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波The spatial pattern of resources-environmental base in China
ZHANGLei, YANGBo收稿日期:2018-03-9
修回日期:2018-05-26
网络出版日期:2018-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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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强烈的发展欲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断遭遇来自国内有限资源环境基础的严峻挑战。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家资源环境保障能力的不足变得日趋严重,这一点体现在中国长期以来不断发生的诸多事件和事实之上,如耕地减少、草场退化、淡水不足、优质能源短缺、雾霾频繁肆虐及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这种挑战不仅来自国家资源环境整体保障能力的有限性,而且同样来自资源环境的要素空间组合状态与开发特征。由此可见,科学认知资源环境基础作用、合理解决资源环境开发利用与保障能力建设的问题,是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课题。近年来,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源环境压力急剧上升的双重作用下,能否突破国家既有西疏东密的二元人口分布格局,以实现国家财富增长能力的西向空间扩张再一次成为中国科学界和相关部门关注的话题[1,2,3,4]。从地理学的角度看,这一问题的科学答案需要从国家人文活动的长期实践中去寻找。
1935年,胡焕庸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以县域单位国土面积的人口密度为基础,自黑龙江省的瑷辉县（爱辉县）至云南省的腾冲县划一直线,将中国划分为人口相对稠密的东部地区和人口相对稀疏的西部地区两部分,直观地展示了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5]。该线的东部地区人口相对稠密,西部地区人口相对稀疏,这就是著名的“胡焕庸线”。虽然此后经历了20世纪前期的内外战乱和50年代以后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但作为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差异的标准基线,胡焕庸线的地位从未发生过根本性的动摇。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未从地理学基本的资源环境与开发条件等方面出发,对中国人口空间格局形成机理展开深入地科学系统论证,因此,每当中国发展面临新的人地关系压力挑战时,国家人口能否进行西向突破的争论便会一再扰动学界与社会,延续至今。难怪胡焕庸先生在《中国人口之分布》发表半个多世纪后,依然在不断告诫学界同仁：研究人口活动,切莫忽视自然与地理这一“物质基础”,否则将成为虚无漂渺的幻影[6]。显然,没有对中国资源环境基础空间结构特征与地理开发条件的科学认识,便无法对胡焕庸线的形成及未来演进趋势做出合乎逻辑的正确判断。
2 基本认识与基本概念
2.1 基本认识
对人类发展,特别是大规模人类开发活动而言,地球物质能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基础性。矿物、大气和水是构成地球物质世界的三类基本要素,分别构成了人们熟知的地球岩石圈、大气圈和水圈。在这三类要素和地球内外动力的共同作用下,三大圈通过物质和能量的不断交换而形成了土地这一再造物,形成了山川、平原等各异的地貌类型,也形成了沙漠、湿地等不同的土地类型。随后在三类基本要素和土地的共同作用下,地球上繁衍出更复杂多样的生物群体,这其中包括了动物和植物。而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就涵盖了这些基本要素、要素再造物等。人类是地球物质世界的衍生物群体的一员,人类文明的生存和发育、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离不开物质基础的供应与保障。即便是在进入到信息时代的今天,人类社会的科学与技术进步成就斐然,但资源环境要素对人类活动的约束作用依然十分强烈。随着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和社会财富积累的大幅提升,人类对自然物质基础的这种依赖程度表现得反倒愈加强烈。这既是地球物质能量的基础性所在,也是人地关系演进中资源环境基础的基本内涵。
第二,整体性。尽管地表空间的资源环境禀赋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在资源环境要素的开发利用及保障的需求方面却保持着一种共性特征。这种需求的共性特征决定了影响和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和自然物质基础包括了耕地、草场、淡水、能源、矿产和生态（森林）六类。人类文明发育程度越高,消费需求越多元,资源环境基础开发的这种整体性显示的也就越强烈。这一点对于人口规模超过1亿以上的国家而言,显得尤为重要[7]。在人类文明发育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根据上述六大资源环境要素在投入顺序和作用强度的不同,将其划分为生存要素和发展要素两类（图1）。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人地关系的资源环境基础（陆生）与分类
