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钢桥, 赵微, 汪文雄华中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0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between final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modes of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s and its reasons
LIJinyu, YANGGangqiao, ZHAOWei, WANGWenxiong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01-14
修回日期:2016-05-5
网络出版日期:2016-09-25
版权声明:2016《资源科学》编辑部《资源科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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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1999年《土地管理法》明确提出土地开发整理复垦以来,农地整治政策实施已近20年,现已成为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保障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的根本途径[1],成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有效手段[2],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3]。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是影响农地整治项目效益能否充分发挥的重要环节。但是“重前期建设、忽视建后管护”[2]的现象严重影响项目工程设施长期、稳定地发挥作用[4]。随着农地整治实践的逐步推进,学术界开始关注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存在问题及影响因素[5]、农户参与意愿[2]、农户出资行为[4,6,7]。近年来,有****开始对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例如,汪文雄等依据标杆管理原理构建了基于Minkowski 距离函数的管护效率测度模型,对河南、湖北农地整治项目后期管护效率进行了测算[8]。赵微和吴诗嫚引入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结构-行为-绩效”（SCP）范式,构建了农地整理建后管护的“组织结构-管护行为-管护绩效”的分析框架,通过比率标度法和熵权法生成了绩效测度的组合权重并得到满意度绩效[9]。胡珍等从农户视角出发,采用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基于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对农地整治项目后期管护绩效进行度量[10]。从所掌握的文献来看,现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某一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的测度,对建后管护模式的绩效及其差异的研究较为鲜见,对影响管护绩效高低的内在机理的研究更少。目前,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模式差异逐渐显现。深入分析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模式的绩效差异及其原因,对采取差别化的策略来提升不同模式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具有重要意义。交易费用常被用来衡量组织或制度运行效率的高低。已有****将交易费用理论引入到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研究领域中来[11]。建后管护是农地整治的重要环节,是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目前,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普遍采用的是组织化的管护模式,这与交易费用理论十分契合。因此,本文借鉴平衡计分卡的基本思想,运用突变级数法构建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的递级突变模型,实现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的绩效评价,并依据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结合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的特点,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方面构建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模式的交易费用指标体系,采用案例比较法对比分析河南邓州市村委会管护模式和广西龙州县农民联户管护模式,探讨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模式的绩效差异及其原因,以期为采取差别化的策略、有针对性地提升不同模式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提供学理依据。
