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钿Analysis of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body and performative space:A human geographical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sual quantitative research
WANGMin, LINTian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07-4
修回日期:2016-12-7
网络出版日期:2017-04-20
版权声明:2017《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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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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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节庆作为重要的人类文化活动,孕育于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1],早已受到众多人文社会学科的关注。而于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地理****开始对文化的研究热情高涨,有关节庆的地理分析也随之逐渐兴起[2]。Cudny认为人文地理学的节庆研究现时亦已渐成体系,并涉及到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和时空等多重维度[3]。与此同时,受“文化转向”思潮之影响,不少人文地理****开始关注作为空间过程媒介的文化,强调文化的空间性及其对空间实践的影响[4],节庆也由此被视作地理学研究地方认同的重要视角[5],节庆不仅是地方意义和地方认同生产的重要情景,以及地方居民与地方的重要联系纽带[6],亦是社会价值、实践和协商的反映[7]。然而,在国内已有研究中,地理****所关注的节庆多为城市节庆[5, 8-9]或民族节庆[10-11],作为重要的文化留存和文化记忆的乡村传统节庆的空间意义仍有待挖掘。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呼吁“留住乡愁”,乡村传统节庆和文化留存的空间文化价值越来越值得重视。联系到日常生活和节庆皆为社会文化的产物,Lefebvre认为节庆具有显著的非日常性,可抵抗现代社会的生活异化,节庆与日常生活的节奏交替,体现着身体、时空和社会的变换[12]。值得注意的是,在节庆时间中,空间和地方需通过听觉、视觉和展演的方式进行生产[13],这也意味着在节庆研究中应更多考虑身体这一人与地方环境的重要基础与媒介,需要关注热烈的节庆场景中丰富的身体感观和情绪流动。在节庆现场中,展演者如何通过身体演绎和生产其对于地方的认知,观看者如何邂逅和感受由异于日常的身体节律所构建的节庆景观,都很值得关注。然而,现时国内的节庆地理研究对于充斥着身体介入（bodily interaction）的节庆空间中的身体化和情感问题仍鲜有涉及。汕头市澄海区上社村的传统节庆“拖神”,是具有鲜明的地方身体展演特征的游神赛会,被称为“中国最血腥、最暴力的民间风俗”。本文以汕头市澄海区上社村的传统节庆活动为例,探讨节庆中的身体化行为实践,并从视觉的角度透视参与主体如何通过观看感受和回应节庆中特殊的身体节奏,揭示身体如何在节庆展演中被实践为联结不同人和地方的纽带,以期理解传统节庆空间与身体展演的关系。同时,研究亦借助心理学方法进行情绪的测量,以期在对身体感知研究的视角与研究方法方面有所创新,进而弥补目前国内身体地理学研究的不足。
2 身体、节庆与展演空间的建构
空间是“人类存在的、开放的和占有的地方”,以及社会实践发生的地方。通过空间可以解读社会实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14]。身体作为最小的空间尺度,随着西方人文与社会学科“身体转向”的兴起,兼具社会与生物双重属性的身体[15]亦开始为注重不同尺度层级的地理****所关注和解读。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西方人文社会学科的身体观的转变下,“身体”不再被视作与“心灵”毫不相关并远离知识的生产。身体不仅可作为一种象征系统或话语,也可被社会建构和欲望所规训。同时,身体行为亦成为社会实践的结果。身体的感觉与体验则反映着社会文化与身体生物特性的不断作用[16]。与此同时,人文地理学亦开始突破“身心二元论”的束缚,从不同角度围绕“身体”开展研究,并建立了不同研究取向[17-18]。显然,所有人类活动都会涉及身体的实践,空间不只是身体的背景,亦建构与表征身体的社会关系。生活经验、感觉的目的、亲密关系或者手前之物、重复的与习惯的行为规律等在塑造着身体和世界。同时,舒适感也会使身体“陷入”空间以及接受空间的塑造,而不舒适感则是身体由于不适应空间,不接受或延伸空间的塑造[19]。身体又是人们感知空间的方式与媒介之一,研究身体实践能更好地理解人与地的紧密联系[20]。而人的身体除了具有生物学意义之外,还具备了社会属性。身体不仅通过其移动生产和改变空间的物质属性,同时亦塑造空间的想象、情绪和社会维度。在“文化转向”的热潮下,身体的实践及其物质性也成为研究特定社会空间和社会文化事件建构的重要视角[21]。当“身体”被视为生成文化意义的重要尺度,身体研究亦开始渗入到人文地理学的众多不同研究领域,但有关节庆的身体地理研究仍相对较少。节庆具有休闲、社交和交往体验[11],而Lea认为身体作为知识生产的中心,应对节庆的空间与实践和身体共同考察,才能更好地发现肉身性体验福祉的生产所在[22]。在节庆地理研究中,人文地理****也应开始进行不同感官和身体尺度的节庆地理研究,关注人体于节庆活动中的体验。节庆化（festivalization）为认同和归属感等共同社会价值的进程,而这些社会价值又形塑于社会群体对于行动者、时间和空间的集体理解和实践之中。人们对于节庆的参与,不仅是一种体验过程,更是将其身体开放于节庆场景所触发的光影、声音和感觉,节庆参与者的情感和感情回应即为认同构成和社会联结的组成部分[23]。Duffy等也将Lefebvre的节奏分析（rhythmanalysis）引入节庆的身体—空间关系研究,认为特定的节奏性展演具有稳定个体的地方感觉和集体认同的可能性,进而身体展演为空间领域化的重要方式[24]。因而,节庆并非只是一种休闲活动,地方主体可置身其中体验和表达其身体认同,强烈的节庆体验也可为地方主体创造关联感和归属感,从而构建空间的意义,节庆的身体化（embodiment）实质兼具了生物性的身体和节庆场景的社会和情感属性[25]。鉴之,微观的身体为节庆的时空生产场所,并是地方意义生产的重要节点。在此,展演（performance）之于身体与周遭环境的媒介作用并不容被忽视[26],节庆中的展演为参与者情境的反映和重申,并受制于其所置身的文化话语[27]。而一些节庆时间往往也为神圣时间的时段,仪式作为展演的重要方式,参与者可通过重复的仪式[28],个人的情感和集体的仪式化展演,不断获取和强化宗教的意义[29]。仪式通过强调身体在场行动、归属感和共同的焦点可致使集体产生兴奋[30],并塑造身体和主体形式,传统节庆因而也是提升信仰和价值的重要途径[3]。另一方面,身体作为与节庆最为亲密的空间,也有****特别是女性主义地理****关注到节庆中的身体所涵盖的社会关系与权力。Lewis等对于里约狂欢节的研究发现,庆典中女性身体的展演是其后社会权力、知识和含糊的女性社会概念的持续展现,亦体现了矛盾而不稳定的文化价值[31];而Browne则关注了女性群体通过对于个体身体的庆典和展演,以及集体身体形象的生产,强化了其性别化的空间与边界,并以此赋权和对他者进行排斥[32]。因而,经受节庆社会价值和展演的形塑,身体是社会意义和政治背景体现的载体,特定形式的身体展演亦是群体道德观念建构的手段,反映着社会关系的文化实践的刻写。
然而,以往的节庆身体研究往往聚焦于声景对于参与主体身体感官和情绪体验的触发,即节奏循环流动于自我和节庆空间的共同展演者之间,倾听被认为是一种与特定节奏的对话,良好的节庆空间感觉要求个体对于情景化的文化实践和身体化历史的高度精神集中,从而可为参与者提供与地方强烈的联系和归属感。而之于参与者为节庆空间的视觉场景和景观所激发的情感和共同价值意识,仍缺乏一定的研究[33]。此外,过去研究对于作为客体的信徒以及主客体之间“看”与“被看”（seeing and being seen）间的互动关系也较为忽视。福柯在凝视理论中对空间中目光如何运作进行考察,并认为“凝视”是一种具体的观看方式,暗含着凝视主体的强势,是凝视动作的实施主体施加于承受客体的一种作用力,蕴含着权力关系和软暴力[34]。而Urry将“凝视”引入到旅游地理的研究领域,游客通过凝视对旅游地施予作用力,旅游景观在迎合游客的凝视过程下开始重构[35]。近年来,对于“凝视”的相关研究也不再只片面强调游客的强势地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凝视关系开始得到****们的多维度系统解读[36]。基于此,有****发现,在展演空间内,“看”与“被看”的互动关系可发生在一种平等而亲民的基础之上,并建构了特定的社会关系,影响着空间的功能与形态[37]。
综上所述,身体、感官(sensual)、展演性（performativity）和感情（affect）无疑为理解和认识节庆空间和文化地理的重要维度。而国内人文地理****对节庆地理的身体体现（embodiment）仍鲜有关注,本土的乡村传统节庆和仪式的展演意义也尚有待挖掘。与此同时,节庆空间的展演行为在他者或内部的相互凝视之下如何运作也值得关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身体实践方式可于一定的社会网络下建构多层次的地方[38],节庆事件对于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亦有重要的推动作用[5, 8-9]。鉴之,本文以身体地理学的视角去解读上社村传统节庆文化这一种特殊的文化习俗,试图对身体展演之于乡村传统节庆的建构和维持作用进行了解,并探求传统文化留存所根植的社会关系,以及节庆仪式在特殊的展演形式和“他者”凝视之下对于地方认同的影响所在。为此,文化习俗可作为一个符合新时代研究发展趋势的诠释。
3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汕头市澄海区盐鸿镇上社村（图1）的传统节庆“拖神”活动及其参与者。在潮汕地区,几乎每个村落都有游神的风俗。游神也称游神赛会,是指在各村自己选定的游神日里抬着神像在村中巡游,沿途接受村民的香火膜拜,以保佑全村平安顺利。上社村是汕头市澄海区盐鸿镇一个依山傍海的村落,全村大部分村民信奉神灵,每逢过节都会虔诚地向神灵祈祷平安,但每年正月廿一、廿二都会举办一种突破禁忌的“拖神”活动。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上社村区位示意图
-->Fig. 1The location of Shangshe Village, Chenhai District, Shantou City
-->
据村中长者（L大爷）描述,上社村的游神曾和其他村落一样寻常,并且每年都会抽签决定哪户人家负责出游神费用。在乾隆年间有一位渔民恰好中签需要出钱,可是他那年捕鱼几乎没有收成,于是怨恨神明不但没有保佑他,反而害他抽到签,随即将神像拖到海边将其踩踏在泥沙里,便出海去了。然而这一年他竟在南洋发大财,而全村也都大丰收。自此,人们都认为上社村的神明喜欢被“拖来拖去”,便有了“拖神”的习俗。
在每年正月廿一、廿二的游神节日,除了常规的游神环节之外,当神像游至指定的一片空旷的场地（村民称此为“老爷场”,即“神场”）,村中很多青壮年都蜂拥而至参与“拖神”,甚至逐渐演化成踩踏到神像上以示威风。参与拖神的人都争前恐后,爬到神像上,扭打成一团;周围的观众更是熙熙攘攘,本地人、外乡人围了一圈又一圈,有的还踩着凳子、梯子,甚至爬上墙头和屋顶,冲着“拖神”者鼓掌喝彩。“拖神”活动一直持续到神像面目全非,人们尽兴散去才结束。这一民俗从乾隆年间沿袭至今,几乎从未中断。
3.2 研究方法
在“文化转向”的思潮之下,人如何观看亦被认为受制于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脉络[39],而视觉又是身体化的,研究对象的视觉图像的生产有助于辅助研究者认识研究对象对于空间的具象化体验。同时,相较于情感难以由言语所表征,视觉表达往往可较好地传递主体的感受、情感、感观和情绪状态[40]。而本文基于参与者通过“观看”感受节庆现场的身体化展演实践,以视觉作为不同主体传递和回应空间关系的媒介,考虑到方法的实际适用性,以及主观经验方法的较为简单和缺乏严谨论证[41],本文并未使用西方文化地理学中所常用的质性的视觉分析方法（visual method）,而是通过照片评定和眼动分析等视觉量化方法,对研究对象的“观看”及其触发的情感体验进行模拟与探讨。以期借助眼动心理学的方法,客观挖掘个体的视觉过程的情绪空间格局。因而,研究主要采取照片评定和眼动追踪研究等视觉量化方法,并辅以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表1）。Tab. 1
表1
表1研究设计
Tab. 1Study design
| 研究方法与过程 | 研究对象 | 研究目的 |
|---|---|---|
| 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 | 传统节庆的空间感知 | 身体展演的脉络和实践形式 |
| 照片评定与眼动分析 | 日常生活与节庆展演空间 | 身体感知和情感体验 |
| 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 | 凝视下的节庆展演空间 | 身体与展演空间的尺度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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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针对观看或参与过“拖神”的人群发放问卷15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24份。调查问卷的性别、年龄、学历与职业结构等人口学数据相对均衡,并通过照片评定调查他们对“拖神”活动相关场景的情绪唤醒程度。在情感评价方面,主要调查人们对“拖神”的情绪唤醒的情感评价程度,如是否感到刺激、兴奋,照片评定则调查被试对“拖神”空间感知的熟悉程度、愉悦程度和兴奋程度。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点计分的形式来表示调查对象对图片的感知程度（1表示“非常低”,5表示“非常高”）。被调查者的得分越高,表示其情绪唤醒程度越高;反之,得分越低,则情绪唤醒越低。访谈人数累计15人,受访者的身份包括“拖神者”与围观者,从而可以多维度地分析不同身份的人对“拖神”活动的情感体验、空间感知和地方文化认同。
而眼动仪能真实、客观地呈现被试者观察时的认知特征,是对视觉进行客观研究的重要辅助技术和有效定量指标。眼动仪的注视记录直观地反映对视觉信息的选择重点[42-43]。由此可客观分析被试者内在的心理活动或感知过程[44-45],因而可直接测度身体化的情绪体验与反应,而不需对承载情绪的文本或视觉材料进行转译。通过量化的视觉研究,本研究使用了眼动追踪研究的方法。利用Tobii眼动仪研究52名被试者观察“拖神”活动的相关图片和视频时的眼动轨迹的记录和数据来探究其对“拖神”活动的情感体验和身体空间感知。眼动研究的实验装置为Tobii眼动仪,被试的实验任务是观看一段截取自汕头电视台2套播放的《潮汕风》中关于“拖神”的视频,视频时长为2分15秒。实验分为两组,第一组被试为36名华南地区某高校的在读本科生与研究生,其中男女比例均衡①(①眼动仪实验前的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拖神”活动的情感体验不同年龄段不存在显著差异,故在考虑被试群体选择时,以实验的方便性为前提,本实验选择裸视或矫正视力符合眼动仪操作要求的大学生作为实验被试。)。经过剔除眼跳次数过多、眼动轨迹混乱的3名被试眼动记录之后,有效眼动追踪记录33项;第二组实验被试为16名了解“拖神”活动文化并多次通过现场或视频两种方式观看活动的本科生或在广州工作的上社村村民,其中男女比例均衡,有效眼动追踪记录16项。本研究主要分析两组实验有效数据,即被试在观看“拖神”视频过程中感兴趣区域（AOI）的眼动轨迹和注视时间,从而研究被试对感兴趣区域（AOI）的兴趣程度和情绪唤醒程度,其中,眼动仪记录的热点图和瞳孔直径数据是重要的指标。国内外已有试验和观察表明,瞳孔直径的变化能够真实反映大脑正在进行的思维活动,人类的瞳孔放大与缩小与情绪、情感等心理活动相关[42],愉快、兴奋与急躁的情绪会引起瞳孔放大,消极、戒备和愤怒的情绪会引起瞳孔缩小。因此,瞳孔直径的变化是大脑正在进行的思维活动的真实反映。目前,瞳孔直径的变化值已被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的各项情绪评估领域。外界信息对个体情绪的影响经过视觉接受之后能通过瞳孔的变化表现出来。在正常的光照环境下,正常人的瞳孔直径是4.90±0.99 mm[42],在暗视环境下正常人的瞳孔直径是7.04±0.93 mm[46]。