-->Fig. 1A classification of the resource-environment base for the man-land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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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体现在资源环境空间分布存在的数量多寡和质量优劣差异,而且更体现在资源环境的开发条件或地理环境方面。由于地球是不平的,所以地势起伏、地形破碎和十里不同天等地理条件极大干扰了地表物质能量空间输送与交换的正常秩序,因而对人类的大规模资源环境开发产生明显的制约作用。当今世界近80%的人口分布在20°N~60°N之间的温带和亚热带地区（水平方向）和近半数人口集中于距海岸200 km以内地区（垂直方向,海拔1000 m以下）正是对这种资源环境基础开发局限性的最佳诠释。换言之,这种空间分布的局限性正是决定国家与地区间资源环境本底或禀赋差异及其开发格局特征的关键所在。
2.2 基本概念
基于上述认识,展开中国资源环境基础与区域开发模式分析需要首先进行国家资源环境本底的区域格局总体分析;其次,地理开发条件评价;第三,在资源环境基础（本底）与开发条件的共同作用下的展开有关区域资源环境禀赋分类及开发模式选择分析（图2）。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资源环境基础与区域开发模式分析逻辑框架
-->Fig. 2A logical analysis for regional resources-environmental base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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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源环境本底评价。在此方面,同样是在淡水、耕地、草场、生态（森林）、能源和矿产六大资源环境要素组合的基础上展开,以此形成中国资源环境区域格局的本底评价。
② 开发条件评价。考虑到资源环境开发的地理条件（要素）影响,在定位中国区域的资源环境基础的空间开发适宜程度时,增加了区域地形高程、≥10 ℃年积温、多年平均降水量三大地理要素的综合评价。从人类文明发育的长期实践看,≥10 ℃年积温和多年平均降水量对淡水、耕地、草场与森林四大资源的开发至关重要,而区域地形高程对农业生产与矿产采掘及加工等方面均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把这种地理要素的综合评价称之为资源环境基础的地理开发条件评价,以客观地展现中国区域资源环境开发特征。
③ 区域资源环境禀赋开发分类。根据资源环境本底与开发条件的分析结果,以差异化最小原则进行区域开发模式的分类。
上述概念的设计源自于木桶制作的基本原理。通常,制作木桶主要取决于桶底、桶帮和桶箍这三大材料单元。其中桶底决定木桶的大小,桶帮决定木桶盛水的多少,桶箍则决定木桶整体能否正常发挥盛水的作用。从区域资源环境基础评价的角度看,地区的国土面积可以被视为桶底,地区的资源环境各要素拥有水平可以被视为桶帮,而该地区的地理开发条件便可被视为桶箍的概念便可成立。
3 研究方法
依据上述认识,初步设计了区域资源环境基础与区域开发模式分析基本评价公式。3.1 资源环境本底评价
这一评价在于揭示资源环境本底的区域格局特征,是分析区域资源环境本底特征的第一步。基本公式可以表达为：式中：QF为区域（按省级地域单元计,下同）的资源环境基础本底特征;fsi为区域单位国土面积的四大资源环境生存要素（淡水、耕地、草场和森林）指标与相应的全国平均指标之比值,其要素的权重值为1.0;fdi为区域单位国土面积的两大资源环境发展要素（能源和矿产）指标与相应的全国平均指标之比值,其要素的权重值为0.2。六大资源环境要素的权重赋值是以各要素投入在支撑国家长期人文生产活动过程的经济产出时效性计算得来,其基础数据（时间跨度为2000年）来源于安格斯·麦迪森[8]。总体而言,当QF值域小于4.4（全国均值水平(资源环境禀赋特征值（4.4）的计算如下：第一步,计算省级地域单元单位面积的六大资源环境要素拥有量;第二步,以全国单位面积的六大资源环境要素拥有量为分母,省级地域单元单位面积的六大资源环境要素拥有量为分子,计算出区域六大资源环境要素的初始特征值;第三步,根据要素权重,计算出区域六大资源环境要素的最终特征值;第四步,进行六大资源环境要素最终特征值的求和,分别获取个区域与全国资源环境禀赋特征值,其中全国的资源环境禀赋特征值为4.4。)）被认为该区域的资源环境禀赋水平低,当QF值域大于4.4被认为该区域的资源环境禀赋水平高。
3.2 地理开发条件评价
这一评价用于刻画区域资源环境的地理开发特征,其基本公式可以表达为：式中：G为区域地理开发条件系数;a为地区地理开发条件要素与相应全国开发条件要素均值的比值。
3.3 要素综合评价
这一评价用于揭示资源环境开发适宜程度的区域分异基本特征,其基本评价公式为：式中：IFA为区域资源环境开发适宜度特征;di为省级区域。
4 结果分析
依据分析结果,中国资源环境基础的空间结构存在着一个从禀赋本底到开发条件,再到综合评价的方向聚焦过程。4.1 区域资源环境本底特征
总体上看,中国资源环境本底的区域格局基本上表现出自东向西递减特征,但也存在个别省市例外。例如东部沿海的上海地域狭小,惟依赖耕地和淡水两大要素的支撑,其他资源极度匮乏,以致当地的资源环境本底总体评价只有3.90,低于全国均值水平。再如,西部地区的宁夏除了淡水资源外,其他五大资源要素均有较好表现,因此在其资源环境的总体评价上获得4.83,略高于全国均值水平（图3）。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中国区域（省级）资源环境本底特征
-->Fig. 3A general pattern of regional resources-environmental bas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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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国地理开发条件评价
