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衡泌, 王彬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marquisat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Han Dynasty
LINXiaobiao, ZHENGHengmi, WANGBin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07-27
修回日期:2016-12-17
网络出版日期:2017-04-20
版权声明:2017《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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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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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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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中央—诸侯（领主）政治实践模式的探讨,一直以来都是东西方政治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中国,以诸侯拥有土地所有权,为君主守土拓边、抚定四夷作为主要形式的封建体制①(① 狭义的封建,即封土建国,类于西欧中世的feudalism（采邑制）,1903年,严复于《A History of Politics》（Edward Jenks）一书中,首次将feudalism译为“封建之制”。)盛行于周,至秦废止,入汉旋又复起,最终由实至虚、趋于瓦解。汉季四百年,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探索与成型时期。一般认为,汉帝国建国初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而是形成了皇帝与军功贵族共治天下的局面[1]：即以保障爵禄延续的方式,使列侯及其子裔成为新王朝及其统治秩序的忠实拱卫者。侯国,即列侯食邑。作为行政区划的基本构成单元和政治关系的承载客体,早已为国内外****所关注,如谢忠梁等[2-4]以唯物主义史观论述了汉代食邑制度的性质和封建剥削关系;周振鹤等[5-7]考释了部分侯国的地理方位,还原其行政隶属及政区沿革;布目潮渢等[8-10]在前人考据成果的基础上归纳了部分时期侯国分布特征及规律。从研究视角看,这些研究多从历史学、政治学等角度出发,探索食邑制度的封建关系及政治意义,难以清晰揭示侯国设置的影响因素;从研究尺度看,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一定时期或某历史截面下的侯国空间分布形态,缺乏长序列、国家层面的宏观尺度研究;从研究方法看,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以往研究多侧重于考证比较、文献分析等传统研究手段,通过定性或统计的方法透视侯国分布的变化与规律,难以与其他研究成果进行横向对比与衔接。这些问题不单反映于两汉侯国制度的研究中,同时也阻滞着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进步与发展[11-12]。
近年来,随着GIS技术、空间分析方法在经济学[13-15]、考古学[16-29]等领域一系列广泛而成功的运用,已证明了空间性地理思维、定量化地理研究方法能够在重建自然环境、挖掘数据信息的基础上为传统社会学科取得新的成果。鉴于此,本文试图以政治地理视角,通过现代地理学方法再现两汉各历史时期侯国的空间形态、分布规律,阐述与探讨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意图与社会发展规律,以期拓展两汉侯国制度研究视角,并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计量化、精确化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案例。
2 数据来源及处理
基于体现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特点及反映历史事件或政治举措对研究对象的影响两方面的考虑,本文将研究阶段划分为以下8个阶段（表1）。Tab. 1
表1
表1研究阶段划分及封侯类型
Tab. 1The classification of study phase and marquis types
| 朝代 | 时期 | 观察值个数 | 时间 | 帝系 | 封侯类型 |
|---|---|---|---|---|---|
| 西汉 | I | 135 | 201 BC-195 BC | 高 | 功臣、恩泽、外戚 |
| II | 75 | 194 BC-145 BC | 惠、高后、文、景 | 功臣、恩泽、外戚、归义 | |
| III | 86 | 144 BC-101 BC | 景、武 | 功臣、恩泽、外戚、归义 | |
| IV | 106 | 100 BC-6 BC | 武、昭、宣、元、成、哀 | 功臣、恩泽、外戚、归义 | |
| 东汉 | V | 158 | 25 AD-37 AD | 光武 | 功臣、恩泽、外戚、宗室 |
| VI | 90 | 38 AD-100 AD | 光武、明、章、和 | 功臣、恩泽、外戚、宗室 | |
| VII | 83 | 101 AD-183 AD | 安、顺、桓、灵 | 功臣、恩泽、外戚、宦者 | |
| VIII | 61 | 184 AD-220 AD | 灵、献 | 功臣、外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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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历史时期侯国名目主要来自班固《汉书》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三表,宋、清****熊方、钱大昭等所著《后汉书补表》、《东汉外戚侯表》、《东汉宦者侯表》、《东汉云台功臣侯表》等材料,并参考历代正史地理志及部分前人考据成果进行校正,以侯国城址作为中心点经二值化处理后录入数据库②(②侯国地理方位主要参考自乐史《太平寰宇记》、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等。)。此数据库包含了从201 BC高祖初封到220 AD献帝禅让,近400年全国794次有可靠记录的列侯分（移）封及其侯国方位,并按功状划分为功臣侯、恩泽侯、外戚侯、宗室侯、归义侯、宦者侯6种类型③(③本文将王子侯排出研究范围的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三点：一是诸侯王子侯裂本国分封,空间上限定于本王国领地,不能反映中央对全域空间布局的规划及把控;二是依汉制王子侯国封于王国与汉郡结合处,彼此多辐集连接,将其纳入研究范围势必影响空间分析结果;三是自武帝推行推恩令后,王子分封多且滥,所封食邑日渐少寡,侯国失考者亦颇多。)。
道路交通数据来自《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30]及《中国古代交通图典》[31]的西汉、东汉交通图,共计26条国家级交通干线,总里程数逾30000 km;河流数据分别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32]西汉、东汉五级水系图;区域中心城市设为各郡（国）郡治及国都,其置废沿革主要参考自《西汉政区地理》[5]、《东汉政区地理》[33];地形数据源自全国90 m分辨率SRTM DEM数据,通过ArcGIS 10.2软件的提取分析功能提取各侯国的海拔、坡度;据已有研究显示,汉代时期气候条件与当代近似[34-35],因此,气候数据使用近50年平均数据经ArcGIS 10.2软件空间插值后提取替代。南北方划分标准来自于谭忠厚等人对秦岭—淮河这一传统南北分界带的定量划分[36],其研究成果使得精确界定南北成为可能,依此将两汉侯国划分为南北两部分。
3 两汉侯国时空演变格局
3.1 不同历史时期侯国时空分布特点
3.1.1 I期（201 BC-195 BC） I期是8个历史时期中时间跨度最短而封侯频率最高的时期,年均封侯22.5个/a,比重占总量的17%。汉承秦制,秦朝开创的二十等军功赐爵制经过与楚爵制的融合后最终为汉王朝所继承[37]。为了酬赏功臣,巩固统治,在分封诸侯王的同时,刘邦于在位的6年内分封了大量的军功诸侯,除了应长沙王吴臣请而裂长沙国国土所封的3个侯国外,I期侯国分布范围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另外,相比于开发已久、人物殷盛的黄河中下游流域,以丰、沛为中心的淮泗流域也分布着数量可观的封国,这可能与西汉开国元戎多为丰、沛、砀、泗等故楚地人有关。从封侯类型上看,I期功臣侯比例高达97.04%,而恩泽侯、外戚侯仅占2.96%。可以说I期分封是一场以优赏勋旧,建立一个拥有强大政治势力和经济基础的新生统治集团为目的的政治实践（图1）。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I期侯国分布图
-->Fig. 1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arquisates in the 1s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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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II期（194 BC-145 BC） II期时间范围涵盖高后摄政至七王之乱间的50年,是西汉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发展的阶段,年均封侯1.50个/a,比重占总量的9.45%。分布范围上II期分封大抵与I期近似,并有东移、北渐的趋势。相比于I期江淮地区较密集的侯国分布,II期已少有侯国封于此域,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自高后主政后,亲刘的军功旧臣在政治上暂时失势的政治态势。从封侯类型上看,II期功臣侯占比约为62.67%,与I期相比大幅下降;而恩泽侯、外戚侯却有明显增长,分别占总数的6.17%、21.33%,就两汉政治传统而言,新君即位后往往需要通过恩赏亲近、扶植外戚以达到巩固未稳、牵制旧臣的目的。自刘邦崩逝至孝文即位,十几年间皇位更迭频繁,上层政治动荡复杂,外戚、恩泽侯的频繁分封恰好印证了这一点。此外,147 BC景帝封匈奴王徐卢等5人为侯,开创了异族归义侯的先例④(④[汉] 司马迁 《史记》卷57, 《绛侯周勃世家》.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从II期归义侯分布形态可以看出,出于就近安置,优容归降部众的生活习惯等方面的考虑,归义侯全分布于靠近汉匈边界的涿郡（图2）。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II期侯国分布图
-->Fig. 2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arquisates in the 2nd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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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III期（144 BC-101 BC） III期时间范围覆盖景帝改革至武帝征伐基本结束间的近40年,可谓西汉王朝的全盛期,年均封侯2.00个/a,比重占总量的10.83%。分布范围上主要集中于山东半岛以及河南南部。需要注意的是,自114 BC武帝“广关”,将恒山—太行山—新函谷关以西纳入关西范围并依托地形构筑大关中区后,这些地区也被排除出封域范围。从类型上看,由于武帝朝长期的对外战争,III期分封主要由功臣侯及归义侯构成,二者占比分别达47.67%、46.51%,恩泽侯、外戚侯仅占总封侯数的4.65%、1.16%（图3）。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III期侯国分布图
