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西安 71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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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显运教授长期致力于宋代畜牧业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十至十三世纪生态环境变迁与宋代畜牧业发展响应》是其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的最终结项成果,该书于2015年3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约35万字。该书将宏观思维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从生态环境变迁角度探索十至十三世纪宋代畜牧业发展的问题,是畜牧史与生态环境史交叉研究的全新力作。该书学术眼光独到,有助于从新颖的视角全面、客观地认识宋代历史。具体分析,全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1）关注现实,视野开阔。如所周知,生态环境史是一个极具现实关怀的学科,它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生活息息相关。历史研究不应只关注过去,只有植根于现实,有深切的现实关怀,研究才会有价值、有意义。如该书第25页写到：“2006年,联合国发表的一份关于牲畜与环境的报告中指出,无论是从地方或全球的角度而言,畜牧业都是造成严重环境危机前三名最主要的元凶之一。如何改善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环境,促进畜牧业的和谐发展成了二十一世纪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为当今协调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提供借鉴”是作者研究该课题的初衷。作者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对西方传入的生态环境史学的理论耳熟能详,文中多处提及欧美环境史家,并对其理论有所评述。如在第3页引美国J.唐纳德休斯的理论后说到：“环境史研究既与自然科学有关,又与社会科学有关,是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其主要探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一门学科。”作者对于国内的生态环境史及畜牧史的发展与研究现状更是了如指掌。可见作者高屋建瓴,以宏观的学术视野开展了较为严谨的微观研究。
（2）史料详实,注重跨学科。该书是目前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十至十三世纪生态环境变迁与宋代畜牧业发展的学术著作,涉及生态环境史、畜牧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多个领域,离不开大量详实的史料支撑。作者不仅采用了正史、政书、地理方志、宋代法律、宋人文集、笔记小说中的有关记载,还利用了考古文献与出土文物资料;在写作的过程中,“涉及畜牧学、草地学、家禽生态学、气候学、现代经济学、地理学的一些理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该书的一大亮点。
（3）融会贯通,重视动态分析。作者不仅将跨学科的知识、方法与理论融会贯通,而且还纵向地与中国古代做比较,横向地与辽夏金做对比。如第四章：十至十三世纪的农牧争地问题,从秦汉一直探讨到元代的农牧争地,认为秦汉以前农牧争地初露端倪,魏晋南北朝农牧冲突激化,隋唐时期相对缓和,由于宋代丧失了幽云十六州北方门户,所以北宋“不得不将畜牧业基地设置在黄河沿岸的农业区,南宋时转移到江南地区”,“每当农业与畜牧业发生矛盾时,宋政府便以牺牲畜牧业来保证农业的发展”。该书从气候、水文、土壤、植被动物分布等五个方面的变化入手,第一次对辽、宋、夏、金时期的生态变迁与畜牧业发展关系做了动态分析,可谓宋史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
（4）勇于创新,敢于质疑。目前生态环境史仍然处于构建时期,学科研究机制并不成熟。作者从生态环境史视角出发,深入探索宋代畜牧史,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就所出版的这一部厚厚的专著而言,无疑是成功的。该书拓宽了目前生态环境史研究的范围,将宋代畜牧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种勇于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值得肯定和学习。作者敢于推翻成说,如将宋代虎患统计次数11次纠正为15次,并得出宋代发生疾疫189次,其中牲畜疾疫20次的结论。此外,作者对黄仁宇先生《清明上河图》中“少马无羊”的观点提出质疑,从宋代畜牧业发展和机构设置的地理位置等角度做出了解释,较有说服力,解开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困惑。
总而言之,该书作为一部理论丰富,论题深刻的大作,作者能够驾驭自如,运筹帷幄,并多有创建,实在难能可贵,值得研读。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