在此方面,评价所展现的是一幅自东南向西北的开发优势逐步递减的清晰图像。具体而言,中国的开发地理条件最优地区均分布在东南9省市级自治区（值域>2.5）;北方沿海及中部地带则为开发地理条件较优的地区（值域1.0~2.5）;而整个西部地带的开发地理条件则为最差（值域<1.0）（图4）。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中国区域资源环境地理开发条件评价
-->Fig. 4A geographical condition for developing China's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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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区域资源环境开发综合评价
依据国家资源环境开发总体适宜度4.4的阈值划分,中国区域资源环境的综合开发特征大体可分为三大地带：第一,包括东南沿海与部分中部地区12省份的资源环境综合开发适宜度超过13.2,为全国总体适宜度阈值水平的3.0倍以上,说明大规模开发的基础和条件完全具备,可视为适宜大规模开发区;第二,整个东北及部分华北与中西部地区13个省份的资源环境综合开发适宜度保持在全国总体适宜度阈值水平的1.0~3.0倍,说明大规模开发的基础和条件基本具备,可被视为较适宜大规模开发区;第三,整个西北及内蒙古与西藏6个省份的资源环境的综合开发适宜度均低于全国总体适宜度4.4的阈值水平,说明大规模开发的基础和条件明显欠缺,可视为不适宜大规模开发区（图5、图6和表1）。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资源环境开发适宜度区际差异
-->Fig. 5Regional difference of integrated evaluation values for regional resource-environmen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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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中国资源环境基础区域开发综合评价
-->Fig. 6An integrated evaluation for region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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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1
表1
表12010年中国资源环境区域开发适宜度分类
Tab. 1Regional development suitability in China, 2010
| 序号 | 开发适宜度分类 （分类标准） | 数量 | 省区（市） | 面积 （万km2） | 占全国 （%） | |
|---|---|---|---|---|---|---|
| 1 | 适宜大规模开发区 （> 13.2） | Ⅰ | 5 | 山东、上海、河南、湖南、广西 | 163.2 | 17.09 |
| Ⅱ | 7 | 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广东、海南 | ||||
| 2 | 较适宜大规模开发区（4.4~13.2） | Ⅰ | 8 | 北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云南、陕西 | 268.3 | 28.09 |
| Ⅱ | 5 | 山西、天津、湖北、重庆、贵州 | ||||
| 3 | 不适宜大规模开发区 （< 4.4） | 6 | 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 | 523.6 | 54.82 | |
| 总计 | 31 | 955.1 | 1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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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综合开发适宜度的区域结构特征恰恰体现了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发育的金字塔空间格局安排。按国土面积的多少（桶底的大小）的排列,西部区最大,中部区次之,东南区最小;按资源环境禀赋和地理开发条件（桶帮和桶箍）的优劣排序,东南区最佳,中部区次之,西部区最弱。如此排序形成了一组国家自然生态系统发育及其适宜开发程度的正反（倒）相对的金字塔型空间组合（图7）。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7中国生态系统发育金字塔型分布
-->Fig. 7A pyramid distribution of China's ecosyste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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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为国家自然生态金字塔构造的底层,不适宜大规模开发区（西部区）的面积约占全国的55.0%。尽管深处内陆,海拔陡峻,气候多变,降水稀少,地理景观为草场、大漠与冰川所主导,系统发育十分脆弱,不适宜人类大规模生存与繁衍,但是这一地区却是中部和东南两大区自然生态系统最大的保护屏障所在。在六大关键资源要素中,这一地区拥有全国25.0%的淡水、14.1%的耕地、90.3%的草场、20.3%的林地、40.1%的矿产和28.4%的能源。按人均资源的拥有量计算,这一地区则为全国均值水平的2.2~12.8倍,又可谓是国内自然资源大户。实际上,长期以来这一地区始终是国家自然生态系统整体发育的大气来源之所和水源生成之地。作为全国物质能量空间交换的重要场所和地域,这一地区对中国西北—东南向的季风气候格局的基本形成与总体变化,以及主要河流（长江和黄河）自西向东的基本走向起着决定作用和影响。
