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灿飞Determinants of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new firm formation in China's metal product industry
SHIJin, HECanfei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8-01-11
修回日期:2018-05-11
网络出版日期:2018-07-30
版权声明:2018《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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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企业成立是企业动态研究中的焦点。新企业代表着企业家精神,在产业空间重构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于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以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为特征的经济转型[2],维持了长达三十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在2004年以前,中国制造业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在此之后,集聚效应下降,要素成本提高,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3]。新企业成立正是驱动这一轮产业转移的主要力量。回顾过去关于新企业成立空间差异的研究可以发现,大部分研究关注地方尺度的影响因素,认为本地市场需求[4]、劳动力供给[5]、集聚效应[6]以及经济自由程度[7]至关重要。相比之下,Cheng跳出了只关注地方尺度因素的局限,认为除了地方因素以外,区域尺度的产业结构和全国尺度的经济周期都会影响新企业成立的空间差异[8]。Giarratana等则更进一步强调企业的全球链接、技术能力和母国经历对外资新企业进入决策的影响[9]。实际上,一个经济现象可以在不同尺度上进行分析和解读,而不同尺度上开展的经济活动也可以相互影响[10]。正是从尺度关联和相互依赖出发,Zhu等从全球、区域和地方三个尺度分析了中国服装鞋帽业新企业成立的影响因素,并探讨了企业能力的影响[11],为本文提供了多尺度的框架和企业异质性的视角。
与服装鞋帽业不同,中国的金属制品业是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结合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和中国金属制品业的特点,提出“全球链接、区域竞争和地方环境”研究框架,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建立城市层面的面板Tobit模型,研究新企业成立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并探讨企业效率如何影响这些因素的作用方式和作用程度。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第一,新企业成立率和企业效率的衡量更加规范和准确。新企业成立率采用国际通行的生态法和劳动力市场法计算[12],而企业效率采用Olley-Pakes半参数估计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13]。第二,结合中国金属制品业的特点,在全球、区域和地方三个尺度都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研究假设,并设定了相应的自变量。第三,结合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在地方环境中加入制度因素[14],考察其对新企业成立的影响。
2 研究框架和研究假设
产业动态是企业与环境互动的结果。因此,新企业成立的空间差异,既受到全球、区域和地方多尺度环境因素的影响,又受到企业自身特征的影响。2.1 全球链接
在1998-2007年期间,中国金属制品的出口交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在25%附近波动。尽管如此,中国已经是金属制品的出口大国,美国、日本和欧洲是最主要的出口市场。由于在国际市场上的品牌优势较弱,金属制品的出口企业多数位于制造环节,而且往往是为国际大品牌代工生产,处在受制型（captive）全球价值链中[15]。在面对国际领导企业或者大型零售商等国际买家时,权力高度不对等。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订单,企业被迫竞相压低报价,只能赚取极其微薄的利润。这时,能否获得充足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企业生存的关键。对于新成立企业而言,如果其主要市场是国际市场,那么在这样的“逐底竞争”环境中,廉价劳动力自然就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然而,金属制品业毕竟是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金属制品在加工过程中的铸造、钣金、焊接和表面处理等工艺,需要具备一定技能的劳动力才能完成,复杂金属零部件的加工更是离不开数控机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即使有了先进的机器设备,如果不清楚相应的工艺,制作不出对应的模具,都无法完成复杂金属零部件的加工。这对劳动力的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属制品企业在招聘工人后,会通过一系列岗前培训来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具有金属加工操作经验的工人,特别是积累了丰富经验的“老师傅”,最受金属制品企业的欢迎。因此,为了保障金属制品企业的生产活动和产品质量,不能一味地追求廉价劳动力,劳动力的质量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这时,企业本身的效率就变得十分关键。高效率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强,往往能够在劳动力价格和质量方面取得很好的平衡,从而保证产品质量。相比之下,低效率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差,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维持一定的利润水平,通常只能以压低工资和福利的手段降低劳动力成本,难以兼顾劳动力的质量。
考虑到中国金属制品业的出口比例较低,在探讨劳动力价格和质量的影响时,需要控制新企业所在城市该行业的出口情况。因此,提出假设1：全球链接程度强且具有廉价的劳动力的城市有利于新企业成立,而高效率的新企业还可以在劳动力价格和质量方面取得很好的平衡。
2.2 区域竞争
中国不仅是金属制品的出口大国,更是金属制品的消费大国。在1998-2007年期间,中国金属制品业约75%的工业总产值是面向国内市场的,这不同于出口导向的服装鞋帽业[16]。对于服装鞋帽业而言,区域之间的竞争是在生产周期缩短和市场反馈加快的背景下,围绕出口的物流成本展开[11]。然而,对于金属制品业而言,区域之间的竞争是围绕市场展开的。市场需求是新企业成立的重要影响因素。过去的研究通常只考虑本地市场需求对新企业成立的作用[4],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引入市场潜力的概念,扩展了本地市场需求[17]。新经济地理学也认为市场需求会影响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和贸易模式,企业倾向于布局在市场潜力大的区域,即“本地市场效应”[18]。新企业在选址时,总是试图寻找能够把产品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域正好符合这个条件。不少金属制品的运输成本高,需要成熟的物流系统支撑,区域市场潜力对于新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提出假设2：区域市场潜力大的城市有利于新企业成立。
2.3 地方环境
中国的金属制品业高度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并且形成了数量众多的产业集群。一般而言,处在集聚中的企业可以获得多种益处,从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16,19,20]。首先,相同产业的企业集聚,可以共享专业化的中间投入品、特定技能的劳动力和产业内部的信息,获得地方化经济,又称为MAR外部性[21,22,23]。创业者可以向已有企业学习,获得技术、市场和社会网络方面的信息,揣摩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从而大大减少成立新企业的风险[24]。现有研究也发现,区域中某个特定产业的现有企业越多,该产业的新企业成立率也越高[6]。其次,不同产业的企业集聚,也可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又称为Jacobs外部性[25]。不过,Frenken等认为,需要把多样化进一步区分为“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从而更加准确地讨论不同产业之间的溢出效应[26]。知识或者信息的有效传播与交流取决于经济主体之间的认知距离[27]：认知距离过近,知识基础重合较多;认知距离过远,知识溢出又难以发生。因此,在产生知识溢出效应方面,相关多样化比无关多样化更为重要[28,29]。在产业集群中,围绕其核心企业,会有大量相关产业的企业存在,建立起复杂的水平联系和垂直联系网络,促进知识溢出,形成有利于新企业成立的环境[30]。
值得注意的是,行业的技术密集度从低到高时,集聚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弱[24,31]。在中国,金属制品业是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程度中等。与服装鞋帽业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相比,金属制品相关的技术和知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保护在企业边界之内,共享与学习并不是那么容易。因此,集聚经济是否会促进中国金属制品业的新企业成立,有待实证检验。
当然,企业能否在地方化经济和相关多样化中获益,不仅取决于认知距离和技术密集度,还受到其自身的吸收能力的影响[32]。吸收能力弱的企业可能只获益于地方化经济,而吸收能力强的企业不仅能获益于地方化经济,还可以获益于相关多样化[33]。
然而,集聚并不总是能产生正外部性。过度集聚可能会因为拥挤效应和竞争效应导致集聚不经济。一方面,过度集聚会带来交通拥堵、土地价格或者租金上涨和工资上升,从而提高新企业成立的各项成本,不利于新企业成立[34];另一方面,过度集聚会带来白热化的竞争,甚至出现不顾及产品质量的恶性价格战,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会使得企业的利润空间遭到挤压,对于还没有建立起稳定客户关系的新企业而言,其生存环境从一开始就十分恶劣。这也会不利于新企业的成立。因此,提出假设3：产业“适度”集聚的城市有利于新企业成立;高效率的新企业不仅能获益于地方化经济,还能获益于相关多样化经济,但低效率的新企业只能获益于地方化经济。
除了产业集聚,对于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地方环境因素还需要考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现有研究表明,在国有企业比例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和分配资源时会有所偏向,市场经济环境较差,会显著降低新企业成立的可能性[24]。目前,中国的金属制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新成立企业更是如此。如果某个城市的金属制品企业中,国有企业比例较高,那么新企业在成立过程中,可能会在获取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时受到不公平待遇,加大了新企业成立的难度。因此,提出假设4：市场化环境较好的城市有利于新企业成立。
其次,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常常会选定若干支柱产业,并加大扶持力度。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但财政支出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地方经济,扩大税收基础,提高晋升可能,成为地方政府的行动逻辑[35]。如果金属制品业在某个城市具有比较优势,进入了地方政府的支柱产业名单,就会享受到诸如税收减免或者返还、土地价格优惠、贴息贷款、入驻专门的产业园区和现金奖励等多种扶持政策。这些政策都有助于降低创业的成本和风险,从而促进新企业成立。当然,高效率的新企业可能无需这种扶持政策,但是低效率的新企业也许只有在这样的扶持下才能成立。当然,多数金属制品并非高新技术产品,也许难以进入地方政府的支柱产业目录。政府扶持政策的效应有待实证检验。因此,提出假设5：在金属制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城市,地方政府可能会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从而促进低效率的新企业成立。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新企业成立空间差异的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如图1所示。该框架不仅从全球链接、区域竞争和地方环境三个尺度来分析新企业成立的空间差异,还突出了企业效率的异质性,认为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式和作用强度还取决于新企业自身的效率。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新企业成立空间差异的分析框架
