经济高级阶段 |
|---|---|---|---|---|---|---|
| 人均GDP(元/人)(1998,美元,汇率值) | 530~1200 | 1200~2400 | 2400~4800 | 4800~9000 | 9000~16600 | 16600~25000 |
| 人均GDP(元/人)(1998,美元,购买力平价值) | 1700~3010 | 3010~5350 | 5350~8590 | 8590~11530 | 11530~16850 | 16850~22730 |
新窗口打开
3.3 空间关联分析
（1）全局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主要用来分析全省农村居民点转型总体的空间关联和差异程度,常采用全局Moran's I进行计算（式（2））。I的取值在[-1, 1]之间,当I>0时,表示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的空间分布具有正相关性,即高值与高值邻近或低值与低值邻近的现象显著;当I<0时,表示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的空间分布具有负相关性,即高值与低值邻近或低值与高值邻近的现象显著;当I = 0时,表示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呈空间随机分布,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全局Moran's I可以分析单要素自身和多要素之间的空间自相关性。
式中：n为县级行政区数量,取139;xi和xj分别为区域i和j的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为转型指数的平均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是转型指数在i和j区域之间的链接关系,采用Queen邻接关系确定,空间相邻时wij = 1,空间不相邻时wij = 0。
（2）热点分析
热点分析用来识别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相似集聚区域的空间分布位置,即不同空间位置的高值簇和低值簇分布,可以弥补全局空间自相关对空间局部关系特征分析的不足,一般通过计算Getis-Ord Gi*指数（式（3））,以Z值得分和P值检验作为热点区识别的依据。如果Z值高且P值小,说明该区域是高值集聚的热点区;如果Z值低并为负数且P值小,说明该区域是低值集聚的冷点区。Z值的绝对值越高,说明空间集聚程度越大[44]。
式中：xi和xj分别为区域i和j的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计算方法同公式（3）。
3.4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用于揭示不同时点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既包括两者之间的非空间数理统计关系,也包括两者之间的空间耦合关系,分别采用公式（4）、公式（2）计算双变量的相关系数和Moran's I指数。式中：r为相关系数;
4 农村居民点转型的空间特征
4.1 全局趋势分析
基于ArcGIS10.3 地统计分析（Geostatistical Analyst）功能的趋势分析工具（Trend Analysis Tool）,采用二次多项式拟合生成山东省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的全局趋势三维透视图（图2）,以揭示农村居民点转型的总体空间布局及其趋势。其中X代表正东方向,即绿线表示东西方向变化趋势;Y代表正北方向,即蓝线表示南北方向变化趋势;Z值代表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分值。从图1可知,在X轴方向和Y轴方向上,Z值均呈现明显递减趋势,说明山东省农村居民转型指数表现为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南部地区高于北部地区的空间特征。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山东省农村居民点转型的全局趋势图
-->Fig. 2Trends analysi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transi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
4.2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利用OpenGeoda软件,计算得到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的全局Moran's I指数,其散点图分布如图3所示,各县级行政区的数据点分布在4个象限,其中第一象限表示高值-高值集聚,第二象限表示低值—高值集聚,第三象限表示低值—低值集聚,第四象限表示高值—低值集聚。利用OpenGeoda中的蒙特卡洛模拟检验法,在P值等于0.001的情况下,Moran's I=0.6317,说明山东省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在99.9%置信度下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散点大部分位于第一、三象限内,表明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呈高值—高值、低值—低值的集聚状态,全域空间上表现为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较高的县区单元趋于和较高的县区单元相邻,较低的县区单元趋于和较低的县区单元相邻。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山东省农村居民点转型的Moran散点图
-->Fig. 3Moran scatter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transi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
4.3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常用的方法有局域Moran's I统计（也称“LISA”）和热点分析两种。虽然山东省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比较强,但在第二、四象限的散点也有分布,经反复试验发现,LISA结果只能反映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区域位置,对于“高—低”和“低—高”区域的表达不显著,容易忽略一些过渡性的空间信息;而热点分析除了可以准确地发现高值簇和低值簇外,还能将次高值和次低值区域进行较好的显示,比较适合本研究需要。因此,利用ArcGIS10.3空间统计（Spatial Analyst）功能的热点分析工具（Getis-Ord Gi*）,计算得到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的Gi-Z值和Gi-P值,根据自然断点法对Gi-Z值从高到低分成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和冷点4类,形成山东省农村居民点转型的空间热点分布图（图4）。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山东省农村居民点转型的热点分布图
-->Fig. 4Spatial patter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transition in hotspot areas of Shandong Province
-->
由图4可知,① 在总体空间分布上,山东省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的高值簇主要分布在鲁西黄泛平原、鲁西南黄淮平原以及鲁中沂蒙山区,低值簇主要分布胶东丘陵地区和鲁北黄河三角洲地带。② 从具体表现上来看,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聊城市、德州市、菏泽市以及沂源县、新泰市、蒙阴县、沂南县等地;次热点区以前者为中心向外辐散到济宁、泰安、莱芜、临沂、日照、滨州等地;次冷点区分布在次热点区的外围和冷点区周边,集中分布在枣庄、济南、淄博、滨州、潍坊等地;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东部和北部地区的青岛、烟台、威海和东营等地。值得注意的是,热点区和次热点区分布在黄淮海流域和沂蒙山区,根据《山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黄淮海流域是山东省的农业主产区和村庄分布密集区域,鲁中南山区则是全省生态绿心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在社会经济发展上也是山东省省会城市群经济圈重点辐射地区和未来的经济隆起带,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基础相对落后。而冷点区和次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城市群、“蓝黄”两大经济区和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核心地带,该区域既是全国的优先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又是全省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与协调发展的示范区,受优越的政策环境和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双重因素叠加影响显著。③ 在变化趋势上,与前文的全局空间分布相对应,即在东到西方向上,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由东部地区的威海、烟台、青岛等向中部地区的潍坊、淄博、济南递增,再到西部地区的聊城和德州进一步递增;在南到北方向上,则由南部地区的菏泽、临沂高值区,过渡到中部地区的济宁、泰安和淄博中值区,再到北部地区的滨州、东营低值区。
5 农村居民点转型的经济梯度分析
5.1 经济发展梯度划分与相关分析
（1）经济发展梯度划分。利用李善同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将山东省2014年各县级行政区划分为5个发展阶段（图5）。山东省各县（市、区）的经济发展以工业化初级和中级阶段占据主导;发达经济初级阶段和初级产品生产阶段的县级行政区较少,前者呈点状散落在青岛市中区、济南历下区、烟台龙口市和东营垦利县,后者则分布在鲁西南的菏泽和聊城等地。整体上,不同经济梯度的县级行政区数量由高级到低级阶段呈近似正态分布特征,对应空间表现则以高级阶段为中心到低级阶段呈辐射状分布。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山东省经济发展阶段分布图
-->Fig. 5Spati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stages in Shandong Province
-->
（2）相关分析。分别利用SPSS 19.0和OpenGeoda软件计算2005-2014年山东省各县级行政区人均GDP与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的相关系数和双变量Moran's I值,分析两者的非空间数理统计性与空间耦合性关系（表2）。在2005-2008年和2012-2014年农村居民转型指数与人均GDP存在0.01水平的显著负相关,2009-2011年存在0.05水平的显著负相关;在双变量全局空间相关性上,只有2009年和2011年没有通过P = 0.001的检验,整体上农村居民转型指数与人均GDP存在显著的空间耦合性。进一步分析显示,2009-2011年受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实施的影响,山东省农村居民点新增规模较高,而同期人均GDP增速降低,导致这一时段两者的空间相关性不显著。
Tab.2
表2
表2经济发展与农村居民转型的相关系数
Tab.2Correlative matrix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 年份 | 2005年 | 2006年 | 2007年 | 2008年 | 2009年 | 2010年 | 2011年 | 2012年 | 2013年 | 2014年 |
|---|---|---|---|---|---|---|---|---|---|---|
| r | -0.6014** | -0.5347** | -0.6118** | -0.6543** | -0.3184* | -0.4532* | -0.2654* | -0.4894** | -0.5023** | -0.5542** |
| Moran's I | -0.3221 | -0.3875 | -0.4012 | -0.4196 | -0.0808 | -0.1738 | -0.0475 | -0.2189 | -0.2579 | -0.3037 |
| P值 | 0.0010 | 0.0010 | 0.0010 | 0.0010 | 0.0826 | 0.0010 | 0.1453 | 0.0010 | 0.0010 | 0.0010 |
新窗口打开
同时,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2005-2014年山东省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均值统计显示（图6）,“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山东省农村居民点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比例从经济发展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分别为21.07%、16.87%、13.72%、13.02%和7.27%,以幂函数（R2 =0.7963）特征逐渐降低,表明从低级到高级经济发展阶段的农村居民点和其他建设用地之间逐步趋于新的平衡,该表现态势与龙花楼提出的农村宅基地转型理论假设基本吻合。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山东省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分布
-->Fig. 6Distribu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transition index in different economic growth stages in Shandong Province
-->
5.2 不同经济梯度的农村居民点转型分析
虽然全省总体上表现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村居民点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比重越低”的特征,但对于省域内不同特征单元,该理论假设是否也成立?对此,综合山东省经济发展梯度分布格局和关键地理要素,分别选取“点—线—面”特征单元进行农村居民点转型的经济梯度分异探讨,其中“点”是指5个典型县级行政区,分别位于鲁东、鲁北、鲁中、鲁西和鲁南不同地理环境,并且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线”是指参照IGBP陆地样带划分标准[1]选取的3条典型样带,一是以河流为参照贯穿省域南北的黄河下游沿线样带,二是以铁路为参照贯穿省域东西的胶济铁路及其延长线样带和菏日铁路沿线样带;“面”是指山东省“两区一圈一带”发展战略对应的4大区域（图7）。（1）“5县”分异特征。图7中“5县”分布显示,从龙口市到曹县的人均GDP水平依次降低,分属5个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从经济低级县到经济高级县的农村居民点在增加建设用地中所占面积比例逐渐递减,乘幂趋势线的R2 = 0.8502,较好地反映了5个县市农村居民点处于不同的转型阶段。一方面,发达县市的城镇化速度较快,新增建设用地多配置在中心城区、小城镇和产业园区,同时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加上村庄和住房改造时间较早,对新增宅基地的需求很少,农村居民点在增加建设用地中的比重也就降低;另一方面,欠发达县市的农村人口比较多,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改善住房条件的愿望强烈,加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农村居民点增量有所偏高。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7山东省不同特征单元农村居民点转型分布
-->Fig. 7Distribu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transition in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units in Shandong Province
-->