此外,本研究也通过质性访谈了解节庆空间所置身的社会文化脉络,以及身体展演实践的具体形式。并在每位被试观看完“拖神”视频后,针对他们的观后感进行访谈,以分析眼动实验被试的视觉外部空间感知,并与“拖神”活动主体的情感评价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以量化的形式验证并对比访谈与问卷结果,以探索不同群体的身体空间观。
4 传统节庆活动展演与身体空间的建构
4.1 身体展演、视觉感知与空间的生产
Lefebvre于其晚年尤为关注“空间”,“身体”和“节奏”的问题,其不仅认为身体为空间的重要建构起点,身体亦是突破高度同质化和标准化的现代日常生活的关键[47],与日常生活相区别交替的节庆则是潜在改变既有时空秩序的能量场域[1]。对于上社村的信众而言,进入“拖神”活动即是进入了一种日常生活的中断。在“拖神”活动中,仪式体现的不仅是人们对神迹显现的感受,亲身参与“拖神”的巡游使参与者体验到神圣感,通过动态的身体节律形式,其也可放下平日各种规则条令的束缚,短暂地与日常的时间和空间区隔,产生心灵上的欢悦。而仪式往往具身化于各种展演和行为规则之中。“拖神”活动的规则要求人们的权力是对神像的踩踏和无限度的破坏。在此活动规则中,破坏程度越大,预示着今年的运气越好,愿望越容易实现,与人们的祈福、憧憬越贴切。在这样的情景下,人们对于神像的踩踏和破坏源自神祗的授意,通过对神像进行破坏的亲历身体展演成为与神圣接触,建立与神的亲密关系。个人需要进入这种独立的场域争取触摸和破坏圣像方才与神产生联系,但却也强调一种狂欢式和个体解放的节律。此外,不仅是“拖神”时短暂的场面激烈失控,据当地民俗,“拖神”前一天,村民还通过出巡仪仗形式游神,热闹程度至全村共同参与。这无疑亦反映了“拖神”仪式的规则尤为强调身体的活动和众人的亲身参与。因而在此身体行为规则下,“拖神”实质即是地方价值和社会祈求的表述,村民唯有以共同的身体展演节律也得以呈现其地方身份,并以其塑造所共享的地方感,也赋予共同的人地关系述求。这如L先生所言：“传统就是这样,这么多年了,‘老爷’是越拖越显灵的,我们村一直风调雨顺,顺顺利利的,所以这种习俗就应该保持。”
另一方面,身体也可被刻写上文化价值观念。在“拖神”活动之前,每个宗族会推出壮丁护神,壮丁不仅会用红花水沐浴,还会换上印有宗族标志（5个宗族从一甲、二甲排到五甲）的上衣,穿着短裤,也有直接裸露上身,试图极力展示其男子气概。同时,“拖神”的过程也强调剧烈的身体冲突和碰撞,使得妇女和儿童难以通过身体行动进入其中。纵然在潮汕地区,寻常的祭祀活动多由家中妇女主持,但在“拖神”的现场,男性的身体被物质化成为建构节庆空间的主体,宗族所倚重的男性权力由此呈现和强化,通过此展演勇武刚毅的气质。同时,在访谈中可得知,不少村民皆爱讲述,正因“拖神”的力量,使得全村宗族和睦、团结。历史上,一起同心协力对抗“外敌”,也正因“拖神”使大家的凝聚力得以提高,以往海盗方不敢前来侵犯。正如宗教可赋予地方以象征意义,上社村各大宗族通过“拖神”活动的组织和特定的身体展示将上社村建构为紧密团结和具有强悍坚毅道德气质的村落,并以此维护相互间的社会关系。人们对于节庆空间的建构行为亦为既有的社会准则所规定,同时,活动具有固定的游神路线（图2）,并在通达“老爷场”后开始激烈的“拖神”。鉴之,“拖神”的节庆空间也暂时地限制了人与更广阔的地方的联系,人们基于特定的规则进行剧烈的身体碰撞,将自身的身体行为与空间环境相调适,自由的身体限制于气氛浓烈的节庆现场,形成于外界的区隔。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上社村“游神”路线图
-->Fig. 2The road map about "Dragging the Gods" in Shangshe Village
-->
由于激烈的身体冲突、碰撞和挤压,“拖神”活动往往可产生一种近乎疯狂的浓烈氛围。而节庆空间的狂欢氛围不仅是参与者的特定身体实践所营造,同时也具有感染参与者的能力。而参与者的情绪和情感又是其投入身体体验和展演的关键。通过问卷调查,如图3所示超过75%的人对“拖神”有兴奋、刺激的情绪体验,即亲证“拖神”的人群对“拖神”的认同程度与情绪体验程度都非常高。照片评定调查被试对“拖神”空间感知的熟悉程度、愉悦程度和兴奋程度。表2显示被试对图片的情绪唤醒平均值都超过3.50,并且各项平均分都超过3.80,说明被试对“拖神”的再现场景具有很高的空间感知程度和情绪体验程度。这亦使得,村民会感受到“觉得非常兴奋,每年都期待”,村民具有强烈的参与积极性,并以其为表达地方身份和感受地方价值和情感的重要方式：“很多人都是过年不回家,或者回另一半的老家,然后等正月廿一廿二再回上社村来的,我们的拖神节日比过年还隆重。相比之下,这里的过年反而显得静悄悄的,大家都很看重这个日子,认为它比过年还要隆重。而且过年的时候,祭祀一般只是祭拜祖先,但是在拖神节就是祭拜‘大宫’里面的神灵了。”也正如非表征理论所认为,身体由一种体验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通常涉及到人们能量强弱的变化,而此情绪的变化则会影响人们参与某种生活的能力[48]。可以认为,不仅是“拖神”这种特定的身体行为规则生产了特殊的强烈地方氛围,特定身体节律的感情和情感回应也是身体于特定空间中得以形塑的关键[24],并以才可感知特定的地方实践价值,从而进一步要求了作为情感的寄存和表达载体的身体的不断参与和体现。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参与“拖神”活动的情绪体验
-->Fig. 3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taking part in "Dragging the Gods"
-->
Tab. 2
表2
表2活动场景图片的空间感知与情绪体验程度
Tab. 2Space perception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about "Dragging the Gods" scene image
| 图片序号 | 熟悉程度 | 愉悦程度 | 兴奋程度 |
|---|---|---|---|
| 1 | 3.75 | 3.75 | 3.77 |
| 2 | 3.85 | 3.8 | 3.79 |
| 3 | 4.17 | 3.99 | 4.02 |
| 4 | 3.94 | 3.86 | 3.84 |
| 5 | 4.25 | 4.08 | 4.09 |
| 6 | 4.09 | 3.56 | 3.57 |
| 7 | 4.09 | 3.99 | 4.01 |
| 8 | 4.23 | 3.97 | 3.96 |
| 9 | 4.21 | 3.88 | 3.83 |
| 10 | 4.25 | 3.99 | 3.95 |
| 平均值 | 4.08 | 3.89 | 3.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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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节庆空间相对于物质空间更为强调身体实践和感观,对于节庆能量场域的界定身体无疑是“拖神”下的节庆空间建构和生产场所。尽管“拖神”为传统文化留存,但其对于身体节律的强调,却是使其成为脱离现代社会时空常轨的节奏压制的重要时刻。同时,根植于地方观念与价值,身体于节庆场景中特殊展演实践是地方文化的显现,同时由特定的身体节奏所生产的视觉景观和浓烈的地方氛围,可被地方参与者具身（embodied）感受,参与个体对于空间情绪的体验和回应,也促使其积极将其身体动态和社会化为承载节庆展演的空间,年复一年的身体空间再生产因而持续对节庆的时间—空间进行维持和再生产,并建构了具有共同归属感的地方认同。正如Holloway所言,神圣的时间和空间的激发需要持续的实践和展演。若身体再现不可持续,传统、信仰和忠诚也会随之衰弱和消逝[49]。
4.2 主体与观众：展演空间的交互式凝视
“老爷场”是“拖神”活动空间的物质载体。在“拖神”活动的神圣空间中,其中心是神像,是“拖神者”拖拽、踩踏的对象,亦是“围观者”凝视的主要对象,更是传统权力的中心。眼动仪热点图可反映视频或画面中各视觉对象对被试的吸引程度,将被试对眼动实验材料的注视点个数、注视持续时间等映射为可视化的参数[50],在一段时间内被试注视时间越长的区域颜色越深,由Tobii Studio软件通过统计被试者在一定时间内的注视情况的相关数据绘制而得。然而,在眼动研究中,被试者对神像的关注远小于对踩踏在神像上面的人的关注。图4中被试的眼动热点主要集中在神像上的人（“拖神者”）以及周围与之争夺的人,而对神像几乎没有关注。说明了在展演空间中的主体为“拖神者”,而非神像。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观看活动视频时被试者眼动热点截图
-->Fig. 4The participants' eye tracker heat map about watching "Dragging the Gods"
-->
“拖神”现场观众以视觉的方式参与空间实践,以凝视的姿态交互于展演主体。作为文化行为与“拖神”文化载体形成身体空间观的共同体,凝视的视觉对象即蕴含着凝视者的意识与思想。据参与式观察和眼动实验的结果可知,观看“拖神”的过程中,观众作为凝视者所注重的视觉对象不再是神像,而是神轿上的“拖神者”。“拖神者”在交互式的“神场”空间中的尽情展演并通过视觉传递入凝视者的眼中,使其与之感同身受,观众们用眼光去凝视,去想象和享受其中身体传递的感同身受的“快感”。可以认为,视觉的研究角度亦可解读身体的情感体验。
“拖神者”在展演过程中是充分享受陶醉于其中的,被围观者凝视时他们会产生强烈的自豪感,期待更多的凝视以及欢呼。75%的问卷被试表示“拖神”使其感到无比兴奋与刺激,70%以上的问卷被试表示期待下一次的“拖神”。问卷结果显示,在五点计分的情绪体验程度量表中,被试的平均值都超过3.50,并且各项平均分都超过3.80,说明被试对“拖神”在现场景具较高的身体空间感知程度和情绪体验程度。
“拖神者”会为了迎合围观者（凝视者）的观赏兴趣而加大了身体实践的力度,进一步赢得欢呼与喝彩,而围观者的喝彩进而刺激了“拖神者”的展演强度。二者通过展演空间的角色关系与他人互动更好地认识自我,从而加深他们的身份认同和群体认同,使“拖神者”对此节庆活动的热衷程度更高,更乐于享受被凝视、被欢呼的角色展演。
展演过程中,凝视作为一种展演反思的作用力,使展演主体为满足凝视者的兴趣而重构他们的展演空间[51],而凝视者通过凝视感知展演者的内在情绪。与此同时,展演主体（“拖神者”）愈发激烈地展演动作加深了凝视者的视觉投入,从而在整个展演空间中形成一种交流、互动的循环。鉴此,展演空间是一个交互的空间,具有明显的交互性。在此空间中,展演者与凝视者通过身体以交流、互动的情感方式作用于空间与环境。这也表明,特殊的身体节奏触发参与主体身体感官和情绪体验,观看也可是一种与特定节奏的协调和对话,使节奏和情感循环流动于自我和共同展演者之间。
然而,并不只有现场的观众对“拖神”的展演空间施以“凝视”的作用力,外界的观众亦可通过相应的视频媒体观看“拖神”活动,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对其“凝视”。以眼动仪量化不同观众的“凝视”,通过分析眼动仪测试被试（依据有无现场亲历的经验分为两个对照组）的瞳孔数据,绘制折线图如图所示：
在正常的光照环境下,正常人的瞳孔直径是4.90±0.99 mm[52]。本研究取4.90 mm作为正常瞳孔直径的参考值。图5a显示没现场参与过的被试（实验1组）在观看“拖神”视频的2分15秒内,情绪起伏比较大,在第20秒前后负面的情绪唤醒程度是最大的,与访谈中无现场参与经历的被试提到的“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很暴力、很恐怖”的情绪体验相符合;在中间及后半段时间被试者的瞳孔直径慢慢超出正常瞳孔直径值,说明无现场参与经历的被试情绪开始变得激动。整个瞳孔直径数据大部分超过参考值4.90 mm。经过统计,被试所有瞳孔直径数据中左瞳孔直径有78.01%超过4.90 mm,右瞳孔直径有82.91%超过4.90 mm,且左瞳孔直径最大平均值达到6.19 mm,右瞳孔直径最大平均值达到6.21 mm,高出参考值1.30 mm左右,表示在观看“拖神”视频的过程中,无现场参与经历的被试者的情绪体验值较高,而瞳孔直径越大,表明他们对注视的内容越感兴趣。鉴于上述分析,瞳孔直径数据表明无现场参与经历的被试观看“拖神”视频时情绪起伏大,情感唤醒程度高。而图5b数据显示现场参与经历的被试（实验2组）所有瞳孔直径数据中左瞳孔直径有86.20%超过4.90 mm,右瞳孔直径有95.50%超过4.90 mm,即亲证现场的观众被试者瞳孔直径总体比外界的“他者”的大,这两方面的比较说明曾经观看过“拖神”并对“拖神”文化有一定了解的人群,比第一次观看“拖神”的人群情绪变化程度较小,但是总的情绪体验程度和情感唤醒维度都比第一次观看“拖神”的人群大很多。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实验观看活动视频的瞳孔直径平均值变化对比图
-->Fig. 5The average pupil diameter changes of experiments compared
-->
诚然,无现场参与经历的被试的情绪体验值颇高,在观看视频之后的访谈中,绝大部分被试却表示观看之后觉得“拖神”很恐怖、很暴力,并没有到现场观看的欲望。这说明被试在没有建立文化认同的前提下,是无法理解和融入“拖神”节庆文化。身体作为与情感最为紧密的空间尺度,具有地方认同的观看者才能可对节庆中的运动与节律具有良好的具身反应,而另一些“身体”则会缺乏感知同一身体节奏的能力（capacity）,身体因而也成为构建自我和“他者”的边界。“拖神”展演空间中主体与观众的凝视互动是该空间得以不断再生产的重要方式,而外界的观众对于该展演行为中的身体和空间的理解无疑具有明显的歧义,而产生恐惧的情绪。同时,由于“拖神”身体展演的独特意义乃为面向内部的社会关系,其主体并不需迎合“他者”凝视的需要而更改展演空间的性质和功能。也正如节庆中的声音效果可构筑参与者与地方特定展演节奏的对话,参与者对于地方节庆的观看也需其具有特定的情景化文化实践和身体化参与的历史才能更好地感知展演节奏,地方居民也进一步在此情感唤醒下定位自身,并通过情感经验的不同分享、谈判和冲突过程,界定地方“局内”和“局外”之边界。另一方面,“狂野”、“恐怖”、“血腥”和“暴力”等“他者”观众建构凝视时所使用的符号却也极大提高了“拖神”活动的知名度,这一节庆在媒体的有力曝光下成为地方社区展示自身形象的重要窗口[5],也使得地方居民重新认识到了“拖神”独特的文化价值,提升了上社人的文化自豪感与荣誉感,强化了个人的地方认同,从而更加热衷“拖神”。
5 结论与讨论
身体研究和地方节庆近年来日益受到国内地理****的重视。汕头澄海上社村的“拖神”活动不单是一个独特而富有盛名的传统节庆活动,也是特殊身体展演的重要舞台,可作为一典型的研究对象。本文援引身体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发现身体实践与展演与传统节庆、文化留存以及地方社会关系的建构具有重要的联系。尤为强调身体行为与体验传统节庆活动地方意义得以不断强化的关键。节庆是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各参与个体的身体和情感的互动,是一动态化的社会过程。展演者以“疯狂”踩踏和破坏神像的展演方式步入节庆时空,不仅个体本身是节庆的意义所在,也只有通过身体于节庆场景之下的感官感受才可进一步创造地方共同感（togetherness）和归属感。同时,情绪、节奏与身体展演的持续互动,以及由之推动的个体的持续自觉身体在场参与,是“拖神”活动不断进行再生产和维持的重要条件,并因而长盛不衰。在另一方面,节庆的展演空间是各共同展演者和参与者的交互空间,“观看”和“凝视”不只是个体间的情感传递和分享,也是节奏循环流动的过程。不同的地方群体对节庆时空中的特定身体节奏具有不同的具身感知,只有具备一定文化背景的个体才具有捕捉和协调特定身体节奏的能力,并以此进行文化边界的界定。人们在节庆与展演空间中也凭借地方性的共同文化信仰,对空间产生极大的信赖与依靠。因而,在节庆现场,身体不只是社会文化关系的隐喻空间和表达媒介,亦是承载节庆的最小实体空间,更是反映个人与节庆、地方的情感联系的情感空间[21]。