-->Fig. 1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new firm formation
-->
3 变量描述与模型设定
数据全部来自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由国家统计局建立。其中,1998-2006年的数据包含所有国有企业和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非国有企业,2007年的数据包括所有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在此期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经历了一次修订,但是并没有影响到金属制品业,其两位数行业代码始终是34。3.1 变量描述
3.1.1 因变量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了企业的开业年份信息,可以据此识别出新企业成立。例如,一个金属制品企业位于1998年的数据库之中,并且它的开业年份也是1998年,那么它就是1998年新成立的企业。新企业成立率通常有两种计算方法,分别是生态法和劳动力市场法[12]。生态法是把新企业成立数量除以企业数量。劳动力市场法则依据收入选择理论,认为新企业总是由企业家创立的,而企业家就存在于劳动力市场中,故把新企业成立数量除以劳动力数量。
首先用生态法计算的新企业成立率来建立模型,然后用劳动力市场法的新企业成立率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对于年份t,在各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i（以下简称城市）中,生态法的新企业成立率是该城市金属制品业新成立企业数量占当年该城市同行业企业数量的百分比（ $NewFirmRateE_{it}$）,劳动力市场法的新企业成立率是该城市金属制品业新成立企业数量占当年该城市同行业劳动力数量的百分比（$NewFirmRateLM_{it}$）。
图2展示了1999-2003年和2003-2007年期间中国金属制品业新企业成立的空间差异。在前一个时期,新企业成立呈现由东部向中西部的递减态势,表现为遍布于东部沿海城市,散落于中部城市,零星分布于西部城市,而且这些中西部城市多有金属矿藏（如湖南省永州市、四川省攀枝花市和甘肃省金昌市）。到了后一个时期,新企业成立虽然依旧遍布于东部沿海城市,但是活跃地区已经向中西部转移,其中中部地区已呈连片分布态势,特别是长江沿岸和沪昆铁路沿线的中部城市。可见,新企业成立驱动着金属制品业这一轮的产业转移。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中国金属制品业新企业成立率的空间差异
-->Fig. 2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new firm formation in China's metal product industry across cities
-->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定义的新企业成立率是一个典型的左截取数据。对于每一个年份t,大量的城市中是没有新企业成立的,即成立率为零。这一点需要在模型设定时加以处理。
3.1.2 自变量 自变量分为三组,分别是全球链接、区域竞争和地方环境。因为这些不同尺度的影响因素作用于新企业成立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自变量全部滞后一年。
在全球链接方面,衡量链接程度的指标是出口比例（$ExportShare_{i,t-1}$）,计算方法是t-1年城市i金属制品业的出口交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劳动力成本（$LaborCos_{i,t-1}$）的计算方法是t-1年城市i金属制品业的工资和福利费总额除以相应的从业人员数。该指标比用人均GDP或者城市职工年平均工资来衡量劳动力成本更加准确。衡量劳动力质量的指标（$LaborQualit_{i,t-1}$）是劳动生产率,即t-1年城市i金属制品业的工业总产值除以相应的从业人员数。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的成本与质量密切相关（相关系数是0.541,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表3）。一般而言,成本高的劳动力质量也高,成本低的劳动力质量也低。因此,将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质量的变量相乘,综合衡量劳动力（Labor）。
Tab. 3
表3
表3新企业成立模型的自变量相关系数
Tab. 3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of the model for new firm formation
| 出口比例 | （劳动力 成本） | （劳动力 质量） | 劳动力 | 区域 市场潜力 | 地方化 经济 | 相关 多样化 | 国有 企业比例 | 比较优势 | 利润率 | 小企业比例 | |
|---|---|---|---|---|---|---|---|---|---|---|---|
| 出口比例 | 1.000 | ||||||||||
| （劳动力成本） | 0.176*** | 1.000 | |||||||||
| （劳动力质量） | 0.051*** | 0.541*** | 1.000 | ||||||||
| 劳动力 | 0.064*** | 0.765*** | 0.834*** | 1.000 | |||||||
| 区域市场潜力 | 0.235*** | 0.528*** | 0.483*** | 0.449*** | 1.000 | ||||||
| 地方化经济 | 0.414*** | 0.225*** | 0.099*** | 0.118*** | 0.406*** | 1.000 | |||||
| 相关多样化 | 0.013 | 0.109*** | 0.144*** | 0.120*** | 0.253*** | 0.267*** | 1.000 | ||||
| 国有企业比例 | -0.181*** | -0.230*** | -0.307*** | -0.202*** | -0.356*** | -0.133*** | -0.125*** | 1.000 | |||
| 比较优势 | 0.351*** | 0.052*** | 0.009 | 0.006 | 0.145*** | 0.336*** | 0.131*** | -0.052*** | 1.000 | ||
| 利润率 | 0.069*** | 0.092*** | 0.158*** | 0.102*** | 0.112*** | 0.048*** | 0.051*** | -0.251*** | 0.040** | 1.000 | |
| 小企业比例 | -0.128*** | 0.087*** | 0.146*** | 0.137*** | 0.019 | -0.064*** | -0.035* | 0.080*** | -0.159*** | -0.033* |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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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竞争方面,采用市场潜力法来测量金属制品的市场大小。根据李德瑜的研究,运用投入要素相似程度来分析产业关联时,可以发现金属制品业与通用、专用、交通和电气设备等装备制造业聚为一类[36]。因此,采用这四个产业的工业总产值来衡量金属制品的市场。具体而言,市场潜力不仅指本城市的市场,还包括其他城市经距离衰减后的市场。类比于物理学的势能的概念[37],t-1年城市i的金属制品区域市场潜力（$MarketPotentia_{i,t-1}$）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i和j代表城市;P是所有城市构成的集合;S是城市的行政区面积;D是城市之间的距离矩阵;O是通用设备制造业（35,即两位数行业代码,下同）、专用设备制造业（36）、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7）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39）的工业总产值之和。
在地方环境方面,需要衡量的有集聚经济、市场化环境和政府扶持政策。集聚经济区分为地方化经济和相关多样化。地方化经济（$LocalEco_{i,t-1}$）的计算方法是t-1年城市i金属制品业的从业人员数除以城市i的行政区面积。相关多样化（$RelatedVariet_{i,t-1}$）的计算方法是t-1年城市i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除以城市i的行政区面积。这里的相关行业特指金属制品业的原材料行业,即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2）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3）。市场化环境是指城市的市场化程度,计算方法是t-1年城市i金属制品业中,国有企业的数量占企业总数的比例（$StateFirmShar_{i,t-1}$）。政府扶持政策无法直接测量,采用产业在城市是否具有比较优势来代替。比较优势（$ComparativeAdvantag_{i,t-1}$）根据t-1年城市i金属制品业的区位商（以从业人数衡量）得来。如果区位商大于1,就令比较优势的值为1,否则值为0。
在控制变量方面,根据企业进入的限价模型选取了预期利润和进入壁垒两个因素[38]。衡量预期利润的指标是上一年的行业利润率（$ProfitRat_{i,t-1}$）,计算方法是t-1年城市i金属制品业的利润总额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衡量进入壁垒的指标是小企业比例（$SmallFirmShar_{i,t-1}$）,计算方法t-1年城市i金属制品业的小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比例。参考郭琪等的研究,把从业人数在50人及以下的企业定义为小企业[24]。
自变量名称和预期符号见表1,描述性统计见表2,相关系数见表3。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0.500以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注意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质量不进入模型,模型中采用的是两者乘积构造的劳动力变量。
Tab. 1
表1
表1新企业成立模型的自变量名称与预期符号
Tab. 1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expected signs of the model for new firm formation
| 考察维度 | 变量名称 | 变量英文名称 | 预期符号 | ||
|---|---|---|---|---|---|
| 全部新企业 | 高效率新企业 | 低效率新企业 | |||
| 全球链接 | 出口比例 | ExportShare | + | + | + |
| 劳动力 | Labor | 不显著 | + | 不显著 | |
| 劳动力×出口比例 | Labor×ExportShare | - | - | - | |
| 区域竞争 | 区域市场潜力 | MarketPotential | + | + | + |
| 地方环境 | 地方化经济 | LocalEcon | + | + | + |
| 地方化经济的平方 | LocalEcon2 | - | - | - | |
| 相关多样化 | RelatedVariety | + | + | 不显著 | |
| 相关多样化的平方 | RelatedVariety2 | - | - | 不显著 | |
| 国有企业比例 | StateFirmShare | - | - | - | |
| 比较优势 | ComparativeAdvantage | + | 不显著 | + | |
| 控制变量 | 利润率 | ProfitRate | + | + | + |
| 小企业比例 | SmallFirmShare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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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2
表2
表2新企业成立模型的自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 2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of the model for new firm formation
