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贤金, 司月芳Local embeddedness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of industrial clusters: Case study of the cultural creative districts in Shanghai
HEJinliao, HUANGXianjin, SIYuefang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8-01-31
修回日期:2018-05-14
网络出版日期:2018-07-30
版权声明:2018《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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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不仅存在于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是中国城市职能转换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在大都市地区这种新兴产业的空间集聚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国内****广泛关注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存在着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创意产业集群[1,2,3]。实践证明,城市政府通过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模式是促进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有效手段。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很多创意文化园区都不能称为创意产业集群[4],但因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具有培育创意产业集群的政策和地理优势,往往更有利于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如北京的798艺术区和上海的M50创意园区就是典型的案例[5]。关于创意产业集群的研究,以往****普遍从空间特征[6,7]、集聚经济[1]、城市氛围[8]、知识外溢[9]等视角出发来揭示创意产业集聚的过程和形成机理。然而,随着全球生产网络（GPN）理论的提出[10],经济地理****开始普遍采用这种更有包容性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在全球化时期地方化的产业集群与外生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全球生产网络不仅吸收了全球价值链（GVC）理论,更融合了地理学的空间性和社会学的嵌入性的理论创新,被认为是研究“地方—全球”关系的有力理论工具[11]。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无疑为研究高度融入全球生产体系的创意产业集群提供了新的视角。
尽管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地方产业集群的非本地化影响越来越强烈,但地方嵌入性的重要性并没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减弱,相反地,越来越多的****认为产业集群的地方化和全球化是一个相互依赖、彼此促进的过程,企业可以同时加强地方和全球的联系[12,13,14]。产业集群与地方社会、文化、政府部门之间的这种紧密关联通常被称为地方嵌入或根植（local embeddedness）。然而,关于产业集群的地方嵌入与生产关系的全球化在何种程度上相互影响、彼此制约,在当前的学术界仍然缺乏深入的探讨。因此,本文通过分析上海创意产业集群在不同地理尺度（地方—区域—全球）的外部链接来探讨产业集群的地方嵌入和全球网络形成的机理,从而为揭示产业集群的地方—全球互动关系提供科学依据。
2 全球生产网络视角下创意产业集群的地方嵌入与外部链接
2.1 全球生产网络与地方嵌入理论及对产业集群研究的启示
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是在全球产业链（GVC）、全球商品链（GCC）和生产网络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框架,其核心观点是指企业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和组织发生关联,并形成全球范围的生产网络体系[10,11,15-17]。以曼彻斯特大学学派为代表的全球生产网络的构建者认为,全球生产网络是一种基于价值生产和分配整合的全球生产组织治理模式,构成全球生产网络的内容主要包括网络权力（power）、商品价值链（value chain）和嵌入性（embeddedness）三个基本方面。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通常关注：特定产品在生产过程（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中涉及的企业和跨国组织;网络中企业权力的分配与变化情况;劳动价值的创造与转移机制;地方制度、文化等要素如何影响网络中企业的市场策略;企业如何实现技术升级并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等[16]。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的优点在于将不同地理尺度（地方—区域—全球）的外部联系统一到结构化网络体系中进行考察。一方面分析产品生产过程中企业之间的垂直和水平分工、生产关系、合作关系等经济联系,同时进一步剖析更为复杂的社会网络、制度内涵、权力平等性等问题,打破了传统经济地理的区域限制。全球生产网络的这种包容性视角与新经济地理学的制度和文化转向（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urn）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契合性[18,19,20],同时也跟产业集群领域的新产业空间、新马歇尔产业区理论不谋而合[21,22]。
尽管全球生产网络逐渐被****所重视,但企业的地方联系始终是经济活动的核心,其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高度依赖于地方供给、基础设施、人才市场、配套服务等经济要素层面,同时还在于本地化的社会组织关系和有利于创新的地方环境。新经济社会学的开创人物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认为经济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活动,地区经济的发展深受行动者网络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并将其定义为嵌入（embeddedness）[24]。在格兰诺维特的基础上,伯特（Burt）等将社会网络理论扩展到知识传递和创新领域[25,26,27,28]。这些理论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产业集群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邻近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以知识驱动型产业部门,面对面的交流发挥着显著的作用[29]。
地方嵌入之所以影响到企业和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一方面由于地方密集的社会网络和交互作用有利于专业知识的传播,尤其是那些不易于记录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在有利于新知识传播的关系网络中,弱关系和结构洞似乎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24,26]。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社会网络除了可以促进知识的传播外还提供了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社会资本（对应于中国的关系资本）[30,31]。在个体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易、知识传播成本得以大幅下降,从而增强了集群的创新和全球竞争力。地方嵌入的理论改变了以往经济地理学对于知识传递和集群创新的认知,传统产业区理论过于片面地强调企业的空间集聚,而新的研究显示,知识的传播并不完全依赖于地理空间,而是以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联系作为渠道进行传播[32,33]。因此,产业集群的形成并非简单的地理空间集中,而是一个社会网络和信任关系形成的过程,这种社会嵌入对于集群内企业的知识获取和创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34]。
