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tial differenc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hotels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in China
LITao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12-23
修回日期:2017-05-5
网络出版日期:2017-11-10
版权声明:2017《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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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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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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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旅游饭店作为构成旅游业三大支柱的重要部门,是地区和国家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与特色吸引物[1-2]。中国旅游饭店在服务国家旅游事业发展,拓展对外开放渠道,促进国际经贸文化交流等活动中作用尤其突出,是中国旅游业对外开放的最前沿[3],外商①(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本文界定外商资本主要指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并简称外资,下同。)资本、技术、知识、市场等经济要素最富集和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4]。据统计,2015年全国拥有涉外旅游饭店数量相比1978年增长超81倍,床位数增长超85倍,且服务质量大幅提高,完全满足了当年1.28亿人次入境旅游和36.11亿人次国内旅游的巨大市场需求[5]。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哨兵,旅游饭店业既是国家探索外资利用渠道、模式、效率等的试验田,也是外商资本了解中国开放政策、市场前景、合作机遇和社会发展,收集相关技术、人才、管理等合作情报的根据地[4, 6]。外商资本在突破中国旅游饭店业建设资金不足、规范管理滞后、生产效率低下、市场运营机制不健全和品牌意识薄弱等发展瓶颈过程中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中国旅游饭店业起步、发展、提升、创造和品牌化的重要引擎和动力来源[6-8]。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实现,旅游市场国际化水平的提升以及全球第一大旅游客源市场地位的确立,中国旅游饭店业的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全球性交流合作不断加深,进一步吸引了更广泛的外商资本进入中国旅游饭店业领域[9]。资料显示,截至2015年,全球知名旅游饭店集团均以直接投资、品牌授权、连锁经营、租赁经营和委托管理等形式进入中国,参与旅游饭店业市场的投资、运营、竞争和合作[4, 6]。不难看出,外商资本参与中国旅游饭店业投资运营不仅实现了其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的变化,更将成为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旅游饭店业实现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和品牌塑造的助力器(资料来源:时任国家旅游局财务规划司司长吴文学在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空间差异是资本配置的显著特征[10]。受旅游资源异地性、体验需求差异化、市场规模非均质等因素制约,外商在中国旅游饭店业投资存在明显空间和地域差异,这是资本在市场自由竞争环境中理性选择的结果[11-12]。经济学认为,资本配置是资本寻求价值最大化的过程,资本收益率的地区差异引起了资本的流动和区域不均衡[13]。因此,如何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实现资本收益最大化成为经济****关注的焦点。从金融市场体制[14]、企业内部运营和管理[15]、政府干预与效率[16]等视角讨论影响或制约资本配置效率是当前****研究的主流。同时,资本配置的主体行为[17]、行业特征[18]、效率差异[19]、决策机制[17]等议题也得到了学术界积极响应。经济地理学认为,资本配置的核心是经济活动对区位的选择[20],****注重从企业发展战略、市场占领、资源利用、区位条件和费用成本等内外部因素探讨资本配置和流动的空间特征、路径、趋势和模式[21-25],并对各因素间作用机制和形成机理进行提炼和总结,形成对资本配置对经济活动空间作用的深刻认识。此外,经济地理****基于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密切联系视角,分析了资本配置或流动的“路径依赖”和“区位锁定”现象[26]。交通可达性便利[27]、基础设施完善[28]、投资环境优越[29]、经济发展条件好及对外交往优势地区[30]易于成为资本配置目的地,并借助原有优势条件和新的资本优势,进一步吸引相关产业的集聚和资本的汇入,加剧资本配置的空间差异。旅游饭店业作为资本依赖度较高的旅游部门,同时,由于旅游饭店业资本投入、收益产出、生产效率等统计数据相对完整、准确、可获取,旅游饭店业资本分析在旅游类相关研究中占重要地位。不同领域****侧重对旅游饭店资本运营的环节、流程、内容和模式[31],以及资本流通运营对饭店业成长、企业绩效管理、产品结构调整、产业组织演进、生产效率改善意义[12, 32-33]等主题,借助典型企业(经济型酒店、中高档酒店、生态饭店、上市旅游饭店[6, 34-35]等)展开实证分析和研究。同时注意到,已有研究注重对旅游饭店业资本进行一体化运营、管理、增效分析过程中,忽视了对旅游饭店不同组分资本的配置原则、效益特征、结构关系和区位要求等细部特征的探讨,使资本配置研究的精准性和适配性大大降低。尤其,外商资本在中国旅游饭店业资本组分中比重突出、环境敏感性强,把握其空间配置结构、过程及模式,了解其空间配置的差异水平、趋势及影响因素,对于合理引导外商资本流入的规模结构、空间方向等具有积极意义。
基于此,本文借助统计分析、计量经济、空间探索性分析等方法,来客观认识外资在中国旅游饭店业配置的空间差异,总结出20多年来外资空间配置差异规律特征;继而,在钻石模型基础上,运用计量统计方法解析外资空间配置差异,了解区域吸引外资的主要特征与环境约束,以期有的放矢指导区域做好相关吸引外资的保障服务措施,形成空间优化合理的外资配置格局,最大化发挥外资在中国旅游饭店业中弥补资金不足、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服务质量、强化自主创新等方面作用,促进中国旅游饭店业整体竞争力,国际化参与水平、层级和战略地位提升。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为定量测度1991年以来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空间差异程度、水平和变化状态,研究采用以下方法进行分析。(1)变异系数(CV)是统计学中表征变量离散程度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其优势在于可克服统计数据因量纲差异造成的误差,能够较客观反映变量之间差异情况。本文引入变异系数来定量化反映1991-2014年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空间差异程度和水平,具体计算公式如下[36]:
式中:xij表示第i省域j指标统计量;\(\bar{x}_j\)表示中国i省域第j项指标平均值;n为中国省域单元(省、自治区、直辖市)数量(31)。
(2)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是信息化技术条件下地理学分析最常用方法之一,对于综合反映事物空间地理特征具有独特优势。标准差椭圆(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作为ESDA中测量点集或区域的中心趋势、离散和方向趋势的重要方法,一般由旋转角θ、沿主轴(长轴)标准差和沿辅轴(短轴)标准差3要素构成。旋转角θ为笛卡尔坐标系下x轴和y轴按照点集分布的地理方位沿一定角度旋转后,正北方向与顺时针旋转的主轴之间的夹角[37]。标准差椭圆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x'i、y'i为各点距离区域重心的相对坐标,根据tanθ可以得到要素分布的转角;δx、δy分别为沿x轴的标准差和沿y轴的标准差。本文中主要借助ESDA来反映1991-2014年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的演化方向和过程。
2.2 数据来源
外商旅游投资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国家金融市场管理的重要领域。国家商务部、工商总局、旅游局等对外商在中国大陆旅游饭店业投资有明确的历史的统计数据可供查询和使用。本文涉及外商在华旅游饭店业投资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1992-2015年),其中,1992年相关统计数据缺失。研究涉及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驱动因素解析部分相关的中国省域人口、贸易、旅游、科技、消费、固定资产等经济社会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2-2015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及31个省域1991-2015年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可以看出,各类数据均来源于权威部门公开数据,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同时,为消除不同统计指标统计单位的差异,研究以数据标准化的变异系数来比较和分析区域间以及不同要素对外商旅游投资差异的作用水平,保障了其结果的充分性、客观性和准确性。
