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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被认可的区域差异性

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余世维1,2,, 冯彦1,2,, 王文玲1,2
1. 云南大学亚洲国际河流中心,昆明 650091
2. 云南省国际河流与跨境生态安全重点实验室,昆明 650091

Differences among the parties of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

YUShiwei1,2,, FENGYan1,2,, WANGWenling1,2
1. Asian International Rivers’ Center,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2. Yunnan Key Lab of International Rivers and Transboundary Eco-secur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通讯作者:通讯作者:冯彦(1967-), 女, 四川内江人, 博士, 研究员, 主要从事国际河流跨境水资源管理与分配研究。E-mail: fengyan@ynu.edu.cn
收稿日期:2016-09-10
修回日期:2016-11-22
网络出版日期:2017-02-15
版权声明:2017《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6YFA06016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U120223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1AZD04)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余世维(1991-), 男, 河南信阳人, 硕士生, 从事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研究。E-mail: shiweiyugeo@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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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是第一个生效、旨在实现跨境水资源公平合理利用的全球公约,但《公约》原则与条款争议造成缔约国数量有限,综合影响力受到削减。利用《全球跨境流域》、《国际淡水条约数据库》、《世界环境协定》等数据库信息等,确定《公约》缔约国的国际河流地理位置,结合各缔约国水资源及利用现状、跨境水资源分布及区域合作开发状况、《公约》原则和争议条款等,分析、判断缔约国的区域及目标差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缔约国仅分布于欧洲、亚洲和非洲3个地区36国家,《公约》被认可程度低、影响力有限;② 《公约》在平衡上下游权利与义务中对下游国谋求水开发利益更为有利,下游国缔约意愿更强、对其认可度最高;《公约》对中游、边界及上下游均衡及支流地区的流域国有制衡作用,影响着流域国的缔约愿意;③ 缺水状况和位居下游、国际河流地位重要及对跨境水资源的依赖驱使相关国家不断寻求增强对跨境水资源管控能力的途径,缔结《公约》成为一项重要选择;④ 区域性水法的发展与实践是流域国缔结《公约》的基础,绝大多数国家的缔约意愿多源于对水资源合作开发实践,而流域下游及中游国家则源于跨境水资源合作机制建设和水资源合作开发两个方面的经验。

关键词: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缔约国;差异;国际河流;跨境水资源
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equitable and reasonable utilization of transboundary water, the "Convention of the Law of the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 is the first global legal framework which took more than 40 years to discuss, design, sign and approve, and finally entered into force in 2014. Because the Convention has few signatories, the power of the Convention will be affected because some rules are under dispute. In this paper, the locations of each of the Convention's parties in related international rivers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the maps of the "Global Transbounary Rivers Basin" published by UNEP in 2016. Combined with available water volumes and withdrawals, the importance of related international rivers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on transboundary water of the parties with their loca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rivers, the regional, locational and objective differences among the parties to approve the Convention were analyzed and discovered. Some major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Up until now, only 36 states ar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which are located in Asia, Africa and Europe, meaning that the Convention will have limited influence. (2) When the Convention balances the rights and the obligations among the riparian states, it is more beneficial for the downstream states to seek water benefits, so that the downstream states have the strongest motivation to sign and approve the Convention, and the Convention's counterbalance affects the motives of the states on the middle reaches, the frontiers or the tributaries. (3) Under the stress of water shortag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ransboundary waters, the riparian states are seeking ways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ling power on its transboundary waters, and ratifying the Convention is one option. (4) The riparian states' experiences with transboundary water cooperation are the basis to be a party to the Convention, as most of the parties gained experience mainly from water project cooperation, and downstream and midstream parties' experiences are from general framework agreements and water projects cooperation.

Keywords:Convention of the Law of the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the Convention's parties;differences;international river;transboundary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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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维, 冯彦, 王文玲.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被认可的区域差异性[J]. , 2017, 72(2): 303-314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02010
YU Shiwei, FENG Yan, WANG Wenling. Differences among the parties of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J]. 地理学报, 2017, 72(2): 303-314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02010

1 引言

为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淡水资源短缺及其对经济的冲击,需要各国采取措施重新分配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1]。全球286条国际河流涉及全球151个国家、90%的人口、约60%的全球可利用淡水资源,但其中至少有150多条存在问题,需加强管理以提升流域国家及流域机构管控和解决国际水争端的能力[2-7]。跨境流域水资源与国家资源主权、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密切相关,是国家间对话与合作的中心议题[8-9],跨境水分配直接影响流域国家利益及公平合理利用,在水资源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已成为世界关注的重要话题[10]。2014年8月17日生效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简称《公约》),是第一个旨在实现跨境水资源公平合理利用的全球性框架公约,其生效具有里程碑意义。
全球151个国际河流流域国,在跨境水资源竞争利用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仅有少数国家成为《公约》缔约国,造成这一情况的地域性或区域性差异原因或影响因素至今鲜见有人讨论。研究分析国际公约;对揭示水资源分配模式、水资源公平合理利用具有重要意义[11]。本文通过分析《公约》缔约国和其水资源及利用差异、缔约国在相关国际河流的区位差异及对其跨境水资源依赖性等,结合《公约》的基本原则与争议条款,可揭示相关国家缔结《公约》的目的及影响因素。

2 《公约》产生过程及争议条款概况

1971年,国际法委员会在联合国大会的建议下将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议题列入工作方案,并先后任命5位特别报告员,对《公约》拟采用的概念、规制对象、适用范围以及水使用原则、文本条款等内容进行了报告,并由联合国大会邀请各国对公约草案提出评论和意见、讨论和审议之后,在1997年联合国第51届全体会议上以103票赞成、27票弃权、3票反对(中国、土耳其和布隆迪)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联合国第51/229号决议)。根据《公约》第36条的规定“公约应自第三十五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之日后的第九十天起生效。”当越南成为第35个签约国后,该公约经过了17年的开放签署,于2014年8月17日正式生效,并对缔约国具有法律约束力。
自该公约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之后,许多****对《公约》争端解决方法、争议条款、生效影响等开展了研究[12-25],主要结论:《公约》生效使得和平解决水争端成为主流,但强制性争端解决方法有侵犯国家主权和扭曲《联合国宪章》之嫌,有违《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公约》对中国没有法律效力,但会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以及与邻国跨境水资源合作方式;《公约》未能妥善平衡上下游国家、先后开发国等之间的利益诉求,但仍是对当前国际法最权威的编纂和发展 ;《公约》在“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与“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的关系问题、偏袒下游国利益而对上游国设定过多义务问题、“争议解决程序”以及“计划采取措施的事前通知程序”等产生了争议;下游国认为本国行为不会对上游国有害,上游国认为被《公约》施加了比下游国更多的义务。