| 变量名称 | 单位 | 观测值数 | 城市数 | 平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 出口比例 | % | 2761 | 319 | 10.1 | 0.17 | 0.0 | 93.5 |
| 劳动力成本 | 千元/人 | 2747 | 318 | 10.7 | 6.66 | 2.4 | 92.2 |
| 劳动力质量 | 千元/人 | 2748 | 318 | 203.7 | 183.48 | 5.3 | 1917.4 |
| 区域市场潜力 | 千元/m | 3330 | 333 | 4636.5 | 4067.88 | 323.0 | 33103.4 |
| 地方化经济 | 人/km2 | 3210 | 321 | 0.9 | 3.39 | 0.0 | 50.3 |
| 相关多样化 | 人/km2 | 3340 | 334 | 1.4 | 3.44 | 0.0 | 30.7 |
| 国有企业比例 | % | 2777 | 319 | 17.2 | 0.28 | 0.0 | 100.0 |
| 比较优势 | 无 | 3370 | 337 | 0.2 | 0.41 | 0 | 1 |
| 利润率 | % | 2754 | 319 | -0.2 | 0.24 | -168.7 | 28.6 |
| 小企业比例 | % | 2777 | 319 | 28.1 | 0.26 | 0.0 |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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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企业特征 本文的企业特征是企业效率,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全要素生产率是投入要素的加权平均增长率与产出增长率的差别,通常认为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目前,估计全要素生产率较好的方法是Olley等提出的半参数方法[13],可以避免使用经典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估计时的联立性和样本选择问题。估计结果覆盖了1998-2007年全部制造业企业[39]。
为了考察企业异质性的影响,首先根据每年金属制品业所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位数,把新企业区分为高效率新企业和低效率新企业。然后,根据每年金属制品业所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四分位数,将高于第三四分位数的新企业划分为极高效率新企业,将低于第一四分位数的新企业划分为极低效率新企业。相比之下,Zhu等的研究仅用了新企业是否引进新产品（即新产品产值是否大于零）来划分高效率新企业和低效率新企业,而且只有2009年一年的数据[11]。本文则对1999-2007年的新企业都以全要素生产率划分效率高低,并分别建立回归模型,能够更准确地考察新企业效率如何影响不同因素对于新企业成立空间差异的作用方式和作用强度（表1）。
3.2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首先,Tobit模型可以处理因变量新企业成立率的左截取问题。其次,面板模型可以控制每个城市无法观测到的、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性。第三,由于固定效应面板Tobit模型无法得到一致估计,只能采用可以得到一致估计的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40]。不过,无论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的面板Tobit模型,都可以控制每个城市无法观测到的个体特性,差别仅在于个体特性是否与自变量相关——随机效应模型假设两者无关,而固定效应模型假设两者相关。模型的数学表达如下：
式中: $NewFirmRateE_{i,t}^*$ 是不能直接观测到的潜在因变量,而所有自变量都滞后一期处理;$ExportShare_{i,t-1}$及其与$Labo_{i,t-1}$的交叉项是控制了新企业所在城市金属制品业的出口情况;二次项$LocalEco_{i,t-1}^2$和$RelatedVariet_{i,t-1}^2$是用来考察地方化经济和相关多样化在过度集聚时可能带来的拥挤效应;$v_i$表示每个城市无法观测到的个体特征;$\lambda_{t-1}$表示时间固定效应;$\varepsilon_{i,t-1}$表示随机扰动项。本文在Stata13软件中采用最大似然法来估计模型。
4 结果分析
本部分将从全球链接、区域竞争和地方环境三个角度出发,解读中国金属制品业新企业成立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并探讨企业效率的作用。表4展示了模型的回归结果。Tab. 4
表4
表4新企业成立空间差异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Tab. 4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spatial variation of new firm formation
| 变量名称 | 全部新企业 | 高效率新企业 | 低效率新企业 | 极高效率新企业 | 极低效率新企业 |
|---|---|---|---|---|---|
| 出口比例 | 0.126*** | 0.119*** | 0.0800** | 0.0620** | 0.102** |
| （0.0397） | （0.0337） | （0.0390） | （0.0299） | （0.0443） | |
| 劳动力 | -0.0177 | 0.293** | -0.194 | 0.346*** | -0.128 |
| （0.177） | （0.141） | （0.189） | （0.128） | （0.185） | |
| 劳动力×出口比例 | -1.540** | -1.074* | -0.728 | -0.348 | -2.576** |
| （0.719） | （0.554） | （0.711） | （0.521） | （1.286） | |
| 区域市场潜力 | 0.0116*** | 0.00899*** | 0.0126*** | 0.00781*** | 0.0116*** |
| （0.00267） | （0.00225） | （0.00259） | （0.00193） | （0.00258） | |
| 地方化经济 | -0.00652 | 0.00167 | -0.00283 | 0.00565* | 0.00216 |
| （0.00452） | （0.00372） | （0.00434） | （0.00311） | （0.00430） | |
| 地方化经济的平方 | 0.0000477 | -0.000122 | -0.0000149 | -0.000189** | -0.000123 |
| （0.000120） | （0.0000966） | （0.000116） | （0.0000868） | （0.000112） | |
| 相关多样化 | 0.00515 | 0.00869** | 0.000861 | 0.00799*** | 0.00422 |
| （0.00391） | （0.00345） | （0.00378） | （0.00278） | （0.00382） | |
| 相关多样化的平方 | -0.000213 | -0.000468*** | -0.0000282 | -0.000423*** | -0.000255 |
| （0.000173） | （0.000162） | （0.000165） | （0.000133） | （0.000170） | |
| 国有企业比例 | -0.117*** | -0.0888*** | -0.108*** | -0.0952*** | -0.0909*** |
| （0.0244） | （0.0229） | （0.0248） | （0.0232） | （0.0253） | |
| 比较优势 | -0.00168 | 0.00157 | 0.0104 | 0.0112 | 0.0152 |
| （0.0127） | （0.0111） | （0.0125） | （0.00993） | （0.0125） | |
| 利润率 | 0.0764* | 0.0198 | 0.0578 | 0.0197 | 0.0228 |
| （0.0461） | （0.0361） | （0.0443） | （0.0390） | （0.0353） | |
| 小企业比例 | 0.0358 | 0.0287 | 0.0270 | 0.0359* | 0.0328 |
| （0.0218） | （0.0197） | （0.0222） | （0.0193） | （0.0222） | |
| 个体特征的方差 | 0.0593*** | 0.0541*** | 0.0489*** | 0.0000000727*** | 0.0526*** |
| （0.00790） | （0.00641） | （0.00846） | （0.0000000125） | （0.00769） | |
| 随机扰动的方差 | 0.181*** | 0.134*** | 0.176*** | 0.133*** | 0.161*** |
| （0.00430） | （0.00406） | （0.00472） | （0.00471） | （0.00490） | |
| 时间固定效应 | 已加入 | 已加入 | 已加入 | 已加入 | 已加入 |
| 常数项 | 已加入 | 已加入 | 已加入 | 已加入 | 已加入 |
| Wald检验的统计量 | 258.60 | 190.09 | 220.12 | 180.47 | 198.33 |
| 城市数量 | 306 | 306 | 306 | 306 | 307 |
| 左截取的观察值数量 | 1163 | 1606 | 1415 | 1844 | 1617 |
| 全部观察值数量 | 2359 | 2359 | 2359 | 2359 | 23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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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全球链接与新企业成立
首先,出口比例越高的城市,越有利于新企业成立。这是因为在出口比例高的外向型城市,新成立企业常常可以依托当地的进出口公司出口,从而减少企业成立之初在外贸上的交易成本。其次,出口比例对于新成立企业的影响还取决于劳动力成本与质量的综合作用,此时企业效率的高低至关重要。中国的金属制品企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时,治理结构多为受制型,处于被动地位,面对国际领导企业或者大型零售商等国际买家时,权力高度不对等。在没有强大自主品牌的劣势条件下,中国的金属制品企业只能获取制造环节的微薄利润,不得不压低劳动力的价格,而为保证产品质量,又必须确保一定的劳动力质量。这种情况下,找到劳动力成本与质量的最佳平衡点就变得十分关键,而且出口比例越高,这种平衡劳动力成本与质量的能力越重要。这给企业的成本控制带来极大的挑战。
此时,企业效率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高效率企业和低效率企业的差别在于满足劳动力成本控制的条件下,企业是否还能够有余力来考虑劳动力质量的问题。针对高效率新企业和低效率新企业的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综合水平的提高会促进高效率新企业的成立,但是对于低效率新企业的成立没有显著影响。
因此,外向型的城市有利于新企业成立,其中高效率的新企业具有足够能力来平衡劳动力的成本与质量,低效率的新企业只能依赖廉价劳动力来控制成本。这就验证了 假设1。
4.2 区域竞争与新企业成立
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新企业的效率高低,区域市场潜力都可以显著促进新企业成立。与出口导向型的服装鞋帽业不同,在研究时段内中国金属制品业约有75%的产值面向国内市场。很多金属制品较为笨重,运输成本高,区域市场潜力成为吸引新成立企业的重要因素。因此,区域市场潜力越大,越有利于新企业成立,验证了假设2。
4.3 地方环境与新企业成立
在集聚方面,回归结果表明适度的相关多样化能够促进高效率新企业成立。首先,无论是全部新企业还是区分为高效率和低效率新企业,地方化经济都不会显著影响新企业成立率。这表明假设3关于地方化经济的论述没有得到支持。换言之,由于金属制品业的技术密集程度中等,行业的核心技术和知识在很大程度上被保护在企业边界之内,新企业不容易通过共享和学习掌握。
其次,全部新企业的回归结果表明相关多样化不会显著影响新企业成立。不过,区分企业效率可以发现,适度的相关多样化可以促进高效率新企业成立。高效率的新企业吸收能力更强,能够充分利用共聚的原材料企业,不仅可以节约运输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学习、交流与合作,获得定制的原材料。这就部分地验证假设3中关于相关多样化的论述。
在市场化环境方面,回归结果一致地表明国有企业比例越高的城市,新企业成立的可能越小。这样的城市往往市场化环境较差,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对地方政府有较大的影响力,导致新企业在参与土地、资本、劳动力和政策的竞争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不公平的待遇,从而不利于新企业成立。这就验证了假设4。
在政府扶持政策方面,回归结果表明金属制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城市并不会显著促进该行业的新企业成立。这可能是因为多数金属制品并非高新技术产品,即使在城市中具有比较优势,也难以进入地方政府的支柱产业目录。假设5对于金属制品业这个特定行业而言不成立。
因此,市场化环境好的城市有利于新企业成立,而适度的相关多样化能够促进高效率新企业成立。
4.4 稳健性检验