其次,作为生态金字塔构造的中层,较适宜大规模开发区（大体相当于中部地区）在国家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空间交换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总体而言,这里的地势虽然相对较高（海拔高程均值>1200 m）,但地貌类型多样,降水相对充沛,生物种群多样,物质能量空间交换的效果相对较佳。这一地区的国土面积虽然仅占全国的28.1%,但却集中了全国近半数的森林、耕地、矿产与近60%的矿物燃料资源。更为重要的是,这里为珠江、淮河、海河、松花江与辽河五大流域以及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的主要支流发源地。正是拥有如此良好的资源环境基础与较佳的地理开发条件,这一地区才成为了华夏先民们最早的生存和繁衍场所及国家文明发育的主要发祥地。由于工业化开发历史相对较长,这一地区的资源环境压力也在不断增大。这种压力主要体现在耕地面积减少、水资源开发程度提升、能源供应状态日趋紧张及以碳排放和颗粒物污染为代表的大气污染和水土环境污染等多方面。
第三,与上述两类地区相比,适宜大规模开发区（东南区）是整个国家物质能量空间交换效果最佳的地区。由于地势相对平缓,热量充足,水量丰沛,在仅有全国17.1%的国土面积上,集中了全国41.2%的淡水资源、37.0%的耕地资源和近30.0%的森林资源。由于这里的资源环境开发条件远优于中西部地区（按资源环境开发条件特征值得计算,东南区为中部与西部区的1~2倍以上）,因此,自盛唐中期（约在公元640年）以来国家农耕经济的发展重心便逐步从中部区的黄河流域中段转移至这里,并最终占居了全国资源环境开发效果最佳场所的位置,且延续至今。与较适宜大规模开发区类似,适宜大规模开发区的资源环境同样面临着耕地减少、水资源开发程度提升和能源供应紧张和环境污染加剧等多重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综合开发特征的分析为认知长期以来中国人文活动空间规律提供了一种科学视角。根据要素综合分析,2010年适宜和较适宜大规模资源环境开发两类区域的面积虽然只占全国的45.17%,但这里却承载着全国93.5%的人口、94.6%的GDP和88.5%的碳排放。此种现代人文活动特征与胡焕庸先生分析的农耕时期人口分布的特征基本一致（表2）。换言之,无论科学技术发展到何种阶段,依据资源环境基础差异和地理开发条件优劣,不断强化和提升人文社会活动自身的空间组织合理性和有效性,依然是现代人类文明发育的最基本手段和最重要途径。这正是人类文明发育过程的地理内涵所在。
Tab. 2
表2
表21933-2010年中国人文活动空间分布比较（%）
Tab. 2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uman activities in China, 1933-2010 (%)
| 面积 | 人口 | GDP | 碳排放 | ||
|---|---|---|---|---|---|
| 胡焕庸线分析（1933年） | 东南半壁 | 43.8 | 94.1 | 94.9 | 96.2 |
| 西北半壁 | 56.2 | 5.9 | 5.1 | 3.8 | |
| 要素综合分析（2010年） | 东南半壁 | 45.2 | 93.5 | 94.6 | 88.5 |
| 西北半壁 | 54.8 | 6.5 | 5.4 | 1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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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人类是地球物质世界各要素共同作用的衍生物群体中的一员,自其出现开始到科技发达的今天都在不断进行着与资源环境基础开发利用相关的活动。人类对资源环境要素的开发实践证明了人类文明的发育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均离不开资源环境这一物质基础,无论是在农耕文明时期还是在工业文明时期。中国作为世界上文明发育最早、人类活动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其发展实践的历程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要素综合与地理开发条件的集成分析表明,中国资源环境基础的空间分异特征十分明显。第一,国家资源环境基础的空间结构基本特征是由沿东南—西北走向的适宜、较适宜和不适宜大规模开发的三大区域组成,从而形成了国家自然生态系统整体发育的正向金字塔型结构框架。其中,适宜大规模开发区（东南地区12省、市、区）的国土面积相对狭小,但自然环境要素禀赋程度高,因而处在国家自然生态系统整体开发金字塔的塔尖位置;较适宜大规模开发区（中部13省、市、区）的自然环境要素禀赋程度较高,因而处于国家自然生态系统整体开发金字塔的中部位置;不宜于大规模开发区（西北部6个省、区）的国土面积最为广大,但因其要素禀赋程度低,开发条件极为不利,处于国家自然生态系统整体开发金字塔的底部位置。
第二,决定上述三大区域格局的关键不仅在于资源环境本底特征的差异,而且更在于地理开发条件的优劣。依据全要素木桶理论,地区资源环境本底特征决定着要素拥有数量的多寡（桶帮长短和桶底大小决定木桶盛水的多少）,而地理开发条件则决定着要素拥有质量的高低（桶箍松紧决定着木桶是否能够盛水）。从国家人文空间活动的长期实践看,地区资源环境要素的地理开发条件优劣最为重要。
第三,如此资源环境基础的结构框架始终决定着国家人文活动空间格局的基本走向,无论是在农耕文明时期,还是在工业文明时期,国家人文活动空间的基本格局依然没有跨出资源环境要素与地理开发条件两者共同设定的这道“硬门槛”。实际上,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中华文明发育之所以久历磨难,传承至今,并成功地完成了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便是国家资源环境的长期开发始终沿着东南指向为主的方向前行[7]。这也正是能够保持胡焕庸人口分布线长期稳定的根本原因所在。
