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艺, 刘卫东The spatial disparity and impact mechanism of geo-economy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SONGTao, CHENGYi, LIUWeidong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11-16
修回日期:2017-03-5
网络出版日期:2017-11-10
版权声明:2017《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
展开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Keywords：
-->0
PDF (9548KB)元数据多维度评价相关文章收藏文章
本文引用格式导出EndNoteRisBibtex收藏本文-->
1 引言
边境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国土安全屏障和对外开放门户。伴随着世界秩序的变革和全球化力量的凸显,作为国家行政管理边缘区,地缘空间冲突和地缘合作重要区域的边境地区[1],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土安全已日益成为人文地理学、地缘政治等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2]。中国陆地边境线长2.2万km,涉及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印度、缅甸等14个国家。整体上,中国毗邻国家地缘环境复杂、破碎化程度高,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异,为世界大国角力的核心区域,亦是中国当前地缘战略的重点区域[3]。与此同时,中国边境省区位于中国的中西部、东北地区,“少（少数民族）、边（边境）、穷（贫困）”成为其普遍特征。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领土、国家权力始终是边境研究的重要内容。21世纪以来,边境研究在汲取了批判性地缘政治学、人本主义地缘政治的精髓后,逐渐增强了对边境环境、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反思。边境成为全球化热潮中空间流动和受流动性影响较典型的地区[4],****们多从经贸产业、人口流动、边境安全等方面解读边境地区的开放发展过程,特别是这一过程中边境安全和沿边发展的国家利益的体现[5-6]。但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刻画了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结构性特征,尤其是边境个案的一般性规律讨论较多,但宏观层面对中国陆域边境地区空间格局及影响分异的讨论仍然鲜见,尤其是缺少面向“一带一路”与“沿边开放”等国家需求下的边境地区开发开放研究。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学界由空间冲突和权力制衡向地缘经济“转向”[7-9]。地缘经济理论是地理学、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理论中的交叉学科,属于在特定空间范围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来谋求国家利益的科学[10-12],其研究最早由美国****Luttwak[13]提出,强调地缘因素影响下的经济活动。在其发展过程中,地缘经济理论逐渐形成了一些有各自民族国家特征的流派：美国学派强调市场控制和经济争夺;俄罗斯学派注重国家战略的研究;意大利学派则突出国际竞争与合作[14]。虽然各学派的关注点存在分歧,但对于后冷战时代地缘经济理论的整体判断却殊途同归：与冷战时代的“对抗、控制与遏制”形成鲜明对比,地缘经济时代以“开放—合作—共赢—发展”为共识,强调在更广阔领域切实开展国际对话与合作,包括经济贸易、产业合作、人口流动、跨境安全、环境治理等领域。以国家经济行为体的名义攫取国家主体利益的同时,地缘经济理论需兼顾到具有层级性与复杂性的国际国内利益结构。地缘经济既是地缘政治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15-18],也是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结果。冷战结束后,经济发展不再依靠对固有殖民地的掠夺或政治集团主导意识的强化[19],在对地缘环境判读的基础上,利用区位与文化上的近缘关系,构建基于国家利益的地缘经济战略是地缘政治研究的诉求。通过对资源、贸易、产业、市场、资金、基础设施等关键要素的控制与合作,搭建口岸、战略通道、边境合作区、综合保税区等对外开放平台,从而实现地缘经济的互利合作和共赢[20-21]。地缘经济是边境开放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边境的特殊区位决定了其确保国土安全前提下通过地缘经济合作来谋求发展的独特发展路径[22],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及由此产生的空间融合是边境地缘经济的主要表现[23-24]。在地缘经济的浪潮中,边境地区开发深入拓展,逐步摆脱边贸互市的传统模式,朝着跨边境合作的开放模式转化[25]。边境双方的经济发展差异、国际劳动分工则促使跨境贸易、产业合作进一步加深[26]。美国—墨西哥边境、美国—加拿大边境、欧盟内部边境等为地缘经济合作的典型区域,边境开发区、边境合作区日益受到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影响[27],并吸引大量的企业在边境地区集聚[28]。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认为,边境地缘经济有着深刻的制度文化动因[29]：国家旨在拓展邻邦市场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外部资源,通过实行边界开放政策,在边境形成集边境贸易、商品市场、跨国投资于一体的经济空间,从而改善边境区位条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开放转型和周边复杂的地缘环境背景下,迫切需要全面刻画中国内陆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的空间发展格局,剖析地缘经济发展背后的内在动力机制。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引领下,揭示具有中国特色的边境发展规律,对于实现全方位沿边开放,构建和谐周边环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以地缘政治学和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剖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的时空分异及其机制,目标在于为谋求地缘安全与边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以地级市为研究单元的中国陆域边境地区包括45个地级行政区（图1）。边境地区的土地占有相当份量的比重,而人口、经济也占有一定份额（表1）。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中国陆域边境地区
-->Fig. 1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
Tab. 1
表1
表12014年中国边境地区基本概况
Tab. 1The basic situation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in 2014
| 土地(万km2) | 边境地区占比(%) | 人口(万人) | 边境地区占比(%) | GDP(亿元) | 边境地区占比(%) | |
|---|---|---|---|---|---|---|
| 边境地区 | 200.2 | 100 | 3144 | 100 | 8884 | 100 |
| 沿边九省区 | 593.19 | 33.7 | 28156 | 11.2 | 120758 | 7.4 |
| 西部地区 | 687.97 | 29.1 | 36839 | 8.5 | 138099 | 6.4 |
| 全国 | 963.43 | 20.8 | 136782 | 2.3 | 643974 | 1.4 |
新窗口打开
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少量数据以沿边九省区的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各地级市政府网站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作为补充;邻国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人口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2.3 地缘经济理论架构
地缘经济指的是在特定空间范围内利用地理区位来谋求区域经济、政治利益的活动或行为,具有空间多尺度性,因而其测度指标体系的建构需要纳入多尺度因素。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的指标选择既需要兼顾国家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诉求,又需要纳入地区发展的外贸、产业、设施等关键性要素。目前学术界关于地缘经济关系的测度,在判别方式上大多采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欧式距离法[30],指标通常选取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比重、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农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等[31-33]。而对地缘经济进行总体评价方面,杨文龙等将中国地缘经济的测度聚焦于国内投资总额、利用外资、GDP、人均GDP、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科技投入与产出等数据[34];Chou等在测度第三国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融合的影响时采用了GDP、人均GDP、市场机会、出口额、文化接近度、国家脆弱度、对外开放度、双边经济融合水平等指标[35];Buckley等选取了市场规模、自然资源禀赋、资产扩张需求（Asset-seeking）、政治风险、文化接近度、政策自由化、汇率、通货膨胀率、进出口额度、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对外开放度共11个指标分析了中国海外投资的决定性因素[36]。可见关于地缘经济关系、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研究中,大部分都选取了本地经济发展情况的代表性指标,以及国家之间的文化融合、政治稳定、空间距离等经济发展环境的相关指标。本文基于地缘经济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从本地经济、外向经济、本地综合发展三方面构建了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表2）。本地经济实力决定了地缘经济开展的深度和广度,以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4个指标代表。外向经济是地缘经济的直接体现,本文选取进出口贸易总额、外贸依存度、旅游外汇收入、外资依存度作为衡量外向经济的指标,表示边境地区对外贸易的活跃度以及吸引外资的能力。本地综合发展体现了开展地缘经济活动的基础条件,选取从业人员数、职工平均工资、邮电业务总量、公路总里程占比作为衡量本地综合发展情况的指标,用于揭示地缘经济展开的背景环境差异。2.4 地缘经济指标的AHP熵值法
