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庆, 李双金, 刘荣增, 李小建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城乡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郑州 450046

Geographical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 A case study of Zhengzhou city

LUOQing, LIShuangjin, LIURongzeng, LIXiaoji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46, China
通讯作者:通讯作者:李小建（1954- ）,男,河南孟津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学。E-mail: xjli@henu.edu.cn
收稿日期:2018-05-27

网络出版日期:2018-10-20
版权声明:2018《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41,4147111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JL065）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BJJ0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770021）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罗庆（1981- ）,男,四川合江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大数据与城乡发展。E-mail: luoqing51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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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城市多维剥夺度量方法和提高剥夺地理识别的精度,是近年来城市社会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政府高效建成和谐舒适的人居环境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根据居住小区规划标准和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要求,从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设施邻近入手构建城市居住环境评价框架与识别方法,对郑州居住环境剥夺开展街道尺度的地理识别,并对识别出的街道按照消除剥夺政策措施的相似性进行类型划分。结果表明：① 多维居住环境剥夺指数低的街道呈现“十”字型分布格局,剥夺指数值由“十”字型的中心向外逐渐增加,并且任何两个环境剥夺维度间相互作用对解释多维居住环境剥夺指数的空间分异有非线性增强作用;② 单一维度的剥夺指数值呈现显著空间集聚特征,但不同环境维度的空间变化呈现不同形态;③ 32个街道被识别为多维环境剥夺区,根据剥夺维度将其划分为噪音环境剥夺型、教育医疗剥夺型、生活出行剥夺型、品质生活剥夺型、居住条件缺乏型五种类型。依据不同剥夺类型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改善街道居住环境的适宜性和增强其街道活力。

关键词：多维环境剥夺;街道尺度;居住环境;地理识别;郑州市
Abstract
The design of multidimensional deprivation measure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geographical identification accuracy are important contents of urban social geography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being also the key problems faced by the city government in building a harmonious and comfortable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esidential planning and the 15 minutes community life circle, based on the accessibility of the nearby facilities related to the daily life,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city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and identification methods, carries out the geographical identification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in Zhengzhou on the sub-district scale, and brings forward some measures to eliminate the 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 according to the similarity of the types of polic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b-districts with a low value of multidimensional deprivation index represents a "ten"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increases gradually from the center to the periphery,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ny two dimensions has a nonlinear enhancement to explain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deprivation index. The single dimension deprivation index shows significant spatial clustering characteristics, but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presents different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identifies 32 sub-districts as the multidimensional deprivation area,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ive types including the noise deprivation, the medical and education deprivation, the life and travel deprivation, the quality and life deprivation, and the living deficiency based on the deprivation dimensio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ypes of depriv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argete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suitability of the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the sub-district.

Keywords：multidimensional 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sub-district scale;residential environmental;geographical identification;Zheng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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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庆, 李双金, 刘荣增, 李小建. 居住环境多维剥夺的地理识别及类型划分——以郑州主城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18, 37(10): 1971-1981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10008
LUO Qing, LI Shuangjin, LIU Rongzeng, LI Xiaojian. Geographical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 A case study of Zhengzhou city[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0): 1971-1981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10008
主旨聚焦：从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设施邻近入手,构建城市居住环境评价框架与识别方法,揭示居住环境剥夺的空间分异格局,为改善街道居住环境和活力提出新的研究视角和政策着力点。

1 引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新区建设和旧城改造衍生出一系列城市剥夺现象,比如,医疗教育设施等资源空间配置的不合理;生活服务设施空间发展的不均衡;快速交通建设产生的局部噪音干扰等。鉴于此,将城市居住环境剥夺现象定义为城市化过程中由于政府政策和市场排斥的作用,某些区位（如居住小区）对城市绿地空间、公共服务设施、生活和商业设施等具有较低的可获得性,以致感受到针对其群体的高度歧视,并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失落感。在中央政府强调“以人为本”的背景下,城市内部不同维度剥夺现象开始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国内外****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化进程中居住剥夺现象进行探讨^[1]。公共管理****从政府管制视角研究财政资源分配、土地政策、设施建设等政策措施的制定及其实施。如财政资源分配对社会公平的影响^[2],土地利用政策对绿色公共空间可获得的影响^[3],城市规划对居民步行性和健康的影响^[4]。社会****从社会公平角度研究社会资源剥夺与健康、就业、出行、贫困等方面关系。如社会剥夺对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影响^[5,6],交通可达性对城市居民贫困和就业的影响^[7],城市外来人口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获得性^[8],不同性别儿童的多维剥夺与贫困关系^[9]。地理****侧重从人本主义角度出发揭示社区资源水平的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如城市绿色公共空间^[10,11]、医疗教育^[12,13]、公共交通^[14]等公共服务设施可获得性,道路交通噪音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15],空间剥夺模式及形成机制^[16,17,18],多维环境剥夺与生活质量水平间的空间关系^[19,20]。这些研究主要依靠人口普查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对特定群体的剥夺问题进行研究,难以对整个城市居住环境剥夺进行实时精准的地理识别。
随着开放数据所构成的新数据环境的形成,从微观层面构建基础数据对城市居住环境剥夺开展较为精准的地理识别成为可能。鉴于此,尝试以郑州市街道为研究单元,从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设施邻近入手构建居住环境评价框架与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多边形面积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并借助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居住环境进行评价,揭示居住环境剥夺的空间分异格局,在此基础上进行居住环境剥夺的地理识别和类型划分,进而为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和措施。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郑州市是人口大省河南省的省会、国家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中原经济区核心城市,国家支持建设的9个国家中心城市之一。陇海铁路、京广铁路在这里交汇,京港澳高速公路和连霍高速公路、107国道、310国道穿境而过,还拥有亚洲最大的列车编组站郑州北站、中国最大的零担货物转运站郑州货运东站以及高速铁路十字枢纽站郑州东站。2010-2016年间,城市建成区面积从354.66 km²增加到422.35 km²,其中居住用地面积由82.39 km²增加到105.07 km²。同时,郑州中心城区人口从309.75万增加到498.80万,年均增加31.51万。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给一些居住小区造成不同类型的剥夺。一方面,新城区建设没能及时配套教育、医疗、交通等设施,给新建小区居民造成诸多不便;另一方面,老城区改造滞后和高架等快速交通的建设给原有居住小区造成新的环境剥夺。鉴于此,以郑州主城区为研究区域,包括金水区、管城回族区、惠济区、中原区、二七区5个行政区,以及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2个国家级开发区、郑东新区1个城市新区,下辖73个街道办事处、8个乡镇（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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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郑州市区的街道办事处分布
-->Fig. 1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ub-district of Zhengzhou
-->

