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燕Spatial and temporal modes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around Songshan Mountain
LUPeng, TIANYan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01-13
修回日期:2016-04-18
网络出版日期:2016-11-25
版权声明:2016《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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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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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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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理空间中的点目标具有一定的分布形态,一般可分为集聚型、随机型与均匀型等类型。不同的点目标分布模式代表不同的地理学意义,因此对点目标空间分布形态的判释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1]。考古学也非常重视以早期聚落为代表的点目标空间分布形态研究。不同类型的聚落分布空间形态不仅反映不同的选址理念,同时还隐含社会形态演变、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与选择等方面的信息[2-4]。因此,包括地理学、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等均对早期聚落时空分布模式开展了相关研究。例如,鲁西奇认为,汉水流域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以散居为主,并集中分布于干流及其支流两岸的岗地、河谷阶地和台地之上[5]。高超等将巢湖流域新石器至商周时期聚落的空间分布形态划分为线状、团聚状、分散状等类型[6]。王成玲等认为鲁东南新石器聚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集聚性分布特 征[7]。杨瑞霞等认为河南省裴李岗聚落具有双中心集聚性分布特征[8]。上述研究总体上表现出一种特征,即聚落时代划分不够细致,要么将新石器时代乃至商周时期的所有聚落进行统一研究,时间跨度可达数千年,要么仅进行某一特定时期聚落分布的空间形态研究。然而,史前聚落空间分布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人类文化发展和环境系统演化不断发生变化,不同时期的聚落分布空间形态不尽然相同[9]。而且史前聚落空间分布演化特征还隐含着社会形态、文明程度及区域环境特征变化等重要信息。因此,史前聚落分布空间形态演化是相关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同时,这种时代间隔划分细致的时间高分辨率研究也是环境考古等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10]。以“3S”技术为核心的空间信息技术以及计量地理学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也为史前聚落空间分布形态演化研究带来了技术和方法上的便利条件[11-12]。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研究区域
-->Fig. 1Research region
-->
环嵩山地区是指以嵩山为核心的郑州、洛阳、许昌、平顶山及其周边地区（图1）。区域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温14 ℃。地势总体上西高东低,包括山地、丘陵、平原等多种地貌类型,海拔高度最高超过1500 m,最低不足50 m。黄河位于区域北部,此外还分布众多河流,这些河流分属于黄河、淮河两大水系,其中西部的伊河、洛河等属黄河水系,东部与南部的颍河、贾鲁河等属淮河水系[13-15]。环嵩山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华夏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的重要区域。自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在环嵩山地区繁衍生息。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在环嵩山地区创造了统一、连续发展数千年的文明史。因此,大量史前（9000-3000 aBP）聚落在此分布,这些聚落按照时代可划分为裴李岗时期（9000-7000 aBP）、仰韶时期（7000-5000 aBP）、龙山时期（5000-4000 aBP）和夏商时期（4000-3000 aBP）等几种类型。区域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使得环嵩山地区具有很好的考古学研究基础,不仅史前聚落的数量、位置等已经调查得较为全面和准确,而且对聚落的文化性质、时代等也研究得较为深入[16]。同时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分布空间形态研究也受到很多关注,周昆叔等[17]、杨林等[18]、毕硕本等[19]、鲁鹏等[20]等都开展过类似研究。与国内其他区域的类似研究相似,这些研究以阐释聚落分布与自然环境关系为主,有关聚落空间形态分布及其演化特征的细致研究较为少见。
本文利用利用当前的较为成熟的点目标分布空间模式判别算法（G函数）,按照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个时期对环嵩山史前聚落分布形态分别进行分析,判断是否具有集聚性分布特征。继而,利用相应的模型（H函数）确定集聚型聚落的集聚中心数量。利用空间聚类的方式对各集聚中心的空间范围进行分析与划定,并对各集聚中心所含聚落的空间格局进行显示,以此探讨区域时期聚落空间分布形态、演化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并对早期聚落空间分布形态研究的相关方法进行归纳与总结。希望为区域早期文明形成与演化研究提供一定的研究基础,为其它区域类似研究起到参考与借鉴作用。
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2.1 基本思路
随着计量地理学和地理信息科学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许多有关地理对象空间形态判释的模型与方法,其中不乏许多较为成熟的研究空间点目标分布形态的算法与测度模型。在此背景下,本文将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按照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个时期进行分类,选择应用较为普遍的点目标空间形态判释模型分别对不同时期聚落的空间分布形态进行分析,判别区域各个类型史前聚落空间分布形态是否具有集聚型特征。如果史前聚落空间分布形态为集聚型,进而选择其它适用的模型对史前聚落空间分布的集聚中心数量进行判断。随之,利用空间聚类的方法对史前聚落分布的空间整体形态进行分析与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环嵩山地区区域史前聚落空间分布的总体形态进行系统的梳理,依据时间关系对区域史前聚落空间分布形态的演化特征进行研究与总结。最后,通过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两个方面对区域史前聚落分布空间形态和演化特征形成的作用机制进行梳理与分析。2.2 研究方法
依据上述思路,本次研究大致包括以下步骤：（1）史前聚落分布空间集聚性判释
选择G函数作为史前聚落分布空间形态判释的测度模型,以此对环嵩山地区裴李岗时期、仰韶时期、龙山时期、夏商时期4种类型的史前聚落空间分布的总体形态进行判释,确定各类史前聚落的空间分布是否具有集聚性特征。其中,G函数是以统计点目标之间的距离为基础,表达形式如下：
式中：n为空间点对象的总数;dmin(si)是指第i个点与相距最近点的距离;#为计数符号;#(dmin(si)< d)是指与最近点距离小于d的空间点对象的个数。G函数是一个单调递增函数,如果G(d)值从一开始就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时,那么空间点目标的分布模式为集聚型;如果G(d)值最初缓慢增长,一定程度后突然快速上升,那么空间点目标的分布模式为均匀型;如果G(d)值在整体均匀增长,那么空间点目标的分布模式为随机型[1]。
（2）史前聚落集聚中心数量判断
经过上述分析,如果史前聚落的空间分布形态为集聚型,进而选择恰当的判别函数对史前聚落分布的集聚中心数量进行分析。本次选择的为H函数,表达式如下：
式中：T表示空间点对象两两相连的线段总数;N表示分布在区间（r-△r/2, r+△r/2）上的线段个数;函数P是指对于特定边长的正方形,其中落入区间（r-△r/2, r+△r/2）线段的概率;函数H的含义是指线段出现在区间（r-△r/2, r+△r/2）的频率与完全随机下线段出现在同一区间的概率之间的比值。函数H图形的峰值与空间点集的集聚中心数量具有相应的对应关系（表1）,如果获得H函数图形的峰值数量,便可获得空间点集的集聚中心数量[1]。
Tab. 1
表1
表1约定条件下的对应关系[
Tab. 1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 under agreed terms
| 集聚中心数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
| H函数图形的峰值 | 0 | 1 | 3 | 6 | 10 | 15 | 21 | 28 | 36 | 45 |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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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前聚落分布空间聚类分析
史前聚落空间分布集聚中心数量确定后,进而利用空间聚类的方法分析不同类型史前聚落空间分布的总体形态。具体的做法为：① 利用ArcGIS 9.0软件获取不同时期史前聚落点对象的空间坐标（X, Y）;② 将获取的点目标空间坐标导入SPSS 19.0软件,进行空间聚类分析。计算过程中,史前聚落的分类数量为H函数的计算结果,聚类方法采用最短距离法（欧氏距离）;③ 将聚类结果重新导入ArcGIS进行空间可视化,制作各类史前聚落分布的空间类型图。