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权重。熵是物理学概念,应用在社会科学中反映系统状态不确定性程度的度量,根据熵值大小,也即各项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计算权重[37]。运用熵值法计算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对中国边境地区2000年、2005年、2010年、2014年4个时期14项指标共计2816项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经济指标统一换算成2000年水平。公式如下：对于国家脆弱性指数,由于该项指标为逆向指标,其标准化处理如下：
式中：xij表示第i个地区中第j项评价指标的数值;min{xij}、max{xij}分别为第i个地区中第j项评价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计算第i地区第j项指标的比重：
计算指标信息熵：
信息冗余度：
指标权重：
地缘经济综合评价指数：根据各指标权重和标准化后数值,计算第i地区的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为：
本文在熵值法确定的客观权重之下,参考专家意见,结合AHP层次分析法,对熵值法的权重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得出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综合测度指标的权重（表2）。
Tab. 2
表2
表2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综合测度指标体系
Tab. 2The comprehensive measure index system of geo-economy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 系统层 | 指标层 | 权重 |
|---|---|---|
| 本地经济(0.311) | 人均GDP(元) | 0.082 |
|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元) | 0.073 | |
|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0.102 | |
|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亿元) | 0.054 | |
| 外向经济(0.405) | 进出口贸易额(万美元) | 0.107 |
| 外贸依存度(%) | 0.111 | |
| 旅游外汇收入(万美元) | 0.084 | |
| 外资依存度(%) | 0.103 | |
| 本地综合发展(0.284) | 从业人员(万人) | 0.057 |
| 职工平均工资(元) | 0.042 | |
| 邮电业务总量(亿元) | 0.101 | |
| 公路总里程占比(km/km2) | 0.084 |
新窗口打开
2.5 地理探测器
综合考虑地区地缘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影响机制,构建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表3）。由于地缘政治难以量化,本文仅选取国家脆弱性指数以及文化接近度作为代表指标进行测量。国家脆弱性指数（State Fragility Index）又称为政治稳定度,是由系统和平中心（CSP）根据国家之间的军队冲突次数以及国家主权特征等方面综合测算出来的指数,数值越高表示国家越脆弱,抵抗国际冲突及暴力事件的能力越弱。文化接近度以地区与邻国共同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表示[35]。双边经济融合水平的指标为虚拟变量赋值[35],若双边两国未加入任何贸易协议,赋值为1;两国都加入了经济组织或协议,如WTO、RTA、PTA等,赋值为2;两国进入双边贸易协商阶段,赋值为3;若两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赋值为4。邻国发展实力选取货物和服务进口、出口、GDP三个外贸经济代表性指标对邻国进行的综合测算。政策优惠指数的测算参考文献[38];交通通达度的测算参考文献[39];市场机会以邻国人均GDP/地区人均GDP表示[35]。借助王劲峰团队开发的地理探测器测算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影响因素对地缘经济综合测度水平的解释力。本文在对指标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之后,采用自然断裂点的方法对数据进行离散化处理。地理探测器包括风险探测、因子探测、生态探测和交互探测4个部分内容[40]：风险探测主要探索风险区域位置在哪里,即识别不同影响因素对地缘经济综合评价值的差异性,揭示哪些因素为影响地缘经济的显著高值或者低值。因子探测用于识别什么因素造成了风险,本文中的因子探测主要测度各影响因素对地缘经济综合评价值的解释程度大小。生态探测主要解释风险因子的相对重要性如何,即着重比较不同影响因素的因子解释力大小相对重要性是否具有显著差异。交互探测主要分析影响因素对地缘经济综合评价值的影响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具体算法参考相关文献[41]。
3 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的空间分异
3.1 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的时空演化
选择2000年、2005年、2010年及2014年为研究年份（西藏自治区2000年数据缺失）,得出中国边境地区45个地级市（地区）的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采用GIS的自然断裂点进行分级,将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发展水平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中等水平和低水平4种类型（图2）。从综合测度水平的时间演变来看,各地区的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均不断上升,各子系统数值逐年递增。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总体评价值年均增长率为8.9%,平均值年均增长率为8.1%。在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政策影响之下,边境地区与邻国的经济贸易不断深化,区域性战略合作逐步达成,2000-2010年期间,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相对上升较快。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发展综合评价
-->Fig. 2The level of geo-economy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
为分析方便,本文对中国边境地区进行了分区,以东北三省的边境地区为东北地区;以内蒙古自治区的边境地区（由于地缘环境相似,甘肃省的酒泉市亦包括在内）为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的边境地区以其行政区划为界,界定为新疆地区、西藏地区;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边境地区界定为云南广西地区。
各地区的地缘经济综合评价值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综合评价水平最高的地区由2000年的防城港市转换到2014年的牡丹江市;评价水平最低的地区由2000年的大兴安岭地区转换到2014年的林芝地区。相对于整个边境地区而言,东北地区的地缘经济绝对优势地位逐渐下降;优势地区在空间上高度分散。
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计算变异系数可得,区域差异逐年增大。从局部地区的地缘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东北地区以牡丹江市为首,牡丹江是全国对俄经贸大市,当前开通了牡丹江至俄罗斯海参崴等地的3条国际航线,随着边境重镇绥芬河市对外通道的日趋完善,俄矿产资源丰富,低关税、境外劳动力丰富、土地廉价等因素促成中国大规模对俄跨境投资,同时东北地区积极出口优势农产品,推动对俄农业合作。
内蒙古地区以包头市为首,作为内蒙古最大的工业城市,包头工业基础实力雄厚。与蒙古国在能源、农畜产品方面多有合作,优势互补明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为首。新疆边境线漫长,对外开放口岸众多,边贸合作前景广阔。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扼守第二亚欧大陆桥的进出口通道,阿拉山口口岸的过货量、海关税收、贸易额均居全国陆路口岸前列。同时邻国边境合作意愿明显,中亚地处内陆,多以资源性经济为主,商品进出口通道成为经济发展命脉,与周边大国合作是必然之势。
云南广西地区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崇左市为首,空间差异不明显。邻国的缅甸、越南、老挝经济发展水平有限,边境贸易繁荣但合作水平不高。随着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贸易投资环境不断改善,聚集大量商贸型流动人口,尤其是瑞丽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为进一步开展边境合作提供基础。木姐作为连接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通道,已成为缅甸北部的一个繁荣重镇。中缅、中越存在较大合作潜能,缅甸、越南等国家也是中方旅游胜地,通过西南交通大通道连接中国内地市场,是中南半岛国家实现经济繁荣的有效途径。从地缘战略上来看,占据重要交通要道、邻国边境繁荣的地区往往具有发展地缘经济的突出优势,而国家政策的点状化特征进一步强化了地缘经济的空间差异。
3.2 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格局
根据指标权重可以看出,对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值贡献最大的依次是外贸依存度（0.111）、进出口贸易额（0.107）、外资依存度（0.103）,地缘经济与外资利用水平及对外贸易额度有关,受外资影响较大。利用外资的水平既体现了当地吸引外资的能力,又反映了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程度,较大地影响了当地的对外贸易发展。而进出口贸易额体现了地区与周边国家的贸易交往程度。从权重来看,外向经济子系统以及外资依存度所占比重较大,可证实高效利用外资是促进地缘经济环境优化、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Tab. 3
表3
表3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影响因素
Tab. 3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eo-economy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 指标 | 指标解释 | 数据来源 | 指标影响 |
|---|---|---|---|
| 国家脆弱性指数 | 国家抵抗国际冲突及暴力事件的能力 | CSP | - |
| 文化接近度 | 地区与邻国文化相似性程度 | 五普、六普 | + |
| 双边经济融合水平 | 双边国家的自由贸易程度 | 赋值 | + |
| 邻国发展实力 | 邻国经济、对外贸易综合发展水平 | 世界银行 | + |
| 市场机会 | 邻国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程度 | 世界银行 | + |
| 政策优惠指数 | 国家政策对地区发展的支持程度 | 赋值 | + |
| 口岸数量 | 地区对外贸易 | 中国口岸年鉴 | + |
| 城镇化率 | 地区城镇化水平 | 统计年鉴 | + |
| 二三产比重 | 地区非农化经济水平 | 统计年鉴 | + |
| 交通通达度 | 地区交通便利化程度 | 综合计算 | + |
新窗口打开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中国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子系统评价
-->Fig. 3Evaluation of geo-economy subsystem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
