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永红, 王亚娟, 郭占军, 郑芳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银川 750021
Geographical identification of spatial poverty at county scale
LIUXiaopeng, LIYonghong, WANGYajuan, GUOZhanjun, ZHENGFang收稿日期:2016-06-1
修回日期:2016-11-28
网络出版日期:2017-03-15
版权声明:2017《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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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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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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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在贫困研究和减贫过程中,经历了从收入/消费低下的经济维度贫困度量[1-2],到包括收入、教育、健康、居住和就业等经济和社会维度的综合贫困考量[3],再到涵盖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要素的空间贫困研究的历程[4-6]。随着减贫瞄准精度的提高和3S技术等地理学技术方法的广泛应用,国际农村贫困地理研究日渐深入[7],主要包括空间贫困陷阱内涵剖析及其存在性检验[8]、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以及社会文化和公共设施对贫困的影响[9-12]、区域贫困评估与减贫效果评价[13],以及贫困地图可视化制作等[14],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建立的地理空间框架[15],从国家[16]、省[17]、县[18]、乡镇[19]尺度开展的空间贫困研究和实践,得到了广泛应用。但相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贫困研究,地理学贫困研究仍缺乏系统性和重大理论创新。从减贫历程看,中国先后实施了以消缓绝对贫困为目的的救济式扶贫（1949-1985年）、以解决温饱为目的的开发式扶贫（1983-2010年）和以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为目的的开发式扶贫（2011年-至今）3个阶段的扶贫脱贫工作。但中国贫困地理研究要晚于减贫实践,地理学界主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加大了贫困地理研究[20]。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贫困地理研究快速发展,主要研究方向和领域有区域贫困与地理环境的关系[21]、地域贫困类型与区划[22-23]、贫困与地理要素耦合关系[24]、区域贫困模拟与空间分异[25-26]、地域贫困模式与减贫策略[27]等,积累了一批优秀成果[28-29]。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5）提出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主战场和重点贫困村,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恶劣、地理位置偏远、生态环境差、基础设施薄弱以及少数民族聚居的中西部地区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库区等[25]。显然,这一时期的贫困特征更具民族和空间集聚与分异性。因此在区域性贫困背景下,不同民族村和更小自然地理单元的贫困地理识别应成为新时期中国贫困地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和方向之一[28-29]。
本文将结合中国区域性贫困特征,运用地理学的技术方法,以空间贫困基本理论为基础,通过理论总结和创新、指标筛选、指数构建和方法验证,提出一套适合县域空间贫困地理识别理论和方法,进而选择典型贫困县,开展农村贫困地理识别和空间分异分析,以期为决策提供科学参考。
2 理论、方法及数据
2.1 理论依据
空间贫困（Spatial Poverty）理论是贫困地理识别的重要科学依据,它是将收入、消费、医疗卫生、教育、自然禀赋、市场进入性等一系列指标赋予地理属性,并合成地理资本（Geographic Capital）,探讨地理资本的空间集聚特征（空间禀赋）,来判断是否存在空间贫困陷阱（Spatial Poverty Traps）[30-31]。显然,空间贫困和地理资本是包含了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环境结构诸多指标于一体的两个集合名词,其研究包含了3大部分内容,即社会经济和环境3大地理资本、贫困地图和减贫策略,合成“空间贫困三维结构”。地理资本在“空间贫困三维结构”中的组合结果形成了消贫和致贫两大类型。区域消贫地理资本和致贫地理资本的消长,在现实中表现出空间贫困的4大劣势[8]：村庄到公路、医院、学校距离远等偏远与隔离造成的位置劣势;农业生态和村庄人居环境条件差等形成的生态劣势;农村自然连通（如到最近农贸市场）和人为连通（如进入市场的机会成本）等经济整合弱形成的经济劣势;被认为是与执政党发展思路相反或投资见效慢的农村或地区而形成的政治劣势（图1）。将这些地理资本要素和贫困劣势反映在地图上,形成“空间贫困地图”,进一步分析贫困空间分异机制和减贫策略。实践验证中,由于位置劣势、环境劣势和经济劣势在区域层面上具有非易变性,因此空间贫困陷阱应主要由这3个方面决定。但因传统政绩考核机制问题,扶贫资源存在错配,哪见效快就投哪,存在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甚至发生“扶贫不扶真贫”和“扶富不扶贫”的现象,部分地区贫困政治劣势作用不容忽视。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空间贫困三维结构框架
-->Fig. 1Three-dimension framework of spatial poverty structure
-->
本文的空间贫困效应假设是在已知贫困县和贫困村的前提下,通过地理识别探讨3个问题：① 县域不同自然地理区域空间贫困劣势是什么?② 县域不同民族构成的贫困村空间贫困劣势是什么?③ 县域同一自然地理区域不同民族构成的贫困村空间贫困劣势是什么?以此识别出县域减贫重点区、重点村及其主要成因。
2.2 指标体系
空间贫困研究中,基本形成了由消费、收入、营养、健康和家庭计划、教育、卫生设施、水、机会的获得、自然禀赋和地理性基础设施等构成的状态和结果范例指标[8, 9, 16]（图2）,但未形成系统规范性指标体系。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空间贫困的范例指标
-->Fig. 2Example indicators of spatial poverty
-->
为了突出农村贫困的地理识别,在遵循科学性和主导性、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测度的可操作性、体现减贫与反贫困的新要求、突出区域性和空间刻画能力等原则基础上,通过前期入村调查、成果借鉴[23, 28]、专家咨询,以及通过空间分布分析和指标相关性分析,最终构建了县域空间贫困地理识别的指标体系（表1）。
Tab. 1
表1
表1县域空间贫困地理识别指标体系
Tab. 1The indicator system of geographical identification of spatial poverty at county scale
| 维度 | 序号 | 指标名称 | 指标释义 | |
|---|---|---|---|---|
| 地 理 资 本 A | 经济地理资本B1 | C1 |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人) | 以2011年国家标准2300元/人为基数。 |
| C2 | 农闲经济家庭收入贡献率(%) | 反应农闲时节贫困农户创收比重。 | ||
| C3 | 农村恩格尔系数(%) | 反应农民的温饱状况,值越大,温饱程度越高。 | ||
| C4 | 农民生活信息化程度(%) | 0.2×彩色电视机普及率+0.4×电话普及率+0.4×计算机普及率。 | ||
| C5 | 农户贷款满足率(%) | 实际贷款金额/期望贷款金额。 | ||
| C6 | 至少掌握一门致富技术农户比(%) | 反应贫困农户可持续致富能力。 | ||
| C7 | 至少拥有一项致富项目农户比(%) | |||
| C8 | 扶贫政策满意度(%) | 包括扶贫政策对脱贫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扶贫政策(项目)区位偏向等,反映是否存在政治劣势。 | ||
| 社会地理资本B2 | C9 | 农村贫困发生率(%) | 村贫困人口数量/村总人口数量。 | |
| C10 | 农村少数民族人数比例(%) | 反应不同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对扶贫脱贫的作用影响。 | ||
| C11 | 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提升程度(%) | 0.25×妇女体检比率+0.2×参加村级公共事务的妇女比例+0.2×女性劳动时间与男性劳动时间比+0.2×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比+0.15×到本县(区)以外的地方探亲、旅游人数比。 | ||
| C12 | 农村普及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 | 反应贫困户“学有所教”社会和政治获得。 | ||
| C13 | 农村青壮年文盲率(%) | |||
| C14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 | 反应贫困户“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社会和政治获得。 | ||
| C15 |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 | |||
| C16 | 农村居民居住质量指数 | 0.1×人均住房面积≥25 m2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0.05×住房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0.05×住房结构为砖木结构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0.25×饮水状况为自来水的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0.15×家庭能源为燃气和电的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0.25×家庭水冲式卫生厕所占总户数的比例+0.1×室外道路为水泥路或柏油路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0.05×室外道路为石头或石板等硬质路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 | ||
| 环境地理资本B3 | C17 | 到最近集市(市场)的距离(km) | 指市场的连通性(包括自然连通和人为连通),反应经济整合的脆弱性。 | |
| C18 | 到最近车站的距离(km) | |||
| C19 | 到最近初级中学的距离(km) | 指村庄到基础设施(如卫生服务等)的距离,教育的可获得性(到学校距离和成本)。 | ||
| C20 | 到最近乡/镇医院的距离(km) | |||
| C21 | 地形起伏度(m) | 代表农业生态基本条件,主要反应土地的可利用性和质量,衡量农业生产率和粮食安全。 | ||
| C22 | 灾损率(%) | |||
| C23 | 人均耕地面积(hm2/人) | |||
| C24 |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 | |||
| C25 | 环境质量指数(%) | 0.20×生活污水处理率+0.25×生活垃圾处理率+0.30×农药使用量+0.25×化肥使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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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识别方法及技术流程