3 《公约》缔约国区域差异性分析

3.1 《公约》缔约国区域分布差异

截止2015年10月《公约》缔约国共36个[26],分布于欧洲、非洲和亚洲3个大洲(表1)。比较全球及其在各地的国际河流分布、涉及国家情况:① 该3大洲拥有最多的国际河流数量(占总数的70%),国际河流在这些地区具有重要地位;② 占全球国际河流总数40%的美洲却没有缔约国,极不正常;③ 缔约国数量占联合国成员国数量的18.8%,占国际河流流域国数量的23%,均是一个有限量,可见《公约》被认可程度有限;④ 欧洲和非洲缔约国所涉及的国际河流数量在其区域占比超过50%,将对以上区域国际河流的开发产生重要影响,但在亚洲、美洲的影响力有限。
Tab. 1
表1
表1国际河流、流域国及《公约》缔约国的区域分布情况
Tab. 1Distrib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ivers, the riparian states and the Convention's parties
地区国际河流国际河流流域国《公约》缔约国
数量
(条)
占总数比例(%)数量
(个)
占各地国家
比例(%)
数量
(个)
占各地国际河流
流域国比例(%)
涉及国际
河流数(条)
占各地国际河流比例(%)
欧洲7225398516414664
亚洲672338798*181624
非洲6322498612243352
北美451610480000
南美3914150000
全球2861001516536239533

注:① 数据来源:The Tranboundary Waters Assessment Programme, 2016;International Water Law Project, 2015;② 卡塔尔没有国际河流,但它是《公约》缔约国,在计算缔约国占亚洲和全球国际河流流域国数量比例时采用7个和3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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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缔约国在国际河流上区位差异

利用跨境水评估项目(Transboundary Waters Assessment Program, TWAP)于2016年最新发布的《全球跨境流域》(The Global Transboundary River Basins)的地图、数据和信息[2],以干流为主线,将2个国家间跨境河流的位置关系定为上游和下游,3个及以上国家的跨境河流以1/3比例确定上、中、下游关系,界河/界湖的国家位置关系定为边界,对仅位于国际河流支流上的位置定为支流。根据以上位置关系,统计缔约国在不同国际河流上的5类位置点数量(表2),分析其区位差异特征,结果如下:
Tab. 2
表2
表2《公约》缔约国及其在相关国际河流上的地理位置分布
Tab. 2The Convention's parties and their loca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rivers
缔约国及所在区域支流
(个)
干流国际河流
上游中游下游边界数量(条)占国土面积比例(%)名称
欧洲匈牙利001001100.0Castletown、Flurry、Glama、Jacobs、Kemi、Lough Melvin、Roia、Wiedau、Yser、埃布罗河、奥兰加湖、奥卢河、班恩河、比达索阿河、波河、多瑙河、德林河、杜罗河、厄恩河、芬河、福伊尔河、瓜的亚纳河、加伦河、克拉尔河、隆河、利马河、莱茵河、梅里奇河、米尼奥河、奈斯托斯河、奈泰默河、奥得河、普雷斯帕湖、帕斯维克河、斯凯尔特河、塞纳河、斯特鲁马河、托尔尼奥河、塔霍河、图洛马河、塔纳河、易北河、伊松佐河、武奥克萨河、瓦达河、维约瑟河
卢森堡10000199.5
黑山20000271.4
西班牙14012857.6
丹麦0001011.8
瑞典10011315.5
荷兰10010233.8
德国11021571.2
芬兰23031950.5
法国231311045.6
英国1303073.8
意大利30030628.2
挪威2204086.5
爱尔兰1204074.8
希腊01041618.8
葡萄牙00041548.7
非洲乍得10001295.1Cestos、Dra、Etosha-Cuvelai、Oued Bon Naima、Sanaga、Thukela、Umbeluzi、阿帕亚费河、奥兰治河、奥卡万戈河、比亚河、道拉河、科马蒂河、科莫埃河、科鲁巴尔河、吉尔干河、马普托河、迈杰尔达河、莫诺河、尼日尔河、卡瓦利河、克罗斯河、库内纳河、林波波河、热巴河、萨桑德拉河、圣约翰河、塔夫纳河、塔诺河、韦梅河、沃尔特河、赞比西河、乍得湖
利比亚1000010.3
尼日尔00101299.1
布基纳法索021003100.0
摩洛哥03011519.6
突尼斯00010110.0
纳米比亚10013568.3
南非12012665.2
贝宁10120495.1
几内亚比绍00020245.2
尼日利亚20022687.2
科特迪瓦20133955.4
亚洲巴勒斯坦00001155.0An Nahr Al Kabir、Nahr El Kebir、Song Vam Co Dong、Wadi Al Izziyah、奥伦特斯河、北仑河、北江、大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阿拉伯河、红河、马江、湄公河、塔拉斯河、西贡河、咸海、约旦河
乌兹别克斯坦10001253.1
卡塔尔*0000000.0
伊拉克00010173.1
约旦10010225.5
黎巴嫩20011428.5
叙利亚02111572.8
越南10070859.0
欧洲16181923488146
非洲1297413134633
亚洲85211142316
全球3632287582515095