此外,在研究方法上来看,不少人文地理****已开始通过由研究对象摄影等表征外界的方式对特定人地关系进行研究,以挖掘研究对象的特定地方感知、视角和空间情 绪[53-55],但仍较难能从身体的具体情感反应对空间情绪进行测度。本文通过照片评定的视觉量化方法间接反映地方居民于节庆空间和景观中的观看体验,通过眼动记录的计量分析可以对凝视者的视觉实践进行量化研究,测度特定场所可催生的情绪,将较为抽象的身体理论进一步运用和表达于真实的身体之中,也是可作为身体地理学在视觉空间感知研究上的一种量化研究方法的新尝试。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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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There has been a remarkable rise in the number of urban arts festivals in recent decades. The outcomes of cities' engagement with arts festivals, however, remain little understood, particularly in social and cultural terms. This article reviews existing literature on urban festivals and argues that city authorities tend to disregard the social value of festivals and to construe them simply as vehicles of economic generation or as 'quick fix' solutions to city image problems. While such an approach renders certain benefits, it is ultimately quite limiting. If arts festivals are to achieve their undoubted potential in animating communities, celebrating diversity and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then they must be conceived of in a more holistic way by urban managers. Currently, the tasks of conceptualising the problems at issue and devising appropriate policies are hampered by the scarcity of empirical research conducted in the area. |
| [3] | . Festivals are an increasingly common phenomenon. They strongly influence geographical space, and so are studied in depth by geographers. The author shows that festivals are a subject for research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ub-disciplines. The author also defines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geography of festivals as a part of human geography. He also establishes the main aspects of festival research in geography: cultural, social, economic and time–space analysis, political, historical, general and theoretical. Finally, he suggests future directions 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festivals. |
| [4] | .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内地文化地理学是在引进国外文化地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审慎地借鉴国外文化地理学的发展经验,无疑会促进中国文化地理学的发展。作者从两个方面介绍了英美新文化地理学的两个特点,第一方面涉及景观分析的视角,首先新文化地理学不再侧重景观的形态研究,而是试图将景观的概念与其历史发展联系起来;其次,它注重分析景观的符号学意义,研究景观是由哪些符号构成了可供阅读的文本;第三,传统文化地理学对景观的研究集中在乡村地区,而新文化地理学则更多地研究城市的文化景观;第四,新文化地理学的景观研究具有很强的文化政治倾向。第二方面涉及文化的空间性。新文化地理学还将文化视为空间过程的媒介,强调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过程中,并决定着我们生活的空间性实践。所以新文化地理学重视空间,认为文化是通过空间组成的。作者还介绍了英美文化研究,并将之作为新文化地理学出现的学术背景。最后提出一个观点供读者讨论,即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流派,而非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以文化理论作为分析所有人文现象空间性的分析工具。 .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内地文化地理学是在引进国外文化地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审慎地借鉴国外文化地理学的发展经验,无疑会促进中国文化地理学的发展。作者从两个方面介绍了英美新文化地理学的两个特点,第一方面涉及景观分析的视角,首先新文化地理学不再侧重景观的形态研究,而是试图将景观的概念与其历史发展联系起来;其次,它注重分析景观的符号学意义,研究景观是由哪些符号构成了可供阅读的文本;第三,传统文化地理学对景观的研究集中在乡村地区,而新文化地理学则更多地研究城市的文化景观;第四,新文化地理学的景观研究具有很强的文化政治倾向。第二方面涉及文化的空间性。新文化地理学还将文化视为空间过程的媒介,强调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过程中,并决定着我们生活的空间性实践。所以新文化地理学重视空间,认为文化是通过空间组成的。作者还介绍了英美文化研究,并将之作为新文化地理学出现的学术背景。最后提出一个观点供读者讨论,即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流派,而非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以文化理论作为分析所有人文现象空间性的分析工具。 |
| [5] | . “广府庙会”是广府文化记忆与北方“庙会”文化符号杂糅的产物，一经举办即备受争议。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在广府庙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包括政府、媒体、专家、普通民众等）如何利用其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基于其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以话语与实践来表达自己对地方以及广府文化的理解，从而最大程度将自身地方认同在新创节庆中得以表征的协商过程。研究认为，城市内部存在多元文化认同，文化不断被争议与协商，本质上是“政治的”；新创民俗节庆成为地方认同建构的场域，地方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成功地获取更大的文化表征权力。首届广府庙会由政府主导，媒体为多个群体话语提供沟通渠道，广州世居居民，特别是反对派的话语受到格外重视，代表广府地方文化认同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采取积极倾听的态度，从而第二届广府庙会开始充满“广府味”，广州世居居民的地方认同得以表征。而新来者由于缺少文化表征权力，其话语未受重视，甚至部分新来者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不利于增强其地方认同。研究理论上有助于对新创节庆地方认同建构的理解，实践上则对利用节庆增进城市不同群体的文化融合与地方认同有积极指导意义。 . “广府庙会”是广府文化记忆与北方“庙会”文化符号杂糅的产物，一经举办即备受争议。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在广府庙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包括政府、媒体、专家、普通民众等）如何利用其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基于其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以话语与实践来表达自己对地方以及广府文化的理解，从而最大程度将自身地方认同在新创节庆中得以表征的协商过程。研究认为，城市内部存在多元文化认同，文化不断被争议与协商，本质上是“政治的”；新创民俗节庆成为地方认同建构的场域，地方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成功地获取更大的文化表征权力。首届广府庙会由政府主导，媒体为多个群体话语提供沟通渠道，广州世居居民，特别是反对派的话语受到格外重视，代表广府地方文化认同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采取积极倾听的态度，从而第二届广府庙会开始充满“广府味”，广州世居居民的地方认同得以表征。而新来者由于缺少文化表征权力，其话语未受重视，甚至部分新来者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不利于增强其地方认同。研究理论上有助于对新创节庆地方认同建构的理解，实践上则对利用节庆增进城市不同群体的文化融合与地方认同有积极指导意义。 |
| [6] | . ABSTRACT The role of festivals in challenging the perception of local identity can be very important and, in the case of small festivals, is often the most important outcom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ollin' Down the River Festival , held in the autumn of 1997 in communities along the Kansas River in this context. While multiple research strategies were employed to evaluate the festival, questionnaires completed by festival committee organizers were the most useful, and this paper was based largely upon them. There were five main categories of festival attractions (Kansas River programmes, rural homecomings, programmes by or about Native Americans, natural environment activities and the celebration of local agriculture). Attendance figures were highest at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at programmes directed towards school children and at rural homecomings. Programmes in larger towns failed to attract as much attention, so attendance was inversely related to population size. The popularity of programmes based on the frontier/early settlement period of the mid- to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noticeable. Despite being characterized as an example of tourist commodification, such events did lead to a positive self-identification for the local commun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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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 节庆是地理学研究地方认同的一个重要视角。广州“迎春花市”与广府人“年卅晚行花街”的传统民俗密不可分。一年一度的地方民俗节庆“迎春花市”作为广府地区的特质文化形式，在塑造地方认同中具有独特意义。本文基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采用问卷调查、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来搜集数据，对问卷数据利用SPSS17．0进行频数统计、描述性统计分析、数据质量分析、因子分析和单因子方差分析，对访谈记录、网络资料等定性资料进行文本分析。结果显示：（1）地方认同形成过程包含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心理过程，迎春花市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对地方认同的建构有积极作用。特别是，政府尊重民意举办花市之举措有利于促进地方认同的建构；（2）广州世居居民、父辈移居广州者、己辈定居者三类群体对迎春花市的认同过程存在一定差异。尽管，节庆能很好地将不同群体整合进更大的社区，但是新来者要成为“本地人”，建立起地方认同仍需假以时日。这些发现将有助于理解广州不同文化身份市民的文化融合及地方认同的形成原因。 . 节庆是地理学研究地方认同的一个重要视角。广州“迎春花市”与广府人“年卅晚行花街”的传统民俗密不可分。一年一度的地方民俗节庆“迎春花市”作为广府地区的特质文化形式，在塑造地方认同中具有独特意义。本文基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采用问卷调查、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来搜集数据，对问卷数据利用SPSS17．0进行频数统计、描述性统计分析、数据质量分析、因子分析和单因子方差分析，对访谈记录、网络资料等定性资料进行文本分析。结果显示：（1）地方认同形成过程包含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心理过程，迎春花市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对地方认同的建构有积极作用。特别是，政府尊重民意举办花市之举措有利于促进地方认同的建构；（2）广州世居居民、父辈移居广州者、己辈定居者三类群体对迎春花市的认同过程存在一定差异。尽管，节庆能很好地将不同群体整合进更大的社区，但是新来者要成为“本地人”，建立起地方认同仍需假以时日。这些发现将有助于理解广州不同文化身份市民的文化融合及地方认同的形成原因。 |