在前文空间贫困分析框架下,假定已知贫困县,进一步划分县域自然地理小区,核实县域所有贫困村民族构成并区分村域民族构成,将样本量按自然地理小区和民族村依次分配,通过定量计算得出不同自然地理小区和不同民族村贫困地理格局及其贫困成因。（1）自然地理区域划分。在ArcGIS 10.0软件的支持下,将县域ASTERGDEM 30 m数字高程图与行政区划图叠加提取各行政村的海拔高度和地形起伏度。依据国际地理学联合会地貌调查与制图委员会地貌形态划分的基本指标参数,在EXCEL中将各行政村的地貌基本形态进行归类,经野外校验,最终确定县域自然地理区域（图3）。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研究区区位和贫困村分布
-->Fig. 3The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verty villages
-->
（2）村/户样本量的确定。以行政村为测算单元、以划分的自然地理区域为输出单元,确定样本村和样本户数。首先,根据重点贫困村在自然地理区域的分布,样本村的确定采用等比例分层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计算出总样本村数量。由于国家确定的2011-2020年全国592个重点县均为少数民族集中分布地区,而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贫困效应又十分显著,因此需要将总样本村数按汉族村、少数民族与汉族混居村、少数民族村来分配。其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的方法计算样本户数。本文选取95%的置信度,对应的z值为1.96,d值为0.05,p为0.5,计算出总调查户数,进一步依据各层层权分配各样本村调查样本户数。本文村/户样本量的确定结果如表2所示。
Tab. 2
表2
表2样本选择结果
Tab. 2Sample selection scheme
| 自然地理区域类型 | 民族构成 | 样本村 | 总户数(户) | 调查户数(户) |
|---|---|---|---|---|
| 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 | 汉族村 | 董庄村 | 282 | 31 |
| 回族村 | 龙潭村 | 352 | 38 | |
| 回汉混居村 | 瓦亭村 | 307 | 33 | |
| 剥蚀构造丘陵区 | 汉族村 | - | - | - |
| 回族村 | 王家沟村 | 251 | 27 | |
| 回汉混居村 | 蒿店村 | 426 | 46 | |
| 侵蚀构造石山区 | 汉族村 | 暖水村 | 227 | 25 |
| 回族村 | 马西坡村 | 171 | 19 | |
| 回汉混居村 | 农林村 | 169 | 19 | |
| 合计 | - | 8 | 2185 | 2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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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数据包括基础地理数据和村级社会、经济数据。基础地理数据主要包括：研究区1:25万的基础地理数据,包括县界、行政村村界和道路数据;利用Word View卫星0.5 m分辨率影像,获取土地利用数据;90 m×90 m的数字高程数据。村级社会、经济数据采用参与性农村评估方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32]入村入户获取。其中,C4、C11、C16、C25权重采用特尔斐法赋予。
（4）由于抽样调查不能覆盖所有贫困村,研究借助GIS空间插值技术实现空间贫困模拟[33]。选取平均数方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检验地理资本指标与空间贫困之间的关系,区分出致贫地理资本和消贫地理资本,采用Pearson开展相关分析（表3）。根据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将消贫地理资本和致贫地理资本作为输入神经元,输出神经元为消贫指数（Poverty Alleviation Index, PAI）和致贫指数（Impoverishing Index, II）,构建BP神经网络模型[34]。选取非等距的自然断点法将PAI划分为5级,采用Spline函数进行线性插值,线性设定影响等级,构建训练数据。网络初始权值为[-1, 1]之间的随机数,动量参数为0.4,训练批次为100000次,目标误差为0.0001,其他参数采用系统默认值。进一步构建空间贫困指数（Spatial Poverty Index, SPI）,即：
式中：PAI为消贫地理资本指数,值为正;II为致贫地理资本指数,值为负。SPI越大,贫困程度越小;SPI越小,贫困程度越大。
Tab. 3
表3
表3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
Tab. 3Result of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 地理资本C | 相关系数r | 显著性水平t | 地理资本C | 相关系数r | 显著性水平t |
|---|---|---|---|---|---|
| C1 | 1.000 | 0.000 | C14 | 0.061* | 0.031 |
| C2 | 0.311* | 0.011 | C15 | -0.243* | 0.049 |
| C3 | 0.575** | 0.000 | C16 | 0.423** | 0.000 |
| C4 | 0.077 | 0.159 | C17 | -0.051 | 0.285 |
| C5 | 0.288* | 0.019 | C18 | -0.082 | 0.215 |
| C6 | 0.223 | 0.072 | C19 | -0.175 | 0.159 |
| C7 | 0.299* | 0.015 | C20 | -0.130 | 0.297 |
| C8 | 0.345** | 0.005 | C21 | -0.295* | 0.016 |
| C9 | -0.310* | 0.012 | C22 | -0.353** | 0.004 |
| C10 | 0.095 | 0.149 | C23 | -0.201 | 0.106 |
| C11 | -0.397** | 0.001 | C24 | 0.235 | 0.057 |
| C12 | -0.110 | 0.098 | C25 | -0.397** | 0.001 |
| C13 | -0.212 | 0.0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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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类型和成因。根据上述方法和流程,划分出县域贫困地理类型并制作贫困地图,进一步分析各种贫困地理类型致贫成因,为制定减贫策略提供依据。
2.4 研究区概况
宁夏六盘山区属于国家确定的六盘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一部分,包括泾源县等7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泾源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最南端,东与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相连,南与甘肃省华亭县、庄浪县接壤,西与隆德县毗邻,北与原州区、彭阳县交界,地域范围介于106°13′E~106°29′E、35°14′N~35°18′N之间,全县南北长41.5 km,东西宽27.3 km,土地总面积1131 km2,占宁夏总面积的1.45%（图3）。泾源县属陇东黄土高原西部中低山区,地势自西向东倾斜,是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5.7 ℃,年平均降水量为650.9 mm,年干燥度1.02,年日照时数约为2100~2400 h,多热干风、冰雹、霜冻、春旱和秋涝等灾害性天气,森林覆盖率为38.7%。2015年泾源县辖4乡、3镇,共109个行政村,其中重点贫困村40个。全县总人口12.3×104人,其中回族人口占80.35%,汉族人口约占19.64%,其他少数民族约占0.01%;非农业人口占7.7%,贫困发生率为26.92%;人口密度为108 km2/人,农业耕作区人口密度为107 km2/人。在“十二五”期间,宁夏将1560个贫困村划分为重点贫困村、生态移民村和发展条件较好村3类开展扶贫脱贫工作,其中重点贫困村总计500个。本文将2010年作为研究基准年,将泾源县40个重点贫困村作为微观研究单位。
3 结果分析
3.1 不同自然地理区域空间贫困测算结果
泾源县各自然地理区域的PAI均呈缓慢上升趋势,II呈缓慢下降趋势,表明自2010年以来泾源县贫困程度总体在降低,但不同自然地理区域减贫能力存在显著差异性。从时间上看,2010-2015年,侵蚀构造石山区和剥蚀构造丘陵区贫困程度降低较快,减贫速度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21%和8.75%。主要原因是“十二五”期间,泾源县重点从这两个地区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所致。从空间上看,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PAI（均值为4.008）>剥蚀构造丘陵区PAI（均值为2.868）>侵蚀构造石山区PAI（均值为2.605）,侵蚀构造石山区II（均值为3.202）>剥蚀构造丘陵区II（均值为2.804）>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II（均值为2.437）。PAI和II均表明河谷平川区的消贫能力高于丘陵区和石山区。综合来看,各自然地理区域贫困村SPI的排序依次为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均值为1.571）>剥蚀构造丘陵区（均值为-0.199）>侵蚀构造石山区（均值为-0.334）,表明侵蚀构造石山区贫困程度最大,是泾源县减贫重点地区。3个自然地理区空间贫困的共同特点是存在经济劣势,尤其信息化程度低、缺乏致富资金和致富能力（C4~C7）;而主要差异是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生态劣势（C25、C16）>经济劣势（C5）>位置劣势（C20）>政治劣势（C8）;剥蚀构造丘陵区经济劣势（C5~C7、C17）>位置劣势（C18~C20）>生态劣势（C16、C23~C25）>政治劣势（C8）;侵蚀构造石山区经济劣势（C4~C7、C17）>政治劣势（C8）>位置劣势（C18~C20）>生态劣势（C16、C21~C25）（图4）。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泾源县不同自然地理区域空间贫困指数
-->Fig. 4The spatial poverty index of different natural geographical regions
-->
3.2 不同民族村空间贫困测算结果
整体上,泾源县不同民族村的减贫能力都在不断提高,但由于不同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等的不同,减贫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从时间上看,各类民族村的PAI均呈缓慢上升、II呈缓慢下降趋势。汉族村和回族村消贫能力增长较快,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05%和15.34%,主要原因是回族善于经商的传统有助于减贫,而回汉混居形成文化冲突导致同村回汉双方生产经营单一,收入较低。从空间上看,回族村PAI（均值为4.228）>汉族村PAI（均值为3.548）>回汉混居村PAI（均值为2.632）,回汉混居村II（均值为3.666）>回族村II（均值为2.064）>汉族村II（均值为2.966）。PAI和II均表明县域回族村和汉族村的消贫能力高于回汉混居村。综合来看,泾源县各类民族村SPI的排序依次为汉族村（均值为1.484）>回族村（均值为1.262）>回汉混居村（均值为-1.033）,表明回汉混居村的空间贫困程度最大,是泾源县减贫重点村。各类型村空间贫困的共同特征是由于距离最近市场远（C17）形成的经济劣势,以及人均耕地面积（C23）和农作物特别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小（C24）等生态劣势;而空间贫困差异主要表现为汉族村人居环境差和灾损率高形成的生态劣势,以及贷款不足（C5）导致的经济劣势突出,回族村主要因文化知识素质较低（C12、C13）导致进入市场的机会成本高而形成经济劣势,回汉混居村因汉族和回族生产生活方式差异,造成扶贫资源配置困难,农户对扶贫政策满意率最低（C8）,反映该类村空间贫困的政治劣势最为显著（图5）。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泾源县不同民族村空间贫困指数
