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国玺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of the 4.2-3.5 kaBP settlements and its succession models in the south of the Songshan Mountain
LIZhongxuan, WUGuoxi收稿日期:2016-02-25
修回日期:2016-04-28
网络出版日期:2016-11-25
版权声明:2016《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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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聚落的时空图式耦合了环境和文化演变的多重信息,气候波动期和文化转型期的聚落研究因而成为环境考古的热点。由于城邑聚落往往是史前社会文化的核心或枢纽,所以国内外****偏好于史前古城的环境和文化信息的挖掘。国外的史前聚落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成果多为古代聚落环境信息的搜集整理[1],后专注于人地关系的捕捉与阐释[2]。近20年来,聚落环境考古的多学科融合逐渐加深,地球化学、高精度测年和生物遗传学等理论深化了聚落的功能和演化研究[3-5];同时,3S技术的普及为古城环境考古开辟了新路[6],社会学、人类学的史前聚落研究因此获得了诸多成果[7-9],其特色是侧重于聚落单体的信息挖掘。
国内****对史前聚落的系统研究始于1980s,而且多关注大型城邑的探究。严文明较早细化了城邑考古的目标方向、强调了空间研究的必要性[10]。之后,陈淳[11]、孙广清[12]、张忠培[13]等基于考古学和社会学角度探讨了聚落、集聚区、城址的概念及其阶段性差异。2000年以来,第四纪环境学、地理学和地理信息技术为史前聚落考古确立了多要素的时空研究观,拓展了古城研究的视野[14-17];日趋多元的研究地域和研究方法标志着史前大型聚落（城邑）考古研究基本成熟[18-20],并且以区域性聚落系统研究为主要方向。
中国最早的古城聚落出现在距今约60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21],但具备防御、经济和祭祀职能的城邑却发端于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时代[22]。新石器中期的古城遗址在中国北方和南方均有发现且集中于4个地区：黄河上游的河套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游的两湖平原以及成都平原地区[23]。从发展历史看,长江流域、河套地区和黄河下游的史前古城在龙山晚期趋于衰落,唯有中原地区的史前古城不仅从龙山时期过渡至二里头时期,而且其规模和职能已经壮大成为国家层级的政治经济中心[24]。中原地区（河南大部,关中平原和晋南地区）目前已发现的16座史前古城有14座位于河南省境内[25],并集中分布在嵩山南麓的颖河上游及其支流双洎河上游一带。因此,嵩山南麓地区既是史前城邑聚落的主要肇源区,也是研究中原文明起源和早期邦国的核心区。
从龙山晚期到二里岗时期（约4.2~3.5 kaBP）颍河上游地区的文化形态处于类型整合和内涵过渡时期,其聚落的时空演化不仅反映了社会文化的脉动节奏,也容纳着丰富的古地理信息。从聚落的地理演化为切入点,解析文化转型期的人地关系对全面认识文明前夜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有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既有的聚落考古资料对嵩山南麓颖河上游和双洎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晚期的聚落和古城址进行地理要素的时空分析,以环境变迁、农业生产力水平及早期社会结构等因素为切入点对本区史前聚落的时空演变进行讨论,以探求古气候波动期史前聚落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在聚落演替中地域文化的角色和价值。
1 区域概况和研究方法
1.1 区域概况
研究区域包括颖河上游谷地和双洎河上游谷地,涵盖登封、新密、新郑和禹州四市,总面积约4531 km2（图1）。本区在构造上属于华北坳陷,主要地貌单元为嵩山、箕山、具茨山、山前黄土丘陵地带和颖河、双洎河上游谷地。嵩山和箕山属于断块山地,历经多次构造运动本区山地发育多级夷平面。区内第四系地层分布广泛且黄土地貌发育,受颖河、双洎河及其支流的侵蚀切割作用,地势落差大、地貌完整性差,多黄土冲沟和黄土台地。本区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季湿热、冬季冷干,年平均气温14 °C,其中1月均温0 °C,7 月均温28 °C,年降水量640 mm,无霜期217天。雨热同期的季风气候和星罗的平原台地是史前时期旱作农业发展的地理基础。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研究范围略图
-->Fig. 1Map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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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材料
嵩山南麓的颖河—双洎河谷地是中原龙山文化的核心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I期和II期在本区的子课题完成了一系列有深度的研究成果[26-31],同时中国文物地图集[32]、河南省DEM数字地形图[33]和已有新石器聚落研究成果[34]共同组成本研究的基础资料。1.3 研究方法
（1）地貌要素数据提取。利用研究区Aster-GDEM数据在GlobalMapper 14.0的空间分析工具中对聚落进行坡度、坡向、高程和河流缓冲区等地貌要素进行提取;数据的统计分析均在SAS 9.2软件上完成。（2）聚落规模的插值分析。根据本区聚落的考古报告和已有文献获取研究聚落的地理坐标和面积参数,用ArcGIS 10.0的GA模块先进行半变异/协方差检验,然后进行泛克里金插值（Universal Kriging）,从而获取聚落的规模分布。
（3）聚落等级规模半定量描述。本文用位序—规模法则（Rank-Size Law）对龙山晚期至二里岗时期的嵩山南麓的聚落体系进行定量描述,按流域将本区划为颍河上游和双洎河上游二区,根据聚落面积规模和面积位序取双对数,绘出规模—位序曲线并计算聚落体系的等级规模指数（Rank-Size Index, RSI）以考查聚落体系分布的均衡程度。
（4）聚落的空间域值变异分析。鉴于研究时段处于新石器晚期,旱作农业的发展基本摆脱了纯粹的资源依赖,所以本文引入泰森多边形分析（Thiessen Polygonal Analysis）方法对已发现聚落进行泰森多边形分割（由ArcGIS 10.0软件完成）,然后根据不同时期多边形的变异系数（CV）考查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选择的耦合关系。
2 嵩山南麓聚落的时空特征
2.1 聚落选址的变迁
嵩山南麓的颖河、双洎河上游河谷地区在晚更新世广泛接受黄土堆积,除河流两岸的冲积平原外,河流的二级阶地面和沟谷多为次生黄土覆盖。后经流水侵蚀,本区的黄土丘陵、黄土台地为冲沟所分割,因而区内的史前聚落大多分布在濒河且平坦的二、三级阶地面上。用GIS方法将聚落点与DEM地形图叠加分析可得到史前聚落的地貌参数（表1）。表1显示,龙山晚期颖河谷地聚落集中于两个高程范围：100~200 m和> 300 m,其中53.0%的聚落位于河谷低地,而双洎河上游的聚落在100~200 m范围比例则高达71.9%。到了夏商期（本文指3.9~3.4 ka BP的二里头时期和二里岗早期）,两地分布在河谷低地（100~200 m）的聚落比例分别下降了5.4%和16.5%,区内聚落分布开始向高地收缩。差别在于颖河谷地聚落向> 300 m的高地迁移（增加4.2%）,而双洎河上游聚落则向200~300 m的中高地貌区转移（增加13.7%）。
聚落分布地的坡度变化趋势是从平坦区向斜坡区迁移（表1）,从龙山晚期到夏商期颖河上游> 3°聚落的比例上升了15%,双洎河上游向同类地貌迁徙的聚落比例上升了19.4%。另一个明显特征是,双洎河上游地区位于平坦区（0°~1.5°）聚落的比例下降了11.5%,位于缓坡区（1.5~3°）的聚落下降了7.9%。
Tab. 1
表1
表1嵩山南麓新石器晚期聚落的地貌参数比较(%)
Tab. 1Geomorphic properties of the late Neolithic settlements in the southern Songshan area (%)
| 地貌要素 | 高程(m) | 坡度(°) | 坡向(°) | 缓冲区(m) | ||||||||||||
|---|---|---|---|---|---|---|---|---|---|---|---|---|---|---|---|---|
| 要素范围 | 100~200 | 200~300 | >300 | 0~1.5 | 1.5~3 | >3 | 0~90 | 90~180 | 180~270 | 270~360 | 500 | 1000 | ||||
| 龙山期 | 颖河谷地 | 53.0 | 13.1 | 33.9 | 47.4 | 34.2 | 18.4 | 26.2 | 21.2 | 31.6 | 21.0 | 70.8 | 83.8 | |||
| 双洎河谷地 | 71.9 | 26.3 | 1.8 | 40.4 | 36.8 | 22.8 | 33.3 | 31.6 | 22.8 | 12.3 | 68.4 | 85.2 | ||||
| 夏商期 | 颖河谷地 | 47.6 | 14.3 | 38.1 | 47.6 | 19.0 | 33.4 | 47.6 | 14.3 | 14.3 | 23.8 | 52.5 | 76.3 | |||
| 双洎河谷地 | 55.4 | 42.0 | 2.6 | 28.9 | 28.9 | 42.2 | 26.3 | 21.1 | 23.7 | 28.9 | 49.8 | 7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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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可见,聚落所在坡向的变化存在差异：颖河上游的聚落从SW（180°~270°）向NE（0°~90°）迁移,双洎河上游聚落从NE（0°~90°）向NW（270°~360°）迁移。从整体角度看,龙山晚期颖河上游聚落分布的坡向比例相对均衡,聚落在4个坡向的分布比例均> 20%,夏商期聚落对地貌坡向的选择倾向于NE和NW。与之相反,双洎河上游聚落在夏商期对地貌坡向的选择比较均衡,4个坡向上分布的聚落比例均> 21%;在龙山时期本区聚落倾向于NE和SE两类地貌。另一个特征是,龙山晚期的聚落更倾向于南向（SE+SW）地貌区,而夏商期的聚落偏好北向（NE+NW）地貌区。
另外,区内聚落分布的濒河性特征突出。根据河流缓冲区分析数据显示,无论龙山晚期还是夏商期> 74.6%的聚落均分布在1 km的缓冲区内（表1）。
2.2 聚落的规模分布
史前聚落因资源环境、文化差异,聚落的人口规模难以量化[35],但史前聚落遗址的面积与其人口规模、等级呈一定的对应关系[36]。根据[26, 28, 29, 32, 34]以及考古发掘报告等文献,共整理出龙山晚期（4.2~3.9 kaBP）聚落遗址91个,夏商期（3.9~3.4 kaBP,主要是二里头时期）聚落遗址70个。用各个遗址已发现面积为聚落点赋值,用ArcGIS 软件进行插值以描述区内不同时期聚落的规模密度分布（图2）。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嵩山南麓新石器晚期聚落的面积规模分布
-->Fig. 2Area-size density of settlements in the late Longshan Period (a) and Xia-Shang Perio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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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显示,嵩山南麓地区龙山晚期的> 30 ha大型聚落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区：① 嵩山南缘的颖河上游谷地（如王城岗城址）;② 溱河以上的双洎河上游谷地（如古城寨城址）,此外禹州境内的颖河两岸也有大型城址发现。夏商期聚落在数量上明显减少,在规模上有增加趋势。图2b显示,夏商期规模较大的聚落主要集中在双洎河中上游,其中新密市新砦古城址面积达70 ha。尽管本期聚落在地貌选址上偏好台地和高地,但大型聚落的选址仍然向河流的中下游延伸。
2.3 聚落的位序—规模分布
近年来位序—规模法则（Rank-Size Law）被用来半定量地描述史前聚落的等级分异和社会复杂化特征等[37-38]。城市地理中的位序—规模法则一般用城市人口规模和规模位序作为基本参数,且二者呈非线性反比关系[39],该模型体现了区域内城市体系形成过程中单一影响因素和多元影响因素力量的对比关系,单一影响因素下的区域城市体系往往表现为首位分布,反之则为均衡分布。因此本文尝试用聚落的面积规模及其位序（Rank）的双对数曲线对不同聚落系统进行描述（图3）。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颍河上游和双洎河上游聚落在龙山期和夏商期的位序—规模分布
-->Fig. 3Rank-size distribution of the settlements in the Ying River Valley and Shuangji River Valley
-->