| [9] | . 民俗节庆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研究为认识居民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国内关于地方依恋的探讨尚处于萌芽阶段,应用研究主要以旅游地和旅游者为对象。乞巧节是岭南传统民俗节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沉寂淡化半个世纪之后又重新兴起,节日的内容形式功能已被重构。本文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以珠村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并结合因子分析的方法来探究民俗节庆的重构与居民地方依恋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乞巧节对珠村世居居民、新移居居民、租房于珠村的居民这三种不同身份居民心理形成过程中的情感、认知和意向都产生了重要作用,乞巧节使居民们更好地融合到了珠村社区。②重构后的乞巧节在改善原住居民精神生活、优化珠村村落风貌、提升珠村族群的凝聚力、增强文化自豪感、保护乞巧文化及推动珠村的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③重构后的传统民俗节庆生产了新的文化记忆,其如何被居民内化吸收、如何被整合进原生态的乞巧文化中,都有待探索。本研究对丰富地方依恋在微观空间层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 民俗节庆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研究为认识居民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国内关于地方依恋的探讨尚处于萌芽阶段,应用研究主要以旅游地和旅游者为对象。乞巧节是岭南传统民俗节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沉寂淡化半个世纪之后又重新兴起,节日的内容形式功能已被重构。本文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以珠村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并结合因子分析的方法来探究民俗节庆的重构与居民地方依恋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乞巧节对珠村世居居民、新移居居民、租房于珠村的居民这三种不同身份居民心理形成过程中的情感、认知和意向都产生了重要作用,乞巧节使居民们更好地融合到了珠村社区。②重构后的乞巧节在改善原住居民精神生活、优化珠村村落风貌、提升珠村族群的凝聚力、增强文化自豪感、保护乞巧文化及推动珠村的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③重构后的传统民俗节庆生产了新的文化记忆,其如何被居民内化吸收、如何被整合进原生态的乞巧文化中,都有待探索。本研究对丰富地方依恋在微观空间层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
| [10] | . 在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节日传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与碰撞过程中,不断经历着"地方传统"与"现代发展"的冲突与融合。本文通过元阳哈播、绿春两地长街宴节日活动的实地调研,研究哈尼族长街宴这一节日活动在旅游发展中的演变过程。研究指出:在旅游活动的影响下,在地方政府的引导或主导下,哈尼族长街宴为了适应游客传承的来自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经历了地方文化认同、文化适应与文化重构,被包装、重塑成旅游节庆产品,从哈尼村寨走向旅游市场,从地方认同走向世界文化。 . 在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节日传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与碰撞过程中,不断经历着"地方传统"与"现代发展"的冲突与融合。本文通过元阳哈播、绿春两地长街宴节日活动的实地调研,研究哈尼族长街宴这一节日活动在旅游发展中的演变过程。研究指出:在旅游活动的影响下,在地方政府的引导或主导下,哈尼族长街宴为了适应游客传承的来自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经历了地方文化认同、文化适应与文化重构,被包装、重塑成旅游节庆产品,从哈尼村寨走向旅游市场,从地方认同走向世界文化。 |
| [11] | . 感知价值是研究消费者体验和体验质量的一个重要概念和理论。本文以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节庆———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案例对节庆游客旅游体验的感知价值维度进行了分析并验证。在定性访谈和以往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游客体验传统节庆的感知价值量表,并根据量表进行了测量。同时对感知价值维度与节庆游客满意度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游客体验傣族泼水节的感知价值维度包括七个:文化认知价值、享乐价值、社交价值、服务价值、经济便利价值、情境价值和功能价值。研究发现,不同感知价值维度与游客满意度的相关程度高低不同。与西方****的研究发现不同的是,作为实用价值的文化认知价值对国内游客满意度的影响是最大的,这与西方游客更看重节庆体验中的享乐价值是相区别的。 . 感知价值是研究消费者体验和体验质量的一个重要概念和理论。本文以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节庆———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为案例对节庆游客旅游体验的感知价值维度进行了分析并验证。在定性访谈和以往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游客体验传统节庆的感知价值量表,并根据量表进行了测量。同时对感知价值维度与节庆游客满意度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游客体验傣族泼水节的感知价值维度包括七个:文化认知价值、享乐价值、社交价值、服务价值、经济便利价值、情境价值和功能价值。研究发现,不同感知价值维度与游客满意度的相关程度高低不同。与西方****的研究发现不同的是,作为实用价值的文化认知价值对国内游客满意度的影响是最大的,这与西方游客更看重节庆体验中的享乐价值是相区别的。 |
| [12] | . Rhythmanalysis :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 Henri Lefebvre ; translated by Stuart Elden and Gerald Moore ;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tuart Elden （Bloomsbury revelations） Bloomsbury, 2013 : pbk |
| [13] | . ABSTRACT Focussing on performative displays at Tamil Hindu annual festivals in London, UK,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use of sound and ritual movement, in territorialising and organising space and in celebrating Tamil identity. Notions of ‘dwelling and crossing’, taken from Tweed's work (2006) on the analysis of religion, as well as theoretical material from spatial and human geography shed light on the tensions between such diasporic groups' migratory movement and their emplacement in city life. An analysis of the soundscape of such moving processions reveals how sonic elements can be a powerful force in marking out processional space, in ritualising and assisting in the sacralising of the space through sonorous, loud and auspicious music that speaks directly to the deities. |
| [14] | . 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经济文化全球化成为微空间生产与重构的重要动力。而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符号和审美消费为主的后现代消费社会范式的崛起，促使文化成为行就消费空间的主要手段之一。广州方所文化书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催生的新生事物。贴上文化标签后的方所文化书店，一反实体书店在现代消费社会中逐步被边缘化的窘境，出现伊始就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研究剖析了方所文化书店这类实体书店文化身份的展演（performance），并对消费者的感知与认同进行了解读。结果显示，通过经营者对文化手段的操纵，方所文化书店被形塑成一个世界文化的微观缩影，同时也成为一个具有尊贵与典雅特质的文化新空间。而消费者通过对实体微空间的环境、商品文化及人群品质的感知，也认同了这种新的文化消费空间。实体书店在标签化的文化表征与文化变迁中完成自我救赎，同时也被消费者重新认同。 . 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经济文化全球化成为微空间生产与重构的重要动力。而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符号和审美消费为主的后现代消费社会范式的崛起，促使文化成为行就消费空间的主要手段之一。广州方所文化书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催生的新生事物。贴上文化标签后的方所文化书店，一反实体书店在现代消费社会中逐步被边缘化的窘境，出现伊始就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研究剖析了方所文化书店这类实体书店文化身份的展演（performance），并对消费者的感知与认同进行了解读。结果显示，通过经营者对文化手段的操纵，方所文化书店被形塑成一个世界文化的微观缩影，同时也成为一个具有尊贵与典雅特质的文化新空间。而消费者通过对实体微空间的环境、商品文化及人群品质的感知，也认同了这种新的文化消费空间。实体书店在标签化的文化表征与文化变迁中完成自我救赎，同时也被消费者重新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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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 "身体"向来是被社会科学尤其是传统主流社会学所忽视的研究对象.当代身体意识的觉醒和身体社会学的兴起是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所产生的一种政治后果和社会后果,也是西方工业社会长期深刻转变的结果.从1980年代开始,社会学家不仅认识到了"身体"是当代致治和社会文化的一项重要议题,而且开始把身体问题化,并把它作为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和分析视角.尽管当代身体社会学的发展还面临着种种的困境和挑战,但其对传统社会学二元范武的解构和开辟新的社会学研究路径来说确实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 . "身体"向来是被社会科学尤其是传统主流社会学所忽视的研究对象.当代身体意识的觉醒和身体社会学的兴起是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所产生的一种政治后果和社会后果,也是西方工业社会长期深刻转变的结果.从1980年代开始,社会学家不仅认识到了"身体"是当代致治和社会文化的一项重要议题,而且开始把身体问题化,并把它作为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和分析视角.尽管当代身体社会学的发展还面临着种种的困境和挑战,但其对传统社会学二元范武的解构和开辟新的社会学研究路径来说确实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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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 选取2013年中国大陆热播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为研究素材,根据影片中郑薇、陈孝正等角色在校园、社会的不同生活实践,借助还原场景等文本再现形式进行文本分析,从空间的身体性和身体的空间性2个方面展开,解译虚拟空间中身体、空间与情感三者的融合。从空间的身体性角度,研究发现：1）影片中的女性在感情中占据着主动地位,女性不再是男性生命历程的附属品,她们鲜明地表达着自己的爱情抉择,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与此同时,女主角的爱情体验代表着校园空间里的唯美坚持和进入社会时的妥协,表现了不同社会权力关系交织下身体策略性的选择结果。2）影片用＂身体＂等话语表征了多样化的大学校园空间,通过对身体的消费塑造贯穿了充满激情的青春岁月。具有个性色彩的身体,已成为满足好奇、具有窥视欲的大众群体的消费商品。从身体的空间性角度,研究发现：1）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面对家庭、校园、社会主体等权力的规训时,并不仅仅是被动的受力者,而是积极的能动者。他们不断通过个体的身体实践与代表权威的权力开展着多场域的协商。2）情境化的身体感知、身体表达方式和特征受到不同空间主体的影响,并共同建构了个体的主体性,形成鲜活的身份特质。 . 选取2013年中国大陆热播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为研究素材,根据影片中郑薇、陈孝正等角色在校园、社会的不同生活实践,借助还原场景等文本再现形式进行文本分析,从空间的身体性和身体的空间性2个方面展开,解译虚拟空间中身体、空间与情感三者的融合。从空间的身体性角度,研究发现：1）影片中的女性在感情中占据着主动地位,女性不再是男性生命历程的附属品,她们鲜明地表达着自己的爱情抉择,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与此同时,女主角的爱情体验代表着校园空间里的唯美坚持和进入社会时的妥协,表现了不同社会权力关系交织下身体策略性的选择结果。2）影片用＂身体＂等话语表征了多样化的大学校园空间,通过对身体的消费塑造贯穿了充满激情的青春岁月。具有个性色彩的身体,已成为满足好奇、具有窥视欲的大众群体的消费商品。从身体的空间性角度,研究发现：1）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面对家庭、校园、社会主体等权力的规训时,并不仅仅是被动的受力者,而是积极的能动者。他们不断通过个体的身体实践与代表权威的权力开展着多场域的协商。2）情境化的身体感知、身体表达方式和特征受到不同空间主体的影响,并共同建构了个体的主体性,形成鲜活的身份特质。 |