-->Fig. 5The spatial poverty index in different ethnic villages
-->
3.3 同一自然地理区域内不同民族村空间贫困测算结果
泾源县同一自然地理区域不同民族村空间贫困也存在显著差异性。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贫困村PAI变化为回族村>回汉混居村>汉族村,II变化为回汉混居村>汉族村>回族村;侵蚀构造石山区PAI变化为汉族村>回族村>回汉混居村,II变化为回汉混居村>回族村>汉族村;剥蚀构造丘陵区PAI变化为回族村>回汉混居村,II变化为回汉混居村>回族村。综合分析得知,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汉族村、回族村和回汉混居村SPI均值分别为0.526、2.557和1.644,表明该类型区汉族村贫困程度高,经济劣势显著（C5）;剥蚀构造丘陵区回族村和回汉混居村的SPI均值分别约为0.321和-1.934,表明该类型区回汉混居村贫困程度较高,经济劣势（C2、C6、C7）和生态劣势（C16）突出;侵蚀构造石山区汉族村、回族村和回汉混居村的SPI均值分别为1.031、-0.029和-0.842,表明该类型区回汉混居村贫困程度亦高,但经济劣势（C5~C7、C17）、政治劣势（C8）、位置劣势（C18~C20）和生态劣势（C16、C25）并存。因此,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的汉族村、剥蚀构造丘陵区和侵蚀构造石山区的回汉混居村是消贫重点村（图6）。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泾源县同一自然地理区域内不同民族村空间贫困指数
-->Fig. 6The spatial poverty index of different ethnic villages in the same natural geographical region
-->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在区域性贫困背景下,精准贫困地理识别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空间贫困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通过发展空间贫困地理识别方法,也将丰富中国贫困地理学理论体系。（1）以空间贫困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空间贫困三维结构框架,构建了县域空间贫困地理识别指标体系和空间贫困指数,建立了县域空间贫困地理识别方法。实证研究表明,区域自然—人文地理环境贫困效应显著,其结果对于精准扶贫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2）县域空间贫困与自然地理区类型紧密相关,案例区SPI排序为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剥蚀构造丘陵区>侵蚀构造石山区,表明侵蚀构造石山区贫困程度最大,是减贫重点区。3个自然地理区空间贫困的共同特点是存在经济劣势,尤其缺乏致富资金和致富能力;主要差异是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生态劣势>经济劣势>位置劣势）>政治劣势;剥蚀构造丘陵区经济劣势>位置劣势>生态劣势>政治劣势;侵蚀构造石山区经济劣势>政治劣势>位置劣势>生态劣势。
（3）县域空间贫困与贫困村民族构成紧密相关,案例区SPI排序为汉族村>回族村>回汉混居村。各类型村空间贫困的共同特征是存在经济劣势和生态劣势;主要差异在于汉族村生态劣势最为突出,其次是经济劣势,回族村经济劣势最为限制,其次是生态劣势,回汉混居村政治劣势最为明显。
（4）同一自然地理区域内不同民族村空间贫困存在显著差异。案例区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汉族村贫困程度高,经济劣势显著;剥蚀构造丘陵区回汉混居村贫困程度较高,经济劣势和生态劣势突出;侵蚀构造石山区回汉混居村贫困程度亦高,经济劣势、政治劣势、位置劣势和生态劣势并存。因此,侵蚀堆积河谷平川区的汉族村、剥蚀构造丘陵区和侵蚀构造石山区的回汉混居村是减贫重点村。
4.2 讨论
（1）在研究中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由于贫困村物质资本[35-36],如农户农用设备和机械投资,农村企业厂房、机器和设备投资,以及农村货币化资产,如农村集体资产（集体所有自然资源、各种流动资产、长期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等）和农户资产（宅基地等）,存在调查统计上的困难,导致地理资本体系的构建存在偏颇。同时,空间贫困研究需要绘制单指标、单维度和空间贫困指数3个方面构成的贫困地图,但限于篇幅,本文只绘制了空间贫困指数地图。（2）精准地理识别的目的是根据空间贫困分异特点,制定基于不同地理单元的差别化减贫策略,精准配置扶贫资源和提高农村扶贫质量。中国贫困地区与脆弱生态环境区和少数民族分布区具有地理空间意义上的非良性耦合关系[37]。因此,在国家扶贫开发战略背景下,县域扶贫尤其需要注重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不同民族村和同一自然地理区域内不同民族村的空间贫困特征,针对性的创新不同类型地理单元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模式、途径和减贫政策[38-39],以克服客观存在的不同空间贫困劣势,根本解决区域整体性贫困问题。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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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开展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对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促进农村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首先阐述了可持续生计的概念,并对国外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概况进行了简介；然后从生计资产 (资本)研究、生计脆弱性分析、生计策略研究、政策、机构和过程对农户生计影响研究、农户生计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等5个方面对近年来国内农户生计的 主要研究进展进行了归纳总结.最后,提出了中国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的主要趋向: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研究,新技术方法的综合与动态研究,农户可持续生计与 贫困问题研究,城乡转型期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重点区域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 . 开展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对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促进农村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首先阐述了可持续生计的概念,并对国外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概况进行了简介；然后从生计资产 (资本)研究、生计脆弱性分析、生计策略研究、政策、机构和过程对农户生计影响研究、农户生计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等5个方面对近年来国内农户生计的 主要研究进展进行了归纳总结.最后,提出了中国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的主要趋向: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研究,新技术方法的综合与动态研究,农户可持续生计与 贫困问题研究,城乡转型期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重点区域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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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amartya sen clarendon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k, 1981, 257 pp. 058.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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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新城市贫困研究的内容和方法逐步多元化,综合贫困指标体系和以地域 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促进了贫困地理研究。本文首先辨析贫困和综合贫困的概念,综合贫困研究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再评述国外综合贫困研究的主要内容;最后在 分析我国城市贫困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提出在指标体系、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空间层次等几个方面拓展转型时期我国城市贫困地理的研究视角。 .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新城市贫困研究的内容和方法逐步多元化,综合贫困指标体系和以地域 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促进了贫困地理研究。本文首先辨析贫困和综合贫困的概念,综合贫困研究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再评述国外综合贫困研究的主要内容;最后在 分析我国城市贫困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提出在指标体系、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空间层次等几个方面拓展转型时期我国城市贫困地理的研究视角。 |