本节用劳动力市场法计算的新企业成立率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对比表4和表5可知,回归结果稳健,只有控制变量“小企业比例”由不显著变为显著为正。这是因为与生态法的新企业成立率相比,劳动力市场法的新企业成立率还考虑了该城市的企业平均规模[41],即$新企业成立率_{劳动力市场法}=\frac{新企业成立数量}{劳动力数量}=\frac{新企业成立数量/企业数量}{劳动力数量/企业数量}=\frac{新企业成立率_{生态法}}{企业平均规模}$（4）
在此情况下,小企业集聚对新企业的促进作用得以突显,即Vernon-Chinitz效应[42,43]。
Tab. 5
表5
表5新企业成立空间差异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
Tab. 5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spatial variation of new firm formation (Robustness)
| 变量名称 | 全部新企业 | 高效率新企业 | 低效率新企业 | 极高效率新企业 | 极低效率新企业 |
|---|---|---|---|---|---|
| 出口比例 | 0.00124** | 0.00135*** | 0.000808* | 0.000918* | 0.00123** |
| （0.000518） | （0.000470） | （0.000467） | （0.000511） | （0.000544） | |
| 劳动力 | 0.00152 | 0.00370* | -0.000220 | 0.00425** | 0.000623 |
| （0.00218） | （0.00191） | （0.00208） | （0.00201） | （0.00211） | |
| 劳动力×出口比例 | -0.0191** | -0.0122* | -0.0107 | -0.00614 | -0.0370** |
| （0.00883） | （0.00742） | （0.00803） | （0.00761） | （0.0157） | |
| 区域市场潜力 | 0.000110*** | 0.0000958*** | 0.000133*** | 0.000107*** | 0.000139*** |
| （0.0000350） | （0.0000311） | （0.0000310） | （0.0000329） | （0.0000317） | |
| 地方化经济 | -0.0000563 | 0.0000356 | -0.0000166 | 0.0000716 | 0.0000449 |
| （0.0000594） | （0.0000519） | （0.0000520） | （0.0000537） | （0.0000529） | |
| 地方化经济的平方 | 0.000000210 | -0.00000178 | -0.000000438 | -0.00000225* | -0.00000183 |
| （0.00000152） | （0.00000131） | （0.00000135） | （0.00000136） | （0.00000135） | |
| 相关多样化 | 0.0000480 | 0.000116** | -0.00000855 | 0.000102** | 0.0000301 |
| （0.0000534） | （0.0000491） | （0.0000465） | （0.0000508） | （0.0000478） | |
| 相关多样化的平方 | -0.00000152 | -0.00000612*** | 0.000000756 | -0.00000496** | -0.00000224 |
| （0.00000234） | （0.00000229） | （0.00000202） | （0.00000233） | （0.00000213） | |
| 国有企业比例 | -0.00153*** | -0.00115*** | -0.00143*** | -0.00125*** | -0.00117*** |
| （0.000320） | （0.000319） | （0.000299） | （0.000372） | （0.000314） | |
| 比较优势 | -0.0000838 | 0.0000303 | 0.0000319 | 0.000100 | 0.000109 |
| （0.000165） | （0.000154） | （0.000150） | （0.000167） | （0.000154） | |
| 利润率 | 0.000693 | 0.000248 | 0.000416 | 0.000140 | 0.000149 |
| （0.000515） | （0.000481） | （0.000446） | （0.000542） | （0.000400） | |
| 小企业比例 | 0.00118*** | 0.000860*** | 0.000815*** | 0.000716** | 0.000689** |
| （0.000279） | （0.000268） | （0.000259） | （0.000302） | （0.000269） | |
| 个体特征的方差 | 0.000951*** | 0.000837*** | 0.000721*** | 0.000787*** | 0.000724*** |
| （0.000103） | （0.0000923） | （0.0000940） | （0.000111） | （0.0000876） | |
| 随机扰动的方差 | 0.00218*** | 0.00176*** | 0.00196*** | 0.00177*** | 0.00189*** |
| （0.0000518） | （0.0000528） | （0.0000523） | （0.0000636） | （0.0000561） | |
| 时间固定效应 | 已加入 | 已加入 | 已加入 | 已加入 | 已加入 |
| 常数项 | 已加入 | 已加入 | 已加入 | 已加入 | 已加入 |
| Wald检验的统计量 | 235.73 | 166.40 | 215.82 | 132.44 | 200.44 |
| 城市数量 | 306 | 306 | 306 | 306 | 306 |
| 左截取的观察值数量 | 1162 | 1605 | 1414 | 1843 | 1616 |
| 全部观察值数量 | 2358 | 2358 | 2358 | 2358 | 23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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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04年的经济普查使得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覆盖范围更全,导致该年的新企业数偏高。为此,把该年的新企业剔除后再回归,发现模型结果依旧稳健。限于篇幅,没有报告该稳健性检验的结果。
5 结论与讨论
新企业是产业空间重构的重要驱动力。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金属制品业为例,描述并解释了新企业成立的空间差异。首先,采用生态法计算新企业成立率,描述其空间差异,发现其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转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在此基础上,从尺度关联和相互依赖出发,提出“全球链接、区域竞争和地方环境”的多尺度研究框架,并结合中国经济转型背景和金属制品业的特点,提炼研究假设。通过城市层面的面板Tobit模型,考察新企业成立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突出企业效率在这些因素作用过程中的影响,并采用劳动力市场法计算的新企业成立率进行了模型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在全球链接方面,外向型的城市有利于新企业成立。虽然在研究时段内,中国金属制品的出口交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25%左右,但是中国已经是金属制品的出口大国。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低效率的新企业只是追求劳动力的低成本,但是高效率的新企业还能兼顾劳动力的高质量。劳动力的成本和质量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新企业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权衡取舍。整体而言,劳动力成本的空间差异仍然是影响新企业成立的重要因素,而中西部地区在这个方面具有优势。不过,金属制品业毕竟是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的技能会影响到产品的质量,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竞争力。高效率的新企业能够在劳动力成本和质量之间取得较好的平衡,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廉价劳动力。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金属制品从业人员,其中不乏具备较好技能的高质量劳动力。尽管中国金属制品业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该发现还是与同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服装鞋帽业新企业成立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相近[11]。这反映出中国金属制品业在出口时也处于“受制型”全球价值链的不利境地。
其次,区域市场潜力越大,越有利于新企业成立。与出口导向型的服装鞋帽业不 同[11],中国不仅是金属制品的制造大国,还是消费大国。在研究时段内,约有75%的产值面向国内市场。很多金属制品的运输成本高,市场半径不宜过大,区域市场潜力成为新企业成立的重要影响因素。该发现印证了周浩等的研究,即区域市场潜力不会影响出口导向型产业的新企业成立,而会影响国内市场导向型产业的新企业成立[16]。
第三,在地方环境的集聚经济方面,地方化经济不会促进新企业成立,但适度的相关多样化能够促进高效率新企业成立。与服装鞋帽业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11],金属制品业的技术密集程度中等。行业的核心技术和知识受到企业保护,新企业难以获益于有限的技术和知识溢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前人的研究发现,即行业技术密集度越高,集聚经济对新企业成立的促进作用越弱[24,31]。但是,相关行业并非直接的竞争关系,高效率新企业吸收能力强,能够充分利用与其共聚的原材料企业,达成学习、交流与合作,因而适度的相关多样化能够促进其成立。
在地方环境的市场化程度方面,市场化环境好的城市有利于新企业成立。中国的金属制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如果城市中的国有企业比例太高,新企业在与之竞争土地、资本、劳动力和政策的过程中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在地方环境的政府扶持政策方面,由于多数金属制品并非高新技术产品,难以进入地方政府的支柱产业目录,即使在城市中具有比较优势,也不会显著促进该行业的新企业成立。
新企业代表着企业家精神,可以通过“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替代现有企业,是区域增长重要的微观基础,尤其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不过,新企业具有异质性,其空间分布也是不均匀的。为了促进新企业成立,地方政府可以着力于提高劳动力质量、引导相关产业发展和改善市场环境,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创业补贴等扶持政策则应慎之又慎,防止利用政策的投机行为。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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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本文采用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从县级经济体的水平上考察了中国制造业是否发生“飞雁”模式的转移。我们发现，产业聚集的效应在2004年以前一直发挥着促使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重要作用，而在这之后该效应的效果逐渐下降，表现为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向中西部内陆地区移转的趋势。此时，企业的综合经营成本上升和要素成本的提高逐渐成为诱致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 . 本文采用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从县级经济体的水平上考察了中国制造业是否发生“飞雁”模式的转移。我们发现，产业聚集的效应在2004年以前一直发挥着促使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重要作用，而在这之后该效应的效果逐渐下降，表现为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向中西部内陆地区移转的趋势。此时，企业的综合经营成本上升和要素成本的提高逐渐成为诱致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 |
| [4] | . |