（4）史前聚落空间分布总体形态及其演化研究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系统的研究与梳理环嵩山地区不同时期史前聚落分布的总体形态特征,对区域史前聚落分布空间形态的演化特征进行归纳与总结,并结合考古与环境考古的相关成果,对区域史前聚落空间分布总体形态及其演化特征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与研究。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过程
本次使用的相关数据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其中基础地理数据采用的为1:5万标准地形图数据,史前聚落数据主要来源于第三次文物普查和最新的考古调查。据统计,区域总计分布史前聚落1930座,其中裴李岗时期聚落73座,仰韶时期聚落563座,龙山时期聚落660座,夏商时期聚落634座（表2）。所有史前聚落按照空间坐标与基础地理数据相匹配。在此过程中,邀请考古学家对聚落的空间位置进行一一订正,以此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与精确性。同时,建立空间数据库对涉及的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进行综合管理,以保证后续研究空间查询与分析计算的科学性和便捷性。Tab. 2
表2
表2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数量统计表
Tab. 2The quantity statistics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s around Songshan Mountain
| 类型 | 时代 | 数量(处) |
|---|---|---|
| 裴李岗 | 9000-7500 aBP | 73 |
| 仰韶 | 7500-5000 aBP | 563 |
| 龙山 | 5000-4000 aBP | 660 |
| 夏商 | 4000-3000 aBP | 6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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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史前聚落分布空间集聚分析
3.1 区域史前聚落分布空间集聚判释
首先,利用G函数分别对研究区域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种类型史前聚落空间分布的总体形态进行分析,判断是否具有集聚性分布特征。环嵩山地区分布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种类型史前聚落的数量分别为73、563、660、634,因此G函数中的n值分别取73、563、660、634。根据4种类型史前聚落空间点对象的分布特征,分别令d = 10、20、30、40、50、60、70、80、90、100、110、120、130、140、150、160、170、180、190、200（单位：km）,计算G(d)值（表3）。根据结果分别绘制区域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种类型史前聚落空间点目标的G(d)图像（图2）。Tab. 3
表3
表3G函数计算结果
Tab. 3Result of G function
| d(km) | G(d) | |||
|---|---|---|---|---|
| 裴李岗 | 仰韶 | 龙山 | 夏商 | |
| 10 | 1.23 | 9.05 | 10.43 | 15.71 |
| 20 | 3.32 | 27.24 | 30.48 | 44.27 |
| 30 | 5.84 | 48.73 | 53.44 | 69.76 |
| 40 | 8.81 | 72.31 | 78.07 | 95.34 |
| 50 | 12.53 | 97.22 | 102.66 | 119.86 |
| 60 | 16.14 | 121.50 | 126.45 | 143.07 |
| 70 | 19.44 | 144.18 | 151.41 | 167.88 |
| 80 | 22.99 | 167.63 | 178.37 | 194.54 |
| 90 | 26.00 | 191.26 | 207.52 | 223.60 |
| 100 | 28.03 | 211.66 | 234.05 | 249.39 |
| 110 | 29.58 | 227.49 | 255.22 | 269.02 |
| 120 | 31.38 | 240.43 | 272.82 | 284.41 |
| 130 | 32.75 | 251.19 | 286.85 | 294.98 |
| 140 | 33.79 | 259.67 | 298.06 | 301.51 |
| 150 | 34.27 | 266.04 | 305.85 | 305.89 |
| 160 | 34.74 | 270.34 | 312.09 | 309.36 |
| 170 | 35.10 | 273.98 | 317.53 | 311.64 |
| 180 | 35.51 | 276.50 | 321.62 | 313.11 |
| 190 | 35.66 | 278.50 | 325.07 | 314.70 |
| 200 | 35.71 | 279.67 | 327.24 | 31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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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函数G(d)的图形
-->Fig. 2Graph of G(d) function
-->
G函数图形显示,区域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种类型的史前聚落的G(d)值均呈现出最初快速增长。这种图形特征与典型的空间点对象呈集聚分布特征相一致。因而,区域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种类型的史前聚落均具有集聚型空间分布特征,各个时期的史前聚落空间点目标分布形态均具有集聚性。
3.2 区域史前聚落空间分布集聚中心数量分析
分别令r =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函数H(r, △r)的图形
-->Fig. 3Graph of H（r, △r） function
-->
3.3 史前聚落集聚型分布空间特征分析
区域史前聚落空间分布集聚中心数量确定后,需要对集聚中心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制作区域史前聚落集聚类别空间分布图（图4）,从而研究不同类型史前聚落空间分布的总体特征。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集聚类别分布
-->Fig. 4The distribution map of centralized types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s around Songshan Mountain
-->
（1）裴李岗时期
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集聚类别分布图显示,区域裴李岗聚落具有明显的东西分异特征。根据聚落数量统计结果,以偃师、巩义、汝州等地为代表西部地区分布裴李岗聚落28座。其间裴李岗聚落又集中分布于两个较小区域,包括以偃师、巩义为代表的伊洛河下游和以汝州为代表的沙汝河流域,其中偃师—巩义地区分布裴李岗聚落16座,汝州地区分布裴李岗聚落8座。以新密、新郑、鄢陵等地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分布裴李岗聚落45座。其间裴李岗聚落同样也集中分布于两个区域,其中新密—新郑地区分布裴李岗聚落21座,长葛—许昌—鄢陵—分布—裴李岗聚落14座。因此,环嵩山地区裴李岗聚落具有在较小区域集中分布特征,在东西分异的总体特征下又可划分为偃师—巩义、汝州、新密—新郑和长葛—许昌—鄢陵4个亚区。其中汝州、新密—新郑和长葛—许昌—鄢陵均位于嵩山南部地区。
（2）仰韶时期
环嵩山地区仰韶期聚落具有3个集聚中心,大体上包括西北部的洛阳—偃师—巩义地区,东北部的郑州—荥阳—新郑—新密—许昌地区,南部的汝州地区。其中西部地区分布仰韶聚落312座,东部分布仰韶聚落197座,南部地区分布仰韶聚落54座。对比裴李岗聚落,仰韶聚落分布更加普遍性,集聚中心位置在空间上也有所变化。从上述可知,裴李岗聚落在东西分异的基础上可划分4个亚区。但仰韶时期南部地区史前聚落分布明显减少,许昌—鄢陵地区也已不具备区域史前聚落集聚中心的特征。而偃师—巩义地区仰韶聚落的数量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强,区域史前聚落分布集聚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强。同时,嵩山东北部郑州、荥阳地区也逐渐成为区域仰韶聚落非常重要的分布区域。从聚落集聚程度看,仰韶聚落的集聚性较裴李岗时期更加明显,各个集聚中心区内聚落之间的平均距离明显减小。因此,仰韶聚落的空间分布形态较裴李岗聚落更为集中,分布形态也更具集聚性。
（3）龙山时期
区域龙山聚落数量较仰韶聚落有所增加,分布范围也更为广泛,3个集聚中心与仰韶聚落略有不同,分别为西北部的洛阳-偃师地区、东北部的郑州—荥阳地区和南部的新郑—新密—许昌—汝州地区。其中西北部地区分布龙山聚落291座,东北部地区分布龙山聚落266座,南部地区分布龙山聚落103座。龙山时期集聚中心区域内聚落之间的平均距离普遍较大,甚至超过裴李岗聚落。因此,龙山聚落的集聚程度小于裴李岗和仰韶聚落。聚落分布的整体形态显示,自仰韶时期起史前聚落分布重心由南向北的迁移态势仍在持续。南部地区仅分布103座龙山聚落,且聚落规模普遍较小[20]。同时,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聚落分布重心地位进一步加强,伊洛河流域和溹须河流域聚落数量和密度稳步提高。说明上述两个地区逐渐成为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分布的重点区域。
（4）夏商时期
与裴李岗聚落类似,区域夏商聚落也包括两个集聚中心,在空间上也显示出明显的东西分异特征。其中西部地区分布夏商聚落313座,东部地区分布夏商时期221座。从集聚程度来看,夏商时期聚落分布更加密集,聚落之间的平均距离远小于裴李岗、仰韶、龙山3个时期。同时,聚落分布的重心已完全转移至嵩山北部地区,聚落集中分布于洛阳盆地与郑州—荥阳的平原地区。尽管南部地区仍分布有一些夏商聚落,但聚落数量和分布密度均有了很大程度的减少。因此,可以认为至夏商时期,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集中分布于北部地区,并在空间形态上显示出更加鲜明的东西分异态势。
