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博飞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环境遥感与数字城市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5
Competitiveness and function specialization of national central cities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headquarters of China's pubic listing firms
PANFenghua, YANGBofei收稿日期:2017-12-19
修回日期:2018-04-2
网络出版日期:2018-07-30
版权声明:2018《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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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最早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2005年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中提出,将国家中心城市定义为全国城镇体系的核心城市。在2010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草案）》中,明确提出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等5个城市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随后,国家发改委相继于2016年4月和12月分别发布了《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将成都、武汉和郑州等城市同样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至此,全国有8个城市被明确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国家城镇体系的核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和职能的发展及演化情况成为了其能否长期有效的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但是关于国家中心城市的职能的定义,国内外****有着不同的理解。其中,国外****多从世界城市的角度进行研究,更加强调国家中心城市的对外职能,并认为国家中心城市是那些会对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影响的国际一流大都市[1],是全球经济网络的中枢或关键节点[2],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流经国家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来获得相应的财富和权力。国内****认为国家中心城市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端口和门户,还是代表国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的核心城市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城市[3]。
城市竞争力及其职能的评价和演化过程成为学术和政策研究的热点。周一星等利用1984年和1990年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数据对中国城市进行了城市职能的专业化分类,发现北京、上海、天津是中国最重要的综合性城市,而在这一阶段工业是中国城市的主要职能[4]。而在1990年到2000年,服务业专业化城市不断增多,第三产业正在逐步替代工业成为促进中国城市的主要职能[5]。2000-2004年,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的发展逐渐成长为影响中国城市职能未来发展的重要行业[6]。2003-2010年,中国部分城市职能已经从工业职能转变为服务业职能,北京、上海发展成为全国性综合服务业中心[7]。由此看出,现有关于城市竞争力及其职能的评价的研究多在对全国所有城市的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指标排名的高低对中心城市进行鉴别与选择,再进一步对相应城市的职能演化进行研究,而聚焦于现有的8个国家中心城市的研究相对缺乏。
此外,在评价指标的数据选择方面,已有研究多基于统计数据来对相应的指标进行描述。沈金蔵等认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判别指标应综合考虑国内与国际的金融贸易、政治权力、专业化服务、大型活动、交通节点、制造中心,城市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等方 面[8]。刘玉芳以人口、经济、公共交通与航空运力等几个单项指标来对北京、东京、纽约等城市的国际化水平进行比较[9]。
然而,已有研究较少利用大企业总部来考察中国城市的竞争力及其职能演变。作为企业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决策中心,企业总部处于企业权利链条的顶端,掌握着企业的核心资源及资源分配权[10]。从机制上看,企业总部的集聚对于城市竞争力的促进主要体现在促进城市总部职能提升和推动城市专业化演变两方面[11,12,13]。一方面,企业总部在空间上的集聚会产生对信息,人才等高端要素的大量需求,这些需求进一步促进了高端生产性服务机构和人才在空间上向其所在城市集聚,使得企业总部集聚的城市因拥有独特的信息、人才资源等优势而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14];与此同时,企业总部的空间集聚产生的累积循环效应使得拥有企业总部的城市会吸引更多的企业总部入驻[15,16],从而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总部职能。另一方面,企业总部的集聚还推动了城市专业化格局的演变[17,18]。大量企业总部的集聚增强了城市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加速了城市由部门专业化向功能专业化转型的进程[19]。
因此,企业总部的集聚程度成为影响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关键因素[20,21]。实证研究发现本地企业总部集聚程度的提升,城市的总部职能和专业职能随之提升;但同时,本地企业的衰败和迁出也会导致其所在城市总部职能和专业职能的下降。Abe以企业总部的集聚程度作为城市竞争力的衡量依据,对日本城市的竞争力演化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东京上市企业总部的集聚程度不断提高,提升了东京的总部职能使得东京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不断提升。而同一时期的大阪市,企业总部集聚程度则在不断降低,城市总部职能不断弱化,进而导致大阪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由国家中心城市下滑为关西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22]。
然而,现有关于企业总部与城市竞争力及其职能的研究多利用城市拥有的企业总部数量来进行定量分析[23,24],只选用企业总部数量作为衡量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忽略了各企业总部间存在的差异性。CSOMóS在考虑企业总部数量的基础上,利用企业的税收、利润、资产和市值等数据构建衡量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体系,提出了控制与支配指数（command and control index,CCI）来衡量城市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控制与支配能力[25]。但是,该研究没有比较城市在不同时间段的城市CCI指数的演变。
基于此,本文将分别以2005年和2014年两个年份中国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对比两期上市企业在国内城市的分布情况,利用中国上市企业发展数据计算城市的CCI指数来刻画中国城市的竞争力及其职能,并重点从企业总部的视角来研究国家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及其职能的演变。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数据来源
利用2005年和2014年中国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来计算中国各城市CCI指数。上市企业相关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包含上市企业总部所在城市、所属行业、营业利润和企业市值等信息,其中企业总部所在城市以上市企业实际办公地址为准。考虑到研究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只选取了国内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而没有选择跨国企业以及只在海外（含中国香港）上市的中国企业的数据。2.2 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计算方法
采用CSOMóS提出的CCI指数来衡量城市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控制与支配能力,在考虑企业总部数量的基础上,将企业的税收、利润、资产和市值等数据作为衡量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25]。其中企业市值数据通过收盘价和总股本计算得到。对于某一城市的CCI指数计算方法如下：式中：Ri为该城市所有A股上市企业总部收入所占全国总部收入比例;Ai为资产所占比例;Pi为利润所占比例;MVi为市值所占比例;n为该城市总部数量。