-->Fig. 3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arquisates in the 3rd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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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IV期（100 BC-6 BC） IV期时间范围涵盖了武帝晚期至王莽篡汉之间的西汉后半段,年均封侯1.23个/a,比重占总量的13.35%。分布范围上基本分布于新函谷关以东的黄、淮之间,已经有明显的南倾迹象。从类型上看,与III期分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IV期恩泽侯及外戚侯数量的大幅增长,二者分别达到了同期总数的32.08%、25.47%,这种现象反映了武帝晚年开始的以丞相封侯及重用外戚参预枢机的政治传统,史载:“孝武皇帝封爵丞相,以褒有德,后亦承之,建武乃绝” ⑤(⑤[汉] 班固. 《汉书》卷82, 《王商史丹傅喜传》.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自宣、元、成、哀外戚兴者,许、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将,穷贵极富” ⑥(⑥[汉] 班固 《汉书》卷82, 《王商史丹傅喜传》. 北京:中华书局, 2012.),伴随着“非有功不得侯”政治契约的彻底打破,泛滥的外戚分封最终使得原本均势的政治天平发生了倾斜,借助中朝制度以及重儒思潮加持的新莽外戚势力最终实现了代汉自立（图4）。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IV期侯国分布图
-->Fig. 4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arquisates in the 4th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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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V期（25 AD-37 AD） V期时间范围包括了刘秀鄗南称帝至建武十三年基本完成统一间的13年,是8个时期中时间跨度最短但封侯数量最多的时期,年均封侯13.17个/a,比重占总量的19.90%。分布范围上由于东汉草创多倚重南阳—颍川集团及河北集团,因此大量功臣侯被封于这些区域。另外,V期分封已打破西汉关西及边郡不立侯国的惯例,在关中及燕、代地区封有为数不少的侯国。从类型上看,作为与I期分封性质近似的开基封赏,功臣侯占了分封总数的大部分,共计73.42%,恩泽侯、外戚侯仅占3.80%、3.16%。同时,出于团宗收族、拉拢人心并向天下强调自身汉王朝继承者身份的目的,刘秀诏封了为数颇多的宗室侯,数量约占V期分封的19.62%（图5）。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V期侯国分布图
-->Fig. 5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arquisates in the 5th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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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VI期（38 AD-100 AD） VI期时间范围涵盖了光武后期至安帝即位间的近60年。年均封侯1.45个/a,比重占总量的11.34%。从空间分布上看,随着光武后期—明帝朝对以南阳集团为代表的军功旧臣的疏远、压制以及东汉时期淮河流域农业经济的高速发展[38],相较于V期,VI期分封的侯国更多集中于豫东南的淮河流域。从类型上而言,一如同为帝国稳定发展期的II期分封,功臣侯、宗室侯的比重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而恩泽侯、外戚侯则增长明显,比重分别为50.00%、13.33%、7.78%、28.89%（图6）。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VI期侯国分布图
-->Fig. 6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arquisates in the 6th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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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VII期（101 AD-183 AD） VII期时间范围主要包括安帝即位至黄巾之乱间的东汉中后期,年均封侯1.01个/a,比重占总量的10.45%。分布范围上由于安、顺两朝省废郡县、边塞内迁,VII期已不在幽、并等新防御线以外的区域封立侯国。类型上功臣侯大幅缩减,数量仅占比重的14.46%;主要类型已由外戚侯与宦者侯构成,比例各占39.76%。此外,可以明显注意到这一时期分封最密集的颍、汝地区,恰与东汉后期豪强庄园经济失控发展的区域相重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从明、章两朝对贵戚勋旧的严密防范与监控,已逐步转向松弛与放流。被统治者引以为奥援的外戚与阉宦势力[39],最终双双将东汉王朝拖入了深渊（图7）。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7VII期侯国分布图
-->Fig. 7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arquisates in the 7th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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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VIII期（184 AD-220 AD） VIII期封侯主要包括了黄巾之乱至献帝禅让间的近30年,年均封侯1.69个/a,比重占总量的7.68%。自董卓擅行废立后,汉室已名存实亡。8期分封主要是各军阀挟持汉帝后为自身政治部署服务的产物,因此东达辽东,西至凉州,南极益、扬,在范围上已无定则可循。类型上由于袁绍铲除宦官集团,封侯类型仅余功臣侯、外戚侯,其中功臣侯占比达96.72%,外戚侯仅占3.18%（图8）。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8VIII期侯国分布图
-->Fig. 8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marquisates in the 8th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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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研究阶段列侯分封的数量及其在总数中的比重、分封频率基本呈“高—低—高—低”波浪形起伏的变化趋势,即两汉立国初期分封数量多,频率高;稳定后分封数量少,频率低。从类型上看（图9）,功臣侯、外戚侯分封贯穿始终,数量最高,各占总数的62.09%、14.11%;恩泽侯分封跨越大部分研究阶段（I期-VII期）,数量上仅此于功臣侯、外戚侯,占总数的7.93%;归义侯分布于西汉中后期（II期-IV期）,占总数的6.30%;宗室侯分布于东汉中前期（V期-VI期）,占总数的5.41%;宦者侯仅分布于东汉中后期（VII期）,占总数的4.16%,但于VII期比重高达39.76%。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9两汉各历史时期侯国类型及比例
-->Fig. 9Types and proportion of marquisates in the 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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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两汉侯国时空特征影响因素分析
4.1 两汉侯国空间分布状态测度
运用平均最近邻指数（ANN）[40]、泰森变异系数（Cv）[41]对两汉8个历史时期侯国的空间分布状况进行测度,当0<ANN<1、Cv>0.64时,认为点集为集聚分布;ANN=1、0.33<Cv<0.64时,认为点集为随机分布;ANN>0、Cv<0.33时,认为点集为均匀分布。二者分析结果表明各历史时期列侯侯国分布均为高度集聚状态（图10）,分布范围大部分集中于长江以北的关东地区,并有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往周边扩散的趋势。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0两汉各期侯国空间分布格局指数
-->Fig. 10The Index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rquisates in 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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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两汉侯国时空演变特征与宏观政治考量
根据各历史时期侯国空间位置坐标,运用ArcGIS 10.2软件计算空间重心及标准差椭圆,并对其进行叠加比较,从而得到两汉各历史时期侯国空间分布格局重心演变路径与标准差椭圆（表2、图11）。从各期重心的总体分布上看,主要分布于113.65°E~115.84°E与33.83°N~35.83°N之间,东西跨度2.19°,南北跨度2°。由两汉划分可以得到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① 西汉4期分封重心总体往东、南移动,有不断远离政治中心的趋势;东汉4期不断向西南、西北移动,不断趋近于政治中心。② 西汉4期标准差椭圆的X轴、Y轴、面积呈不断减小趋势,东汉4期标准差椭圆的X轴、Y轴、面积呈不断增大趋势,西汉4期重心迁移的距离小,速率低;东汉4期重心迁移的距离及速率都得到了大幅提高。这与西汉统治者奉行强本弱末、居重驭轻的区域控制政策,而东汉迁都洛阳后逐渐废置有关。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1两汉各历史时期侯国重心迁移路径及标准差椭圆
-->Fig. 11The migration route of gravity center and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s of marquisates in the Han Dynasty
-->
Tab. 2
表2
表2两汉侯国空间分布格局重心演变与标准差椭圆参数
Tab. 2Gravity center evolution of spatial layout and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sparameters of marquisates in the Han Dynasty
| 朝代 | 年期 | 重心经度(°E) | 重心纬度(°N) | 方向 | 移动距离(km) | 距政治中心距离(km) | X轴标准差 | Y轴标准差 | 转角θ(°) |
|---|---|---|---|---|---|---|---|---|---|
| 西汉 | I | 115.56 | 35.39 | 662.62 | 269.45 | 358.91 | 51.71 | ||
| II | 115.73 | 35.83 | 东北 | 46.67 | 687.88 | 358.91 | 373.29 | 47.30 | |
| III | 115.61 | 34.99 | 西南 | 84.22 | 662.02 | 226.50 | 416.30 | 62.06 | |
| IV | 115.84 | 34.51 | 东南 | 54.00 | 701.12 | 217.44 | 352.02 | 54.16 | |
| 东汉 | V | 115.39 | 35.05 | 西北 | 70.55 | 289.40 | 302.71 | 408.00 | 59.31 |