3 研究结果
3.1 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
明确外商资本在中国旅游饭店业空间配置的整体格局与演化脉络是准确把握其空间配置动态差异的前提,有助于系统分析差异的原因、过程和机制。研究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对1991-2014年间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空间格局演化(图1)与重心迁移(图2)进行分析后发现:① 1991-2014年间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空间趋势线基本保持“南方高于北方,东部高于西部”的整体特征,这与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空间差异格局基本一致;同时注意到,不同方向上外商投资趋势线的变化程度存在差异,东西方向上的变化差异明显大于南北方向。研究认为,旅游饭店业作为地区旅游产业的重要载体和服务产品的生产车间,是区域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地区经济发展、消费水平、居民收入、旅游开发等因素影响,其经营活动与投资行为在空间上表现出与中国整体经济发达、市场繁荣、贸易往来、人口密度和对外交流程度及水平的高度协调。② 外资在中国旅游饭店业空间配置保持整体趋势稳定条件下,其细部重心演化则表现出集聚变化及由南向北偏移的特征。1991-2014年间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标准差椭圆重心集中分布在安徽、河南和湖北三省交界区域,其中自1995年之后椭圆重心呈现明显的北移倾向并且集聚趋势更加明显,集中分布在安徽省西部地区,反映出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和流动人口重心北移[36, 38]、国内和入境旅游消费市场重心也随之向北偏移[39],并引导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重心的北移;尽管椭圆重心长时间维度存在向北偏移特征,但其集聚变化趋势进一步表明中国经济实现稳增长和地区发展差异持续存在背景下,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空间差异基本稳定。一方面,这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影响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外商资本的“路径依赖”是实现外商旅游饭店业在华投资空间差异基本稳定的内在力量。③ 总结认为,旅游投资作为旅游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与地区整体经济状况和差异存在密切联系,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差异是影响中国外商旅游饭店投资空间差异及其演化的最直接和关键因素。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11991-2014年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空间趋势变化
-->Fig. 1The spatial tendency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hotels in China during 199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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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91-2014年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重心演化
-->Fig. 2Evolution of barycenter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hotels in China during 199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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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空间多维动态差异
研究在认识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空间整体格局与时序演化特征基础上,分别从全国、三大区域和省域内部三个维度分析其空间动态差异。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3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多维空间变异系数
-->Fig. 3Multi-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hotel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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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维度来看,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空间变异系数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图3),反映自1991年以来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空间差异不断降低,区域外向型旅游饭店建设有序化、协调化开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政策普遍推行,由沿海、重点城市、港口城市向沿江、沿边、内陆地区扩展,大大拓宽了全国,尤其中西部,对外交流、入境旅游及招商引资的渠道和途径,旅游饭店作为地区旅游接待、形象展示、信息集散、贸易交流的重要场所,在地区规划发展中得到重视和青睐,往往成为地区与外资合作的排头兵。同时,通过对外开放政策中国经济在1991-2014年间逐步实现了持续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居民物质生活丰富和经济水平改善,极大刺激了旅游产业发展,并已成为第一大战略性支柱产业,形成世界第一大休闲旅游消费市场,对外资陆续进入中国旅游市场形成重要吸引力。此外,在国土空间优化开发框架引导下,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区域统筹战略,为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带来优越的政策和发展机遇,带动外资在中国旅游饭店业配置的空间重构,实现外资由前期沿海对外开放省区的集中配置向中后期逐步实现中西部转移的分散协调配置,突破外资在国内流动地域性和局限性约束。总体来看,区域对外交往的层次和水平是外商资本进入旅游饭店业市场的基础和平台,对促进区域开展国际人员往来、跨国资本流转、旅游市场合作及商业信息发布,营造外商旅游企业在华饭店业投资、运营与合作的良好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
从三大区域来看,变异系数在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间变化总体上同全国维度变化趋势相类似,均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图3)。但受到政策、资源、历史等因素的空间差异影响,外资的区位选择与空间配置较多集中于经济优势明显、交通往来便捷、人员互动密集地区,不可避免造成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间外资配置变异系数的差异。其中,西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次大,中部地区最小。反映中国西部地区外资在旅游饭店业配置中较大的内部差异和相当分散的投资布局;受特殊经济条件、交通区位、世界级旅游资源(国宝大熊猫、秦兵马俑等)等因素影响,外资旅游饭店集中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少数对外国旅游者具有极大吸引力的重点旅游城市,具有明显的“极化现象”。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对外联系频繁、旅游资源丰富,并为中国最早和最具规模的外资旅游饭店分布区域;受到区位条件、投资习惯、发展等级和对外贸易等环境影响,区内省际间外资旅游饭店市场距离、需求规模、收益水平、基础设施及发展空间等差异同样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地区间外资旅游饭店较大的分布差异。中部地区尽管处于较低差异水平但从变异系数波动可以看出,区内省际间波动较为强烈,外资旅游饭店布局存在明显的空间嬗变特点;新兴旅游资源开发、针对性政策颁布、现代交通网络构建等均可能影响到地区外资旅游饭店空间布局的决策,引起中部地区外资配置变异系数强烈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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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中国省域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时序演化与回归拟合