（2）“3带”分异特征。考虑各样带上县级行政区在地域上的连续性,以所处地市为参照划分为若干段位,对于某些突变点（包括黄河下游沿线样带中的省会中心城区和胶济铁路及其延长线样带的青岛市中心城区）单独列出,然后计算2005-2014年各段位增加的建设用地中农村居民点所占比例均值。图7中“3带”分布发现,3条样带中各段位的经济差异显著,其中黄河下游沿线样带和胶济铁路及其延长线样带的段位对应着4个经济发展阶段,菏日铁路沿线样带则对应这3个经济发展阶段。虽然个别样带存在高级经济段位的农村居民转型指数略高于低级经济段位的现象,但整体上各样带从经济低级段位到经济高级段位的农村居民转型指数均呈递减态势,乘幂趋势线的R2值较高,分别是0.8115、0.7575和0.7514,也反映出3条样带不同段位的农村居民所处的转型阶段。
但是,在空间分布上各段位的经济梯度变化并不是连续的,而是存在突变点或空间跳跃性递减,如黄河下游沿线样带从菏泽段到东营段经济梯度逐渐提高,但在济南中心段发生突变;菏日铁路沿线样带的经济梯度递减过程在空间上基本是连续的,因为济宁段和临沂段处于相同经济阶段;而胶济铁路及其延长线样带的经济梯度递减过程是以济南中心段和青岛中心段为突变点,由青岛段向东转到烟威段,再向西跳跃到淄博段后又向东转到潍坊段,最后向西跳跃到德州段,呈双中心突变和3段式跳跃的变化过程。这与山东省“双核”经济发展的空间特点相一致,同时也受区位条件和自然环境等因素影响。
（3）“4区”分异特征。对山东省“两区一圈一带”发展战略区的人均GDP和2005-2014年农村居民点在增加建设用地中所占比例均值分别测算,由图7中“4区”分布可知,“4区”经济梯度差异明显,其中“蓝色”经济区的人均GDP最高,整体上处于工业化高级阶段;“黄色”经济区和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人均GDP次之,均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鲁南经济带的人均GDP偏低,属于工业化初级阶段。从低级经济区到高级经济区的农村居民点在增加建设用地中所占比例呈递减变化,乘幂趋势线的R2 = 0.9420,不同区域农村居民点转型的阶段性特征十分显著。其中,“蓝色”经济区的城镇化水平比较高,自2011年上升到国家战略以来,新增建设用地倾向于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产业园区建设和高端服务业发展方面,而该区域的农村居住和生活条件在2005年以前基本改造完成,所以农村居民点在增加建设用地中的比例较低。“黄色”经济区在2009年上升到国家战略后,在生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着力加快生态环境保护和城镇集中建设,提升城镇化水平;同时,对于一些盐渍化严重区域的村落需要进行更新改造和社区化异地安置,由此也提高了农村居民点的增量比重。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和鲁南经济隆起带建设自2013年才正式启动,该区域是山东省贫困县和欠发达县集中分布区,也是“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的重点扶贫区,区域经济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城市、小城镇和产业园区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兼顾贫困地区的新型农村社区和基础设施建设,加上农村产业发展的需要,必然造成农村居民点在增加建设用地中的比例偏高。所以,受社会经济基础和“4区”政策执行时间差异的影响,2005-2014年山东省“两区一圈一带”的农村居民点转型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1）山东省2005-2014年农村居民点转型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在全局趋势上,山东省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表现为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南部地区高于北部地区,全局Moran's I指数高达0.6317,说明山东省各县（市、区）农村居民点转型存在高值—高值、低值—低值的空间集聚模式。在局部趋势上,热点分析发现山东省农村居民点转型的热点区和次热点区集中分布在社会经济相对落后和生态环境脆弱的鲁西黄泛平原、鲁西南淮河平原以及鲁中沂蒙山区;次冷点区分布在次热点区外围的济南、淄博、潍坊、日照、滨州、枣庄等地;冷点区集中分布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胶东丘陵地区和鲁北黄河三角洲地带。（2）山东省2005-2014年农村居民点转型的经济梯度分异特征显著。相关分析发现,农村居民点转型与经济发展水平在数理统计上完全通过皮尔森相关性检验,在空间关联性方面除个别年份外整体上也通过Moran's I指数检验。耦合分析发现,无论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还是“点—县—面”特征单元上,农村居民点在增加建设用地中所在比例均表现出低级到高级经济梯度的递减规律,乘幂变化的趋势显著,这也很好验证了前人提出的农村宅基地转型理论假设。
6.2 讨论
本文探索了农村居民点转型的空间特征,弥补了土地利用转型空间性分析的不足;同时,研究结果也较好的验证了前人提出的理论假设。但研究中还存在几点局限性：（1）农村居民点转型内涵需要进一步扩充。这是因为已有理论假设主要是从农村居民点外部性界定了其转型内涵,即以单一的土地利用面积所占份额作为测度标准,比较适用于短时间序列的大尺度研究单元的横向对比分析,对微观层面上农村居民点转型的长时间变化特征难以把握,尤其是农村居民点内部结构与功能是如何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变化,这容易造成研究结果对指导农村土地管理的实践意义不强,也必然会影响农村居民点转型研究的方法选择。
（2）土地利用转型通常是指土地利用形态在较长时间序列上的纵向变化。在中国,农村建房尤其是平房建设的周期一般在10~15年,相对而言本文选取2005-2014年的时间断面进行研究略显短促,这主要是受中国土地利用统计数据的时间序列比较短所限。山东省2006年以前各县（市区）土地利用数据多为台账式记录,甚至有的地区没有统计台账,造成全部行政单元数据的收集难度太大。因此,本文参照龙花楼提出的样带横向比较思维[1],即由于地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空间差异显著导致在同一时段内出现不同的土地利用转型阶段,从省级全域层面和“点、线、面”特征单元综合的角度,对比分析了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点形态变化,并充分验证了理论假设。后续研究将通过深入调研获取特征单元的历史数据,进行长时间序列纵向分析。
（3）“以点映面”一般需要典型和充足的样点数据。本文中发达经济初级阶段和初级产品生产阶段的区域样本量相对较少,其代表性可能会引起质疑,但这也符合山东省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即整体经济水平比较高且区域差异程度相对较低,导致了高级别和低级别样本数量相对较少的格局。另外,从历年经济发展数据来看,济南市历下区、青岛市中区、市北区和黄岛区、烟台龙口市和东营市东营区自2006年就进入发达经济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稳定的增长态势,可以消除存在突变性的顾虑。不过,为了充分验证前人及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一方面需要扩大研究范围,增加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样本数量;另一方面还要对现有样本进行长期跟踪监测,观察农村居民点转型的演化过程。
（4）土地利用转型是指在社会经济变化与革新的驱动下,一定时期内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由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的过程[1]。由此可知,社会经济发展是土地利用转型的主要驱动力,其同样作用于农村居民点的转型过程,本文也着重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但从系统要素综合的角度和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来看,影响农村居民点形态演变的因素还有很多,如自然地理条件、区位交通条件、政策与管理制度、人口变化和地域文化等因素。其中,自然地理条件是农村居民点选址和布局的直接影响因素,其作用程度是长期稳定的,从平原到丘陵再到山区,建设开发难度增大,农村居民点扩张规模减少、转型程度降低;区位交通条件反映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居民点的影响,从偏远地区到城市近郊,城乡关系互动增强,农民收入提升并带动住房与设施建设用地的增长,农村居民点转型速度加快;政策与管理制度是影响农村居民点变化的决策性因素,通常在村庄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宅基地无偿使用与审批制度不健全、村庄用地规划滞后以及闲置宅基地处理制度与法规缺失等原因,导致农村居民点无序扩张,随着规划制度与调控措施的不断完善,农村居民点低速甚至负向增长,转型加速并趋于稳定;人口是农村居民点变化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影响村庄的规模与发展方向,为了满足和提高生活与生产的需求,人类不断扩大村庄建设范围和土地利用程度,改变着农村居民点格局,而人口的迁移与衰退也会促使农村居民点衰败,加速其转型进程;地域文化环境是影响农村居民点主体价值和行为习惯的本质性因素,从传统文化到新兴文化的发展,农民间相互攀比的心理和社会风气更加盛行,超标准占地行为多见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农村居民点增加,阻碍了转型进程。因此,如何全面解析农村居民点转型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也将成为后续研究工作的重点内容。
（5）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发展形势和要求,决策部门应及时按照土地利用形态调整或制定相应的管理与调控措施。对山东省来说,处于高等别经济发展阶段的胶东半岛、鲁中地区济南与淄博以及鲁北地区东营,其农村房屋的外延式扩建行为基本消尽,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比较完善,房屋质量和乡村环境完全满足居民生活的需要,因此农村居民点年均增量较少,基本上处于10%左右的低水平稳定状态;但该地区城镇化进城较快,由于农村人口迁移与进城务工、房屋继承和缺乏有效的宅基地流转途径,容易加重农村居民点空心化程度,应该建立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的政策约束与激励机制,从规范用地审批程序、明确土地与房屋权属、健全增值收益分配和完善市场体系调配等方面推进农村建设用地的有效流转,稳定农村居民点与其他建设用地之间的平衡关系。处于低等别经济发展阶段的鲁西地区菏泽、聊城和德州、鲁南地区济宁和临沂,其农村居住环境能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意迫切,导致基础设施和房屋改建扩建之势强烈,并常常伴随建新弃旧、外扩内空、一户多宅等现象产生,农村居民点增量比例多在20%左右;这些地区应结合小城镇建设和土地综合整治工程,科学制定村庄建设规划,合理分解村庄用地指标,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逐步引导村庄“下山进川”、向道路和城镇集中,促进农村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处于中等经济发展阶段的其它地区,如潍坊、日照、泰安、莱芜等地,其农村居民点存在着周边高等别或低等别经济发展阶段地区的共性问题,在因地制宜采取以上治理措施的同时,还要组织开展农村空闲土地调查清理活动,加大农村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力度,新增建设用地应优先安排存量用地,通过激励机制鼓励“一户多宅”和闲置住宅的有效腾退,引导农村居民点在增加建设用地中所占比例逐步降低并趋向稳定。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
| [2] | |
| [3] | |
| [4] | Deforest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s given rise to much concern in recent years. Until the early 19th century, many now-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France experienced similar deforestation. Net deforestation then gave way to net reforestation: this shift is defined as the forest transition. The courses and drivers of forest transitions are not well understood: until a better understanding is achieved,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evaluate the prospects for comparable forest transitions to occu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paper aims to adv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est transition by analysing its occurrence in France. It concludes that the transition can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a crisis-response model, set in the context of a number of necessary factors.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forest transition was accompanied by a paradigmatic shift from the pre-industrial to the industrial forest, the former relating to local use for a diversity of purposes and the latter geared to the perceptions and needs of the urban-industrial state. |
| [5] | Globalization is often viewed as a driver of deforestation, but there are contexts where it promotes forest recovery. This is the case in El Salvador. In spite of population densities in excess of 200 people per km 2 , the country, which has been seen as a Malthusian parable of population and ecological catastrophe, is now increasingly wooded. This reflects the impacts of globalization (new flows of labor,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ideas) which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rural economy, as well as local processes such as civil war (which constrained the agricultural frontier), structural adjustment policies, and agrarian reform. |