图中的实线反映聚落的位序—规模（R-S）分布,虚线是基于首位聚落值的理想R-S分布;N是聚落数,A是等级规模指数（RSI）,是R-S实际分布值、理想分布值的差与理想分布值之间的面积比。图3a、3b分别是颖河上游、双洎河上游在龙山晚期聚落的位序—规模双对数（lnRank-lnSize）曲线。颖河上游聚落R-S分布整体上为凹型线,与均衡线偏差小,属多因素竞争型聚落区域;A= -0.206,表明不同等级的聚落均衡性较好;双洎河上游聚落R-S曲线表现为凸型线,表明较大规模聚落数量多、小型聚落分布相对均衡,仍属多因素作用聚落区,但聚落的均衡性逊于前者。
图3c、3d描述了夏商期两地区聚落的R-S特征。相比龙山晚期,颖河上游聚落在夏商期为凸型线,表明聚落规模的影响增加,存在不同功能的同等聚落体系;但A= 0.471,表明均衡性显著下降。双洎河上游夏商期的聚落R-S曲线与龙山晚期相似（图3d）;尽管A值更接近均衡分布,但中小规模聚落与大型聚落差距更大,单一因素的影响趋势明显。
2.4 聚落的地域范围
新石器早中期聚落地域范围的划分多用资源域方法[40],而泰森多边形分析更适于新石器晚期聚落域的研究。该方法基于相邻区域属性数据贡献的均等性原则,与资源驱动型聚落发展相契合,因而可用于史前聚落地域范围或人口规模分析[19],以体现聚落与资源环境的对称性。图4是嵩山南麓龙山晚期和夏商期聚落的泰森多边形,对两个时期、两个亚区聚落面积的变异系数（CV值）进行考察可以研究聚落演化过程中资源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嵩山南麓龙山晚期和夏商期聚落的泰森图
-->Fig. 4Thiessen polygonal diagrams of settlements in the late Longshan Period and Xia-Sha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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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是两个亚区泰森多边形面积的参数比较,单从多边形面积的变异系数（CV）看,从龙山晚期到夏商期颖河谷地和双洎河谷地聚落多边形面积数据集变化很小。研究认为[41]结节区的泰森多边形面积CV值介于0.64~0.92时,点集呈现“簇状分布”。表2显示,无论颖河谷地还是双洎河谷地,聚落所在多边形面积CV值均在0.8附近,表明嵩山南麓的聚落在新石器晚期均为簇状分布,但不同区域存在差异。
Tab. 2
表2
表2嵩山南麓新石器晚期聚落的泰森多边形面积参数比较
Tab. 2Changes of Thiessen polygonal areas of the sites in the south of Songshan Mountain
| 时代 | 龙山晚期 | 夏商时期 | |||||||
|---|---|---|---|---|---|---|---|---|---|
| 参数 | 标准差(Sd) | 均值(M) | 变异系数(CV) | 面积范围(km2) | 标准差(Sd) | 均值(M) | 变异系数(CV) | 面积范围(km2) | |
| 颖河谷地 | 54.32 | 66.95 | 0.81 | 6.8~182.4 | 104.51 | 124.36 | 0.84 | 14.9~338.3 | |
| 双洎河谷地 | 25.96 | 33.14 | 0.78 | 3.9~106.8 | 31.98 | 46.10 | 0.78 | 5.0~13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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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河上游谷地从龙山晚期到夏商期聚落域变化较大,域面极值差由175.6增加至323.4,但CV值从0.81增加到0.84,表明环境要素的影响显著。双洎河上游地区域面CV值在两个时期均为0.78,域面极值差从102.9增加到126.7,变幅较小,暗示环境变迁对聚落地域范围的影响小于前者。
2.5 大型聚落的分布
嵩山南麓地区已发现的大型城址聚落特征如表3所示,其中颖河上游大型城址仅限于龙山晚期,而双洎河上游史前城址贯穿了龙山晚期和夏商期。这些城址分布在山前洪积或冲积平原上,且临河而建,城墙、城壕和宗庙建筑地位突出,表明其军事防御和集权统治的核心地位。Tab. 3
表3
表3嵩山南麓大型城址的特征[
Tab. 3Properties of city sites of the study area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 城址 | 时代(kaBP.) | 面积(ha) | 古城标志 | 地貌分区 |
|---|---|---|---|---|
| 王城岗 | 龙山晚期(4.4-3.9) | 30 | 城墙,城壕,祭坑 | 颖河上游 |
| 瓦店 | 龙山晚期(4.2-3.8) | 40 | 城壕,祭坛 | 颖河上游 |
| 古城寨 | 龙山晚期(4.3-4.1) | 17.6 | 城墙,宗庙 | 双洎河上游 |
| 新砦 | 夏代(3.9-3.8) | 70 | 城墙,城壕,宗庙 | 双洎河上游 |
| 望京楼 | 商代(3.6-3.5) | 37 | 城墙,城壕,祭坑 | 双洎河中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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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是人本主义聚落空间布局最接近现实的模式[42]。受地貌的局限、水系分割和王权制度等因素影响,史前时期中心地范围分割方案需要附加诸多权重,但史前聚落信息的稀有性导致权重配置存在多层困难。出于定性分析的目的,忽略前述限制因子,本文用中心地模型的六边形网络对研究区域进行理想化空间分割（图5）。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龙山晚期和夏商期聚落的中心地模式(黄色六边形表示高级中心聚落范围)
-->Fig. 5Central place patterns of the settlements in late Longshan Period and Xia-Shang Period
-->
图5是用中心地理论的行政原则对研究区域进行地域分割的理想模式。根据新石器晚期农业发展水平,聚落中心地半径分别取6 km和4 km,按行政原则（k = 7）划分高一级的行政中心地。图5a显示,龙山晚期具有行政职能的可能性大型聚落有3个,这与发现的3个大型城址基本吻合,即颖河上游的王城岗和瓦店,双洎河支流上的古城寨。
图5b显示,夏商期（二里头时期）具有行政职能的潜在可能、且结构完整的高一级中心聚落共8个,除去具茨山、箕山所在的3个,仍有5个高级中心聚落。其中颖河上游2个,双洎河上游3个。但目前发现的夏商期的大型城址仅有双洎河上游的新砦和中游的望京楼2处。
3 史前聚落时空分布的影响因素
3.1 环境变迁
龙山文化晚期（4.3~3.9 kaBP）随着东南季风减弱南退,中国气候普遍转冷变干,并伴随极端降温和流域性洪水等灾害事件[43-44]。孢粉分析表明,双洎河上游地区草本植物花粉的比例（27.9~56.2%）远超木本植物（8.5~21.3%）,罕有喜湿植物,干冷的气候特征十分显著[45]。夏商时期（二里头至二里岗时期3.9~3.5 kaBP）的气候处于全新世大暖期后的调整期,气温和降水波动较大且洪水频率升高[46]。环嵩山地区的双洎河上游、颖河上游及洛阳盆地在本期均有极端洪水事件记录[30, 46],新砦古城址地层中夏代地层的δ18O偏高暗示冬季风强、气候干燥,但在3.9 kaBP前后的龙山晚期则明显处于多雨期,而3.9~3.8 kaBP则表现为异常洪水期[47]。该结果与北半球中纬度地区全新世气温异常值[48]（图6a）和湖北神农架山宝洞石笋δ18O[49]（图6b）指示的降水变化基本一致,表明该时段降温多雨气候在中国具有普遍性（图6）。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δ18O指标指示的龙山晚期至夏商时期华中地区的古气候特征
-->Fig. 6Paleo-climatic fluctuations indicated by δ18O contents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Central China
-->
显见,在夏代早期本区的颍河上游和双洎河上游均遭遇了洪水灾害,但双洎河上游多为高海拔的黄土岗地,颍河上游谷地则平坦宽浅,前者聚落的御灾能力强于后者。同时,颍河在禹州以上的集水面积为1085.2 km2,而新郑以上双洎河的集水面积仅有722.8 km2,两区在洪峰流量上颍河谷地大于双洎河谷地。据此推断,颍河上游夏商期大型聚落的缺失与洪水灾害影响密切相关。
3.2 生产力水平
龙山文化中后期,研究区内的旱作农业持续发展,并引入了旱作农业的标志性作物——小麦。王城岗遗址的夏商期地层出现了小麦种子,数量达到79粒,和黍的分选数基本一致[50],表现出早期农业的多样化特征。鉴于小麦根系在根干、根长、根幅等参数与本区传统旱生作物粟、黍十分接近[51],具有耐旱、高产、适应性强特征,与北方地区的气候十分契合,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为龙山时期众多古城的兴起准备了充裕的物质条件。Tab. 4
表4
表4王城岗剖面地层分选种子的类型与数量分布[
Tab. 4Numbers and types of the seeds separated from the Wangchenggang Site
| 文化层 | 稻(Oryza sativa) | 黍亚科(Panicum L.) | 豆科(Leguminosae) | 藜科(Chenopodiaceae) | 蓼科(Polygonaceae) |
|---|---|---|---|---|---|
| 龙山晚期 | 17 | 252 | 21 | 10 | 0 |
| 夏商时期 | 0 | 1 | 0 | 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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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种子在王城岗遗址地层也有遗存,且集中于龙山晚期（17粒）,夏商时期则缺失[50]（表4）。从种子数量上看,嵩山南麓地区在龙山晚期是旱作农业的兴盛期,而夏商期地层（二里头时期）的种子遗存很少,表明夏商期是本区旱作农业的低迷期。
除了主导的粟、黍、小麦、大豆等旱生作物外,黍亚科、豆科、藜科和蓼科植物种子在王城岗地层亦有发现。此外,龙山晚期的石器（石锛、石铲、石刀、石镰等）、骨器（骨匕、骨镞、蚌刀）等生产工具的制作工艺成熟,加工精良的玉器饰品和陶器也较常见,代表了新石器时期生产力水平的新高度。
3.3 社会结构分异
龙山文化中后期家族制开始取代氏族制,私有制程度加深、阶级分异渐趋明晰,城邦制盛行。龙山晚期的墓葬在地域、规模、随葬品数量和品质的巨大差异,表明阶级分化和贫富差别的悬殊,而一些大型宗庙和祭祀建筑则表明宗教礼仪也出现了阶层分化[52],暗示阶级间的矛盾加深和冲突的频发。进入夏商期后,基于私有制的家族制度渐渐演化为世袭制,社会各阶级形成。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各类生产和生活资料开始充裕起来,手工业从农业分离出来。二里头时期的城邑基本具有了城市的职能,以地域性的大型城邑取代了龙山期众多的城邦,王权支配型的中心都邑出现。3.4 文化冲突与融合
龙山晚期的中原地区聚落形态多样、邦国星罗,不仅存在以原始农业为主业的“鄙邑”、“部族”,也有大量以手工业和祭祀功能主导的“商邑”“都邑”和“城邦”[53],资源空间与文化差异必然导致聚落间冲突。嵩山南麓地区是龙山晚期夏禹部族的核心活动区域[54],在农业和地域文化上存在稻—粟文化与干—湿文化的差异,而且环居四周的伯益、祝融、三苗等多元部族文化与夏禹部族文化间不仅是合作交流,更有因权益和价值观的差异而产生的冲突[55],这从龙山晚期“万邦林立”、“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初学记·卷二十四》）”的描述中得到佐证[56]。文化的冲突和竞争造成了龙山时期聚落的R-S曲线趋于均衡（图3a、3b）,与夏商期聚落的单因素支配型形成鲜明对比。4 讨论
4.1 史前聚落演化与人地关系
根据上述因子分析可知,嵩山南麓地区在距今4000年左右发生了持续性异常洪水事件,导致夏商期（二里头时期）聚落的分布范围缩小,分布高程升高,聚落数量减少,颍河上游地区因此在夏商期缺少大型聚落。而双洎河上游地区拥有地利之便（表1）,有较强的御灾能力,其聚落的空间结构因而获得环境要素的极化效应,进而演化出大型聚落的中心地。社会因素的影响体现在对史前聚落的位序—规模（R-S）分布的支配。龙山时期水热配置均衡,生产力发展迅速,旱作农业提高了全社会的物质条件,众多部族崛起、酋邦形成,各类城邑应运而生。龙山早中期的社会结构以部族的平等竞争为主流,此时流域性聚落的规模—位序（R-S）曲线表现出多元因素竞争型特征,R-S曲线与均衡性较吻合,即便在龙山晚期的颖河和双洎河上游仍有一定体现（图3a、3b）。夏商期的社会结构的等级制度和宗庙的阶级化已经十分清晰,多数聚落的规模和等级已有统治阶层“规划”的痕迹,这使得夏商期聚落的R-S曲线与均衡线发生显著偏离（图3c、3d）,显示王权制度对聚落规模和等级的支配性特点。
事实上,无论是龙山晚期还是夏商期的聚落的时空演变均囿于自然和社会二因子的耦合作用。嵩山南麓的大型城址都临河而建,这是古人对聚落区位规划的结果,而选择濒河台地这一地貌则是自然因素的体现。根据测年结果[57],以王城岗为代表的大型古城址存在年限仅百年左右;根据古城废弃年代（4.0~3.9 kaBP）和王城岗、古城寨、新砦现存遗址判断,这些古城毁于异常洪水的可能性最大。
显然,龙山时期的城邦兴盛期以及夏商期聚落的低迷期直接动因是生产力水平的高低,间接支配因素却是4000年前后华北地区气候从暖干快速转变为干冷的结果,而4000年快速降温事件又成为龙山文化与夏商期二里头文化的分水岭。
4.2 史前聚落演化的一般模式
史前聚落演化作为人地关系交织的过程,不可能存在固化的路线图,但基于对前述聚落时空变迁的总结,可以将其抽象为简单的模式。如图7所示,第一种模式基于文化对聚落的支配和选择过程的演替,即文化选择型;另一种模式基于资源的随机性极化和环境对聚落结构的选择。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7史前聚落演化的文化驱动模式和自然驱动模式