| [7] | . 农村贫困地理作为农村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成果对丰富农村贫困理论和制定农村扶贫政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普查数据的完善、地理信息技术和遥感技术的应用以及统计分析方法的发展,农村贫困地理研究呈现出一些新趋势和新特征.通过梳理近20年来国外农村贫困研究文献,从地理学视角对空间贫困陷阱的概念及存在性检验、地理因素对农村贫困形成的作用机理、区域贫困的测算及贫困地图的绘制、区域瞄准及效果评估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回顾和评述,总结出国外农村贫困地理研究的特点与发展方向,提出未来国内相关研究的若干主题. . 农村贫困地理作为农村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成果对丰富农村贫困理论和制定农村扶贫政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普查数据的完善、地理信息技术和遥感技术的应用以及统计分析方法的发展,农村贫困地理研究呈现出一些新趋势和新特征.通过梳理近20年来国外农村贫困研究文献,从地理学视角对空间贫困陷阱的概念及存在性检验、地理因素对农村贫困形成的作用机理、区域贫困的测算及贫困地图的绘制、区域瞄准及效果评估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回顾和评述,总结出国外农村贫困地理研究的特点与发展方向,提出未来国内相关研究的若干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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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 Remoteness and geographic (natural, physical,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are contrasted with social and political exclusion in explaining persistent rural poverty. We found that persistent poverty wa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the structural poverty of Zimbabwe semi-arid communal areas. Relative urban proximity assisted income diversification and improvement in a very poor, socially and politically excluded area. Less excluded but remote areas remained poor but not as poor as the excluded population. Livelihoods changed and diversified more in the nonremote area, speeding poverty reduction as measured by an index of perceived change. We conclude with what policy options and sequence might support the inclusion of chronically poor people. |
| [10] | . This study determines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rural poverty in Bangladesh and its relation to people livelihood assets affecting their ability to procure food. We estimated household income for over 1 million census households using a predictor model based o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survey data set. We computed and mapped poverty indices for 415 rural subdistricts revealing distinct areas with high poverty incidence that correspond with ecologically depressed areas. However, other livelihood-influencing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 accessibility and services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poverty. This indicates the need for continued focus on providing education and access to income-generating opportunities so that the poor can better meet their food needs.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various poverty-influencing factors. Multivariate clustering of the local parameter ( ) estimates of the determinant factors revealed distinct spatial relationships, which have implication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terventions specific to the different regions. |
| [11] | .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hether physical accessibility or ethnicity is a stronger determinant of poverty in Vietnam. Spatially disaggregated welfare indexes for population subgroups show that overall inequality is shaped by an urban ural welfare divide, closely followed in importance by sharp welfare differences between ethnic groups. Accessibility to urban areas is a weaker determinant of poverty. Th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targeting of rural development investments. Addressing the factors isolating ethnic minorities from the mainstream economy is likely to be a more useful strategy in reducing rural poverty and inequality than simple geographic targeting. |
| [12] | .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link between poverty incidence a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within rural locations in Kenya. Evidence from poverty maps for Keny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suggests that pover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re not homogenous. We use spatial regression technique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geographic factors on poverty. Slope, soil type, distance/travel time to public resources, elevation, type of land use,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prove to be significant in explaining spatial patterns of poverty. However, differential influence of these and other factors at the location level shows that provinces in Kenya are highly heterogeneous; hence different spatial factors are important in explaining welfare levels in different areas within provinces, suggesting that targeted propoor policies are needed. Policy simulations are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various interventions on location-level poverty levels. Investments in roads and improvements in soil fertility are shown to potentially reduce poverty rates, with differential impacts in different regions. |
| [13] | population; inequality; welfare; growth |
| [14] | Using recently completed"poverty maps"for Cambodia, Ecuador, and Madagascar, the authors simulate the impact on poverty of transferring an exogenously given budget to geographically defined subgroups of the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their relative poverty status. They find large gains from targeting smaller administrative units, such as districts or villages. But these gains are still far from the poverty reduction that would be possible had the planners had access to information on household level income or consumption.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a useful way forward might be to combine fine geographic targeting using a poverty map with within-community targeting mechanis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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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 The goals of this study are: 1) to determin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spatial factors in explaining household wealth; 2) to identify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ronically poorest, the consistently well off, and households escaping from poverty as well as descending into poverty; 3) to determine effects of compound disadvantages on the likelihood of chronic poverty; and 4) to assess the evidence of spatial poverty traps (SPTs). Quantitative analysis is conducted using panel data collected from 1275 households, each surveyed four times with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over an 11 year period from 1997 to 2007. We identified four distinct groups. The chronically poor are defined as households remaining consistently in the bottom third (tercile) of households ranked by wealth in each of the four survey years. Roughly 12.9% of the nationwide sample was found to be chronically poor. The consistently non-poor are defined as households consistently in the upper tercile of households ranked by wealth, and this group formed 16.2% of the total sample. The third and fourth groups were those households found to have risen from poverty (starting in the bottom tercile and ending in the top tercile, the ascending) and those who were in the top asset tercile in 1997 and fell to the bottom tercile by 2007 (the declining). Relatively few households in the sample were in either the upwardly mobile category (3.8%) or the downwardly mobile category (3.6%). |