-->Fig. 4The regression of provinci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hotel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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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省域内部来看,中国省域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规模的回归拟合结果(图4)表明,中国省域外商旅游饭店投资演化整体呈现三种类型:“U”型、倒“U”型和线性波动增长型。以北京、天津、上海、山东、广东、吉林等为代表的倒U型地区,在旅游饭店业发展初期充分发挥自身区位、经济、文化和资源等优势,持续吸引外资投入旅游饭店业开发建设、市场宣传、游客接待、服务改善等工作,使地区外商旅游饭店投资呈现整体波动增长态势,并在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前后达到历史新的水平;后“非典”时期各地外商旅游饭店投资不同程度受到制约,并在一段时期内持续低水平增长,尤其在2008年后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外资旅游饭店投入明显下滑,之后仍受国外经济增长缓慢、国内旅游市场结构转型影响,地区外商旅游饭店投资吸引力和实际转化能力双双下降,均呈现低位水平运行状态。以西藏、陕西、河北、河南等为代表的“U”型地区,均为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区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境外旅游者对东方文明古国进行探访了解的重要目的地,也成为外资旅游饭店在大陆空间布局的重要场所,投资额处于较高水平;但随着国家出入境管理政策的调整,外商资本配置沿海战略转移等因素影响,外资投入呈现一定程度低水平状态或下降趋势;经过2003-2008年国内外资配置战略的调整,国家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以及沿海热点地区外资饭店建设饱和,驱动外商资本向旅游资源丰富区域流动,形成新的发展优势,并通过旅游饭店建设带动区域旅游业增长。以辽宁、浙江、江苏、福建、安徽、湖北、湖南等为代表的线性波动增长型地区,作为沿海沿江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省份,依托区域重点城市和旅游资源,通过改善旅游投资环境、积极加大对外交流与旅游宣传,吸引大量境外旅游者前来参观访问将地区培育为重要的访问目的地,从而进一步带动外资旅游饭店业开发建设,满足不断增长的旅游消费需求;同时区域很好地利用国际旅游发展环境和自身资源特色、政策优势较为成功应对突发外部事件,通过形象塑造、服务提升、加强合作等方式实现入境旅游的良性增长和外资旅游饭店投资持续扩大。
4 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的驱动要素解析
4.1 解析模型构建
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是国际资本竞争优势实现和发挥的重要形式,其空间配置受到跨国企业全球经营战略和竞争选择的制约和影响。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钻石理论模型(Diamond Model,或称竞争优势理论)[40]作为解释国家和产业竞争的经典理论,是解构和刻画外资在中国旅游饭店业配置机制和要素关系的理论基础与依托框架。研究以钻石理论模型为基础,用地理学空间优化自上而下的方法设计了解释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的框架和模型(图5),来系统、定量、准确审视驱动要素间的作用关系和影响程度。根据钻石理论内涵,外部机遇和政府干预等作为国家尺度上国际投资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控制环境,对省域单元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差异的影响具有统一性和均质性,因此对两者暂不考虑,以简化研究。资源、市场、竞争和产业等基础要素作为影响中国省域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的直接因素,其区域差异的变化,引起了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的演化。在已有相关研究基础上,本研究从经济地理学视角,遴选了能够表征基础要素的相关变量因子,构建了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的驱动要素分析指标体系(表1),来定量化探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起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的动力机制和作用过程。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5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的驱动要素分析框架
-->Fig. 5Analytical frame of driving factors to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hotel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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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目标,本文构建了以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THCV)为因变量,RCCV、IECV、MRCV、RECV为自变量的计量回归模型,如下:
为保证驱动因子之间可比和减少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研究以对数式变换形式,得到适于标准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
式中:α表示常数;βi为i自变量的协整关系,即i自变量触发因变量发生变化的系数;ξt为回归方程的随机误差项。
4.2 解析模型分析
首先,运用改进的熵值法对基础要素的表征因子进行数据处理,得到表征因子对基础要素的贡献水平(表1)和1991年以来资源条件、市场需求等基础要素的变异系数,实现对各层级旅游饭店业外商投资空间差异动力因素的定量分解与识别;其次,为保证基础要素数据在回归模型运算中的准确性,研究借助Eviews 8.0软件对数据进行单位根平稳性检验(表2),结果为在1%显著水平下,原数据为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反映THCV与RCCV、IECV、MRCV、RECV均为单整序列,满足回归模型分析要求,能够保障模型结果的可靠性;继而,对基础要素和THCV数据进行运算后得到回归结果[43]:模型结果表明,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与区域竞争力空间差异、产业发展环境空间差异、市场需求空间差异和资源条件空间差异均具有正向相关关系,其中,各要素空间差异对THCV的触发系数分别为1.426、0.113、0.379和3.515。数值越小反映基础要素较小的空间差异变化更易于引起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较敏感的反应,触发程度更强烈。IECV、MRCV、RCCV、RECV对THCV触发程度呈现递减趋势,反映省域旅游饭店产业发展环境在影响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中作用突出,是主导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演化的最关键因素。旅游饭店业作为旅游产业三大支柱之一,综合性是其最显著特征。省域交通、商贸、经济、文化及服务等通过产业之间联系、合作和竞争,营造了区域差异化的旅游饭店产业环境,进而影响区域旅游饭店业发展的业绩、效率、成本、信息等要素来对外商投资意愿和行为产生约束和引导,并使之成为影响外商旅游饭店业空间投资差异的最大贡献要素。其次,省域旅游饭店的市场需求状况通过影响区域旅游饭店的市场规模、需求特征、消费水平和服务质量等因素,来制约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意愿、成本和规模。在外商旅游饭店业空间差异影响上是仅次于省域旅游饭店产业发展环境的第二大要素。
Tab. 1
表1
表1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的驱动要素分析指标体系
Tab. 1Index system of driving factors to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hotels in China
基础要素 | 表征因子(权重) | 因子解释 |
---|---|---|
区域竞争力 差异(RCCV) | 省域对外贸易水平变异系数 (0.332) | 对外贸易水平是衡量区域竞争力的重要依据,商旅往来作为具有高度路径依赖[26]的贸易内容,与目的地之间贸易水平存在较高的相关关系。 |
省域人均科技投入变异系数 (0.315) | 创新能力和潜质是地区吸引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核心要素和保障收益的基本前提;一般来说,区域创新能力与当地科技投入存在显著相关[10]。 | |
省域旅客周转量变异差异 (0.353) | 充分的客流是支持旅游饭店运营的基础条件[23],优越的省域区位和巨大的旅客周转不仅是地区交通优势的表征[27, 42],也是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优势。 | |
产业环境差 异(IECV) | 省域第三产业占比变异系数 (0.273) | 旅游饭店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和经营载体,其发展水平与对外商资本的吸引力优势同当地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占比水平密切相关[4, 6]。 |
省域市场化水平变异系数 (0.229) | 市场化是金融市场自由程度的具体表征,也是吸引外商旅游资本能够进入旅游饭店业的前提和实现外商资本公平竞争的重要制度保障[14]。 | |
省域旅游饭店业劳动生产率差异 (0.290) | 效率是产业发展的生命,同行业的生产效率水平直接决定了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参与市场竞争的环境与程度[1],进一步决定投资效益和吸引力水平。 | |
省域国内旅游消费水平变异系数 (0.208) | 旅游消费是省域旅游饭店业增长的决定因素,它是省域旅游接待与收入的综合反映[8],是以投资收益为导向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所考虑的关键因素。 | |