本文还针对不同行业的上市企业分别进行CCI指数的计算。行业分类标准根据中国证监会行业的分类标准进行划分为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农、林、牧、渔业等17个行业。
3 全国城市的总部分布和CCI指数
首先,上市企业总部和CCI指数在全国各城市的分布情况能够反映各个城市的竞争力情况。由图1和图2可以看出,中国上市企业总部和CCI指数的分布在空间格局上与中国宏观经济格局较为一致,大致呈现出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程度较高,而在中西部地区上市企业数量和CCI指数集聚的高值多分布于各省份的省会城市。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主要集聚地区表现出以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城市为核心,周边城市相对集中的空间分布模式。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2005年和2014年全国各市上市企业空间分布
-->Fig. 1The distribution of China's listed firms in 2005 and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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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2005年和2014年全国城市CCI指数空间分布
-->Fig. 2The CCI of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centers in China in 2005 and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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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2005年与2014年上市企业数量前10名城市可以看出（表1）,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拥有的上市企业总部数量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并且领先优势还在扩大。其中,北京上市企业总部数量增加最为显著。2014年北京上市企业总部数量为310家,占全国比例为11.15%,位居第一;而2005年北京则只有111家上市企业总部,少于上海的140家,位居全国第二。
Tab. 1
表1
表12005年、2014年国内上市企业总部的空间分布前10大城市
Tab. 1Top 10 cities in the number of China's listed firms in 2005 and 2014
| 2014年 | 2005年 | |||||||
|---|---|---|---|---|---|---|---|---|
| 位序 | 城市 | 上市企业数量/家 | 占比/% | 位序 | 城市 | 上市企业数量/家 | 占比/% | |
| 1 | 北京市 | 310 | 11.15 | 1 | 上海市 | 140 | 10.67 | |
| 2 | 上海市 | 234 | 8.42 | 2 | 北京市 | 111 | 8.46 | |
| 3 | 深圳市 | 202 | 7.27 | 3 | 深圳市 | 75 | 5.72 | |
| 4 | 杭州市 | 103 | 3.42 | 4 | 杭州市 | 36 | 2.74 | |
| 5 | 广州市 | 76 | 2.70 | 5 | 成都市 | 34 | 2.59 | |
| 6 | 成都市 | 70 | 2.48 | 6 | 武汉市 | 33 | 2.52 | |
| 7 | 苏州市 | 55 | 1.94 | 7 | 广州市 | 28 | 2.13 | |
| 8 | 南京市 | 54 | 1.73 | 8 | 南京市 | 28 | 2.13 | |
| 9 | 长沙市 | 50 | 1.65 | 9 | 重庆市 | 26 | 1.98 | |
| 10 | 武汉市 | 46 | 1.55 | 10 | 天津市 | 24 | 1.8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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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05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各城市上市企业总部数量的空间格局还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拥有上市企业总部较多的城市大多为各地区的省会城市,例如广州、成都、南京、武汉、长沙等城市。形成这样的空间格局一方面是因为省会往往都是所在省或自治区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这些城市在区域竞争中往往拥有较强的优势。另一方面反映出在中国特殊的城市制度背景之下,各省、自治区的省会城市往往由于拥有制度优势,使得其在资源分配上拥有独特的优势,使得其竞争力较高。二是在这10年期间,部分东部沿海城市所拥有的上市企业数量增长较为迅速,例如苏州（55）、宁波（46）、厦门（35）、佛山（27）等。2014年,这些城市拥有的上市企业总部数量甚至超过了乌鲁木齐（26）、济南（24）、哈尔滨（22）等在2005年排名较为靠前的省会城市。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东部地区相较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优势逐渐加大,内陆省会城市的政策优势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逐渐降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成为了决定城市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在CCI指数的空间分布上,2005年和2014年中国城市的CCI指数的空间分布与上市企业的分布较为一致,CCI指数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图2）。但是通过分析2005年和2014年前10大城市CCI指数可以看出（表2）,CCI指数前十大城市和上市企业数量前十大城市存在一定差异。如2005年的包头市和2014年的福州市,虽然城市拥有的上市企业总部数量相对较少,但是CCI指数却分别在2005年和2014年处于全国前列。
Tab. 2
表2
表22005年、2014年全国CCI指数前十大城市
Tab. 2Top 10 China's cities with the highest CCI in 2005 and 2014
| 位序 | 2014年 | 2005年 | |||||
|---|---|---|---|---|---|---|---|
| 城市 | CCI指数 | 上企业数量/家 | 城市 | CCI指数 | 上企业数量/家 | ||
| 1 | 北京 | 52.06 | 310 | 北京 | 25.91 | 111 | |
| 2 | 上海 | 11.01 | 234 | 上海 | 18.63 | 140 | |
| 3 | 深圳 | 8.22 | 202 | 深圳 | 10.23 | 75 | |
| 4 | 福州 | 1.87 | 31 | 武汉 | 2.40 | 33 | |
| 5 | 广州 | 1.69 | 75 | 合肥 | 2.18 | 17 | |
| 6 | 杭州 | 1.51 | 95 | 广州 | 2.04 | 28 | |
| 7 | 南京 | 1.09 | 54 | 包头 | 1.96 | 6 | |
| 8 | 成都 | 0.89 | 69 | 南京 | 1.80 | 28 | |
| 9 | 武汉 | 0.82 | 46 | 济南 | 1.54 | 19 | |
| 10 | 太原 | 0.69 | 21 | 天津 | 1.12 | 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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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分析2005年和2014年各城市CCI指数可以看出,北京、上海、深圳的CCI指数位于前3且领先优势明显。其中,北京是CCI指数上升最明显的城市,而上海和深圳的CCI指数则有所下降。可见北京市的竞争力逐渐强于上海和深圳两座城市,并且优势在不断扩大。在CCI指数排名前20的城市中,2014年,福州、宁波等城市CCI排名进入前10,而合肥、包头、济南等工业型城市的CCI指数排名则跌出了前10。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2005年包头市CCI指数排名较高是由于其拥有的制造业上市企业发展较好,而2014年包头市制造业企业发展相对落后导致了其在全国排名的下降。与之相比,福州市CCI指数排名的上升则是由于其自身服务业上市企业的发展较好,这种由于不同行业企业发展水平的变化带来的城市职能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城市职能转变的趋势。
4 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及其职能演变
4.1 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
对国家中心城市的分析可以看出（表3、表4）,2005年到2014年,除北京和成都的CCI指数上升之外,其与六个城市的CCI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成都市CCI指数也仅仅只上升了0.002。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八个国家中心城市的竞争力整体上升,但是其原因主要是北京市的“一家独大”。2005年到2014年,北京市CCI指数上升了26.15,上升幅度全国第一,远超第二名福州（上升幅度为1.41）。与之相比的是上海市,2005年到2014年,上海市CCI指数下降了7.62,为全国城市CCI指数下降之最。Tab. 3
表3