从各地区的地缘经济子系统时空演化（图3）来看,2000年东北地区与云南广西地区的本地综合发展情况相对较好,但对外经济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外向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牡丹江市、丹东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及防城港市,这些地区的共同特征是口岸经济发达,对外通道顺畅。在对外开放以沿海地区为主的发展背景之下,中国边境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仅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呼伦贝尔盟等少数几个地区发展较好。总体来看,大部分内陆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均较为落后。
2005年边境地区的对外经济得到了较快程度的发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占据地缘经济的最高位。同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异军突起,呈现快速发展,成为边境地区重要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极。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得益于阿拉山口的重要交通区位优势,成为对外开放、横贯中西的重要节点。第二亚欧大陆桥于1990年全线贯通,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逐渐发挥作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对外经济发展也尤为迅速。其次是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身为黑龙江省的重要门户开放城市,其东南濒临日本海,对外贸易渠道畅通,外向型经济发展环境较好。
2010年边境地区得到了较快发展,本地经济及本地综合发展水平逐渐优化,以东北地区最为明显。同时,牡丹江市、黑河市、丹东市的对外经济发展较为突出。牡丹江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黑河市等中俄边境地区的总体评价值较高。内蒙古地区以包头市的本地发展指标较高,但并没有形成明显的地缘经济优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地区差异变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进出口贸易额显著下降,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缘经济相对较高,但仍低于牡丹江市、崇左市等近海地区。云南广西地区的本地综合环境相对较好,而地缘经济以防城港市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发展较为靠前,地缘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仍集中于距海较近的崇左市和百色市,其余地区未发挥本地基础优势。
2014年大多数地区的本地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同时,地缘经济发展在2010年空间差异格局的基础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对外经济重新崛起,形成边境地区的经济增长极。
总体来看,东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地缘经济内部差异相对较小。东北地区中俄边境以及丹东市的地缘经济发展较好。虽然中朝两国文化较为接近,但朝鲜不实行对外开放,双边贸易也仅限于政府采购,贸易额较小,限制了地缘经济的发展。云南广西地区应充分发挥其本地综合环境优势,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加深地区经济纵向发展。新疆地区重点发展个别优势地区,国家对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投入逐渐加大,地区优势不断凸显。内蒙古地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本地经济发展环境上,包头市的本地经济实力最好,但由于蒙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缘经济的发展仍较为落后,如何通过蒙古国,实现向俄罗斯、中亚及欧洲等地的深入发展是未来内蒙古地区对外贸易的突破点。西藏地区受制于地形因素,对外贸易量较小,各项指标均不明显。
4 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分异的机制分析
4.1 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分异的整体机制分析
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分别对地缘经济的分异特征进行风险探测、因子探测、生态探测和交互探测分析,以期全面揭示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的影响机理。根据风险探测结果发现,在置信度0.05水平下,导致地缘经济存在显著差异的因素主要有政策优惠指数、交通通达度、文化接近度、双边经济融合水平,且均为正向影响。中国边境地区外向型优惠政策、与邻国经济联系的加强,有助于提高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因子探测结果发现,整体上政策优惠指数的解释力最高,对地缘经济影响显著,是促进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在国家加强对边境地区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着重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设立跨境经济合作区等。例如霍尔果斯口岸由于获得了全国唯一的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经济特区政策,地区优势不断凸显,同时地缘政治及经济环境有效改善,口岸地区城镇化进程有效推进,以开发区为主的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张。同时,在这种特殊政策支持的背景下,霍尔果斯口岸逐渐脱离霍城县及伊犁市的管辖,成立霍尔果斯市,有望成为中国西部最有潜质的经济新区。
Tab. 4
表4
表4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影响因素解释力
Tab. 4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eo-economy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 国家脆弱性指数 | 文化 接近度 | 双边经济融合水平 | 邻国发展实力 | 市场 机会 | 政策优惠指数 | 口岸 数量 | 城镇 化率 | |
|---|---|---|---|---|---|---|---|---|
| 2000年 | 0.098 | 0.214 | 0.485 | 0.078 | 0.045 | 0.578 | 0.252 | 0.141 |
| 2005年 | 0.046 | 0.261 | 0.526 | 0.080 | 0.068 | 0.523 | 0.145 | 0.235 |
| 2010年 | 0.307 | 0.194 | 0.229 | 0.281 | 0.147 | 0.427 | 0.234 | 0.273 |
| 2014年 | 0.112 | 0.282 | 0.264 | 0.094 | 0.294 | 0.650 | 0.213 | 0.196 |
新窗口打开
双边经济融合水平及口岸数量亦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表4）。中国早期的沿边对外开放以口岸和边境城市为载体,西部大开发之后双边经济逐渐繁荣,以阿拉山口、满洲里、凭祥为代表的口岸地区进一步得到发展。与邻国实现自由双边贸易、口岸开放的加强进一步强化了地缘经济环境的发展;同时与邻国语言相通,习俗相近的边境地区构建了良好的文化交流环境,在双边经济发展差异的背景下促进双边贸易的增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各指标的解释力有所变化,以交通通达度、国家脆弱性的解释力度较高,占据重要通道出入口的边境地区具有地缘经济优势,而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邻国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地区,以及发生战争的中缅边境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甚至负增长。同时边境地区的影响因素解释力度逐渐由单一要素过渡到多要素综合作用,指标之间的解释力度差异不断缩小。
生态探测：着重比较不同影响因素对地缘经济的因子解释力大小相对重要性是否具有显著差异。结果表明,政策优惠指数的解释力要显著强于其他影响因素。而其他影响因素之间的因子解释力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
交互探测：分析影响因素对地缘经济综合评价值的影响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在不同研究年份中,存在不同影响因素之间交互后的因子解释力为非线性加强的组合,因子解释力更加显著。2000年、2005年以及2014年,大多数因子交互后均为非线性加强。2010年大多数因素交互后呈现双线性加强,说明2010年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综合水平主要是大多数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也可从2010年各影响因素的解释力差别不大得到印证。政策优惠指数与其他因素,如双边经济融合水平、文化接近度、交通通达度等因素交互之后的因子解释力,显著大于两个因子解释力之和。在与邻国文化相通的边境地区,基于良好的地区发展实力,与邻国积极展开双边贸易谈判,实施地区优惠政策,将有效促进地缘经济的发展。
4.2 边境地区地缘经济不同区域的机制差异分析
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分别对地缘经济的区域分异特征进行风险探测、因子探测、生态探测和交互探测分析（表5）,以期重点分析中国边境地区的区域地缘经济影响机理。风险探测：在置信度0.05水平下,东北地区以市场机会、二三产比重、交通通达度的具体分类值对地缘经济的综合评价影响显著;内蒙古地区和西藏地区以邻国发展实力的分类值对地缘经济的综合评价影响显著;新疆地区、云南广西地区以二三产比重的分类值对地缘经济的综合评价影响显著。而其他影响因素的分类值均对综合评价值影响不显著。新疆地区、云南广西地区大部分二三产比重偏低,对地缘经济的评价值影响较为显著。
Tab. 5
表5
表5中国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区域影响因素解释力
Tab. 5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region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eo-economy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 国家脆弱性指数 | 文化接近度 | 双边经济融合水平 | 邻国发展实力 | 市场机会 | 政策优惠指数 | 口岸数量 | 城镇化率 | 二三产比重 | 交通通达度 | |
|---|---|---|---|---|---|---|---|---|---|---|
| 内蒙古地区 | 0.484 | 0.420 | 0.346 | 0.489 | 0.326 | 0.073 | 0.163 | 0.378 | 0.360 | 0.132 |
| 东北地区 | 0.201 | 0.255 | 0.398 | 0.301 | 0.181 | 0.640 | 0.302 | 0.304 | 0.249 | 0.393 |
| 新疆地区 | 0.106 | 0.185 | 0.278 | 0.305 | 0.119 | 0.502 | 0.290 | 0.222 | 0.140 | 0.226 |