4 史前聚落空间分布演化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分析
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空间分布集聚性分析显示,区域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种类型史前聚落在空间上均具有集聚性分布特征。裴李岗聚落包括两个集聚中心,总体上体现出东西分异的空间特征。但在东西分异的总体特征之下,裴李岗聚落又集中分布于偃师—巩义、汝州、新密—新郑和长葛—许昌—鄢陵4个较小的区域。而且无论是聚落数量还是分布密度嵩山南部的汝州、新密—新郑和长葛—许昌—鄢陵地区均远远大于嵩山北部的偃师—巩义地区。可以认为裴李岗聚落的分布重心主要位于嵩山南部地区。区域裴李岗聚落空间分布的总体特征可以总结为以南部区域为重心的较小区域集中分布。仰韶聚落具有3个集聚中心,大体上包括西北部的洛阳—偃师—巩义地区,东北部的郑州—荥阳地区,南部的汝州地区等3个区域。从聚落数量和分布密度上看,以洛阳—偃师—巩义和郑州—荥阳为代表的嵩山北部地区明显增加,南部的新郑—新密—许昌和汝州地区则相对有所减少。从聚落之间的相互距离来看,新郑—新密—许昌一带的聚落似乎与郑州—荥阳地区联系更为紧密。从而显示出区域聚落分布重心由南向北逐渐迁移的趋势。龙山聚落空间分布同样具有3个集聚中心,分别为西北部的洛阳—偃师地区、东北部的郑州—荥阳地区和南部的新郑—新密—许昌—汝州地区。其中,北部地区的洛阳—偃师和郑州—荥阳一带的聚落数量和分布密度已远远大于南部地区,显示出自仰韶时期开始的聚落分布重心由南向北迁移的趋势仍在持续。夏商聚落具有2个集聚中心,分别位于洛阳—偃师—巩义和郑州—荥阳一带。可以看出,裴李岗时期嵩山南部作为聚落分布的中心地位已经完全丧失,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分布已经形成了以洛阳—偃师—巩义和郑州—荥阳地区为代表的东西对峙局面。史前聚落选址既要考虑自然条件的优劣,又要顾及相互交流之便[21]。因此,史前聚落空间分布总体形态及演化特征的形成是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两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不同时期各类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尽然相同,不同时期聚落的选址理念也有所不同。裴李岗时期,聚落选址对自然条件进行了更多考虑。尽管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已经产生,但在经济活动中的比例并不高,采集狩（渔）猎仍是人类生产性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22]。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的近山地区和近水地区成为聚落选址的主要区域[23]。同时,尽管全新世早期气候已有向暖湿转化的趋势,但总体上仍以干凉为主[24-28]。这种气候条件使得嵩山南部平原地区一些较高的地貌单元也具备营建聚落的基本条件。而且这些地区可利用水生资源丰沛,食物资源获取的便易程度相对高于靠近山地的丘陵地区。因此,裴李岗聚落显示出以分布于嵩山南部地区为主的总体特征。仰韶、龙山时期,自然条件仍在聚落选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人口急剧增长,气候也更具温暖湿润特征[29-30]。南部平原地区在人口增长和暖湿气候条件的影响下,已经难以承载众多聚落的集中分布。北部广泛分布的低山丘陵尽管地势较高,但顶面平坦。不仅有利于规避洪水等自然灾害的侵扰,而且上覆黄土,使得这些低山丘陵地区具备营建聚落和从事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31]。因此,区域聚落空间分布呈现出由南向北迁移的趋势。夏商时期,聚落选址对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进行了更多考虑。这一时期社会组织形态已经发展至相当高的水平,聚落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更加密切[32]。同时,嵩山西北部和东北部相继出现具有都邑性质的特大聚落[33],二里头遗址[34]和郑州商城遗址[35]。聚落分布也有向都邑性聚落集中的态势。大量夏商聚落密集分布于洛阳—偃师—巩义地区和郑州—荥阳地区,聚落分布的重心也完全转移至嵩山北部地区。
5 结论与讨论
（1）环嵩山地区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个时期史前聚落均具有集聚型分布特征,其中裴李岗和夏商时期聚落分别具有2个集聚中心,仰韶和龙山时期聚落分别具有3个集聚中心。（2）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空间分布重心具有由南向北迁移的特征。裴李岗时期聚落以分布于南部地区为主。仰韶时期起聚落开始逐渐向北部迁移。这种聚落由南向北迁移的态势在龙山时期仍在持续。至夏商时期,史前聚落的分布重心已经完全迁移至北部地区,聚落也大规模的分布于洛阳—偃师—巩义和郑州—荥阳两个区域。
（3）区域史前聚落空间分布总体形态及演化特征的形成与自然环境条件与人类文化演进关系密切。裴李岗时期,聚落选址对自然条件进行了更多考虑,先民通常在野生资源获取便利的位置营建聚落。仰韶、龙山时期,自然条件仍在聚落选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口的增加和全新世中期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对于南部平原地区影响较大,近山地区地势较高、顶面平坦的地貌单元成为仰韶、龙山时期聚落营建与开展农业生产理想的区域。夏商时期,聚落选址对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进行了更多考虑,聚落具有围绕都邑性中心聚落集中分布的特征。
（4）空间分析结合计量计算的方法对于史前聚落分布空间形态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使得相关研究更加科学化、信息化、定量化和可视化,同时有利于形成较为适用和实用的技术方法论模式,对于相关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通过本文的阐述与分析,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的空间分布形态、演化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的总体框架逐渐清晰,这对于区域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社会形态的演进以及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作用与意义。但同时仍需认识到,本次仍是在宏观时空尺度下的整体性研究。研究结果必须同时空分辨率更高的细致研究相结合,才能对区域史前聚落时空分布及演化特征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本书有7章，包括绪论, 空间模式的表达, 空间模式的转换, 空间模式的测度, 集聚型点模式结构分析, 空间模式的应用研究。 本书有7章，包括绪论, 空间模式的表达, 空间模式的转换, 空间模式的测度, 集聚型点模式结构分析, 空间模式的应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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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A kind of case marking—termed variously active, active-neutral, active-inactive, active-static, stative-active, agentive, agent-patient, split S, and split intransitive—is shown to be less arbitrary than is sometimes assumed. Its semantic bases can be missed if sought only in immediate one-to-one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meaning and form. Case systems of this kind are often the products of successive diachronic developments, each individually motivated. Several factors can obscure the motivations, including not only crosslinguistic differences in detail, but also shifts of defining features over time, grammatic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 To explain why these case systems have the shapes they do, we must appreciate both the diversity of features that can underlie them and the dynamic processes that mold them. |
| [5] | 新石器时代汉水流域的聚落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平原及其周缘的丘陵岗地，以及上游与其支流河谷，其所在地貌以自然岗地和河谷阶地台地为主。流域文化类型的演进以及不同文化类型下聚落的分布，与气候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聚落中心的住宅较早出现地面建筑，逐步由单室住宅向双室、多室住宅缓慢进化并出现排房。聚落形态以散居为主，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形成聚落群，出现中心聚落和城壕聚落。 . 新石器时代汉水流域的聚落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平原及其周缘的丘陵岗地，以及上游与其支流河谷，其所在地貌以自然岗地和河谷阶地台地为主。流域文化类型的演进以及不同文化类型下聚落的分布，与气候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聚落中心的住宅较早出现地面建筑，逐步由单室住宅向双室、多室住宅缓慢进化并出现排房。聚落形态以散居为主，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形成聚落群，出现中心聚落和城壕聚落。 |