| [19] | . Introduction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how women are currently using the... |
| [20] | . Places are one pervasive component of leisure and tourism. Leisure and tourism include encounters with place. Encounters with other people and material things, imagination and memory occur in places. In social science increasing attention is being given to the human individual as productive in everyday practices, as producer rather than consumer. This position is informed through a discussion of the phenomena of embodiment, the human subject and practise. In this paper these elements are outlined and attention directed to ways in which these inform thinking about place in leisure and tourism. These elements are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the sensuous, social and poetic dimensions of embodiment. Embodiment denotes the ways in which the individual grasps the world around her/him and makes sense of it in ways that engage both mind and body. It is argued that these dimensions offer a route into a more human-oriented comprehension of leisure and tourism than has been prevalent in much recent work in leisure and tourism studies, and thus provides ground for a more inclusive approach to policy in the new millennium.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is emphasis on the human individual in no sense draws away from recognition of other contextual concerns which are on the contrary given more affective consideration. |
| [21] | . <p>1970年代以来,伴随着消费主义和女权运动,身体研究在人文社会学科中兴起,一个被布莱恩&amp;#x000b7;特纳（Bryan Turner）称之为&amp;#x0201c;身体社会崛起&amp;#x0201d;的时代来临了。身体研究成为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amp;#x0201c;新大陆&amp;#x0201d;,众多哲学家、社会理论学家纷纷投身于身体研究,重新解读了身体在认识世界和知识生产中的重要性。身体转向作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同样受到了人文地理学家的关注。许多批判地理学家,如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反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地理学家认为,身体研究是改善社会、文化、经济关系的可能途径。在&amp;#x0201c;身体转向&amp;#x0201d;的影响下,身体研究逐渐渗入到情感地理学、旅游地理学、乡村地理学等众多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人文地理学家从人文社会科学中引入多种理论,如表演理论、精神分析法、非表征理论等对身体研究进行了探讨和阐释。基于这样的背景,梳理了西方人文地理学中有关身体研究的文献,归纳了人文地理学中身体研究的主要议题和理论,以及由此而展开的一系列具体的研究成果,此工作具有切实的学术意义并对后续相关研究的展开具有指导意义。</p> . <p>1970年代以来,伴随着消费主义和女权运动,身体研究在人文社会学科中兴起,一个被布莱恩&amp;#x000b7;特纳（Bryan Turner）称之为&amp;#x0201c;身体社会崛起&amp;#x0201d;的时代来临了。身体研究成为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amp;#x0201c;新大陆&amp;#x0201d;,众多哲学家、社会理论学家纷纷投身于身体研究,重新解读了身体在认识世界和知识生产中的重要性。身体转向作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同样受到了人文地理学家的关注。许多批判地理学家,如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反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地理学家认为,身体研究是改善社会、文化、经济关系的可能途径。在&amp;#x0201c;身体转向&amp;#x0201d;的影响下,身体研究逐渐渗入到情感地理学、旅游地理学、乡村地理学等众多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人文地理学家从人文社会科学中引入多种理论,如表演理论、精神分析法、非表征理论等对身体研究进行了探讨和阐释。基于这样的背景,梳理了西方人文地理学中有关身体研究的文献,归纳了人文地理学中身体研究的主要议题和理论,以及由此而展开的一系列具体的研究成果,此工作具有切实的学术意义并对后续相关研究的展开具有指导意义。</p> |
| [22] | .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spaces and practices of a music festival (the Big Chill, in the UK) through the lens of experiential consumption. The bodily experiences of the festival (and in particular the 'healing space' of the festival) are examined, in terms of the space itself, and how it intersects with the practices that take place. The healing space includes a range of massage practices. The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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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 Berkeley Electronic Press Selected Wor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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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 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ed growth in European city tourism, competing travel destinations develop marketing strategies that include measures to attract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repeat visitor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ase of Paris in order to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pecific motivations, interests and activities of leisure tourists who had previously stayed in the capital of France. Drawing on Pierre Bourdieu's concept of "distinction" it is argued that repeat visitors tend to differentiate themselves from other tourists. On the basis of substantive field work in Paris, a set of repeat visitor practices is presented that include strategies to avoid spatial concentrations of major tourist spots in order to participate in Parisian everyday life. Moreover, it is suggested to conceptualize the encounters between repeat visitors and tourism destinations as a lifelong relationship, which can be renewed and reproduced through further visits and virtual encounters.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repeat visitor practices have substantial implication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ourism in the city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irst-time tourists, repeat visitors and the local population. |
| [27] | . ABSTRACT The role of music in community festivals is often to assist in constructing a particular identity of place, and music functions in such instances as a means to provide a sense of belonging for participants. However, multicultural festivals complicate any simpl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 and identity, because such festivals demonstrate the heterogeneous state of both identity and place. Anxieties that arise around issues of cultural authenticity within such festivals point to concerns of hybrid identities that may challenge and threaten the maintenance of clearly demarcated identities in the face of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Drawing on ethnographic material and theoretical conceptualizations of the self,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ynamic and fluid constructions of identity at two Australian community music festivals, and raises questions on the sorts of practices that seek to regulate the ways in which these identities are constituted and performed. Dans le cadre de festivals populaires, une des fonctions de la musique est de contribuer à la construction d'une identité distincte du lieu qui a pour effet de procurer un sentiment d'appartenance aux participants. Toutefois, les festivals multiculturels brouillent toute tentative de définir une relation simpliste entre le lieu et l'identité. Ces festivals illustrent l'hétérogénéité qui caractérise l'identité et le lieu. Les sentiments d'angoisse qui émergent des enjeux à l'égard de l'authenticité culturelle de ces festivals soulèvent des préoccupations sur les identités hybrides qui, à l'instar des relations transnationales, pourraient ébranler, voire menacer, la pérennité des identités clairement définies. S'appuyant sur des objets ethnographiques et des conceptualisations théoriques sur le moi, cet article explore les constructions dynamiques et fluides de l'identité pendant la tenue de deux festivals populaires de musique en Australie. Des questions sont ensuite soulevées sur l'éventail de pratiques susceptibles d'influer