| 西藏地区 | 0.085 | 0.100 | 0.756 | 0.934 | 0.314 | 0.083 | 0.112 | 0.097 | 0.111 | 0.111 |
| 云南广西地区 | 0.477 | 0.176 | 0.402 | 0.434 | 0.126 | 0.441 | 0.267 | 0.230 | 0.330 | 0.234 |
新窗口打开
因子探测：地区影响因素的解释力差异明显。内蒙古地区的地缘经济受邻国影响较大,以邻国发展实力影响显著,同时国家脆弱性、文化接近度等对地缘经济影响也较为明显。内蒙古地区与蒙古国接壤范围较广。然而蒙古国深居内陆,属于中低等收入国家,进出口贸易额较少,邻国发展实力不足,限制了内蒙古地区地缘经济的发展。东北地区和新疆地区以政策优惠指数的解释力最为显著。东北地区在东北振兴的政策背景下,边境经济合作区数量增多;而新疆地区则享有国家特殊优惠政策,地区政策优势明显,对促进地缘经济发展的作用较大。西藏地区以邻国发展实力和双边经济融合水平的解释力最高,且显著高于其他影响因素。从测度结果来看,西藏地区的地缘经济主要受到邻国的影响,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可得,西藏边境地区地形复杂,人口较少,开展外向型经济生产活动的阻力较大。同时其接壤地区如巴基斯坦、印度、不丹等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对外贸易不发达,与中国的自由贸易谈判进展缓慢,自然条件与经济环境共同制约了地缘经济的发展。而云南广西地区受综合因素影响,因子解释力差异不大,主要是邻国发展水平、与中国合作意愿以及中国对边境地区的支持力度等。
从影响因素解释力的区域差异可以看出,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主要受内外两方面的影响,即中国对边境地区的优惠政策,以及邻国发展水平、与中国展开双边贸易的合作意愿。其中,内蒙古地区、西藏地区以邻国影响为主;东北地区、新疆地区以中国政策影响为主;云南广西地区为综合因素影响。
生态探测：内蒙古地区、新疆地区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因子解释力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云南广西地区的国家脆弱性指数影响显著,由于云南广西地区接壤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深受三国不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影响。而东北地区的政策优惠指数、西藏地区的邻国发展实力的因子解释力显著强于其他影响因素,这两个因素也是解释力中数值最高的因素,其中西藏地区的邻国发展实力的因子解释力最为显著,强于国家政策对东北地区的影响,说明在国家实力的差异背景下,地缘经济的发展很难在人为因素作用下发生变化。
交互探测：各地区的影响因素交互之后,其因子解释力显著强于单个影响因素的因子解释力。内蒙古地区、东北地区、西藏地区、云南广西地区以双线性加强为主;新疆地区以非线性加强为主。说明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仍以综合因素影响为主,尤其是国家内外因素对地区经济的影响。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联系日益密切,同时全球地缘风险日益复杂。边境地区是周边地缘国家与中国领土相互作用的核心触媒,是内陆人口、经济、产业集聚的重要区域。本文尝试刻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时空分异,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剖析了地缘经济发展差异的机制。本文采用熵值法对地缘经济进行了综合评价,外向经济成为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的主要特质。由2000年到2014年,地缘经济推动下的中国边境地区的整体开发开放进程不断加快。整体上东北地区地缘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逐渐下降,新疆的优势地位不断上升。国际合作示范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边境开发开放先行区推动了边境特殊政策区增长极的形成,进而塑造了边境差异化的空间发展结构。地理探测器对中国边境地缘经济机制的剖析结果发现,外向型政策、双边经济融合水平以及市场机会等对地缘经济的影响显著,尤其是复杂地缘环境下的外向型政策对于边境地区的极化效应显著。边境地区的空间差异化发展策略进一步强化了地缘经济的空间差异。在“一带一路”倡议战略背景下,国家向西开放趋势明显,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主的西北边境战略优势地位日益凸显,地缘经济迅速提升,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边境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对地缘经济分异的机制研究表明,地缘经济深受地缘政治的影响,邻国发展实力、国家脆弱性等因素进一步影响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同时政策倾斜导向下地缘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减少边境冲突,提升边境地区的地缘安全。边境开放政策导向下西北、西南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增长表明,边境合作区、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特殊政策区对于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增长极塑造的作用显著,未来应进一步选择适宜地区推广。因此,国家在区位优良、基础良好、周边环境稳定的优势边境地区强化地缘经济,有助于构建安全稳定的地缘政治空间,提升双边经济贸易水平,维护两国周边经济政治环境,从而为国家整体的安全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5.2 讨论
相对于以边境地区经济、社会为范式的传统边境研究,地缘经济作为地缘政治研究的最新趋势,承载了多尺度下经济要素空间特征的归纳方法。首先,地缘经济强调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外向经济的现象与问题研究,不再限于本地发展要素与现状概括的空间结构和因子解释。其次,研究需要将区域置于更大的尺度中进行系统分析,地缘经济理论需兼顾到具有层级性与复杂性的国际国内利益结构。尤其对于边境地区研究而言,接壤国家的地缘政治形势、政策稳定度、通商环境等因素均会作用于边境地区的发展。笔者认为,这种处理方法有助于突破西方理论制约,为更深入的认识不同地区的地缘经济社会要素特征及其空间关系,揭示中国边境的代表性与独特性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探索中国边境地区的地缘经济发展水平、演化过程与发展动力,是当前中国理论界和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它服务于“一带一路”及“全方位沿边开放”的国家战略方针,是保障国家国土安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将为与周边国家深入开展地缘经济合作提供地理学视角的理论依据与支撑。诚然,本文的研究尚属初步探索,在地缘经济的指标选取和技术方法的设计上考虑仍不全面,如熵值赋权法依据数据的离散程度赋权重,客观性较好,但可能出现权重与指标本身的重要性不一致的情况。并且由于地理探测器只能以离散化数据进行测算,这将减少数值的内部差异。而且在交互探测的过程中,只能实现任意两个因素的交互结果,不能实现多个因素的综合影响分析。以上问题有待通过新视角与新方法逐渐修正和完善。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大国间的争霸与兴衰更替，无疑不受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法则的支配。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权力结构正发生深刻重组，世界正在进入新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大时代，中国和平发展亟需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的理论支撑。本文在总结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发展态势的基础上，从思想渊源上论述了地理学在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剖析了当前中国地理学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领域研究中的不足，进而提出了地理学界如何加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研究的几点建议。 . 大国间的争霸与兴衰更替，无疑不受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法则的支配。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权力结构正发生深刻重组，世界正在进入新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大时代，中国和平发展亟需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的理论支撑。本文在总结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发展态势的基础上，从思想渊源上论述了地理学在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剖析了当前中国地理学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领域研究中的不足，进而提出了地理学界如何加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研究的几点建议。 |
| [2] | State boundaries have constituted a major topic in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geography. Boundary analysis has focu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scale, since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provide perhaps the most explicit manifestation of the large-scale conne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geography. The past decade has witnessed a renewed interest in boundaries, both within geography and from the wider field of social theory. Geographers have sought to place the notions of boundary within other social theoretical constructs, while other social scientists have attempted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space and, in some cases, territory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personal, group, and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identities. Recent studies include analyses of the postmodern ideas of territoriality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borders,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ospatial identities, socialization narratives in which boundaries are responsible for creating the `us' and the `Other', and the different scale dimensions of boundary research. These can be brought together within a multidimensional, multidisciplinary framework for the future study of boundary phenomena. |