市场需求差 异(MRCV) | 省域居民消费水平变异系数 (0.268) | 消费市场是外商旅游投资关注的焦点[12]。居民消费水平决定了区域消费的结构和质量,是影响省域旅游旅店投资和消费的重要因素。 |
省域非农人口比重变异系数 (0.235) | 非农人口是省域旅游饭店消费的主要群体,其规模大小直接影响了旅游饭店行业的市场规模与对外商资本的吸引能力。 | |
省域GDP变异系数 (0.268) | GDP是决定省域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基础,影响了旅游饭店业消费市场的规模与质量,是外商投资的限制因素之一[13]。 | |
省域国际旅行社规模变异系数 (0.229) | 旅行社是旅游饭店客源组织与营销推广的重要力量,国际旅行社作为组织来华国际游客和促进国家形象推广的重要主体,对外商投资影响重大。 | |
资源条件 差异(RECV) | 省域世界级旅游资源规模差异系数 (0.388) | 世界级旅游资源是地区国际旅游吸引力的核心内容,也是沟通国际旅游市场重要平台,对于吸引国际游客和跨境资本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省域旅游从业人员变异系数 (0.274) | 旅游从业人员是省域旅游发展中重要的优势资源,其规模直接影响旅游饭店业发展的绩效水平和对外商资本的吸引力水平[23, 26]。 | |
省域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变异系数 (0.338) |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表征省域基础设施(交通、道路、水电等)和投资环境的重要依据[28],是形成省域资源开发和外商投资优势的基础和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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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2
表2
表2单位根检验结果
Tab. 2Results of unit root test
检验方法 | lnTHCV | lnRCCV | lnIECV | lnMRCV | lnRECV |
---|---|---|---|---|---|
LTC检验 | -1.453 | -0.324 | -0.153 | -0.096 | -0.859 |
(0.3)* | (0.0)*** | (0.0)* | (0.0)** | (0.3)* | |
ADF-Fisher检验 | 18.437 | 11.569 | 8.375 | 6.139 | 19.473 |
(0.0) | (0.6) | (0.6) | (0.0)*** | (0.6) | |
结论 | 不平稳 | 不平稳 | 不平稳 | 平稳 | 不平稳 |
检验方法 | D(lnTHCV) | D(lnRCCV) | D(lnIECV) | D(lnMRCV) | D(lnRECV) |
LTC检验 | -6.794 | -5.539 | -9.385 | -8.791 | -6.326 |
(0.0)*** | (0.0)*** | (0.0)*** | (0.0)*** | (0.0)*** | |
ADF-Fisher检验 | 23.560 | 19.473 | 20.589 | 19.371 | 31.554 |
(0.0)*** | (0.0)*** | (0.0)*** | (0.0)*** | (0.0)*** | |
结论 | 平稳 | 平稳 | 平稳 | 平稳 | 平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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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来说,区域竞争力和旅游吸引力资源条件的空间差异对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敏感性较弱,属于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动力因素系统中惰性因子。根据结果可以看出,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变异系数发生1单位变动,需要1.426单位区域竞争力差异和3.515单位旅游吸引力资源条件差异的贡献。二者作为省域旅游饭店业发展的产业宏观背景,营造了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基础条件和环境。由于区域竞争力和旅游吸引力资源条件涉及因素和环境的复杂性、多样性及不稳定性,一定程度削弱了二者空间差异波动向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空间差异变化传递的速度、程度和方向。同时,表征二者的省域人均科技投入、省域旅游从业人员及省域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等变量均为高度隐性作用指标,例如科技投入对区域竞争力提升需要数年时间产生效果,旅游从业人员培养、素质提升和促进省域旅游服务质量和资源开发同样花费数年过程,进一步约束了基础要素空间差异变化对中国外商旅游饭店投资空间差异变动发挥影响。
结合基础要素和表征因子在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空间差异演化过程中的触发系数和权重系数来看,表征因子与对应基础要素之间的关联程度差异较小,其中平均标准方差为0.018,而基础要素的触发系数之间标准方差达到1.546,远远高于0.018,反映表征因子组合结构和方式对于影响引起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空间差异的基础要素结构关系和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区域产业环境和市场需求条件所体现的变量组合对整体系统的巨大影响和关系反应,强调通过产业环境的整治和市场需求的调节来规范和引导区域旅游投资行为。
5 结论与启示
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空间不均衡的反映和结果。这种现象透视着中国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对外交往、生活消费等多方面的区域差异及旅游饭店业综合性、敏感性、依赖性的产业特征。研究通过ESDA方法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空间格局演化、重心迁移,并定量化测度了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空间变异系数,客观探讨了全国、三大区域和省域尺度的演化特征、趋势与规律。旅游产业脆弱性是导致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对经济、消费、人口路径依赖的内在动力;区位条件、市场环境和经济水平则主导了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空间差异程度和变化特征。研究为探讨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的定量化解释和经济学意义,借助钻石模型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并引入触发系数对31省域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省域旅游饭店业产业环境和市场需求差异是主导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的关键要素,而区域竞争力和资源条件作为系统的惰性因子,其省域尺度的空间差异变化对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变化的触发机制表现出明显滞后性和迟缓性,进一步证实以劳动效率和居民消费水平等为代表的产业和市场要素合理组合对于市场自由竞争环境下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所发挥的积极意义。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作为经济全球化历程中国际资本参与世界生产的一个环节,映射了地方与世界交流融合的特征及规律,不仅为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科学认识和定位外商国际资本的作用和角色,优化和调控境内外资配置和流动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在推进中国“走出去”战略中借鉴外资在华旅游饭店业成功投资的区位选择机制与模式,对促进中国对外旅游投资进行科学、合理及可行的区位选择,维护自身合理利益等方面也具有重要启示。(1)促进区域发展的空间协调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外商在华旅游投资的空间差异是影响中国旅游产业发展与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一项瓶颈,尤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落实,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的空间联系格局将发生由“向东开放”到“向西发展”的变化。如何积极引导外商旅游资本由东向西转移,更好发挥外资促进中国旅游业发展和加强中国同沿线国家合作与往来的作用,成为实现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结构优化的关键。研究已充分表明吸引外商旅游投资的核心在于区域的产业环境与市场条件,两者是保障外商投资经济回报的基础,在地区旅游市场条件稳定情况下有的放矢地发挥区域内部和区域间产业要素组合的优势和作用,增强区域尤其中西部地区对外商旅游资本的吸引力和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竞争力,弥补中国旅游饭店业发展过程中资本、技术、人才、管理和创新等方面的空间差异。此外借助产业规划的力量对旅游饭店业竞争力不足和资源本底较弱的省域,通过产业要素之间优化来实现省域旅游饭店业投资吸引力水平的提升,降低资源条件和禀赋对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因素及制度制约,为中西部省域旅游饭店及旅游业发展开拓新的增长途径。