sur la fa04on dont ces identités se constituent et sont interprétées. En los festivales comunitarios la música muchas veces ayuda a construir una identidad particular para el lugar y, en estas ocasiones, sirve para crear un sentido de pertenecer a algo para los participantes. Sin embargo, los festivales multiculturales hacen más complicada una relación simple entre lugar e identidad porque estos festivales demuestran el estado heterogéneo tanto de identidad como de lugar. Las ansiedades causadas por la cuestión de autenticidad cultural en este tipo de festival indican preocupaciones sobre identidades híbridas, las cuales pueden poner en cuestión y amenazar el mantenimiento de identidades claramente delimitadas, enfrentadas a relaciones transnacionales. Haciendo uso de materiales etnográficos y conceptualizaciones teóricos del ‘ser’, este papel explora las construcciones fluidas y dinámicas de identidad en dos festivales comunitarios de música en Australia y plantea cuestiones sobre prácticas que tratan de regular las maneras en que se constituyen y representan estas identidad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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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 ABSTRACT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emotion are critical to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formative effect of sacred spaces on people's lives. We implement an in-depth qualitative examination of the spiritual experiences from members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They were allowed the opportunity to freely articulate their emotions when attending meetinghouses and temples as well as discuss the spiritual significance of these sites. We found that these spaces transcended the “everyday,” had a considerable capacity to inspire emotio-spiritual encounters, particularly feelings of peace, and further served as evidence of a deeper individual gradation of sacred space. |
| [31] | . Abstract The practices and aesthetics of carnival are hotly debated in Brazilian society, as it is taken to be the expression of 'the essence of Brazilianness'. In this paper, an attempt is made to understand the Rio de Janeiro carnival in ways which are not only sensitive to its maps of power and meaning, but also able to explore the subtle ways in which value hierarchies are displaced. To this end, we suggest that cultural categories 'constitute' what they appear to 'describe'. In this way, the mobilisation of categories of 'woman' make women's bodies seemingly both material and intelligible, while foreclosing on the instability of that category. This paper shows that Rio Carnival is a site not only where categories of high and low value are presented and sometimes inverted, but also where the sight of the female body is both made to bear the full weight of contradictory and unstable cultural values, and to disguise and deny those tensions and instabilities. Yet, the performance of 'woman' in Rio Carnival constantly unfolds through power, knowledge and social equivocation about what 'woman' is- or might be. From here, we argue that the performers are not merely dupes to this system of meaning and power, nor do they merely convey cultural norms through their bodies, but are actively performing and masquerading femininity, and this actually renders femininity indeterminate and unknowable, opening up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performance can act as a site of resistance . |
| [32] | . Whilst rural idylls have dominated some discussions of rural social difference,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rural utopias. Imagined, material and discursive experiences of utopian rural ideals are critically examined in this paper. It takes as its focus the Michigan Womyn’s Music Festival – an annual US womyn-only festival –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empowering rural spaces and non(hetero)normative women’s bodies.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moves away from the current focus on ‘rural idylls’ to understand social difference and ruralities, and argues that the notion of ‘rural utopia’ is a useful framework to reconsider rural possibilities for those considered ‘other’ to dominant (heterosexual) hegemonies. The context of the festival and qualitative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ologies are explained.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four themes that arose from this research are explored. Firstly, the ‘free expression’ of sexualities, including sex and relationships is seen as creating a ‘slice of lesbian rural utopia’ at Michfest. Secondly, rural utopian understandings of Michfest as womyn’s space where diverse bodily aesthetics are celebrated are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to urban spaces, and particularly the gendered embodiments of ‘everyday’ life. Third, while womyn’s bodies may contest heteronormative performances of femininity, they also reiterate normative and embodied versions of ‘women’, creating womyn’s space through the controversial ‘womyn-born-womyn’ entry policy. Fourth, rural tensions are examined around the negotiation of work (voluntary and paid). The paper concludes by arguing that a focus on imperfect (lesbian) utopias furthers our understanding of gender, sexuality and rurality. |
| [33] |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Drawing upo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on embodiment this article offers a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of tourist performance through a focus on listening. Research findings on a classical musical festival in Australia are presented to argue that exciting challenges are available to tourism research when closer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sonic knowledge of listening.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when attention turns to the ear and then describes <em>how</em> festival attendees listened offers insights to how they conceived of themselves in and through time and place. Taken together, listening bodies offers an exciting future research agenda for tourism studies.</p> |
| [34] | . In lieu of an abstract, here is a brief excerpt of the content: The following, according to an order published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ere the measures to be taken when the plague appeared in a town. 1 First, a strict spatial partitioning: the closing of the town and its outlying districts, a prohibition to leave the town on pain of death, the killing of all stray animals; the division of the town into distinct quarters, each governed by an intendant. Each street is placed under the authority of a syndic, who keeps it under surveillance; if he leaves the street, he will be condemned to death. On the appointed day, everyone is ordered to stay indoors: it is forbidden to leave on pain of death. The syndic himself comes to lock the door of each house from the outside; he takes the key with him and hands it over to the intendant of the quarter; the intendant keeps it until the end of the quarantine. Each family will have made its own provisions; but, for bread and wine, small wooden canals are set up between the street and the interior of the houses, thus allowing each person to receive his ration without communicating with the supplier and other residents; meat, fish and herbs will be hoisted up into the houses with pulleys and