| [6] | Abstract Tropical forest habitat continues to decline globally, with serious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e small mountain country of Nepal provides an excellent context in which to examine trajectories of forest-cover change. Despite having experienced large-scale forest clearing in the past, significant reforestation has taken place in recent years. The range of biophysic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and diversity of tenure arrangements provide us with a context with sufficient variation to be able to derive insight into the impact of a range of hypothesized drivers of forest change. This article draws on a dataset of 55 forests from the middle hills and Terai plains of Nepal to examine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orest clearing or regeneration. Results affirm the central importance of tenure regimes and local monitoring for forest regrowth. In addition, user group size per unit of forest area is an important, independent explanator of forest change. These variables also can be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practices that further influence forest change such as the management of social conflict, adop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to reduce pressure on the forest, and involvement of users in forest maintenance activities. Such large-N, comparative studies are essential if we are to derive more complex, nuanced, yet actionable frameworks that help us to plan better polici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
| [7] | The concept of land use transition highlights that land use change is non-linear and is associated with other societal and biophysical system changes. A transition in land use is not a fixed pattern, nor is it deterministic. Land use transitions can be caused by negative socio-ecological feedbacks that arise from a depletion of key resources or from socio-economic change and innovation that take place rather independently from the ecological system. Here, we explore whether the sources of land use transitions are mostly endogenous socio-ecological forces or exogenous socio-economic factors. We first review a few generic pathways of forest transition as identified in national case studies, and evaluate the varying ecological quality of expanding forests associated with these pathways. We then discuss possible explanatory frameworks of land use transitions. We use the case of the recent forest transition in Vietnam as an illustration. Socio-ecological feedbacks seem to better explain a slowing down of deforestation and stabilization of forest cover, while exogenous socio-economic factors better account for reforestation. We conclude by discussing the prospects of accelerating land use transitions in tropical forest countries. |
| [8] | 土地利用转型是土地利用变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由IGBP和IHDP联合发起的全球土地研究计划(GLP)的重要研究内容。目前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研究仍然有待进一步理论化,在学科综合与集成基础上提出的假设对土地变化科学显得尤为重要。土地利用转型研究需要寻求一种综合的方法,来对社会和环境变化的时间尺度和历史背景进行整合。通过分析特定时期内中国农村建房的影响因素及相应的管理政策,在了解中国农村建房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农村宅基地转型趋势的理论假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宅基地在增加的建设用地总量中所占比例将由高逐渐降低,直到这一比例趋向于一个固定值。最后运用长江沿线样带农村宅基地转型研究结果验证了该理论假设。 . 土地利用转型是土地利用变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由IGBP和IHDP联合发起的全球土地研究计划(GLP)的重要研究内容。目前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研究仍然有待进一步理论化,在学科综合与集成基础上提出的假设对土地变化科学显得尤为重要。土地利用转型研究需要寻求一种综合的方法,来对社会和环境变化的时间尺度和历史背景进行整合。通过分析特定时期内中国农村建房的影响因素及相应的管理政策,在了解中国农村建房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农村宅基地转型趋势的理论假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宅基地在增加的建设用地总量中所占比例将由高逐渐降低,直到这一比例趋向于一个固定值。最后运用长江沿线样带农村宅基地转型研究结果验证了该理论假设。 |
| [9] | 07-17(5) . |
| [10] | <p>将用途转移和集约度升降这两种类型的土地利用变化整合在一个过程中，解释变化机制的理论，有古典经济学的地租理论，还有若干理论性假说。这些假说又常常与一些土地利用的环境效应命题联系在一起，扩充为解释人地关系的假说。综述了解释农地利用变化的四大假说（包括基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土地面积持续扩张假说、博斯鲁普的需求诱发型集约化假说、吉尔茨的集约度弹性假说、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说）和农地利用环境效应的三大命题（包括农地面积扩张造成土地退化、优质土地的集约化间接促使生态脆弱地区环境改善、农地利用粗放化和弃耕促使环境和生态恢复），以及围绕这些假说和命题的争论和实证研究，旨在为土地利用变化的情景构建、模型模拟及愿景设计提供学术依据。</p> . <p>将用途转移和集约度升降这两种类型的土地利用变化整合在一个过程中，解释变化机制的理论，有古典经济学的地租理论，还有若干理论性假说。这些假说又常常与一些土地利用的环境效应命题联系在一起，扩充为解释人地关系的假说。综述了解释农地利用变化的四大假说（包括基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土地面积持续扩张假说、博斯鲁普的需求诱发型集约化假说、吉尔茨的集约度弹性假说、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说）和农地利用环境效应的三大命题（包括农地面积扩张造成土地退化、优质土地的集约化间接促使生态脆弱地区环境改善、农地利用粗放化和弃耕促使环境和生态恢复），以及围绕这些假说和命题的争论和实证研究，旨在为土地利用变化的情景构建、模型模拟及愿景设计提供学术依据。</p> |
| [11] | 自21世纪初土地利用转型这一研究方向引入中国后,土地利用转型已成为当今学术界和国家行政部门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在拓展深化土地利用转型的概念内涵,阐述土地利用转型的理论模式基础上,探讨了土地利用转型与土地资源管理二者之间的互馈机制,进而分析了土地利用转型与土地资源管理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指出：决策部门应根据土地利用形态的变化适时调整土地资源管理政策措施,充分考虑目标区域所处的土地利用转型阶段,以增强土地资源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在探讨未来土地利用转型与土地资源管理研究方向基础上,强调土地利用隐性形态及其变化应当成为今后土地利用转型与土地资源管理研究关注的焦点,通过管控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变化来创新土地资源管理政策法规及制度,提升土地资源管理水平。 . 自21世纪初土地利用转型这一研究方向引入中国后,土地利用转型已成为当今学术界和国家行政部门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在拓展深化土地利用转型的概念内涵,阐述土地利用转型的理论模式基础上,探讨了土地利用转型与土地资源管理二者之间的互馈机制,进而分析了土地利用转型与土地资源管理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指出：决策部门应根据土地利用形态的变化适时调整土地资源管理政策措施,充分考虑目标区域所处的土地利用转型阶段,以增强土地资源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在探讨未来土地利用转型与土地资源管理研究方向基础上,强调土地利用隐性形态及其变化应当成为今后土地利用转型与土地资源管理研究关注的焦点,通过管控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变化来创新土地资源管理政策法规及制度,提升土地资源管理水平。 |
| [12] | 讨论了从计划经济到转型期中国河谷盆地型城市空间扩展与土地利用发展趋势及理论设想,并以兰州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在GIS技术支持下,以不同年份兰州市建成区土地利用现状图以及2004年卫星遥感图为基础,在总结城市空间扩张特征、用地结构转变等整体特征的基础上,利用弹性指数、转移矩阵和动态模型等若干方法,分析了1949～2005年城市土地利用扩张、结构特征和动态变化,得出了城市新增用地扩展经济弹性指数由4.29上升到5.02,1976～2001年道路广场开发度高达19.30%,耗减度仅为1.37%,2001～2004年建成区内公共设施用地开发度跃至19.39%,农业用地耗减度高达13.66%,用地扩展弹性系数远超过1.12的合理范围,转型期城市用地信息熵值升高,建设用地向滩地、山地扩张趋势显著等结论。 . 讨论了从计划经济到转型期中国河谷盆地型城市空间扩展与土地利用发展趋势及理论设想,并以兰州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在GIS技术支持下,以不同年份兰州市建成区土地利用现状图以及2004年卫星遥感图为基础,在总结城市空间扩张特征、用地结构转变等整体特征的基础上,利用弹性指数、转移矩阵和动态模型等若干方法,分析了1949～2005年城市土地利用扩张、结构特征和动态变化,得出了城市新增用地扩展经济弹性指数由4.29上升到5.02,1976～2001年道路广场开发度高达19.30%,耗减度仅为1.37%,2001～2004年建成区内公共设施用地开发度跃至19.39%,农业用地耗减度高达13.66%,用地扩展弹性系数远超过1.12的合理范围,转型期城市用地信息熵值升高,建设用地向滩地、山地扩张趋势显著等结论。 |
| [13] | 运用多视角的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典型相关性分析等方法,以江苏省1985、1995、2005和2008年4期遥感影像解译获取的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基于＂生产—生态—生活＂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体系,定量研究了江苏省24年来区域用地转型规律与驱动力变化。结果表明：11985—2008年间,即前工业化阶段到工业化中后期,江苏省土地利用变化显著,整体经历了＂缓慢变化—剧烈变化—缓慢变化＂的倒U型转型规律。2农业生产用地和绿色生态用地呈逐步减少趋势,区域用地的粮食生产功能与绿库功能相对重要性降低,而其他主导功能用地持续增加,土地利用系统历经了生产、生态与生活用地之间的耦合转型。3转出和转入双重视角下,农业生产用地在三个时期均成为其他用地最主要的来源,而生活用地成为最主要的接受者;绿色生态用地成为其他用地类型的次主要来源,但其和水域生态用地的相互转化调整使得生态用地总量保持稳定。4通过对多种潜在影响土地利用转型的社会经济因子进行典型相关性分析发现,GDP、工业产值、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的变化是对江苏省用地转型贡献作用最大的驱动因子。 . 运用多视角的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典型相关性分析等方法,以江苏省1985、1995、2005和2008年4期遥感影像解译获取的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基于＂生产—生态—生活＂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体系,定量研究了江苏省24年来区域用地转型规律与驱动力变化。结果表明：11985—2008年间,即前工业化阶段到工业化中后期,江苏省土地利用变化显著,整体经历了＂缓慢变化—剧烈变化—缓慢变化＂的倒U型转型规律。2农业生产用地和绿色生态用地呈逐步减少趋势,区域用地的粮食生产功能与绿库功能相对重要性降低,而其他主导功能用地持续增加,土地利用系统历经了生产、生态与生活用地之间的耦合转型。3转出和转入双重视角下,农业生产用地在三个时期均成为其他用地最主要的来源,而生活用地成为最主要的接受者;绿色生态用地成为其他用地类型的次主要来源,但其和水域生态用地的相互转化调整使得生态用地总量保持稳定。4通过对多种潜在影响土地利用转型的社会经济因子进行典型相关性分析发现,GDP、工业产值、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的变化是对江苏省用地转型贡献作用最大的驱动因子。 |
| [14] | Land use transition refers to the changes in land use morphology (both dominant morphology and recessive morphology) of a certain region ove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driven by socio-economic change and innovation, and it usually corresponds to the transition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hase. In China,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are the two major sources of land use transi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of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transition in China, using high-resolution Landsat TM (Thematic Mapper) data in 2000 and 2008, and the data from the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of China. The outcomes indicated that: (1) during 2000–2008,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farmland vs. rural housing land change is 610.921, and it shows that the change pattern of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is uncoordinated; (2) the result of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rural housing land change has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and (3) it shows a high-degree spatial coupling between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change in southeast China during 2000–2008. In general,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transition in China is driven by socio-economic, bio-physical and managerial three-dimensional driving factors through the interactions among rural population,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However, the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phenomenon and mechanism of farmland and rural housing land transition in China are largely due to the “dual-track” structure of rural-urban development. |