表32005年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情况
Tab. 3The CCI of national central cities in 2005
| 城市 | 企业数量/家 | 占全国比例/% | 全国排名 | CCI指数 | 全国排名 |
|---|---|---|---|---|---|
| 上海市 | 140 | 10.69 | 1 | 18.63 | 2 |
| 北京市 | 111 | 8.47 | 2 | 25.91 | 1 |
| 成都市 | 34 | 2.60 | 5 | 0.89 | 15 |
| 武汉市 | 33 | 2.52 | 6 | 2.40 | 4 |
| 广州市 | 28 | 2.14 | 7 | 2.04 | 6 |
| 重庆市 | 26 | 1.98 | 9 | 0.62 | 23 |
| 天津市 | 24 | 1.83 | 10 | 1.12 | 10 |
| 郑州市 | 11 | 0.84 | 33 | 0.45 | 34 |
| 合计 | 407 | 31.07 | 52.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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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4
表4
表42014年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情况
Tab. 4The CCI of national central cities in 2014
| 城市 | 企业数量/家 | 占全国比例/% | 全国排名 | 14CCI | CCI变化 | 全国排名 |
|---|---|---|---|---|---|---|
| 北京市 | 310 | 11.17 | 1 | 52.06 | 26.15 | 1 |
| 上海市 | 234 | 8.43 | 2 | 11.01 | -7.62 | 2 |
| 广州市 | 76 | 2.74 | 5 | 1.69 | -0.35 | 5 |
| 成都市 | 70 | 2.52 | 6 | 0.89 | 0.002 | 8 |
| 武汉市 | 46 | 1.66 | 10 | 0.82 | -1.57 | 9 |
| 重庆市 | 41 | 1.48 | 13 | 0.61 | -0.01 | 14 |
| 天津市 | 37 | 1.33 | 14 | 0.55 | -0.57 | 16 |
| 郑州市 | 25 | 0.90 | 24 | 0.26 | -0.19 | 34 |
| 合计 | 839 | 30.22 | 67.9 | 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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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家中心城市自身的竞争力仅仅是评价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的一个方面,国家中心城市对于周边区域的带动和辐射能力也是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因此,为了更加综合地评价国家中心城市,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国家中心城市及其所在城市群的CCI指数的变化情况（表5）。为了排除北京的增幅对于其他城市群的影响,在处理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其他几个城市群时没有将北京市的CCI指数纳入计算范围。
Tab. 5
表5
表52005年、2014年国家中心城市及其所在城市群的CCI指数
Tab. 5The CCI of national central cities and its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2005 and 2014
| 城市 | 城市群 | 2014年 城市群CCI | 2005年 城市群CCI | 城市群 CCI变化 | 2014年中心城市 CCI占比/% | 2005年中心城市 CCI占比/% | 占比 变化/% |
|---|---|---|---|---|---|---|---|
| 北京 | 京津冀 | 53.53 | 28.48 | 25.05 | 97.25 | 90.98 | 6.28 |
| 天津 | 京津冀 | 53.53 | 28.48 | 25.05 | 1.03 | 3.93 | -2.91 |
| 上海 | 长三角 | 34.71 | 33.84 | 0.87 | 66.15 | 74.30 | -8.15 |
| 广州 | 珠三角 | 24.15 | 18.13 | 6.02 | 14.62 | 15.22 | -0.60 |
| 成都 | 成渝城市群 | 4.13 | 4.05 | 0.08 | 45.17 | 29.71 | 15.46 |
| 重庆 | 成渝城市群 | 4.13 | 4.05 | 0.08 | 30.69 | 20.72 | 9.98 |
| 武汉 | 武汉城市圈 | 2.23 | 3.84 | -1.61 | 77.11 | 84.27 | -7.16 |
| 郑州 | 中原城市圈 | 1.86 | 1.96 | -0.10 | 29.41 | 31.03 | -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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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5的数据可以看出,北京市在京津冀范围内的竞争力不断增大,其CCI指数占整个京津冀的比例由2005年的90.98%上升到97.25%,而与其同处京津冀城市群的天津市情况则不同,其研究期内CCI指数占京津冀地区的比例由3.93%降到了1.03%。从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来看,研究期间内京津冀城市群整体CCI指数上升了25.05,而其中除北京以外的城市CCI指数呈现负增长。由此可以看出,北京市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竞争力优势过于突出,但北京市竞争力提升的同时并没有对京津冀地区城市起到良好的带动作用。
对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分析可以看出,整个城市群的CCI指数都呈现上升的态势,但其中心城市上海和广州的CCI指数则在下降。由此可以看出,在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开始突显,整个城市群内部呈现一体化趋势,但是两个城市群的发展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在长三角地区,其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上海为中心,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城市群内其他城市发展。由CCI指数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2005年到2014年,上海的辐射效应不断提升,城市群内部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进而提升了长三角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而在珠三角城市群,其城市群一体化进程并非依托单一城市,而是通过深圳、广州和珠海三个城市的发展共同促进整个城市群的发展。通过对深圳市CCI指数变化的分析看出,其CCI指数在2005年到2014年间的变化情况与广州市类似,由此可以看出,珠三角城市群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源自于城市群内多个核心城市的辐射效应的共同作用[26]。
对成渝城市群整体CCI指数的分析发现,在整个城市群CCI指数升高的同时,其内部的中心城市成都和重庆的CCI指数也在升高,表明在成渝城市群内部中心城市目前仍以集聚效应为主。但与京津冀城市群不同的是,成渝城市群是以成都和重庆两个城市作为核心的“双核城市群”,成都和重庆两个城市间存在较强的竞争关系,能够有效的抑制单核城市群中中心城市过度虹吸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27]。
武汉城市圈和中原城市圈情况类似,其中心城市武汉和郑州以及城市群整体的CCI指数都呈现下降趋势,表明城市圈内中心城市的自身发展和带动能力都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对两个城市及其所在的城市群进一步分析发现,武汉都市圈内的大多数企业仅仅是空间上的集聚,缺乏产业链间的柔性专业化分工,没有产生较好的协同效应[28]。与之相比,中原都市圈CCI指数相对下降的原因则在于其核心城市郑州的第三产业发展和对外服务能力水平较低,虽然郑州的物流业发展较好,但是其金融业发展,外资水平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其对中原城市群内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不足[29]。
4.2 国家中心城市职能演变
从全国尺度来看,2005年和2014年各行业CCI指数计算结果中制造业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地位的下降,建筑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逐渐成为中国城市新总部职能（表6）。2005年和2014年,金融业、制造业和采矿业一直位居前三者,且这三个行业的CCI指数领先优势明显。Tab. 6
表6
表62005年、2014年全国主要行业CCI指数
Tab. 6The CCI of different sectors in 2005 and 2014
| 位序 | 2014年 | 2005年 | ||||
|---|---|---|---|---|---|---|
| 行业 | CCI指数 | CCI变化 | 行业 | CCI指数 | ||
| 1 | 金融业 | 43.74 | 31.19 | 制造业 | 39.13 | |
| 2 | 制造业 | 23.64 | -15.48 | 采矿业 | 19.01 | |