(2)外商资本在中国旅游饭店业设施建设、效率提升、管理运营等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外资来源主要集中在少数欧美发达旅游市场,这种过分的“路径依赖”不仅造成了国内旅游饭店业投资市场的不公平竞争,而且也增加了中国旅游产业和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削减了中国与国际资本间的网络宽度和厚度,较难满足当今中国对外交往的需求,也束缚了中国对外投资“走出去”战略的实现渠道。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分布世界74.7%和50.9%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还拥有世界45.71%的国际旅游市场份额[41],并拥有中国最热门的海外旅游目的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不仅沿线国家在华旅游产业投资较少,同时中国旅游资本和企业较少参与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产业合作、经营和管理中;毋庸置疑,这一角色的缺失不仅有碍于深化与密切同沿线国家的经贸、文化和旅游合作,也对在华外商旅游资本结构合理化和中国对外旅游投资多元化战略产生消极影响。外商旅游饭店业作为影响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手段,借助旅游饭店产业跨国投融资平台,积极吸收沿线国家外商旅游资本,降低中国对外资单一性依赖的风险,把握对外联系的主动权,增强内资饭店的实力和市场领导力,规避行业资本结构失衡带来的大量资金外流及国内旅游饭店产业内生动力的缺失;加强中国旅游对外投资同当地旅游产业的相互合作,既能够通过旅游产业合作带动、拓宽和深化与沿线国家金融、文化、商旅、农业、基础建设等方面的合作领域,又可以将旅游合作打造成中国资本开拓国际市场,优化中国海外投资布局的重要通道及战略框架。
(3)实证研究的目的在于从事物具体的、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提炼出事物一般性、客观性的特征和规律,并就事物未来给出可以借鉴的历史思考和辩证认识。当前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学科融合发展已经普遍存在,并在不同领域解决实践问题方面做出贡献。本研究从认识在华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要素入手,沿着“格局—结构—过程—机理”的研究思路,构建了地理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融合的理论和实践框架。旅游业自身最大的特点就是综合性,旅游地理学科出路也必将体现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融合特征。新兴旅游活动的不断涌现和流行必然带来旅游投资领域的扩展、投资主体的多元及投资行为的复杂化。针对这些复杂经济活动的分工与联系、任务与目标、结构特征与运作模式等问题必须依靠多学科的融合才能给出科学、综合与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例如:当前主题酒店与乡村民宿受到旅游饭店业市场追捧的同时,包括外商资本在内的社会和机构资本大量进入主题酒店与特色民宿的开发、运营、管理和推广等产业环节;不仅使传统政府主导旅游投资的模式发生变革,同时各类资本在BT(建设—移交)、TOT(移交—经营—移交)、BOT(建造—运营—移交)、PPP(政府—企业—合作)等投融资模式中的合作机制差异,以及与外商直接投资等传统旅游投资相比互联网金融、风险投资的行为特征和差异等问题,既为旅游地理学带来了新的议题和发展方向,又对其主动加强同管理学、金融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融合提出了要求。因此,基于学科融合路径下,旅游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应该成为当前复杂科学环境中,其作为一门经世致用学科继续发展与贡献社会的重要出口。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1] | , 饭店业与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和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立足于区域实际情况对饭店运行效率做出评价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饭店自身投入与建设水平、旅游地吸引力和目的地接待和服务能力以及水平3个方面分析了饭店业与地区发展耦合机制,并相应地运用数据包络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和超效率DEA对我国31个省区2012年饭店业运行效率进行了评价,超效率DEA解决了最优评价单元排序问题。结果表明,当前饭店自身投入主要影响饭店技术效率,而旅游地吸引力和目的地接待和服务能力则会影响饭店运营的规模效率和综合效率。对很多省区来说,协调饭店业与其他行业部门之间的发展关系比饭店自身管理和投入更为普遍和重要。在投入方面,人员投入是影响饭店业运营效率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因素。另外,有些省份面临饭店业规模报酬递减问题,需要慎重考虑地区的饭店业建设规模。 . , 饭店业与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和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立足于区域实际情况对饭店运行效率做出评价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饭店自身投入与建设水平、旅游地吸引力和目的地接待和服务能力以及水平3个方面分析了饭店业与地区发展耦合机制,并相应地运用数据包络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和超效率DEA对我国31个省区2012年饭店业运行效率进行了评价,超效率DEA解决了最优评价单元排序问题。结果表明,当前饭店自身投入主要影响饭店技术效率,而旅游地吸引力和目的地接待和服务能力则会影响饭店运营的规模效率和综合效率。对很多省区来说,协调饭店业与其他行业部门之间的发展关系比饭店自身管理和投入更为普遍和重要。在投入方面,人员投入是影响饭店业运营效率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因素。另外,有些省份面临饭店业规模报酬递减问题,需要慎重考虑地区的饭店业建设规模。 |
[2] | , 由于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和巨大成功,各地纷纷将旅游业作为区域经济的主导产业或 支柱产业来培育,形成一股“旅游产业热”。然而,旅游业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将旅游业定位 于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必须十分谨慎。在对当前的流行观点进行批判性评价的基础上,本文 运用主导产业或支柱产 . , 由于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和巨大成功,各地纷纷将旅游业作为区域经济的主导产业或 支柱产业来培育,形成一股“旅游产业热”。然而,旅游业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将旅游业定位 于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必须十分谨慎。在对当前的流行观点进行批判性评价的基础上,本文 运用主导产业或支柱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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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从分析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投资的内涵入手,刻画旅游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剖析影响中国旅游业吸收可持续发展投资的主要因素,研究提出利用外资的系统策略:制定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投资激励政策;将促进可持续发展纳入投资促进机构的目标体系;提高投资服务水平;塑造地区旅游形象;建立多种形式的可持续发展投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具体指标体系和报告制度,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投资进行评估和监督。 . , 从分析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投资的内涵入手,刻画旅游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剖析影响中国旅游业吸收可持续发展投资的主要因素,研究提出利用外资的系统策略:制定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投资激励政策;将促进可持续发展纳入投资促进机构的目标体系;提高投资服务水平;塑造地区旅游形象;建立多种形式的可持续发展投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具体指标体系和报告制度,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投资进行评估和监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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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 2016(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而金融资源配置方式是优化配置的核心环节。