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辉Community reactions to tourism development：a review of theoretical models
HANGuosheng, LIHui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06-14
修回日期:2016-09-1
网络出版日期:2016-09-25
版权声明:2016《资源科学》编辑部《资源科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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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社区造成一系列复杂的影响,而目的地社区对旅游发展的响应决定了其旅游支持、旅游参与甚至最终的旅游收益[1],因此旅游发展的社区响应是旅游文献综述中一个关键议题,研究了目的地旅游发展社区响应量表的开发、旅游影响的社区感知及历时性变化、旅游影响社区感知的差异、基于旅游影响感知的目的地社区分类、目的地社区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支持的关系等[2]。已有文献多次提到旅游发展社区响应研究对主要理论模型的作用认识不足,现有经验研究对理论发展重视不够[3]。的确,现有经验研究很少在连贯一致的理论模型下推进该领域的研究,对研究人员继续开展研究理论启发较少,也没有给实业界提供更稳健的实践信息。Joan Ap认为,旅游发展的社区响应研究之所以缺少研究范式与刺激性的研究主题,是由于缺少指导性的理论模型[4]。尽管研究人员能够比较清楚地识别出研究问题,但是这些研究的核心概念没有与经典的理论模型关联起来,造成很多研究没有提出有价值的假设来指导研究。所以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评述国外在旅游发展社区响应方面的主要理论分析模型,为国内旅游发展社区响应的深入研究提供更充分的理论基础。2 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2.1 Doxey的刺激指数模型
该模型是最早、最重要的一个解释居民对旅游业响应的理论模型,由Doxey提出,该模型是一个四阶段理论模型,解释了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变化[5],该模型认识到旅游业的消极影响可能会刺激社区,这种刺激是由居民与旅游者不和谐的程度决定的。该模型表明,随着旅游人数增加与旅游发展,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历经了陶醉（euphoria）、冷漠（apathy）、厌烦（annoyance）和敌对（antagonism）阶段。陶醉阶段,居民对涌入的旅游者感到高兴,喜欢看到他们以及因旅游收入增加而感到高兴。冷漠阶段,旅游业已经开展,旅游者的出现已经很平常,居民把旅游者的到来当作了即成事实,第一阶段的兴趣与热情早已消失。旅游从业人员以盈利为目的,主客间的关系是一种商业关系。厌烦阶段,旅游者大量到来已经产生了拥挤现象,当地接待设施不敷使用,甚至旅游者已经与当地居民争夺使用当地的公共设施,居民的厌烦情绪开始出现。敌对阶段,居民的厌烦情绪达到了顶峰,对外来旅游者越看越不顺眼,精神上的压力也日益沉重,主客之间的礼貌被愤怒所替代,当地主人落下了脸面。最后阶段,有些居民干脆迁离此地,而另一些居民则试图重新适应。该理论提出后相继有研究对之进行了检验,对于第一个阶段的陶醉与愉悦可能反应了社区对旅游发展的怀疑与防备,在游客人数增加后对游客的敌对态度并不是必然出现的结果,当地人学会与游客沟通后对旅游者的某些怪异行为可能会表现出宽容[6]。与该研究类似,Hill 和 Lundgren也提出了“激怒指数”,用以描述旅游者给居民带来的各种冲突与摩擦,虽然该研究未能提出测量各种冲突与摩擦的方法,但是他们的确指出了造成冲突的根源：在加勒比海地区,商店提供服务时总是先游客后居民;旅游者到达造成的通货膨胀使当地人食物支出费用增加;通往海滨的道路被旅游饭店切断;当地上下班时间延长;海滩与公园人满为患,使当地的游憩活动难以为继[7]。Prentice以刺激指数为理论模型研究当地居民对旅游者摩托车比赛的响应,发现尽管比赛封路,但是当地居民并未对该赛事有不可接受的响应[8]。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对资本的需求加大,当外来经济控制了本地旅游发展,导致本地人失去对旅游业的控制和利润大量外流,这个时候他们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就越来越反对[9],这是社区居民对游客产生敌对行为甚至严重怨恨的根源。