2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的本质是管护主体通过采取相应的管护措施维护工程设施的日常运行,保证项目发挥功效[10]。随着农地整治项目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推进与日渐成熟,工程设施建后管护模式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主要有村委会管护模式、农民联户管护模式、农民组织管护模式、个人管护模式等。本文选取以村委会管护模式为主的河南邓州市农地整治项目区和以农民联户管护模式为主的广西龙州县农地整治项目区为研究区域,研究和分析比较其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的差异。邓州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豫、鄂、陕三省交界区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市、国家粮食核心主产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穿越邓州市5个乡镇,在其境内全长38km。近年来,为服务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邓州市陆续实施南水北调移民安置点土地整治项目、南水北调渠首及沿线土地整治重大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该项目建设的工程设施主要包括土地平整、田间道路、灌溉排水、农田防护和村庄环境整治等五个方面。为规范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工作,邓州市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办法,规定各乡镇政府和相关部门应成立项目建后管护领导小组,乡镇和部门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负责建后管护的领导协调工作,制定相应的工程管护制度,定期进行检查监督;各行政村成立以村委会主任为组长的管护机构,制定具体的管护章程和奖罚措施,分工程种类定岗定责落实到人（资料来源于http：//www.dengzhou.gov.cn/portal/mldz/csjs/zjxm/webinfo/2010/06/1326816332336671.htm）。
龙州县地处广西崇左市,甘蔗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78%。近年来龙州县实施“小块并大块”的耕地整治模式,一般由农村基层组织将本村（组、屯）土地进行归并平整,相应调整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开展灌溉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工程建设及部分村庄环境整治,以提高整治区域内耕地质量、土地利用效率和农居环境。龙州县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模式主要为农民联户管护模式,由屯内2个或2个以上农户联合起来进行“并地”,共同使用和管护相关配套工程设施。当工程设施发生损毁时,由联合农户投工投劳进行维修,材料费用由联合农户自筹。
2.2 数据来源
本文随机选择了邓州市文渠乡、张楼乡、白牛乡、裴营乡、夏集乡5个乡和龙州县上龙乡、彬桥乡、武德乡、龙州镇、水口镇5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择3~4个已实施农地整治项目的行政村作为调查区域。课题组分别于2015年1月9日至13日、2015年10月21日至28日、2015年11月7日至10日组织本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对上述10个乡镇36个行政村进行入户访谈式问卷调查。最终获得问卷数590份,其中有效问卷581份,问卷有效率为98.47%。其中,邓州市和龙州县的有效问卷数分别为287份、294份,邓州市和龙州县的有效问卷中村干部问卷数量分别为51份、44份。3 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模式绩效的差异
3.1 绩效评价方法
突变理论是利用动态系统的拓扑理论来构造自然现象与社会活动中不连续变化现象的数学模型,并以此描述和预测事物连续性中断的质变过程[12]。突变理论以势函数为研究对象,通过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来反映系统的动态变化情况。基于突变理论的突变级数法将评价总指标进行多层次分主次的矛盾分解或分组,排列成树状目标层次结构,由评价总指标逐渐分解到下一层子指标。现有的绩效评价多采用层次分析、因子分析、模糊综合评价等方法,但这些方法对权重的确定主观性较大或者计算过程过于复杂[13]。突变级数法通过对分歧集的归一化处理,得到总的突变模糊隶属度函数,从而进行评价。突变级数法考虑了各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无需确定指标权重,特别适合于用来解决多层次决策问题[12,13]。本文采用突变级数法来对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进行评价。3.2 指标选取及递级突变模型建立
平衡计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BSC）从财务、顾客、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层面开展绩效研究。平衡计分卡最初用于企业的绩效考核,后来逐渐被推广到政府及非营利组织的公共管理中[14]。近年来,有****将平衡计分卡引入土地管理领域[15]。本文借鉴平衡计分卡的研究思路,结合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的具体特征,分别从财务、顾客、管护制度与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层面构建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财务层面的目标是解决“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是否增加农户收入”的问题,其衡量指标主要涉及投入和产出两方面,即管护资金和管护劳力是否充足、农业生产成本降低和粮食产量增加情况。顾客层面的目标是解决“农户怎样评价农地整治项目工程设施”的问题。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的对象就是农地整治项目工程设施,即土地平整、灌溉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和村庄整治工程设施。顾客层面的指标主要包括农户对农地整治项目工程设施结构完好性和功能发挥的满意程度。