| VI | 114.85 | 33.83 | 西南 | 133.78 | 249.19 | 319.25 | 357.66 | 68.11 | |
| VII | 114.14 | 34.11 | 西北 | 76.59 | 172.60 | 258.29 | 434.09 | 49.42 | |
| VIII | 113.65 | 34.62 | 西北 | 71.10 | 112.93 | 379.05 | 567.94 | 77.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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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定都关中后吸取秦亡于关东六国旧贵族的教训,奉行以关中制御关东的区域控制政策,为实现“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⑦(⑦[汉] 司马迁. 《史记》卷99, 《刘敬叔孙通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的战略构想,汉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构筑防线。充分利用关中周边自然地形与武关、郧关、扜关、函谷关、临晋关及诸河塞津构筑关中核心区域⑧(⑧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形成了一条北毗阴山、纵贯黄河、南接诸关,扼据东西交通动脉的纵向防御线,从而成功地将帝国切割成关东、关西两大政治地理单元。
（2）强干弱枝。为强化中央,弱化地方,禁止人员、物资、马匹流出关中;同时以充实陵邑为名执行迁移豪强于关中的移民政策,将具有潜在危险可能的关东地方豪强、高赀及六国旧贵族迁往关中腹地,使之成为与汉廷根本利益一致的地域共同体,从而达到“内实京师,外销奸猾” ⑨(⑨[汉] 班固. 《汉书》卷28下, 《地理志下》.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的政治目的。
（3）转漕关中。偏西的政治中心以及大量的军队、官吏及移民的存在需要由主要粮食生产区—关东大量转漕粮秣进入关中,于经济层面上这也是对关东势力的一种有效削弱与剥夺,即所谓“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⑩(⑩[汉] 司马迁. 《史记》卷55, 《留侯世家》.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4）献金制度。通过索取献费、酎金等名目繁多的政治献金,既削弱了关东诸侯的实力,又得以封建关系重申及约束二者的权利与义务。
然而,虽然为保障京师安全,依汉制关西不封诸侯,但由于西汉初皇权的相对有限性[42],以军功贵族为代表的列侯仍能屡封大城要邑为国,封国分布范围也遍及函谷关以东的各个地区。（图1、图2）
随着社会经济恢复发展以及对统驭更广阔帝国的需要,至西汉中期,原有的政治地理架构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与需要。114 BC武帝“广关”,将关西范围拓展到太行山—新函谷关—滇桂、黔桂间山地一线,汾河谷地、太行山脉、豫西山地等重要经济单元、军事版块的纳入,大大增强了朝廷依托关中以控制关东这一基本政治和军事地域控制方略的效力[43],通过移封、改封及缩小封域范围,西汉后期诸侯的分布也因此日渐倾斜于东南（图4）,相较于I期,IV期列侯分布重心已往东南方向偏移了 93.05 km,距政治中心距离由662.62 km扩大为701.12 km,标准差椭圆X轴长度由269.45 km降低为217.44 km,Y轴长度由358.91 km减小到352.02 km,范围面积由30.38 km2减小为21.15 km2。
由于关东诸侯王国的存在?(?自文帝后,王国境内不封非王子侯。)以及东海的地理限制,这种往东南移动的趋势并未表现得很明显,但作为西汉的后继者,放弃以关中笼驭关东这一基本区域控制政策而治都洛阳的东汉朝,其地方势力失序扩展,并在官僚化、士族化的包装下不断向政治中心靠拢,蚕食中央政治空间的历史事实恰可作为反例进行对比：从东汉列侯分布重心的迁移路径上看,自V期起重心开始背离西汉朝趋于东向的发展趋势,以极大的速率开始西移,4次移动距离分别为70.55 km、133.78 km、76.59 km、71.10 km,年移动速率依次为 5.43 km/a、2.12 km/a、0.92 km/a、1.92 km/a,在方向、距离、速率上均与西汉朝迥然不同;从标准差椭圆各参数的变化看,自V期开始列侯分布标准差椭圆的X轴、Y轴、面积呈不断增大趋势,X轴长度由302.71 km增大为379.05 km,408.00 km增大为 567.94 km,面积由38.80 km2增大为67.63 km2。与之印证的是东汉朝中央制御地方效能的下降,这从其立国初年便已显现：39AD刘秀颁布度田令,要求检核全国垦田数量及户口多寡,却遭到豪族大姓的激烈抵制,“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最终不得不“赋田受亲,使安生业” ?(?[宋] 范晔. 《后汉书》卷1下, 《光武帝下》.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做出妥协与让步。及至东汉中后期,更是“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 ?(?[宋] 范晔. 《后汉书》卷49,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汉廷终无力遏止地方豪强势力及其庄园经济对中央政权的蛀蚀与破坏。
4.3 两汉侯国时空演变特征与微观地理选择
如果说前文是讨论两汉不同政治语境下侯国地域选择对其的响应机理这一宏观命题的话,那么也应该考虑到地形、气候、交通、水源等微观因素对侯国设置的影响,虽然政治上的区域控制政策约束了列侯封域的四至与范围,但确定作为每一个点的侯国具体所在却仍要考虑到其他诸多因素,这种时间与空间、宏观与微观相交织的复杂性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难以用精确合理的定量方法加以测度。在这一节里,本文将尝试引入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两汉侯国封域具体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体回归方程为[44-45]：式中：
Tab. 3
表3
表3两汉侯国设置影响因素多元Logistic回归系数(β)
Tab. 3Logistic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for marquisates in the Han Dynasty (β)
| 朝代 | 时期 | 气候因子 | 地形因子 | 区位因子 | 水源因子 | 常数 |
|---|---|---|---|---|---|---|
| 西汉 | 1 | -0.404*** | -0.226* | 0.522*** | -0.116 | -1.724*** |
| 2 | -0.406** | -0.326** | 0.660*** | -0.057 | -2.437*** | |
| 3 | 0.041 | -0.135 | 0.319** | 0.038 | -2.361*** | |
| 4 | 0.227* | -0.566** | 0.565*** | 0.082 | -2.237*** | |
| 东汉 | 5 | -0.149 | -0.059 | -0.532*** | 0.188* | -1.422*** |
| 6 | 0.532*** | 0.263* | -0.551*** | 0.106 | -2.241*** | |
| 7 | 0.320** | 0.068 | -0.726*** | -0.073 | -2.321*** | |
| 8 | -0.148 | 0.279* | -0.403** | -0.557** | -2.6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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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自变量间的相关性及避免信息重叠,借助因子分析对原指标进行降维。结果显示KMO检验值为0.635,Bartlett's球状检验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1,认为适合于因子分析。提取4个主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74.71%。为明晰各主成分的构成与含义,采取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平均正交旋转,根据旋转后得到的结果：第一主成分方差贡献率为30.20%,主要包括年均温、年降水量、南北方;第二主成分方差贡献率为19.56%,主要包括海拔、坡度;第三主成分方差贡献率为13.19%,主要包括距最近道路、都城以及区域中心城市距离;第四主成分方差贡献率为11.76%,主要包括距河流距离;根据各主成分包含的含义,依次将其命名为“气候因子”、“地形因子”、“区位因子”及“水源因子”。以4个主成分因子得分作为自变量代入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不同历史时期的侯国地域选择可以发现其受各因子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从不同时期Logistic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小上看,表示距道路、都城、区域中心城市远近程度的区位因子大部分情况下都处于最大值,数值大小介于0.319~0.726之间,远大于其他3个影响因子的平均水平,这反映出在列侯侯国的选择上背后隐藏的社会经济动机：作为奖掖功臣亲近的手段,侯国的地域选择必然需要体现统治者策赏恩爵的用心,虽然封侯时明确了作为诸侯租税来源的封户多寡,但事实上这仅是对受封者功劳的一种即时评定,封定之后侯国封户的人口增殖也将为列侯所有,如秦末“兵数起,（民）多亡匿” ?(?[汉] 司马迁. 《史记》卷56, 《陈丞相世家》.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 ?(?[汉] 司马迁. 《史记》卷18, 《高祖功臣侯年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随着战乱结束后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及流民重新落籍,“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 ?(?[汉] 司马迁. 《史记》卷95, 《樊郦滕灌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侯国交通便利、靠近大城名都不但便于百姓生聚、招纳流民,也有利于列侯辜榷财利、发展私营工商业,这种经济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从各影响因子的方向性上可以发现表示地理要素的地形因子与表示社会经济要素的区位因子之间的分异,二者分别经历了负值—正值、正值—负值的转变。对于地形因素而言,由负至正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了随着技术进步,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原本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得到了开发利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随着贵族阶层扩大、功爵贬值,封赏功臣不再坚持“以全县食之”,而逐步施行分割封县部分乡聚作为封邑的办法。对于区位因素而言,由正至负的变化正呼应了前文对两汉区域控制政策转变的阐述,这种中央—地方、皇权—功臣势力的博弈与反转带动了侯国在空间范围上的扩张以及区位条件的优化。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政治地理视角,在整理前人关于两汉列侯名目、侯国方位考证的基础上运用重心迁移模型、标准差椭圆及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等现代地理分析手段,能够清晰再现两汉各历史时期侯国的空间形态、演变格局,直观表现中央—地方（诸侯）势力对于政治空间的博弈与争夺,并定量测度影响两汉时期侯国具体坐落的影响因素,是对传统历史地理学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的有益探索与拓展。主要结论如下：（1）对比各历史时期侯国数量及其占总量比重、频率可知,它们基本呈现“高—低—高—低”波浪形起伏的变化趋势;将研究阶段侯国的分布及其演变过程与两汉政治、社会经济对比发现,二者存在着高度相关的关系,可以说列侯的分封与侯国的选择是政治形势、社会经济发展的响应。