| [6] | <p>将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引入巢湖西湖岸新石器-商周遗址考古工作,通过点密度分析、空间距离分析、三维分析、缓冲区分析等方法研究遗址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自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研究区内遗址时空分布呈现:随时间推移由湖岸边逐渐向西北部扩展,后迁移至南部,再均匀扩散的遗址迁移轨迹;先民多选择靠近水源、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的自然岗地、河谷阶地、山麓面居住,导致古遗址空间上大致呈线状、团聚状、分散状等分布特征,具有明显的河谷谷地指向性、阶地岗地指向性、土壤指向性等规律。提出遗址分布在早期可能主要受到气候水文、地貌、植被土壤等自然因素影响,后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生活方式等人文因素影响加重。本研究为GIS支持下区域考古研究提供了合适的研究实例,同时GIS方法得到一些推论假设仍需要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等进一步佐证。</p> . <p>将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引入巢湖西湖岸新石器-商周遗址考古工作,通过点密度分析、空间距离分析、三维分析、缓冲区分析等方法研究遗址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自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研究区内遗址时空分布呈现:随时间推移由湖岸边逐渐向西北部扩展,后迁移至南部,再均匀扩散的遗址迁移轨迹;先民多选择靠近水源、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的自然岗地、河谷阶地、山麓面居住,导致古遗址空间上大致呈线状、团聚状、分散状等分布特征,具有明显的河谷谷地指向性、阶地岗地指向性、土壤指向性等规律。提出遗址分布在早期可能主要受到气候水文、地貌、植被土壤等自然因素影响,后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生活方式等人文因素影响加重。本研究为GIS支持下区域考古研究提供了合适的研究实例,同时GIS方法得到一些推论假设仍需要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等进一步佐证。</p> |
| [7] | 文化遗址是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 部分,文化的发生、演进、发展、传承甚至毁灭都是在古遗址上发生的。文化遗址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其中遗址空间分布研究是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采用GIS空 间分析方法,对鲁东南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从遗址分布的自然地形方面进行分析,发现在不同时期内遗址的高程、坡向有一定的分 布特征,古遗址在某些地区分布具有一定的聚集性。 . 文化遗址是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 部分,文化的发生、演进、发展、传承甚至毁灭都是在古遗址上发生的。文化遗址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其中遗址空间分布研究是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采用GIS空 间分析方法,对鲁东南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从遗址分布的自然地形方面进行分析,发现在不同时期内遗址的高程、坡向有一定的分 布特征,古遗址在某些地区分布具有一定的聚集性。 |
| [8] | 聚落空间分布是聚落考古和环境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利用空间模型分析区域聚落分布，可以揭示区域内聚落空间分布形式和聚落之间的空间关系，为重新认识和理解聚落文化提供参考。利用GIS技术的空间模型分析功能对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认为河南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在空间上具有集聚型分布特征，并且具有双中心集聚结构，即具有两个空间分布中心聚落，分别为登封市唐庄乡的向阳遗址与舞阳县马村乡的阿岗寺遗址。最后从区域聚落规模对比角度对该两处遗址成为空间中心聚落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从模型分析和区域聚落规模对比分析结果，可以认为向阳遗址与阿岗寺遗址是河南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分布中心。 . 聚落空间分布是聚落考古和环境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利用空间模型分析区域聚落分布，可以揭示区域内聚落空间分布形式和聚落之间的空间关系，为重新认识和理解聚落文化提供参考。利用GIS技术的空间模型分析功能对河南裴李岗文化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认为河南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在空间上具有集聚型分布特征，并且具有双中心集聚结构，即具有两个空间分布中心聚落，分别为登封市唐庄乡的向阳遗址与舞阳县马村乡的阿岗寺遗址。最后从区域聚落规模对比角度对该两处遗址成为空间中心聚落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从模型分析和区域聚落规模对比分析结果，可以认为向阳遗址与阿岗寺遗址是河南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分布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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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 史前聚落地理伴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和对史前时期自然和社会研究兴趣的增长而兴起。本文根据国内已有的文献,在概括史前聚落地理研究主要内容与特征的基础上,对史前聚落地理不同领域的研究现状及有关问题进行了评述,主要集中于史前聚落分布研究、聚落选址研究、聚落演化研究、区域环境与史前聚落关系研究、史前聚落与文化因素关系研究、史前聚落相互关系研究与技术方法等方面。史前聚落地理研究对环境考古学、地理学、聚落考古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该项研究仍存在学科联系不紧密、单因素解释模式较为片面、学科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作为一项多学科交叉研究,史前聚落地理必须通过地理学、考古学、第四纪环境学等诸多相关学科的共同参与,并坚持以人地关系研究为主线,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 史前聚落地理伴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和对史前时期自然和社会研究兴趣的增长而兴起。本文根据国内已有的文献,在概括史前聚落地理研究主要内容与特征的基础上,对史前聚落地理不同领域的研究现状及有关问题进行了评述,主要集中于史前聚落分布研究、聚落选址研究、聚落演化研究、区域环境与史前聚落关系研究、史前聚落与文化因素关系研究、史前聚落相互关系研究与技术方法等方面。史前聚落地理研究对环境考古学、地理学、聚落考古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该项研究仍存在学科联系不紧密、单因素解释模式较为片面、学科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作为一项多学科交叉研究,史前聚落地理必须通过地理学、考古学、第四纪环境学等诸多相关学科的共同参与,并坚持以人地关系研究为主线,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
| [12] | 数字环境考古是为了响应信息时代对环境考古的新要求而提出的新概念，是指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古环境与古文化研究。史前聚落具有文化与环境双重属性，成为包括数字环境考古在内的环境考古重要的研究对象。通过对国内外数字环境考古中的史前聚落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结合多年的研究工作，对数字环境考古中的史前聚落研究内容进行总结，提出了具体的数字环境考古中的史前聚落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数字环境考古中的史前聚落研究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必将在聚落考古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数字环境考古是为了响应信息时代对环境考古的新要求而提出的新概念，是指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古环境与古文化研究。史前聚落具有文化与环境双重属性，成为包括数字环境考古在内的环境考古重要的研究对象。通过对国内外数字环境考古中的史前聚落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结合多年的研究工作，对数字环境考古中的史前聚落研究内容进行总结，提出了具体的数字环境考古中的史前聚落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数字环境考古中的史前聚落研究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必将在聚落考古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 [13] | 由于同区域密集分布的史前聚落与早期城址密切相关，河南溹须河流域地貌演化研究近年来备受关注。但早期研究侧重于宏观时空尺度下的地貌特征描述，地貌类型划分与演化特征分析不够细致，使得后续研究进展困难。