注:① 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Water Law Project, 2015; Tranboundary Waters Assessment Programme, 2016;② *:卡塔尔无国际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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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洲:16个缔约国共涉及国际河流46条,有81个相对地理位置点,每个缔约国平均有5.1个位置点,缔约国在国际河流的位置关系复杂多样;下游位置点占该区域位置点总数的42%,是占比最大的位置点类型;16个缔约国中,3国(匈牙利、卢森堡和黑山)仅位于支流或中游,芬兰、法国和英国3国的上、下游位置点相同,并兼有其他3类位置点,西班牙的上游位置点数明显大于下游位置点数,是明显的上游国;其他9个缔约国,因只有下游和边界位置点,或者下游位置点明显多于上游位置点,应被识为是典型的下游国,占欧洲缔约国数量的56%。
(2)非洲:12个缔约国涉及国际河流33条,有46个位置点,每个缔约国平均有3.8个位置点,缔约国在国际河流上的位置关系相对简单;在46个位置点上,下游和边界点位置各13个,均占该区域位置点数量的28%,占比最大,支流、上游和中游3类位置点分别占比20%、15%、9%,5类位置点的分布比例差异不剧烈;12个缔约国中有6个(占该地区缔约国的50%)为下游国;仅布基纳法索是绝对的上游国,摩洛哥和南非兼有上游、下游和边界位置,但上游位置点数多于下游位置点,以上3国有较明显的上游国特征。
(3)亚洲:8个缔约国涉及国际河流16条,共有23个位置点,每个缔约国平均有2.9个位置点,相对于欧洲和非洲,亚洲缔约国在国际河流上的位置关系更为简单;下游位置点11个、占该区域位置总数的48%,占比最大;4个缔约国(占该区缔约国的50%)具有突出的下游国特征;叙利亚是上游国特征明显的缔约国。
(4)全球:36个缔约国共涉及95条国际河流,各国在相关河流上共产生了150个位置点,其中下游位置点58个(占38%),数量最多;其次是支流(32个)、上游(28个)和边界(25个)的位置点,分别占总数的21%、19%和17%,3者间的数量与比例相当,最少的是干流中游位置点数(7个),仅占总数的5%;三大洲共有19个国家为下游国(占缔约国总数的54%),表明下游国对《公约》的认可度明显高于其他区位的国家。

3.3 《公约》约束力的区域差异

考虑《公约》“一般原则”的核心条款(公平合理利用与参与、不造成重大损害义务和一般合作义务)及《公约》争议条款问题,结合缔约国在国际河流地理位置(上中下游、干支流)差异,判断《公约》对缔约国水资源利用行为的约束强度、影响要素以及与流域国地理位置分布特征的关系(表3):① 对国际河流下游国来说,由于《公约》对位于不同地理位置的流域国产生了明显的约束力差异,进而存在更为强烈的《公约》缔结意愿,上游国反之;② 对于国际河流的中游国、界河/界湖流域国、支流国甚至无国际河流的国家,《公约》在流域国之间产生了相互制衡作用,或者产生一些对自身无关紧要的影响时,也会形成一定的缔结意愿。
Tab. 3
表3
表3《公约》约束力与缔约国区位关系的判断结果
Tab. 3Differences of the Convention's binding powers to the parties at different locations
约束力强度地理位置缔约国—区位关系判断要素缔约国与区位对应情况*
很弱支流、无*① 支流水资源受关注度小;② 国际上存在流域国对境内国际河流支流资源有充分管控的案例。缔约国4个,欧洲2个,非洲和亚洲各1个。
下游① 依法要求上游国保证其用水利益(公平合理利用);② 依法要求上游国不能对其产生重大损害;③ 依法要求上游国在开发水资源时与其合作;④ 当流域国间产生争议时,下游国可要求到上游国进行实地调查;⑤ 以上条款在没有诉求方时对下游国本身不会直接产生约束。缔约国19个,欧洲9个、非洲6个、亚洲4个。
均衡中游、边界及上下游对称无论是公平合理利用原则,还是不造成重大损害、一般合作义务,均会在上下游、左右岸产生制衡效应。缔约国8个,其中欧洲4个、非洲和亚洲各2个。
上游① 应下游国要求应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公平合理利用);② 应下游国要求水资源利用不能对其产生重大损害;③ 应下游国要求在开发水资源时与其合作;④ 产生争议时,需配合并允许下游国等入境调查。缔约国5个,其中欧洲1个、非洲3个、亚洲1个

注:*:卡塔尔没有国际河流,其在国际河流上的地理位置计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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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缔约国国际河流及跨境水资源分布差异