（2）两汉各历史时期侯国分布格局均呈现高度集聚状态,由于东西汉区域控制政策的不同,其分布重心走向经历了由西→东、由东→西的反转,在距离与移动速率上呈现东汉>西汉的规律;标准差椭圆各参数的变化与分异也支持了这点：西汉标准差椭圆的X轴、Y轴、面积呈不断减小趋势,东汉4期标准差椭圆的X轴、Y轴、面积均呈不断增大的趋势。
（3）由各历史时期侯国设置具体选择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可以看出,作为政治地理单元,对其设置选择影响最大的是区位因素,说明两汉侯国设置时更多考虑分布于距离道路、都城、区域中心城市较近的区域,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经济指向性”;另外,地形因子与区位因子在方向性的转变表明各因子对侯国设置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社会发展状况及政治体制动态变化,其与政治因素的关联度仍是主导性的。
文献资料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作为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的文明古国,中国在历史资料的广泛性、延续性、系统性等方面罕有其匹,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优势。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应该扩展研究的广度与层级,如考虑当将两汉王国纳入研究模型中,同样作为地方势力的王国如何同时作用于中央与诸侯国?是否会影响中央宏观布局与制度安排?其影响是否仍可以当前模型进行测度?这些都是今后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任何国家的构成都是一定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诸要素的产物。自周以降,尽管分封制时废时立,但分封与否的思辨背后实质隐藏的是集权与分权两种治国理念的博弈,这一政治母题至今仍为人所讨论。如何在分合之间寻觅发展的立足点?如何在适应政治伦理与社会、经济、地理及文化条件的前提下构建稳定正向的区域发展战略?在这个层面上,对于两汉侯国研究的结果并不限定于两汉本身,对思考今日中央与地方关系,理解新时期背景下的主体功能区区划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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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西汉东海郡所辖戚县及楚陵、东安二侯国地望历来众说纷纭，通过对史料和各家之说的梳理，本文认为戚县地望在今临沂市，鲁王子刘遂之建陵侯国地望在今枣庄市峄城区，东安侯国地望在今枣庄市山亭区。 . 西汉东海郡所辖戚县及楚陵、东安二侯国地望历来众说纷纭，通过对史料和各家之说的梳理，本文认为戚县地望在今临沂市，鲁王子刘遂之建陵侯国地望在今枣庄市峄城区，东安侯国地望在今枣庄市山亭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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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 . 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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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 本文在回顾中国历史与近 5 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 ,结合当今地球系统科学、地理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最新动向 ,提出了新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应以收集、发掘人类文明演进的地理证据 ,分析历史上人地交互作用的时空特征为核心 ,以探寻当今地理学历史渊源人类适应环境变化模式的历史证据为目标 ,以文献分析、野外调查、考古发掘等传统方法与现代实验技术、空间信息技术的集成为手段 ,以编制5 0 0 0年来华夏故土嬗变与文明演进的历史图谱为主要平台的发展新思路 ,并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可以做出具有重大显示度的贡献 . 本文在回顾中国历史与近 5 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 ,结合当今地球系统科学、地理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最新动向 ,提出了新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应以收集、发掘人类文明演进的地理证据 ,分析历史上人地交互作用的时空特征为核心 ,以探寻当今地理学历史渊源人类适应环境变化模式的历史证据为目标 ,以文献分析、野外调查、考古发掘等传统方法与现代实验技术、空间信息技术的集成为手段 ,以编制5 0 0 0年来华夏故土嬗变与文明演进的历史图谱为主要平台的发展新思路 ,并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可以做出具有重大显示度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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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 本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利用我国2000—2006年县级企业所得税税率和营业税税率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县级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问题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县级政府在其辖区内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和营业税税率上都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竞争行为;第二,县级政府在外资企业税率上的空间竞争程度要明显高于它在内资企业税率上的空间竞争程度;第三,县级政府与地级市外邻县之间的空间竞争程度显著高于它与地级市内邻县的空间竞争程度;第四,位于内陆省份的县相对位于沿海省份的县,其对邻县的税收政策更加敏感,说明前者在与邻县的竞争过程中更加注重税收上的竞争。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本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利用我国2000—2006年县级企业所得税税率和营业税税率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县级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问题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县级政府在其辖区内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和营业税税率上都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竞争行为;第二,县级政府在外资企业税率上的空间竞争程度要明显高于它在内资企业税率上的空间竞争程度;第三,县级政府与地级市外邻县之间的空间竞争程度显著高于它与地级市内邻县的空间竞争程度;第四,位于内陆省份的县相对位于沿海省份的县,其对邻县的税收政策更加敏感,说明前者在与邻县的竞争过程中更加注重税收上的竞争。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 [15] | . 本文测度了1978-2012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关系,并运用网络分析法和QAP方法,全新解构了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特征及影响因素。主要发现有:(1)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空间网络具有稳定性和多重叠加性,共存在179个空间关联关系。(2)中国区域经济可分四个功能板块。第一板块是"双向溢出板块",主要由东部发达地区组成;第二板块是"经纪人板块",由具有较强经济增长活力的省份组成;第三板块是"主受益板块",由中西部发展较快的地区组成;第四板块是"净受益板块",由中西部落后地区组成。(3)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具有明显梯度特征。第一板块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将经济增长的动能传给第二板块,第二板块又将动能传给第三和第四板块。(4)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在空间关联上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和"门当户对"特征,地理位置的空间相邻、投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相似可以解释50.2%的空间关联。 . 本文测度了1978-2012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关系,并运用网络分析法和QAP方法,全新解构了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特征及影响因素。主要发现有:(1)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空间网络具有稳定性和多重叠加性,共存在179个空间关联关系。(2)中国区域经济可分四个功能板块。第一板块是"双向溢出板块",主要由东部发达地区组成;第二板块是"经纪人板块",由具有较强经济增长活力的省份组成;第三板块是"主受益板块",由中西部发展较快的地区组成;第四板块是"净受益板块",由中西部落后地区组成。(3)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具有明显梯度特征。第一板块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将经济增长的动能传给第二板块,第二板块又将动能传给第三和第四板块。(4)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在空间关联上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和"门当户对"特征,地理位置的空间相邻、投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相似可以解释50.2%的空间关联。 |