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POI、遥感影像及行政区划等基础地理数据。研究区范围内居住小区、便利商店、农贸市场、社区综合超市、银行、幼儿园、中小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店、地铁站、公交站等POI数据以及道路数据来自2016年高德地图数据库,水系、公园绿地数据来源于Landsat 8卫星影像,以Google Earth高清晰影像作为参考提取。空间数据均统一到投影坐标系WGS_1984_UTM_Zone_49N。

2.3 研究方法

2.3.1 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根据《郑州市居住区设计规范》规定的各种设施服务半径和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要求,结合数据可获得性和代表性,构建居住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从休闲服务、生活服务、教育服务、医疗服务、交通出行、噪音环境6个环境维度计算郑州居住环境指数并进行类型划分。其中,噪声环境衡量是参考《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划分技术规范》的标准。各个指标的权重通过AHP层次分析法和城市居民问卷调查相结合获得（表1）。
Tab. 1
表1
表1郑州居住环境剥夺指标体系及权重分配
Tab. 1The indices and weights for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in Zhengzhou city

剥夺维度	指标	基本服务半径/影响范围（m）	指标权重
休闲服务（G）	公园绿地	1000	0.646
	水系	1000	0.354
生活服务（L）	便利商店	500	0.276
	农贸市场	1000	0.225
	社区综合超市	1000	0.284
	银行	1000	0.215
教育服务（E）	幼儿园	300	0.212
	小学	500	0.497
	中学	1000	0.291
医疗服务（H）	药店	500	0.436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00	0.564
交通出行（T）	公交站	500	0.678
	地铁站	1000	0.322
噪音环境（N）	快速路噪音状况	500	0.643
	铁路噪音状况	500	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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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居住环境单维剥夺指数计算 首先,计算各个居民小区所遭受福利设施的剥夺水平 Dij。考虑到居民对设施可获得性或使用概率呈现距离衰减特征。假定居住小区居民到最近服务设施的距离只有超过公认的范围,才开始感觉到遭受剥夺,并随着距离的增加其剥夺感也随之增加,当距离达到某一临界值时,剥夺感达最大。为此,借鉴分段距离衰减函数的已有相关研究成果^[21]（图2）,将居住小区剥夺水平计算公式设定如下：
Dij=00≤d<C1-Cd-βC≤d<6C1d≥6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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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设施权重距离衰减曲线
-->Fig. 2Distance decay curve of facility weights
-->

式中： Dij表示居住小区 i在设施 j获得上所遭受的剥夺水平;d为居住小区与服务设施之间的距离;C为常量系数,本文为不同服务设施的基本服务半径; β为距离衰减系数,对个体在城市尺度的移动,距离衰减系数一般在1.0~2.0之间,本文取值为1.0。
对居住小区而言,铁路、快速路等负向设施与其他福利设施相反,距离越近,对居住小区负面影响越大,同时超过一定距离范围则不再影响居住小区。鉴于此,将居住小区剥夺水平计算公式设定如下：
Dij=1-Cd-β0≤d<C0d≥C（2）
其次,根据居住小区在设施j获得上所遭受的剥夺水平,计算各个街道在设施j获得上所遭受的平均剥夺程度 Dj=1n∑i=1nDij。
最后,根据各指标权重进行加权求和得到街道的单维度环境剥夺指数,并用极大值标准化法,将六个维度剥夺指数进行归一化。
2.3.3 居住环境多维剥夺指数计算 考虑到分析框架中6个维度间存在不完全可替代关系,选择全排列多边形法,对6个居住环境剥夺维度进行综合集成（图3）。具体计算方法：设第i个居住小区的多维居住环境剥夺程度为六边形,6个维度的单项综合得分分别为a、b、c、d、e、f,任意两个维度之间的夹角为α（α=360^o/6）,六边形的面积S为：
S=12sinα(ab+bc+cd+de+ef+f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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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多维居住环境构成示意图
G：休闲生活剥夺;E：教育服务剥夺;H：医疗服务剥夺;L：生活服务剥夺;T：交通出行剥夺;N：噪音环境剥夺,a、b、c、d、e、f则表示6个维度单项综合得分
-->Fig. 3Structure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environment
-->

因6种居住环境剥夺指数以不同排序方式组合的多边形面积也会不同,故选择对6种居住环境剥夺指数组成的所有多边形的面积取平均值。由于所有可能组合多边形的面积平均值的大小取决于6种环境剥夺指数两两相乘后的加总值,故以这一数值作为多维剥夺指数（the multi-dimensional deprivation index,MDI）,即：
MDI=ab+bc+cd+de+ef+fa+ac+ce+ea+bd+df+fb+da+eb+fc（4）
上式能较好体现6种居住环境质量之间的不完全可替代关系,比简单的加权更符合居住环境质量衡量。如果一个居住小区的6种居住环境剥夺指数分布的更均衡,该公式计算后的得分也会更大;反之,如果一个居住小区的环境组成两极分化严重,则得分会大幅降低^[22]。
2.3.4 地理探测器模型 地理探测器是王劲峰等开发的一种探测空间分异性并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统计分析方法,包括分异及因子探测、交互作用探测、风险区探测、生态探测4个工具。该方法通过分别计算和比较各个单因子q值以及两因子叠加后的q值,进而判断两个因子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以及交互作用的强弱、方向、线性还是非线性 等^[23]。本文中,分异及因子探测器用于分析单维环境剥夺指数 Dj对多维剥夺指数MDI的决定力大小,进而判断某单维环境剥夺指数 Dj能多大程度上解释多维剥夺指数MDI的空间分异。交互作用探测器用于识别不同维度环境剥夺之间的交互作用,即评估不同环境剥夺维度间共同作用时是否会增加或减弱对多维剥夺指数的解释力,或这些剥夺维度对多维剥夺指数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

3 结果分析

3.1 单维度剥夺的结果分析

图4展示了经过计算并标准化后的6个维度居住环境剥夺得分的空间分布情况,并按分位法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低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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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郑州居住环境剥夺的空间分布
-->Fig. 4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ach 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 dimension in Zhengzhou city
-->