| [3] | . |
| [4] | . |
| [5] |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Chinese state has made great effort to implement its ‘going-out’ strategy, i.e., the geographical expansion of Chinese capital and labor oversea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Chinese state rescales to implement this going-out strategy and produce new spaces of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Chinese state reconfigures its institutional ensemble to integrate landlocked Yunnan Province into the transnational economy embodied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GMS).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Chinese state deploys two spatial strategies – upward coordin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GMS national governments, and downward implementation throughout Yunnan Province – to establish an interscalar regulatory regime. Through this regime the Chinese state aims to assemble capital, labor, and political clout to expand Chinese capital and labor in the GMS, and to develop Yunnan's economy to ease uneven domestic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booming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al–economic restructuring of national states and to the limited scholarship on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cross-border regions in a non-Western context. It also sheds light on how the rescaling of the Chinese state potentially shape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 [6] | . |
| [7] | |
| [8] | |
| [9] | . |
| [10] | . |
| [11] | . |
| [12] | 本文根据Cohen的地缘政治理论和王铮等的地缘政治经济学观点,构建了一个简化世界为三国模型,并假设世界存在三种类型的地缘政治经济学国家:金融业主导国家,制造业主导国家及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模型结构追随了经典的C-P模型,通过引入汇率,并将制造业生产函数扩展为三要素的CES形式,用以分析汇率变动下,三国就业的交互影响特征。在模型构建的基础上,采用C#与Matlab联合编程对经济危机的模拟进行系统实现。对于模型的最优化算法核心部分,采用Matlab编写,并通过C#实现调用接口进行运算。从而开发了三国经济模拟系统,并运用模拟系统进行了相关的模拟分析。模拟发现,无论是金融业主导国家,制造业主导国家,还是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只要有这个国家本身参与的贬值情景,其就业状况就会有所改善;没有这个国家参与的贬值情景,其就业状况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制造业主导国家的汇率变化更容易发挥影响力,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则更容易受到汇率变化的影响,金融业主导国家则不大容易受到别国汇率变化的影响。 . 本文根据Cohen的地缘政治理论和王铮等的地缘政治经济学观点,构建了一个简化世界为三国模型,并假设世界存在三种类型的地缘政治经济学国家:金融业主导国家,制造业主导国家及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模型结构追随了经典的C-P模型,通过引入汇率,并将制造业生产函数扩展为三要素的CES形式,用以分析汇率变动下,三国就业的交互影响特征。在模型构建的基础上,采用C#与Matlab联合编程对经济危机的模拟进行系统实现。对于模型的最优化算法核心部分,采用Matlab编写,并通过C#实现调用接口进行运算。从而开发了三国经济模拟系统,并运用模拟系统进行了相关的模拟分析。模拟发现,无论是金融业主导国家,制造业主导国家,还是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只要有这个国家本身参与的贬值情景,其就业状况就会有所改善;没有这个国家参与的贬值情景,其就业状况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制造业主导国家的汇率变化更容易发挥影响力,资源开发业主导国家则更容易受到汇率变化的影响,金融业主导国家则不大容易受到别国汇率变化的影响。 |
| [13] | react-text: 433 The article begins with the explanation of the lex orandi - lex credendi principle, which is the basis of reflection. If we accept this axiom as valid, the most proper way to discourse on Eucharist theology is the analysis of Eucharistic prayers of the East and West. We then outline the literary structure of this type of church prayer, identifying it as a prayer of alliance (tod谩) as found in... /react-text react-text: 434 /react-text [Show full abstract] |
| [14] | 20世纪90年代初欧美地缘经济学一经诞生，就备受关注、讨论及推崇，但在其性质及内涵的认识上则出现了诸多分歧，已影响到学科理论及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从地缘经济理论发生学角度，对欧美地缘经济学的实践背景、理论缘起、发展流派等进行回顾与梳理，以辨析其性质及内涵特征。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欧美地缘经济学具有深刻而丰富的理论渊源，世界范围内地缘经济合作实践二度兴起，成为理论内涵的重要来源及宏观背景。多个相关或相近学科的研究成果，为其提供了理论准备，地缘政治学则是其直接理论来源；（2）随着地缘经济学理论的地域扩散，形成了以美国、意大利和俄罗斯为中心的多个各具特色的理论学派。不同学科及其分支理论、观点与流派之间相互借鉴、交叉与融合，使其变得极为庞博复杂；（3）地缘经济学已形成有别于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内涵及特征，不过总体上处于学科理论的初创阶段，其研究边界尚不清晰、核心理论有待建立、学科体系有待完善。 . 20世纪90年代初欧美地缘经济学一经诞生，就备受关注、讨论及推崇，但在其性质及内涵的认识上则出现了诸多分歧，已影响到学科理论及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从地缘经济理论发生学角度，对欧美地缘经济学的实践背景、理论缘起、发展流派等进行回顾与梳理，以辨析其性质及内涵特征。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欧美地缘经济学具有深刻而丰富的理论渊源，世界范围内地缘经济合作实践二度兴起，成为理论内涵的重要来源及宏观背景。多个相关或相近学科的研究成果，为其提供了理论准备，地缘政治学则是其直接理论来源；（2）随着地缘经济学理论的地域扩散，形成了以美国、意大利和俄罗斯为中心的多个各具特色的理论学派。不同学科及其分支理论、观点与流派之间相互借鉴、交叉与融合，使其变得极为庞博复杂；（3）地缘经济学已形成有别于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内涵及特征，不过总体上处于学科理论的初创阶段，其研究边界尚不清晰、核心理论有待建立、学科体系有待完善。 |
| [15] | 地缘经济区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在地域表现上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合作开发地缘经济 区，能有效地推动沿边地区的开放和发展。论文从地缘经济区的发展前景、主要特征和合作开发的普遍效应等问题的讨论入手，并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CAFTA）的建设为背景，在系统分析中国—东盟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的实践成果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中国—东盟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实践策略的 调整思路。 . 地缘经济区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在地域表现上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合作开发地缘经济 区，能有效地推动沿边地区的开放和发展。论文从地缘经济区的发展前景、主要特征和合作开发的普遍效应等问题的讨论入手，并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CAFTA）的建设为背景，在系统分析中国—东盟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的实践成果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中国—东盟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实践策略的 调整思路。 |