| 3 | 采矿业 | 10.71 | -8.3 | 金融业 | 12.54 | |
| 4 | 建筑业 | 5.64 | 4.61 |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7.87 | |
| 5 | 房地产业 | 3.37 | -0.53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6.23 | |
| 6 |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3.14 | -4.73 | 批发和零售业 | 5.02 | |
| 7 | 批发和零售业 | 2.93 | -2.09 | 房地产业 | 3.91 | |
| 8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2.64 | -3.59 |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2.93 | |
| 9 |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2.03 | -0.9 | 建筑业 | 1.03 | |
| 10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0.57 | 0.21 | 农、林、牧、渔业 | 0.44 | |
| 11 |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0.55 | 0.16 |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0.39 | |
| 12 | 农、林、牧、渔业 | 0.25 | -0.2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0.35 | |
| 13 | 住宿和餐饮业 | 0.05 | -0.09 | 住宿和餐饮业 | 0.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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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正在逐渐下降。2014年制造业总体CCI指数仍然排在第二位。但是2005年到2014年,制造业的CCI指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除了北京、广州、西安、杭州等城市制造业CCI指数有少量增加外,大多数城市的制造业CCI指数都有不同程度下降。 相比制造业CCI指数的下降,服务业和建筑业CCI指数是所有行业中上升最明显的。
服务业中金融业CCI指数显著增加,在2005年金融业的CCI指数排名第三,而到2014年排名所有行业第一。事实上,金融业上市企业数量占比一直很小,2014年只有49家,仅位列9,远远少于制造业的1780家。这说明金融业的上市企业规模普遍较大,例如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是上市企业,对于提高行业CCI指数具有重要作用。金融业CCI指数的高速增长也表明中国金融化进程的不断深化。近年来,金融业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资本市场的发展显著推动推动了中国金融化进程,尤其是北京金融业的发展。2005年到2014年期间,北京金融业CCI指数增加了11.45倍,是全国金融业发展最快的城市。北京金融业的爆发式增长一方面得益于北京的首都地位为其金融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先天的优势。作为中国政治中心,北京集聚了中国几乎所有的金融决策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大量国有大型金融业企业将总部设立在北京。另一方面,北京的上市企业数量众多,这些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也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企业总部和金融产业的双重集聚局面[30]。由此可以看出,金融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控制与支配地位越来越高,甚至有替代制造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趋势,这一点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进程相类似[31]。
除了金融业,其他第三产业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行业CCI指数都在上升,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中的大多数行业的CCI指数都在降低,如制造业、采矿业和农、林、牧、渔业。这反映出近年来中国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在不断优化。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住房制度改革加速了相关行业如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导致建筑企业的CCI指数显著增长。虽然房地产业CCI指数呈现下降趋势,但是2005年到2014年间,全国有多家大型房地产企业在海外上市,如恒大、龙湖和碧桂园等企业,一定程度降低了国内房地产业上市企业的CCI指数。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到2014年,中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上市企业数量由25家增加到了150家,成为了中国上市企业数量第二多的行业,但是该行业2014年CCI指数仅为2.03,相比2005年的CCI指数甚至呈现小幅下降。CCI指数的下降一方面是由于国内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上市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相比其他行业国内上市企业竞争力依旧较弱。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多家大型互联网公司选择在海外上市,本文CCI指数的计算没有考虑这些企业,如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腾讯、百度和阿里巴巴分别在2004年、2005年和2014年在海外上市,且上市以来企业规模不断增长,如果计算这些企业的CCI,中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CCI指数也会得到相应提升。由此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信息技术行业的崛起,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是中国城市职能主要改变的方向之一。
对国家中心城市的职能分析可以看出（表7）,所有城市的金融行业CCI指数都呈现上升趋势,北京上升幅度优势明显达到了28.62,超过了其他城市的总合。进一步分析发现,2005年到2014年北京金融业上市企业由2家增加到14家,占全国金融业上市企业数量的28.57%,金融业CCI指数由2.74上升到31.36,占全国金融业CCI指数的71.7%。2005年到2014年北京金融业CCI指数增加了28.62,其中四大国有银行的上市带来的CCI指数增加值为24.64。由此可以看出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的上市是北京金融职能飞升的主要原因。
Tab. 7
表7
表72005年、2014年国家中心城市行业CCI变化
Tab. 7The CCI change of different sectors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cities of China in 2005 and 2014
| 行业 | 北京市 | 上海市 | 广州市 | 天津市 | 武汉市 | 郑州市 | 成都市 | 重庆市 |
|---|---|---|---|---|---|---|---|---|
| 金融业 | 28.62 | 1.87 | 0.15 | - | 0.04 | - | 0.03 | 0.05 |
| 制造业 | 0.21 | -4.77 | 0.17 | 0.30 | -1.50 | 0.004 | -0.15 | -0.25 |
| 采矿业 | -6.93 | -0.15 | 0.02 | 0.26 | - | -0.04 | 0.03 | 0.15 |
| 建筑业 | 4.54 | -0.16 | 0.04 | - | 0.06 | - | -0.01 | - |
| 房地产业 | 0.02 | -0.60 | 0.30 | 0.09 | -0.005 | - | 0.01 | 0.06 |
|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0.18 | -0.59 | -0.51 | 0.10 | -0.08 | 0.006 | 0.02 | 0.03 |
| 批发和零售业 | -0.49 | -0.37 | -0.02 | 0.09 | -0.04 | - | 0.02 | -0.03 |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0.21 | -1.06 | -0.59 | 0.25 | -0.08 | -0.14 | 0.03 | -0.03 |
|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0.22 | -1.39 | 0.05 | - | - | 0.004 | 0.05 | 0.03 |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0.09 | -0.01 | 0.04 | - | - | - | - | - |
|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0.16 | -0.28 | - | - | 0.03 | 0.02 | -0.03 | - |
|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0.06 | - | - | - | 0.002 | - | -0.01 | -0.03 |