| [5] | . Empirical tests of the 'unemployment push' hypothesis that unemployed workers start up new enterprises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employed workers to escape unemployment have produced contradictory results. This is at least partially a consequence of studies neglecting th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of regions and not incorporating adequate variables to represent market opportunities. Using data of US establishments in retail and service industries with low entry barriers, we find little or no evidence for the 'unemployment push' hypothesis. US regions with relatively high unemployment rates do not show relatively strong subsequent increases in the number of establishments across a broad range of industries. Possible exceptions are used merchandise stores and automotive repair shops. Des tests empiriques de l'hypothèse qui affirme que la création d'entreprise s'explique plut00t par les ch00meurs que par les actifs occupés afin de permettre àces gens-làde contourner le ch00mage, ont réalisé des réultats contradictoires. Cela s'explique du moins en partie par le fait que des études n'ont pas considéré la structure industrielle des régions et n'ont pas incorporédes variables suffisantes pour représenter les possibilités offertes par le marché. A partir des données auprès des établissments dans le commerce et les services dont les barrières à l'entrée sont très basses, il s'avère presque pas de preuves à l'appui de cet hypothèse. Les régions aux Etats-Unis dont le taux de ch00mage est relativement élevéne montrent pas d'augmentations ultérieures relativement fortes du nombre d'établissements àtravers des industries diverses. A quelques exceptions près, àsavoir les vendeurs d'objets d'occasion et les ateliers de réparation automobile. Empirische Untersuchungen der Hypothese des Anstosses, den Erwerbslosigkeit gibt, neue Unternehmen aufzuziehen, indem sie eher erwerbslose, Verdienst suchende Arbeiter dazu veranla08t, als solche, die erwerbst01tig sind, haben widersprüchliche Ergebnisse gezeitigt. Die ist zumindest teilweise Studien zuzuschreiben, welche die industrielle Organisation von Regionen vernachl01ssigen und vers01umen, angemessene Variable zur Darstellung von Marktchancen einzuschlie08en. Der Autor benutzt Daten amerikanischer Unternehmen des Einzelhandels und der Dienstleistungindustrie mit m0108igen Einstiegsanforderungen, findet jedoch wenig oder keine Beweise für die Hypothese, da08 Erwerbslosigkeit einen Ansto08 darstellt. Regionen der USA mit verh01ltnism0108ig hohen Erwerbsloigkeitsraten zeigen bei breiter Palette von Industrien sp01ter durchweg keine unverh01ltnism0108ig starke Zunahme der Anzahl von Betriebsneugründungen auf. Gebrauchtwarenl01den und Werkst01tten für Kraftfahrzeugreparaturen stellen m02gliche Ausnahmen dar. |
| [6] | . While much of the literature on new firm formation in the 1980s was motivated by high levels of unemployment, much of the focus on new firm start-ups today is motivated by high technology. Using a new database we examine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training and educ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on new firm formation. We fi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new firm formation rates from industrial regions to technologically progressive regions. Variations in firm birth rates are explained by industrial density, population and income growth. Thes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ick labour markets and localized knowledge spillovers. Alors que le ch00mage constituait le principal moteur de la documentation sur la création d'entreprise dans les années 80, de nos jours c'est plut00t la nouvelle technologie qui en est le moteur. A partir d'une nouvelle base de données, cet article cherche à examiner le r00le du capital humain, de la formation et de l'éducation, et du milieu propice à la création d'entreprise. Il s'avère d'importants écarts dans les taux de création d'entreprise entre les régions industrielles et les régions plus à la pointe de la technologie. La variation du taux de création d'entreprise s'explique par la densité industrielle, la démographie et la croissance du revenu. Ces résultats-là correspondent aux notions de marchés du travail forts et de retombées des connaissances localisées. W01hrend in den achtziger Jahren ein Gro08teil der Literatur über die Gründung neuer Firmen durch den hohen Grad der Erwerbslosigkeit veranla08t worden war, verdankt sie heute das Interesse an Firmengründungen haupts01chlich der Hochtechnologie. Mit Hilfe einer neuen Datenbank werden die Einflüsse von Menschenkapital, Ausbildung und Erziehung und einer unternehmerfreundlichen Umwelt auf Firmengründungen untersucht. Es werden signifikante Unterschiede in den Raten neuer Firmengründungen in Industriegebieten und technologisch fortschrittlichen Gebieten festgestellt. Schwankungen in Firmengründungsraten finden ihre Erkl01rung in Industriedichte, Bev02lkerung und Einkommensanstieg. Diese Ergebnisse stimmen mit starken Arbeitsm01rkten und 02rtlich beschr01nkter Verbreitung von Kenntnisen überein. |
| [7] | . |
| [8] | . |
| [9] | . |
| [10] | . |
| [11] | . |
| [12] | .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icitly examine the impact that two distinct methods used to measure entry have on identifying the determinants of entry. The two approaches can be termed as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and the labor market approach. Based on new business startups in 75 regional markets in West Germany, we find that the two different methods for measuring entry yield disparate results. Most strikingly, we find that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yield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startup activity, while the labor market approach points to a negative impact of unemployment on the startup of new firms. By decomposing these two measures we offer a reconciliation of what appears to be a measurement contradiction. |
| [13] | . |
| [14] | . |