3.1.1 休闲服务维度 休闲服务剥夺指数呈现以城中心到城东北为轴线向外逐渐增加的格局。具体而言,剥夺低的街道主要集中于老城区,并沿着大学路街道-兴达路街道呈现条带分布,17个街道中有14个分布于老城区;剥夺程度高的街道则集中于城市西部、南部和东部的城市边缘地区;剥夺处于中等的街道则零散分布于各个区。这种格局与东北部自然条件较好,绿地多且水系较为发达有关,尤其是郑东新区建设过程中注重对绿地水系的保护,区内形成如意湖、龙湖、龙子湖、东风渠等水系,同时有龙子湖公园、红白花公园、郑东新区湿地公园等大面积绿地。
3.1.2 生活服务维度 生活服务剥夺指数呈现“一主、三副”多核空间结构,即分别以人民路街道主中心,一马路街道、东风路街道和建设路街道为次中心,生活服务剥夺指数向外逐渐提高。具体而言,生活服务指数低的17个街道均位于老城区。剥夺程度最高的16个街道主要分布在城市东北、西北、东南和西南。剥夺程度中等的街道处于两者之间。生活服务剥夺呈现这种空间格局与老城区发展时间长,人口和居住小区密集,超市、便利店和银行等生活服务设施在该区域布局能够获得较高的收益,并且有着较小的服务范围。新城区,尤其是城市郊区居住小区数量少且人口稀疏,商业企业在该区域布局网点过于密集,则不能盈利。
3.1.3 教育服务维度 教育服务剥夺指数呈现核心边缘结构,即从城市中心向外,教育剥夺程度逐渐增加。具体而言,教育服务剥夺指数低的17个街道中,有16个分布在老城区,占总数的94.12%,尤其高度集中于以西大街为核心的二七区、金水区和管城区三区交界地方;剥夺程度最高的街道集中分布于郑东新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等新城区;教育剥夺水平处于中等水平的街道处于两者之间。这种分布格局与城市发展历史有关,以二七广场为中心的三区交界地是郑州最早的城区,中小学较多、并且拥有郑州四中、九中、河南省实验中学等重点中学以及东关小学、文化路一小等重点小学。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时间较早,但主要定位是产业园区,外来暂住人口多,居住及相关教育配套设施不够发达,而郑东新区开发时间仅有14年左右,由于城市扩张过快,以致各项基础教育设施难以跟上需求。
3.1.4 医疗服务维度 医疗服务剥夺指数呈现双核空间结构,从老城区中心向外围逐渐增加。一个核心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所在的五里堡街道,另一个核心是河南省人民医院协作医院所在的陇海马路街道。具体而言,医疗剥夺指数最低的17个街道均分布在老城区,剥夺维度最高的16个街道较为均匀分散于城市外围各区。这种格局的原因是老城区集聚了各种综合医院和卫生服务中心,包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区、河南省人民医院等重点医疗机构,从而保证区内居民小区具有较高的医疗服务可达性。同时,由于城市快速扩张过快,以致各项医疗设施难以跟上需求。
3.1.5 交通出行维度 交通出行剥夺指数呈现“十”型空间结构,即分别以地铁1号线和地铁2号线为轴线,向外交通剥夺指数逐渐提高。具体而言,交通出行剥夺指数最低的17个街道均分布在老城区的两条地铁线沿线;剥夺指数最高的16个街道则主要分布在城市北部、东南和西南;剥夺指数中等的街道零散分布于各个区域。这种空间格局很大程度是由于老城区公交站点密集,再加上两条地铁线路,从而为附近居民小区提供了便捷的出行条件;而新城区、尤其是处于城市边缘的新城区人口较为稀疏、居住小区数量相对较少,从而在交通服务设施配套方面投入不足。
3.1.6 噪音环境维度 噪音环境剥夺指数的分布呈“中心高、外围低”,由中心向外围逐渐递减的空间格局。具体而言,剥夺指数最高的街道集中于老城区的中心,呈现“丁”字型分布,较高的街道围绕在周围。剥夺指数最低的街道集中连片分布于城市边缘区的北部、东部和西南部。噪音环境维度呈现这种格局与郑州的交通设施布局有关。郑州作为一个依靠铁路枢纽发展起来的城市,老城区集聚了郑州火车站、火车北站以及密集的铁路线路。近年来,为缓解老城区的交通拥堵状况,郑州市政府先后修建了京广路高架、农业路高架、陇海高架、三环高架等快速路。显然,行驶车辆产生的噪音对沿线居住小区的居住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3.2 多维环境剥夺的结果分析

运用多边形面积法计算的多维居住环境指数的空间分布呈现“中心低、外围高”的格局,并由城市中心向外逐渐增加（图5）。具体如下：剥夺程度低的街道则呈现“十”字型分布格局,其中剥夺程度最低的街道位于“十”字型的中心,形成以人民路街道为核心低值区,而剥夺程度较低的街道则分布于“十”字型的四个轴线。剥夺程度最高的街道分布于城乡结合部,在郑州市的西部、东北部和东南部连片分布。剥夺程度较低的街道主要分布于老城区和新城区交界的西北部和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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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郑州居住环境多维剥夺指数的空间分异
-->Fig. 5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DI in Zhengzhou
-->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个单维度剥夺与多维剥夺的关系,根据地理探测器模型,将休闲服务、生活服务、教育服务、医疗服务、交通出行、噪音环境6个维度指标,分别与多维剥夺指数进行空间探测分析,计算得到各维度剥夺指数对多维度剥夺指数的决定力,结果表明对多维剥夺指数空间分异的决定力大小依次为：生活服务（0.602）、医疗服务（0.548）、交通出行（0.461）、噪音环境（0.384）、教育服务（0.378）、休闲服务（0.184）。地理探测器对任意两个单维度剥夺的交互作用分析则表明,任意两个维度间的交互作用都存在非线性增强,意味着任何两个维度间的相互作用将会增加对多维剥夺的解释力（表2）。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基于多边形方法计算多维环境剥夺指数的有效性。
Tab. 2
表2
表2各单维度剥夺间交互作用的q值
Tab. 2The q valu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 dimension

主导交互因子	q值	主导交互因子	q值	主导交互因子	q值
休闲服务∩生活服务	0.764	生活服务∩教育服务	0.650	教育服务∩交通出行	0.710
休闲服务∩教育服务	0.498	生活服务∩医疗服务	0.654	教育服务∩噪音环境	0.580
休闲服务∩医疗服务	0.669	生活服务∩交通出行	0.701	医疗服务∩交通出行	0.717
休闲服务∩交通出行	0.706	生活服务∩噪音环境	0.630	医疗服务∩噪音环境	0.616
休闲服务∩噪音环境	0.565	教育服务∩医疗服务	0.584	交通出行∩噪音环境	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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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居住环境剥夺类型及政策措施

将多维剥夺指数最高和较高的32个街道识别为居住环境受剥夺街道,在多维居住环境剥夺基础上,按照单维度的剥夺维度组合情况对街道进行归类（表3）,并将之作为街道类型划分依据,最终分类结果如图6所示。
Tab. 3
表3
表3基于居住环境剥夺维度的类型及政策措施
Tab. 3The classification and measure according to 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 dimensions