| 农、林、牧、渔业 | -0.02 | 0.004 | - | - | -0.03 | - | - | |
| 综合 | 0.03 | -0.07 | - | 0.02 | - | - | - | - |
|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0.04 | 0.02 | 0.003 | 0.004 | - | - | - | - |
|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 - | - | - | - | -0.01 | - | - |
| 住宿和餐饮业 | 0.01 | -0.05 | -0.01 | - | - | - | - | - |
| 教育 | - | -0.02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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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除了金融业上升以外,其余大部分行业的CCI指数都在下降,尤其是制造业下降居全国之首,下降幅度达到了4.77。由此可以看出,近年来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使得制造业在上海的地位大幅下降,上海也从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逐步转变为服务业日益重要的中心城市。
从CCI指数分布的行业数量来看,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在大部分行业都拥有上市企业,由此可以看出,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在各行业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然各行业间的发展程度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城市职能完善,在中国的城镇体系中属于综合性大城市。而成都、重庆、天津、武汉、郑州等城市拥有上市企业的行业数量相对较少,尤其在对外服务功能较强的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三个行业中5个国家中心城市几乎没有上市企业,由此可以看出这5个国家中心城市对外服务职能相对滞后的原因在于相关行业大型企业的发展不足。
5 结论与讨论
从企业总部的视角出发,利用2005年和2014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库,计算城市和行业的控制与支配指数（CCI）,在对中国所有城市的竞争力和城市职能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及其职能的变化。研究表明,中国城市CCI指数的空间分布与上市企业的空间分布较为一致,CCI指数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本文主要有以下发现：从国家中心城市自身竞争力来看,2005年到2014年,北京在全国竞争力领先优势不断扩大,而其他国家中心城市自身的竞争力则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2014年北京CCI指数为52.06,超过了全国其他城市的总和,表明北京在中国城市体系中的竞争力优势明显。作为中国政治中心和金融决策与监管中枢,北京的首都地位为其竞争力的飞速提升提供了先天的优势,尤其是促进了北京金融业国企的发展。而对中国国内上市企业总部的空间分布的研究也同样发现北京是中国上市企业最集聚的城市[32]。相较于北京的“一枝独秀”,其他国家中心城市的竞争力都有一定的下降。
从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整体实力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核心城市的地位却存在差异,北京极化效应明显。由于北京在京津冀城市群内部优势过于突出,京津冀内部呈现发展断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城市群内部无法形成有效的互动,使得城市群内部一体化程度较低[27]。而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上海、广州在城市群内部的地位有所下降,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却呈现上升趋势,城市群呈现一体化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两个城市群内部,上海和广州发挥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别,其中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凭借强大的辐射能力带动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虽然珠三角城市群在目前空间发展过程中,各城市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区域发展趋向于均质化,但作为珠三角城市群“三大中心”之一的广州更多是与珠海、深圳等城市协同促进区域发展。在成渝都市圈中,由于成都、重庆的“双核”驱动,整个城市群仍旧处于集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呈现相互促进发展的态势。而对于中部地区的武汉和郑州等城市,受制于城市群建设较慢,也是最晚批复的国家中心城市,其更多的功能体现在区位功能上,区域辐射功能相对较弱。
从国家中心城市的职能来看,国家中心城市的职能正逐渐由以制造业为核心的集聚功能逐步转变为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辐射功能。国家中心城市职能的转变和社会和技术变化趋势有关。近年来金融化程度的深入、信息化的发展以及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专业化职能变迁的主要因素[33,34]。综合对所有行业的分析发现,北京、上海、广州是中国国家中心城市中城市职能最为完善的城市,属于中国城镇体系中重要的综合性城市,这类城市不仅能有效实现自身发展,还能通过完善的城市职能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相比之下,武汉、郑州、天津、成都和重庆等城市的城市职能发展相对不足,尤其是对外辐射能力较强的行业发展不足,这些行业职能的发展滞后也导致了这五个国家中心城市对其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中的带动能力不足。
国家中心城市是未来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空间载体,目前中国大多数国家中心城市仍然以集聚效应为主,人口和产业规模还在进一步增大。基于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的发展路径,未来区域发展政策应积极推动国家中心城市发展总部经济和生产性服务业来提升其对外辐射带动功能,并更加积极的参与到全球竞争中。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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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 The development of a global system of major cities is examined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trend for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are considered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the effect on international movements of capital. An attempt is made to review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present a bibliography on this topic. (summary in FRE GER SPA) (ANNOT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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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 为了探讨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引入DMSP/OLS夜间灯光构建GDP指数,利用优化的热点分析和时空模式挖掘识别经济发展的格局演化,以SLM和SEM模型从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及区域开发等方面量化失衡因素.结果表明:①区域经济发展趋于波动性集聚,经济发展呈明显的京津市区、京津郊区和河北区县城区、河北偏远县乡等3种类型,而京津市区和郊区之间、京津市域和河北省域之间都存在显著的“虹吸效应”所诱发的发展断崖.②持续的热点、振荡的热点和振荡的冷点是经济发展冷热点的主要演化模式.经济发展热点自中心城区至远郊呈同心圆圈层式弱化,而无明显圈层变化的冷点集中连片地广布在河北乡村.③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区域开发有复杂非线性关系,经济发展繁荣地区(热点)多受惠于基础设施和区域开发及行政区划的整体优势,而合适的海拔条件次之.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冷点)总体受制于坡度条件和基础设施及区域开发的总体劣势. . 为了探讨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引入DMSP/OLS夜间灯光构建GDP指数,利用优化的热点分析和时空模式挖掘识别经济发展的格局演化,以SLM和SEM模型从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及区域开发等方面量化失衡因素.结果表明:①区域经济发展趋于波动性集聚,经济发展呈明显的京津市区、京津郊区和河北区县城区、河北偏远县乡等3种类型,而京津市区和郊区之间、京津市域和河北省域之间都存在显著的“虹吸效应”所诱发的发展断崖.②持续的热点、振荡的热点和振荡的冷点是经济发展冷热点的主要演化模式.经济发展热点自中心城区至远郊呈同心圆圈层式弱化,而无明显圈层变化的冷点集中连片地广布在河北乡村.③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区域开发有复杂非线性关系,经济发展繁荣地区(热点)多受惠于基础设施和区域开发及行政区划的整体优势,而合适的海拔条件次之.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冷点)总体受制于坡度条件和基础设施及区域开发的总体劣势. |