3.4.1 缔约国国际河流分布 利用《全球跨境流域》的流域面积数据及相关研究成果[27-29],确定《公约》缔约国国际河流流域面积占其国土面积的比例(表2),结合缔约国间在国际河流上的地理位置差异,判断位于不同位置缔约国对国际河流的关注程度,如:国际河流流域面积占国家国土面积比例越大,则缔约国对国际河流问题更为关注,反之则相对小,结果显示:① 对于支流及无国际河流缔约国来说,利比亚的国际河流流域面积占比极小,卡塔尔无国际河流,但两国都极度缺水而需要其他水源支撑,黑山和卢森堡的国际河流流域面积占比很大,国际河流对2国极为重要,可见无论国际河流流域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多少,国际河流都受到4国的关注;② 在位于中游、边界及上下游对称分布和上游的13个缔约国中,仅有2国(英国和摩洛哥)的国际河流流域面积占比小于20%,其余11国国际河流面积均占比均大于45%,说明国际河流面积大的上中游流域国有较强的缔结《公约》意愿;③ 对于19个下游国来说,无论其国际河流面积占比大还是小,都会关注跨境水问题、愿意缔结《公约》,以维护其用水利益。④ 总体来说,36个缔约国中有22个国家的国际河流流域面积占其国土面积的45%以上,占缔约国总数的61%,表明国际河流面积大的国家相对面积小的国家对国际河流问题更为关注。
3.4.2 缔约国跨境水资源分布 利用2016年发布的《全球跨境流域》所有国际河流各流域国的多年平均径流量数据,确定缔约国对相关国际河流水资源的贡献量(自产水量占流域径流量比例),结合缔约国地理位置,分析、揭示不同河流位置缔约国对跨境水资源的依赖性与控制力,主要结果为(表4):
Tab. 4
表4
表4不同区位缔约国跨境水资源贡献差异
Tab. 4Water contributions to international rivers of the Convention's parties at different locations
整体位置具体位置缔约国数(个)自产水量占流域总水量比例(%)
名称点数(个)最小中位数最大
支流等支流430232
11000
小计540132
中游等支流750224
中游与边界9701345
上游930083
下游933794100
小计348016.5100
上游支流22012
中游与边界85027.7571
上游13505096
下游44092.5100
小计275049100
下游支流19130022
中游与边界1590990
上游64122864
下游4519048100
小计851901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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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个位于支流甚至无国际河流的缔约国(黑山、利比亚、卡塔尔和卢森堡)对相关国际河流的水量贡献均很少,各国对跨境水资源的依赖性和控制能力也小。
(2)在河流中游、边界及上下游对称均匀分布的8个缔约国中,5国在支流上对流域水资源的贡献量总体很小;7国在9条/个国际河流(湖泊)上位于中游或边界位置点,大多水资源贡献量低,仅乍得对乍得湖的贡献量达到45%,依据国际流域分水实践惯例中对边界河流与湖泊的利用多以平均利用为主,相关国家有通过《公约》争取更多用水份额的可能;3国(芬兰、法国和英国)各在3条河流分别位于上游和下游,作为上游国时3国对相关河流的贡献量很低,而3国作为下游国时在9条河上,除芬兰在1条河上的贡献量较低外(37%)外,其余的水量贡献量均很高(75%以上),可见,位于该区位上的绝大多数缔约国在上中游时水资源贡献率很低,而在下游时水贡献量则很大,说明相关国家对跨境水资源的控制力很强,或者对其依赖性很少。
(3)5个上游缔约国中,2国在支流上的水资源贡献量非常有限;5国在8条河上位于中游或边界位置,其中4国对4河的水量贡献率均小于6.5%,对另外4河的水量贡献率介于49%~71%;5国是13条河流的上游国,在不同流域内水量占比从0%到96%不等,如果以水量贡献<50%和>50%的缔约国、涉及河流数量和比例分布看,呈平均分布特征;4国在4条河流上位于下游,除叙利亚对1河的贡献量为近似于0外,其他3国对相应河流的水量贡献接近甚至超过90%,可控制力很强;总体上,5个上游缔约国除西班牙之外对跨境河流水资源的依赖性和控制力之间能够实现相互制衡。
(4)19个下游缔约国中,13国在19条支流上的水量贡献普遍很低,其中对12条河的水量贡献基本为0;9国位于15条河湖的边界及中游区域,对相应河湖的水量贡献量从0%到90%不等,其中5国对11条河湖的水量贡献率小于20%,即缔约国对以上河流的水量普遍贡献率很低;4国位于6条河流的上游,仅挪威对塔纳河的水量贡献率达到64%,对其余5条河的水量贡献均≤ 30%;所有19国位于44条河的下游,对相关河流的水量贡献量差异最大,贡献率从0~100%均有分布,其中14个国家对24个流域(占相关缔约国的74%、占相关河流的55%)的贡献≤ 50%,对上游来水依赖性大;11国对20条河流的水量贡献超过50%,对以上河流可拥有充分的控制力,但其中有6国既在一些河流上对上游来水有很大的依赖性,又在一些河流上具有控制优势,即仅有5国对上游来水依赖性小,但对河流的控制力强。
总体而言,大多数下游国当其位于上游、中游及支流位置时,其对流域水量的贡献均较低,而当其位于河流下游时对上游来水依赖性均较大,有少数国家因水量贡献大可实现对河流水资源的有效控制。

3.5 缔约国水资源及其利用差异

基于各国年可更新水量[30]和年取水量数据(2013年)[31]、各国人口(2014年)数据[32],计算出《公约》缔约国年人均水资源量和年人均用水量(图1),其中:3000+表示年人均水资源量>3000 m3。结合联合国等确定的缺水标准:当人均年可利用水量<1700 m3时,为有“水压力”国家,<1000 m3为“水短缺”国家,<500 m3为“严重缺水”国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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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缔约国人均水资源及其利用差异
数据来源:Actualitix (Environmental statistical indicators), 2016; Peter Gleick et al., 2014; World Bank, 2016.

-->Fig. 1Differences of per capita available water volumes and withdrawals among the Convention's parties
-->

缔约国在水资源拥有和利用状况方面出现以下差异:① 欧洲缔约国中,75%的缔约国(12国)人均水资源量>1700 m3,4个有水压力的缔约国中有3个是下游国;虽然各缔约国的水资源量满足需求,但分别有1个中游国(匈牙利)和1个下游国(荷兰)的水资源已经用完,未来水资源供给面临巨大压力;② 12个非洲缔约国中,有75%的国家(9个)有水压力,其中7个为水短缺或严重缺水国家,3国水资源开发程度>40%,利比亚甚至已出现严重的用水赤字,用水紧张,说明非洲缔约国总体的水资源供给压力很大;③ 8个亚洲缔约国中仅有1国(越南)人均水资源丰富,却又是一个明显的下游国,其余7国不是严重缺水就是水短缺,且主要是下游国和中游国;6国水资源开发程度超过40%,其中5个已经出现用水赤字,说明在亚洲缔约国用水已经极度紧张;④ 36个缔约国中,共有20个缔约国(占缔约国总数的56%)面临“水压力”、“水短缺”或“严重缺水”,其中下游国数量最多(9个)、占比最大(占45%),且每个地区各有3个国家;14个缔约国缺水或者严重缺水,其中非洲占8国、亚洲有4国、欧洲仅有2国,说明超过50%的缔约国面临水资源压力,且下游国占比最大、亚洲和非洲缔约国缺水最严重。