剥夺维度组合归类	小区个数	类型名称	主要特征	政策措施
N	5	噪音环境剥夺型	火车站所在地或有大量铁路、 高速、快速路等;噪音防护 措施缺乏	道路两侧修建隔音墙或隔音棚;对年久居住小区进行搬迁,改建成绿化带
EL,EH,H,EHL,EHT	6	教育医疗剥夺型	人口快速集聚;教育医疗 设施缺乏	加快教育医疗设施建设;引导银行网点、超市、便利店等各类服务设施布局
T,TL,ETL,HTL	5	生活出行剥夺型	自然环境较好、人口密度低;交通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缺乏	同步建设生活、交通设施的配套;吸引人口集聚,增强区域活力
GE,GL ,GLT	8	品质生活剥夺型	公园绿地等公共空间缺乏;生活服务设施不够完备	城市居住小区建设过程中,加强公园绿地等公共空间的规划建设,完善生活社会和交通出行设施,集聚人气
GEHLT,EHLT	8	居住条件缺乏型	处于城市最边缘;教育、医疗、生活等设施缺乏	村庄拆迁同时,按照城市居住小区标准对新建居住小区的各项设施的配套建设

注：剥夺维度组合：指同时存在的剥夺维度。G、E、H、L、T、N分别代表休闲生活剥夺、教育服务剥夺、医疗服务剥夺、生活服务剥夺、交通出行剥夺、噪音环境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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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郑州街道的居住环境类型划分
-->Fig. 6Classification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in Zhengzhou
-->

噪音环境剥夺型。该类型区是指仅存在噪音环境维度剥夺的街道,包括福华街、南阳新村、石佛、商都路、南曹等5个街道。该类型区的特点是大量高架、铁路、高速等道路设施从区内穿过,是主要交通干线的枢纽,川流不息的车辆产生了大量的噪音,同时隔音措施没能跟上,降低了沿线居住小区的生活品质。鉴于此,一方面,应加强对主干道防护隔离带和隔离墙的建设,改善沿线居住小区的人居环境;另一方面,对部分距离快速道路近、建筑时间久等低矮居住小区,可通过搬迁改造成为绿化带,改善附近居住小区的人居环境质量。
教育医疗剥夺型。该类型是指存在教育服务剥夺、医疗服务剥夺或者两个维度都存在剥夺的街道,包括博学路、枫杨、兴达路、老鸦陈、西流湖、十八里河6个街道,主要处于新城区。该类型区的特点是建设时间短、人口密度大且出行较为方便,但教育医疗设施不能满足需求。杨枫、博学路街道是郑州西大学城和东大学城所在地,过去10年里高校搬迁带来人口突然集聚。以郑州东大学城为例,现有高校13所,居住师生35万人,因区内缺乏中小学,教师子女只能到祭城、如意湖等附近街道入学。鉴于此,政府应重点加快幼儿园、中小学和社区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同时引导银行网点、超市、便利店等各类服务设施布局,增强区域活力。
生活出行剥夺型。该类型是指存在交通出行剥夺、生活服务剥夺或两种剥夺同时,还存在教育服务剥夺或医疗服务剥夺的街道。该类型区包括双桥、新城、龙湖、龙源、花园口5个街道,均分布于市区北部和东北部。该类型区的特点是自然环境较好、人口密度低,但交通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缺乏。由于该类型区正处于快速建设阶段,已建成小区数量少且入住率低,超市、便利店等生活服务设施很不完善,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还不够发达,但拥有龙湖、黄河等水系自然景观,该区域发展潜力大,其中龙湖街道是郑州新的中心商务区所在地。鉴于此,一方面,随着建成居住小区的增加,政府应同步加强教育、医疗、交通等设施的配套建设,引导银行、便利店等各类服务设施入驻,通过完善配套吸引居民积极入住。另一方面,针对双桥街道,由于铁路和高速等阻碍造成的交通不便,可通过高架或地铁等解决其交通出行。
品质生活剥夺型。该类型是指存在教育服务剥夺、生活服务剥夺或交通出行剥夺,还存在休闲服务剥夺的街道。该类型区包括杨金路、丰庆路、明湖、须水、梧桐、迎宾路、嵩山路、人和路8个街道,均分布于城乡结合部。该类型区的特点是绿地广场等公共活动空间缺乏,交通出行设施以及生活设施不够完善。由于该类型村庄拆迁安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同时已建成一定数量居住小区,但入住率不高,还没能按照城市居住小区标准配置相应的教育医疗设施。鉴于此,随着建成居住小区的增加,政府应同步加强教育、医疗、交通设施的配套建设,引导银行网点、超市、便利店等各类服务设施入住,通过完善配套吸引居民积极入住。
居住条件缺乏型。该类型是指同时存在教育服务、医疗服务、交通出行和生活服务四个维度剥夺的街道。该类型区分散于城乡结合部,包括大河路、京航、潮河、金光路、沟赵、古荥、侯寨、马寨8个街道。该类型区的特点是处于城市最边缘,与中心城区联系较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缺乏,远不能达到城市居住小区的标准。这是由于为防止城中村的出现,政府提前对这些区域的村庄进行拆迁,原有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生活服务设施也随之拆除,新的设施还没有配置到位。鉴于此,政府应加大该类型区的撤迁力度和安置的同时,按照城市居住小区标准积极配套增建医疗教育等服务设施,增强安置小区和新建居住小区的居住适宜性。