| [28] | . 文章对武汉城市圈和中国东部三大城市群的城镇化体系及工业化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剖析了武汉城市圈在中部崛起中的优势与劣势。研究表明，工业化是城镇化和城市群发展的基石，提升城市群的竞争力需要培育地区创新创业精神，依靠技术创新大力发展产业集群。 . 文章对武汉城市圈和中国东部三大城市群的城镇化体系及工业化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剖析了武汉城市圈在中部崛起中的优势与劣势。研究表明，工业化是城镇化和城市群发展的基石，提升城市群的竞争力需要培育地区创新创业精神，依靠技术创新大力发展产业集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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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 构建中的中原经济区是中部崛起和中原地区发展的关键,也是承接东 部产业转移和西部大开发的连接纽带.本文以中原经济区核心圈的郑州、开封、洛阳为视角,对三市的基础设施、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 提出提升郑汴洛城市综合实力,发挥区域龙头引领作用,带动中原经济区全面发展的政策建议. . 构建中的中原经济区是中部崛起和中原地区发展的关键,也是承接东 部产业转移和西部大开发的连接纽带.本文以中原经济区核心圈的郑州、开封、洛阳为视角,对三市的基础设施、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 提出提升郑汴洛城市综合实力,发挥区域龙头引领作用,带动中原经济区全面发展的政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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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对于我国宏观区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推进国际化、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城镇体系的"顶级"城市,体现出中心性、国际性两大特征。在新时期,为了进一步参与全球化分工,推进区域相对均衡和安全发展,需要从国际化门户、创新中心、市场中心、网络中心等四个方面来综合统筹国家中心城市的布局。为此提出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武汉、西安、沈阳等为国家中心城市。 .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对于我国宏观区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推进国际化、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城镇体系的"顶级"城市,体现出中心性、国际性两大特征。在新时期,为了进一步参与全球化分工,推进区域相对均衡和安全发展,需要从国际化门户、创新中心、市场中心、网络中心等四个方面来综合统筹国家中心城市的布局。为此提出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武汉、西安、沈阳等为国家中心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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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 CiteSeerX - Scientific documents that cite the following paper: On concentration and centrality in the global c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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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 中国城市服务业职能特征研究可为构建合理的城市服务业职能规模结构、行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及各城市服务业差异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以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单元,应用纳尔逊方法、城市服务业流量测度模型、服务业行业B/N比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定量测算各城市服务业职能规模、专业化部门、职能强度,分析各服务业行业的分工水平、演变趋势和空间格局。研究表明：1对外服务业输出流量高度集中于高级服务业中心,各等级服务业中心的服务业职能结构差异较大;2城市服务业输出和输入流量规模在地带性尺度上都呈＂东中西＂三级递减空间格局。城市服务业输出流量空间没有显著集聚区域,而城市服务业输入流量空间上有弱集聚特征,呈＂大分散小集中＂格局,集聚城市呈＂群＂状分布,与重要城市群分布较一致;3各服务业行业分工强度存在差异,服务业整体分工在深化,具体行业分工有快速深化、缓慢深化、稳定三种类型;4服务业输入流量规模集中性比较低,各城市有普遍服务业需求,应根据需求类型采取不同发展策略。 . 中国城市服务业职能特征研究可为构建合理的城市服务业职能规模结构、行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及各城市服务业差异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以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单元,应用纳尔逊方法、城市服务业流量测度模型、服务业行业B/N比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定量测算各城市服务业职能规模、专业化部门、职能强度,分析各服务业行业的分工水平、演变趋势和空间格局。研究表明：1对外服务业输出流量高度集中于高级服务业中心,各等级服务业中心的服务业职能结构差异较大;2城市服务业输出和输入流量规模在地带性尺度上都呈＂东中西＂三级递减空间格局。城市服务业输出流量空间没有显著集聚区域,而城市服务业输入流量空间上有弱集聚特征,呈＂大分散小集中＂格局,集聚城市呈＂群＂状分布,与重要城市群分布较一致;3各服务业行业分工强度存在差异,服务业整体分工在深化,具体行业分工有快速深化、缓慢深化、稳定三种类型;4服务业输入流量规模集中性比较低,各城市有普遍服务业需求,应根据需求类型采取不同发展策略。 |
| [8] | . 从界定世界城市的概念入手,认为"世界城市"是指一种"世界城市地位",它既是个体概念,也是群体概念,既强调不同城市的共性,也重视城市间的差异.在此基础上,综合有关文献提出判别世界城市的指标体系,此后对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并综合对世界城市涵义的理解,提出中国发展世界城市的相应建议. . 从界定世界城市的概念入手,认为"世界城市"是指一种"世界城市地位",它既是个体概念,也是群体概念,既强调不同城市的共性,也重视城市间的差异.在此基础上,综合有关文献提出判别世界城市的指标体系,此后对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并综合对世界城市涵义的理解,提出中国发展世界城市的相应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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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 Using the Forbes2000 list of largest corporations for 2010, revenues generated by companies are aggregated for the cities in which they are headquartered. From this data cities are ranked by sector and overall. The main finding is how overwhelmingly well Tokyo does in this empirical exercise. This is despite Japan’s ‘economic miracle’ stalling two decades ago. We use Jane Jacobs interpretation of the role of large corporations to explain this contradiction. |