| [17] | . Currently, spatial analysis is becoming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because enormous volumes of spatial data are available from different sources, such as GPS, Remote Sensing, and others.This book deals with spatial analysis and modelling. I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roaches related to human settlements and associated environment. Key contributions with empirical case studies from Iran, Philippines, Vietnam, Thailand, Nepal, and Japan that apply spatial analysis including autocorrelation, fuzzy, voronoi, cellular automata,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spatial metrics, spatial statistics, regression, and remote sensing mapping techniques are compiled comprehensively. The core value of this book is a wide variety of results with state of the art discussion including empirical case studies.It provides a milestone reference to students, researchers, planners, and other practitioners dealing the spatial problems on urban and regional issues.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is book has been presented with the 2011 publishing award from the GIS Association of Japan.We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the authors! |
| [18] | . Various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have helped reduce poverty in Thailand, yet the poverty gap still remains, specifically in rural areas in the north and northeast of the country. The major barrier to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is the weakness of identifying where the poor are, thereby targeting poverty intervention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otential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in recognizing poverty association of a site selected in the northeast Thailand, including identifying factors that influence rural poverty, and investigating underlying factors and spatial associations of poverty at the rural household level. Results showed that 70% of the households sampled in the study area were poor, and nearly half of their income generated was from farming. Factors influencing farm income were examined by regression statistics and it was found that farm income is related to area cultivated, rice yield, livestock and learning experience of farmers. It was demonstrated that GIS is a useful tool to identify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poverty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is an effective method in revealing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of poverty in household units. Use of these two technologies to identify factors underlying rural poverty was analyzed and possible use of the finding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was presented. Drawbacks and limitations in Thail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lans and programs were discussed and suggestions were made to improve these programs using GIS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
| [19] | . This publication offers crucial lessons for policy makers and development experts who may be considering using small area poverty maps as too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elps add to our array of tools for dealing with the political economy issues of poverty. It represents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a little understood aspect of the well-known adage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demonstrating that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poverty at the local level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step in our fight against poverty. Insights from the diverse experiences of 12 countries are drawn together in the first two chapters, on key elements in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poverty maps and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verty maps. The case studies in the volume highlight the wide range of policies and interventions that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poverty map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location of investments and services, the creation of district and municipal development plans, and the allocation of grants and fiscal transfers. They show that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and appropriately utilized poverty maps may lead to radical shifts in the perception of poverty and in strategies designed to address pover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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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 论文通过回顾、梳理国内外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总结出目前 学界对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渐进层面上:一是关注贫困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研究贫困与地理环境、资源各要素之间相互 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总体上看,相关研究呈现出:个案研究和实证分析多于理论研究,国内相关研究远远滞后于国外研究,国内贫困理论研究滞后于反贫困 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等特点. . 论文通过回顾、梳理国内外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总结出目前 学界对贫困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渐进层面上:一是关注贫困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研究贫困与地理环境、资源各要素之间相互 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总体上看,相关研究呈现出:个案研究和实证分析多于理论研究,国内相关研究远远滞后于国外研究,国内贫困理论研究滞后于反贫困 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等特点. |