4 结论与讨论

以街道为基本单元,从休闲服务、生活服务、教育服务、医疗服务、交通出行、噪音环境6个维度构建居住环境评价框架与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多边形面积法、地理探测器以及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郑州居住环境进行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上进行居住环境剥夺类型的划分,揭示居住环境剥夺的空间分异格局。结论如下：
（1）根据各种设施服务半径和“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要求,通过针对城市居住环境剥夺的指标体系构建和多维环境剥夺指数计算方法的发展,建立了多维剥夺的地理识别方法。应用结果表明,该方法适合多维要素影响居住环境的作用过程分析。
（2）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分析表明,生活服务、医疗服务、交通出行、噪音环境、教育服务对多维剥夺指数空间分异有较大的解释力,而休闲服务对多维剥夺指数空间分异的解释力较小。任何两个维度间的相互作用将会非线性增强对多维剥夺的解释力。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基于全排列多边形法计算多维环境剥夺指数的有效性。
（3）单维度环境的结果分析表明,休闲服务、生活服务、教育服务、医疗服务、交通出行5个维度的剥夺指数得分从城市中心向外围递减,而噪音环境剥夺指数则与之相反,不同环境剥夺维度的空间变化呈现不同形态特征。多维居住环境指数得分低的街道呈现“十”字型空间分布格局,并从“十”字型中心向外围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
（4）将郑州市32个街道识别为多维环境剥夺单元。基于不同维度剥夺需要采取不同类型改善措施的考虑,划分为噪音环境剥夺型、教育医疗剥夺型、生活出行剥夺型、品质生活剥夺型、居住条件缺乏型5种类型。建议在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过程中,每种剥夺类型都应根据其剥夺维度,既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消除单一维度剥夺和人居环境改善的“短板”,又要依据各个环境维度的组合以寻求在剥夺消除方面取得突破。
研究结论可以为改善街道适宜性、增强社区活力提供决策参考。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对设施质量的关注不够,结论可能与人们对居住环境的主观感受存在一定偏差。二是以街道为分析单元,可能掩盖了街道内部居住小区的居住环境差异。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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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兴中, 王立, 谢利娟, 等. 国外对空间剥夺及其城市社区资源剥夺水平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 人文地理, 2008, 23(6): 7-12. [本文引用: 1] [Wang Xingzhong, Wang Li, Xie Lijuan, et al.The status and trend of researches on deprivation of space and city community resources abroad . Human Geography, 2008, 23(6): 7-12.] [本文引用: 1]
[2]	张敏, 陈锐, 李宁秀. 中国公共卫生财政资源分配公平性研究: 基于社会剥夺的视角 . 公共管理学报, 2009, 6(3): 40-46. [本文引用: 1] [Zhang Min, Chen Rui, Li Ningxiu.Equity in finan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for public health in China: From the view of social deprivation .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009, 6(3): 40-46.] [本文引用: 1]
[3]	Li H, Liu Y.Neighborhood socioeconomic disadvantage and urban public green spaces availability: A localized modeling approach to inform land use policy . Land Use Policy, 2016, 57: 470-478.https://doi.org/10.1016/j.landusepol.2016.06.015URL [本文引用: 1]
[4]	Su S, Pi J, Xie H, et al.Community deprivation, walkability, and public health: Highlighting the social inequalities in land use planning for health promotion . Land Use Policy, 2017, 67: 315-326.https://doi.org/10.1016/j.landusepol.2017.06.005URL [本文引用: 1]
[5]	Rytk?nen M, Rusanen J, N?yh? S.Small-area variation in mortality in the city of Oulu, Finland, during the period 1978-1995 . Health & Place, 2001, 7(2): 75-79. [本文引用: 1]
[6]	Law C K, Snider A M, De L D.The influence of deprivation on suicide mortality in urban and rural Queensland: An ecological analysis . Social Psychiatry &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2014, 49(12): 1919-1928.https://doi.org/10.1007/s00127-014-0905-1URLPMID:24919445 [本文引用: 1]摘要 A trend of higher suicide rates in rural and remote areas as well as areas with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has been shown in previous research. Little is known whether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deprivation on suicide diffe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s investigation aims to examine how social deprivation influences suicide mortality and to identify which related factors of deprivation have a higher potential to reduce suicide risk in urban and rural Queensland, Australia.Suicide data from 2004 to 2008 were obtained from the Queensland Suicide Register. Age-standardized suicide rates (15+ years) and rate ratios, with a 95%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38 Statistical Subdivisions (SSDs) in Queensland were calculated. The influence of deprivation-related variables on suicide and their rural-urban difference were modelled by log-linear regression analyses through backward elimination.Among the 38 SSDs in Queensland, eight had a higher suicide risk while eleven had a lower rate. Working-age males (15-59 years) had the most pronounced geographic variation in suicide rate. In urban areas, suicide rates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enant households in public housing,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eople, the unemployment rate and median individual income, but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younger age and households with no internet access. In rural areas, only tenant households in public housing and households with no internet access heightened the risk of suicide, while a negative association was found for younger and older persons, low-skilled workers or labourers, and families with low income and no cars.The extent to which social deprivation contributes to suicide mortality varies considerabl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7]	Ahern A, Vega A, Caulfield B.Deprivation and access to work in Dublin city: The impact of transport disadvantage . Research in Transportation Economics, 2016, 57: 44-52.https://doi.org/10.1016/j.retrec.2016.06.009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Ireland's economy underwent a period of rapid expansion between 1995 and 2007, accompanied by a boom in construction. The subsequent decade saw a rapid decline in construction as Ireland went through an unprecedented recession.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is boom and bust has influenced deprivation and accessibility in Dublin. The paper examines, through a logit model, links between transport disadvantage, deprivation and employment accessibility in the cit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links exist between deprivation and accessibility in the city, in particular in the newer peripheral suburbs, leaving these areas open to risk of transport poverty.
[8]	田莉, 王博祎, 欧阳伟, 等. 外来与本地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应的比较研究: 基于空间剥夺的视角 . 城市规划, 2017, 41(3): 77-83.https://doi.org/10.11819/cpr20170312a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由于长期以来的户籍制度瓶颈，外来人口在我国城市中无法享受相应的公共福利。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下“外来人口市民化”政策的实施，这一问题受到学术界的日益关注。本文以上海中心城边缘区为研究区域，选择外来和本地户籍人口相对集聚的社区作为研究对象，从“空间剥夺”的视角，借助六普人口数据和问卷调查及访谈数据，通过统计学分析方法对外来社区和本地社区的公共设施供应进行了打分，并通过方差分析法检验了设施供应和居民满意度的关系。文章最后，从缓解空间剥夺的角度，提出了完善外来人口集聚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管理的策略。 [Tian li, Wang Boyi, Ouyang Wei,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n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supply between local and migrant communities: A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eprivation . City Planning, 2017, 41(3): 77-83.]https://doi.org/10.11819/cpr20170312a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由于长期以来的户籍制度瓶颈，外来人口在我国城市中无法享受相应的公共福利。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下“外来人口市民化”政策的实施，这一问题受到学术界的日益关注。本文以上海中心城边缘区为研究区域，选择外来和本地户籍人口相对集聚的社区作为研究对象，从“空间剥夺”的视角，借助六普人口数据和问卷调查及访谈数据，通过统计学分析方法对外来社区和本地社区的公共设施供应进行了打分，并通过方差分析法检验了设施供应和居民满意度的关系。文章最后，从缓解空间剥夺的角度，提出了完善外来人口集聚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管理的策略。