尽管Doxey刺激指数被认为是研究旅游发展与居民响应关系的最重要文献之一,但是人们也认识到了该模型的一些局限[10,11]。首先,它是一个单方向模型,从整体上代表了社区现有观点,预设了社区内部一定程度上的同质性而忽略了社区成员本身的差异因素,因而不能解释同一个社区内部居民旅游响应的差异。其次,该模型提出的四个阶段的顺序是否一成不变的,是否存在不经过第一个阶段而直接进入后续的阶段,是否每个社区最后一个阶段都是对旅游者的敌对行为,还是因为少部分人因旅游所害而怨声载道呢?这种阶段出现的顺序是否与旅游发展的速度以及旅游环境的变化有关系?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清。再次,该模型没有注意到实施游客管理措施可能有助于减少旅游者的压力,或者当地社区或许会更多地参与旅游开发。最后,该模型是根据波多黎各和加拿大两个小型社区得出来的,几乎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使后续研究可以复制该研究,这也是该研究的局限之一。
2.2 Butler的动态矩阵模型
Butler于1974年提出了一个较早的居民对旅游业的响应与行为反应模型（图1）,试着解释目的地社区对旅游活动的态度与行为方面的响应。该框架建立在一个动态矩阵的基础上,提出居民对旅游的行为反应或主动或被动,居民对旅游业的响应或消极或积极[12],因此居民对旅游业的响应按照这两个维度依次分为积极推动和支持旅游活动、稍微接受并且支持旅游活动、积极反对旅游活动、保持沉默但反对旅游活动。在任何社区,所有这四种形式在一定时间内都存在,但每一类的人数不一定保持不变,比如涉足旅游业的金融企业家可能积极促进旅游活动,而不涉及旅游业的意见群体可能积极反对发展旅游及其带来的社会变迁,而大多数可能归入两种持续存在的消极类别（不赞成）,他们或是默默地接受旅游发展及其影响,因为旅游发展给他们带来了收益,或是因为反对旅游发展的趋势尚未出现。比如,中国台湾兰屿的达悟人因旅游者对当地社区多抱持同情或轻视态度,使其自尊心丧失。另外,外来商人及旅游者任意采捕稀有动植物及传统器物,对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造成莫大伤害,而旅游收入又是当地居民改善生活的主要经济手段之一,造成绝大多数当地居民反对旅游活动但是保持沉默状态[13]。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居民旅游业的响应与行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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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Doxey的模型不同,Butler动态矩阵模型认识到目的地社区内部可能存在多种对旅游业的看法,并且这些看法的确会以矩阵提出的四种方向中任一种而变化。之所以旅游地存在不同态度与看法,可能源于旅游地不同群体的冲突甚至是政治压力造成的。根据Ryan的观点, Doxey的模型代表了社区对旅游业看法的总的趋势,而Butler动态矩阵代表了社区内部不同群体的不同看法[14]。Butler动态矩阵模型和Doxey的模型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目的地社区对旅游的响应会随时间而变化,但是它们在变化的方向上有差异。Doxey设想社区旅游响应是没有方向的,而Butler的动态矩阵模型假设社区居民旅游态度与行为会在各种方向上发生变化。另外,两个框架在适用范围上存在差异,Doxey的模型适合分析目的地旅游业占主导地位的情况,Butler模型只适用于在单个旅游地考察群体与个体的情况。
2.3 Butler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