3.6 缔约国跨境水资源开发合作基础差异

利用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国际淡水条约数据库》(International Freshwater Treaties Database)(1820-2007)[33]和俄勒冈大学的《世界环境协定》(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1850-2016)数据库信息[34],判识出缔约国跨境水条约合作的主目标包括:联合管理、一般合作、捕鱼、划界、水量分配等共10类,将建立流域国间合作机制为目的联合管理、合作与综合性条约称为“机制性条约”,将明确划界、航行、水电开发等7类水资源开发项目的条约称为“目标性条约”,统计缔约国在1820-2016年间签订跨境水资源两类条约数量(图2表5),分析缔约国的跨境水资源合作特征:① 黑山、卡塔尔、摩洛哥和突尼斯4个国家没有就跨境水问题签订过国际条约;② 签订机制性条约超过10个的8个国家中,有6个非洲国家、2个欧洲国家,其中50%的缔约国是下游国,表明通过合作机制建设推进跨境水资源管理的非洲国家和下游国家参与解决跨境水问题的愿意更强;签订目标性条约超过10个的10个国家中,有8国来自于欧洲,非洲和亚洲各1个;③ 从三大洲及缔约国地理区位看签约数量,欧洲缔约国和地理位置以下游为主体的缔约国签订有大量的跨境水条约;④ 欧亚缔约国目标性条约数量都远远大于机制性条约,4类不同地理区位缔约国的目标性条约数量均多于机制性条约,表明多数缔约国具有明确的跨境水开发目标合作经验;非洲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小,其机制性条约数量远多于目标性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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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缔约国签订的跨境水资源条约数量分布
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Freshwater Treaties Database, 2016;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2016.

-->Fig. 2The number of the two types of the treaties signed by the Convention's parties
-->

Tab. 5
表5
表5不同区位缔约国签订的条约数量分布情况
Tab. 5Distribution of the treaties by the part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at different locations
缔约国条约机制性条约目标性条约
位置数量(个)数量(个)数量(个)占比(%)数量(个)占比(%)
支流等43110322168
中游等814465457955
上游56827404160
下游192241054711953
亚洲84915313469
欧洲16305983220768
非洲1211394831917

注: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Freshwater Treaties Database, 2016;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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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公约》缔约国仅分布于欧洲、亚洲和非洲3个地区,共36个国家,各地区缔约国数量占所在地区国际河流流域国比例均没有超过50%,在亚洲、非洲和全球甚至未达到25%,且南北美洲均无缔约国,可见《公约》总体被认可程度低,在不同区域上存在明显差异,未来影响力有限。
(2)由于《公约》在平衡上中下游权利与义务中对下游国谋求水开发利益、约束上中游国家水资源利用行为更为有利,使得位于国际河流下游的流域国的缔约意愿更强,对《公约》认可度明显高于其他区位的国家,并在《公约》缔约国中占比最大;同时《公约》对位于中游、边界、上下游均衡及支流地区的流域国之间形成相互制衡作用,影响着流域国的缔约意愿。
(3)缔约国国际河流的重要地位、对跨境水资源依赖性,驱使其在全球淡水资源竞争利用日趋激烈的格局下寻求增强其对跨境水资源管控能力的各种途径,《公约》缔结成为一项重要选择;缺水严重的亚洲、非洲缔约国和流域下游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联合国成员国缔结《公约》意愿。
(4)当有少数国家因水资源缺乏和政治原因而缔约时,众多国家则在区域性水法发展与实践的基础上逐步认可《公约》的重要意义,其中亚欧地区及多数缔约国以“目标性条约”为主实现跨境水资源合作,而流域下游及中游等位置的国家则是以“机制性条约”与“目标性条约”相结合的方式促进跨境水资源的区域合作,进而缔结《公约》。