| [15] | . This article buil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help explain governance pattern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t draws on three streams of literature - transaction costs economics,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firm-level learning - to identify three variables that play a large role in determining how global value chains are governed and change. These are: (1) the complexity of transactions, (2) the ability to codify transactions, and (3) the capabilities in the supply-base. The theory generates five types of 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 - hierarchy, captive, relational, modular, and market - which range from high to low levels of explicit coordination and power asymmetry. The article highlights the dynamic and overlapping nature of 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 through four brief industry case studies: bicycles, apparel, horticulture and electronics. |
| [16] | . . |
| [17] | . Manufactu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highly localized as a result of a complex of many factors. In the Belt of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which occupies only a twelfth of the country, is concentrated half the entire national market, seventy per cent of the industrial labor force, and the sources of supply of most materials and parts directly used in manufacturing. Location of manufacturing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distribution of other economic activities; these produce industrial raw materials, provide in themselves markets for specific industrial goods, and support people who constitute the markets for manufactured consumers' goods. |
| [18] | |
| [19] | . 本文基于条件逻辑模型探讨集聚经济对中国制造业新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企业更倾向于集聚在已有同类产业的企业周围，不同类产业的集聚往往容易挤出新建企业，这种趋势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明显；对资源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不同类产业集聚对挤出新建企业的影响较小。新企业还倾向于与相同或相近所有制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国有或集体新企业在布局上没有与外资企业集聚的倾向，而外资新企业往往倾向于和所有类型产业的新企业集聚在一起，以便降低信息成本，获取集聚效益。 . 本文基于条件逻辑模型探讨集聚经济对中国制造业新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企业更倾向于集聚在已有同类产业的企业周围，不同类产业的集聚往往容易挤出新建企业，这种趋势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明显；对资源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不同类产业集聚对挤出新建企业的影响较小。新企业还倾向于与相同或相近所有制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国有或集体新企业在布局上没有与外资企业集聚的倾向，而外资新企业往往倾向于和所有类型产业的新企业集聚在一起，以便降低信息成本，获取集聚效益。 |
| [20] | . 文章使用2004-2007年间中国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对集聚经济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为了分析和比较集聚经济的不同类型对企业区位选择影响的相对作用方向和程度,文章构建了地区产业专业化、地区产业多样性和地区市场潜能等指标。同时,文章采用了泊松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有效解决了被解释变量取值为0的个数较多这一计数数据特征所带来的实证困难。研究发现,地区的产业专业化、产业多样性和市场潜能等变量都对该地区期望进入的企业数量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从而证实了企业区位选择中集聚经济效应的显著存在性。 . 文章使用2004-2007年间中国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对集聚经济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为了分析和比较集聚经济的不同类型对企业区位选择影响的相对作用方向和程度,文章构建了地区产业专业化、地区产业多样性和地区市场潜能等指标。同时,文章采用了泊松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有效解决了被解释变量取值为0的个数较多这一计数数据特征所带来的实证困难。研究发现,地区的产业专业化、产业多样性和市场潜能等变量都对该地区期望进入的企业数量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从而证实了企业区位选择中集聚经济效应的显著存在性。 |
| [21] | . It is by now incontrovertible that increases in per capita income cannot be explained simply by increases in the capital-labor ratio. Though doubtless no economist would ever have denied 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economic growth, its overwhelming importance relative to capital formation has perhaps only been fully realized with the important empirical studies of Abramovitz [1] and Solow [l 1]. These results do not directly contradict the neo-classical view of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as an expression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ll that has to be added is the obvious fact that knowledge is growing in time. Nevertheless a view of economic growth that depends so heavily on an exogenous variable, let alone one so difficult to measure as the quantity of knowledge, is hardly intellectually satisfactory. From a quantitative, empirical point of view, we are left with time as an explanatory variable. Now trend projections, however necessary they may be in practice, are basically a confession of ignorance, and, what is worse from a practical viewpoint, are not policy variables. |
| [22] | |
| [23] | . |
| [24] | .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逐步加快，创业和创业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同时创业活跃程度也是导致中国城市间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城市层面上探讨创业的影响因素十分必要。本文利用2001-2007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估计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控制住劳动力成本、国际市场需求、国内市场潜力、工业贷款、人力资本、地理区位、城市等级等重要影响因素和区域与时间固定效应，探讨企业所在城市的组织环境---包括空间集聚和市场结构---对城市创业精神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以及小企业的大量存在，有利于企业家创业，而国有企业较多的地区，市场经济环境较差，使创业受到限制；此外，对于不同技术密集度的行业，创业受到集聚和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同，同时，组织环境对创业的影响因新企业规模不同而不同。 .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逐步加快，创业和创业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同时创业活跃程度也是导致中国城市间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城市层面上探讨创业的影响因素十分必要。本文利用2001-2007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估计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控制住劳动力成本、国际市场需求、国内市场潜力、工业贷款、人力资本、地理区位、城市等级等重要影响因素和区域与时间固定效应，探讨企业所在城市的组织环境---包括空间集聚和市场结构---对城市创业精神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以及小企业的大量存在，有利于企业家创业，而国有企业较多的地区，市场经济环境较差，使创业受到限制；此外，对于不同技术密集度的行业，创业受到集聚和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同，同时，组织环境对创业的影响因新企业规模不同而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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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 Frenken K., Van Oort F. and Verburg T. (2007) Related variety, unrelated varie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Regional Studies 41, 685–697. In economic theory, one can distinguish between variety as a source of regional knowledge spillovers, called Jacobs externalities, and variety as a portfolio protecting a region from external shocks. It is argued that Jacobs externalities are best measured by related variety (within sectors), while the portfolio argument is better captured by unrelated variety (between sectors). A methodology based on entropy measures is introduced to compute related variety and unrelated variety. Using data at the NUTS 3 level in the Netherlands for 1996–2002, it was found that Jacobs externalities enhance employment growth, while unrelated variety dampens unemployment growth. Productivity growth can be explained by traditional determinants including investments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ditures.