文章构造产业结构系数指标,考察金融规模和价格两种配置方式与产业结构的动态特征;通过分析金融资源配置方式与产业结构的关联性,阐述金融资源配置对产业结构影响的路径;通过构造VAR模型,研究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时变特征;结果表明:金融资源配置方式与产业结构呈现阶段性动态特征,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影响产业结构机制有不同的路径,不同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对产业结构影响具有动态性与差异性。在基本结论基础上.提出建立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动态监测机制、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路径、进一步稳定金融资源价格方式配置功能的稳健性等建议。 ., 2016(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而金融资源配置方式是优化配置的核心环节。文章构造产业结构系数指标,考察金融规模和价格两种配置方式与产业结构的动态特征;通过分析金融资源配置方式与产业结构的关联性,阐述金融资源配置对产业结构影响的路径;通过构造VAR模型,研究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时变特征;结果表明:金融资源配置方式与产业结构呈现阶段性动态特征,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影响产业结构机制有不同的路径,不同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对产业结构影响具有动态性与差异性。在基本结论基础上.提出建立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动态监测机制、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路径、进一步稳定金融资源价格方式配置功能的稳健性等建议。 |
[12] | , 东莞豪华酒店作为社会文化地理现象备受学术界与理论界的关注.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方法,援引制度与空间的相关理论,探讨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背后的制度根源,试图解释在国家与地方的制度环境下,显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隐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是如何成为一种内在的力量影响东莞豪华酒店的时空演变.研究发现:①在地方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经历了酝酿期(1978-1993年)、投资和投机探索期(1994-1999年)、腾飞发展和扭曲变异糅合期(2000-2004年)3个阶段,分别呈现出制度推动空间发展、制度与空间磨合、空间反作用于制度重构3个不同的特征;②在区域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迎来平行和稳步建构期(2005-2012年),体现出权力空间从东莞流向外围.空间变化暗示权力关系的变化,表明东莞豪华酒店从深层次影响制度重构已经迫在眉睫;③在国家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进入自上而下的整顿和转型重构期(2013-2015年),显性正式制度迫使空间行为选择进入理性阶段.研究完善了制度与空间关系的理论,提出空间的发展最终受制于显性正式制度,中间经历了空间尺度的转换,经历了各种显性与隐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博弈,最终回归到显性正式制度.空间演变是一个被制度化的过程,制度在空间权力关系中不断完善与变迁才能形成符合空间景观与空间形态规律的制度体系. . , 东莞豪华酒店作为社会文化地理现象备受学术界与理论界的关注.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方法,援引制度与空间的相关理论,探讨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背后的制度根源,试图解释在国家与地方的制度环境下,显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隐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是如何成为一种内在的力量影响东莞豪华酒店的时空演变.研究发现:①在地方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经历了酝酿期(1978-1993年)、投资和投机探索期(1994-1999年)、腾飞发展和扭曲变异糅合期(2000-2004年)3个阶段,分别呈现出制度推动空间发展、制度与空间磨合、空间反作用于制度重构3个不同的特征;②在区域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迎来平行和稳步建构期(2005-2012年),体现出权力空间从东莞流向外围.空间变化暗示权力关系的变化,表明东莞豪华酒店从深层次影响制度重构已经迫在眉睫;③在国家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进入自上而下的整顿和转型重构期(2013-2015年),显性正式制度迫使空间行为选择进入理性阶段.研究完善了制度与空间关系的理论,提出空间的发展最终受制于显性正式制度,中间经历了空间尺度的转换,经历了各种显性与隐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博弈,最终回归到显性正式制度.空间演变是一个被制度化的过程,制度在空间权力关系中不断完善与变迁才能形成符合空间景观与空间形态规律的制度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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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 本文基于Jeffrey Wurgler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对2001—2006年中国32个工业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工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整体较低且波动较大;工业内部各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差异大,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能源资源产业资本配置效率高,传统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配置效率低;中国工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中部地区工业资本配置效率最高,西部次之,东部地区最低。 . , 本文基于Jeffrey Wurgler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对2001—2006年中国32个工业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工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整体较低且波动较大;工业内部各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差异大,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能源资源产业资本配置效率高,传统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配置效率低;中国工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中部地区工业资本配置效率最高,西部次之,东部地区最低。 |
[19] | ., 2011( 参考Wurgler的研究方法,考察资本要素在我国中部地区近十年来的配置效率及波动,从宏观角度分析中部各省资本流动的效率及其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各省资本的配置效率受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各省的动态资本配置效率的波动幅度在2004年以后趋于平缓,表明外部因素对各省经济效率的影响逐渐减小,而市场调控的作用逐渐得到发挥;各省的行业投资及发展差异是导致各省的动态资本配置效率差异显著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2011( 参考Wurgler的研究方法,考察资本要素在我国中部地区近十年来的配置效率及波动,从宏观角度分析中部各省资本流动的效率及其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各省资本的配置效率受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各省的动态资本配置效率的波动幅度在2004年以后趋于平缓,表明外部因素对各省经济效率的影响逐渐减小,而市场调控的作用逐渐得到发挥;各省的行业投资及发展差异是导致各省的动态资本配置效率差异显著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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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 2008( 跨国公司及人力资本的分布在我国有鲜明的地区积聚性,对宏观经济 的平衡发展有负面作用.本文从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入手,通过分析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归纳我国人力资本积聚的制度特性,探究跨国公司对人力资本积聚制度特性 的影响途径和影响因素,从而提出改变人力资本积聚路径依赖的机制和思路. ., 2008( 跨国公司及人力资本的分布在我国有鲜明的地区积聚性,对宏观经济 的平衡发展有负面作用.