根据野外调查并结合相关文献，对溹须河流域更新世地貌特征与演化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对各类地貌的面积与比例进行量算，并对地貌演变的作用机制进行评述。结果显示，新构造运动控制着区域宏观地势的形成，其对区域东部沉陷和西部抬升具有决定作用。第四纪频繁的气候波动强烈影响着区域水流的强度与频率，并以堆积、侵蚀等不同形式对以河流地貌为主的溹须河流域现代地貌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修塑作用。在构造、气候等作用下，溹须河流域现代地貌逐渐形成。尽管溹须河流域的地貌框架形成于燕山运动时期，但在构造、气候等内营力、外营力的共同作用下，区域当前的地貌特质逐渐构成，而且依然处于持续的演变当中。 . 由于同区域密集分布的史前聚落与早期城址密切相关，河南溹须河流域地貌演化研究近年来备受关注。但早期研究侧重于宏观时空尺度下的地貌特征描述，地貌类型划分与演化特征分析不够细致，使得后续研究进展困难。根据野外调查并结合相关文献，对溹须河流域更新世地貌特征与演化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对各类地貌的面积与比例进行量算，并对地貌演变的作用机制进行评述。结果显示，新构造运动控制着区域宏观地势的形成，其对区域东部沉陷和西部抬升具有决定作用。第四纪频繁的气候波动强烈影响着区域水流的强度与频率，并以堆积、侵蚀等不同形式对以河流地貌为主的溹须河流域现代地貌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修塑作用。在构造、气候等作用下，溹须河流域现代地貌逐渐形成。尽管溹须河流域的地貌框架形成于燕山运动时期，但在构造、气候等内营力、外营力的共同作用下，区域当前的地貌特质逐渐构成，而且依然处于持续的演变当中。 |
| [14] | 根据野外调查,结合相关文献,利用GIS制图与空间分析功能对伊洛河流域更新世地貌特征与演化进行了分析,在原有地貌类型基础上划分若干地貌单元,对各类地貌单元的海拔高度、坡度、面积及比例进行量算,并对地貌演变的气候与构造驱动进行评述,为区域早期人地关系研究奠定基础。结果显示,晚第三纪以来发生的新构造运动,在区域主要表现为间歇性的抬升,其对区域宏观地貌特征的形成起到决定作用。新近纪以来的气候冷、暖、干、湿的交替波动,在地貌发育过程中起到较小尺度下的修塑作用,主要表现为堆积、侵蚀等不同特征。伊洛河流域现代地貌特征的形成是构造、气候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燕山运动奠定了伊洛河流域的地貌轮廓,但在内外力共同作用下,区域地貌不断演变,现代地貌特征逐步形成且仍在不断演化之中。 . 根据野外调查,结合相关文献,利用GIS制图与空间分析功能对伊洛河流域更新世地貌特征与演化进行了分析,在原有地貌类型基础上划分若干地貌单元,对各类地貌单元的海拔高度、坡度、面积及比例进行量算,并对地貌演变的气候与构造驱动进行评述,为区域早期人地关系研究奠定基础。结果显示,晚第三纪以来发生的新构造运动,在区域主要表现为间歇性的抬升,其对区域宏观地貌特征的形成起到决定作用。新近纪以来的气候冷、暖、干、湿的交替波动,在地貌发育过程中起到较小尺度下的修塑作用,主要表现为堆积、侵蚀等不同特征。伊洛河流域现代地貌特征的形成是构造、气候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燕山运动奠定了伊洛河流域的地貌轮廓,但在内外力共同作用下,区域地貌不断演变,现代地貌特征逐步形成且仍在不断演化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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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 Ancient culture of Central Plains was formed based on many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mountain, water, soil,living things,climate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Mountain Song For mountain Song played the start a machine or incubator role during the course of formation of ancient culture of Central Plains, we can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Mountain Song culture circle Mountain Song culture was the core of ancient cultures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also the fruit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Mountain Song area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Mountain Song culture circle played the core role during the course of 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of diversity within a unity Because Mountain Song culture circle lies in the environmental transitional zone,its formation shows edge effect , Ancient culture of Central Plains was formed based on many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mountain, water, soil,living things,climate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Mountain Song For mountain Song played the start a machine or incubator role during the course of formation of ancient culture of Central Plains, we can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Mountain Song culture circle Mountain Song culture was the core of ancient cultures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also the fruit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Mountain Song area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Mountain Song culture circle played the core role during the course of 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of diversity within a unity Because Mountain Song culture circle lies in the environmental transitional zone,its formation shows edge effect |
| [18] | <p>史前聚落与聚落之间按照一定的社会组织原则, 在空间上近距离相聚而形成的各种聚落群聚形态, 不仅是当时人类一种普遍生活方式的反映, 而且还为窥探和研究史前社会的历史演变提供了一个视窗与平台。以中原核心地区洛阳地区(以洛阳盆地为主)为例, 作为史前聚落群聚形态和社会演变的代表与典范展开研究。以仰韶文化时期与龙山文化时期的洛阳盆地为研究重点, 基于GIS技术对该地区已发现的史前聚落遗址的数量、规模、空间分布、空间相互关系、以及与地形、地貌的空间关联等进行可视化的表达分析, 并充分挖掘空间及属性信息, 揭示“聚落群”与“聚落群团”的组织形态特点, 辅助分析该地区聚落形态和社会演变规律, 为史前文明进程的研究提供空间分析支撑。</p> . <p>史前聚落与聚落之间按照一定的社会组织原则, 在空间上近距离相聚而形成的各种聚落群聚形态, 不仅是当时人类一种普遍生活方式的反映, 而且还为窥探和研究史前社会的历史演变提供了一个视窗与平台。以中原核心地区洛阳地区(以洛阳盆地为主)为例, 作为史前聚落群聚形态和社会演变的代表与典范展开研究。以仰韶文化时期与龙山文化时期的洛阳盆地为研究重点, 基于GIS技术对该地区已发现的史前聚落遗址的数量、规模、空间分布、空间相互关系、以及与地形、地貌的空间关联等进行可视化的表达分析, 并充分挖掘空间及属性信息, 揭示“聚落群”与“聚落群团”的组织形态特点, 辅助分析该地区聚落形态和社会演变规律, 为史前文明进程的研究提供空间分析支撑。</p> |
| [19] | 为了探究郑州—洛阳地区史前人类聚落遗址空间分布规律,在GIS 支持下,主要使用高程分析、坡度坡向分析和缓冲区分析等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别获取4个史前文化时期聚落遗址分布与高程、坡度、坡向、离水距离4种环境因子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构造适宜性指数评价系统,建立聚落遗址指数模型,将模型结果与遗址具体分布情况进行比较,阐述遗址分布的特征和原因,并据此解读史前人地关系演变。研究结果表明:① 史前人类遗址选址对上述4 因子具有强烈的选择倾向:地势较低的地区更有利于人类生活、交通和农作物种植;坡度较小的平原地带受地表径流势能作用相对较小,有利于建造房屋和抵御自然灾害;阳坡(朝南)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挡风寒,也适宜植被和作物生长,有利于人类获得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而河流湖泊则可为人类提供充足的水源。② 在4个史前文化时期中,裴李岗时期的人类生存能力较弱,对环境依赖性较强,为谋求生存,必须尽可能占据环境最优区域;在仰韶前期和仰韶后期,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步提高,不仅能够选择条件较优的居住点,还开始扩展新的生存领域;龙山时期人类按自由意志活动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体现在遗址数量大幅增长,并开始出现社会分化现象,部分人群凭借某种特权得以优先占据条件最好的区域。 . 为了探究郑州—洛阳地区史前人类聚落遗址空间分布规律,在GIS 支持下,主要使用高程分析、坡度坡向分析和缓冲区分析等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别获取4个史前文化时期聚落遗址分布与高程、坡度、坡向、离水距离4种环境因子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构造适宜性指数评价系统,建立聚落遗址指数模型,将模型结果与遗址具体分布情况进行比较,阐述遗址分布的特征和原因,并据此解读史前人地关系演变。研究结果表明:① 史前人类遗址选址对上述4 因子具有强烈的选择倾向:地势较低的地区更有利于人类生活、交通和农作物种植;坡度较小的平原地带受地表径流势能作用相对较小,有利于建造房屋和抵御自然灾害;阳坡(朝南)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挡风寒,也适宜植被和作物生长,有利于人类获得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而河流湖泊则可为人类提供充足的水源。② 在4个史前文化时期中,裴李岗时期的人类生存能力较弱,对环境依赖性较强,为谋求生存,必须尽可能占据环境最优区域;在仰韶前期和仰韶后期,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步提高,不仅能够选择条件较优的居住点,还开始扩展新的生存领域;龙山时期人类按自由意志活动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体现在遗址数量大幅增长,并开始出现社会分化现象,部分人群凭借某种特权得以优先占据条件最好的区域。 |