| [22] | . 滇西北"大河流域"区位于著名的横断山"纵谷"区的核心地带,为金沙江--长江、澜沧江-- 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和独龙江--伊洛瓦底江的上游区,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同时,由于长期封闭、自然条件恶劣等 多因素综合作用,造成区内贫困问题突出.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脱贫致富,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对区内贫困人口生产、生活现状的分析和实地抽样调查的基础上, 通过对贫困人口的粮食收入、现金收入、耕地拥有量、资源利用水平等多种致贫因素的研究,认为可将贫困人口基本划分为:经济贫困型、粮食或耕地贫困型、能源 缺乏贫困型、水资源利用缺乏贫困型和失去生存条件贫困型5大类型.扶贫工作中,可抓住各贫困类型的主要问题,实施重点扶持,实现脱贫目标. . 滇西北"大河流域"区位于著名的横断山"纵谷"区的核心地带,为金沙江--长江、澜沧江-- 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和独龙江--伊洛瓦底江的上游区,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同时,由于长期封闭、自然条件恶劣等 多因素综合作用,造成区内贫困问题突出.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脱贫致富,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对区内贫困人口生产、生活现状的分析和实地抽样调查的基础上, 通过对贫困人口的粮食收入、现金收入、耕地拥有量、资源利用水平等多种致贫因素的研究,认为可将贫困人口基本划分为:经济贫困型、粮食或耕地贫困型、能源 缺乏贫困型、水资源利用缺乏贫困型和失去生存条件贫困型5大类型.扶贫工作中,可抓住各贫困类型的主要问题,实施重点扶持,实现脱贫目标. |
| [23] | . 发展多维贫困度量方法和提高贫困识别精准度是近年国际贫困研究中的热点领域,也是中国未来提高农村扶贫实践质量和效率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借鉴国际上关于脆弱性—可持续生计框架模型在贫困研究中的学术思想,通过建立农村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和地理识别方法,对中国农村开展了县域尺度的贫困地理识别,并与单维度收入贫困以及国家最新认定的扶贫开发重点县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对识别的多维贫困县按扶贫措施相似性进行了类型划分。研究结果表明：655个县级单元被识别为多维度贫困县,涉及农村人口1.41亿人;空间分布集中连片特征显著,青藏高原及其周边的南疆三地州、黄土高原西部、滇西—川西高山峡谷区为最大的连片贫困区;有71.79%的国家重点贫困县与识别结果重叠,与国家重点贫困县对比,识别的多维贫困县在各单维度和综合维度都处于更劣势水平;多维贫困县被划分为金融资本缺乏型、人力资本缺乏型、基础建设缺乏型、金融基建兼缺型、人力基建兼缺型、生计途径缺乏型、生存条件缺乏型和发展条件缺乏型8种类型。 . 发展多维贫困度量方法和提高贫困识别精准度是近年国际贫困研究中的热点领域,也是中国未来提高农村扶贫实践质量和效率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借鉴国际上关于脆弱性—可持续生计框架模型在贫困研究中的学术思想,通过建立农村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和地理识别方法,对中国农村开展了县域尺度的贫困地理识别,并与单维度收入贫困以及国家最新认定的扶贫开发重点县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对识别的多维贫困县按扶贫措施相似性进行了类型划分。研究结果表明：655个县级单元被识别为多维度贫困县,涉及农村人口1.41亿人;空间分布集中连片特征显著,青藏高原及其周边的南疆三地州、黄土高原西部、滇西—川西高山峡谷区为最大的连片贫困区;有71.79%的国家重点贫困县与识别结果重叠,与国家重点贫困县对比,识别的多维贫困县在各单维度和综合维度都处于更劣势水平;多维贫困县被划分为金融资本缺乏型、人力资本缺乏型、基础建设缺乏型、金融基建兼缺型、人力基建兼缺型、生计途径缺乏型、生存条件缺乏型和发展条件缺乏型8种类型。 |
| [24] | . ABSTRAC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lant populations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it determines the population's ecological preferences,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onships with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 point pattern analysis method was adopted to study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Picea schrenkiana individuals of different size classes an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wo size classes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topographical attributes on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With increasing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the plant density of the P schrenkiana population showed a declining trend. Old trees showed a random distribution at a small spatial scale (0-12 m), whereas saplings, small trees and big trees all had an aggregated distribution at all scal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ree age, the scales at which maximal aggregation occurred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the aggregation strength decreased. At a small scale (0-16 m), all size classes showe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and the larg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ee size,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The number of medium, big and old trees had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elevations, whereas the number of saplings and small trees wa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elevations. The numbers of saplings, small and medium trees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lope gradient, whereas the number of big trees wa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and the number of old tree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gradient. With the exception of old trees, saplings, small, medium and big trees showed negative correlations with convexity index. The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nservation, rehabilitation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forest ecosystems in the Tianshan Mountains. |
| [25] | . 综合比较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对于更好地实施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战略十分重要。基于"发展"与"贫困"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构建涵盖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维度24项指标的综合发展指标体系,测算和比较分析了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结果表明:1在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维度中,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经济贫困相对更为突出,社会服务有所改善,但仍然十分落后,生态条件较好、生态负荷较小,但生态脆弱性不容忽视;2 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在空间上呈"东部-北部-西南部"走向依次递增的特征,西南腹地是中国贫困的"重灾区";3 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在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万人科技人员数等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指标上较为相似,但在建制村硬化公路通达率、人口密度、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村卫生室普及率和青壮年文盲率等表征社会公共服务的指标上具有明显差异。 . 综合比较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对于更好地实施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战略十分重要。基于"发展"与"贫困"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构建涵盖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维度24项指标的综合发展指标体系,测算和比较分析了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结果表明:1在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维度中,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经济贫困相对更为突出,社会服务有所改善,但仍然十分落后,生态条件较好、生态负荷较小,但生态脆弱性不容忽视;2 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在空间上呈"东部-北部-西南部"走向依次递增的特征,西南腹地是中国贫困的"重灾区";3 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在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万人科技人员数等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指标上较为相似,但在建制村硬化公路通达率、人口密度、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村卫生室普及率和青壮年文盲率等表征社会公共服务的指标上具有明显差异。 |