| [16] | 中国经济在全球、亚洲地区和周边自然经济区域三个层次上都存在广阔的地缘经济空间。主要经济伙伴及其所在地区构成中国地缘经济的现实空间，其他地区则是中国地缘经济可以拓展的潜在空间。中国地缘经济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脆弱和对主要经济伙伴的依赖过重两个方面。中国经济在承受其他经济体外部性的同时，也在对外传递着自己的外部性，现实和潜在的经济冲突颇多。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不仅需要从全球层次上考虑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需要借助地区的力量，从亚洲地区层次和周边自然经济区域层次上着手，规划中国的总体地缘经济战略。总体上，中国地缘经济发展应依托三环结构的地缘格局，遵循由近及远的战略思路，以周边自然经济区域的发展推动亚洲地区层次上的地缘经济整合，并进而在全球层次上拓展潜在的地缘经济空间。 . 中国经济在全球、亚洲地区和周边自然经济区域三个层次上都存在广阔的地缘经济空间。主要经济伙伴及其所在地区构成中国地缘经济的现实空间，其他地区则是中国地缘经济可以拓展的潜在空间。中国地缘经济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脆弱和对主要经济伙伴的依赖过重两个方面。中国经济在承受其他经济体外部性的同时，也在对外传递着自己的外部性，现实和潜在的经济冲突颇多。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不仅需要从全球层次上考虑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需要借助地区的力量，从亚洲地区层次和周边自然经济区域层次上着手，规划中国的总体地缘经济战略。总体上，中国地缘经济发展应依托三环结构的地缘格局，遵循由近及远的战略思路，以周边自然经济区域的发展推动亚洲地区层次上的地缘经济整合，并进而在全球层次上拓展潜在的地缘经济空间。 |
| [17] | |
| [18] | . |
| [19] | . |
| [20] | 本文主要论述世界地缘政治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中自然资源所扮演的角色和历史作用，试图建立起自然资源与地理环境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关系，尤其是对我国周边地缘政治和外交战略的影响。自然资源要素影响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途径和方式方法是本文核心论题之一：自然资源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格局、国际环境都产生重要的影响，并通过世界贸易、工业文明和国家战略在改变着传统安全的概念，自然资源通过改变世界贸易的结构，改变国际经济要素和政治环境从而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分析了自然资源要素是如何促进世界经济分工与国际法发展：自然资源的开采使用，地理分布与工业发展密切相关，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使用的意识发展与某些国际法的确立和国际组织确立密切相关，从而在结构和功能上，从形式到内容上影响着世界地缘政治经济的发展。 . 本文主要论述世界地缘政治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中自然资源所扮演的角色和历史作用，试图建立起自然资源与地理环境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关系，尤其是对我国周边地缘政治和外交战略的影响。自然资源要素影响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途径和方式方法是本文核心论题之一：自然资源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格局、国际环境都产生重要的影响，并通过世界贸易、工业文明和国家战略在改变着传统安全的概念，自然资源通过改变世界贸易的结构，改变国际经济要素和政治环境从而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分析了自然资源要素是如何促进世界经济分工与国际法发展：自然资源的开采使用，地理分布与工业发展密切相关，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使用的意识发展与某些国际法的确立和国际组织确立密切相关，从而在结构和功能上，从形式到内容上影响着世界地缘政治经济的发展。 |
| [21] | 中国周边国家蕴藏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周边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是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与周边的东亚、东南亚、中亚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在油气领域的合作和竞争，并分析了其地缘政治影响，主要结论包括：①东亚主要是中日之间的能源竞争，竞争态势近期有进一步加剧之势，中远期如果不考虑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因素，两国在海外的油气争夺会趋于缓和；②东南亚的油气合作取决于南海领土争端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只要争端不成为地缘政治操作的工具，南海的油气合作才有可能；此外，中国需要在南海首先开发起来，然后才能谈得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否则只能是“搁置争议、别人开发”；③中亚应成为中国周边油气合作的重点，中亚地缘上与中国接壤，进一步向西可延伸到中东、里海，中亚是中国平衡俄罗斯能源影响的重要因素，只有与中亚的合作进展顺利，才有效牵制俄罗斯能源地缘政治工具的作用发挥；④俄罗斯不是一个十分可靠的能源合作伙伴，只能是中国能源的重要补充，不能作为主要依靠。 . 中国周边国家蕴藏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周边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是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与周边的东亚、东南亚、中亚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在油气领域的合作和竞争，并分析了其地缘政治影响，主要结论包括：①东亚主要是中日之间的能源竞争，竞争态势近期有进一步加剧之势，中远期如果不考虑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因素，两国在海外的油气争夺会趋于缓和；②东南亚的油气合作取决于南海领土争端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只要争端不成为地缘政治操作的工具，南海的油气合作才有可能；此外，中国需要在南海首先开发起来，然后才能谈得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否则只能是“搁置争议、别人开发”；③中亚应成为中国周边油气合作的重点，中亚地缘上与中国接壤，进一步向西可延伸到中东、里海，中亚是中国平衡俄罗斯能源影响的重要因素，只有与中亚的合作进展顺利，才有效牵制俄罗斯能源地缘政治工具的作用发挥；④俄罗斯不是一个十分可靠的能源合作伙伴，只能是中国能源的重要补充，不能作为主要依靠。 |
| [22] | |
| [23] | The current renewed interest in the study of borders and borderlands is paralleled by a growing concern and debate on the possibility of a border model, or models, and of a border theory, or theories. Certainly, there is a new attention to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and discussion that could help shar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borders. In this essay, I argue that a model or general framework is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borders, and I suggest a theory of borders. The seeds of my arguments are grounded in a variety of discussions and in the works of border scholars from a variety of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My contention is that the literature on borders, boundaries, frontiers, and borderland regions suggests four equally important analytical lenses: (1) market forces and trade flows, (2) policy activities of multiple levels of governments on adjacent borders, (3) the particular political clout of borderland communities, and (4) the specific culture of borderland communities. A model of border studies is presented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essay, and I argue that these lenses provide a way of developing a model that delineates a constellation of variables along four dimensions. |
| [24] | 本文从地理学角度首先介绍了边境区及边境合作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强调边境对边境合作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其次从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的角度回顾了地理学研究边境区及边境合作的历史渊源,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然后对国外不同类型边境合作模式作了简要总结和概括.最后探讨了我国边境地区合作的特点和前景,提出我国内陆边境合作的口岸经济和通道作用的特征. . 本文从地理学角度首先介绍了边境区及边境合作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强调边境对边境合作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其次从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的角度回顾了地理学研究边境区及边境合作的历史渊源,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然后对国外不同类型边境合作模式作了简要总结和概括.最后探讨了我国边境地区合作的特点和前景,提出我国内陆边境合作的口岸经济和通道作用的特征. |
| [25] | |
| [26] | |
| [27] | . In this paper, I examine the effect of trade reform on regional employment in Mexico. Three factors condition regional labor demand: (1) transport costs, which encourage firms to locate in regions with good access to foreign markets; (2) backward–forward linkages, which encourage firms to locate near buyers and suppliers, and (3)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which reinforce the pre-trade pattern of industry location. The results suggest transport costs and backward–forward linkages influence regional employment. Post-trade employment growth is relatively high in regional industries that are clos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near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es. Trade reform appears t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breakup of the Mexico City manufacturing belt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industry centers in northern Mexico. |