本文从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入手,通过分析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归纳我国人力资本积聚的制度特性,探究跨国公司对人力资本积聚制度特性 的影响途径和影响因素,从而提出改变人力资本积聚路径依赖的机制和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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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 2009( 近年来全球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蓬勃兴起。跨国公司的参与通过技术扩散、产业竞争、产业合作以及服务供应等途径可能改进东道国基础设施产业的生产效率、可靠性和质量,但在电力和水务等特定产业,这些积极的产业影响并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引起了针对国家经济安全和政策挑战的担心。本文还结合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政策启示。 ., 2009( 近年来全球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蓬勃兴起。跨国公司的参与通过技术扩散、产业竞争、产业合作以及服务供应等途径可能改进东道国基础设施产业的生产效率、可靠性和质量,但在电力和水务等特定产业,这些积极的产业影响并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引起了针对国家经济安全和政策挑战的担心。本文还结合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政策启示。 |
[29] | ., 2004( 本文利用企业层面数据 ,研究中国内地 44个城市的投资环境对外资企业效益的影响。我们发现 :一方面 ,投资环境 (尤其是法制环境 )对外资企业的效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另一方面 ,在中国经营时间长、外方投资者投资次数多的外资企业对投资环境的依赖程度比较低。数据中外资企业效益的变化可能是由于外资企业效益真正发生了变化 ,也可能是外资企业出于纳税的考虑而改变了利润隐瞒的程度。我们的实证结果支持了前一种观点 ,而只是部分支持了后一种观点。 ., 2004( 本文利用企业层面数据 ,研究中国内地 44个城市的投资环境对外资企业效益的影响。我们发现 :一方面 ,投资环境 (尤其是法制环境 )对外资企业的效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另一方面 ,在中国经营时间长、外方投资者投资次数多的外资企业对投资环境的依赖程度比较低。数据中外资企业效益的变化可能是由于外资企业效益真正发生了变化 ,也可能是外资企业出于纳税的考虑而改变了利润隐瞒的程度。我们的实证结果支持了前一种观点 ,而只是部分支持了后一种观点。 |
[30] | ., 2012( 本文从行政效率视角考察了外资进入对民营经济的影响。首先,通过在开放经济中构建理论模型,说明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经济增长而展开的外资竞争将会促使行政效率走出低效均衡,并在客观上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接着,使用中国城市数据和二阶段最小二乘(TSLS)估计方法对此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发现,地方政府的外资竞争能够提高行政效率,进而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随着外资选址的日趋理性,以及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央政府在引进外资方面应该逐渐采取均等的区域政策,实现地方政府间的良性竞争。 ., 2012( 本文从行政效率视角考察了外资进入对民营经济的影响。首先,通过在开放经济中构建理论模型,说明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经济增长而展开的外资竞争将会促使行政效率走出低效均衡,并在客观上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接着,使用中国城市数据和二阶段最小二乘(TSLS)估计方法对此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发现,地方政府的外资竞争能够提高行政效率,进而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随着外资选址的日趋理性,以及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央政府在引进外资方面应该逐渐采取均等的区域政策,实现地方政府间的良性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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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 2008( ., 2008( |
[35] | , 我国的旅游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进入房地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的多元化经营现象。国内外****对多元化经营与公司风险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但是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截至目前,对旅游类企业多元化经营能否降低公司风险的研究仍较为欠缺。因此,文章以2004-2012年国内23家A股旅游业上市公司的184个截面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检验了旅游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对其公司风险的影响。旅游行业自身的行业特征及其多元化特点使得针对旅游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行为的分行业研究产生了与以往整体层面的研究截然不同的结论:旅游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能够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但无法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进一步对多元化类型进行区分后发现:旅游业上市公司相关多元化水平的提升可以显著地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但无法显著地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而非相关多元化水平的提升无法显著地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文章从促进融资体系多元化、完善主业发挥自身优势、谨慎选择多元化行业3个角度对旅游业上市公司的多元化发展提出了建议。 . , 我国的旅游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进入房地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的多元化经营现象。国内外****对多元化经营与公司风险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但是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截至目前,对旅游类企业多元化经营能否降低公司风险的研究仍较为欠缺。因此,文章以2004-2012年国内23家A股旅游业上市公司的184个截面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检验了旅游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对其公司风险的影响。旅游行业自身的行业特征及其多元化特点使得针对旅游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行为的分行业研究产生了与以往整体层面的研究截然不同的结论:旅游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能够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但无法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进一步对多元化类型进行区分后发现:旅游业上市公司相关多元化水平的提升可以显著地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但无法显著地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而非相关多元化水平的提升无法显著地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文章从促进融资体系多元化、完善主业发挥自身优势、谨慎选择多元化行业3个角度对旅游业上市公司的多元化发展提出了建议。 |