| [12] | . 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内部实现功能空间分离。伴随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开放进程,全球500强跨国公司逐步在中国实现地理扩张和功能扩张。本文基于1979-2008年电子信息和医药化工产业的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据研究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已有投资的城市追加投资,不同功能呈现一定差异性地理分布,但功能之间共聚趋势明显。区域性总部和商务功能聚集在一线城市,生产功能布局于省会和一线城市周边地区,研发功能追随生产功能。条件逻辑模型分析表明,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存在显著的公司内集聚、跨公司集聚、来源国集聚以及跨功能共聚现象。市场潜力及城市行政地位也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因素。随着全方位开放格局形成,集聚效应较制度优势更为重要。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地理集聚提升一线城市的功能,强化顶级城市的领导力和聚集力。跨国公司的功能片段化布局既依托我国的城市等级体系,又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我国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城市体系按价值链等级进行专业化分工并推动区域协作。 . 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内部实现功能空间分离。伴随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开放进程,全球500强跨国公司逐步在中国实现地理扩张和功能扩张。本文基于1979-2008年电子信息和医药化工产业的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据研究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已有投资的城市追加投资,不同功能呈现一定差异性地理分布,但功能之间共聚趋势明显。区域性总部和商务功能聚集在一线城市,生产功能布局于省会和一线城市周边地区,研发功能追随生产功能。条件逻辑模型分析表明,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存在显著的公司内集聚、跨公司集聚、来源国集聚以及跨功能共聚现象。市场潜力及城市行政地位也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因素。随着全方位开放格局形成,集聚效应较制度优势更为重要。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地理集聚提升一线城市的功能,强化顶级城市的领导力和聚集力。跨国公司的功能片段化布局既依托我国的城市等级体系,又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我国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城市体系按价值链等级进行专业化分工并推动区域协作。 |
| [13] | . 企业总部的区位及其迁移对城市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以上市企业为对象,考察2001-2012年期间,中国上市企业的总部和注册地址迁移情况。主要有以下发现:①上市企业的迁移以东部地区为主要目的地,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上市企业净迁出量最大,东部沿海的长三角地区和北京是上市企业的主要迁入地。②上市企业迁移以上行迁移为主,即迁往高行政等级城市,北京、上海吸引了最多的上市企业迁入,而在省内迁移则是主要迁往省会城市。③从企业总部和注册地址的迁移指向,以及企业总部和注册地址分离的情况看,北京和上海在国内公司地理格局中的控制力还在提高,尤其是北京,以较大的优势吸引了国内最多的企业总部迁入。④不同产业的总部迁移率存在差异,总体上服务业迁移率比制造业更高,采掘业和房地产业是迁移率最高的产业。⑤拥有集聚经济带来的专业化、多元化的产业环境和优质配套条件,以及高行政等级带来的信息和政策优势,是企业总部迁往经济发达以及高行政等级城市的重要原因。⑥上市企业的总部和注册地址迁移主要是由于企业的兼并重组造成的,这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有关。⑦企业总部的迁移之后,并没有带来企业经营绩效的显著增长,即使有也非常有限,且持续时间很短;同时企业总部的上行迁移也没有比平行和下行迁移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更有帮助。 . 企业总部的区位及其迁移对城市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以上市企业为对象,考察2001-2012年期间,中国上市企业的总部和注册地址迁移情况。主要有以下发现:①上市企业的迁移以东部地区为主要目的地,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上市企业净迁出量最大,东部沿海的长三角地区和北京是上市企业的主要迁入地。②上市企业迁移以上行迁移为主,即迁往高行政等级城市,北京、上海吸引了最多的上市企业迁入,而在省内迁移则是主要迁往省会城市。③从企业总部和注册地址的迁移指向,以及企业总部和注册地址分离的情况看,北京和上海在国内公司地理格局中的控制力还在提高,尤其是北京,以较大的优势吸引了国内最多的企业总部迁入。④不同产业的总部迁移率存在差异,总体上服务业迁移率比制造业更高,采掘业和房地产业是迁移率最高的产业。⑤拥有集聚经济带来的专业化、多元化的产业环境和优质配套条件,以及高行政等级带来的信息和政策优势,是企业总部迁往经济发达以及高行政等级城市的重要原因。⑥上市企业的总部和注册地址迁移主要是由于企业的兼并重组造成的,这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有关。⑦企业总部的迁移之后,并没有带来企业经营绩效的显著增长,即使有也非常有限,且持续时间很短;同时企业总部的上行迁移也没有比平行和下行迁移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更有帮助。 |
| [14] | .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ausal link between stock market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Zimbabwe using annual time series data for the period 1980 to 2008. The study evaluated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 market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Zimbabwe. The stock market development was measured using two variables namely stock market size as measured by stock market capitalization as a ratio of GDP and stock market turnover as measured by the value of stocks traded as a ratio of stock market capitalisation. The study utilised advanced econometric techniques of Unit Root Tests, Vector Autoregressive (VAR)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a uni-directional causal link that runs from stock market development to economic growth and there is evidence of an indirec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rough the effect of stock market development on investment. |
| [15] | . 近年来,我国众多城市相继提出发展"总部经济"的战略,但对于公司总部区位特征及其空间演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在分析相关文献基础上,系统探讨了公司总部的空间特征及其变化规律。研究表明,公司总部在不同空间尺度上高度集聚,其聚集动力来源于外部集聚经济带来的各种成本节约和效率提升;总部企业也可能出于成本因素、政策因素或者管理者个人因素而迁移;公司总部在空间上的分布存在规律性的集聚与扩散过程。总部区位的规律性特征对于我国城市发展"总部经济"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 近年来,我国众多城市相继提出发展"总部经济"的战略,但对于公司总部区位特征及其空间演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在分析相关文献基础上,系统探讨了公司总部的空间特征及其变化规律。研究表明,公司总部在不同空间尺度上高度集聚,其聚集动力来源于外部集聚经济带来的各种成本节约和效率提升;总部企业也可能出于成本因素、政策因素或者管理者个人因素而迁移;公司总部在空间上的分布存在规律性的集聚与扩散过程。总部区位的规律性特征对于我国城市发展"总部经济"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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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 Striking evidence is presented of a previously unremarked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tructure from mainly sectoral to mainly functional specialisation. We offer an explanation showing that this transformation is inextricably interrelated with changes in firms' organisation. A greater variety of business services for headquarters and of sector-specific intermediates for production plants within a city reduces costs, while congestion increases with city size. A fall in the costs of remote management leads to a transformation of the equilibrium urba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ities shift from specialising by sector—with integrated headquarters and plants—to specialising mainly by function—with headquarters and business services clustered in larger cities, and plants clustered in smaller cities. |