管护制度与流程层面的目标是解决“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制度与流程是否规范有效”的问题,其衡量指标主要包括项目建后管护的政策制度环境是否完善、管护主体与人员是否明确、管护任务是否明确、管护措施是否及时有效。学习与成长层面的目标是解决“管护组织是否完善,农民技能是否提高”的问题,其衡量指标主要包括管护组织的完善程度、农民参与管护意识及管护技能的提升情况。指标体系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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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The diagram of the links between “balanced score card” and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ices
-->
突变级数法在评价具体指标时,同一属性、同一层次的指标中,重要程度相对高的指标排在前面,相对次要的指标排在后面。为克服各指标排序的主观性,使评价结果更符合实际,本文采用熵权法[10]确定各层次指标重要性排序（表1）。据此,构建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评价指标逐级集成的突变模型如图2所示。
Table 1
表1
表1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system of the performance of final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the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s （FMMRLCP）
| 总目标层 | 目标层（权重） | 中间层（排序） | 指标层（排序） | 指标内涵 |
|---|---|---|---|---|
| A农地整治 项目建后 管护绩效 | A1财务层面（0.153） | B1投入 （1） | C1管护资金投入充足程度 （3） | 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的资金投入是否充足,以保障管护主体采取各项必需的管护措施进行有效管护 |
| C2管护劳力投入充足程度（6） | 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的劳力投入是否充足,以保障管护主体采取各项必需的管护措施进行有效管护 | |||
| B2产出 （2） | C3农业生产成本的降低程度 （26） | 实施建后管护措施,农户农业生产成本降低程度 | ||
| C4粮食产量的增加程度（28） | 实施建后管护措施,农户粮食产量提高程度 | |||
| A2顾客层面 （0.181） | B3土地平整工程（4） | C5农户对田块平整工程的结构完好性、功能发挥的满意程度（27） | 田块是否平整,田块表层土是否被挖损和压占,田面是否能正常种植粮食作物 | |
| C6农户对田埂修筑工程的结构完好性、功能发挥的满意程度（22） | 田埂与田坎是否被挖损或破坏,田埂与田坎是否能正常行走及保水保肥 | |||
| B4灌溉排水工程 （1） | C7农户对塘堰、灌溉泵站、渠道、机井等灌溉设施的结构完好性、功能发挥的满意程度（19） | 塘堰、灌溉泵站、渠道、机井等灌溉设施是否被盗,是否淤积堵塞,是否破损,是否能正常运行并发挥功能 | ||
| C8农户对排涝泵站、排水沟等排涝排水设施的结构完好性、功能发挥的满意程度（15） | 排涝泵站、排水沟等排涝排水设施是否被盗,是否淤积堵塞,是否破损,是否能正常运行并发挥功能 | |||
| B5田间道路工程（3） | C9农户对机耕道、机耕桥的结构完好性、功能发挥的满意程度（23） | 机耕道、机耕桥是否被挖损、压占,是否被损坏,能否正常通行并发挥功能 | ||
| C10农户对人行道、人行桥的结构完好性、功能发挥的满意程度（25） | 人行道、人行桥是否被挖损、压占,是否被损坏,是否能正常通行并发挥功能 | |||
| B6村庄整治工程（2） | C11农户对村庄内部工程设施的结构完好性、功能发挥的满意程度（20） | 村庄内部道路、排水沟（管）、塘堰、晒场等工程设施是否被破坏,能否正常使用并发挥功能 | ||
| C12农户对村庄内部环境的满意程度（17） | 村庄内部污水是否漫流,塘堰沟道是否发臭,垃圾是否到处乱堆,房前屋后是否杂乱无章 | |||
| A3管护制 度与流程 层面 （0.529） | B7管护环境 （1） | C13内部管护制度是否完善有效（4） | 是否有规范统一、正式成文的建后管护内部规章制度 | |
| C14外部监督制度是否完善有效（2） | 是否有规范统一、正式成文的建后管护外部监督制度 | |||
| C15政策制度宣传是否到位 （1） | 是否将内部管护制度和外部监督制度进行宣传,农户是否有途径了解各项制度 | |||
| B8管护主体 （3） | C16管护主体是否明确（13） | 是否有明确的管护主体 | ||
| C17管护人员是否明确（5） | 是否有固定的管护人员 | |||
| C18农民参与是否积极（14） | 农民是否积极参与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工作 | |||
| B9管护任务 （4） | C19管护对象是否明确（24） | 是否有明确的管护对象（不同地区农地整治项目建设的工程设施不同,管护对象也不同） | ||
| C20管护目标是否明确（18） | 是否有明确的管护任务及目标 | |||
| B10管护措施 （2） | C21巡查的及时性与有效性（7） | 对项目区进行巡查的频率是否合理,能否在第一时间发现工程设施存在的各种隐患 | ||
| C22劝阻的及时性与有效性（12） | 能否在第一时间对各类人为破坏工程设施的行为进行规劝和制止 | |||
| C23修复的及时性与有效性（9） | 能否对各类损坏的工程设施进行及时修复,能否保证工程设施的结构完整性和功能正常性 | |||
| C24调处的及时性与有效性（16） | 是否能在第一时间调处各类纠纷,是否能有效修复关系并重新建立良好的秩序 | |||
| A4学习与 成长层面 （0.138） | B11管护组织 （1） | C25组织结构完善程度（10） | 管护组织在实施建后管护过程中不断完善组织构建的程度 | |
| C26管护制度改进程度（8） | 管护组织在实施建后管护过程中不断改进管护制度的程度 | |||