再一个有关旅游发展与居民态度的理论模型是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15]。基于产品生产周期的概念,Butler提出旅游地遵循一个类似的演化模式,随着旅游地交通条件与接待设施的发展以及旅游人数的变化,旅游地相继经历探索、参与、发展、巩固、停滞、衰落或者复兴阶段。根据该理论,旅游目的地处于不同阶段,旅游者类型与数量不同,社区居民旅游响应也会有所不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业的认识也存在差异,因而影响到他们对旅游发展的态度[10]。Akis等研究塞浦路斯几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乡村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发现,与深度参与旅游发展的居民相比,接触旅游较少的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更积极[16]。Ryan等也发现类似的结论,旅游发展的早期阶段,居民对旅游影响倾向于积极的影响感知,进入成熟阶段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倾向于消极的影响感知[17],这部分证实了Doxey的旅游发展阶段理论。尽管该模型在学界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是也有一些局限。首先,该模型也是一个单方向模型[18],也预设了社区对旅游业响应具有一定程度的同质性[19]。其次,该模型隐含说明伴随旅游地演化为大众旅游地,旅游业对目的地社区的消极影响也会增加;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及后续表现出来的公开行为可能会减少旅游吸引力,最后改变发展阶段[20]。正如****所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都会清晰地经历这些发展阶段,因此该模型的预测力是有限的,因为不同地区旅游生命周期可能会有所变化[21]。
2.4 Dogan的社区旅游响应模型
正如Doxey与Butler提出的一般模型,Dogan在评述旅游业主要后果与居民响应的基础上提出了这个模型[22]。与上述两个模型不同,该模型强调的是居民对旅游业的响应而不是态度。同一个社区对旅游业的响应会多种多样,旅游发展会把一个相当同质性的社区转变为一个相当异质性的社区。Dogan在假设旅游影响感知程度（积极或消极）、居民响应（接纳或抵抗）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对旅游影响社区居民采取的不同策略：抵抗、退缩、划清界线、振兴与接纳。抵抗阶段,居民采取主动积极的行动反对旅游开发,可能以公开的或谨慎的以及间接的方式向旅游者表达。敌意持续积累,甚至导致对旅游者的侵害或欺骗。退缩阶段,居民可能避免与旅游者接触或互动,常发生在依赖旅游业但尚未接受此产业的地方。居民需要为经济理由接触旅游者,但在社会层面上保持与旅游者的距离。划清界线阶段,居民仍然接触旅游者,但是通过当地的社会规范、风俗习惯、穿着打扮来凸显与旅游者的不同。振兴阶段,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文化活动因该地变成旅游景点而保留下来甚至继续发展。接纳阶段,居民迎合旅游者的生活方式,并接受他们为当地社会与经济网络的一部分,此种策略是对旅游发展采取的积极和正面的响应,通常随着旅游市场营销而推广当地的节庆、习俗与服饰,借以发展社区经济。对该研究的最新追踪,Harlak,Hasan等把居民的社区响应策略划分得更为细致,他们把社区对旅游的响应区分为反抗、退却、有条件支持、主动支持、同化阶段,在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持不同态度的居民比例也有所不同[23]。与Butler的有机矩阵一样,Dogan的模型认识到目的地人口的多样性,意味着同一社区内部对旅游业会有多种响应方式存在。同时,该模型预设,既然旅游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兴趣与态度,那么它的政策也决定了社区对旅游业的主要响应。当地人口的异质性及其中的权力结构可能决定居民对旅游业响应的差异以及采取策略的形式,而且地区内部的权力结构可能左右了当地人口对旅游业的响应形式并且压制其它的响应形式[22]。另外Dogan的理论模型假设旅游业一般先在相对同质的农村社区发展,然后把这个农村社区转变为城市化的异质社区。因此与Doxey的刺激指数与Butler的旅游地生命周期不同,Dogan模型提出同质性的农村社区旅游开发的第一个阶段包括四种响应方式任何一种,并且随着异质性日益增加,这四种响应方式在社区中都可能存在。该模型表明,如果旅游业没有成为社区经济生活中的有机一部分,对旅游业的主导响应方式就有可能是抵制,而不是Doxey刺激指数提出的欣喜。