| [16] | . 安徽淮河流域是我国自然条件多重过渡地带和古代文化交汇地区,新石器时代演绎了多期古文化,石山子文化时期以渔猎为主,大汶口文化时期渔猎与农耕并重,而龙山文化时期以农耕为主,渔猎为辅.利用野外考古资料和已有考古研究成果,系统地梳理本区新石器文化发展进程,利用钻孔孢粉、年代数据等恢复本区全新世自然环境演变过程,并将考古资料和环境演变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探讨该地区全新世环境演变和古文化发展的关系.研究表明,随着全新世大暖期的开始,新石器早期出现石山子文化,地方特征明显.6.5 kaBP～5.5 kaBP气候暖湿,受高海面和洪涝灾害等的影响,地表环境恶劣,导致文化发展中断、考古遗址缺失,5.5 kaBP～4.0 kaBP气候趋干,自然条件有利于人类生存,大汶口、龙山文化逐渐繁荣.与中原、山东地区相比,本区在新石器文化发展阶段、遗址数量和分布变化等方面存在较明显差异. . 安徽淮河流域是我国自然条件多重过渡地带和古代文化交汇地区,新石器时代演绎了多期古文化,石山子文化时期以渔猎为主,大汶口文化时期渔猎与农耕并重,而龙山文化时期以农耕为主,渔猎为辅.利用野外考古资料和已有考古研究成果,系统地梳理本区新石器文化发展进程,利用钻孔孢粉、年代数据等恢复本区全新世自然环境演变过程,并将考古资料和环境演变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探讨该地区全新世环境演变和古文化发展的关系.研究表明,随着全新世大暖期的开始,新石器早期出现石山子文化,地方特征明显.6.5 kaBP～5.5 kaBP气候暖湿,受高海面和洪涝灾害等的影响,地表环境恶劣,导致文化发展中断、考古遗址缺失,5.5 kaBP～4.0 kaBP气候趋干,自然条件有利于人类生存,大汶口、龙山文化逐渐繁荣.与中原、山东地区相比,本区在新石器文化发展阶段、遗址数量和分布变化等方面存在较明显差异. |
| [17] | . 湖北旧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1362处遗址时空分布的总趋势是从西往东、从高往低逐渐增加的。旧石器时代海拔50～500m的遗址数占当时遗址总数的78％．而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代71％-95％的遗址分布于0～200m的海拔区。该区遗址时空分布变化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是各时代人类都需要选择既靠近水源、又便于抵御洪水的河流1～2级阶地为生存地点。而全新世以来受区域构造抬升影响，河流下切会形成新河谷．且构造运动稳定期河流侧旁侵蚀与堆积也导致大量新阶地在低海拔区增多。因此，人类为适应河流阶地位置变化的迁徙．导致该省中东部低地区遗址逐渐增多。二是该区人类遗址时空分布变化还受气候条件影响。旧石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十堰东北部汉水流域以及荆州西南和荆门以东．从河流地貌发育角度看，该时期遗址分布在较高位置与此时期河流主要分布在较高地势区有关。城背溪文化时期原有的旧石器遗址分布区此时的遗址分布寥寥无几，相反，在西南部宜昌附近的长江沿岸却明显增多，并成为该时期一个重要的分布区。大九湖孢粉谱的特征表明．城背溪文化期遗址数只有23处主要与当时处于全新世湿热期降水量较大以及洪水较多有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对应于大九湖孢粉带Ⅳ的中上部，这一阶段总体上气候适宜．是有利于农业文明发展的全新世暖湿期，在湖北中东部地区各时代遗址数递增显著．但屈家岭文化时期，原先分布在长江三峡地区的34处大溪文化遗址有32处消失．而在襄樊-荆门-孝感一线以北的较高地势区却猛然增长了近90处，此种变化主要与当时水域范围扩大有关．楚文化时期对应于大九湖孢粉带Ⅴ，处于全新世温干气候阶段，但当时的温湿条件仍有利于农业耕种，故该时期遗址数骤增至593处17 . 湖北旧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1362处遗址时空分布的总趋势是从西往东、从高往低逐渐增加的。旧石器时代海拔50～500m的遗址数占当时遗址总数的78％．而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代71％-95％的遗址分布于0～200m的海拔区。该区遗址时空分布变化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是各时代人类都需要选择既靠近水源、又便于抵御洪水的河流1～2级阶地为生存地点。而全新世以来受区域构造抬升影响，河流下切会形成新河谷．且构造运动稳定期河流侧旁侵蚀与堆积也导致大量新阶地在低海拔区增多。因此，人类为适应河流阶地位置变化的迁徙．导致该省中东部低地区遗址逐渐增多。二是该区人类遗址时空分布变化还受气候条件影响。旧石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十堰东北部汉水流域以及荆州西南和荆门以东．从河流地貌发育角度看，该时期遗址分布在较高位置与此时期河流主要分布在较高地势区有关。城背溪文化时期原有的旧石器遗址分布区此时的遗址分布寥寥无几，相反，在西南部宜昌附近的长江沿岸却明显增多，并成为该时期一个重要的分布区。大九湖孢粉谱的特征表明．城背溪文化期遗址数只有23处主要与当时处于全新世湿热期降水量较大以及洪水较多有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对应于大九湖孢粉带Ⅳ的中上部，这一阶段总体上气候适宜．是有利于农业文明发展的全新世暖湿期，在湖北中东部地区各时代遗址数递增显著．但屈家岭文化时期，原先分布在长江三峡地区的34处大溪文化遗址有32处消失．而在襄樊-荆门-孝感一线以北的较高地势区却猛然增长了近90处，此种变化主要与当时水域范围扩大有关．楚文化时期对应于大九湖孢粉带Ⅴ，处于全新世温干气候阶段，但当时的温湿条件仍有利于农业耕种，故该时期遗址数骤增至593处17 |
| [18] | . 以GIS为手段,在对巢湖流域新石器中晚期至汉代聚落遗址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流域内古聚落变更对环境变迁的响应关系.研究表明,巢湖流域新石器中晚期至汉代古聚落变更的规律主要表现为,随着时代推进聚落遗址从高海拔逐渐向低海拔地区转移并向湖泊靠近,这种变更响应于中全新世以来流域气候由温暖湿润向温和干燥的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巢湖湖泊收缩、水位持续下降和生活范围扩展,反映了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地貌演化和水文条件的改变对古聚落变更的影响;而各时期聚落遗址西多东少的分布格局,则与流域东部极易受河道摆动和洪涝灾害影响的地貌条件有关.因此,气候变化成为巢湖流域古聚落变更的重要激发因子,对古聚落的分布、扩展、演变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古聚落变更对环境变迁的响应明显. . 以GIS为手段,在对巢湖流域新石器中晚期至汉代聚落遗址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流域内古聚落变更对环境变迁的响应关系.研究表明,巢湖流域新石器中晚期至汉代古聚落变更的规律主要表现为,随着时代推进聚落遗址从高海拔逐渐向低海拔地区转移并向湖泊靠近,这种变更响应于中全新世以来流域气候由温暖湿润向温和干燥的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巢湖湖泊收缩、水位持续下降和生活范围扩展,反映了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地貌演化和水文条件的改变对古聚落变更的影响;而各时期聚落遗址西多东少的分布格局,则与流域东部极易受河道摆动和洪涝灾害影响的地貌条件有关.因此,气候变化成为巢湖流域古聚落变更的重要激发因子,对古聚落的分布、扩展、演变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古聚落变更对环境变迁的响应明显. |
| [19] | . 本研究建立了8500 a BP以来长江中游平原地区,从新石器时期至明清时期7534个古文化遗址的GIS数据库,利用ArcGIS软件,从环境考古学的角度,对不同时期古文化遗址分布的地貌类型、海拔高程、坡度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存在显著差别：1）新石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平原边缘的山前台地—岗地和高冲积平原等海拔高程适中的地区,海拔高程较低的平原中心区与海拔较高的山地则分布很少;2）西周以后,文化遗址分布高程呈现下降趋势,从山前台地—岗地、高冲积平原向平缓的低冲积平原转移;秦汉至明清时期,文化遗址则主要分布在海拔高程更低、坡度平缓的低冲积平原和湖积—冲积平原;3）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址空间分布模式,反映了不同生产力水平下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响应特点。 . 本研究建立了8500 a BP以来长江中游平原地区,从新石器时期至明清时期7534个古文化遗址的GIS数据库,利用ArcGIS软件,从环境考古学的角度,对不同时期古文化遗址分布的地貌类型、海拔高程、坡度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存在显著差别：1）新石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平原边缘的山前台地—岗地和高冲积平原等海拔高程适中的地区,海拔高程较低的平原中心区与海拔较高的山地则分布很少;2）西周以后,文化遗址分布高程呈现下降趋势,从山前台地—岗地、高冲积平原向平缓的低冲积平原转移;秦汉至明清时期,文化遗址则主要分布在海拔高程更低、坡度平缓的低冲积平原和湖积—冲积平原;3）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址空间分布模式,反映了不同生产力水平下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响应特点。 |
| [20] | . Research carried out at the Impiltis hill fort and settlement area in NW Lithuania indicates the occurrence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caused by climatic alterations and human impact during the Late Iron Age and the Middle Ages. Both the archaeological and palaeoenvironmental data confirm that intensive human activity began in the area shortly before 900 AD, generally coinciding with the onset of the “Medieval Warm Period”.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rye ( Secale cereale ) and flax ( Linum usitatissimum ) pollen grains is the earliest in the region, which indicates the development of permanent agriculture using some field rotation system. Increasing pressure on the environment is seen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ll fort, thedevelopment of an agricultural system,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cultivated plants. According tothe palaeoenvironmental data, farming persisted as the main activity of the Impiltis popul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prosperity dated back to about 1050–1260 AD. Afterwards, Impiltis existed as a typical agrarian settlement which may have been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the mild climatic conditions of the “Medieval Warm Period”. A clearly marked regression of human activity coincides with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mpiltis castle and settlement during the German Order conquest in 1263 AD. The subsequent resurgence of human activity in the area was influenced by the ensuing climatic deterioration known as the “Little Ice Age”. |