| B12农民（2） | C27参与意识提升程度（21） | 农民参与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的意识是否得到提升 | ||
| C28管护技能提升程度 （11） | 农民的管护技能是否得到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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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评价的递级突变模型
-->Figure 2The progressive catastrophe models of the performance of FMMRL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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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处理
在确定了各级指标的排列顺序后,将2个研究区域10个乡镇的原始数据转化成突变模糊隶属度函数值。由于原始数据取值范围和度量单位各不相同,因此首先依据突变理论综合评判的要求,对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13]。本文采用的无量纲化关系式为：yij=xij/max（xij）,其中,i=1,2,…,m（m为指标数）,j=1,2,…,n（n为指标数）。在对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根据评价指标体系结构（图2）,利用归一化公式及互补性取值原则,计算得到单个中间层指标的指标值,如此反复直到所有的中间层指标值都计算得出,进而得到目标层指标值[13]。按照如上方法,直到总目标层为止,最后得到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综合得分。
3.4 计算结果与分析
比较各乡镇的综合绩效得分与各层面绩效得分（表2,见第1716页）可知：研究区域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均较高,综合绩效得分均在0.96以上。具体而言,各乡镇三个层面（A1、A3、A4、）的绩效得分与综合（A）绩效得分趋势一致,即各层面绩效得分较高的乡镇,综合绩效得分也较高。其中,与综合绩效得分趋势不一致的是顾客层面（A2）的绩效得分,这可能是因为相比广西龙州县而言,河南邓州市农业生产遭受自然灾害的威胁较大,农民对农地整治项目工程设施的满意度较高。由于管护制度与流程层面（A3）在综合得分中的比重超过50%,且财务层面（A1）、顾客层面（A2）、学习与成长层面（A4）在综合得分中的比重相差不大,因而虽然顾客层面（A2）的得分与综合得分趋势相反,但并不影响各乡镇综合得分的排名。由表2可知,广西龙州县上龙乡、彬桥乡、武德乡、水口镇和龙州镇的综合得分排名分别为5、1、4、3、2,河南邓州市文渠乡、白牛乡、张楼乡、夏集乡和裴营乡的综合得分排名分别为6、7、8、10、8（张楼乡和裴营乡综合得分相等）。因此,广西龙州县农民联户管护模式的绩效高于河南邓州市村委会管护模式的绩效。Table 2
表2
表2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4个层面得分及排名
Table 2The scores and rankings of the 4 levels of the performance of FMMRLCP
| 地区 | 排名 | 排名 | 排名 | 排名 | 排名 | ||||||
|---|---|---|---|---|---|---|---|---|---|---|---|
| 河南 邓州市 | 文渠乡 | 0.953 | 7 | 0.981 | 5 | 0.946 | 6 | 0.954 | 10 | 0.972 | 6 |
| 白牛乡 | 0.950 | 8 | 0.983 | 3 | 0.942 | 7 | 0.957 | 8 | 0.971 | 7 | |
| 张楼乡 | 0.947 | 9 | 0.984 | 2 | 0.933 | 9 | 0.956 | 9 | 0.966 | 8 | |
| 夏集乡 | 0.958 | 6 | 0.983 | 3 | 0.931 | 10 | 0.976 | 6 | 0.965 | 10 | |
| 裴营乡 | 0.947 | 9 | 0.985 | 1 | 0.934 | 8 | 0.963 | 7 | 0.966 | 8 | |
| 广西 龙州县 | 上龙乡 | 0.987 | 2 | 0.966 | 9 | 0.956 | 5 | 0.988 | 4 | 0.978 | 5 |
| 彬桥乡 | 1.000 | 1 | 0.974 | 7 | 0.997 | 1 | 0.999 | 1 | 0.991 | 1 | |
| 武德乡 | 0.983 | 4 | 0.975 | 6 | 0.961 | 4 | 0.990 | 2 | 0.980 | 4 | |
| 水口镇 | 0.985 | 3 | 0.965 | 10 | 0.970 | 3 | 0.987 | 5 | 0.985 | 3 | |
| 龙州镇 | 0.978 | 5 | 0.967 | 8 | 0.972 | 2 | 0.990 | 2 | 0.986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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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模式绩效差异的原因
4.1 分析架构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科斯在其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思想,他认为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市场机制是有代价的,此代价就是交易费用。继科斯提出交易费用概念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张五常认为,交易费用是衡量一个组织或制度运行效率高低的重要标志[16]。制度对交易费用起着决定性作用,有可能降低交易费用,也有可能提高交易费用,并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17]。为了区分不同交易和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威廉姆森提出了衡量交易费用大小的三个维度[17],即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其规律为：资产专用性程度较低、不确定性较小、交易频率较低的交易,交易费用较小;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不确定性较大、交易频率较高的交易,交易费用较大。本文据此来分析不同管护模式下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差异的原因。4.1.1 资产专用性