| [20] | 选取遗址面积、文化层厚度、重要遗物、重要遗迹4 个变量, 利用SOFM网络对环嵩山地区9000 aB.P.-3000 aB.P.聚落按照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 个阶段分别进行聚类分析, 以此对区域不同时期早期聚落的规模等级进行划分, 其中裴李岗时期聚落划分为2 个级别, 仰韶、龙山时期聚落均划分为3 个级别, 夏商时期聚落划分为4 个级别。结果表明, 裴李岗时期区域聚落等级规模之间的差异不明显, 大致在距今5000 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中晚期, 区域聚落规模等级出现分异, 这种分异在龙山时期得以延续, 并于夏商时期最终形成。此外, 规模等级划分结果还对于特定时期文化面貌的区域差异有所反映, 具体表现在裴李岗时期3 个区域所属的不同文化系统与夏、商文化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环嵩山地区9000 aB.P.-3000 aB.P.聚落规模等级研究发现, SOFM网络具有的邻近单元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特征可以降低遗址面积不准确性对于分类结果的影响, 非常适合于早期聚落规模等级的划分。 . 选取遗址面积、文化层厚度、重要遗物、重要遗迹4 个变量, 利用SOFM网络对环嵩山地区9000 aB.P.-3000 aB.P.聚落按照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 个阶段分别进行聚类分析, 以此对区域不同时期早期聚落的规模等级进行划分, 其中裴李岗时期聚落划分为2 个级别, 仰韶、龙山时期聚落均划分为3 个级别, 夏商时期聚落划分为4 个级别。结果表明, 裴李岗时期区域聚落等级规模之间的差异不明显, 大致在距今5000 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中晚期, 区域聚落规模等级出现分异, 这种分异在龙山时期得以延续, 并于夏商时期最终形成。此外, 规模等级划分结果还对于特定时期文化面貌的区域差异有所反映, 具体表现在裴李岗时期3 个区域所属的不同文化系统与夏、商文化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环嵩山地区9000 aB.P.-3000 aB.P.聚落规模等级研究发现, SOFM网络具有的邻近单元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特征可以降低遗址面积不准确性对于分类结果的影响, 非常适合于早期聚落规模等级的划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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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In the past 10 years, flotation techniques have been introduced and implemented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s a result, a tremendous quantity of plant remains have been recovered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located all over China. These plant remains include crops that might have been domesticated in China—such as rice, foxtail millet, broomcorn millet, and soybean—as well as crops that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from other parts of world—such as wheat and barley. The new archaeobotanic data provide direc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a synthesis of these new archaeobotanic data while presenting some new ideas about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including the rice agriculture tradition that originated around the middle and lower Yangtze River areas; the dry-land agriculture tradition, with millets as major crops, centered in North China; and the ancient tropical agriculture tradition located in the tropical parts of China, where the major crops seem to be roots and tubers, such as taro. |
| [23] | 不同生产方式、生产水平、社会结构与组织形态对区域环境的选择与适应使得环嵩山地区9000~3000aB.P.聚落演替模式在时间上具有差异性。表现在裴李岗时期向仰韶时期演替过程中,为放弃原来聚落的位置,转而迁移至别的区域兴建新的聚落的"迁移型"演替模式; 仰韶时期向龙山时期演替过程中,为在保留原有聚落的基础上,向周边进行扩散,寻找新的区域兴建新的聚落的"扩散型"演替模式; 龙山时期向夏商时期演替过程中,为在原有聚落的基础上,面积不断扩大,规模不断扩张的"膨胀型"演替模式。这种聚落演替模式的差异性与区域环境,尤其是地形条件存在联系。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得仰韶先民放弃裴李岗时期的近山台地聚落,转而迁移至更适合农业生产的山前平原兴建新的聚落。社会的稳固发展与聚落数量的增长迫使龙山先民在仰韶聚落的基础上寻求环境条件较好的区域新建聚落,以缓解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社会形态与组织方式的变化使得夏商时期聚落在龙山时期聚落的基础上,面积不断膨胀,并最终导致聚落规模等级差异特征的形成。环嵩山地区早期聚落传承模式的差异性说明不同的社会形态与发展阶段是在一定的生产水平与特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基础上对不同环境选择与适应的结果。 . 不同生产方式、生产水平、社会结构与组织形态对区域环境的选择与适应使得环嵩山地区9000~3000aB.P.聚落演替模式在时间上具有差异性。表现在裴李岗时期向仰韶时期演替过程中,为放弃原来聚落的位置,转而迁移至别的区域兴建新的聚落的"迁移型"演替模式; 仰韶时期向龙山时期演替过程中,为在保留原有聚落的基础上,向周边进行扩散,寻找新的区域兴建新的聚落的"扩散型"演替模式; 龙山时期向夏商时期演替过程中,为在原有聚落的基础上,面积不断扩大,规模不断扩张的"膨胀型"演替模式。这种聚落演替模式的差异性与区域环境,尤其是地形条件存在联系。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得仰韶先民放弃裴李岗时期的近山台地聚落,转而迁移至更适合农业生产的山前平原兴建新的聚落。社会的稳固发展与聚落数量的增长迫使龙山先民在仰韶聚落的基础上寻求环境条件较好的区域新建聚落,以缓解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社会形态与组织方式的变化使得夏商时期聚落在龙山时期聚落的基础上,面积不断膨胀,并最终导致聚落规模等级差异特征的形成。环嵩山地区早期聚落传承模式的差异性说明不同的社会形态与发展阶段是在一定的生产水平与特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基础上对不同环境选择与适应的结果。 |