-->Fig. 7Succession models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s for culture-driven type and nature-driven type
-->
图7a展示了地域文化的形成期,聚落分异主要表现在宗教、习俗和农业水平的差异,初始文化内核中基于自然要素的创新能力决定了文化聚落的发展方向和归宿。具有创新性文化的聚落生产力水平将超越保守性文化聚落,文化成长期伴随地域范围的扩张和聚落等级的分异（图7b）。在成熟的地域文化架构下,用制度秩序规范区域的聚落的层次性,维护其系统的稳定（图7c）。由于创新力的衰退,地域文化进入凋亡期,为先进文化所取代,原有的架构被打破,并形成新的聚落空间模式（图7d）。因此,基于文化选择的聚落结构演化与中心地理论的行政原则模型（k = 7）相契合。
基于资源环境选择的聚落演化模式具有随机性特征。图7e显示,由于资源分布的非均衡性,聚落分异的驱动力源于资源环境要素的差异,其空间分布符合泰森多边形模式。初始期,资源环境的优劣导致要素在空间出现集聚,域内聚落空间分布出现显著的等级分异,表现为基于点轴结构的核心—边缘系统（图7f）。环境变迁对聚落最深刻的影响就是灾变性地理事件,如地震、火山、海啸、洪水和降温等。环境事件会极大地改变区域聚落的发展方向,迫使文化迁移或消亡（图7g）,在随后的环境恢复期重塑区域的聚落空间结构。忽视文化因素的介入,地域性聚落仍遵从前述要素极化法则,资源要素集聚的聚落会形成新的地域中心,于是新的核心—边缘结构形成（图7h）。
本区龙山时期的聚落演化属于文化选择模式,经过长期多元文化的撞击和融合,颖河上游和双洎河上游均出现了众多的大型城址,并形成了稳定的空间结构。4000年前的降温事件和随后的异常洪水摧毁了既有的聚落构架,龙山型聚落文化进入自适应期。随后,夏商期聚落对地貌的选择更符合环境选择模式,双洎河上游多地势高耸的黄土岗地,既可开展旱作农业又无洪水之虞,所以出现了像新砦古城这样面积达70 ha的大型古城。相反,颍河上游聚落因无法抵御洪水灾害导致在夏商期大型聚落缺失。
处于二里头与二里岗过渡期（3.6~3.5 kaBP）的望京楼古城的出现主要是文化选择的结果,因为本期仍处于多雨期（图6）,城址地势低洼（海拔<100 m）且西临黄水河,抵御洪水袭击的条件并不充分。可见,史前时期聚落的演化模式大致遵循文化选择和自然选择两条轨迹,只是不同时期有所侧重的差异。
5 结论
（1）由于旱作农业的快速进步,龙山晚期社会的物质积累达到了一定水平,推动了聚落的快速发展,而暖湿的气候条件加速了聚落空间拓展的进程。因此,嵩山南麓的颍河上游和双洎河上游在聚落数目上达到峰值,聚落选址偏好于适宜农业的平原低地,平等的阶层关系促进了不同文化形态和族群聚落的竞争,出现了诸多部族性城邑,如颍河上游的王城岗、瓦店和双洎河上游的古城寨等。4000年前降温事件后,本区的气候条件恶化,降温、洪水等灾害频发,聚落空间被大幅压缩,资源匮乏加之阶层分化,王权思想遂成主导。聚落回撤到海拔较高的黄土岗地,聚落发展模式从数量型转化为规模型,如双洎河畔的新砦古城。（2）嵩山南麓聚落的变迁反映了史前时期聚落演替的两种模式：文化选择型和自然选择型。前者聚落系统表现为R-S曲线的均衡性、等级体系表现出对中心地行政原则的服从;后者聚落系统对资源环境存在显著依赖,空间结构表现为增长极式或核心边缘模式,且演替过程常常受环境因子胁迫而改变发展方向。本区聚落系统在龙山晚期大体遵从文化选择型演替模式,而在夏商时期聚落系统的时空模式则更多地表现出自然选择型特征。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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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Defining the extent of human activity around settlement sites is of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in archaeology as it may define peripheral activity areas and thus the site's boundary. In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site boundaries are usually defined by the presence of architectural and other macroscopic archaeological remains. Here we use the phytolith concentrations and morphotype assemblages, as well as changes in the mineralogical composition of the sediments in and around the small Iron Age site of Izbet Sartah in central Israel to determine the site boundaries. The site has a shallow stratigraphy and highly bioturbated sediments. Coincidental changes in the clay/quartz ratio and phytolith concentrations define the boundary between high and low impact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This boundary is generally some 20m away from the architectural remains. In addition, we note that the phytoliths in the site's core show clear evidence of having been affected by chemical dissolution (i.e., diagenesis), while those in the vicinity of the site's boundary have undergone severe diagenesis. These observations indicate that phytolith diagenesis will affect site boundaries determination, as well as phytolith-based reconstructions of activity areas. We propose that phytolith preservation depends on the initial amount of available silica, the depth of burial with respect to the active root area of modern vegetation, and the presence of fresh phytoliths in the soil. |
| [5] | Isle Royale, in Lake Superior, was the site of indigenous copper mining, however the timing and geographical context of past mining activity is poorly understood. We analyzed sorbed metal concentrations, carbon, nitrogen, and organic matter to document past mining pollution in sediment cores recovered from McCargoe Cove; a long, narrow inlet of Lake Superior on Isle Royale adjacent to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ancient copper mines. Concentrations of lead, copper, and potassium increase in the sediments at McCargoe Cove after 1860 AD and between 6500 and 5400 years before 1950 AD or present (yr BP). Metal pollution increases coincide with radiocarbon dates associated with prehistoric copper artifacts and mines. These results,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lake sediment reconstruction sites located on Michigan's Keweenaw Peninsula, demonstrate that from 6500 to 5400 yr BP mining activities are detectable across the Lake Superior region. Interestingly a coherent cessation of lead emissions at multiple study sites after ~5400 yr BP coincides with the onset of dry conditions found in regional paleoclimate proxy records. After ~5000 yr BP, lead concentrations on both Isle Royale and the Keweenaw Peninsula remain at background levels until the onset of modern pollution increases ~1860 AD. |
| [6] |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evolution of landscape approaches and geospatial tools in Middle Eastern archaeology. From the first aerial reconnaissance programs, archaeologists recognized the value of a view from above to address overarching human-environmental questions that underpin regional historical narratives. The diversity and density of visible remains in the landscape of the Middle East has required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encompass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as a static artifact, landscape as built features, landscape as a system, and landscape as a dynamic construct, which cuts across modern political boundaries. Recent advances in geospatial tools and datasets have enabled archaeologists to make significant progress on four long-standing questions of how to (1) best document and manage rapidly disappearing ancient landscapes, (2) understand landscape formation processes, (3) identify and interpret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nfluences that result in long-term settlement and land use patterns, and (4) recognize and contextualize the interplay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human agency in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economie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socio-organizational complexity. |
| [7] | I review several bodies of empirical urban theory relevant to the archaeological analysis of ancient cities. Empirical theory is a type of “middle-range theory” (following Robert Merton): sets of concepts and methods that are less abstract, and have greater empirical content, than igh-level social theory. The categories of theory reviewed here include environment-behavior theory, architec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space syntax, urban morphology, reception theory, generative planning theory, normative theory, and city size theory. Most of these approaches originated in the fields of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geography, and they directly link the urban-built environment to the actions of people within cities. |