专用性资产是为支撑某种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一旦作为生产性资产的一种存在形态投资于某一领域,就会锁定在一种特定形态上,若改作他用则价值会降低,甚至可能变成毫无价值的资产。上官彩霞等从交易费用视角分析宅基地置换模式的区域差异及其原因时认为,资产专用性主要依据其对周边环境因素的依赖程度[18]。在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中,对资产专用性大小的考察主要依据农户对农地及相关工程设施的依赖程度;依赖程度越大,交易费用也相应越大,农户离开农地和当前的工程设施环境造成收益损失就越大。在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中,资产的专用性可分为实物资产专用性、地理位置专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等三类。
（1）实物资产专用性。本文参照已有文献[19-21]的成果,选择“户均实际耕地面积”、“耕地质量”和“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三个指标来反映实物资产专用性程度。农地整治项目竣工后,一方面增加了耕地面积,提高了耕地质量,另一方面也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对农户而言,耕地面积较大、耕地质量较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较高,则其对农地及相关工程设施的依赖程度较高,更倾向于从事农业生产,如果离开拥有的农地及建成的工程设施,会造成较大的损失,即实物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交易费用也较高,管护绩效则较低;当耕地面积较小、耕地质量较差、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较低时,农户对农地及工程设施的依赖程度较低,甚至可能放弃从事农业生产转而从事非农工作,此时实物资产专用性程度较低,交易费用也相应较小,管护绩效则较高。
（2）地理位置专用性。本文选取“村庄离中心镇的平均距离”[19,20]来衡量地理位置专用性程度。农地整治项目工程设施及农地的位置相对固定,其所在村庄离中心镇的距离较远,该村庄内的工程设施出现损毁时用其他设施来替代的可能性较小,寻求专业施工队所需的时间也会更长,则其地理位置专用性程度较高,农地整治项目后期管护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较大,管护绩效则较低;反之亦反。
（3）人力资产专用性。本文选取“村干部平均年龄”、“村干部平均受教育程度”和“村干部中党员的比例”作为指标来衡量人力资本专用性。年龄较高者由于身体和技术等方面的原因,会更倾向于耕种农地,更依赖农地及相关工程设施。村干部受教育程度较高且为党员时,对村内事物的责任意识较强,觉悟较高,更倾向于做好建后管护工作,即村干部平均年龄较高、村干部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村干部中党员的比例较大时,人力资本专用性程度较高,交易费用较大,管护绩效则较低;反之亦反。
4.1.2 不确定性
交易的不确定性是指与交易有关的各种内外部条件的不确定性,它和有限理性紧密联系,两者互为因果。威廉姆森指出两种形式的不确定性[16]：一是环境的不可预见性,即由于环境变化的方式无法预测,拟定和实施所依存的契约变得复杂;二是行为的不确定性,如缺乏交流引起交易一方缺少信息产生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越大,交易费用越大。
针对环境的不可预见性,本文主要考虑的是农地整治项目区内有关建后管护的政策制度环境。尽管目前农业政策比较稳定,但是由于各地对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方面的政策制度不同,不同的管护模式区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本文考虑的是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同时,由于广西龙州县和河南邓州市的农业生产条件均较为适宜,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等的情况较为少见,而农地整治项目相关工程设施的修建对于水灾、旱灾等常见自然灾害也起到了较好的缓解作用,所以本文没有考虑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而行为的不确定性主要受到村干部对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的了解程度、认知程度和认可程度的影响,以及与有关部门的信息沟通情况有关。据此,本文选取了“当地建后管护政策制度健全程度”、“村干部对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制度的了解程度”、“村干部感知的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工作的重要性程度”、“村干部对现行管护组织模式的认可程度”和“村干部为咨询相关政策信息打电话的平均次数”5个指标来衡量不确定性。第一项表示环境的不可预见性,后面四项表示村干部行为的不确定性。当项目区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政策制度健全程度较低时,表明环境的不可预见性较大;而村干部了解相关信息较少,认知和认可程度较低,且通过电话途径为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做的努力也较少,对建后管护工作的全局把握不足,行为的不确定性较大。此时的交易费用较大,管护绩效则较低;反之亦反。
4.1.3 交易频率