[36] | , 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形成机制及其城镇化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沿海城市群仍然是其主要集中地,且沿海集中区有连绵化的趋势,但在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显著。流动人口向内陆地区的省会等特大城市集中趋势明显,其分布重心出现了明显的北移。省内县际的流动人口规模已接近于省际流动,且有更高的意愿和更强的能力永久居留城镇,省内县际的永久性迁移将成为未来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主导模式。中国流动人口迁入地的选择受到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更强。远距离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在务工之外,对享受城市生活也开始有所考虑;而中西部地区政府力量在引导人口流动中仍起到重要作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均有显著贡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模式。 . , 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形成机制及其城镇化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沿海城市群仍然是其主要集中地,且沿海集中区有连绵化的趋势,但在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显著。流动人口向内陆地区的省会等特大城市集中趋势明显,其分布重心出现了明显的北移。省内县际的流动人口规模已接近于省际流动,且有更高的意愿和更强的能力永久居留城镇,省内县际的永久性迁移将成为未来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主导模式。中国流动人口迁入地的选择受到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更强。远距离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在务工之外,对享受城市生活也开始有所考虑;而中西部地区政府力量在引导人口流动中仍起到重要作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均有显著贡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模式。 |
[37] | , 以中国石油(特指原油)资源流动为研究对象,把中国省级行政单元抽象为石油资源流动节点,从1985-2009年中选取5个特征时点,根据各流动节点石油自给能力及流动比率,将各特征时点的石油流动省份划分为源地、汇地和交流地3大流动职能类型,并将主要石油进口港(含陆上口岸)作为进口石油源地;分别利用重心和标准差椭圆分析源地系统和汇地系统空间分布格局的集中与离散趋势,得出中国石油资源流动源—汇系统空间格局的位移和形变特征。结果表明:①源地系统重心位于中国东偏北部,在经历了1985-1995年的西北向移动后,1995-2009年大幅向西南偏移,南北方向的移动速度快于东西方向;汇地系统重心偏于中国中东部,移动幅度相对较小,1985-1999年呈南北向移动、1999-2003年呈东西向移动,最终快速向西南方向偏移。②从标准差椭圆分析来看,源地系统的空间分布先趋于分散后又趋于集中,由东北—西南的分布格局逐渐趋向于西北—东南的分布格局;汇地系统空间分布格局相对较为稳定,小幅极化后略趋分散,呈较为稳定的东北—西南分布。③中国石油资源流动的平均方向由东北—西南向偏转为南北向,平均运距呈下降趋势,主导流向由东北—西南向逐步转变为西北—东南向和东西向输流并存。 . , 以中国石油(特指原油)资源流动为研究对象,把中国省级行政单元抽象为石油资源流动节点,从1985-2009年中选取5个特征时点,根据各流动节点石油自给能力及流动比率,将各特征时点的石油流动省份划分为源地、汇地和交流地3大流动职能类型,并将主要石油进口港(含陆上口岸)作为进口石油源地;分别利用重心和标准差椭圆分析源地系统和汇地系统空间分布格局的集中与离散趋势,得出中国石油资源流动源—汇系统空间格局的位移和形变特征。结果表明:①源地系统重心位于中国东偏北部,在经历了1985-1995年的西北向移动后,1995-2009年大幅向西南偏移,南北方向的移动速度快于东西方向;汇地系统重心偏于中国中东部,移动幅度相对较小,1985-1999年呈南北向移动、1999-2003年呈东西向移动,最终快速向西南方向偏移。②从标准差椭圆分析来看,源地系统的空间分布先趋于分散后又趋于集中,由东北—西南的分布格局逐渐趋向于西北—东南的分布格局;汇地系统空间分布格局相对较为稳定,小幅极化后略趋分散,呈较为稳定的东北—西南分布。③中国石油资源流动的平均方向由东北—西南向偏转为南北向,平均运距呈下降趋势,主导流向由东北—西南向逐步转变为西北—东南向和东西向输流并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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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 , "一带一路"沿线国际旅游合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加强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合作重点。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四区三带"自然生态旅游带和"六区三带"文化生态旅游带,连点成线串起"一带一路"国际生态旅游区域网,培育以生态旅游为主导的绿色产业,既可发挥沿线国家旅游资源互补优势,促进旅游资源整体开发,又能破解"一带一路"区域"生态破碎带、经济凹陷区"的两难问题,有效保护"一带一路"生物多样性宝库和历史文化遗产,通过实施生态文明旅游模式和大旅游模式,最终实现"一带一路"国际生态旅游带"两心四带七板块"的总体目标,将生态旅游业发展成为"一带一路"国际旅游合作的战略性先导产业、我国林区生态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的新兴增长极、转型升级的战略产业。文章提出7项针对性对策建议;(1)通过顶层设计,推进建立"一带一路"国际生态旅游联盟和示范区;(2)加强交通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一带一路"国际生态旅游网络体系;(3)建立"发改协调,林业牵头,多部委合作"的金融支撑系统;(4)共同打造"一带一路"特色国际生态旅游品牌;(5)积极扩大国际生态旅游交流与合作;(6)做好森林等自然资源保护及动态监测和评价工作;(7)加强沿线各个国家人才队伍建设和科技支撑能力,以期为"一带一路"生态旅游带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 . , "一带一路"沿线国际旅游合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加强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合作重点。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四区三带"自然生态旅游带和"六区三带"文化生态旅游带,连点成线串起"一带一路"国际生态旅游区域网,培育以生态旅游为主导的绿色产业,既可发挥沿线国家旅游资源互补优势,促进旅游资源整体开发,又能破解"一带一路"区域"生态破碎带、经济凹陷区"的两难问题,有效保护"一带一路"生物多样性宝库和历史文化遗产,通过实施生态文明旅游模式和大旅游模式,最终实现"一带一路"国际生态旅游带"两心四带七板块"的总体目标,将生态旅游业发展成为"一带一路"国际旅游合作的战略性先导产业、我国林区生态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的新兴增长极、转型升级的战略产业。文章提出7项针对性对策建议;(1)通过顶层设计,推进建立"一带一路"国际生态旅游联盟和示范区;(2)加强交通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一带一路"国际生态旅游网络体系;(3)建立"发改协调,林业牵头,多部委合作"的金融支撑系统;(4)共同打造"一带一路"特色国际生态旅游品牌;(5)积极扩大国际生态旅游交流与合作;(6)做好森林等自然资源保护及动态监测和评价工作;(7)加强沿线各个国家人才队伍建设和科技支撑能力,以期为"一带一路"生态旅游带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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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 , 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2007-2013年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水平的测度,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对其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动态关系和相互作用强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作用强度不同;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作用强度表现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而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作用强度则表现为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应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强城市土地的内涵挖潜,而长三角城市群应逐步调整和优化城市发展模式,从而实现三大城市群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同发展。 . , 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2007-2013年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水平的测度,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对其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动态关系和相互作用强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作用强度不同;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作用强度表现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而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作用强度则表现为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应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强城市土地的内涵挖潜,而长三角城市群应逐步调整和优化城市发展模式,从而实现三大城市群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