2.5 Ap与Crompton的容纳-退却策略谱理论
通过考量居民对旅游影响的响应而不是态度,还有些****尝试发展类似的框架,但是这种框架具有一个更狭窄的导向。比如Ap 与Crompton等[18]提出了四种策略响应旅游业的影响,组成了一个连续谱,即容纳-退却策略谱。Ap 与Crompton等的模型是从选定的几个社区质性数据分析得来,因此这些社区现有的文化比较不如Dogan的宏观脉络模型明显[18]。根据他们的框架,居民对旅游业的响应是由四种策略组成的一个连续谱：接受、容忍、适应、退却。在这个回应的连续谱上,接受这个阶段最可能发生在个人直接从旅游业获利（比如就业）的时候。作者把容忍描述为稍微的接受,意味着居民吸纳了旅游影响带来的不方便或代价。达到适应阶段的居民接受每天与旅游业相处的现实,但没有对旅游业表现出任何积极或消极的感觉。最后Ap 与Crompton等把退却描述为默许：居民对旅游业不满,不是从事旅游业而是从旅游业中退出。同一旅游的居民,可能因为职务和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对旅游发展采取不同的策略。比如美国哥伦比亚河谷地区,居民、政府官员、民选或任命的官员以及企业投资人对旅游发展采取不同的策略[19]。居民态度保守,并不热衷社区发展旅游业;企业投资人热心支持;政府官员则赞成旅游发展。与居民与旅游者接触程度越高,所获旅游收入越高,旅游发展参与程度关系越密切,与旅游者接触越频繁,对旅游收入依赖程度越高,就越接受旅游业,越支持旅游业[13]。Ap 与Crompton等[18]承认他们的框架不是很严格,因为他们认识到同一个社区有多种对旅游业的态度与行为表现,同时这种框架显示的策略是居民对旅游人数与他们行为响应的表现而不是文化差距的表现。所以Ap 与Crompton等框架的实际应用价值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作者建议未来研究时应该把旅游影响研究与居民采取的策略联系起来,并且应该通过问卷测量居民采取的策略。2.6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指个人与团体之间资源的交易与共享。这些互动发生在个人、角色占有者,或作为单个单位的群体之间。资源可以是任何内容,真实的或象征的,甚至可以是物质的、社会的或者是心理的资源。社会交换理论引起旅游****的兴趣,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即旅游开发是用社会环境影响换取经济收入。据Ap的研究[4],社会交换理论假定社会关系是寻求从交换中获取相互利益的群体相互交换资源。交换的主要动机就是改善私人企业家与公共经济开发商的社区社会经济福利。Ap假设,当资源交换价值高或平衡的时候,或者在不平衡的关系中对东道主价值较高的时候,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是积极的;当资源交换在平衡或不平衡的关系中价值低的时候,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是消极的。Perdue等运用社会交换理论研究了科罗拉多16个农村社区旅游影响感知与的关系[24],研究发现,当他们控制“个人旅游收入”这个变量的时候,居民对影响的感知与社会经济变量不相关。另外,支持进一步旅游开发与影响感知相关,进一步支持旅游开发也与社区未来的感知负相关。按照交换的逻辑,Madriga研究亚利桑那州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25],对旅游影响有积极感知的居民认为,他们个人能够影响旅游决策并且旅游相关企业对他们的决策没有太大的政治影响。消极感知与个人的影响力（personal influence）负相关,并且与旅游企业的影响力认知正相关。Getz在苏格兰Spey山谷社区研究中发现,居民消极感知的增加表明他们认为旅游收入减少,与他们的期望不匹配[26]。