4.2 讨论

本文从《公约》缔约国在国际河流上的地理位置分异、水资源拥有量及利用差异、跨境水资源的区域合作经历等多角度,分析了相关流域国缔结《公约》可能的原因及差异,但始终未能对拥有大量跨境水资源、作为主要国际河流上游国的西班牙和南非缔结《公约》做出较好的解释,但后期发现2个国家分别是欧盟成员国和南部非洲共同体成员国,而欧盟和南非发展共同体均针对跨境水资源管理发布过区域性公约,如《欧盟水法令》、《跨境水道与国际湖泊保护与利用公约》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共享水道法令》,因此,即使以上2个国家不缔结《公约》,其跨境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行为也会受到区域性公约的约束,也许该因素也是影响两国缔结《公约》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对于长期以来中国因在《公约》投票过程中投反对票而备受质疑的情况,基于本文的分析可以给出诸多解释,包括:中国国际河流众多,面临着问题复杂,需要基于国情慎重考虑;当年给《公约》投赞成票的国家至今大多未成为缔约国,不应要求中国应成为缔约国;中国目前正在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在跨境水资源领域的合作,通过一定的实践与累积,对《公约》的缔结与否会有积极的考虑等。
此外,由于国际河流的复杂性,各流域国在上下游地理位置的确定同样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依据各国在干流上的相对位置进行分类力图给相关研究者提供一个分析视角。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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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9004URL摘要
我国因发育了亚洲大陆的主要国际河流而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上游水道国.近30年来,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河流的合理利用与保护、生态变化与跨境影响、地缘合作与安全维护等,广受国际关注,成为地理、生态和地缘政治等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本文按"国际河流"、"跨境水资源"、"跨境生态安全"等关键词,从《地理学报》及其英文版J.GeographicalSciences中检索近30年来发表的相关文献,以此为主要依据,回顾地理学对我国国际河流研究取得的主要进展,判识存在的问题和所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结合科学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地缘合作等重大需求,展望研究前景.
[何大明, 刘昌明, 冯彦, . 中国国际河流研究进展及展望
. 地理学报, 2014, 69(9): 1284-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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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因发育了亚洲大陆的主要国际河流而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上游水道国.近30年来,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河流的合理利用与保护、生态变化与跨境影响、地缘合作与安全维护等,广受国际关注,成为地理、生态和地缘政治等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本文按"国际河流"、"跨境水资源"、"跨境生态安全"等关键词,从《地理学报》及其英文版J.GeographicalSciences中检索近30年来发表的相关文献,以此为主要依据,回顾地理学对我国国际河流研究取得的主要进展,判识存在的问题和所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结合科学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地缘合作等重大需求,展望研究前景.
[6]Feng Yan, He Daming, Li Yungang.Key indicator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boundary water allocation based on international treaties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3): 357-364.
https://doi.org/10.3969/j.issn.0375-5444.2013.03.006URL摘要
基于《国际淡水条约数据库》及1999年以来相关跨境水资源利用与管理的研究成果,通过综合分析1864-2002年49个跨境水分配条约中的6类28项分水指标的区域与演进特征,判识跨境水分配的关键指标,结果表明:分水指标在实践中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在欧美发达地区的分水主要指标首先是维持最小水量,其次是多年平均水量,而亚非及南美洲欠发达地区则反之;少水区河流水分配的主要指标是多年平均水量和维持最小水量指标,而多水区河流则是维持最小水量和最大取用水量指标;从1864-2002年分水条约签订的4个历史时期上看,条约数量呈现少—多—较少—持平的变化趋势,条约的区域分布呈现出从欧美地区向亚非地区转移特征;主要分水指标从最早的维持最小水量和多年平均水量指标,演变到维持最小水量和最大取用水量指标,再到水利设施运行和多年平均水量,至最近的维持最小水量和多年平均水量指标,主要指标具有变化往复特点。综合跨境水分配条约中主要指标在不同时期及不同地区应用特征,可确定跨境水分配的关键指标为维持最小水量指标。
[冯彦, 何大明, 李运刚. 基于国际法的跨境水分配关键指标及其特征
. 地理学报, 2013, 68(3): 357-364.]
https://doi.org/10.3969/j.issn.0375-5444.2013.03.006URL摘要
基于《国际淡水条约数据库》及1999年以来相关跨境水资源利用与管理的研究成果,通过综合分析1864-2002年49个跨境水分配条约中的6类28项分水指标的区域与演进特征,判识跨境水分配的关键指标,结果表明:分水指标在实践中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在欧美发达地区的分水主要指标首先是维持最小水量,其次是多年平均水量,而亚非及南美洲欠发达地区则反之;少水区河流水分配的主要指标是多年平均水量和维持最小水量指标,而多水区河流则是维持最小水量和最大取用水量指标;从1864-2002年分水条约签订的4个历史时期上看,条约数量呈现少—多—较少—持平的变化趋势,条约的区域分布呈现出从欧美地区向亚非地区转移特征;主要分水指标从最早的维持最小水量和多年平均水量指标,演变到维持最小水量和最大取用水量指标,再到水利设施运行和多年平均水量,至最近的维持最小水量和多年平均水量指标,主要指标具有变化往复特点。综合跨境水分配条约中主要指标在不同时期及不同地区应用特征,可确定跨境水分配的关键指标为维持最小水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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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etitive use of transboundary freshwater resources is becoming one of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regional peace and political relationship among states. In China, 18 major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s are concentrated in three regions, of which the total annual outflow at the border is 7320 108 m3, occupying 26.8% of the total annual runoff of China, and the inflow at the border is only 172 108 m3.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d the major drivers affecting shared water vulnerability in China, namely: (1) changes in physical conditions affecting the availability of water; (2) competing objectives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3) lack of emergency response mechanisms; (4) unsound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and (5) shortcoming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based on transboundary waters. We concluded by identifying four pathways for reducing vulnerability: (1) encouraging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2) constructing information-sharing channels; (3) establishing early-warning mechanisms; and (4) promoting further coordination and nego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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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hapter contains the following sections: (i) introduction; (ii)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of transboundary waters; (ii) the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WRM) process; (iii) capacity building and human potential: the role of education; (iv) conclusions; and (v)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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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boundary water, more competitive utilization and uncertain availability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trend, the issue of its apportionment which directly impacts national benefits of each riparian state is becoming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world. Water is scarce in China, the most important upstream state in Asia, and this task has to be thought over in the coming future. Based on “International Freshwater Treaties Database” (1820–2007) by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and publications and reports on transboundary water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since 1999, 28 indicators of water apportionment adopted in 49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cases in 1864–2002 are divided into 6 type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dopted indicators are analyzed in order to find the key indicator(s) of transboundary water apportionment. The major results include: the major adopted indicator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5 regions/continents, the indicators at rank first and second place in the developed regio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according to the adopted times are “keeping minimum water flow” and “mean annual runoff”, but in the developing region (Asia,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the ranking order of the above two indicators is reversed; the major adopted indicators in the watersheds with insufficient water are “mean annual runoff” and “keeping minimum water flow”, the ones in the watersheds with sufficient water are “keeping minimum water flow” and “maximum water intake”; the international treaties signed from the first phase to the fourth phase, the developing process shows a progress of “fewer-increasing a lot-decreasing rapidly-equation basically”,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treaties shifts mainly from the developed region to the developing one, especially to Asia and Africa; the major adopted indicators shifts from “keeping minimum water flow” and “mean annual runoff” in 1864–1945, to “keeping minimum water flow” and “maximum water intake” in 1946–1971, then to “hydraulic facility operation” and “mean annual runoff” in 1972–1991, and finally to “keeping minimum water flow” and “mean annual runoff” in 1992–2002, the process shows similar a loop. Finally, the key indicator on transboundary water apportionment can be determined as “keeping minimum water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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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1010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基于前期研究中获得的8个河流健康主要评价指标、3个主要跨境水分配指标的结果以及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确定了河流健康和跨境水分配的关键指标:多年平均水量、最大取用水量和最小维持水量。