| [8] | Archaeological analyses often detect abrupt changes over time in the hierarchy of settlement sizes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sidential units. These transformations have been explained looking at a variety of possible causes, from climatic changes to the sudden release of slowly cumulating political tensions. While many of these models offer plausible explanations for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s, a broad-breadth model is desirable if cross-cultural analysis is sought. This paper tackles this problem by starting from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that human groups are characterised by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size and per-capita fitness. Increasing group size has beneficial effects, but once a certain threshold is exceeded, negative frequency dependence will start to predominate leading to a decline in the per-capita fitness. Such a relationship can potentially have long-term implications i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human settlements if individuals have the possibility to modify their fitness through group fission鈥揻usion dynamics. I will illustrate the equilibrium properties of these dynamics by means of an abstract agent-based simulation and discuss its implication for understanding long-term changes in human settlement pattern. Results suggest that changes in settlement pattern can originate from internal dynamics alone if the system is highly integrated and interconnected. |
| [9] | Site size hierarchy is an archaeological pattern commonly used to identify regional political hierarchy in state-level and stateless middle-range societies. Although a number of archaeologists have acknowledged that several processes can produce site size hierarchy, many scholars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asia continue to assume that this settlement pattern is solely generated by single process—hierarchical, politically centralized societies. This assumption, I believe, limits our ability to build an accurate database of societies with emergent inequality. In this paper, I review the processes potentially responsible for producing site size hierarchy, and draw on ethnohistoric case studies from the Great Lakes region and Papua New Guinea to illustrate these processes. I then assess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that created site size hierarchy for a prehistoric case in Middle Bronze Age Hungary (1750–140002BC)—an area where the signature is almost universally assumed to index regional political hierarchy. However, I reveal that the Hungarian case study instead points to several other processes—including aggregation, dispersal and community fission—that lie behind this pattern. These examples suggest that site size hierarchies, when interpreted uncritically as social hierarchies, may overestimate the degree of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in prehistoric societies. |
| [10] | . . |
| [11] | . 正 1996年底笔者从加拿大返国,欣悉《文物》月刊编辑部组织召开了一次题为“史前城址与聚落考古”的学术研讨会。之后,又拜读到1996年第11期《文 物》所刊对这次会议的综述报道文章,深为高兴。应当说这次会议体现了我国史前考古学已开始重视从考古遗址群整体组合结构的历时演变来研究考古学文化。这是 一个有重要意义的事。笔者在阅读了《文物》上的“综述”以及近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之后,觉得我国****在借鉴欧美考古学理论方法时,对一些常用考古学术语的理 解与原来的概念有点出入,因此 . 正 1996年底笔者从加拿大返国,欣悉《文物》月刊编辑部组织召开了一次题为“史前城址与聚落考古”的学术研讨会。之后,又拜读到1996年第11期《文 物》所刊对这次会议的综述报道文章,深为高兴。应当说这次会议体现了我国史前考古学已开始重视从考古遗址群整体组合结构的历时演变来研究考古学文化。这是 一个有重要意义的事。笔者在阅读了《文物》上的“综述”以及近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之后,觉得我国****在借鉴欧美考古学理论方法时,对一些常用考古学术语的理 解与原来的概念有点出入,因此 |
| [12] | . 中国史前城址主要集中分布在黄河、长江流域，在较大的史前城址周围，分布着若干与之关系密切的聚落遗址，甚至还有一些小型城址，产生了众多的方国文明。经过长时期的战争、征伐、兼并，逐渐形成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部落集团。到了距今四千多年的龙山文化晚期，夏王朝建立，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更高一级的王国文明。 . 中国史前城址主要集中分布在黄河、长江流域，在较大的史前城址周围，分布着若干与之关系密切的聚落遗址，甚至还有一些小型城址，产生了众多的方国文明。经过长时期的战争、征伐、兼并，逐渐形成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部落集团。到了距今四千多年的龙山文化晚期，夏王朝建立，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更高一级的王国文明。 |
| [13] | 聚落考古是以聚落为单位进行的考古学研究，目的是探讨聚落社会结构、聚落社会之间的关系与聚落社会的时空变异，以及聚落社会同自然环境的关系。聚落考古不仅要做好聚落个案研究，而且要研究同一文化、同一时期的聚落群，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同一文化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同一时期和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的聚落变异，从中求证社会群体的演变，观察历史社会的变化。 . 聚落考古是以聚落为单位进行的考古学研究，目的是探讨聚落社会结构、聚落社会之间的关系与聚落社会的时空变异，以及聚落社会同自然环境的关系。聚落考古不仅要做好聚落个案研究，而且要研究同一文化、同一时期的聚落群，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同一文化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同一时期和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的聚落变异，从中求证社会群体的演变，观察历史社会的变化。 |
| [14] | 空间分析在聚落考古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单座房屋,到整个遗址,再到由若干遗址组成的区域,空间分布和与此相关联的空间分析能够提供同一时间维度上当时人们共同体的聚落结构、社会关系和组织形态的信息.同样,依据这些信息还可以进行不同时间维度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研究.因而,空间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古代社会一种方法. . 空间分析在聚落考古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单座房屋,到整个遗址,再到由若干遗址组成的区域,空间分布和与此相关联的空间分析能够提供同一时间维度上当时人们共同体的聚落结构、社会关系和组织形态的信息.同样,依据这些信息还可以进行不同时间维度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研究.因而,空间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古代社会一种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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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利用GIS叠置分析与统计分析，按照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四个时期对环嵩山地区9000-3000 aBP 聚落分布特征与区域构造及地貌的之间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早期聚落分布与区域构造存在密切的关系，构造活动深刻影响着区域地形的高低起伏与地势的陡峭和缓，而早期聚落选址对于平坦地形的偏好使得聚落分布时空特征形成过程中与区域构造密切相关。由于主要受正断层控制，环嵩山地区东部华北坳陷与嵩箕台隆地带呈整体抬升与下降特征，区域发育有大量断块山地丘陵、断陷盆地、平原等地势平坦的地貌单元，大量早期聚落分布于这一区域，甚至一些海拔较高、顶部平坦的山地、丘陵顶部也有早期聚落分布。而边缘地带的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等区域，由于多为褶皱控制的褶皱构造山地，区域平坦地形较少，早期聚落则分布较少。环嵩山地区9000-3000 aBP聚落分布与区域构造关系研究表明，早期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中，环境起到基础性作用，其为人类活动提供了不同自然条件的多种舞台。而人类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其通常依据自身的文化特征，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自然环境栖息、生活。 . 利用GIS叠置分析与统计分析，按照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四个时期对环嵩山地区9000-3000 aBP 聚落分布特征与区域构造及地貌的之间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早期聚落分布与区域构造存在密切的关系，构造活动深刻影响着区域地形的高低起伏与地势的陡峭和缓，而早期聚落选址对于平坦地形的偏好使得聚落分布时空特征形成过程中与区域构造密切相关。由于主要受正断层控制，环嵩山地区东部华北坳陷与嵩箕台隆地带呈整体抬升与下降特征，区域发育有大量断块山地丘陵、断陷盆地、平原等地势平坦的地貌单元，大量早期聚落分布于这一区域，甚至一些海拔较高、顶部平坦的山地、丘陵顶部也有早期聚落分布。而边缘地带的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等区域，由于多为褶皱控制的褶皱构造山地，区域平坦地形较少，早期聚落则分布较少。环嵩山地区9000-3000 aBP聚落分布与区域构造关系研究表明，早期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中，环境起到基础性作用，其为人类活动提供了不同自然条件的多种舞台。而人类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其通常依据自身的文化特征，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自然环境栖息、生活。 |