| [26] | . 在京津冀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河北省出现环绕京津地区的贫困带引起了学界与公众的普遍关注。目前国内贫困县的设定往往以经济指标为唯一度量标准，本文在经济维度基础上增加社会维度（代表人类贫困）和自然维度（代表自然贫困）两方面评价指标，构建县域贫困度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对河北省136个县的贫困状况分别进行经济单维度与经济-社会-自然三维评估，并基于SOFM网络将全省县域贫困度划分为五级，与河北省现有各类贫困县分布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基于经济单维度与经济-社会-自然多维度评估的聚类分析得到的高贫困度县域均与现有贫困县有很好的对应，与河北省贫困县分布现状基本吻合；由于经济-社会-自然的多维度贫困度评估综合考虑了贫困现状及其潜在可能性，评估更加全面和深入。基于自然维度的潜在贫困度对多维贫困度的影响分析表明：环京津地区的贫困现状比较严重、且潜在贫困程度高，应积极依托京津，承接产业转移。而在冀中南地区，尽管贫困现状较为严重，但潜在贫困程度较低，因其较易脱贫而容易被忽视；同时，还存在大量非贫困县转化为贫困县的可能性；应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区贫困问题的关注，分类扶贫、防治结合、区域联动，促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社会财富同步增长。 . 在京津冀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河北省出现环绕京津地区的贫困带引起了学界与公众的普遍关注。目前国内贫困县的设定往往以经济指标为唯一度量标准，本文在经济维度基础上增加社会维度（代表人类贫困）和自然维度（代表自然贫困）两方面评价指标，构建县域贫困度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对河北省136个县的贫困状况分别进行经济单维度与经济-社会-自然三维评估，并基于SOFM网络将全省县域贫困度划分为五级，与河北省现有各类贫困县分布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基于经济单维度与经济-社会-自然多维度评估的聚类分析得到的高贫困度县域均与现有贫困县有很好的对应，与河北省贫困县分布现状基本吻合；由于经济-社会-自然的多维度贫困度评估综合考虑了贫困现状及其潜在可能性，评估更加全面和深入。基于自然维度的潜在贫困度对多维贫困度的影响分析表明：环京津地区的贫困现状比较严重、且潜在贫困程度高，应积极依托京津，承接产业转移。而在冀中南地区，尽管贫困现状较为严重，但潜在贫困程度较低，因其较易脱贫而容易被忽视；同时，还存在大量非贫困县转化为贫困县的可能性；应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区贫困问题的关注，分类扶贫、防治结合、区域联动，促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社会财富同步增长。 |
| [27] | . 利用普查数据、民政数据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城市宏观空间与个体微观层面,系统检测了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城市剥夺的空间模式及形成原因.研究发现:城市贫困和剥夺具有在内城区重合、外围区分离的特点.内城居住区的户籍贫困人口在住房、教育、设施等多方面处于被剥夺状况,外围的企业配套区户籍贫困人口则没有很明显的被剥夺状况,外来人口聚居区的低收入和贫困农民工处于被剥夺状况.究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和转型时期的城市住房、建设和更新等空间政策的共同作用,直接导致了户籍贫困人口和农民工生活状况的差异,进而产生了迥异于西方城市特征的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 . 利用普查数据、民政数据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城市宏观空间与个体微观层面,系统检测了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城市剥夺的空间模式及形成原因.研究发现:城市贫困和剥夺具有在内城区重合、外围区分离的特点.内城居住区的户籍贫困人口在住房、教育、设施等多方面处于被剥夺状况,外围的企业配套区户籍贫困人口则没有很明显的被剥夺状况,外来人口聚居区的低收入和贫困农民工处于被剥夺状况.究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和转型时期的城市住房、建设和更新等空间政策的共同作用,直接导致了户籍贫困人口和农民工生活状况的差异,进而产生了迥异于西方城市特征的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 |
| [28] | . 在阐述多维贫困和空间贫困概念内涵及其指标基础上，提出了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村域空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即强调科学性和主导性原则、重视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测度的可操作性、体现减贫与及贫困的新要求、突出区域性和空间刻画能力。据此，构建了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和政策4个维度，收入和消费、市场连通性、人口状况、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劳有所得、地貌要素、自然灾害、生态安全、农业生态、粮食安全和政策的实效性共13个指标组，27个原始指标或生成指标构成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村域空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进一步讨论了空间贫困测度指标的检验、获取方法和空间化等关键问题。 . 在阐述多维贫困和空间贫困概念内涵及其指标基础上，提出了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村域空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即强调科学性和主导性原则、重视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测度的可操作性、体现减贫与及贫困的新要求、突出区域性和空间刻画能力。据此，构建了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和政策4个维度，收入和消费、市场连通性、人口状况、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劳有所得、地貌要素、自然灾害、生态安全、农业生态、粮食安全和政策的实效性共13个指标组，27个原始指标或生成指标构成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村域空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进一步讨论了空间贫困测度指标的检验、获取方法和空间化等关键问题。 |
| [29] | .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关于空间贫困研究的成果越来越丰 富,逐渐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制订地域减贫政策的重要依据,极大地延伸和拓宽了世界贫困地理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在阐述空间贫困概念、指标体系和 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评述了空间贫困影响因素与特征、空间贫困地图与绘图、空间贫困政策评估与设计等空间贫困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贫困地 理研究的现状和不足,提出重点从空间贫困地理资本、空间贫困陷阱机理和空间贫困地图研制等3个方面加强我国贫困地理的研究工作,有助于丰富我国贫困地理理 论和方法体系,对于丰富我国社会地理学具有重要的科学、理论和学术意义,对于我国可持续性减贫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决策借鉴和实践推广意义. .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关于空间贫困研究的成果越来越丰 富,逐渐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制订地域减贫政策的重要依据,极大地延伸和拓宽了世界贫困地理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在阐述空间贫困概念、指标体系和 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评述了空间贫困影响因素与特征、空间贫困地图与绘图、空间贫困政策评估与设计等空间贫困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贫困地 理研究的现状和不足,提出重点从空间贫困地理资本、空间贫困陷阱机理和空间贫困地图研制等3个方面加强我国贫困地理的研究工作,有助于丰富我国贫困地理理 论和方法体系,对于丰富我国社会地理学具有重要的科学、理论和学术意义,对于我国可持续性减贫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决策借鉴和实践推广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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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 以农牧交错区的阿鲁科尔沁旗为例,选取7个典型村,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与遥感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农牧交错区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形态特征及其与农牧户生计的关系。结果表明:1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由纯牧型农村居民点演变而来。人口增加导致人地矛盾突出和草原开垦耕种,农牧户生计策略转为畜牧业和种植业结合,农村居民点向半农半牧型转变;2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逐渐多样化。从改革开放前居民点内部以农村宅基地占主导,到改革开放后居民点内部公共设施用地、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迅速扩大;3由于农牧户生计活动的多样化和非农化,农村宅基地内部不但包括居住用地(住房),还包括生产性用地和生产辅助性用地(如牲畜的棚圈、菜园和粮草仓库等)。研究认为,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人均居民点用地和户均宅基地都远大于国家规定的用地标准,是与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和生计需求紧密相关的。 . 以农牧交错区的阿鲁科尔沁旗为例,选取7个典型村,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与遥感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农牧交错区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形态特征及其与农牧户生计的关系。结果表明:1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由纯牧型农村居民点演变而来。人口增加导致人地矛盾突出和草原开垦耕种,农牧户生计策略转为畜牧业和种植业结合,农村居民点向半农半牧型转变;2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逐渐多样化。从改革开放前居民点内部以农村宅基地占主导,到改革开放后居民点内部公共设施用地、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迅速扩大;3由于农牧户生计活动的多样化和非农化,农村宅基地内部不但包括居住用地(住房),还包括生产性用地和生产辅助性用地(如牲畜的棚圈、菜园和粮草仓库等)。研究认为,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人均居民点用地和户均宅基地都远大于国家规定的用地标准,是与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和生计需求紧密相关的。 |