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policy follow. Frenken K., Van Oort F. et Verburg T. (2007) La variété connexe, la variété sans rapport et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régionale., Regional Studies 41, 685–697. Dans la théorie économique, on peut distinguer entre la variété comme la source des retombées de connaissance régionales, dites les effets externes de Jacob, et la variété comme un portefeuille qui protège la région des chocs externes. On affirme que l'on peut mieux mesurer les effets externes de Jacob à partir de la notion de variété connexe (au sein des secteurs), tandis que l'argument qui pr00ne plut00t la notion de portefeuille est mieux saisi par la notion de variété sans rapport (entre les secteurs). On présente une méthodologie fondée sur des mesures d'entropie afin d'estimer la variété connexe et la variété sans rapport. A partir des données au niveau NUTS 3 auprès des Pays-Bas pour la période de 1996 à 2002, on trouve que les effets externes de Jacob augmentent la croissance de l'emploi, alors que la variété sans rapport atténue la croissance du ch00mage. La croissance de la productivité s'explique par des déterminants traditionnels, y compris l'investissement et les dépenses de recherche-développement. Il s'ensuit les implications pour la politique régionale. Variété Croissance; Effets externes de Jacob; Economies d'agglomération; Retombées Entropie Frenken K., Van Oort F. und Verburg T. (2007) Zusammenh01ngende Vielfalt, nicht zusammenh01ngende Vielfalt und regionales Wirtschaftswachstum, Regional Studies 41, 685–697. In der Wirtschaftstheorie unterscheidet man zwischen der Vielfalt als Quelle regionaler Wissensübertragung (den so genannten Jacobs-Externalit01ten) und der Vielfalt als Portfolio zum Schutz einer Region vor externen Erschütterungen. Wir stellen die These auf, dass sich die Jacobs-Externalit01ten am besten anhand der zusammenh01ngenden Vielfalt (innerhalb von Sektoren) messen lassen, w01hrend sich das Portfolio-Argument besser durch nicht zusammenh01ngende Vielfalt (zwischen verschiedenen Sektoren) darstellen l01sst. Mit Hilfe einer Methodologie auf der Grundlage entropischer Messungen ermitteln wir zusammenh01ngende Vielfalt und nicht zusammenh01ngende Vielfalt. Anhand von Daten auf dem NUTS 3-Niveau in den Niederlanden für den Zeitraum von 1996 bis 2002 stellen wir fest, dass die Jacobs-Externalit01ten zu einem Anstieg des Besch01ftigungsniveaus führen, w01hrend nicht zusammenh01ngende Vielfalt den Anstieg der Arbeitslosigkeit d01mpft. Der Anstieg der Produktivit01t l01sst sich durch traditionelle Determinanten wie Investitionen und Ausgaben für F&E erkl01ren. Im Anschluss werden die Konsequenzen für die Regionalpolitik beschrieben. Vielfalt; Wachstum; Jacobs-Externalit01ten; Agglomerationswirtschaften; U¨bertragung; Entropie; Frenken K., Van Oort F. y Verburg T. (2007) Variedad relacionada, variedad no relacionada y el crecimiento económico regional, Regional Studies 41, 685–697. En la teoría económica, podemos distinguir entre la variedad como una fuente de desbordamientos de conocimiento regionales, llamados externalidades Jacobs, y la variedad como una cartera que protege una región de choques externos. Sostenemos que las externalidades Jacobs se miden mejor según la variedad relacionada (dentro de los sectores), mientras que el argumento de la cartera se capta mejor con una variedad no relacionada (entre sectores). Para calcular la variedad relacionada y la variedad no relacionada, introducimos una metodología basada en las medidas de entropía. Usando datos en el nivel NUTS 3 en los Países Bajos para el periodo 1996–2002, observamos que las externalidades Jacobs aumentan el crecimiento de empleo mientras que la variedad no relacionada desestimula el crecimiento de desempleo. El crecimiento de productividad puede explicarse mediante determinantes tradicionales incluyendo las inversiones y los gastos en I + D. También explicamos las implicaciones para la política regional. Variedad; Crecimiento; Externalidades Jacobs; Economías de aglomeración; Desbordamiento; Entropí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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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 动态外部性对于城市产业增长具有显著影响,考察技术关联与城市产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并结合产业特征和区域特征构建产业—空间新增长模型,探讨技术关联对城市产业增长的影响机制。采用1998-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研究发现产业特征和区域特征与技术关联存在相互作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关联显著促进产业增长,此外东部地区技术关联越高,产业增长越迅速。研究表明,技术关联对城市产业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不同产业内部和不同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 . 动态外部性对于城市产业增长具有显著影响,考察技术关联与城市产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并结合产业特征和区域特征构建产业—空间新增长模型,探讨技术关联对城市产业增长的影响机制。采用1998-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研究发现产业特征和区域特征与技术关联存在相互作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关联显著促进产业增长,此外东部地区技术关联越高,产业增长越迅速。研究表明,技术关联对城市产业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不同产业内部和不同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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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 The preval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varies not only across regions but also among industries. Using a unique panel dataset of 60 two-digit industries across 64 provinces from 2000 to 2010 in Vietnam,... |
| [32] | .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the ability of a firm to recognize the value of new, external information, assimilate it, and apply it to commercial ends is critical to its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We label this capability a firm's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suggest that it is largely a function of the firm's level of prior related knowledge. The discussion focuses first on the cognitive basis for an individual's absorptive capacity including, in particular, prior related knowledge and diversity of background. We then characteriz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absorptive capacity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how an organization's absorptive capacity differs from that of its individual members, and the role of diversity of expertise within an organization. We argu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in turn,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re history- or path-dependent and argue how lack of investment in an area of expertise early on may foreclos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 technical capability in that area. We formulate a model of firm invest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in which R&D contributes to a firm's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test predictions relating a firm's investment in R&D to the knowledge underlying technical change within an industry. Discussion focuses on the implications of absorptive capacity for the analysis of other related innovative activities, including basic research, the adoption and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nd decisions to participate in cooperative R&D ventures. |