近年来中国开始积极推进国家现代化发展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人地关系的有机协调和长期稳定。然而,欲达此目标需要充分尊重并主动适应国家资源环境基础与地理开发条件所共同构成的区域分异规律。这种充分尊重和主动适应意味着,未来国家人文活动的发展需要依据国家自然生态系统的空间分异和地理开发条件特征,探索一种更为科学和更为合理的区域资源环境开发模式,以从根本取代目前十分流行的区域开发模式简单复制。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长江、嫩江、松花江等流域大洪水、21世纪初的北方沙尘暴和近年来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已经证明,以往大一统区域开发模式的简单复制功效已经走到了尽头[7,9]。为国家未来人地关系的和谐演进计,中国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资源环境开发方式和行为,通过大幅提高人文智力资源的投入和积极推进区域开发模式多样化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资源环境的整体开发效益低下和资源环境承载压力攀升的局面。因为惟有“人尽其才（智）”,才能做到“物尽其用”。从中国人口众多和资源环境禀赋相对不足的基本国情出发,人力资源的深度发掘才是中国资源环境基础持续有效开发的最大优势所在。因此,中国可持续发展和国家人地关系状态和谐演进的主要任务应聚焦在以科技创新为基础促进资源环境要素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等方面,也就是通过对资源环境基础特征进行科学系统地分析和认知,促进发展模式由物质投入为主向人才智力投入为主转变,由原有传统生产方式为主向绿色生产方式为主转变。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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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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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正坚持走新型城镇化之路,实现了新型城镇化目标,在未来中国城镇化质量和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的空间格局中,胡焕庸线自然就被打破了。"突破胡焕庸线"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规划进程中面对的重大课题。理解胡焕庸线同新型城镇化的关系是突破胡焕庸线的出发点。本文以国土空间利用质量为切入点,从胡焕庸线的缘起、发展、争论和突破四个方面,梳理胡焕庸线与城镇化的关系,提出突破胡焕庸线的五个可行路径。胡焕庸线的缘起:与城镇化无关 . 正坚持走新型城镇化之路,实现了新型城镇化目标,在未来中国城镇化质量和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的空间格局中,胡焕庸线自然就被打破了。"突破胡焕庸线"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规划进程中面对的重大课题。理解胡焕庸线同新型城镇化的关系是突破胡焕庸线的出发点。本文以国土空间利用质量为切入点,从胡焕庸线的缘起、发展、争论和突破四个方面,梳理胡焕庸线与城镇化的关系,提出突破胡焕庸线的五个可行路径。胡焕庸线的缘起:与城镇化无关 |
| [4] | . 人地关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永恒命题,也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作为人地关系思想中最受关注的思想之一,地理环境决定论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本文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现代地理学解读,认为地理环境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得以实现的基础,也是区域差异的原因,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制约或促进作用。对2005年中国省区级人口密度、单位面积上人均GDP和生产性土地资源率进行分析,并与胡焕庸人口线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胡焕庸人口分界线依然是中国人口分布差异的基线,人均GDP空间分布与生产性土地资源的空间分布情况与区域人口分布具有很高的一致性。进一步分析表明,胡焕庸线不仅展示了中国人口分布差异情况,更在于其揭示了中国资源环境基础的区域差异特征,这也是其长久以来依然能够被实践验证的真正原因。胡焕庸线的存在及其合理性充分说明了地理环境在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对待不同的地区,必须因地制宜,按照其地理环境特征来确定其发展方向和目标,并制定相应发展政策。 . 人地关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永恒命题,也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作为人地关系思想中最受关注的思想之一,地理环境决定论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本文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现代地理学解读,认为地理环境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得以实现的基础,也是区域差异的原因,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制约或促进作用。