跟踪查询《国际淡水条约数据库》内1864-2002年应用3个关键指标的38个国际条约及其所涉及28条国际河流的主要水文信息,通过对条约中水分配指标的标准化计算和分析,得到各指标阈值及其区域性特征:1最小维持水量指标得到普遍应用,其次是多年平均水量指标,而最大取用水量指标应用率明显低于前两个指标。2应用多年平均水量指标,在界河上基本确定了平均分配方案,阈值为50%;"内河"属性支流的阈值为100%;跨境河流上产生了较多的差额分配方案和较多的上游国用水多于下游国的方案。3最小维持水量指标,其应用有从发达地区向发展中地区扩展、从保证用水向维持生态用水发展的特点;当该指标在跨境和界河的河流尺度上用于保证供水时,该指标阈值平均分别为41.7%和50%,且流域国家实力对其影响极为明显,而在跨境河流河段尺度上阈值平均为36.1%;用于维持河道生态水量时,阈值平均为14.7%,并有逐步增长的趋势。
[冯彦, 何大明, 王文玲. 基于河流健康及国际法的跨境水分配关键指标及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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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前期研究中获得的8个河流健康主要评价指标、3个主要跨境水分配指标的结果以及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确定了河流健康和跨境水分配的关键指标:多年平均水量、最大取用水量和最小维持水量。跟踪查询《国际淡水条约数据库》内1864-2002年应用3个关键指标的38个国际条约及其所涉及28条国际河流的主要水文信息,通过对条约中水分配指标的标准化计算和分析,得到各指标阈值及其区域性特征:1最小维持水量指标得到普遍应用,其次是多年平均水量指标,而最大取用水量指标应用率明显低于前两个指标。2应用多年平均水量指标,在界河上基本确定了平均分配方案,阈值为50%;"内河"属性支流的阈值为100%;跨境河流上产生了较多的差额分配方案和较多的上游国用水多于下游国的方案。3最小维持水量指标,其应用有从发达地区向发展中地区扩展、从保证用水向维持生态用水发展的特点;当该指标在跨境和界河的河流尺度上用于保证供水时,该指标阈值平均分别为41.7%和50%,且流域国家实力对其影响极为明显,而在跨境河流河段尺度上阈值平均为36.1%;用于维持河道生态水量时,阈值平均为14.7%,并有逐步增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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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航行利用国际水道法公约》的制定国际淡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法律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然而,《公约》规定的解决争端的强制方法却与国 际法的传统相悖,有侵犯国家主权和扭曲《联合国宪章》之嫌,进而影响了《公约》的生效.因而,作为框架公约,规定任何争端解决的强制方法都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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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航行利用国际水道法公约》的制定国际淡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法律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然而,《公约》规定的解决争端的强制方法却与国 际法的传统相悖,有侵犯国家主权和扭曲《联合国宪章》之嫌,进而影响了《公约》的生效.因而,作为框架公约,规定任何争端解决的强制方法都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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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摘要
正随着国际水争端的频繁爆发,在国际水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水道非航行利用法公约》(1997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起草,本文以下简称《公约》)一直受到全世界的关注。①这个框架性公约为国家在非航行利用国际水道方面达成协议提供了基本的原则和制度,但至今尚未生效。而《公约》中有关水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容是招致众多国家反对的主要原因之一。该公约第33条用了10款来规定争端解决机制,力求国际水争端能够得到迅速有效的和平解决。为此,《公约》对政治方法和法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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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随着国际水争端的频繁爆发,在国际水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水道非航行利用法公约》(1997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起草,本文以下简称《公约》)一直受到全世界的关注。①这个框架性公约为国家在非航行利用国际水道方面达成协议提供了基本的原则和制度,但至今尚未生效。而《公约》中有关水争端解决机制的内容是招致众多国家反对的主要原因之一。该公约第33条用了10款来规定争端解决机制,力求国际水争端能够得到迅速有效的和平解决。为此,《公约》对政治方法和法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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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是第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调整国际淡水资源利用关系的公约。强制性的争端解决程序是《公约》的独创和特色,但其有悖于《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水法文件所确立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不符合国际社会水道争端解决的惯例和实践,也不利于实现《公约》本身的目的和宗旨。我国作为众多国际水道的上游国,应当通过缔结双边或多边水道协定的形式明确水道争端的解决规则,规避《公约》强制性争端解决程序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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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是第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调整国际淡水资源利用关系的公约。强制性的争端解决程序是《公约》的独创和特色,但其有悖于《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水法文件所确立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不符合国际社会水道争端解决的惯例和实践,也不利于实现《公约》本身的目的和宗旨。我国作为众多国际水道的上游国,应当通过缔结双边或多边水道协定的形式明确水道争端的解决规则,规避《公约》强制性争端解决程序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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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于2014年8月17日生效。该公约是第一部联合国关于国际水道的公约,其意义不言而喻。作为拥有42条国际河流的中国,应如何看待公约的生效,该公约对我国今后的国际河流开发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本文就公约生效的主要原因,对我国将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例探讨应对之策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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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于2014年8月17日生效。该公约是第一部联合国关于国际水道的公约,其意义不言而喻。作为拥有42条国际河流的中国,应如何看待公约的生效,该公约对我国今后的国际河流开发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本文就公约生效的主要原因,对我国将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例探讨应对之策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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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是联合国逐渐发展与编纂相关国际法的成果,是规制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的唯一一部国际框架公约,对后续国际立法、司法裁判与国家实践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公约未能妥善平衡上下游国家之间、先后开发水道国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国际水道开发利用、环境保护与综合管理上的利益、需求和关注点,公约虽以多数票获得通过,至今仍因其缔约方未达到法定数目而尚未生效。近年来,在有关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公约缔约方数量增长迅速,公约仍有生效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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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明确国际水法与跨境水资源冲突和合作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从历史、法律和政策等角度着重研究了与我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四项国际涉水法律文件,从争议起因和各方诉求、判决推理和依据、案件启示和意义等方面研究了五个重要的国际涉水案例。
[孔令杰, 田向荣. 国际涉水条法研究.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1.]URL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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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06, 51(Suppl.): 14-20.
https://doi.org/10.3321/j.issn:0023-074X.2006.z2.003URL摘要
利用澜沧江域干流水文站1950s以来的月径流系列、干流8个水电梯级开发方案的关键指标等数据,综合分析了澜沧江干流水电大坝建设的跨境水文效应.结果表明:澜沧江-湄公河南北向发育4880km,沿途河川径流的变化复杂多样,现有澜沧江水电大坝只是其众多驱动力中的一个,不是主驱动力;澜沧江已建大坝对下湄公河径流变化有明显的影响,主要在日平均变化时间尺度上,并集中在万象以上的干流狭窄河段;在几天以上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气候变化;在允景洪水文站以下到出境点,有高达113.7×10^8m^3径流量,占澜沧江出境多年平均径流量15.44%的径流量不受水电梯级开发影响.这些结论,为合理评价澜沧江干流水电开发的跨境影响,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何大明, 冯彦, 甘淑, . 澜沧江干流水电开发的跨境水文效应
. 科学通报, 2006, 51(增刊): 14-20.]
https://doi.org/10.3321/j.issn:0023-074X.2006.z2.003URL摘要
利用澜沧江域干流水文站1950s以来的月径流系列、干流8个水电梯级开发方案的关键指标等数据,综合分析了澜沧江干流水电大坝建设的跨境水文效应.结果表明:澜沧江-湄公河南北向发育4880km,沿途河川径流的变化复杂多样,现有澜沧江水电大坝只是其众多驱动力中的一个,不是主驱动力;澜沧江已建大坝对下湄公河径流变化有明显的影响,主要在日平均变化时间尺度上,并集中在万象以上的干流狭窄河段;在几天以上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气候变化;在允景洪水文站以下到出境点,有高达113.7×10^8m^3径流量,占澜沧江出境多年平均径流量15.44%的径流量不受水电梯级开发影响.这些结论,为合理评价澜沧江干流水电开发的跨境影响,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21]Malgosia F.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
.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7, 10(3): 501-508.