交易频率是指交易发生的次数,影响交易方式下的相对交易费用。由于任何交易的合约安排都是要花费成本的,如果交易的频率足够高,较高的合约安排成本就可以通过分摊而降低单次的交易费用[22]。
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的交易频率是指管护行为发生的次数,具体是指项目区进行巡查的次数、劝阻破坏行为的次数、进行纠纷调处的次数和组织维修的次数。次数越多,交易频率越高,分摊到多次管护行为的交易费用越小,管护绩效则越高;反之亦反。
4.2 绩效差异的原因分析
本文将从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方面,描述河南邓州市和广西龙州县两种不同管护模式区各项评价指标的差异,以此分析引起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模式绩效差异的原因（表3）。Table 3
表3
表3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对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模式绩效的影响
Table 3The effect of asset specificity,uncertainty and frequency of transact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FMMRLCP
| 交易属性 | 指标 | 河南邓州市村委会管护模式 | 广西龙州县 农民联户管护模式 | |
|---|---|---|---|---|
| 资产专用性 | 实物资产专用性 | 户均实际耕地面积/hm2 | 1.38 | 0.85 |
| 耕地质量 | 4.14 | 3.70 | ||
| 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 | 100.00 | 65.25 | ||
| 地理位置专用性 | 村庄离中心镇的平均距离/km | 10.28 | 5.54 | |
| 人力资本专用性 | 村干部平均年龄/岁 | 55.49 | 43.86 | |
| 村干部平均受教育程度 | 2.08 | 1.83 | ||
| 村干部中党员的比例/% | 52.94 | 50.00 | ||
| 不确定性 | 当地建后管护政策制度健全程度 | 3.04 | 3.16 | |
| 村干部对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制度的了解程度 | 3.08 | 3.66 | ||
| 村干部感知的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工作的重要性程度 | 4.22 | 4.59 | ||
| 村干部对现行管护组织模式的认可程度 | 3.14 | 3.48 | ||
| 村干部为咨询相关政策信息打电话的平均次数/次 | 4.92 | 8.50 | ||
| 交易频率 | 进行巡查的次数/（次/年） | 11.00 | 12.24 | |
| 劝阻破坏行为的次数/（次/年） | 0.08 | 2.14 | ||
| 纠纷调处的次数/（次/年） | 0.18 | 1.48 | ||
| 组织维修的次数/（次/年） | 1.71 | 2.8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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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资产专用性的模式差异分析
（1）实物资产专用性。河南邓州市土地肥沃,土层深厚,气候适宜,该地区为冲积平原,优越的自然环境为农业生产活动奠定了基础。邓州市户均实际耕地面积为1.38hm2,耕地质量为4.14,农业生产已经实现全机械化（100%）。由此可知,邓州市户均实际耕地面积较大,耕地质量较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较高,则农户对农地及工程设施的依赖程度较高,即实物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相应地交易费用也较大。
广西龙州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其地形以龙州盆地著称,一般海拔约200m,土地整体较为平整,略有起伏,细碎化程度较高,尽管通过“小块并大块”耕地整治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仍存在地块面积小且分散的现象。该地区农业生产的便利程度相对较低,户均实际耕地面积相对较少为0.85hm2,耕地质量较低为3.70,有的田块由于面积小、石块多等原因尚未实现机械化,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也较低为65.25%,依赖农地整治项目及其建成工程设施的程度也较低,因此,实物资产专用性程度较低,交易费用较小。
（2）地理位置专用性。河南邓州市“村庄离中心镇的平均距离”为10.28km,远远高于广西龙州县村庄离中心镇的平均距离5.54km。河南邓州市地处平原地区,地势平坦,地形开阔,村庄面积较大,所在村庄离中心镇的距离较远,该村庄内的工程设施出现损毁时用其他设施来替代的可能性较小,则其地理位置专用性程度较高,农地整治项目后期管护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较大。
广西龙州县地形略有高低起伏,村庄大多依山而靠,村内道路通达度较高,离中心镇的平均距离较近,村内工程设施发生损毁时寻求专业施工队所需的时间能相应缩短,即地理位置专用性较低,相应地交易费用也较小。
（3）人力资本专用性。河南邓州市“村干部平均年龄”为55.49岁,“村干部平均受教育程度”为2.08,“村干部中党员的比例”为52.94%;广西龙州县“村干部平均年龄”为43.86岁,“村干部平均受教育程度”为1.83,“村干部中党员的比例”为50.00%。
由以上三个指标对比分析可知：河南邓州市村干部平均年龄较高,平均受教育程度也较高,且村干部中党员比例较大,表明他们更倾向于耕种农地,更依赖农地以及服务农业生产的相关工程设施,且对村内事物的责任意识较强,觉悟较高,更倾向于做好建后管护工作,即人力资本专用性程度较高,交易费用较大;广西龙州县村干部平均年龄较低,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村干部中党员比例也较低,则人力资本专用性程度较低,相应地交易费用也较小。