| [28] |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locational choice of firms in an upstream and a downstream industry. Both industries are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with firms subject to increasing returns. There are transport costs between the two locations. Depending on the level of these costs there may be a single equilibrium with production diversified between locations, or multiple equilibria, some of which involve agglomeration at a single location. Typically the forces for agglomeration are greatest at intermediate levels of transport costs. Reducing these costs from a high to an intermediate level will cause agglomeration and consequent divergence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ncome levels; reducing them to a low level may cause the industries to operate in both locations, bringing convergence of structure and income. |
| [29] | <p>地缘环境研究是中国地理学界复兴政治地理学的第二次尝试, 也是政治地理学从单一要素向多要素、综合化发展的体现。基于对在北京召开的两次“地缘环境”国际研讨会和对早期地缘环境研究归纳的基础, 将地缘环境界定为由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3 部分组成, 其中, 地理环境由自然环境、人口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构成, 地缘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军事关系和社会文化关系, 地缘结构则包含政治军事结构、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采用AHP决策分析和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对南亚地缘环境进行定量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南亚在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上都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 并最终导致南亚在地缘环境上可以划分为4类, 即印度为一类,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为一类, 不丹和尼泊尔为一类, 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为一类。造成这种空间分异的原因大致有3个, 即“地理决定论”、相互依赖论和制度论。</p> . <p>地缘环境研究是中国地理学界复兴政治地理学的第二次尝试, 也是政治地理学从单一要素向多要素、综合化发展的体现。基于对在北京召开的两次“地缘环境”国际研讨会和对早期地缘环境研究归纳的基础, 将地缘环境界定为由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3 部分组成, 其中, 地理环境由自然环境、人口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构成, 地缘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军事关系和社会文化关系, 地缘结构则包含政治军事结构、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采用AHP决策分析和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对南亚地缘环境进行定量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南亚在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上都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 并最终导致南亚在地缘环境上可以划分为4类, 即印度为一类,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为一类, 不丹和尼泊尔为一类, 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为一类。造成这种空间分异的原因大致有3个, 即“地理决定论”、相互依赖论和制度论。</p> |
| [30] | . . |
| [31] | . 在城市或区域规划研究中，常分别通过城市对外经济联系量、欧氏距离法测算城市或区域之间的联系强度、竞争与合作关系。本文尝试开展两者的协同研究，以南京市为例，通过测算其与不同城市之间的对外经济联系量、地缘经济关系及其匹配关系，为南京市城市或区域规划提供决策支撑，为今后开展类似研究提供研究思路和方法框架。 . 在城市或区域规划研究中，常分别通过城市对外经济联系量、欧氏距离法测算城市或区域之间的联系强度、竞争与合作关系。本文尝试开展两者的协同研究，以南京市为例，通过测算其与不同城市之间的对外经济联系量、地缘经济关系及其匹配关系，为南京市城市或区域规划提供决策支撑，为今后开展类似研究提供研究思路和方法框架。 |
| [32] | . |
| [33] | 国家战略明确提出重点推进中原经济区等区域的发展，为中原经济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广阔的前景。郑州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城市，凭借其作为增长极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和带动力，在中原经济区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利用地缘经济关系的测度体系，运用欧氏距离对郑州和中原经济区内其他28个城市的地缘经济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将中原经济区内城市分为4类：强竞争型城市，一般竞争型城市，一般互补型城市，强互补型城市；并分析了郑州市地缘经济关系的优势和劣势所在。研究表明，中原经济区地缘经济关系严峻，从整体上看竞争性大于互补性。因此，各城市应根据不同地缘经济关系类型，采取不同发展策略。 . 国家战略明确提出重点推进中原经济区等区域的发展，为中原经济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广阔的前景。郑州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城市，凭借其作为增长极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和带动力，在中原经济区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利用地缘经济关系的测度体系，运用欧氏距离对郑州和中原经济区内其他28个城市的地缘经济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将中原经济区内城市分为4类：强竞争型城市，一般竞争型城市，一般互补型城市，强互补型城市；并分析了郑州市地缘经济关系的优势和劣势所在。研究表明，中原经济区地缘经济关系严峻，从整体上看竞争性大于互补性。因此，各城市应根据不同地缘经济关系类型，采取不同发展策略。 |
| [34] | 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明显加强,地缘政治在内容和形式上从以安全为主的高政治向以经济为主的低政治转变,地缘经济成为研究焦点。本文运用空间探索性方法、碎化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工具,揭示中国在全球经济空间中地缘经济联系的演化特征;借助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探索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演化的内部机制。结论为:1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经历了"孕育—萌芽—兴起—繁荣"四个阶段,与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2中国的优势部门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步形成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初级产品劣势日益显现;3中国经济权力空间的异质化特征明显,地缘经济联系呈现大国集聚效应和地理临近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地缘经济联系空间趋于均质化,经济权力半径不断向外围拓展,不仅同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保持稳定的地缘经济联系,与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也不断加强;4资本禀赋、科技禀赋和人力禀赋是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时空演化的主要内在动力,资本禀赋是中国地缘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科技禀赋是重要的推动力,人力禀赋是主要的基础优势。 . 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明显加强,地缘政治在内容和形式上从以安全为主的高政治向以经济为主的低政治转变,地缘经济成为研究焦点。本文运用空间探索性方法、碎化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工具,揭示中国在全球经济空间中地缘经济联系的演化特征;借助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探索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演化的内部机制。结论为:1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经历了"孕育—萌芽—兴起—繁荣"四个阶段,与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2中国的优势部门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步形成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初级产品劣势日益显现;3中国经济权力空间的异质化特征明显,地缘经济联系呈现大国集聚效应和地理临近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地缘经济联系空间趋于均质化,经济权力半径不断向外围拓展,不仅同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保持稳定的地缘经济联系,与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也不断加强;4资本禀赋、科技禀赋和人力禀赋是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时空演化的主要内在动力,资本禀赋是中国地缘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科技禀赋是重要的推动力,人力禀赋是主要的基础优势。 |