baskets. If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leave the house, it will be done in turn, avoiding any meeting. Only the intendants, syndics and guards will move about the streets and also, between the infected houses, from one corpse to another, the ‘crows’, who can be left to die: these are ‘people of little substance who carry the sick, bury the dead, clean and do many vile and abject offices’. It is a segmented, immobile, frozen space. Each individual is fixed in his place. And, if he moves, he does so at the risk of his life, contagion or punishment. Inspection functions ceaselessly. The gaze is alert everywhere: ‘A considerable body of militia, commanded by good officers and men of substance’, guards at the gates, at the town hall and in every quarter to ensure the prompt obedience of the people and the most absolute authority of the magistrates, ‘as also to observe all disorder, theft and extortion’. At each of the town gates there will be an observation post; at the end of each street sentinels. Every day, the intendant visits the quarter in his charge, inquires whether the syndics have carried out their tasks, whether the inhabitants have anything to complain of; they ‘observe their actions’. Every day, too, the syndic goes into the street for which he is responsible; stops before each house: gets all the inhabitants to appear at the windows (those who live overlooking the courtyard will be allocated a window looking onto the street at which no one but they may show themselves); he calls each of them by name; informs himself as to the state of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in which respect the inhabitants will be compelled to speak the truth under pain of death’; if someone does not appear at the window, the syndic must ask why: ‘In this way he will find out easily enough whether dead or sick are being concealed.’ Everyone locked up in his cage, everyone at his window, answering to his name and showing himself when asked—it is the great review of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This surveillance is based on a system of permanent registration: reports from the syndics to the intendants, from the intendants to the magistrates or mayo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ock up’, the role of each of the inhabitants present in the town is laid down, one by one; this document bears ‘the name, age, sex of everyone, notwithstanding his condition’: a copy is sent to the intendant of the quarter, another to the office of the town hall, another to enable the syndic to make his daily roll call. Everything that may be observe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visits—deaths, illnesses, complaints, irregularities—is noted down and transmitted to the intendants and magistrates. The magistrates have complete control over medical treatment; they have appointed a physician in charge; no oth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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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 文章系统回顾了国内外旅游学研究中的"凝视"理论,发现已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游客凝视"。文章认为,"旅游凝视"是一个多利益主体参与互动的复杂系统,而不是单向的"游客凝视"。"旅游凝视"还包括"当地人凝视"、"专家凝视"、"游客间凝视"、"隐性凝视",以及各"凝视"力量之间因权力悬殊和变化而产生的互相凝视。"旅游凝视"从旅游的角度来考察整个社会,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评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文章结合国内外的旅游发展趋势,重点阐述我国****可以努力的研究方向。 . 文章系统回顾了国内外旅游学研究中的"凝视"理论,发现已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游客凝视"。文章认为,"旅游凝视"是一个多利益主体参与互动的复杂系统,而不是单向的"游客凝视"。"旅游凝视"还包括"当地人凝视"、"专家凝视"、"游客间凝视"、"隐性凝视",以及各"凝视"力量之间因权力悬殊和变化而产生的互相凝视。"旅游凝视"从旅游的角度来考察整个社会,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评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文章结合国内外的旅游发展趋势,重点阐述我国****可以努力的研究方向。 |
| [37] | . 人文地理学领域鲜有关注＂饮茶听粤曲＂这一独特的音乐文化景观,鉴于此,本文以百年茶楼——荣华楼的曲艺茶座为例,采取深度访谈及参与式观察、定性描述方法,用＂凝视＂理论探讨在他者与我者、＂看＂与＂被看＂的互动中,荣华楼曲艺茶座其空间功能的塑造及转变、其社会关系的建构及意义。结果表明：1对茶楼关注的焦点随时间发生转移促使经营者思考如何改造展演空间的功能达到维持经营的目的,致使粤剧粤曲展演空间原有功能被分割;2＂凝视＂是一种展演反思的作用力;3粤剧粤曲展演空间发挥着维系社会某一特定群体文化体系的功能。 . 人文地理学领域鲜有关注＂饮茶听粤曲＂这一独特的音乐文化景观,鉴于此,本文以百年茶楼——荣华楼的曲艺茶座为例,采取深度访谈及参与式观察、定性描述方法,用＂凝视＂理论探讨在他者与我者、＂看＂与＂被看＂的互动中,荣华楼曲艺茶座其空间功能的塑造及转变、其社会关系的建构及意义。结果表明：1对茶楼关注的焦点随时间发生转移促使经营者思考如何改造展演空间的功能达到维持经营的目的,致使粤剧粤曲展演空间原有功能被分割;2＂凝视＂是一种展演反思的作用力;3粤剧粤曲展演空间发挥着维系社会某一特定群体文化体系的功能。 |
| [38] | . 随着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如何重塑人地关系日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选题,西方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即开启了消费实践与地理学的全面联结。这种学术观照自然而然地延展到消费关系中折射出来的地理想象、地方认同和空间生产等主题之中。作为城市化衍生的生活方式,健身消费成为身体地理、空间想象和地方建构等研究交汇的重要议题。研究援引建构取向的地方理论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行动者对"健身"的转译过程,指出行动者的消费关系社会性地建构了一个地理想象的"健康天堂",健身的消费想象,与话语权力的凝视和影响是高度相关的。地理空间生产一种功能性消费关系和节点型人地关系,后者将本土消费关系想象式地嵌入到全球消费文化脉络之中,将人地关系从本土联结和延伸到全球。通过身体实践的方式,行动者网络下的健身消费关系将微区位建构为多层次的地方。地方是一个现实与虚拟、本土与全球交互的关键节点,一种多向度的节点型人地关系可以在地理微区位中得到体现。 . 随着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如何重塑人地关系日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选题,西方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即开启了消费实践与地理学的全面联结。这种学术观照自然而然地延展到消费关系中折射出来的地理想象、地方认同和空间生产等主题之中。作为城市化衍生的生活方式,健身消费成为身体地理、空间想象和地方建构等研究交汇的重要议题。研究援引建构取向的地方理论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行动者对"健身"的转译过程,指出行动者的消费关系社会性地建构了一个地理想象的"健康天堂",健身的消费想象,与话语权力的凝视和影响是高度相关的。地理空间生产一种功能性消费关系和节点型人地关系,后者将本土消费关系想象式地嵌入到全球消费文化脉络之中,将人地关系从本土联结和延伸到全球。通过身体实践的方式,行动者网络下的健身消费关系将微区位建构为多层次的地方。地方是一个现实与虚拟、本土与全球交互的关键节点,一种多向度的节点型人地关系可以在地理微区位中得到体现。 |
| [39] | . Gillian Rose, Visual Methodologies: An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ing with Visual Materials. Thi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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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 情绪地理越来越成为人文地理研究的重要领域,从地理视角开展情绪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场所空间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推动人本化的地理研究。文章首先回顾了西方情绪地理学发展的历程,并总结为初步探索阶段(1950年代~2000年)、快速发展阶段(2000~2009年)和多元化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等三个阶段的发展特征。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场所空间的情绪特征、情绪空间格局的作用机制、情绪的空间分布与可视化研究等方面对西方情绪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详细阐述。文章进一步指出,目前以西方为主导的情绪地理学研究体系已初步建立,情绪地理学研究呈现出研究视角的创新性、研究技术的多样性和研究内容的跨学科特征。相比西方国家,我国情绪地理学研究才刚刚起步,迫切需要从多学科视角开展研究,结合不同的情绪数据,重点探索情绪与建成环境互动耦合关系,进而为城市空间功能提升和内涵丰富提供决策参考。 . 情绪地理越来越成为人文地理研究的重要领域,从地理视角开展情绪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场所空间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推动人本化的地理研究。文章首先回顾了西方情绪地理学发展的历程,并总结为初步探索阶段(1950年代~2000年)、快速发展阶段(2000~2009年)和多元化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等三个阶段的发展特征。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场所空间的情绪特征、情绪空间格局的作用机制、情绪的空间分布与可视化研究等方面对西方情绪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详细阐述。文章进一步指出,目前以西方为主导的情绪地理学研究体系已初步建立,情绪地理学研究呈现出研究视角的创新性、研究技术的多样性和研究内容的跨学科特征。相比西方国家,我国情绪地理学研究才刚刚起步,迫切需要从多学科视角开展研究,结合不同的情绪数据,重点探索情绪与建成环境互动耦合关系,进而为城市空间功能提升和内涵丰富提供决策参考。 |
| [42] | . 通过眼动分析可以比较深入地考察运动员在比赛中的心理活动过程,并且可以比较专家和新手的差异。该文对国内外的运动心理学的眼动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同时对这个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评述与展望。 . 通过眼动分析可以比较深入地考察运动员在比赛中的心理活动过程,并且可以比较专家和新手的差异。该文对国内外的运动心理学的眼动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同时对这个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评述与展望。 |