| [24] | <p>气候环境变化作为影响或制约古文化发展、演化的重要因素,虽然经常受到质疑,但依然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工作者,包括一些古气候****所接受。关中地区是我国古代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为探讨气候环境变化与古文化演化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提供了条件。本文对已有很好研究基础的渭南全新世黄土剖面的孢粉、植硅体、蜗牛化石及磁化率和粒度记录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得出该区全新世以来有3次突出的气候温暖湿润期（9000～7300aB.P.,6800～5500aB.P.和4500～4300aB.P.）和3次明显而短暂的寒冷干旱期（7300～6800aB.P.,5500～5000aB.P.和约4000aB.P.）。温暖湿润气候期与关中地区的老官台（8000～7000aB.P.）、仰韶（7000～5000aB.P.）、龙山（5000～4000aB.P.）等文化繁盛期几乎是同步的,而发生在7300～6800aB.P.,5500～5000aB.P.及4000aB.P.前后的寒冷干旱气候环境,不是简单的气候冷暖变化,而是影响了生物、水、大气等表生地球系统的气候变化事件,改变了该区的植被类型和生物群落的变迁,这3次气候变化事件时间上大致对应了老官台-仰韶-龙山-夏商文化交替的时间。然而,根据目前的气候记录及时间分辨率还难以判断更次一级的气候环境变化与各文化期不同文化类型变化之间的关系。对关中地区泉护遗址植硅体的分析显示,4500aB.P.以来水稻含量的增加与气候变干的趋势并不一致,推测可能与古人利用渭河水资源种植水稻有关。研究认为关中地区气候环境变化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规律可寻,但是由于目前对古气候-古环境变化的幅度、详细的考古文化性质的认识不足,以及时间分辨率和年代学的限制,还无法确切说明什么程度的气候环境变化对哪些文化类型通过什么机制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p> . <p>气候环境变化作为影响或制约古文化发展、演化的重要因素,虽然经常受到质疑,但依然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工作者,包括一些古气候****所接受。关中地区是我国古代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为探讨气候环境变化与古文化演化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提供了条件。本文对已有很好研究基础的渭南全新世黄土剖面的孢粉、植硅体、蜗牛化石及磁化率和粒度记录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得出该区全新世以来有3次突出的气候温暖湿润期（9000～7300aB.P.,6800～5500aB.P.和4500～4300aB.P.）和3次明显而短暂的寒冷干旱期（7300～6800aB.P.,5500～5000aB.P.和约4000aB.P.）。温暖湿润气候期与关中地区的老官台（8000～7000aB.P.）、仰韶（7000～5000aB.P.）、龙山（5000～4000aB.P.）等文化繁盛期几乎是同步的,而发生在7300～6800aB.P.,5500～5000aB.P.及4000aB.P.前后的寒冷干旱气候环境,不是简单的气候冷暖变化,而是影响了生物、水、大气等表生地球系统的气候变化事件,改变了该区的植被类型和生物群落的变迁,这3次气候变化事件时间上大致对应了老官台-仰韶-龙山-夏商文化交替的时间。然而,根据目前的气候记录及时间分辨率还难以判断更次一级的气候环境变化与各文化期不同文化类型变化之间的关系。对关中地区泉护遗址植硅体的分析显示,4500aB.P.以来水稻含量的增加与气候变干的趋势并不一致,推测可能与古人利用渭河水资源种植水稻有关。研究认为关中地区气候环境变化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规律可寻,但是由于目前对古气候-古环境变化的幅度、详细的考古文化性质的认识不足,以及时间分辨率和年代学的限制,还无法确切说明什么程度的气候环境变化对哪些文化类型通过什么机制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p> |
| [25] | 对河南洛阳寺河南剖面进行的高分辨率的孢粉分析表明，该地区中全新世以来的孢粉组合以草本植物占绝对优势。其中以蒿属（<i>Artemisia</i>）最为丰富，其次为禾本科（Gramineae）和藜科（Chinopodiaceae）。乔木花粉含量较少，以松属（<i>Pinus</i>）为主。根据孢粉组合的变化，将剖面划分为5个孢粉组合带。早期（7.235～7.380 aBP）气候较为寒冷干燥，缺少乔木花粉。随着全新世大暖期的到来，在Ⅱ孢粉带上乔木花粉大量出现，种类丰富。尤其5.625～6.120 aBP期间出现了很多喜暖树种，是中全新世以来气候最好的时期。在4.580～5.625 aBP期间，乔木花粉急剧减少，表明气候发生恶化。随着气候的逐渐好转，乔木花粉在Ⅳ孢粉带（3.090～4.580 aBP）上重新出现，但喜暖树种较少。3.090 aBP以后出现较多的禾本科花粉，可能和该地区人类活动的增强相关。 . 对河南洛阳寺河南剖面进行的高分辨率的孢粉分析表明，该地区中全新世以来的孢粉组合以草本植物占绝对优势。其中以蒿属（<i>Artemisia</i>）最为丰富，其次为禾本科（Gramineae）和藜科（Chinopodiaceae）。乔木花粉含量较少，以松属（<i>Pinus</i>）为主。根据孢粉组合的变化，将剖面划分为5个孢粉组合带。早期（7.235～7.380 aBP）气候较为寒冷干燥，缺少乔木花粉。随着全新世大暖期的到来，在Ⅱ孢粉带上乔木花粉大量出现，种类丰富。尤其5.625～6.120 aBP期间出现了很多喜暖树种，是中全新世以来气候最好的时期。在4.580～5.625 aBP期间，乔木花粉急剧减少，表明气候发生恶化。随着气候的逐渐好转，乔木花粉在Ⅳ孢粉带（3.090～4.580 aBP）上重新出现，但喜暖树种较少。3.090 aBP以后出现较多的禾本科花粉，可能和该地区人类活动的增强相关。 |
| [26] | . |
| [27] | 本文通过对郑州市大河村遗址沉积进行系统的孢粉分析,结果表明,遗址沉积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为距今5740一4410年,气候暖和润湿,气温较今稍高,其时植被面貌属森林草原类型或森林类型。遗址沉积物的地质时代属第四纪的全新世。 . 本文通过对郑州市大河村遗址沉积进行系统的孢粉分析,结果表明,遗址沉积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为距今5740一4410年,气候暖和润湿,气温较今稍高,其时植被面貌属森林草原类型或森林类型。遗址沉积物的地质时代属第四纪的全新世。 |
| [28] | 对全新世以来河南省环境演变研 究进行了综述,勾勒了河南省近一万年来环境演变历史的总体轮廓。鉴于本地区相关研究的现状,未来应着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应加强对全新世气候演变机 制的研究,尤其是气候突变事件的控制机制的研究;在研究手段上,应加强代用指标记录气候变化的机理研究和高分辨率、多指标的综合对比研究,以期定量/半定 量的重建古气候演变序列;加强区域环境演变的对比研究,揭示气候变化的区域差异性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增强对区域环境演变控制机制的认识;加强气候环境 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研究,为了解文明起源时期的人地关系、人类认识和适应当前气候和环境变化提供基础数据。 . 对全新世以来河南省环境演变研 究进行了综述,勾勒了河南省近一万年来环境演变历史的总体轮廓。鉴于本地区相关研究的现状,未来应着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应加强对全新世气候演变机 制的研究,尤其是气候突变事件的控制机制的研究;在研究手段上,应加强代用指标记录气候变化的机理研究和高分辨率、多指标的综合对比研究,以期定量/半定 量的重建古气候演变序列;加强区域环境演变的对比研究,揭示气候变化的区域差异性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增强对区域环境演变控制机制的认识;加强气候环境 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研究,为了解文明起源时期的人地关系、人类认识和适应当前气候和环境变化提供基础数据。 |
| [29] | 根据伊洛河二级阶地皂角村剖面沉积物质的理化分析数据，推断洛阳盆地全新世气候环境特点是：早期冷湿、中期温暖湿润、晚期温暖半湿润．自12万aB．P．以来存在9个温湿和9个干旱亚阶段． . 根据伊洛河二级阶地皂角村剖面沉积物质的理化分析数据，推断洛阳盆地全新世气候环境特点是：早期冷湿、中期温暖湿润、晚期温暖半湿润．自12万aB．P．以来存在9个温湿和9个干旱亚阶段． |
| [30] | The East Asian winter monsoon (EAWM) not on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within the Asian climate system, but also carries cold air from the high northern latitudes across the Equator to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acting as a link between the polar and tropical climate systems. However, past changes of the EAWM have not been clearly established so far due to the lack of suitable proxy records. Here, we at first establish an index of the EAWM by comparing the results of a sediment trap experiment and 100-year sedimentary record from Huguang Maar Lake (HML) with modern records of the EAWM, Siberian High (SH) and Arctic Oscillation (AO). Secondly, we present a continuous record of the strength of the EAWM for the past 14,500 years based on sedimentary diatom assemblages in HML. The record is derived from fluctuations in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two planktonic diatom species. The link with the EAWM intensity is through high wind speeds inducing turbulent mixing, which stimulates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meroplanktonic species Aulacoseira granulata. The diatom record of the past 14,500 years shows that the EAWM shifted from strong to weak from the early to late Holocene. This linked to both changes in winter temperature at high-latitudes and in El Nino conditions in the tropics. Our record shows that the