与此相反,Hernandez 等[27]对波多黎各Isabela地区的研究,在做研究的时候这个地区正在规划为一个大型的度假区,居民采取了一个中立的态度,猜测居民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源于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对交换结果的不确定。Jurowski等[28] 的文章支持上述论断,发现在维吉尼亚的研究发现经济获益作为一个交换的结果对居民的支持有直接的正影响。经济获益这个交换变量对社会影响感知影响最强烈,尽管它也对环境影响感知有些许影响。但是McGehee 等[29]在12个亚利桑那州社区的研究不完全支持社会交换理论,即虽然作者发现个人旅游获利与旅游开发支持有关系,但是没有发现个人旅游获利与旅游规划支持有关系。作者推测后一个研究发现之所以与社会交换理论不符,是因为如果一个居民在旅游开发中有特权利益,那么他将会想看到旅游规划能够得到正确的实施或受到较少限制。McGehee对此研究发现提供了两种解释：①市民对社区进行旅游规划的能力不太相信;②每个人不管个人获利如何都认为旅游规划是重要的。很明显未来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测量居民对旅游规划的态度以及开发的收益和影响。近期,有****把信任与权力引入到社会交换理论中来,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是由居民对政府行动者的信任以及他们感知的收益决定的,而居民对政府行动者的信任又可以由居民感知的成本收益和他们的权力水平决定的[30]。近期作者进一步细化了他们的研究,把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区分为对可替代旅游与大众旅游的支持,发现政府在旅游业方面的政治和经济绩效、人际信任和旅游收益等变量显著影响政治信任,进而发现政治信任仅影响居民对大众旅游的支持[31]。
2.7 社区依恋理论
McCool等把社区依恋定义为居民参与和融合进社区生活的程度与方式以及对社区的情感[32]。Buttel等把这个概念定义为居民社区团结或社区社会网络融合的程度[33]。这些变量自从被Park与Burgess在系统模型识别为研究变量以外并没有经过仔细的考察就一直在社会经济因素中使用：居民的社区依恋随着居住时间、家庭关系与社交改善而增加。相反另一个假设可以追溯到Toennies,Durkheim,Simmel与Wirth的线性模型[34]：社区依恋随着人口与人口密度的增加而减弱。总的来说旅游研究人员已经着手从消极态度视角研究社区依恋与居民旅游态度的关系。旅游业是一个有可能削弱社区生活质量的产业,因此人们对社区生活越依恋就越会拒绝旅游开发。社区依恋对旅游发展社区响应的理论指导主要集中在旅游发展影响感知与旅游发展支持度两个方面。第一个议题,社区依恋与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关系主要检验社区依恋高与低两组居民在旅游发展影响感知方面（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感知;社会、经济与环境影响感知）有无显著差异,主要研究发现是社区依恋水平高的居民比依恋水平低的居民更容易感知到旅游发展的积极影响[32],比如在这个环境中居住时间长的,与这个环境有密切关系的居民对这里的旅游业持积极评价。在具体的影响感知类别（社会、经济与环境影响）方面,有的研究发现社区依恋与旅游环境影响感知没有显著相关[35],而其它研究却发现对经济影响感知比较积极,而对环境影响感知比较消极[28]。第二,社区依恋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主要发现是社区依恋水平高的居民比社区依恋水平低的更支持旅游开发[36],原因可能在于改善了社区的生活质量。上述研究主要在发达国家旅游业背景下展开,需要进一步检验这些关系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旅游发展的情形。
2.8 增长机器理论