[9]	Wong Y C, Wang T Y, Xu Y.Povert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Chinese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privation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15, 24(3): 236-247.https://doi.org/10.1111/ijsw.12115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the Family and Children Survey of Beijing 2011, the authors constructed a child poverty measure – Child Deprivation Indicators (CDIs) – and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verty and children's quality of life. The CDIs were found to be a more valid child poverty measure than the conventional measure which is based mainly on individuals' social assistance statu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deprived children are worse off in terms of living conditions. Furthermore, deprived boys and girls are disadvantaged differently; boys in self-efficacy and girls in physical development. The findings have four important implications: (i) policy makers should look beyond those on social assistance; (ii) more public funding should be invested in deprived children's informal educ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ii) dealing with structural problems relating to parents'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would be helpful to alleviate child deprivation; (iv) different types of support should be provided to deprived boys and girls for their disadvantages are not identical.
[10]	Ngom R, Gosselin P, Blais C.Reduction of disparities in access to green spaces: Their geographic insertion and recreational functions matter . Applied Geography, 2016, 66: 35-51.https://doi.org/10.1016/j.apgeog.2015.11.008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61Shapes and geographic insertion of green spaces as elements for a better environmental justice.61Accessibility and attractiveness of green spaces to identify socio-demographical inequity.61Realistic innovative GIS-based metric method of measurement of green spaces proximity.61Green spaces attractiveness defined and measured by multiple functions.
[11]	尹海伟, 孔繁花, 宗跃光. 城市绿地可达性与公平性评价 . 生态学报, 2008, 28(7): 3375-3383.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城市绿地是城市重要的绿色基础设施，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保障，具有重要的生态、社会文化功能。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以城市人均（公共、公园）绿地面积、绿地率、绿化覆盖率等面积比率指标作为核心指标来指导城市绿地建设，缺乏具体引导城市绿地空间分布的指标，较少关注城市绿地服务功能的公平性问题。借助于GIS技术，构建了城市绿地社会功能评价的简明框架，尝试将表征城市绿地空间分布的可达性和公平性指标引入城市绿地的功能评价中，以体现城市建设“以人为本”、“社会公平”的理念，并以上海和青岛为实证，对新构建的系列指标进行了分析与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可达性和公平性系列指标导入城市绿地的功能评价中是可行的，能够有效的表征和测度城市绿地空间布局的合理性程度；（2）可达性和公平性指标使用时需要界定研究区范围、研究尺度，特别是数据精度，以利于研究区的纵向比较和城市间的横向比较。研究结果将丰富我国城市绿地评价的核心指标体系，亦可为城市规划者和建设者合理规划与布局城市绿地提供重要的依据和参考。 [Yin Haiwei, Kong Fanhua, Zong Yueguang.Accessibility and equity assessment on urban green space .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8, 28(7): 3375-3383.]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城市绿地是城市重要的绿色基础设施，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保障，具有重要的生态、社会文化功能。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以城市人均（公共、公园）绿地面积、绿地率、绿化覆盖率等面积比率指标作为核心指标来指导城市绿地建设，缺乏具体引导城市绿地空间分布的指标，较少关注城市绿地服务功能的公平性问题。借助于GIS技术，构建了城市绿地社会功能评价的简明框架，尝试将表征城市绿地空间分布的可达性和公平性指标引入城市绿地的功能评价中，以体现城市建设“以人为本”、“社会公平”的理念，并以上海和青岛为实证，对新构建的系列指标进行了分析与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可达性和公平性系列指标导入城市绿地的功能评价中是可行的，能够有效的表征和测度城市绿地空间布局的合理性程度；（2）可达性和公平性指标使用时需要界定研究区范围、研究尺度，特别是数据精度，以利于研究区的纵向比较和城市间的横向比较。研究结果将丰富我国城市绿地评价的核心指标体系，亦可为城市规划者和建设者合理规划与布局城市绿地提供重要的依据和参考。
[12]	Cabrera-Barona P, Blaschke T, Gaona G.Deprivation, healthcare accessibility and satisfaction: Geographical context and scale implications . 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 Policy, 2017, 10: 1-20.https://doi.org/10.1007/s12061-017-9221-y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Indices explaining health phenomena are important tools for identifying and investigating health inequalities and to support policy making. Some of these indices are expressed at area-level, and the i
[13]	曾文, 向梨丽, 张小林. 南京市社区服务设施可达性的空间格局与低收入社区空间剥夺研究 . 人文地理, 2017, 32(1): 73-81. [本文引用: 1] [Zeng Wen, Xiang Lili, Zhang Xiaolin.Research in spatial pattern of accessibility to community service facilities and spatial deprivation of low income community in Nanjing . Human Geography, 2017, 32(1): 73-81.] [本文引用: 1]
[14]	李琬, 但波, 孙斌栋, 等. 轨道交通对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 基于上海市80后微观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 . 地理研究, 2017, 36(5): 945-956.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评估轨道交通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考察轨道交通可达性的提高能否促进居民交通行为转变,尤其是减轻对小汽车的依赖。目前的研究结论不尽一致,且研究中存在的自选择问题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基于2013年上海市80后群体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轨道交通可达性对城市居民交通方式选择（小汽车购买和使用以及轨道交通使用）的影响,并利用样本的异质性来克服轨道交通可达性与交通行为之间的自选择。研究发现：居民居住区周边轨道交通可达性的提高,确实能够显著地降低家庭小汽车的拥有概率,并提高乘坐地铁通勤的可能性;但不能找到轨道交通可达性的提高会减少小汽车使用的证据。 [Li Wan, Dan Bo, Sun Bindong et al. The influence of rail transit accessibility on the shift of travel modal choic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micro survey of the 1980s generation in Shanghai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5): 945-956.]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评估轨道交通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考察轨道交通可达性的提高能否促进居民交通行为转变,尤其是减轻对小汽车的依赖。目前的研究结论不尽一致,且研究中存在的自选择问题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基于2013年上海市80后群体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轨道交通可达性对城市居民交通方式选择（小汽车购买和使用以及轨道交通使用）的影响,并利用样本的异质性来克服轨道交通可达性与交通行为之间的自选择。研究发现：居民居住区周边轨道交通可达性的提高,确实能够显著地降低家庭小汽车的拥有概率,并提高乘坐地铁通勤的可能性;但不能找到轨道交通可达性的提高会减少小汽车使用的证据。
[15]	Carrier M, Apparicio P, Séguin A.Road traffic noise in montreal and environmental equity: What is the situation for the most vulnerable population groups? .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16, 51: 1-8.https://doi.org/10.1016/j.jtrangeo.2015.10.020URL [本文引用: 1]
[16]	袁媛, 吴缚龙, 许学强. 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 . 地理学报, 2009, 64(6): 753-763.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06.012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利用普查数据、民政数据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城市宏观空间与个体微观层面,系统检测了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城市剥夺的空间模式及形成原因.研究发现:城市贫困和剥夺具有在内城区重合、外围区分离的特点.内城居住区的户籍贫困人口在住房、教育、设施等多方面处于被剥夺状况,外围的企业配套区户籍贫困人口则没有很明显的被剥夺状况,外来人口聚居区的低收入和贫困农民工处于被剥夺状况.究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和转型时期的城市住房、建设和更新等空间政策的共同作用,直接导致了户籍贫困人口和农民工生活状况的差异,进而产生了迥异于西方城市特征的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 [Yuan Yuan, Wu Fulong, Xu Xueqiang.The spatial pattern of poverty and depriva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ese city: Analysis of area-based indicators and individual data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6): 753-763.]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06.012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利用普查数据、民政数据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城市宏观空间与个体微观层面,系统检测了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城市剥夺的空间模式及形成原因.研究发现:城市贫困和剥夺具有在内城区重合、外围区分离的特点.内城居住区的户籍贫困人口在住房、教育、设施等多方面处于被剥夺状况,外围的企业配套区户籍贫困人口则没有很明显的被剥夺状况,外来人口聚居区的低收入和贫困农民工处于被剥夺状况.究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和转型时期的城市住房、建设和更新等空间政策的共同作用,直接导致了户籍贫困人口和农民工生活状况的差异,进而产生了迥异于西方城市特征的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