| [15] | During the past decade, great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boost the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in the Loess Plateau, especially for reducing soil erosion by vegetation restoration measures. The Grain-for-Green project (GFG) is the largest ecological rehabilitation program in China, which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ecologically fragile region of west China. Based on the Landsat TM/ETM images for three time periods (2000, 2005 and 2010), this study applied the GIS technology and a hill-slope analytical model to reveal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al patterns of returning slope farmland to grassland or woodland in Baota District, Yan’an city of Shaanxi province. Results showed that: (1) from 2000 to 2010, the area of farmland decreased by approximately 35,030 ha, which is the greatest decrease among all the land-use types, whereas grassland, wood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increased, of which grassland expanded rapidly by 26,380 ha. (2) The annual variation rate of land-use dynamics was 1.98% during the period 2000–2010, of which the rate was 1.05% for the 2000–2005 period and 2.92% for the 2005–2010 period, respectively. Over the past decade, returning farmland to woodland or pastures was the main source of increased grassland and woodland, and the reduction of farmland contributed to the increase in grassland and woodland by 97.39% and 85.28%, respectively. (3) As the terrain slope increases, farmland decreased and woodland and grassland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reas with a slope ranging from 15° to 25° and less than 15° were the focus of the GFG project, accounting for 85% of the total area of farmland reduction. Meanwhile, the reduction in farmland was significant and spatial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crease in woodland and grassland. (4) Between 2000 and 2010, the area of destruction of grass and trees in grasslands and woodlands for the reclamation of farmland was approximately 4596 ha. The area subject to the GFG policy was 4456 ha with a slope greater than 25° over the decade, but the area of farmland was still 10,357 ha in 2010.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has still a great potential for returning the steep-slope farmlands to woodlands or grasslands in the Loess Plateau. |
| [16] | 61We explore the functional transi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through analyzing land-use differentiation.61Differentiation of land-use structure is observed from suburban area to the rural hinterland.61The use change of rural housing also ha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due to the urban sprawl.61Increasing non-agricultural function and urban servicing function is confirmed in the study areas. |
| [17] | 当前,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总体上处于“描述—解释”阶段,高度集中在森林转型研究领域及空间形态研究路径.学术界亟须推动土地利用转型研究向科学调控阶段发展.对此,本文尝试提出耕地转型的研究路径,以期带动土地利用转型研究领域向半人工半自然复合土地系统乃至人工土地系统拓展、研究路径向非空间形态延伸.耕地转型诊断可以从空间形态转型与功能形态转型两条路径开展.其中,前一路径关注耕地的空间分布及其收缩与扩张,可以从耕地数量变化或格局变化视角开展研究;后一路径关注耕地功能的变化过程,可以从外部性或政策演进视角开展研究.由社会—生态负反馈驱动的耕地功能形态转型,主导着由社会—经济动态驱动的耕地空间形态转型进程.据此,作者构建了耕地转型调控框架及其层次分析体系. . 当前,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总体上处于“描述—解释”阶段,高度集中在森林转型研究领域及空间形态研究路径.学术界亟须推动土地利用转型研究向科学调控阶段发展.对此,本文尝试提出耕地转型的研究路径,以期带动土地利用转型研究领域向半人工半自然复合土地系统乃至人工土地系统拓展、研究路径向非空间形态延伸.耕地转型诊断可以从空间形态转型与功能形态转型两条路径开展.其中,前一路径关注耕地的空间分布及其收缩与扩张,可以从耕地数量变化或格局变化视角开展研究;后一路径关注耕地功能的变化过程,可以从外部性或政策演进视角开展研究.由社会—生态负反馈驱动的耕地功能形态转型,主导着由社会—经济动态驱动的耕地空间形态转型进程.据此,作者构建了耕地转型调控框架及其层次分析体系. |
| [18] | Land function change has been the focu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olicy making worldwid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land use demand at present in China shared common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South Korea, USA, and European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have undergone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 transition. Whether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 transition occurred is of significance for land change science and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n China. However, there has been no explicit methodology for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 change research. This paper firstly presents a methodology by integrating policy development analysis based on the normative connot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 or termed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 demand and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positive connot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 or termed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 supply. Then,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 transition is diagnosed by analyzing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 change in 1949鈥2012. Results show that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 transition overall occurred in 2006. Specifically, the normative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 or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 demand fragmented into seven types in 1985 and upgraded in 2004. Total value of the positive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 or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 supply turned to rise with an increase from 2.40 to 2.45 as the coefficients of variability(CV) of the value of the seven functions decreased from 2.94 to 2.29 in 2006鈥2012. The two-year gap between these two aspects of transition mainly resulted from the time lag effect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ition, co-ordination and malposi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 coexisted with supply lag and function morphology distortion. Considering the transition experiences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mentioned above, suggestions on multifunctional cultivated land management are proposed. Moreover, route of land use transition research is discussed. |
| [19] | . |
| [20] | . Since the turn of the new millennium,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focus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on substantially improving rural residents’ well-being and achiev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s paper examines China’s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ree assessing indicator systems (the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the rural transformation level, and the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level), using government socioeconomic data from 2000 to 2008. Spati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es, supported by SPSS 13 and ArcGIS 9.2 software, show that rural China has experienced universal and intense transformative development since 2000. China’s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declined greatly between 2000 and 2008.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that corresponds to a certain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will lead to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rural systems and an improved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more attention needs to be paid to the powerful factors that fuel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coastal China, to coordinat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pressure of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century. Given the multiscale nature of regional inequalities in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mproving r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aimed at various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types might be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shape a more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pattern in China. |