| [17] | 鉴于遥感图像具有地表数据提取性强、对比性强等特点,利用多源遥感数据,并借助图像处理、GIS软件和环境考古等手段,揭示了研究区良渚文化时期(距今约5.0~4.0 ka)古城遗址和大型土坝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了古城结构、扩展趋势以及与三角洲地学环境演化之间的关系,并就影响古城的发展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良渚古城建立在长江三角洲西北山坳的古杭州湾内,距北部山麓仅2 km.古城中心城区面积约4 km2.遥感解译表明古城发展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古城建筑扩展以正南北排列为主,古城轮廓环状外延,建筑残体排列规范,已具有城市规划的雏形;第二个阶段古城建筑重心向东南扩展,其建筑排列方向也随之变化.另外遥感解译还揭示了在古城北部存在一条大型土坝,绵延约9 km,高约7 m,宽度约50 m.文物考古和OSL测年显示该土坝人工修筑部分形成于距今约4 ka前,是古城兴起准同时代的产物.研究认为大坝具有多种功能,既有外围城墙的作用,也可用于拦水蓄洪、抗涝减灾,为古城农业文明服务.遥感地貌水系综合解译表明,距今7 ka以来古杭州湾地貌成陆过程为古城的扩展打下了基础,随着距今5 ka以来的海岸线快速向海推进而发展,但受制于东部3 m等高线的分布.以上成果展示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古城发展和土地利用的依存关系以及大型水利工程修建的意义,为研究我国史前人地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 鉴于遥感图像具有地表数据提取性强、对比性强等特点,利用多源遥感数据,并借助图像处理、GIS软件和环境考古等手段,揭示了研究区良渚文化时期(距今约5.0~4.0 ka)古城遗址和大型土坝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了古城结构、扩展趋势以及与三角洲地学环境演化之间的关系,并就影响古城的发展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良渚古城建立在长江三角洲西北山坳的古杭州湾内,距北部山麓仅2 km.古城中心城区面积约4 km2.遥感解译表明古城发展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古城建筑扩展以正南北排列为主,古城轮廓环状外延,建筑残体排列规范,已具有城市规划的雏形;第二个阶段古城建筑重心向东南扩展,其建筑排列方向也随之变化.另外遥感解译还揭示了在古城北部存在一条大型土坝,绵延约9 km,高约7 m,宽度约50 m.文物考古和OSL测年显示该土坝人工修筑部分形成于距今约4 ka前,是古城兴起准同时代的产物.研究认为大坝具有多种功能,既有外围城墙的作用,也可用于拦水蓄洪、抗涝减灾,为古城农业文明服务.遥感地貌水系综合解译表明,距今7 ka以来古杭州湾地貌成陆过程为古城的扩展打下了基础,随着距今5 ka以来的海岸线快速向海推进而发展,但受制于东部3 m等高线的分布.以上成果展示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古城发展和土地利用的依存关系以及大型水利工程修建的意义,为研究我国史前人地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
| [18]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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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D]. |
| [21] | . 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址自1978年发现以来,经过8次发掘,发现了古城址、环壕、墓葬、制陶作坊区、房基址、道路、木桨、船艄和古稻田址,并于1992年、1997年两次被评为当年度十大考古发现。本次发表的简报是1997年冬和1998年冬两次发掘的主要发现,介绍了城墙的解剖、古稻田的清理和祭坛的发掘情况。发掘者认为,第一期城墙筑造于大溪文化一期,为距今6000年以前,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城墙。下层水稻田的年代距今约6500～6300年。祭坛的时代为距今6000～5800年左右。 . 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址自1978年发现以来,经过8次发掘,发现了古城址、环壕、墓葬、制陶作坊区、房基址、道路、木桨、船艄和古稻田址,并于1992年、1997年两次被评为当年度十大考古发现。本次发表的简报是1997年冬和1998年冬两次发掘的主要发现,介绍了城墙的解剖、古稻田的清理和祭坛的发掘情况。发掘者认为,第一期城墙筑造于大溪文化一期,为距今6000年以前,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城墙。下层水稻田的年代距今约6500～6300年。祭坛的时代为距今6000～5800年左右。 |
| [22] | 正随着新的考古发现的不断积累和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史前城址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知识背景不同、掌握的材料不同,研究的角度也是多元和丰富的。有的注重于城址内部结构的研究,有的偏重于功能研究,有的进行族属的研究,有的是关于城址形制的研究,有的是对演变轨迹的研究,有的是对相关文明起源的研究,有人进行了 . 正随着新的考古发现的不断积累和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史前城址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知识背景不同、掌握的材料不同,研究的角度也是多元和丰富的。有的注重于城址内部结构的研究,有的偏重于功能研究,有的进行族属的研究,有的是关于城址形制的研究,有的是对演变轨迹的研究,有的是对相关文明起源的研究,有人进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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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正 一、前言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是世界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最近几十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更引起国际学术界对这个课题的广泛关注。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复杂社会是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许多地区发展起来的,但是其中大部分都在约公元前2000年前后衰落了。与此相反,中原地区 . 正 一、前言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是世界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最近几十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更引起国际学术界对这个课题的广泛关注。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复杂社会是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许多地区发展起来的,但是其中大部分都在约公元前2000年前后衰落了。与此相反,中原地区 |
| [25] | 中原地区是发现较多史前城址的 区域之一,并集中发现于王湾三期文化。通过观察发现这些龙山城址营建与废弃的时间基本一致,且延用的时间比较短暂,使用期伴出有较多海岱地区典型龙山文化 和江汉区石家河文化的器物。史前大的集团或文化区之间曾屡屡发生强烈的影响或碰撞。为了抵御来自其他集团尤其是东夷集团的侵袭,华夏集团的东部一带一定区 域内的中心聚落或重要聚落就会筑城自卫,这可能就是中原龙山城址出现的具体背景或背景之一,而一旦威胁解除,这些城址就无存在必要,很快又弃之不用了。 . 中原地区是发现较多史前城址的 区域之一,并集中发现于王湾三期文化。通过观察发现这些龙山城址营建与废弃的时间基本一致,且延用的时间比较短暂,使用期伴出有较多海岱地区典型龙山文化 和江汉区石家河文化的器物。史前大的集团或文化区之间曾屡屡发生强烈的影响或碰撞。为了抵御来自其他集团尤其是东夷集团的侵袭,华夏集团的东部一带一定区 域内的中心聚落或重要聚落就会筑城自卫,这可能就是中原龙山城址出现的具体背景或背景之一,而一旦威胁解除,这些城址就无存在必要,很快又弃之不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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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我国中原地区的新寨期(3550～3400 aBP)属新石器文化晚期, 是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夏文化)过渡的重要时期. 通过对河南新寨遗址新寨期人类生存环境的研究, 发现这一时期是一个异常洪水时期, 洪涝灾害给当地的古代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 孢粉分析和氧、碳同位素测定表明, 相对于龙山期和二里头期干燥-半干燥的气候环境, 新寨期气候明显变湿. 气候的突然变湿与异常洪水事件同期出现, 说明气候的转型可能是导致洪水频发的主要原因. 这一发现不仅加深了对中原地区3500 aBP前后环境演变的认识, 而且由于此时恰好处于华夏文明起源的前夜, 因此也为探讨华夏文明起源的环境背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 我国中原地区的新寨期(3550～3400 aBP)属新石器文化晚期, 是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夏文化)过渡的重要时期. 通过对河南新寨遗址新寨期人类生存环境的研究, 发现这一时期是一个异常洪水时期, 洪涝灾害给当地的古代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 孢粉分析和氧、碳同位素测定表明, 相对于龙山期和二里头期干燥-半干燥的气候环境, 新寨期气候明显变湿. 气候的突然变湿与异常洪水事件同期出现, 说明气候的转型可能是导致洪水频发的主要原因. 这一发现不仅加深了对中原地区3500 aBP前后环境演变的认识, 而且由于此时恰好处于华夏文明起源的前夜, 因此也为探讨华夏文明起源的环境背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
| [28] | ).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嵩山南麓的登封市告成镇西部。这里是颍河流经的登封中部的低平谷地，海拔270米左右。遗址在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颍河发源于嵩山的太室山南麓，由西向东流，是淮河的主要支流之一。五渡河发源于太室山东侧，由北向南流，是颍河的支流之一。王城岗遗址的东部为五渡河，其南部为颍河，南望箕山和大、小熊山，西靠八方村，西望中岳嵩山之少室山。北依嵩山之太室山前的王岭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图一）。 .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嵩山南麓的登封市告成镇西部。这里是颍河流经的登封中部的低平谷地，海拔270米左右。遗址在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颍河发源于嵩山的太室山南麓，由西向东流，是淮河的主要支流之一。五渡河发源于太室山东侧，由北向南流，是颍河的支流之一。王城岗遗址的东部为五渡河，其南部为颍河，南望箕山和大、小熊山，西靠八方村，西望中岳嵩山之少室山。北依嵩山之太室山前的王岭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图一）。 |