| [35] | . The study employs a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ird-country effects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on China's outward FDI (OFDI).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ttern of China's OFDI tends toward a complex FDI without third-country effects. The degree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host country's political risk both have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China's OFDI. Furthermore, greater cultural proxim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host country, as well as greater per capita income (market size), both have significant benefits to China's OFDI. The host country's market opportunit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China's OFDI. |
| [36] | .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by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 over the period 1984 to 2001. 1 The process of China’s deepening re-integration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began, in the modern era, with the ‘Open Door’ policies of the late 1970s, and accelerated with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WTO) in 2001. Studies of this process generally examine China in terms of its position in global trade flows (e.g., Lall and Albaladejo, 2004);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 as a manufacturing location (e.g., Chen et ah , 2002; Rowen, 2003); and in the volume, distribution and impacts of inbound FDI (e.g., Buckley et ah , 2002; Buckley, 2004b). 2 In contrast, understanding of a further dimension to this process — namely, the rise in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 — remains very incomplete. One reason is the paucity of sufficiently disaggregated data to permit formal analysis of the forces shaping Chinese ODI. The result has been a preponderance of descriptive research on FDI trends (e.g., Taylor, 2002; Deng, 2003, 2004; Wong and Chan, 2003; Buckley et ah , 2006) coupled with in-depth case studies on a small number of high-profile Chinese MNEs (e.g., Liu and Li, 2002; Warner et ah , 2004). |
| [37] | 从城市化内涵的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方面,构建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对1981-2006年的中国城市化进行综合测度,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综合水平持续提高,以经济增长和地域景观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其次是人口城市化,最后是社会城市化中的医疗水平,其中各子系统有不同的演变特点.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表明,城市化动力因子呈现多元化特征,市场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后而依次是内源力、行政力和外向力.从城市化发展阶段上看,市场力、外向力和行政力对城中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呈上升趋势,而内源力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认为,中国城市化主要是内生过程,应强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统筹城乡发展. . 从城市化内涵的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方面,构建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对1981-2006年的中国城市化进行综合测度,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综合水平持续提高,以经济增长和地域景观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其次是人口城市化,最后是社会城市化中的医疗水平,其中各子系统有不同的演变特点.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表明,城市化动力因子呈现多元化特征,市场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后而依次是内源力、行政力和外向力.从城市化发展阶段上看,市场力、外向力和行政力对城中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呈上升趋势,而内源力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认为,中国城市化主要是内生过程,应强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统筹城乡发展. |
| [38] | . |
| [39] | . |
| [40] | . Human health is affected by many environmental factors. Geographical detector is software based on spatial variation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ical strata of variables to assess the environmental risks to human health: the risk detector indicates where the risk areas are; the factor detector identifies which factor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risk; the ecological detector discloses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factors; and the interaction detector reveals whether the risk factors interact or lead independently to disease. |
| [41] | 城市宜居性是与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科学议题,深入探讨宜居满意度影响机理对把握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促进宜居城市建设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北京市为案例,基于2013年宜居城市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了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主要感知因素,并分别从居民宜居感知因素、个体与家庭属性因素两个视角,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了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特征与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主要由污染噪声因子、生活设施因子、人文环境因子、出行便捷因子、自然环境因子、安全环境因子和休闲活动因子等7个维度构成。2宜居满意度受到宜居感知因素和个体与家庭属性共同影响,但宜居感知因素的解释力明显要强,其中污染噪声因子、自然环境因子和出行便捷因子等因素是关键因子。3宜居满意度与宜居感知因素具有相对一致性,且存在个体与家庭属性差异。通常宜居感知因素得分低居民,其宜居满意度也相对较低;另外,远郊区、租赁房、有迁居经历、男性、30~39岁、高中学历、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下和外地户口等社会群体的宜居满意度明显要低。 . 城市宜居性是与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科学议题,深入探讨宜居满意度影响机理对把握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促进宜居城市建设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北京市为案例,基于2013年宜居城市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了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主要感知因素,并分别从居民宜居感知因素、个体与家庭属性因素两个视角,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了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特征与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北京市居民宜居满意度主要由污染噪声因子、生活设施因子、人文环境因子、出行便捷因子、自然环境因子、安全环境因子和休闲活动因子等7个维度构成。2宜居满意度受到宜居感知因素和个体与家庭属性共同影响,但宜居感知因素的解释力明显要强,其中污染噪声因子、自然环境因子和出行便捷因子等因素是关键因子。3宜居满意度与宜居感知因素具有相对一致性,且存在个体与家庭属性差异。通常宜居感知因素得分低居民,其宜居满意度也相对较低;另外,远郊区、租赁房、有迁居经历、男性、30~39岁、高中学历、家庭月收入5000元以下和外地户口等社会群体的宜居满意度明显要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