| [21] | 以沛县为例,分析了以传统农业为主的苏北乡村转型发展与乡村土地利用转型的耦合特征.研究表明：2006～2012年间,沛县乡村土地利用变化以生产用地向生活用地转变为主,具体体现在耕地-农村居民点用地、耕地-城镇用地的转变.计算结果表明,沛县全县乡村性指数较高,为0.06～0.70,其中〉0.50的有8个乡镇,〈0.20的只有2个.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表明,耕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耦合系数与乡村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等级相关. . 以沛县为例,分析了以传统农业为主的苏北乡村转型发展与乡村土地利用转型的耦合特征.研究表明：2006～2012年间,沛县乡村土地利用变化以生产用地向生活用地转变为主,具体体现在耕地-农村居民点用地、耕地-城镇用地的转变.计算结果表明,沛县全县乡村性指数较高,为0.06～0.70,其中〉0.50的有8个乡镇,〈0.20的只有2个.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表明,耕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耦合系数与乡村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等级相关. |
| [22]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many negative effects of land use transitions under the pressure of rapid urbanization on local ecological system and environment have occurre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ynamic patterns of land use in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experienced rapid urbanization, using high-resolution Landsat TM (Thematic Mapper) data in 1985, 1995, 2005 and 2010, and socio-economic data from both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assesses the changes of ecosystem services value (ESV) by drawing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observed land use dynamics and the evaluation of ESV, based on the latest research of Costanza etal. (2014) and some revisions adapted to the situation of China. The outcomes indicated that, during the period 1985鈥2010, ESV of the study area decreased by 25.9%, from 12,194 to 9037 billion RMB楼, due to the losses of large quantities of ecological land (e.g., farmland and water body) to construction land. Then, some of the major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urban planning of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were discussed. The authors argue that it is fundamental to meet the demand of construction land f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meanwhile protect regional ecosystem services function and maintain its stability;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new developing area of China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use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as well as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
| [23]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 patterns of land use in Huang-Huai-Hai Plain, one of the China's most important grain production bases experiencing rapid urban鈥搑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using high-resolution Landsat TM (Thematic Mapper) data and series data of wa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monitoring in 2000 and 2010, and related socio-economic data from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fter assessing the change of wa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Huang-Huai-Hai Plain during 2000鈥2010, three spatial econometric regression models including Spatial Lag Model (SLM), Spatial Error Model (SEM) and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ships between land use transitions and water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e outcomes indicated that, during the research period, land use pattern changes in the study area were characterized by the loss of large quantities of farmland and the increase of construction land and water body. On the whole, the water environment in the study area was obviously improved, but there also existed partial deterioration as evidenced by the increase of monitoring sections with wa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below Class V. In general, the increases of grassland, forested land and water body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wa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while farm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that. The authors argue that construction land use and farmland use have almost equal negative effects on wa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managing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s pivotal to improve local wa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Finally, some of the major implications for managing the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in the plain areas of China as well as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undergoing rapid urban鈥搑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re discussed in the aspects of ecological farming practices,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management, land use planning and urban planning. |
| [24] | Although rural out-migration has significantly transformed land use at the local to regional scale, the links between rural out-migration and land use change are not well understood. This paper connects Zelinsky's mobility transition model to land use transition theory and identifies the impacts of rural out-migration on land use transition. It then explores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f rural out-migration on land use transition in China.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economic reforms in 1978, China has undergone rapid and significant changes. Extensive rural out-migration has transformed China from a land-attached agricultural society to an urban and industrial society. This has produced several contrasting land use trends: increased land demand in urban areas at the expense of high-quality cultivated land, increased number of total settlement areas and emerging “hollowed villages” in the countryside. China's policies addressing these problems could benefit to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restricting frontier clearing through land zoning and other ecological protection policies; encouraging nonmigrants to adjust their agricultural land holdings; protecting nonmigrants’ interest through subsidizing agricultural land, and improving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farmers’ living conditions. Rural out-migration is thus a critical element in addressing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land use—how to balance the land demand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food security and conserv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acts of rural out-migration on land use change,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migration and land use transition and then examines how rural out-migration affects land use transi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future land use change in China, by considering the trend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population transition. In so doing, we try to link current rural out-migration dynamics and land use change to facilitate future research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 We propose that in order to facilitate policymaking, further research should take a multiscale perspective: cross-country research should be based o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s and issues of rural out-migration and land use cha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country-level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land use change and problems caused by rural out-migration and it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unity and household-level research should examine the effects of out-migration of household or household members on agricultural and other land use change. |