增长机器理论一直以来就获得规划人员的兴趣,识别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尽管其他理论也考察了资本流动或诸如资源邻近性与获得性等属性,但增长机器理论主要研究城市增长支持中出现的派系与联盟。Molotch 认为,实现城市增长或者启动这个现象链的手段是由那些关心自己位置并且有资源把自己的关心转变为政治力量的人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组成的,城市对这些人来说就是一个增长机器[37]。增长机器理论在解释居民与精英开发态度的差异方面特别有用。例如在一项威斯康辛州乡村社区季节性休闲住宅主人对土地利用控制和经济发展态度的调查中,Green等发现永久居民更多地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活动,同时比季节性居民较少支持土地利用控制[38]。随着旅游业成长为一个经济发展力量,这个产业逐渐成为增长机器理论鼓动者讨论的焦点。旅游研究人员对这种概念框架感兴趣是因为假设旅游开发控制在有权势的城市利益集团而不是单个的居民之下,比如夏威夷Molokai的决策者关注旅游开发的社会经济价值,旅游业支持者则关注其传统文化价值,旅游增长的反对者介于这两个群体之间,但是没有认同旅游开发作为增长机器的作用[39]。Madrigal发现,对旅游业影响积极与消极感知的群体在城市内部以及在亚利桑那州与英国城市中的确都存在[40]。他也发现,聚类成员关系能够比居住城市解释较高的旅游发展态度的变异,因此认为把居民看作有不同观点的群体对于有效的旅游规划是很必要的。Martin等发现,南卡罗莱纳州Hilton Head岛度假区的退休者不支持进一步的旅游开发,并且强烈赞成旅游业有消极影响[41],他们的发现支持了增长机器理论的假设即没有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经济收益的人将不支持进一步的开发。
2.9 社会表征理论
Durkheim最早使用社会表征这个概念,Moscovici接受并且扩展了社会表征这个概念[42],社会表征的定义为个人的先入之见、印象与价值系统,它们都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并且不依赖于个人的经验而存在。表征是人们用来理解周遭物体与事物的机制,把人们不熟悉的事物转化为人们熟悉的食物,起到一种认识新的事物参考点的作用,人们能够更准确回忆出与他们的表征一致的事实而往往修正与他们的表征不一致的事实[43]。社会表征主要有三种：支配性（hegemonic）表征是整个社区普遍接受的稳定的表征;开解（emancipated）表征是社会亚群体中有些差异的观点与看法的表征;冲突（polemical）表征存在于群体冲突的背景下,亚群体有对立的观点与看法。这些社会表征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主要因为它们具有约定成俗的影响力及它们是社会强化的事实[44]。它们决定了人们如何看待世界,同时受人们社会交往与社会互动的影响。
社会表征的来源有3个[45]：第一个是直接经验,一个事件的直接经验能够给居民更多的信息建构他们的感知,因为人们会质疑已有表征与实际观察的不一致的地方;社会交往（互动）是第二个来源,人们可能与有类似社会认同的群体交往,并且倾向于接受与其他群体成员类似的社会表征。媒体是第三个社会表征的来源,可以通过故事的实际内容或者通过有选择地报道社会问题来影响人们的感知。识别社区中社会表征的关键是识别居民感知的共同性或一致性[46]。
社会表征理论在社区旅游影响感知的应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用于解释社区旅游发展响应的机理。首先,利用直接经验解释社区旅游响应的阶段变化。Kim等研究韩国居民对首尔2002年世界杯的响应发现,赛前居民对活动将取得的收益抱有很高的期望,比赛中当他们经历了举办世界杯所付出的成本后,对赛事所产生的收益持消极的态度[47]。Zhou等研究了北京居民在2008年奥运会开赛前后一周对奥运会的态度也发现了类似的社区响应的变化,同时他们发现居民的政治认同感、对旅游发展的偏好以及个人旅游业工作的经验对其社区发展影响有显著影响[48]。2014年,一项澳门居民对发展博彩旅游响应的研究表明,个人的收入、个人对博彩旅游提高个人与家庭收入的感知以及对政府管理博彩业绩效的感知显著影响他们对发展博彩旅游的态度[49]。这些因素毫无疑问都与个人的直接经验密不可分。其次,社会互动对于社区旅游发展响应也有强大的解释能力。社区节事活动有很好的公共服务的性质,超过产生收益的层面,因为这些社区事件提供了一个机会让社区成员互动沟通的场合,提升了社区成员的信任与凝聚力[50],对于提升社区对旅游发展的积极响应有正面的影响。第三,媒体对于居民社区旅游响应的作用亦不可忽视。