对2005年中国省区级人口密度、单位面积上人均GDP和生产性土地资源率进行分析,并与胡焕庸人口线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胡焕庸人口分界线依然是中国人口分布差异的基线,人均GDP空间分布与生产性土地资源的空间分布情况与区域人口分布具有很高的一致性。进一步分析表明,胡焕庸线不仅展示了中国人口分布差异情况,更在于其揭示了中国资源环境基础的区域差异特征,这也是其长久以来依然能够被实践验证的真正原因。胡焕庸线的存在及其合理性充分说明了地理环境在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对待不同的地区,必须因地制宜,按照其地理环境特征来确定其发展方向和目标,并制定相应发展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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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 作为地球表层的一个物种,人类生存与发展始终以最大限度的资源与环境占有和获取为第一需求,即使进入现代时期,情况依然如此。实际上,随着社会财富和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地关系的稳定与协调始终是各国、特别是人口大国（〉1亿人口）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和基本目标。自然禀赋（淡水、耕地、草场、森林、能源和矿产）与人文活动（人口、GDP和碳排放）的要素综合分析表明,尽管11个对象国的资源环境秉赋（本底）特征差异明显,但是在资源环境开发的极化效应作用下,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人地关系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紧张状态。一方面,随着资源环境开发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大,国家财富积累与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对各国乃至全球有限的资源基础支撑能力造成日益严峻的挑战。此方面,日本的国家人地关系演进最具说服力。 . 作为地球表层的一个物种,人类生存与发展始终以最大限度的资源与环境占有和获取为第一需求,即使进入现代时期,情况依然如此。实际上,随着社会财富和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地关系的稳定与协调始终是各国、特别是人口大国（〉1亿人口）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和基本目标。自然禀赋（淡水、耕地、草场、森林、能源和矿产）与人文活动（人口、GDP和碳排放）的要素综合分析表明,尽管11个对象国的资源环境秉赋（本底）特征差异明显,但是在资源环境开发的极化效应作用下,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人地关系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紧张状态。一方面,随着资源环境开发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大,国家财富积累与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对各国乃至全球有限的资源基础支撑能力造成日益严峻的挑战。此方面,日本的国家人地关系演进最具说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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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 水是生命之源。大河流域既是地球淡水资源的关键载体,也是人类文明发育的主要摇篮。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和现代发展中大国,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长期的实践表明,大河流域的开发具有明显的生态效应极化特征:即在人文生态系统获取快速发育的同时,严重干扰和破坏了流域自然生态的系统发育及其多样化的发展。流域开发的程度越高,这种极化效应的特征也就越明显。论文的实证分析表明,由于缺乏流域开发生态效应的正确认识和过分追求人文发展利益发育最大化,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正在面临着日趋严峻的挑战。例如,河水断流、水质污染、湿地萎缩和水生物种消亡。为国家现代文明的永续发展计,亟需改变目前传统的"重开发、轻保护"大河流域资源环境开发观。 . 水是生命之源。大河流域既是地球淡水资源的关键载体,也是人类文明发育的主要摇篮。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和现代发展中大国,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长期的实践表明,大河流域的开发具有明显的生态效应极化特征:即在人文生态系统获取快速发育的同时,严重干扰和破坏了流域自然生态的系统发育及其多样化的发展。流域开发的程度越高,这种极化效应的特征也就越明显。论文的实证分析表明,由于缺乏流域开发生态效应的正确认识和过分追求人文发展利益发育最大化,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正在面临着日趋严峻的挑战。例如,河水断流、水质污染、湿地萎缩和水生物种消亡。为国家现代文明的永续发展计,亟需改变目前传统的"重开发、轻保护"大河流域资源环境开发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