| [33] | . 随着新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发展,企业异质性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不同效率企业的区位选择被认为是造成城市生产效率差异的重要原因.验证企业区位选择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以及探讨企业区位选择的城市影响要素是研究的关键问题.沿用Baldwin和Melitz等****的研究思路,从企业区位主动选择与被动选择的视角,理解中国城市生产效率的差异及其变化,分析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的空间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2002-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基于企业进入、退出区位动态的回归模型,揭示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的作用机制和城市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确实存在,不同效率企业的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都会影响城市的生产效率.生产率较高的工业企业倾向于选择科技研发水平高、市场潜力大、产业相对集聚的城市,生产率较低的工业企业更容易因城市高昂的要素成本和激烈的行业竞争,尤其是同行企业竞争而被挤出.此外,政府的政策优惠可以吸引高效率企业进入,但这种政策倾斜也会加剧其他企业的退出.因此,提高科技水平、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产业集聚、合理运用政策调控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 . 随着新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发展,企业异质性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不同效率企业的区位选择被认为是造成城市生产效率差异的重要原因.验证企业区位选择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以及探讨企业区位选择的城市影响要素是研究的关键问题.沿用Baldwin和Melitz等****的研究思路,从企业区位主动选择与被动选择的视角,理解中国城市生产效率的差异及其变化,分析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的空间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2002-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基于企业进入、退出区位动态的回归模型,揭示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的作用机制和城市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确实存在,不同效率企业的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都会影响城市的生产效率.生产率较高的工业企业倾向于选择科技研发水平高、市场潜力大、产业相对集聚的城市,生产率较低的工业企业更容易因城市高昂的要素成本和激烈的行业竞争,尤其是同行企业竞争而被挤出.此外,政府的政策优惠可以吸引高效率企业进入,但这种政策倾斜也会加剧其他企业的退出.因此,提高科技水平、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产业集聚、合理运用政策调控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 |
| [34] |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eterminants of firm entry in Spanish municipalities. The authors consider that size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a city's capacity to attract new manufacturing firms. Panel data were used to estimate the determinants of entry according to urban size in Spain (from 1994 to 1702).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market entry because most previous contributions have focused on regional factors rather than urban on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local characteristics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new firms. However, more local data are needed to obtain more specific resul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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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 近年来，产业间的技术关联及其对城市产业发展的作用成为经济地理学的关注点，演化经济地理****将城市产业的发展归纳为“基于产业技术关联的多样化”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本文在理论上重点介绍了产业技术关联的来源、在集聚外部性理论改进中的应用，和对区域产业演化的影响，并结合中国产业空间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构建了研究中国城市产业演化的“地方化-全球化-区域化”分析框架；在实证研究中，本文以中国地级城市四位数制造业产业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构建产业结构调整指数和产业高级化指数描述2003年到2007年的间中国地级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幅度和方向；接着基于中国2002年122部门投入产出表中70个制造业部门的中间投入... . 近年来，产业间的技术关联及其对城市产业发展的作用成为经济地理学的关注点，演化经济地理****将城市产业的发展归纳为“基于产业技术关联的多样化”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本文在理论上重点介绍了产业技术关联的来源、在集聚外部性理论改进中的应用，和对区域产业演化的影响，并结合中国产业空间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构建了研究中国城市产业演化的“地方化-全球化-区域化”分析框架；在实证研究中，本文以中国地级城市四位数制造业产业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构建产业结构调整指数和产业高级化指数描述2003年到2007年的间中国地级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幅度和方向；接着基于中国2002年122部门投入产出表中70个制造业部门的中间投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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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 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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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process of new firm formation in Ital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80s. For this purpose we use the data base made available by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ecurity, which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both newly and already established firms with at least one employee. Two birth rates are computed and analysed for the relevant industries: the first one is the ratio between new enterprises and already established firms and the second is the share of new enterprises on industry employees. We show that Italian industries are characterized by marked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birth rates but also that the ranking of industries is different by using the first or the second index of new firm formation. Looking at the determinants of this process, we found that industry growth affects positively both birth rates; small firm presence is effective only when the second index of new firm formation is used while inter-industry differences in profitability are always not significant. These results seem peculiar to the Italian case in which the size of newly established firms is very small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ize of previously existing fir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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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 The natural inclination of a scientist when confronted with a new problem is to try to solve it with old tools. When he is finally convinced that the old tools will not do the job, he retreats to his shop to fashion some new tools. The burden of my argument in this paper is that w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