因为媒体拥有信息传播上的主动权,所以也具有影响公众感知的潜在能力。在韩国居民对世界杯赛事的社区响应调查中,家庭主妇比其他群组对世界杯的响应更为积极[47],媒体在赛事前的广泛宣传功不可没。土耳其Pamukkale旅游规划中采用了利益相关者的方法,其中媒体对旅游规划的详细宣传对于利益相关者监测旅游发展、规划执行效果起到关键作用[51]。国内社会表征在旅游研究中应用也逐步开始,张朝枝与游旺通过对开平碉楼世界遗产申报过程中的社区居民进行跟踪调查访谈发现,遗产申报为当地社会表象变化创造了社会互动、直接体验和媒介3种新异信息源,进而推动当地社区对碉楼的遗产价值重新认识[52]。安徽天堂寨发展旅游业后当地政府在加强自然保护方面采取了大量的奖惩措施,进行了大量广泛深入卓有成效的社区宣传工作,所以对于发展旅游业后加强自然保护也是广大社区居民首先想到与关注的问题[53]。总之,社会表征理论说明,个人如何看待旅游在一定程度上是其直接经验、所属群体的观点看法与媒体宣传的综合影响的表现。解释居民旅游影响的感知既要考虑到社会统计学因素、反映居民直接经验的因素,也要考虑到居民所属的参照群体的思想与认识水平以及社区媒体对旅游业的塑造与观点。
3 结论与讨论
国内社区旅游发展响应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对理论分析模型重视不足,缺乏在扎实的理论模型下定位研究问题,致使大量经验研究与已有理论对话不足,进而难以确定其理论贡献。相对而言,国外社区旅游发展响应研究积极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主流社会科学理论汲取理论素养,在旅游发展情境下发展出上述九种理论分析模型,检验了经典理论同时也拓展了经典理论的边界。这些理论模型都有助于解释旅游业影响以及与居民感知的关系,有些着眼于居民对旅游业态度的历时性变化,有些则强调研究居民响应旅游业所可能采取的策略。这些模型类似的地方是它们都考虑到一种有机与发展的要素,认识到了旅游业社会影响由于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居民接触旅游开发的程度与时间而变化,它们都考虑到了旅游业的影响、居民的感知以及可能的响应不会是永远不变的,但是这些模型在变化发生的方向上有差别。尽管这些模型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旅游影响与态度研究,但是所有这些模型都强调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居民响应在行为谱系、居民响应水平与门槛水平的维度[54],同时这些模型都建立在过于简单地理解居民态度的基础上,因为他们都忽略了居民旅游态度的影响因素多元性与复杂性。现有的社区旅游发展响应的理论研究具有零碎化的特点,缺少一个综合的理论模型整合这些理论,以指导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达到知识积累的目的;另外目前的理论模型大多仅仅是一些论断,还没有经过系统地验证。未来整合这些理论模型的思路可以分为外部与内部视角,外部视角吸收旅游发展周期与外部刺激因素,主要考虑旅游发展阶段、主客比例、旅游者类型、季节性;内部视角吸收社会交换理论、社区依恋、社会表征、增长机器理论,主要研究社区及个人旅游参与的程度与类型、目的地社区的社会经济特征、社区整体及成员之间的互动。
这些理论模型给于的启发主要有：一是未来研究要关注社区旅游发展响应的动态变化,检验社区旅游发展响应阶段的差异及内在原因;二是考虑到社区同质性预设的不足,未来研究应考虑到社区不同利益群体对旅游发展响应的差异及内在原因;三是未来研究不仅要关注旅游者与目的地社区之间的互动,也要关注旅游者之间互动对居民社区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以及目的地社区内部的情感互动对旅游影响感知的作用机制。四是未来研究要进一步拓展考虑的变量,比如权力、信任等,不仅关注社区互动,更要关注社区成员内部的微观层面的互动机理,提高对社区旅游响应的解释能力。五是在旅游发展社区响应研究中要更多地关注不同社区群体社区表征的形成机理以及对旅游发展社区响应的影响机制,即从个体、群体、宏观脉络中全面理解旅游发展社区响应的运行机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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