| [21] | . Abstract Thousands of Paleolithic artifacts have been recovered from Paleolithic sites in the Luonan Basin, in the upper South Luohe River of central China. Their discovery suggests that the basin was an important area for hominin settlement during the Pleistocene. However, the initial timing of this occup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for this period are still largely unknown. In addition, the sediments are not well dated and most of the artifacts lie on the surface. In an attempt to resolve these issues, a new systemic paleomagnetic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on the loess deposits that contain in situ stone tools. Our detailed loess–paleosol analyses of the stratigraphy of different sites in the basin and Chinese Loess Plateau shows the accumulation of the loess since at least 1.1 million years (Ma) ago. Moreover, recently discovered in situ cores, flakes and retouched stone tools in these deposits show that hominins used this region repeatedly from 0.8–0.7 Ma to 0.4–0.3 and 0.2–0.1 Ma. Pedostratigraphic analyses,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and carbon isotope analyses also indicate that these hominins lived in a subtropical to warm-temperate climate with broad-needle-leaf forest vegetation mixed with grasses. |
| [22] | . This paper conducts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prehistoric cultural sites of Zhejiang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Zhejiang prehistoric culture expanded gradually in this region before 4000 cal. a BP. The notable expansions occurred twic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prehistoric culture was disseminated from west to east coast along the river valleys. After 4000 cal. a BP, prehistoric cultural sites-distributed region contracted obviously due to the termination of spreading trend to east coast, which was accompanied by two kinds of economic transitions of Zhejiang. The distribution of prehistoric cultural sites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sea level fluctuation in Holocene, especially on the banks of the Hangzhou Bay. The changes of prehistoric culture and the climatic environment are identical to each other. It is evidenced that the development,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of prehistoric culture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climatic environmental change. The change of climatic environment is just the root cause for this change and transition of the economic formation. So the climatic environment is the dominant factor of the Zhejiang prehistoric culture vicissitudes, which ha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distribution, dissemination, expansion and transmutation of the culture. |
| [23] | . 为了探究郑州—洛阳地区史前人类聚落遗址空间分布规律,在GIS 支持下,主要使用高程分析、坡度坡向分析和缓冲区分析等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别获取4个史前文化时期聚落遗址分布与高程、坡度、坡向、离水距离4种环境因子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构造适宜性指数评价系统,建立聚落遗址指数模型,将模型结果与遗址具体分布情况进行比较,阐述遗址分布的特征和原因,并据此解读史前人地关系演变。研究结果表明:① 史前人类遗址选址对上述4 因子具有强烈的选择倾向:地势较低的地区更有利于人类生活、交通和农作物种植;坡度较小的平原地带受地表径流势能作用相对较小,有利于建造房屋和抵御自然灾害;阳坡(朝南)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挡风寒,也适宜植被和作物生长,有利于人类获得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而河流湖泊则可为人类提供充足的水源。② 在4个史前文化时期中,裴李岗时期的人类生存能力较弱,对环境依赖性较强,为谋求生存,必须尽可能占据环境最优区域;在仰韶前期和仰韶后期,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步提高,不仅能够选择条件较优的居住点,还开始扩展新的生存领域;龙山时期人类按自由意志活动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体现在遗址数量大幅增长,并开始出现社会分化现象,部分人群凭借某种特权得以优先占据条件最好的区域。 . 为了探究郑州—洛阳地区史前人类聚落遗址空间分布规律,在GIS 支持下,主要使用高程分析、坡度坡向分析和缓冲区分析等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别获取4个史前文化时期聚落遗址分布与高程、坡度、坡向、离水距离4种环境因子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构造适宜性指数评价系统,建立聚落遗址指数模型,将模型结果与遗址具体分布情况进行比较,阐述遗址分布的特征和原因,并据此解读史前人地关系演变。研究结果表明:① 史前人类遗址选址对上述4 因子具有强烈的选择倾向:地势较低的地区更有利于人类生活、交通和农作物种植;坡度较小的平原地带受地表径流势能作用相对较小,有利于建造房屋和抵御自然灾害;阳坡(朝南)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挡风寒,也适宜植被和作物生长,有利于人类获得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而河流湖泊则可为人类提供充足的水源。② 在4个史前文化时期中,裴李岗时期的人类生存能力较弱,对环境依赖性较强,为谋求生存,必须尽可能占据环境最优区域;在仰韶前期和仰韶后期,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步提高,不仅能够选择条件较优的居住点,还开始扩展新的生存领域;龙山时期人类按自由意志活动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体现在遗址数量大幅增长,并开始出现社会分化现象,部分人群凭借某种特权得以优先占据条件最好的区域。 |
| [24] | .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assess the influence of human site location choice on biogeographical and paleoecological studies based on archaeological remains, through a case study in north-western Spain. Data from an exhaustive literature survey and field trips were managed with GIS and subjected to statistical analy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different variables shifted through the Palaeolithic, although certain general preferences can be seen: low altitudes (median: 151 m a.s.l.), South-facing surfaces, generally gentle slopes (median: 13 ) and moderate distances to water courses (median: 297 m). These choices were conditioned by geomorphological factors, with LGM glacier extent imposing an upper limit in the range of occupied altitudes and marine and fluvial terraces conditioning site location pattern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human site location patterns during the Palaeolithic were not random, conditioning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from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ur results allow us to identify some key areas where information on past faunal distributions, and more generally on biocoenoses, will be scarce or missing. |