[22]Salman M A Salman. The United Nations Watercourses Convention ten years later: Why has its entry into force proven difficult?
Water International, 2007, 32(1): 1-15.
https://doi.org/10.1080/02508060708691962URL摘要
ABSTRACT After about 27 years of extensive preparatory work and formal and informal delibera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on May 21, 1997, by a large majority, the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 The adoption of the Convention was hailed as a major breakthrough and as an historical moment i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water law. However, ten years after its adoption, the Convention has not yet entered into forc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history, basic features and status of the Convention,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reluctance of states to become parties to it, and examines its role and prospects.
[23]Salman M A Salman. The Helsinki Rules, the UN Watercourses Convention and the Berlin Rules: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Water Law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2007, 23(4): 625-640.
https://doi.org/10.1080/07900620701488562URL摘要
ABSTRACT Shared water resources remain the most important area without a universal treaty regulating the uses and protection of such resources. This is notwithstanding the extensive work of two scholarl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as well as th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work of those institutions resulted in some basic international water law rules, such as the Helsinki and Berlin Rule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Watercourses Conven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ose instruments, discusses the basic areas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m, and examines the basic challenges facing international water law.
[24]Helal M S.Sharing Blue Gold: The 1997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 ten years on
. Colorad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2007, 18(2): 337-378.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05)72119-XURL摘要
Berkeley Electronic Press Selected Works
[25]Zhong Y, Tian F, Hu H, et al.Rivers and reciprocity: Perceptions and policy on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
. Water Policy, 2016, 18: 803-825.
https://doi.org/10.2166/wp.2016.229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The paper analyses geopolitical dimensions of the 1997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 (UNWC) using quantitative data on transboundary flows and qualitative data on basin State location within a watercourse. The UNWC has had a long and difficult history. A tendency for downstream support for, and upstream ambivalence/opposition to, the UNWC is identified. It appears not widely recognised that adverse effects can be caused by any State on other States, regardless of their upstream or downstream location. Thus downstream States consider that their actions cannot harm upstream States and upstream States consider that the UNWC provides them with greater obligations than downstream States. Clarification that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underpins the UNWC, with reciprocal obligations on all States, will remove any ambiguity, correct misperceptions, have clear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all States, promote UNWC engagement of upstream States, and contribute to long-term global water security.
[26]International Water Law Project.URL [本文引用: 1]
[27]He Daming, Feng Yan.International Rivers and Rational Use of Transboundary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6: 169-188.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本书是国际河流系列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针对国际河流流域特点和跨境资源环境中的冲突问题,以跨境共享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公平分配与协调管理为核心,系统研究了国际河流共享水资源的水权、国际水法原则、水分配模式与指标体系、水利用冲突与求解方法、流域综合协调开发与管理理论等一系列前沿科学问题,并给出了解决跨境水及生态环境冲突、促进流域综合合理利用和协调管理的两个案例。本书适合于水文水资源、生态学、地理学、资源管理科学、环境科学、环境外交等领域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高校师生等应用。  本书是作者在近15年来完成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研究基础上撰写而成,书中以世界广泛关注的跨境资源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结合近几年国际上的研究进展,着重对国际河流流域的特点和合作开发中跨境资源环境问题,特别是跨境共享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公平分配与协调管理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国际河流共享水资源的水权、国际水法原则、水资源分配模式与指标体系、水冲突求解方法、流域综合开发与管理理论等一系列前沿科学问题。本书是我国第一本全面反映国际河流水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理论专著,具有基础性、前瞻性与应用性,可供水资源开发与管理、环境科学、生态环境保护等部门的科研与管理人员,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何大明, 冯彦. 国际河流跨境水资源合理利用与协调管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169-188.]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本书是国际河流系列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针对国际河流流域特点和跨境资源环境中的冲突问题,以跨境共享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公平分配与协调管理为核心,系统研究了国际河流共享水资源的水权、国际水法原则、水分配模式与指标体系、水利用冲突与求解方法、流域综合协调开发与管理理论等一系列前沿科学问题,并给出了解决跨境水及生态环境冲突、促进流域综合合理利用和协调管理的两个案例。本书适合于水文水资源、生态学、地理学、资源管理科学、环境科学、环境外交等领域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高校师生等应用。  本书是作者在近15年来完成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研究基础上撰写而成,书中以世界广泛关注的跨境资源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结合近几年国际上的研究进展,着重对国际河流流域的特点和合作开发中跨境资源环境问题,特别是跨境共享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公平分配与协调管理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国际河流共享水资源的水权、国际水法原则、水资源分配模式与指标体系、水冲突求解方法、流域综合开发与管理理论等一系列前沿科学问题。本书是我国第一本全面反映国际河流水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理论专著,具有基础性、前瞻性与应用性,可供水资源开发与管理、环境科学、生态环境保护等部门的科研与管理人员,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28]Gleick P H.The World's Water 2000-2001(The Biennial Report on Freshwater Resource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2: 240-254. [本文引用: 1]
[29]Wolf A, Natharius J, Danielson J, et al.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s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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