| [29] | . 河南省新密市(原密县)新砦遗址迄今已进行了三次发掘,前两次的发掘结果已分别发表了简报[1]。2000年4～7月,由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新砦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本次发掘地点位于该遗址梁家台发掘区的中部和东部,共布探方14个,发掘面积达324 7 . 河南省新密市(原密县)新砦遗址迄今已进行了三次发掘,前两次的发掘结果已分别发表了简报[1]。2000年4～7月,由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新砦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本次发掘地点位于该遗址梁家台发掘区的中部和东部,共布探方14个,发掘面积达324 7 |
| [30] | 国内外考古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大量证据表明，4000 a BP前后是史前洪水频发的时期，这次史前洪水事件的性质、规模、起因以及它对人类文化演进的影响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心的问题。我国有关4000 a BP前后史前洪水的研究始于20 世纪90 年代，在随后的十几年间，先后在青海喇家遗址、河南新寨遗址、锉李遗址、孟县遗址、山东尹家城遗址等处发现了这次洪水事件的地质和考古遗迹。这些古洪水遗迹的发现，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尽管这一地区4000 a BP前后洪水事件的遗迹已有发现，但数量偏少，研究程度不够深入，远不能满足人们对古洪水、古气候研究的需求，也不能满足对华夏文明起源研究的需求。为此，在过去工作基础上，结合最新的考古发掘，我们近年来继续在中原地区开展4000 a BP古洪水的研究，相继发现了多处这次洪水事件的地质和考古记录，其中以河南西部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河南北部的焦作西金城遗址和山西南部的绛县周家庄遗址最具代表性。这三处遗址分别位于不同的地貌部位，研究表明，以上三处出现的史前洪水，都与当时比较湿润的气候环境有关，同时，受地貌条件的影响，它们又具有不同的洪水过程，对人类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 国内外考古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大量证据表明，4000 a BP前后是史前洪水频发的时期，这次史前洪水事件的性质、规模、起因以及它对人类文化演进的影响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心的问题。我国有关4000 a BP前后史前洪水的研究始于20 世纪90 年代，在随后的十几年间，先后在青海喇家遗址、河南新寨遗址、锉李遗址、孟县遗址、山东尹家城遗址等处发现了这次洪水事件的地质和考古遗迹。这些古洪水遗迹的发现，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尽管这一地区4000 a BP前后洪水事件的遗迹已有发现，但数量偏少，研究程度不够深入，远不能满足人们对古洪水、古气候研究的需求，也不能满足对华夏文明起源研究的需求。为此，在过去工作基础上，结合最新的考古发掘，我们近年来继续在中原地区开展4000 a BP古洪水的研究，相继发现了多处这次洪水事件的地质和考古记录，其中以河南西部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河南北部的焦作西金城遗址和山西南部的绛县周家庄遗址最具代表性。这三处遗址分别位于不同的地貌部位，研究表明，以上三处出现的史前洪水，都与当时比较湿润的气候环境有关，同时，受地貌条件的影响，它们又具有不同的洪水过程，对人类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
| [31] | 溱水流域新石器至夏商时期人类文化发达,且持续发展,是中原地区乃至全国新石器至夏商时期人类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本文在详细野外考察和多个地层剖面分析基础上,初步阐明了区域地貌特征及演化历史。对区域内的柿园仰韶遗址外的自然沉积剖面(34°29.409'N,113°36.933'E)进行了连续采样,并对样品进行了<sup>14</sup>C年代测定和粒度、磁化率、孢粉等古环境指标分析,结合考古遗存资料,探讨了区域全新世气候演变历史。在上述古环境研究基础上,分析了区域全新世环境与人类文化演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流域在地形上,处于嵩山以东至黄淮平原以西的黄土丘陵台地地形区。溱水流域共发育了3级河流阶地:第三级阶地形成于晚更新世末期; 第二级阶地形成于大致6000~4000cal.aB.P.时期,下游阶地形成时代较上游早; 第一级阶地形成于历史时期晚期。溱水流域全新世早期(8500~7000cal.aB.P.)气候的暖湿程度与现在相当, 仰韶文化时期(7000~5000cal.aB.P.)的气候是该地区全新世最为暖湿的时期,龙山文化时期(5000~4000cal.aB.P.)以来气候的暖湿程度呈波动下降,4000cal.aB.P.以后气候逐渐变干凉。整体上较为暖湿的气候是该地区全新世人类文化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广阔平坦的多级黄土台地和第三级阶地以及广泛分布的黄土沉积物质为新石器以来逐渐发展的旱作农业提供了有利的地貌和土地资源条件。仰韶早期及之前的人类文化遗址分布在第三级阶地和地势更高的黄土台地之上;仰韶中期以后,由于区域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的发展,人类聚落有向沿河阶地和下游地区发展的趋势。 . 溱水流域新石器至夏商时期人类文化发达,且持续发展,是中原地区乃至全国新石器至夏商时期人类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本文在详细野外考察和多个地层剖面分析基础上,初步阐明了区域地貌特征及演化历史。对区域内的柿园仰韶遗址外的自然沉积剖面(34°29.409'N,113°36.933'E)进行了连续采样,并对样品进行了<sup>14</sup>C年代测定和粒度、磁化率、孢粉等古环境指标分析,结合考古遗存资料,探讨了区域全新世气候演变历史。在上述古环境研究基础上,分析了区域全新世环境与人类文化演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流域在地形上,处于嵩山以东至黄淮平原以西的黄土丘陵台地地形区。溱水流域共发育了3级河流阶地:第三级阶地形成于晚更新世末期; 第二级阶地形成于大致6000~4000cal.aB.P.时期,下游阶地形成时代较上游早; 第一级阶地形成于历史时期晚期。溱水流域全新世早期(8500~7000cal.aB.P.)气候的暖湿程度与现在相当, 仰韶文化时期(7000~5000cal.aB.P.)的气候是该地区全新世最为暖湿的时期,龙山文化时期(5000~4000cal.aB.P.)以来气候的暖湿程度呈波动下降,4000cal.aB.P.以后气候逐渐变干凉。整体上较为暖湿的气候是该地区全新世人类文化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广阔平坦的多级黄土台地和第三级阶地以及广泛分布的黄土沉积物质为新石器以来逐渐发展的旱作农业提供了有利的地貌和土地资源条件。仰韶早期及之前的人类文化遗址分布在第三级阶地和地势更高的黄土台地之上;仰韶中期以后,由于区域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的发展,人类聚落有向沿河阶地和下游地区发展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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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选取遗址面积、文化层厚度、重要遗物、重要遗迹4 个变量, 利用SOFM网络对环嵩山地区9000 aB.P.-3000 aB.P.聚落按照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 个阶段分别进行聚类分析, 以此对区域不同时期早期聚落的规模等级进行划分, 其中裴李岗时期聚落划分为2 个级别, 仰韶、龙山时期聚落均划分为3 个级别, 夏商时期聚落划分为4 个级别。结果表明, 裴李岗时期区域聚落等级规模之间的差异不明显, 大致在距今5000 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中晚期, 区域聚落规模等级出现分异, 这种分异在龙山时期得以延续, 并于夏商时期最终形成。此外, 规模等级划分结果还对于特定时期文化面貌的区域差异有所反映, 具体表现在裴李岗时期3 个区域所属的不同文化系统与夏、商文化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环嵩山地区9000 aB.P.-3000 aB.P.聚落规模等级研究发现, SOFM网络具有的邻近单元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特征可以降低遗址面积不准确性对于分类结果的影响, 非常适合于早期聚落规模等级的划分。 . 选取遗址面积、文化层厚度、重要遗物、重要遗迹4 个变量, 利用SOFM网络对环嵩山地区9000 aB.P.-3000 aB.P.聚落按照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 个阶段分别进行聚类分析, 以此对区域不同时期早期聚落的规模等级进行划分, 其中裴李岗时期聚落划分为2 个级别, 仰韶、龙山时期聚落均划分为3 个级别, 夏商时期聚落划分为4 个级别。结果表明, 裴李岗时期区域聚落等级规模之间的差异不明显, 大致在距今5000 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中晚期, 区域聚落规模等级出现分异, 这种分异在龙山时期得以延续, 并于夏商时期最终形成。此外, 规模等级划分结果还对于特定时期文化面貌的区域差异有所反映, 具体表现在裴李岗时期3 个区域所属的不同文化系统与夏、商文化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环嵩山地区9000 aB.P.-3000 aB.P.聚落规模等级研究发现, SOFM网络具有的邻近单元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特征可以降低遗址面积不准确性对于分类结果的影响, 非常适合于早期聚落规模等级的划分。 |
| [35] |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complex societies can fruitfully focus on the human interactions that define communities, which have always been at the heart of settlement pattern research. Yet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how communities of varying scales can actually be identified in archaeological survey data. Most often sites have simply been assumed to correspond to communities, although this practice has been criticized. Methods are offered to delineate communities at different scales systematically in survey data,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field data collection strategies are explored comparatively for cases from northeast China. Mesoamerica, and the northern Andes. |