| [18] | . 发达国家城市正向功能专业化转型，企业组织形式变革直接导致了城市的功能转型。在功能专业化背景下，城市间将出现更多的信息联系、决策联系以及资本联系，更需要面对面的交流。一些城市专业化高端功能，成为区域的控制中心，另一些城市则承担价值链的低端功能。本文基于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据，探讨中国城市功能专业化趋势。在1979-2008年间，跨国公司在地理和功能上都显著地进行了扩张。跨国公司相同功能和互补功能集聚在相同城市，跨国公司的渐进式多次投资导致了公司内不同功能在相同城市的地理集聚。本文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尤其是在城市体系高端的城市具有吸引价值链高端功能的竞争力，呈现一定功能专业化趋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内部的功能布局提供了考察城市经济转型的独特视角。 . 发达国家城市正向功能专业化转型，企业组织形式变革直接导致了城市的功能转型。在功能专业化背景下，城市间将出现更多的信息联系、决策联系以及资本联系，更需要面对面的交流。一些城市专业化高端功能，成为区域的控制中心，另一些城市则承担价值链的低端功能。本文基于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据，探讨中国城市功能专业化趋势。在1979-2008年间，跨国公司在地理和功能上都显著地进行了扩张。跨国公司相同功能和互补功能集聚在相同城市，跨国公司的渐进式多次投资导致了公司内不同功能在相同城市的地理集聚。本文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尤其是在城市体系高端的城市具有吸引价值链高端功能的竞争力，呈现一定功能专业化趋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内部的功能布局提供了考察城市经济转型的独特视角。 |
| [19] | . During the last 30 years, U.S. metropolitan economies have experienced tremendous restructuring, and the locations of corporate headquarters have increasingly exhibited spatial shifts, both deconcentrating and dispersing.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entering the third of four stages, in which we are now witnessing the drive to regional maturity with no dominant regional center.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metropolitan corporate dominance between 1980 and 1987 are examined and related to two sets of explanatory frameworks, one spatial and the other structural. Changes in metropolitan corporate dominance were strongly related to spatial shifts in headquarters and asset location, especially shifts due to merger and acquisition activity. Changes in dominance were less strongly related to structural factors reflecting the degree of transition to the emerging service-based economy, even though population and location relative to New York were important. Finally, the effect of spatial and structural factors on changes in metropolitan corporate dominance varied, depending on the size of the center. |
| [20] | . World-city literature often relies on a priori assumptions rather than quantifiable measures to discern the global urban hierarchy. In search of comparable international indicators, many studies use the corporate headquarter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 as primary locational data. Recognizing that MNCs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the global economy, we argue that reliance on headquarters locations alone distorts the contours of the urban hierarchy. The method overstates the importance of urban centers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economies dominated by large corporations; conversely, it underestimates the importance of lower-level circuits of regional communication, transaction cent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cities in less-centralized economies. This bias is not simply a technical matter: it asserts the power of the core economies, while understating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global interactions. We propose to include MNC first-level subsidiary locations in a more refined measure of world-city stat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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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 Drawing from both the professional literature and from a conference held at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in 2004, the author summarizes findings and draws implications concerning the locational tendencies of stand-alone headquarters ope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geography of large company headquarters is becoming more dispersed toward medium-sized metropolitan areas even as the headquarters needs for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amenities continue to sharpen. The location of the firm0964s branch plant locations will be critical for many headquarters, so developing a strategy focused on a region0964s own industry specializations should be considered. So too, a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firms becomes more complex and globally dispersed, many specialized establishments can be found under the same umbrella, making it imperative for local development practitioners to determine their region0964s functional nich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