| [43] | . 眼动即眼球的运动,它与注意及内部信息加工机制具有密切联系,存在着外源性的和内源性的两种控制,更多情况下受到任务或目的指引,因此眼动心理学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有用范型。随着眼动仪向智能化、系列化、便携式方向的发展,其在心理学众多分支领域中的应用迅速扩展,同时基础性眼动研究及其理论建构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 眼动即眼球的运动,它与注意及内部信息加工机制具有密切联系,存在着外源性的和内源性的两种控制,更多情况下受到任务或目的指引,因此眼动心理学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有用范型。随着眼动仪向智能化、系列化、便携式方向的发展,其在心理学众多分支领域中的应用迅速扩展,同时基础性眼动研究及其理论建构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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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 . 列斐伏尔早期对日常生活主要采取了一种相对比较哲学化与乐观化的立场,认为日常生活是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结构的最深层次连接处,是一切文化现象的共同基础,也是导致总体性革命的策源地。而他中后期则对日常生活理解得更加微观即社会学化,也相对悲观了一些,并侧重批判了作为现代社会异化现象的＂日常生活＂及作为现代性的机械重复节奏的＂日常性＂问题。他在其中期重新厘定了日常生活批判概念,建立了一整套批判现代性日常生活现实的哲学范畴体系与社会学方法,确立了日常生活作为＂层次＂或＂平台＂而存在的理念,描绘了一幅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理想相区别的＂瞬间的星丛＂图景。到了其晚年,列斐伏尔又提出了＂节奏分析＂思想,认为现代日常生活是包含着诸多对立的二元节奏。 . 列斐伏尔早期对日常生活主要采取了一种相对比较哲学化与乐观化的立场,认为日常生活是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结构的最深层次连接处,是一切文化现象的共同基础,也是导致总体性革命的策源地。而他中后期则对日常生活理解得更加微观即社会学化,也相对悲观了一些,并侧重批判了作为现代社会异化现象的＂日常生活＂及作为现代性的机械重复节奏的＂日常性＂问题。他在其中期重新厘定了日常生活批判概念,建立了一整套批判现代性日常生活现实的哲学范畴体系与社会学方法,确立了日常生活作为＂层次＂或＂平台＂而存在的理念,描绘了一幅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理想相区别的＂瞬间的星丛＂图景。到了其晚年,列斐伏尔又提出了＂节奏分析＂思想,认为现代日常生活是包含着诸多对立的二元节奏。 |
| [48] | . This paper follows up a recent debate on the potential of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in health geography (see Andrews et al 2014; Kearns 2014; Hanlon 2014; Andrews 2014c) by outlining, more broadly, some of its key facets and investigative possibilities. The intention is to provide a helpful introduction, and entry point, to this particular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and of going about research that might help scholars reverberate the 'taking place' of health and health ca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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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 . 目的研究健康人不同年龄组正视眼在不同光照度下的瞳孔大小及瞳孔震颤特点。方法收集健康志愿者120例240眼,均为正视眼,男女各半;分为21～30岁、31～40岁和41～50岁3个年龄组,每个年龄组男女各20人。应用P3000型双眼瞳孔测量仪测量各年龄组正视眼瞳孔大小及瞳孔震颤,测量分别在暗视（0.04lx）、低光照度（0.40lx）和高光照度（4.00lx）下进行。结果所有受试者暗视、低光照度及高光照度下瞳孔直径的均值分别为（6.14±0.95）、（4.90±0.99）、（3.81±0.59）mm,瞳孔震颤的均值分别为0.31、0.46、0.39m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瞳孔直径：F=323.78,P=0.00;瞳孔震颤：F=16.94,P=0.00）。21～30岁、31～40岁和41～50岁组在3种不同光照度下瞳孔直径分别为（6.48±0.67）、（5.19±0.73）、（3.99±0.50）mm;（6.01±1.07）、（4.80±1.10）、（3.77±0.68）mm和（5.62±0.88）、（4.26±0.74）、（3.43±0.43）mm。所有受试者瞳孔直径及瞳孔震颤在不同光照度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不同光照度下不同年龄组间瞳孔直径均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3.20,P=0.00;F=14.87,P=0.00;F=13.31,P=0.00）。女性受试者和男性受试者在3种不同光照度下瞳孔直径均值分别为（6.00±0.86）、（6.33±0.99）mm;（4.73±0.83）、（5.11±1.10）mm和（3.73±0.48）、（3.90±0.69）mm,除高光照度组之外,其余2组光照度下男女瞳孔直径均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暗视：t=-2.50,P=0.01;低光照度：t=-2.57,P=0.01;高光照度：t=-1.76,P=0.08）。3种光照度下受检者双眼间瞳孔直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暗视：t=0.42,P=0.68;低光照度：t=0.95,P=0.34;高光照度：t=-0.01,P=0.99）。结论瞳孔直径受光照强度、性别和年龄的影响。瞳孔震颤在3种光照度下均可发生,低光照度下更为明显。 . 目的研究健康人不同年龄组正视眼在不同光照度下的瞳孔大小及瞳孔震颤特点。方法收集健康志愿者120例240眼,均为正视眼,男女各半;分为21～30岁、31～40岁和41～50岁3个年龄组,每个年龄组男女各20人。应用P3000型双眼瞳孔测量仪测量各年龄组正视眼瞳孔大小及瞳孔震颤,测量分别在暗视（0.04lx）、低光照度（0.40lx）和高光照度（4.00lx）下进行。结果所有受试者暗视、低光照度及高光照度下瞳孔直径的均值分别为（6.14±0.95）、（4.90±0.99）、（3.81±0.59）mm,瞳孔震颤的均值分别为0.31、0.46、0.39m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瞳孔直径：F=323.78,P=0.00;瞳孔震颤：F=16.94,P=0.00）。21～30岁、31～40岁和41～50岁组在3种不同光照度下瞳孔直径分别为（6.48±0.67）、（5.19±0.73）、（3.99±0.50）mm;（6.01±1.07）、（4.80±1.10）、（3.77±0.68）mm和（5.62±0.88）、（4.26±0.74）、（3.43±0.43）mm。所有受试者瞳孔直径及瞳孔震颤在不同光照度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不同光照度下不同年龄组间瞳孔直径均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3.20,P=0.00;F=14.87,P=0.00;F=13.31,P=0.00）。女性受试者和男性受试者在3种不同光照度下瞳孔直径均值分别为（6.00±0.86）、（6.33±0.99）mm;（4.73±0.83）、（5.11±1.10）mm和（3.73±0.48）、（3.90±0.69）mm,除高光照度组之外,其余2组光照度下男女瞳孔直径均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暗视：t=-2.50,P=0.01;低光照度：t=-2.57,P=0.01;高光照度：t=-1.76,P=0.08）。3种光照度下受检者双眼间瞳孔直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暗视：t=0.42,P=0.68;低光照度：t=0.95,P=0.34;高光照度：t=-0.01,P=0.99）。结论瞳孔直径受光照强度、性别和年龄的影响。瞳孔震颤在3种光照度下均可发生,低光照度下更为明显。 |
| [53] | .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ulties of humans is to understand the behaviour of other conspecifics.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at determining whether, in a social context, request gesture and gaze direction of an individual are enough to infer his/her intention to communicate, by searching for their effects on the kinematics of another individual's arm action. In four experiments participants reached, grasped and lifted a bottle filled of orange juice in presence of an empty glass. In experiment 1, the further presence of a conspecific not producing any request with a hand and gaze did not modify the kinematics of the sequence. Conversely, experiments 2 and 3 showed that the presence of a conspecific producing only a request of pouring by holding the glass with his/her right hand, or only a request of comunicating with the conspecific, by using his/her gaze, affected lifting and grasping of the sequence, respectively. Experiment 4 showed that hand gesture and eye contact simultaneously produced affected the entire sequenc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resence of both request gesture and direct gaze produced by an individual changes the control of a motor sequence executed by another individual. We propose that a social request activates a social affordance that interferes with the control of whatever sequence and that the gaze of the potential receiver who held the glass with her hand modul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anual gesture. This paradigm if applied to individuals affected by autism disorder can give new insight on the nature of their impairment i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
| [54] | . The paper examines the use of four visual ‘action’ methods for eliciting information from street children about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socio-spatial environment. These methods were adapted and used to encourage child-led activities and minimize researcher input. The advantages and constraints associated with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visual methods with children are examined, followed by a brief examination of the ‘real’ and ethical considerations surrounding their use.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visual methods allow a high level of child-led participation in research, as well as providing a stimulus for eliciting further oral material. |
| [55] | . ABSTRACT Despite its growing popularity as a method across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methodological literature on auto-photography is remarkably sparse. In an effort to begin redressing this gap, this paper provides an account of the ways in which auto-photography was used to complement other research methods in a (re)examination of the geographies of homelessness. It describes how auto-photography illuminated ‘hidden’ spaces that do not typically feature in public (or academic) imaginations of homelessness, and provided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s of the use, meanings and dynamics associated with other, apparently already ‘known’ spaces. It concludes that whilst auto-photography presents a number of logistical and ethical challenges – particularly when used with such a vulnerable group – it is nevertheless a powerful heuristic too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