| [25] | During the past decade, great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boost the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in the Loess Plateau, especially for reducing soil erosion by vegetation restoration measures. The Grain-for-Green project (GFG) is the largest ecological rehabilitation program in China, which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ecologically fragile region of west China. Based on the Landsat TM/ETM images for three time periods (2000, 2005 and 2010), this study applied the GIS technology and a hill-slope analytical model to reveal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al patterns of returning slope farmland to grassland or woodland in Baota District, Yan’an city of Shaanxi province. Results showed that: (1) from 2000 to 2010, the area of farmland decreased by approximately 35,030 ha, which is the greatest decrease among all the land-use types, whereas grassland, wood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increased, of which grassland expanded rapidly by 26,380 ha. (2) The annual variation rate of land-use dynamics was 1.98% during the period 2000–2010, of which the rate was 1.05% for the 2000–2005 period and 2.92% for the 2005–2010 period, respectively. Over the past decade, returning farmland to woodland or pastures was the main source of increased grassland and woodland, and the reduction of farmland contributed to the increase in grassland and woodland by 97.39% and 85.28%, respectively. (3) As the terrain slope increases, farmland decreased and woodland and grassland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reas with a slope ranging from 15° to 25° and less than 15° were the focus of the GFG project, accounting for 85% of the total area of farmland reduction. Meanwhile, the reduction in farmland was significant and spatial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crease in woodland and grassland. (4) Between 2000 and 2010, the area of destruction of grass and trees in grasslands and woodlands for the reclamation of farmland was approximately 4596 ha. The area subject to the GFG policy was 4456 ha with a slope greater than 25° over the decade, but the area of farmland was still 10,357 ha in 2010.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has still a great potential for returning the steep-slope farmlands to woodlands or grasslands in the Loess Plateau. |
| [26] | 陆地使用转变在陆地使用形态学指变化，包括主导的形态学和后退的形态学，在各种各样的因素驾驶的时间的一个时期上的一个特别区域。最近，与土地有关的问题在中国使用转变在许多研究人员以及政府官员之中吸引了兴趣。这份报纸在 2000-2010 期间在 Huang-Huai-Hai 平原检验陆地使用转变和他们的动态机制的模式。首先，管理他们的陆地使用转变，他们的特征和法律的时间空间的模式被分析。基于为分析陆地使用转变的动态机制的确定的概念的框架，第二，一个空间 econometric 回归分析方法被用来在县水平在 Huang-Huai-Hai 平原分析主要陆地使用转变的五种类型的动态机制。在学习区域的陆地使用模式变化被构造土地，水身体和 forested 土地的增加描绘，与在农田，闲置的陆地和草地的减少一起。变化在 2005-2010 期间在 2000-2005 期间是比那些更重要的。以影响陆地使用转变的因素，自然因素形成基础，并且他们有长期的效果。然而，象人口和 GDP 那样的社会经济的因素趋于决定陆地使用的方向，结构，尺寸和布局转移更短的时间时期。陆地法律和政策因素玩在陆地使用转变的角色的强制指导并且制止，以便改进陆地使用的全面效率。陆地资源工程也是一个重要工具控制陆地使用转变。一般来说，主要土地的五种类型使用转变是各种各样的物理、社会、经济的因素，交通，条件和地点状况有最重要的效果的联合行动的结果，即他们是在所有陆地使用转变的普通因素。理解陆地使用转变和他们的动态机制的时间空间的过程是为利用陆地资源的一个重要基础，保护地区性的生态的环境并且支持持续地区性的社会经济的开发。 |
| [27] | This themed issue of Land Use Policy builds mainly on papers presented at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d Use Issues and Policy in China under Rapid Rural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 conven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Beijing, China, in October 2012. The conference set out to share and promote new scientific findings from a range of disciplines that advance research on land use policy in China. The contributions to this themed issue provide conceptual–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takes on the topic, around four main areas of interest to both researchers and policymakers: nation-wide land use issues, the Sloping Land Conversion Program, land engineering and land use, and land use transitions. Various land use issues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rapid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s in China, giving rise to formulation of new policies directly affecting land use. However, these have contributed to new land use problems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policies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constrained by the special ‘dual-track’ structure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view of this, this themed edition makes a compelling call for more systematic research into the 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land use policy. It also emphasizes the challenge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land use policy in China. |
| [28] | 利用20世纪90年代中国1:10万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数据,利用单元自动机和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进行了区划.在此基础上,研究了90年代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动态变化时空格局.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点用地受区域位置、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影响.90年代前5年,受沿海开放政策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影响,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华北平原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展较慢;90年代后5年,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和国家实施耕地资源保护条例的情况下,沿海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受到抑制,西部地区扩展加快.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动态变化格局受到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政策的深刻影响. . 利用20世纪90年代中国1:10万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数据,利用单元自动机和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进行了区划.在此基础上,研究了90年代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动态变化时空格局.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点用地受区域位置、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影响.90年代前5年,受沿海开放政策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影响,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华北平原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展较慢;90年代后5年,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和国家实施耕地资源保护条例的情况下,沿海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受到抑制,西部地区扩展加快.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动态变化格局受到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政策的深刻影响. |
| [29] | 利用农村人口统计数据和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对我国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总体态势、区域格局及其耦合状态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常住人口和农业户籍人口数量变化分别于1996和2001年进入快速减少的新阶段,年均分别减少1 121×10<sup>4</sup>和579×10<sup>4</sup>人,而1996年以来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仍呈增长趋势,年均增长0.12%;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减协同演进的良性格局尚未出现,农村居民点用地效率依然粗放,且在北方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更为突出。城乡二元体制是造成我国农村人口减少而农村居民点用地反增逆势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相对共性的人口流动和土地管理制度背景下,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综合差异造成了二者变化的区域差异性。完善农村土地利用管控体系,因地制宜科学推进农户参与式农村居民点用地综合整治,以科学调控农村人口和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是保障耕地红线、增加建设用地指标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综合途径,而创新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和机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保障。 . 利用农村人口统计数据和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对我国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总体态势、区域格局及其耦合状态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常住人口和农业户籍人口数量变化分别于1996和2001年进入快速减少的新阶段,年均分别减少1 121×10<sup>4</sup>和579×10<sup>4</sup>人,而1996年以来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仍呈增长趋势,年均增长0.12%;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减协同演进的良性格局尚未出现,农村居民点用地效率依然粗放,且在北方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更为突出。城乡二元体制是造成我国农村人口减少而农村居民点用地反增逆势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相对共性的人口流动和土地管理制度背景下,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综合差异造成了二者变化的区域差异性。完善农村土地利用管控体系,因地制宜科学推进农户参与式农村居民点用地综合整治,以科学调控农村人口和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是保障耕地红线、增加建设用地指标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综合途径,而创新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和机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保障。 |