| [25] | . This study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the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230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Guizhou Province, Southwest China for three selected time periods from the Paleolithic Age to the Shang-Zhou Dynast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aeological sites distribu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is also discussed based on paleo-environmental proxies of δ 18 O and δ 13 C recorded in stalagmites from Southwest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Paleolithic Age (2606110 ka BP), archaeological sites were concentrated in the central, north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parts of Guizhou, where the high-altitudinal karst landforms with many natural caves suitable for human habitation are developed. In the Neolithic Age (10613.6 ka BP), most of human settlements were concentrated in the central, north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parts, while, a fewer sites were found on river terraces in the southern and eastern parts, and the intermontane basin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Guizhou. During the Shang-Zhou Dynasties (3.6612.2 ka BP), the site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intermontane basins and on river terraces, which were suitable for primitive aerial farming. The analysis of paleo-environmental proxies of δ 18 O and δ 13 C since 260 ka BP suggested that climate fluctuations had little impact on human settlements in this study area. The distinct physical environment, especially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karst landforms and arable l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rchaeological sites distribution of Guizhou. |
| [26] | . In this paper,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the settlement sites of six periods from the Neolithic Age to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in northern Shandong was investigated using the ArcGIS progra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was discussed, based on the proxy records of climatic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contained in the sediments from three sections at the Shuangwangcheng site and the previous work.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limate was warm and humid and the sea level was relatively high during the period of 8000 5000 a BP in the study area, and the ancient people lived in the relatively flat (slope of <2 ) areas at high elevation (20 300 m above sea level), such as diluvial tableland and alluvial plain. On the other hand, few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low-lying plain in the west of the study area indicate that few people lived there during that period. This might be attributed to frequent flooding in the area. After 5000 years ago, the scope of human activity extended to the area close to the sea because the relatively colder and drier climate results in sea-level fall, meanwhile the low-lying plain in the west was occupied by the ancient people. The study area of this period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rehistoric culture, the intensifi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early city-states. However, around 4000 a BP, the abrupt change in climate and the increase in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floods severely disrupted human activities, and eventually led to the decline of the Yueshi culture. During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he climatic conditions gradually stabilized in a mild-dry state, which promoted the redevelopment and flourish of the Bronze Culture. The previous situation, which was characteristic of sparse human settlements due to freshwater shortage and unfitted conditions for sedentary agriculture, changed during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in northern coastal wetlands. Local residents effectively adapted themselves to the tough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by producing sea-salt, which led to the rapid growth of human activities. |
| [27] | . Based on the ArcGis10.0 platform,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geographic indexes of prehistoric human sites in the Yangshao Cultural Period (approx. 6.9-6.0 ka BP) and in the Longshan Cultural Period (approx. 4.6-4.0 ka BP) in Henan, i.e. spatial distribution, river-orientation, spatial agglomeration etc. Results showed that 18.8% of the sites in Yangshao period are distributed within 1 km river-buffer area, while there were 16.5% in Longshan period, indicating that human activity in Longshan period became weaker at river-orientation. In contrast to the Yangshao period, spatial agglomeration indexes of the western part of Henan, Nanyang Basin and Yinghe-and-Huaihe river basin respectively increased by 0.006, 0.016 and 0.021, which suggested that human activity in Longshan-period was restricted by natural environment. At 4.0 ka BP, Henan was subjected to the cooling events, accompanied by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drought, flood and low temperature, which accelerated the spread of human activities. At that time, the exotic cultures such as Shijiahe and Dawenkou expanded into Henan and complicated th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human activities. |