| [33] | . 贫困人口及其分布区域的有效瞄准和识别是新阶段连片特困区农村扶贫开发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从多维角度把握贫困的实质并进行多维贫困的具体度量和分析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焦点。在系统设计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及多维贫困测算算法流程的基础上，以河南省南阳市连片特困区扶贫重点县为研究区域，构建基于“双临界值”的“维度加总／分解”算法进行了“县级一村级”的贫困人口多维贫困量算和分析；借助Kriging法对村级多维贫困测算结果进行空间插值处理，系统分析研究区多维贫困状况空间分布格局。结果显示：研究区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都呈现“西高东低”趋势，其中，内乡县和淅川县的综合贫困指数MPI最大，镇平县MPI最小。其主要致贫因素为收入和健康，收入指标对贫困的贡献度在空间上呈现“西北一东南”条带状分布，健康问题集中在镇平县；次要致贫因素为教育年限、儿童入学率以及燃料类型。此外，淅川县山区地区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县城附近的MPI相对较低。 . 贫困人口及其分布区域的有效瞄准和识别是新阶段连片特困区农村扶贫开发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从多维角度把握贫困的实质并进行多维贫困的具体度量和分析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焦点。在系统设计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及多维贫困测算算法流程的基础上，以河南省南阳市连片特困区扶贫重点县为研究区域，构建基于“双临界值”的“维度加总／分解”算法进行了“县级一村级”的贫困人口多维贫困量算和分析；借助Kriging法对村级多维贫困测算结果进行空间插值处理，系统分析研究区多维贫困状况空间分布格局。结果显示：研究区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都呈现“西高东低”趋势，其中，内乡县和淅川县的综合贫困指数MPI最大，镇平县MPI最小。其主要致贫因素为收入和健康，收入指标对贫困的贡献度在空间上呈现“西北一东南”条带状分布，健康问题集中在镇平县；次要致贫因素为教育年限、儿童入学率以及燃料类型。此外，淅川县山区地区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县城附近的MPI相对较低。 |
| [34] | 基于区域农村贫困程度测定方式不完善及缺乏地理视角的现状,选取四川省36个国家级扶贫县为实证对象,构建自然社会经济全面耦合的农村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分析区域农村贫困的影响机制,并运用GIS与BP神经网络模拟区域自然致贫指数、社会致贫指数和经济消贫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面表征区域农村贫困程度的区域扶贫压力指数--一种新的区域农村贫困测度方法,为国家扶贫政策文件中关于财政扶贫资金基于区域农村贫困程度分配提供实践基础. . 基于区域农村贫困程度测定方式不完善及缺乏地理视角的现状,选取四川省36个国家级扶贫县为实证对象,构建自然社会经济全面耦合的农村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分析区域农村贫困的影响机制,并运用GIS与BP神经网络模拟区域自然致贫指数、社会致贫指数和经济消贫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面表征区域农村贫困程度的区域扶贫压力指数--一种新的区域农村贫困测度方法,为国家扶贫政策文件中关于财政扶贫资金基于区域农村贫困程度分配提供实践基础. |
| [35] | . 我国新一轮扶贫攻坚战聚焦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这些地区贫困程度深,贫困面积广,致贫原因复杂,同时面临环境退化、生态脆弱等严峻问题,扶贫、减贫难度非常大。本文以美国阿巴拉契亚、日本北海道两个典型地区为案例,分析国外对集中连片落后地区进行保护性开发的措施和成效,总结可供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借鉴的经验,并从构建合作框架、提升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加大扶贫力度、导入绿色产业、重视生态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我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资源开发、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的对策建议。 . 我国新一轮扶贫攻坚战聚焦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这些地区贫困程度深,贫困面积广,致贫原因复杂,同时面临环境退化、生态脆弱等严峻问题,扶贫、减贫难度非常大。本文以美国阿巴拉契亚、日本北海道两个典型地区为案例,分析国外对集中连片落后地区进行保护性开发的措施和成效,总结可供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借鉴的经验,并从构建合作框架、提升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加大扶贫力度、导入绿色产业、重视生态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我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资源开发、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的对策建议。 |
| [36] | . 以秦巴特困连片区为例,利用遥感定量测量的方法对研究区生态系统功能和效益价值进行了评估,从自然、社会、经济三方面构建适合于特困连片区县域间进行对比的经济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并对研究区生态资产与经济贫困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秦巴特困连片区大部分县市生态资产与经济贫困存在较高的耦合度,具体表现为生态资产较低的地区,其经济贫困程度越高,生态资产与经济贫困协调程度以及发展的综合水平越低,生态资产与经济贫困为共生关系;进而得出应该将生态资产管理纳入地区扶贫大格局中的结论。最后,从退耕还林、生态移民、生态旅游以及生态城镇建设四个方面对特困连片区加强生态资产管理促进经济脱贫展开了讨论。 . 以秦巴特困连片区为例,利用遥感定量测量的方法对研究区生态系统功能和效益价值进行了评估,从自然、社会、经济三方面构建适合于特困连片区县域间进行对比的经济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并对研究区生态资产与经济贫困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秦巴特困连片区大部分县市生态资产与经济贫困存在较高的耦合度,具体表现为生态资产较低的地区,其经济贫困程度越高,生态资产与经济贫困协调程度以及发展的综合水平越低,生态资产与经济贫困为共生关系;进而得出应该将生态资产管理纳入地区扶贫大格局中的结论。最后,从退耕还林、生态移民、生态旅游以及生态城镇建设四个方面对特困连片区加强生态资产管理促进经济脱贫展开了讨论。 |
| [37] | . 研究表明,中国贫困地区的分布与脆弱生态环境的分布存在一种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耦合,这种耦合是一种非良性的耦合,存在着诸多问题并制约着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改变这一现状,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革新现有的贫困人口生存方式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据此,本文提出了实现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应是依托现有的资源优势,推广生态农业技术,发展绿色食品和开展生态旅游. . 研究表明,中国贫困地区的分布与脆弱生态环境的分布存在一种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耦合,这种耦合是一种非良性的耦合,存在着诸多问题并制约着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改变这一现状,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革新现有的贫困人口生存方式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据此,本文提出了实现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应是依托现有的资源优势,推广生态农业技术,发展绿色食品和开展生态旅游. |
| [38] | .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
| [39] | . 新型城镇化、贫困地区的减贫与发展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如何有效对接新型城镇化和扶贫开发两大国家重大战略体系是地理学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领域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文章基于要素流动的视角，分析阐述了城镇化对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结合传统城镇化发展道路对贫困地区自我发展水平和持续发展能力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尝试探讨新型城镇化助推扶贫开发的影响路径。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扶贫开发的政策建议和制度优化路径，以期为推动贫困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扶贫开发”双轮驱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 新型城镇化、贫困地区的减贫与发展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如何有效对接新型城镇化和扶贫开发两大国家重大战略体系是地理学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领域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文章基于要素流动的视角，分析阐述了城镇化对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结合传统城镇化发展道路对贫困地区自我发展水平和持续发展能力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尝试探讨新型城镇化助推扶贫开发的影响路径。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扶贫开发的政策建议和制度优化路径，以期为推动贫困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扶贫开发”双轮驱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