| [36] | 通过基于GIS建立的遗址分布 地形图和等级规模法则,在对半支箭河中游地区先秦各时期遗址进行分群、分区的基础上,对遗址间的等级结构进行的考察表明,半支箭河中游调查区内,在赵宝沟 和红山时期,不论是处于同一群的遗址之间,还是不同的遗址集群之间,都没有出现明显的等级差别。在夏家店下层时期,在遗址不同层次的集群间以及同一个遗址 集群内部,都出现了明显的等级结构,既有小范围的地区中心,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地域性中心。夏家店上层时期的遗址仍然存在着小范围的地区性中心以及更高层次 的区域性中心,但不同层次的中心间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等级结构。战国时期虽然形成了若干个小规模的地区性中心,但在整个调查区内都缺乏更高层次的区域性中 心,表明还有更高地位的地区性中心或政体凌驾于这些小范围的地区性中心之上。 . 通过基于GIS建立的遗址分布 地形图和等级规模法则,在对半支箭河中游地区先秦各时期遗址进行分群、分区的基础上,对遗址间的等级结构进行的考察表明,半支箭河中游调查区内,在赵宝沟 和红山时期,不论是处于同一群的遗址之间,还是不同的遗址集群之间,都没有出现明显的等级差别。在夏家店下层时期,在遗址不同层次的集群间以及同一个遗址 集群内部,都出现了明显的等级结构,既有小范围的地区中心,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地域性中心。夏家店上层时期的遗址仍然存在着小范围的地区性中心以及更高层次 的区域性中心,但不同层次的中心间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等级结构。战国时期虽然形成了若干个小规模的地区性中心,但在整个调查区内都缺乏更高层次的区域性中 心,表明还有更高地位的地区性中心或政体凌驾于这些小范围的地区性中心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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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正随着区域性考古调查方法在田野考古实践中的应用,中国考古学界正逐步积累详尽而丰富的数据资料。在此基础上,中外****引用考古区域分析的方法,在解释聚落形态和社会复杂化进程问题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应用相同的方法分析中国考古遗存,不仅有利于世界考古学界进一步了解中国考古遗存所体现的既具有人类社会演进共性又 . 正随着区域性考古调查方法在田野考古实践中的应用,中国考古学界正逐步积累详尽而丰富的数据资料。在此基础上,中外****引用考古区域分析的方法,在解释聚落形态和社会复杂化进程问题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应用相同的方法分析中国考古遗存,不仅有利于世界考古学界进一步了解中国考古遗存所体现的既具有人类社会演进共性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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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确定城市经济影响区域的空间组织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在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中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目前,通常是利用数理统计的方法进行城市的分级,并以此来确定区域中的中心城市,未充分考虑区域空间中城市之间的竞争关系;确定城市经济影响区域时,往往采用断裂点公式来划定两两城市之间的分界线,当城市的数量较多时,这种方法有困难且工作十分繁杂.本研究提出可以用Voronoi图来确定各级城市的空间影响区,并利用Voronoi多边形邻居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城市体系中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空间组织关系. . 确定城市经济影响区域的空间组织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在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中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目前,通常是利用数理统计的方法进行城市的分级,并以此来确定区域中的中心城市,未充分考虑区域空间中城市之间的竞争关系;确定城市经济影响区域时,往往采用断裂点公式来划定两两城市之间的分界线,当城市的数量较多时,这种方法有困难且工作十分繁杂.本研究提出可以用Voronoi图来确定各级城市的空间影响区,并利用Voronoi多边形邻居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城市体系中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空间组织关系. |
| [42] | 本书将传统城市与区域空间的研究视野拓展至一个新的领域——城镇群体空间，探讨了城镇群体空间优化组合的基本准则及该类型地区空间发展组织调控的适宜模式。 本书将传统城市与区域空间的研究视野拓展至一个新的领域——城镇群体空间，探讨了城镇群体空间优化组合的基本准则及该类型地区空间发展组织调控的适宜模式。 |
| [43] | <p>通过对太师庄泥炭<sup>14</sup>C测年、孢粉和氧同位素分析, 获得了6~3 kaBP较高分辨率的环境演化记录: 5.7~5.4 kaBP环境冷湿; 5.4~4.8 kaBP温暖湿润; 4.8~4.2 kaBP气候发生突变, 出现降温事件, 植被稀少; 4.2~3.3 kaBP温暖干燥. 太师庄泥炭记录的降温气候事件在北半球有普遍性. 气候突变事件对古文化变迁产生了较明显的影响.</p> . <p>通过对太师庄泥炭<sup>14</sup>C测年、孢粉和氧同位素分析, 获得了6~3 kaBP较高分辨率的环境演化记录: 5.7~5.4 kaBP环境冷湿; 5.4~4.8 kaBP温暖湿润; 4.8~4.2 kaBP气候发生突变, 出现降温事件, 植被稀少; 4.2~3.3 kaBP温暖干燥. 太师庄泥炭记录的降温气候事件在北半球有普遍性. 气候突变事件对古文化变迁产生了较明显的影响.</p> |
| [44] | 4000aB.P.前后中原周围地区新石器文化发生了衰落,其原因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文章依据前人的研究成果,从东亚夏季风锋面降水的穿时性特点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认为4000aB.P.前后的降温和由地球轨道因素变化引起的全新世东亚季风的长期变化,使东亚夏季风降雨带北撤南迁,形成中国东亚季风区的一种南涝北旱的环境格局,可能是4000aB.P.前后中原周围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衰落的主要原因。 . 4000aB.P.前后中原周围地区新石器文化发生了衰落,其原因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文章依据前人的研究成果,从东亚夏季风锋面降水的穿时性特点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认为4000aB.P.前后的降温和由地球轨道因素变化引起的全新世东亚季风的长期变化,使东亚夏季风降雨带北撤南迁,形成中国东亚季风区的一种南涝北旱的环境格局,可能是4000aB.P.前后中原周围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衰落的主要原因。 |
| [45] | 通过对双洎河流域地质、地貌与文化遗址考察,选取了该流域二级台地沉积剖面进行光释光年代测定和孢粉分析,并制作流域环境考古图,分析了流域地貌、环境与人类的关系,认为旧石器至裴李岗文化时代的人类自嵩山沿着双洎河向嵩山东侧侵蚀堆积平原逐渐迁移,新石器中期早段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类主要生活在低丘岗地上,由于双洎河及其支流主要在谷底基岩上流动,河谷不易展宽,故无一级阶地或一级阶地狭窄,以致新石器中期后段仰韶文化时期后的人类主要生活在河谷旁的二级阶地与黄土台地上。本区新石器中期文化繁荣,人们在亚热带疏林草原环境下生活,并在红褐色棕壤沃土上耕作,为创造中原文化核心区做出了重要贡献。 . 通过对双洎河流域地质、地貌与文化遗址考察,选取了该流域二级台地沉积剖面进行光释光年代测定和孢粉分析,并制作流域环境考古图,分析了流域地貌、环境与人类的关系,认为旧石器至裴李岗文化时代的人类自嵩山沿着双洎河向嵩山东侧侵蚀堆积平原逐渐迁移,新石器中期早段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类主要生活在低丘岗地上,由于双洎河及其支流主要在谷底基岩上流动,河谷不易展宽,故无一级阶地或一级阶地狭窄,以致新石器中期后段仰韶文化时期后的人类主要生活在河谷旁的二级阶地与黄土台地上。本区新石器中期文化繁荣,人们在亚热带疏林草原环境下生活,并在红褐色棕壤沃土上耕作,为创造中原文化核心区做出了重要贡献。 |
| [46] | <p>史前异常洪水事件的初步调查表明,4kaB.P.前后是我国北方异常洪水多发的时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海河流域在这一时期普遍出现不同形式的史前异常洪水事件.异常洪水事件的出现与当时的降温事件有密切的关系,气候变冷引发的相对湿度加大和降雨量增多可能是造成这次异常洪水事件的主要原因.出现于华夏文明诞生前夕的史前异常洪水事件对华夏文明的演进势必会产生重大影响,在黄河上游的山间盆地和下游的黄淮海平原,异常洪水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导致这些地区早期文明的衰落;而位于我国地貌大势二级阶梯与一级阶梯之间的中原地区,尽管洪水也给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但它并没有导致早期文明的衰落,恰恰相反,先民们利用有利的地貌条件,通过与洪水的争斗,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华夏文明的诞生.</p> . <p>史前异常洪水事件的初步调查表明,4kaB.P.前后是我国北方异常洪水多发的时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海河流域在这一时期普遍出现不同形式的史前异常洪水事件.异常洪水事件的出现与当时的降温事件有密切的关系,气候变冷引发的相对湿度加大和降雨量增多可能是造成这次异常洪水事件的主要原因.出现于华夏文明诞生前夕的史前异常洪水事件对华夏文明的演进势必会产生重大影响,在黄河上游的山间盆地和下游的黄淮海平原,异常洪水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导致这些地区早期文明的衰落;而位于我国地貌大势二级阶梯与一级阶梯之间的中原地区,尽管洪水也给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但它并没有导致早期文明的衰落,恰恰相反,先民们利用有利的地貌条件,通过与洪水的争斗,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华夏文明的诞生.</p> |
| [47] | 我国中原地区的新寨期(3550～3400 aBP)属新石器文化晚期, 是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夏文化)过渡的重要时期. 通过对河南新寨遗址新寨期人类生存环境的研究, 发现这一时期是一个异常洪水时期, 洪涝灾害给当地的古代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 孢粉分析和氧、碳同位素测定表明, 相对于龙山期和二里头期干燥-半干燥的气候环境, 新寨期气候明显变湿. 气候的突然变湿与异常洪水事件同期出现, 说明气候的转型可能是导致洪水频发的主要原因. 这一发现不仅加深了对中原地区3500 aBP前后环境演变的认识, 而且由于此时恰好处于华夏文明起源的前夜, 因此也为探讨华夏文明起源的环境背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 我国中原地区的新寨期(3550～3400 aBP)属新石器文化晚期, 是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夏文化)过渡的重要时期. 通过对河南新寨遗址新寨期人类生存环境的研究, 发现这一时期是一个异常洪水时期, 洪涝灾害给当地的古代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 孢粉分析和氧、碳同位素测定表明, 相对于龙山期和二里头期干燥-半干燥的气候环境, 新寨期气候明显变湿. 气候的突然变湿与异常洪水事件同期出现, 说明气候的转型可能是导致洪水频发的主要原因. 这一发现不仅加深了对中原地区3500 aBP前后环境演变的认识, 而且由于此时恰好处于华夏文明起源的前夜, 因此也为探讨华夏文明起源的环境背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
| [48] | Surface temperature re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1500 years suggest that recent warming is unprecedented in that time. Here we provide a broader perspective by reconstructing regional and global temperature anomalies for the past 11,300 years from 73 globally distributed records. Early Holocene (10,000 to 5000 years ago) warmth is followed by ~0.7掳C cooling through the middle to late Holocene (<5000 years ago), culminating in the coolest temperatures of the Holocene during the Little Ice Age, about 200 years ago. This cooling is largely associated with ~2掳C change in the North Atlantic. Current global temperatures of the past decade have not yet exceeded peak interglacial values but are warmer than during ~75% of the Holocene temperature history.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model projections for 2100 exceed the full distribution of Holocene temperature under all plausibl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scenarios. |