[17]	Reinaldo Paul Pérez Machado, Violêta Saldanha Kubrusly, Ligia Vizeu Barrozo, 等. 圣保罗大都市区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多元统计方法在城市连绵区的应用 . 地理研究, 2016, 35(7): 1370-1382.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7012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空间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在城市规划和决策中应用的重要性日见凸显。主要原因在于：重要的人口数据和社会变动经常表现出一定的空间特性，这种特性可以通过空间分析和统计方法被认识和解释。应用多元分析的空间分类方法编制圣保罗大都市区社会分异地图并进行相关分析。研究的主要数据来自2000年巴西全国人口普查，其中包括了圣保罗大都市的所有行政区和39个自治市的21774个人口普查区。为了把都市连绵区从数据全集中分离出来，我们采用混合技术进行互补分析，即在2000年4月30日的陆地卫星7号图像中绘制一个个多边形，这些被识别出来的多边形就是人口普查区。然后，通过目视解译出假彩色多边形集合。应用空间分类评分程序将这些多边形分成五类，并建立人口普查区的数目、覆盖的面积和都市连绵区之间的关系。这种多元分析方法是基于变量的均衡化来生成易于用分级统计图描述平均值，以促进可视化和后续的空间分布分析。基于多元分析的空间分类方法研究，清楚地展现了圣保罗大都市最重要的社会特征，也说明城市社会地图方法和多元分析的空间分类方法在大都市区的管理、公共政策规划和复杂决策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Reinaldo Paul Pérez Machado, Violêta Saldanha Kubrusly, Ligia Vizeu Barrozo, et al. Social cartography of S?o Paulo metropolitan area: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applied to the urban continuum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7): 1370-1382.]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7012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空间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在城市规划和决策中应用的重要性日见凸显。主要原因在于：重要的人口数据和社会变动经常表现出一定的空间特性，这种特性可以通过空间分析和统计方法被认识和解释。应用多元分析的空间分类方法编制圣保罗大都市区社会分异地图并进行相关分析。研究的主要数据来自2000年巴西全国人口普查，其中包括了圣保罗大都市的所有行政区和39个自治市的21774个人口普查区。为了把都市连绵区从数据全集中分离出来，我们采用混合技术进行互补分析，即在2000年4月30日的陆地卫星7号图像中绘制一个个多边形，这些被识别出来的多边形就是人口普查区。然后，通过目视解译出假彩色多边形集合。应用空间分类评分程序将这些多边形分成五类，并建立人口普查区的数目、覆盖的面积和都市连绵区之间的关系。这种多元分析方法是基于变量的均衡化来生成易于用分级统计图描述平均值，以促进可视化和后续的空间分布分析。基于多元分析的空间分类方法研究，清楚地展现了圣保罗大都市最重要的社会特征，也说明城市社会地图方法和多元分析的空间分类方法在大都市区的管理、公共政策规划和复杂决策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18]	Niggebrugge A, Haynes R, Jones A, et al.The index of multiple deprivation 2000 access domain: A useful indicator for public health? .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5, 60(12): 2743-2753.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04.11.026URLPMID:15820584 [本文引用: 1]摘要 The access domain of the UK index of multiple deprivation (IMD) 2000 was designed to identify populations in small areas with poor geographical access to certain local key services. The measure is a composite of straight line distances to post offices, large food shops, primary schools and general practice surgeries for population sub-groups. Using the region of East Anglia as a case study area, this research evaluated the utility of the IMD2000 as an indicator of access to primary care. IMD2000 access scores for electoral wards were compared with a range of more detailed indicators of travel times and bus availability for visiting a general practitioner generated in a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 A range of easy-to-calculate surrogate variables was developed and tested as possible candidates to improve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IMD2000 access score. The access domai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other five deprivation domains that comprise the overall index, suggesting that access should not be combined with the other measures of deprivation into a composite single score. The access domain was also found to predict access to primary care only with moderate accuracy. Two additional indicators of accessibility calculated in a GIS (road kilometres per thousand population and the presence of a major road in each ward) were found to add slightly to the power of the index.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the index was best in urban areas, although it is in rural areas that access to primary care is a more important public health issue. The IMD2000 should be therefore used with caution as a measure of health service accessibility in rural areas.
[19]	Wan C, Su S.China's social deprivation: Measurement,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urban applications .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7, 62: 22-42.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17.02.007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Expanding numbers of homogenous geographical units with social and economic shortages and disadvantages (defined as social deprivation in the literature) have emerged in many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particula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on the acknowledgement of social deprivation as a major challenge for humanity and sustainability. It therefore requires strong knowledge to measure, identify, and target the deprived units at different scales. Based on census data at prefecture city level from 2000 and 2010, this paper employs the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to formulate a family of indices to measure China's social deprivation. In particular, one integrated social deprivation index (ISDI) and five sub-indices (general socioeconomic deprivation, disadvantaged population, education deprivation, housing deprivation, and occupation deprivation) are developed.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confirms that the ISDI is valid and efficient in social deprivation measurement. Social deprivation shows obvious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across the 333 cities in China. It roughly presents the geography that cities with lower ISDI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eastern and northeastern China, while cities of higher social deprivation are generally locate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Comparisons between 2000 and 2010 indicate that only the capital cities remain at lower levels in the five domains. Many cities have experienced increased levels in certain domains. Quantile regression is finally utilized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s of ISDI in three major urban issues (urban policy performances evaluation, environmental inequalities assessment, and social injustice evaluation). Social deprivation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urbanization indicators at 5 representative quantiles (the 10th, 25th, 50th, 75th and 90th quantile), annual mean PM2.5concentration at first 10 percentiles and urban public green spaces (UPGS) at almost all percentiles. These results respectively donate that urbanization policy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eliminating social inequalities, the least deprived 30 cities in China could be exposed to higher PM2.5concentrations, and the higher deprived cities have fewer urban public green spaces. Our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ISDI has promising applicability in addressing urban issues in China. The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is not restricted in China and can be employed to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paper is believed to offer new insights into habitat research.