| [30] | 综合运用GIS技术、景观指数定量分析方法以及空间统计方法,分析河南省巩义市1990-2010年农村居民点规模结构、空间分布、形态结构的演变特征,探索地形因素、区位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发展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巩义市农村居民点规模扩张明显,集约用地程度较低;居民点斑块形态趋于规则,规划管理效果已开始有初步体现;聚落斑块空间分布聚集特征明显,呈现大斑块低密度分布与小斑块高密度分布格局;但巩义市农村聚落近20年来整体空间格局变化不大,只是局部集中趋势进一步增加,不仅在平原与丘陵地区具有集中趋势,在其之外的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的集中趋势亦较为明显.居住空间格局变化与自然条件有关,但在时间与空间的微观层面上区位条件、社会经济因素具有更大的影响.本文对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调整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 . 综合运用GIS技术、景观指数定量分析方法以及空间统计方法,分析河南省巩义市1990-2010年农村居民点规模结构、空间分布、形态结构的演变特征,探索地形因素、区位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发展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巩义市农村居民点规模扩张明显,集约用地程度较低;居民点斑块形态趋于规则,规划管理效果已开始有初步体现;聚落斑块空间分布聚集特征明显,呈现大斑块低密度分布与小斑块高密度分布格局;但巩义市农村聚落近20年来整体空间格局变化不大,只是局部集中趋势进一步增加,不仅在平原与丘陵地区具有集中趋势,在其之外的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的集中趋势亦较为明显.居住空间格局变化与自然条件有关,但在时间与空间的微观层面上区位条件、社会经济因素具有更大的影响.本文对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调整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 |
| [31] | Based on surveys on rural land-use change at village scale in Yuche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presents how land-use change takes place in response to inhibitive institutional forces in light of an outmoded land ownership system and unreasonable land use rights administration, and discusses it in the broader social context of industrialization, rural depopulation, a dual-track land market, and land use legislation. Spatial comparison of land use maps interpreted from aerial photographs in different period unveils a decrease in arable land for farming, and an increase in rural settlements, facilities land and unused land. Despite rural depopulation, rural settlements area nearly tripled during 1967鈥2008. Nearly all newly gained non-agricultural land originated from farmland at the village fringe while formerly facilities land and unused land had been converted to residential use and it was abandoned later. Thus, the destructive farmland conversion from productive use to non-agricultural uses took place at multiple stages.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1650 households in 48 villages in Yucheng City indicated that 41% of the households had multiple dwellings, even though some of them are not occupied or even ruined. This finding may damp the rosy picture of the reportedly slowdown in China's farmland reduction in recent years as these destructive changes are too small to detect from satellite imagery, and it will also provide a practical scientific basis for constituting more strict farmland protection objectives and strategies for China in the near future. In order to hold back the destructive conversion trend from farmland to non-agricultural uses, the authors argue that policy and institution innovation concerning land use and urban鈥搑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needs feature highly in the government's agenda. |
| [32] |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整应加强对其空间布局的科学表征与分类研究。该文通过阐释农村居民点布局特征内涵及关键构成要素，构建了多维度特征评价指标体系及组合矩阵，并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分析了区域农村居民点布局特征及类型。结果表明：可从空间规模、形态及区位3个维度刻画农村居民点布局特征；平谷区农村居民点共划分为10种布局类型，以中等规模-形态一般规整-优势区位、中等规模-形态规整-优势区位为主。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对农村居民点的规模特征起到基础性控制作用，而城镇辐射及交通等基础设施通达性进一步影响了农村居民点的空间状态。基于组合矩法综合多维度特征的农村居民点布局分类，可为村庄整治和布局调整提供指导。 .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整应加强对其空间布局的科学表征与分类研究。该文通过阐释农村居民点布局特征内涵及关键构成要素，构建了多维度特征评价指标体系及组合矩阵，并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分析了区域农村居民点布局特征及类型。结果表明：可从空间规模、形态及区位3个维度刻画农村居民点布局特征；平谷区农村居民点共划分为10种布局类型，以中等规模-形态一般规整-优势区位、中等规模-形态规整-优势区位为主。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对农村居民点的规模特征起到基础性控制作用，而城镇辐射及交通等基础设施通达性进一步影响了农村居民点的空间状态。基于组合矩法综合多维度特征的农村居民点布局分类，可为村庄整治和布局调整提供指导。 |
| [33] | 选择北京市海淀区、顺义区和平谷区三个处于不同城市功能区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典型区县，采用单因素目标比较法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从用地强度、用地结构和用地布局三个方面进行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度的测算，然后比较分析了研究区之间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度的区域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并为加快首都郊区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结果表明，北京市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度存在着区域差异，在综合集约度上，海淀区>顺义区>平谷区，这与区域宏观的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但差异性表现不显著；在分项集约度上，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度的区域差异显著，但具体表现有所不同，由宏观区位条件和小尺度微观因素综合作用所致。加强农村居民点用地规划与布局调整、加快企业用地向工业园区转移和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容积率应是今后北京市不同城市功能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 选择北京市海淀区、顺义区和平谷区三个处于不同城市功能区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典型区县，采用单因素目标比较法和多因素综合评价法，从用地强度、用地结构和用地布局三个方面进行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度的测算，然后比较分析了研究区之间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度的区域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并为加快首都郊区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结果表明，北京市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度存在着区域差异，在综合集约度上，海淀区>顺义区>平谷区，这与区域宏观的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但差异性表现不显著；在分项集约度上，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度的区域差异显著，但具体表现有所不同，由宏观区位条件和小尺度微观因素综合作用所致。加强农村居民点用地规划与布局调整、加快企业用地向工业园区转移和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容积率应是今后北京市不同城市功能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
| [34] | 遵循经济学投入-产出理论和新农村建设要求，将农村居民点集约化内涵与表征要素归结为投入强度和产出效用2个方面，构建以用地规模、布局、结构和生产、生活、生态效用为准则层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测度指标体系；利用脱钩原理和指标偏离度分析方法，建立农村居民点集约度指数与变异系数计量模型以及障碍度诊断模型，以北京市平谷区275个行政村作为案例基础评价单元，评定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水平，划分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模式，解析农村居民点集约化障碍因子，归纳农村居民点集约化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水平整体上偏低，以中度和低度集约为主；生态型和耗损型农村居民点占主导，集约与粗放之间的过度类型数量相当，乡镇间差异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点集约化的障碍因子整体显著，用地规模偏大、内部结构不合理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强度偏高的主要障碍，生产效用低、生活条件差是制约农村居民点发展的短板。生态型到集约型再到粗放型利用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化障碍因素依次增多，从降低用地强度与提升用地效用的角度，内涵挖潜、集约增长、生态均衡和持续发展是不同模式农村居民点集约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 遵循经济学投入-产出理论和新农村建设要求，将农村居民点集约化内涵与表征要素归结为投入强度和产出效用2个方面，构建以用地规模、布局、结构和生产、生活、生态效用为准则层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测度指标体系；利用脱钩原理和指标偏离度分析方法，建立农村居民点集约度指数与变异系数计量模型以及障碍度诊断模型，以北京市平谷区275个行政村作为案例基础评价单元，评定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水平，划分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模式，解析农村居民点集约化障碍因子，归纳农村居民点集约化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水平整体上偏低，以中度和低度集约为主；生态型和耗损型农村居民点占主导，集约与粗放之间的过度类型数量相当，乡镇间差异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点集约化的障碍因子整体显著，用地规模偏大、内部结构不合理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强度偏高的主要障碍，生产效用低、生活条件差是制约农村居民点发展的短板。生态型到集约型再到粗放型利用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化障碍因素依次增多，从降低用地强度与提升用地效用的角度，内涵挖潜、集约增长、生态均衡和持续发展是不同模式农村居民点集约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
| [35] | 探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内涵，从投入强度、使用强度、经济效益以及布局效应4个方面选取18个单项指标构建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在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评价存在区域差异性的前提下，采用层次分析法、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和多因素综合法分析评价北京市门头沟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集约利用水平。区位因素以及规划战略定位是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投入强度的最重要因素，投入强度大的乡镇中企业用地、基础服务设施用地比例偏高；邻近镇中心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使用强度大，使用强度最大的乡镇为研究区土地利用战略规划的次中心；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更明显。在布局效应方面农村居民点用地多样性指标差异最显著，近市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没有与城市发展融为一体。在综合集约利用方面，门头沟区137个农村居民点中非集约、低度集约、中度集约和高度集约的农村居民点的比例分别为18.25%，27.01%，28.47%，26.28%，集约利用评价平均分值分别为45.09，51.70，58.07，65.03。区位和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程度的关键因素，在空间分布上，邻近新城和各镇中心区的农村居民点在投入强度、使用强度和经济效益方面均表现出较高的集约性，而布局效应不具有类似分布规律。城乡一体化并非城乡一样化，农村居民点用地实现集约利用具有多种途径。 . 探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内涵，从投入强度、使用强度、经济效益以及布局效应4个方面选取18个单项指标构建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在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评价存在区域差异性的前提下，采用层次分析法、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和多因素综合法分析评价北京市门头沟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集约利用水平。区位因素以及规划战略定位是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投入强度的最重要因素，投入强度大的乡镇中企业用地、基础服务设施用地比例偏高；邻近镇中心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使用强度大，使用强度最大的乡镇为研究区土地利用战略规划的次中心；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更明显。在布局效应方面农村居民点用地多样性指标差异最显著，近市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没有与城市发展融为一体。在综合集约利用方面，门头沟区137个农村居民点中非集约、低度集约、中度集约和高度集约的农村居民点的比例分别为18.25%，27.01%，28.47%，26.28%，集约利用评价平均分值分别为45.09，51.70，58.07，65.03。区位和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程度的关键因素，在空间分布上，邻近新城和各镇中心区的农村居民点在投入强度、使用强度和经济效益方面均表现出较高的集约性，而布局效应不具有类似分布规律。城乡一体化并非城乡一样化，农村居民点用地实现集约利用具有多种途径。 |