| [28] | . The character of settlement patterns within the late Mesolithic communities of north-west Europe is a topic of substantial debate. An important case study concerns the five shell middens on the island of Oronsay, Inner Hebrides, western Scotland. Two conflicting interpretations have been proposed: the evidence from seasonality indicators and stable isotope analysis of human bones has been used to support a model of year-round settlement on this small island; alternatively, the middens have been interpreted as resulting from short-term intermittent visits to Oronsay within a regionally mobile settlement pattern. We contribute to this debate by describing Storakaig, a newly discovered site on the nearby island of Islay, undertaking a Bayesian chronological analysis and providing evidence for technological continuity between Oronsay and sites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While this new evidence remains open to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we suggest that it makes regional mobility rather than year-round settlement on Oronsay a more viable interpretation for the Oronsay middens. Our analysis also confirms the likely overlap of the late Mesolithic with the earliest Neolithic within western Scotland. |
| [29] | . ABSTRACT This study applies ArcGIS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sites in the Ili River Valley in northwestern China. It explores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ites’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human histor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numbers and proportions of the sites, and the frequency of their occurrence, exhibited an inverted V-shaped change trend during six historical periods. The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first three periods shifted to the one the “high in the west and low in the east” during the latter three periods, demonstrating a change in the spatial center of gravity of human activities. The site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on slopes of grades 1–5, with their proportions increasing from 75%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 BC–476 BC)–Qin Dynasty (221 BC–207 BC) to 93.75% during the Qing Dynasty–Modern period. The concentrated distribution of site elevations shifted from grades 4–8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Qin Dynasty, and the Western Han (206 BC–8)–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420–589), to grades 1–4 during the latter three periods. The number of sites showed a shifting trend from high-elevation mountains and hills to low-elevation plains, and from high slopes to low slopes. In particular, the sites exhibited a special “moist” evolutionary pattern of migration from middle and upstream areas to downstream areas, as opposed to the migration pattern of sites located in typical arid areas. The study also considere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istribution and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cultural sites, notably, human factors and natural facto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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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a computational method for estimating the demand of retail stores on a street network using GIS. First, the ‘network Huff model’ is formulated on a network with the shortest-path distance as an extension of the ordinary Huff model (which assumes a continuous plane with Euclidean distance). Second, using this model, a formula for estimating the demand is derived. This estimation formula is similar to that with the ordinary Huff model, but it has an advantage in that the formula exactly computes the demand on a network. Third, a practical method for computing the formula is developed. Finally, a method of implementing this computational method in a GIS environment is sho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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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 . The reservoir wetland, which is the largest artificial wetland in Beijing, constitutes one of the important urban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s. Considering two element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y, this paper established the driving factor indexing system of Beijing reservoir wetland evolution. Natural environment driving factors include precipitation, temperature, entry water and groundwater depth; social economic driving factors include resident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rate and per capita GDP. Using multi-temporal Landsat TM images from 1984 to 2010 in Beijing, the spatial exten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Beijing reservoir wetlands were extracted, and the change of the wetland area about the three decade years were analyz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explore for each of the three periods: from 1984 to 1998, from 1998 to 2004 and from 2004 to 201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ading driving factors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reservoir wetland evolution were different for each period. During 1984 1998, two natural environment indices: average annual precipitation and entry water index were the major factors driving the increase in wetland area with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Logistic regression being 5.78 and 3.50, respectively, and caused the wetland growth from total area of 104.93 km 2 to 219.96 km 2 . From 1998 to 2004, as the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intensified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were the number of residents, groundwater depth and urbanization rate with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Logistic regression 9.41, 9.18, and 7.77, respectively, and caused the wetland shrinkage rapidly from the total area of 219.96 km 2 to 95.71 km 2 . During 2004鈥2010, reservoir wetland evolution was impacted by both natural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and the dominant driving factors were urbanization rate and precipitation with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6.62 and 4.22, respectively, and caused the wetland total area growth slightly to 109.73 km 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