综上所述,在实物资产专用性、地理位置专用性和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共同影响下,本文认为河南邓州市村委会管护模式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相应产生的交易费用也较大,而广西龙州县农民联户管护模式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较低,相应所产生的交易费用也较小。
4.2.2 不确定性的模式差异分析
就“当地建后管护政策制度健全程度”这一指标而言,河南邓州市为3.04,广西龙州县为3.16,比较可知河南邓州市建后管护政策制度健全程度较低,即环境的不确定性较大,则产生的交易费用较大;广西龙州县环境的不确定性较小,相应地交易费用也较小。
4.2.3 交易频率的模式差异分析
由表4可知,河南邓州市进行巡查的次数、劝阻破坏行为的次数、纠纷调处和次数和组织维修的次数分别为11.00、0.08、0.18和1.71,广西龙州县进行巡查的次数、劝阻破坏行为的次数、纠纷调处和次数和组织维修的次数分别为12.24、2.14、1.48和2.82。这表明河南邓州市的管护行为发生次数相对较少,交易频率相对较低,交易费用较大;广西龙州县的管护行为发生的次数相对较多,交易频率较高,通过分摊到多次管护行为的交易费用相应较小。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引入平衡计分卡的4个基本要素,运用突变级数法构建了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的递级突变模型,实现了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评价,并依据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方面构建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模式的交易费用指标体系,对比分析了河南邓州市村委会管护模式和广西龙州县农民联户管护模式,探讨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模式的差异及其原因,得到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是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要取得好的效果,就应采用组织化的管护模式。比较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评价的综合得分与各层面得分可知：研究区域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均较高,且广西龙州县农民联户管护模式的绩效高于河南邓州市村委会管护模式的绩效。
（2）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的高低,取决于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过程中交易费用的高低。不同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模式,衡量其交易费用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不同,管护绩效自然存在差异,交易费用与管护绩效之间存在反相关关系。广西龙州县资产专用性较低、不确定性较小、交易频率较高,因而交易费用较小,绩效较高;河南邓州市资产专用性较高、不确定性较大、交易频率较低,因而交易费用较大,绩效较低。
5.2 讨论
（1）借鉴平衡计分卡的基本思想,运用突变级数法构建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的递级突变模型,对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进行评价是可行的,为解决区域多目标评价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平衡计分卡四个层面是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高低的外在表现,从平衡计分卡四个层面来看,要提高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就应加强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的制度建设,规范管护秩序;应建立健全农地整治项目农户参与机制,充分尊重农户意愿,积极引导农户全程参与农地整治项目;应重视管护组织的学习与成长,提高管护组织的工作积极性与动员能力;应稳定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资金来源,保障管护资金的充足供给。（2）交易费用三个维度是影响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高低的内在原因,从交易费用三个维度来看,要提高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①应加强农村道路建设,提高农村道路通达度,间接缩短村庄与中心镇之间的距离;②应加强农地整治政策制度的宣传力度,提高广大农民对农地整治政策制度的了解程度,使其意识到建后管护工作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③应重视对土地整治项目区的日常巡查工作,及时劝阻破坏行为,及时调解纠纷,及时修复损坏的工程设施,将建后管护工作落到实处;④应充分考虑农民对工程设施和环境的依赖,选择适宜的建后管护模式来匹配农地整治项目建设模式。
（3）农地整治项目工程建设质量是影响农地整治项目建后管护绩效高低的重要因素,而且各个项目工程建设质量相差较大,这给建后管护绩效的研究带来较大困难。为了剔除工程建设质量对建后管护绩效的影响,笔者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选取了上述两个工程建设质量好、农民满意度高、建后管护模式不同的农地整治项目区作为研究区域。随着农地整治项目工程建设质量的普遍提高、建后管护工作的全面开展,后期研究应扩大研究区域,增加样本类型与数量,使研究结论更具普适性。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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