| [36] | . |
| [37] | |
| [38] | 选择东北典型农村,通过实地调研、农户访谈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的方法,测算了农村居民点内部包括用于种植作物以及各种用途的土地面积的比例.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内部有相当大比例的种植用地和养殖用地,这些土地具有农业生产功能,是农户生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中将农村院落内的种植农作物和养殖畜禽的土地都调绘为农村居民点即建设用地.因此,如果扣除这部分具有农畜产品生产功能的土地,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并非很大. . 选择东北典型农村,通过实地调研、农户访谈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的方法,测算了农村居民点内部包括用于种植作物以及各种用途的土地面积的比例.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内部有相当大比例的种植用地和养殖用地,这些土地具有农业生产功能,是农户生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中将农村院落内的种植农作物和养殖畜禽的土地都调绘为农村居民点即建设用地.因此,如果扣除这部分具有农畜产品生产功能的土地,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并非很大. |
| [39] | 利用样带这一综合与集成研究的工具,选取无论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还是自然环境要素变化等方面部存在明显梯度的长江沿线样带为研究区,采用横向比较的研究方法,基于一定的理论假设,研究了区内的农村宅基地转型.研究表明:1987～2001年研究区根据土地利用变化的聚集度指数划分的各区段农村宅基地在建设用地增加中所占比例总体上看,从上游至下游,从甘孜-玉树区到泸州-迪庆区、恩施-重庆区、铜陵-宜昌区直至上海-巢湖区,这一比例逐渐降低;长江沿线样带各区段所处的农村宅基地转型阶段与样带内各区段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基本上验证了此前的理论假设.据此,目前由各省(区、市)自行制定农村宅基地标准不利于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国家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分区、分类制定农村宅基地标准.针对研究区目前农村宅基地的发展现状,根据区域农村宅基地转型阶段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 . 利用样带这一综合与集成研究的工具,选取无论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还是自然环境要素变化等方面部存在明显梯度的长江沿线样带为研究区,采用横向比较的研究方法,基于一定的理论假设,研究了区内的农村宅基地转型.研究表明:1987～2001年研究区根据土地利用变化的聚集度指数划分的各区段农村宅基地在建设用地增加中所占比例总体上看,从上游至下游,从甘孜-玉树区到泸州-迪庆区、恩施-重庆区、铜陵-宜昌区直至上海-巢湖区,这一比例逐渐降低;长江沿线样带各区段所处的农村宅基地转型阶段与样带内各区段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基本上验证了此前的理论假设.据此,目前由各省(区、市)自行制定农村宅基地标准不利于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国家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分区、分类制定农村宅基地标准.针对研究区目前农村宅基地的发展现状,根据区域农村宅基地转型阶段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 |
| [40] | 研究县域经济发展格局对揭示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演化机制和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基于中国2352 个县域单元1982、1990、2000 和2010 年的人均GDP数据，采用空间关联技术和变差函数分析了近30 年来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演化特点并探讨了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和增长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1982 年以来，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增加，空间依赖程度增强；东部和华北北部地区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空间呈异质性，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中的随机成分随时间推移不断降低；中国东南—西北向经济发展的均质性相对较好，空间差异较小；历史基础、经济区位、资源禀赋和区域发展政策等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 研究县域经济发展格局对揭示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演化机制和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基于中国2352 个县域单元1982、1990、2000 和2010 年的人均GDP数据，采用空间关联技术和变差函数分析了近30 年来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演化特点并探讨了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和增长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1982 年以来，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增加，空间依赖程度增强；东部和华北北部地区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空间呈异质性，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中的随机成分随时间推移不断降低；中国东南—西北向经济发展的均质性相对较好，空间差异较小；历史基础、经济区位、资源禀赋和区域发展政策等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
| [41] | 县域是度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单元,区域开发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县域层面尤为显著。文章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展示了1990年～2010年中国县域经济格局在空间上的演变状况。研究发现,在经济总体格局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相似地区在空间上集聚分布;热点区域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冷点区域集中于西北和西南地区。从热点区域与冷点区域的时空变迁来看,中国县域经济空间格局的自组织性越来越强,空间分异格局中的随机成分不断降低,热点区域范围扩大,并呈现出向北和向西移动的趋势,而冷点区域的范围有所减少。1990年～2010年时段中国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存在着较明显的变化,增长热点也呈现向北、向西迁移的趋势,增长冷点则向沿海迁移。最后,将中国县域经济格局演化的驱动力归结为3个方面:经济区位、资源禀赋和区域发展政策。 . 县域是度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单元,区域开发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县域层面尤为显著。文章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展示了1990年～2010年中国县域经济格局在空间上的演变状况。研究发现,在经济总体格局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相似地区在空间上集聚分布;热点区域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冷点区域集中于西北和西南地区。从热点区域与冷点区域的时空变迁来看,中国县域经济空间格局的自组织性越来越强,空间分异格局中的随机成分不断降低,热点区域范围扩大,并呈现出向北和向西移动的趋势,而冷点区域的范围有所减少。1990年～2010年时段中国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存在着较明显的变化,增长热点也呈现向北、向西迁移的趋势,增长冷点则向沿海迁移。最后,将中国县域经济格局演化的驱动力归结为3个方面:经济区位、资源禀赋和区域发展政策。 |
| [42] | . |
| [43] | . . |
| [44] | 为探究耕地流转价格的空间结构及其形成机制，该文以河南省耕地流转租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关联分析研究了耕地流转租金的空间集聚状况和空间布局，并通过建立指标体系，采用相关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去揭示耕地流转租金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局趋势上，河南省耕地流转租金在东西方向呈现明显的倒“U”型，在南北方向上总体呈北高南低的态势；全局 Moran’s I 达到0.63，表明耕地流转租金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集聚现象；热点分析发现耕地流转租金的热点区和次热点区集中分布在南太行山前平原和豫东平原地区，次冷点区域分布于次热点区外围，冷点区主要布局在豫西伏牛山区和豫东南大别山区；相关分析表明耕地流转租金与耕地平均质量等别、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影响因子具有显著的统计相关性和空间耦合性；空间计量模型结果显示，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的拟合效果优于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其中耕地平均质量等别、GDP 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在模型中分别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公共财政预算收入通过了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 GDP 与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共线性，从而解释了GDP 在空间计量模型中系数为负的原因；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当模型只引入耕地平均质量等别和农民人均纯收入2个变量时达到最优。基于以上分析可知：河南省耕地流转租金在省域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呈现很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在耕地流转租金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上，耕地流转租金受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耕地平均质量等别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较 GDP、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对耕地流转租金的影响更显著。 . 为探究耕地流转价格的空间结构及其形成机制，该文以河南省耕地流转租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关联分析研究了耕地流转租金的空间集聚状况和空间布局，并通过建立指标体系，采用相关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去揭示耕地流转租金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局趋势上，河南省耕地流转租金在东西方向呈现明显的倒“U”型，在南北方向上总体呈北高南低的态势；全局 Moran’s I 达到0.63，表明耕地流转租金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集聚现象；热点分析发现耕地流转租金的热点区和次热点区集中分布在南太行山前平原和豫东平原地区，次冷点区域分布于次热点区外围，冷点区主要布局在豫西伏牛山区和豫东南大别山区；相关分析表明耕地流转租金与耕地平均质量等别、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影响因子具有显著的统计相关性和空间耦合性；空间计量模型结果显示，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的拟合效果优于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其中耕地平均质量等别、GDP 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在模型中分别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公共财政预算收入通过了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 GDP 与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共线性，从而解释了GDP 在空间计量模型中系数为负的原因；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当模型只引入耕地平均质量等别和农民人均纯收入2个变量时达到最优。基于以上分析可知：河南省耕地流转租金在省域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呈现很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在耕地流转租金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上，耕地流转租金受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耕地平均质量等别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较 GDP、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对耕地流转租金的影响更显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