| [49] | 基于湖北神农架山宝洞SB10石笋的14个<SUP>230</SUP>Th年龄和266个氧同位素数据, 建立了11.5~2.1 kaBP时段东亚季风降水序列. 该记录表明: 11.5~9.3 kaBP, 季风降水处于持续增长期; 9.3~4.4 kaBP, 该时段为降雨丰沛的湿润期, 4.4~2.1 kaBP, 该时段为降水较少的干旱期, 其长期演化趋势大体类似于北纬33°夏季日辐射能量曲线. SB10石笋<I>δ</I><SUP>18</SUP>O记录揭示了4.3 kaBP前后季风降水突然减少, 反映了植被-大气-气溶胶对太阳辐射减少的正反馈效应, 该事件与4 ka左右中国新石器文化断层基本同步. 从早全新世平均分辨率20年的石笋降水记录中识别出8.2, 8.6, 9.3, 10.2和11.0 ka显著干旱事件, 可与格陵兰冰芯<I>δ</I><SUP>18</SUP>O记录的降温事件进行对比, 反映了早全新世北半球低纬季风与极地气候受同一机制的驱动. . 基于湖北神农架山宝洞SB10石笋的14个<SUP>230</SUP>Th年龄和266个氧同位素数据, 建立了11.5~2.1 kaBP时段东亚季风降水序列. 该记录表明: 11.5~9.3 kaBP, 季风降水处于持续增长期; 9.3~4.4 kaBP, 该时段为降雨丰沛的湿润期, 4.4~2.1 kaBP, 该时段为降水较少的干旱期, 其长期演化趋势大体类似于北纬33°夏季日辐射能量曲线. SB10石笋<I>δ</I><SUP>18</SUP>O记录揭示了4.3 kaBP前后季风降水突然减少, 反映了植被-大气-气溶胶对太阳辐射减少的正反馈效应, 该事件与4 ka左右中国新石器文化断层基本同步. 从早全新世平均分辨率20年的石笋降水记录中识别出8.2, 8.6, 9.3, 10.2和11.0 ka显著干旱事件, 可与格陵兰冰芯<I>δ</I><SUP>18</SUP>O记录的降温事件进行对比, 反映了早全新世北半球低纬季风与极地气候受同一机制的驱动. |
| [50] | . 王城岗遗址包含有自龙山晚期至春秋时期基本连续的文化堆积,应用浮选法从中发现了丰富的古代植物遗存,包括有粟、泰、稻谷、小麦和大豆五种农作物品种.本文通过对浮选结果的量化分析,认识和了解当地农业生产特点及其变化规律,为深入探讨古代农业发展与华夏文明起源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资料和启示. . 王城岗遗址包含有自龙山晚期至春秋时期基本连续的文化堆积,应用浮选法从中发现了丰富的古代植物遗存,包括有粟、泰、稻谷、小麦和大豆五种农作物品种.本文通过对浮选结果的量化分析,认识和了解当地农业生产特点及其变化规律,为深入探讨古代农业发展与华夏文明起源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资料和启示. |
| [51] | <P><FONT face=Verdana>【目的】探讨春小麦、谷子、高粱、黍子4种谷类作物根系分布的空间几何构型特点和根系生长时空分布规律。【方法】采用盆栽、根管土柱栽培、铁丝网箱栽培与田间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谷子、高粱、黍子、春小麦4种作物根系的生长规律。【结果】（1）4种供试作物根系的种子根数、次生根数、入土深度和根幅明显不同；根系最大入土深度为高粱＞谷子＞春小麦＞黍子；最大根幅为高粱＞黍子＞谷子＞春小麦。（2）随着生育时期的推进，谷子、黍子、春小麦和高粱根系的根长与根重的增长均表现为慢-快-慢的规律。（3）4种谷类作物苗期主要以根系纵向下扎为主，根长与根干重呈明显的“T”字型结构；拔节期春小麦根长分布呈现近似“8”字型，其它作物的根长和根重分布仍呈明显的“T”字型；抽穗期谷子、高粱、黍子根长在不同土层深度中的分布近“8”字型，而春小麦呈现近卵型。（4）4种谷类作物根重在不同深度土体中的垂直分布符合指数递减方程y=A·e-bx，但其垂直递减率b值大小不等。4种谷类作物的总根长在不同深度土体中的分布前期符合指数递减方程y=A·e-bx，但后期与多项式y=ax3+bx2+cx+d的拟合程度更好。【结论】4种谷类作物根系空间分布的存在相似性，该相似性可为谷类作物高产栽培的根系调控提供理论依据。</FONT></P> . <P><FONT face=Verdana>【目的】探讨春小麦、谷子、高粱、黍子4种谷类作物根系分布的空间几何构型特点和根系生长时空分布规律。【方法】采用盆栽、根管土柱栽培、铁丝网箱栽培与田间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谷子、高粱、黍子、春小麦4种作物根系的生长规律。【结果】（1）4种供试作物根系的种子根数、次生根数、入土深度和根幅明显不同；根系最大入土深度为高粱＞谷子＞春小麦＞黍子；最大根幅为高粱＞黍子＞谷子＞春小麦。（2）随着生育时期的推进，谷子、黍子、春小麦和高粱根系的根长与根重的增长均表现为慢-快-慢的规律。（3）4种谷类作物苗期主要以根系纵向下扎为主，根长与根干重呈明显的“T”字型结构；拔节期春小麦根长分布呈现近似“8”字型，其它作物的根长和根重分布仍呈明显的“T”字型；抽穗期谷子、高粱、黍子根长在不同土层深度中的分布近“8”字型，而春小麦呈现近卵型。（4）4种谷类作物根重在不同深度土体中的垂直分布符合指数递减方程y=A·e-bx，但其垂直递减率b值大小不等。4种谷类作物的总根长在不同深度土体中的分布前期符合指数递减方程y=A·e-bx，但后期与多项式y=ax3+bx2+cx+d的拟合程度更好。【结论】4种谷类作物根系空间分布的存在相似性，该相似性可为谷类作物高产栽培的根系调控提供理论依据。</FONT></P> |
| [52] | . 山东龙山文化墓葬形态研究──龙山时期社会分化、礼仪活动及交换关系的考古学分析刘莉（澳大利亚拉楚比大学考古系）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代表着这一地区史前社会从相对平等向阶级社会发展的时期。许多标志着中国文明时代特征的文化因素──如文字、金属制造、... . 山东龙山文化墓葬形态研究──龙山时期社会分化、礼仪活动及交换关系的考古学分析刘莉（澳大利亚拉楚比大学考古系）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代表着这一地区史前社会从相对平等向阶级社会发展的时期。许多标志着中国文明时代特征的文化因素──如文字、金属制造、... |
| [53] | . 王震中先生《大舜文化与中华早期文明》一文,虽然也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出发考订舜的生地与生活地,但更注重理论的探讨。综观整个中国上古史,作者提出"伏羲氏"、"燧人氏"、"神农氏"之类的"某某氏"的方式,是因古人的思维特点是借助于具体来表现一般,是古人对上古历史文化发展的一种时代特征的概括。但尧、舜、禹时代及其谱系,则是具有相当的可信性。尧、舜、禹时代已经是国家形成时期,具有相当的可信性。自文献记载看,尧、舜、禹时代是紧接夏朝的时代,而夏朝是我国第一个王朝,已经进入国家时代。国家是与一定的地域和人口联系在一起的,必然有较为稳固的地域和人口构成,所以以夏代史为基础,上推可以对尧舜禹时代有所推论。因此王先生将尧、舜、禹时代单独考察,是值得信从的。作者认为从文献中的相关记载看,舜生于诸城。诸城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在诸城前寨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陶文""字,表达了当时的"火正"(主管大火星祭祀及观象授时的职官)对于大火星的观察、祭祀和观象授时,表明宗教祭祀逐渐被上层贵族和专职巫觋所独占。这一符号广泛出现在山东、安徽、湖北、江浙等地的大汶口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陶器上以及江浙良渚文化中,具有高度的传播特征,说明... . 王震中先生《大舜文化与中华早期文明》一文,虽然也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出发考订舜的生地与生活地,但更注重理论的探讨。综观整个中国上古史,作者提出"伏羲氏"、"燧人氏"、"神农氏"之类的"某某氏"的方式,是因古人的思维特点是借助于具体来表现一般,是古人对上古历史文化发展的一种时代特征的概括。但尧、舜、禹时代及其谱系,则是具有相当的可信性。尧、舜、禹时代已经是国家形成时期,具有相当的可信性。自文献记载看,尧、舜、禹时代是紧接夏朝的时代,而夏朝是我国第一个王朝,已经进入国家时代。国家是与一定的地域和人口联系在一起的,必然有较为稳固的地域和人口构成,所以以夏代史为基础,上推可以对尧舜禹时代有所推论。因此王先生将尧、舜、禹时代单独考察,是值得信从的。作者认为从文献中的相关记载看,舜生于诸城。诸城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在诸城前寨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陶文""字,表达了当时的"火正"(主管大火星祭祀及观象授时的职官)对于大火星的观察、祭祀和观象授时,表明宗教祭祀逐渐被上层贵族和专职巫觋所独占。这一符号广泛出现在山东、安徽、湖北、江浙等地的大汶口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陶器上以及江浙良渚文化中,具有高度的传播特征,说明... |
| [54] | 正 探讨夏文化是当前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围绕着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有不少同志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或者它的晚期阶段应是夏代初期文化,这种意见引起了很多人的巨大兴趣。但是关于河南龙山文化本身,还有许多问题意见并不一致,尚在争论之中。为了探索夏代文化,这里仅就河南龙山文化的分期和类型,以及该文化的族属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谬误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 正 探讨夏文化是当前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围绕着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有不少同志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或者它的晚期阶段应是夏代初期文化,这种意见引起了很多人的巨大兴趣。但是关于河南龙山文化本身,还有许多问题意见并不一致,尚在争论之中。为了探索夏代文化,这里仅就河南龙山文化的分期和类型,以及该文化的族属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谬误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
| [55] | . 如同恩格斯的论述,中国早期国 家的压迫者阶级即社会的"主人"的产生,是由原始共同体内的社会"公仆"因其权力的异化发展而来的。这样一条阶级与国家产生的道路与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国家 是全然不同的。夏作为中国古代第一王朝,其"家天下"亦是禹治洪水的过程中因集中控制各部族的人力物力,导致禹个人身份的这种变化而建立起来的。夏商周三 代社会形态不是奴隶社会,亦非封建社会,或者可以用过去雷海宗提出的"部民社会"来加以概括。 . 如同恩格斯的论述,中国早期国 家的压迫者阶级即社会的"主人"的产生,是由原始共同体内的社会"公仆"因其权力的异化发展而来的。这样一条阶级与国家产生的道路与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国家 是全然不同的。夏作为中国古代第一王朝,其"家天下"亦是禹治洪水的过程中因集中控制各部族的人力物力,导致禹个人身份的这种变化而建立起来的。夏商周三 代社会形态不是奴隶社会,亦非封建社会,或者可以用过去雷海宗提出的"部民社会"来加以概括。 |
| [56] | 通过对考古发现的诸多史前至夏商时代城址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龙山文化时代是城郭之制的孕育、形成时期，藤花落、宝墩、石峁等城址已基本具备城郭之制特点，陶寺城址施行城郭之制的可能性非常大，但芒城、双河和紫竹村城址不属于城郭之制，只能算作双重城垣防御。夏代为城郭之制的初步发展阶段，新砦城址的布局实质上已具备城郭之制，望京楼城址具备城郭之制的布局特点。商代以后城郭之制得到推广，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等都城，以及垣曲商城、盘龙城、牛城、三星堆等方国城址，大多推行城郭之制。所谓“夏商无城郭说”或“夏代无城郭说”等观点是与考古实际不相符的。 通过对考古发现的诸多史前至夏商时代城址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龙山文化时代是城郭之制的孕育、形成时期，藤花落、宝墩、石峁等城址已基本具备城郭之制特点，陶寺城址施行城郭之制的可能性非常大，但芒城、双河和紫竹村城址不属于城郭之制，只能算作双重城垣防御。夏代为城郭之制的初步发展阶段，新砦城址的布局实质上已具备城郭之制，望京楼城址具备城郭之制的布局特点。商代以后城郭之制得到推广，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等都城，以及垣曲商城、盘龙城、牛城、三星堆等方国城址，大多推行城郭之制。所谓“夏商无城郭说”或“夏代无城郭说”等观点是与考古实际不相符的。 |
| [57] | 正一、引言自李济先生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两年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河南安阳殷墟,中国考古学参与古史建构的历史已近百年。通观20世纪学术界对中国早期文明史的探索历程,由于丰富的文献材料及由此产生的史学传统,这一探索理所当然地以对具体国族、王朝的确认为中心。"证经补史"情结与研究取向,基本上贯穿学术史 正一、引言自李济先生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两年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河南安阳殷墟,中国考古学参与古史建构的历史已近百年。通观20世纪学术界对中国早期文明史的探索历程,由于丰富的文献材料及由此产生的史学传统,这一探索理所当然地以对具体国族、王朝的确认为中心。"证经补史"情结与研究取向,基本上贯穿学术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