EAWM and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EASM) as recorded in stalagmites, were in-phase instead of anti-correlated on orbital time scales during the Holocene. On a millennial time scales, the EAWM was anti-phase with the EASM during the Last Glacial Holocene transition. However,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Holoce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WM and EASM shows spatial variations. In northern China, the records show significant anti-phase, but in southern China the anti-phase was not observed. During the late Holocene, we did not find any cl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WM and EASM. We also explored the link between the EAWM and the Australian summer monsoon (ASM). Anti-phase of the ASM with summer insolation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is an enigmatic exception that cannot be explained by the classic theory of insolation. During early Holocene the EAWM was in-phase with the Australian summer monsoon (ASM), which provides the first direct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intensity of the EAWM affected, at least in part, the strength of the ASM. (C) 2011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31] | 利用GIS叠置分析与统计分析，按照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四个时期对环嵩山地区9000-3000 aBP 聚落分布特征与区域构造及地貌的之间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早期聚落分布与区域构造存在密切的关系，构造活动深刻影响着区域地形的高低起伏与地势的陡峭和缓，而早期聚落选址对于平坦地形的偏好使得聚落分布时空特征形成过程中与区域构造密切相关。由于主要受正断层控制，环嵩山地区东部华北坳陷与嵩箕台隆地带呈整体抬升与下降特征，区域发育有大量断块山地丘陵、断陷盆地、平原等地势平坦的地貌单元，大量早期聚落分布于这一区域，甚至一些海拔较高、顶部平坦的山地、丘陵顶部也有早期聚落分布。而边缘地带的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等区域，由于多为褶皱控制的褶皱构造山地，区域平坦地形较少，早期聚落则分布较少。环嵩山地区9000-3000 aBP聚落分布与区域构造关系研究表明，早期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中，环境起到基础性作用，其为人类活动提供了不同自然条件的多种舞台。而人类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其通常依据自身的文化特征，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自然环境栖息、生活。 . 利用GIS叠置分析与统计分析，按照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四个时期对环嵩山地区9000-3000 aBP 聚落分布特征与区域构造及地貌的之间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早期聚落分布与区域构造存在密切的关系，构造活动深刻影响着区域地形的高低起伏与地势的陡峭和缓，而早期聚落选址对于平坦地形的偏好使得聚落分布时空特征形成过程中与区域构造密切相关。由于主要受正断层控制，环嵩山地区东部华北坳陷与嵩箕台隆地带呈整体抬升与下降特征，区域发育有大量断块山地丘陵、断陷盆地、平原等地势平坦的地貌单元，大量早期聚落分布于这一区域，甚至一些海拔较高、顶部平坦的山地、丘陵顶部也有早期聚落分布。而边缘地带的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等区域，由于多为褶皱控制的褶皱构造山地，区域平坦地形较少，早期聚落则分布较少。环嵩山地区9000-3000 aBP聚落分布与区域构造关系研究表明，早期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中，环境起到基础性作用，其为人类活动提供了不同自然条件的多种舞台。而人类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其通常依据自身的文化特征，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自然环境栖息、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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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p>Choosing site area, cultural layer thickness, significant relics and significant remains as the variables, we applied cluster analysis to the ancient settlements of four cultural periods,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Peiligang, Yangshao, Longshan and Xiashang, in 9000-3000 a BP, around Songshan Mountain. Through application of the SOFM (self-organizing feature map) networks, every type of ancient settlements was classified into different size-grades. By this means, the Peiligang settlem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ades, Yangshao and Longshan settlem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ades, respectively, and Xiashang settlement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ade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size-grade diversity of ancient settlements was not significant during the Peiligang period in this area. Around the middle-late Yangshao period (5000 a BP), the size-grade diversity of ancient settlements began to appear, a process that continued during the Longshan period and finally matured in the Xiashang period. Moreover, the results reflecte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a particular period, which were mainly represented in that there were three Peiligang cultural systems distributed in different areas. Such differences also existed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ve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Xia and Shang cultures. Based on the size-grade study of ancient settlements in the Circum-Songshan area, it was found that the SOFM networks method was very suitable for size-grade classification of ancient settlements, since, using this method, adjacent cells would compete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a benefit that reduced the effect on classification by the inaccuracy of site acreage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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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郑州商城 : 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 2001.10 : セット 上册 中册 下册 郑州商城 : 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 2001.10 : セット 上册 中册 下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