[20]	Pearce J R, Richardson E A, Mitchell R J, et al.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health: A study of multiple 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 and geographical inequalities in health in New Zealand .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1, 73(3): 410-420.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11.05.039URLPMID:21726927 [本文引用: 1]摘要 There is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e unequal socio-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nvironmental ‘goods’ and ‘bads’ and the associated implications for geographical inequalities in health. Until recently, research in this area has focused on solitary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and has been hindered by the absence of geographically-specific measures that recognise the multifactorial nature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However, recent work in the United Kingdom has developed an area-level multivariate index of health-related physical 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 that captures both pathogenic and salutogenic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Applications of this index have demonstrated that, at the national level, multiple 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 increased as the degree of income deprivation rose. Further, after adjusting for key confounder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multiple 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 and the health outcomes of local residents. In the current study we tested the methods developed in the UK to create the New Zealand Multiple 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 Index (NZ-MEDIx) for small areas across the country ( = 1860). We considered whether socially disadvantaged places in New Zealand had higher levels of multiple 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 and if environmental disadvantage exerted an influence on health after adjustment for key confounders such as socioeconomic status. We found that although neighbourhoods with higher levels of multiple 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 tended to have greater social disadvantage, this association was not linear. Further, multiple 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 tended to exert a modest effect on health that was independent of the age, sex and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it is possible to develop an index of multiple 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 in an alternative national context which has utility in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s.Highlights? We developed an approach for measuring health-related physical 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 ? A neighbourhood index of multiple 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 was created for New Zealand. ? The index included measures of both pathogenic and salutogenic characteristics. ? Socially disadvantaged neighbourhoods had higher levels of multiple 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 ? Multiple environmental depriv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health outcomes.
[21]	Wang F.Measurement, optimization, and impact of health care accessibility: A methodological review .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2, 102(5): 1104-1112.https://doi.org/10.1080/00045608.2012.657146URLPMID:23335813 [本文引用: 1]摘要 Despite spending more than any other nation on medical care per person, the United States ranks behind other industrialized nations in key health performance measures. A main cause is the deep disparities in access to care and health outcomes. Federal programs such as the designations of Medically Underserved Areas/Populations and Health Professional Shortage Areas are designed to boost the number of health professionals serving these areas and to help alleviate the access problem. Their effectiveness relies first and foremost on an accurate measure of accessibility so that resources can be allocated to truly needy areas. Various measures of accessibility need to be integrated into one framework for comparison and evaluation. Optimization methods can be used to improve the distribution and supply of health care providers to maximize service coverage, minimize travel needs of patients, limit the number of facilities, and maximize health or access equality. Inequality in health care access comes at a personal and societal price, evidenced in disparities in health outcomes, including late-stage cancer diagnosis. This review surveys recent literature on the three named issues with emphasis on method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22]	徐勇, 段健, 徐小任. 区域多维发展综合测度方法及应用 . 地理学报, 2016, 71(12): 2129-2140.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借鉴国内外区域发展研究从单要素、单指标走向多要素、多指标综合测度的学术思路,从收入、消费、教育、人口城镇化、交通及生活设施等6个维度选择了12个指标,建立了多面体法区域多维发展综合测度方法及模型,改建了适用于区域多维发展综合测度的多边形法和向量和法定量模型,并与已得到广泛应用的加权求和法一起按县级、地级和省级单元对中国的区域多维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测度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维度单项指标值和区域多维发展指数在全国各县级单元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区域多维发展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东部沿海高、中部及北方沿边地区中等、西南及西部沿边地区低的基本格局,高和较高类型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中西部城市以及能矿资源开发地区,低和较低类型区基本上与国家新认定的集中连片贫困区的分布一致;按县级、地级和省级不同尺度单元,借助SPSS和EXCEL软件对4种方法测算结果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多面体法、多边形法、向量和法、加权求和法在实际应用中具有等效性,选用任何一种方法都能达到区域多维发展综合测度和评价的目的。 [Xu Yong, Duan Jian, Xu Xiaoren.Comprehensive measure methods of regional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applications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12): 2129-2140.]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借鉴国内外区域发展研究从单要素、单指标走向多要素、多指标综合测度的学术思路,从收入、消费、教育、人口城镇化、交通及生活设施等6个维度选择了12个指标,建立了多面体法区域多维发展综合测度方法及模型,改建了适用于区域多维发展综合测度的多边形法和向量和法定量模型,并与已得到广泛应用的加权求和法一起按县级、地级和省级单元对中国的区域多维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测度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维度单项指标值和区域多维发展指数在全国各县级单元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区域多维发展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东部沿海高、中部及北方沿边地区中等、西南及西部沿边地区低的基本格局,高和较高类型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中西部城市以及能矿资源开发地区,低和较低类型区基本上与国家新认定的集中连片贫困区的分布一致;按县级、地级和省级不同尺度单元,借助SPSS和EXCEL软件对4种方法测算结果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多面体法、多边形法、向量和法、加权求和法在实际应用中具有等效性,选用任何一种方法都能达到区域多维发展综合测度和评价的目的。
[23]	王劲峰, 徐成东. 地理探测器: 原理与展望 . 地理学报, 2017, 72(1): 116-134.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01010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空间分异是自然和社会经济过程的空间表现,也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类认识自然的重要途径。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一种新的统计学方法,此方法无线性假设,具有优雅的形式和明确的物理含义。基本思想是:假设研究区分为若干子区域,如果子区域的方差之和小于区域总方差,则存在空间分异性;如果两变量的空间分布趋于一致,则两者存在统计关联性。地理探测器q统计量,可用以度量空间分异性、探测解释因子、分析变量之间交互关系,已经在自然和社会科学多领域应用。本文阐述地理探测器的原理,并对其特点及应用进行了归纳总结,以利于读者方便灵活地使用地理探测器来认识、挖掘和利用空间分异性。 [Wang Jinfeng, Xu Chengdong.Geodetector: Principle and prospective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1): 116-134.]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01010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空间分异是自然和社会经济过程的空间表现,也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类认识自然的重要途径。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一种新的统计学方法,此方法无线性假设,具有优雅的形式和明确的物理含义。基本思想是:假设研究区分为若干子区域,如果子区域的方差之和小于区域总方差,则存在空间分异性;如果两变量的空间分布趋于一致,则两者存在统计关联性。地理探测器q统计量,可用以度量空间分异性、探测解释因子、分析变量之间交互关系,已经在自然和社会科学多领域应用。本文阐述地理探测器的原理,并对其特点及应用进行了归纳总结,以利于读者方便灵活地使用地理探测器来认识、挖掘和利用空间分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