与此同时,由于全球生产网络属于较新的理论范式,从概念提出到被****广泛关注才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其理论丰富度和实用性尚需大量的实证研究加以证实和完善。批评者认为,全球生产网络的一个主要局限性在于过分关注跨国公司在产品价值生产中的领导地位,而忽略了中小企业以及行为主体（如中介机构、企业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23]。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并未局限于全球生产网络关注的跨国企业,而是包括上海创意园区内不同规模的文化创意企业;研究视角也未局限于全球链接,而是从地方—全球互动关系出发讨论创意企业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嵌入程度及其相互作用。
2.2 创意产业集群的全球生产网络连接与地方嵌入
在全球化时期,产业集群往往同时受到地方化和非地方化力量的共同作用,传导这些外部作用的媒介则是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关系,在新产业区理论中这种关系被称为产业集群的外部链接,包括劳动力市场、外部供给、消费市场、合作机构、学习和创新网络（知识与技术）五个基本方面[35]。图1展示了企业或集群的外部链接的相互关系,其中劳动力市场、外部供给、消费市场是传统产业区（马歇尔产业区）关注的领域,而合作关系、学习和创新是新产业区理论补充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学习和创新网络是通过其他四种外部链接得以实现的,即高度依附于其他的外部链接,并不独立存在,因此可以度量的外部链接通常指劳动力市场、外部供给、消费市场、合作机构四个方面。这些外部链接既包括市场关系又包含社会网络关系,例如,供应商和顾客同时也可能与企业或集群形成合作关系。通过这些外部链接在各个地理尺度的分布可以很好地展现产业集群的地方嵌入性和全球联系强度。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新产业区视角下产业集群的外部链接
注：根据Nachum等的企业外部链接模型修改得到[
-->Fig. 1External linakges of industrial cluster with perspective of new industrial district
-->
产业集群的外部链接在不同尺度的空间分布状况及其强度通常受到产业类型和所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传统产业（如钢铁行业）对本地的原材料供给有着很强的依赖性[36],而在高技术产业部门（如生物制药、IT产业）产业集群与本地劳动力市场的联系最为紧密[35]。在全球创新中心,如硅谷和好莱坞,地方产业集群往往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市场之间存在着频繁的互动,这些产业集群的非本地化链接则相对发达,从而形成更为广泛的全球网络[37]。同时,产业集群的外部链接也可能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演化和再平衡[13],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非地方化的力量会逐渐增强,而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如反全球化力量的兴起,地方嵌入可能得到进一步强化。
创意产业集群首先属于产业区的概念范畴,即企业为了经济目的在空间上聚集并形成共同协作的关系,高度嵌入到本地和非本地的市场体系中[31,38]。然而,创意产业集群又不同于传统的产业区,创意产业集群更受制于特定的城市空间和创意氛围（creative milieu）,这些地方特质（如城市舒适性）可以从全球范围吸引创意人才和资本,并最终导致了创意城市的兴起[39]。创意产业集群在空间分布上也存在着鲜明的特征,总体上可概括为：① 主要集聚在大都市的内城地区;② 倾向于老工业区和历史建筑群;③ 与大学和研发机构关系密切,在空间上往往形成协同区位（co-location）关系[42]。
创意产业集群的外部链接与传统产业相比,既有共性也有特质性。在共性方面,创意产业集群也同时通过上述的五种外部链接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企业和组织发生关联,形成相互连接的全球生产网络,如迪士尼集团下的全球文化娱乐产业网络[1]。在特质性方面,由于创意产业的主体并非跨国公司而是中小企业,并具有很强的知识和创新驱动、产权和符号经济的特征,因此,创意产业集群的外部链接并不受制于巨头公司,而呈现为相对离散的网络结构。著名人文地理学家Scott将这种由独立运作的中小企业构成的创意产业网络表述为垂直不整合（vertical disintergration）或柔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的生产方式,比如好莱坞的电影产业就表现出鲜明的垂直不整合特性[40]。同时,由于创意产品的符号化特性,跨地区传播和运输变得更加便捷和可能,因此相比于传统产业,创意产业集群对外部供给的依赖相对弱化,而对人才市场和知识网络的依赖性更为强烈[35]。
2.3 创意产业部门的异质性
在已有研究中,创意产业通常被当成一个整体加以讨论,包括Florida提出的创意阶层概念也认为那些从事创意产业的人群具有某种相同的属性（如反传统、高流动性、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39],然而,这种观点最近受到了国内外****的强烈质疑[43,44,45]。Hansen等认为,由于不同创意产业部门对知识类型的需求存在差异,导致了不同创意部门的生产方式出现了异质化。他们根据知识的内在特征将知识分为成三种主要类型：综合知识（synthetic knowledge）、解析知识（analytical knowledge）与符号知识（symbolic knowledge）。换言之,创意产业部门的异质性是由知识分化所导致的,其中综合知识主要运用于与工程相关的创意生产（如IT和设计部门）,解析知识则主要用于科学研究等相关部门（但不属于本文研究的创意产业部门）,而符号知识广泛存在于以文化为主导的部门（如艺术、媒体、时尚等）[43]。类似地,Markusen通过调查研究美国双子城的画家发现,艺术家在城市区位偏好、政治诉求,以及对社区的影响方面表现出与其他创意群体截然不同的特征[45]。国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上海创意产业集群的空间分异现象,发现技术密集型创意部门与文化主导部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空间过程差异,其中技术密集型部门（如IT和设计部门）更倾向于有秩序的新城空间,对当地人才和教育资源要求较高,而文化主导的部门（如时尚和艺术产业）则高度依赖于人气较高的商业和旅游区域,容易建立非正式和非本地链接[44]。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由于不同创意部门的知识需求和生产方式存在异质性,不同部门的创意企业在构建外部链接时也应存在差异,进而会形成具有不同特征的创意产业集群地方嵌入和全球网络结构。
3 实证研究
3.1 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上海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金融和服务中心,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经历了快速的城市职能转换和产业升级,尤其是在近十年来,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上海市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迎来了飞跃式的发展。自从2004年上海创意产业中心成立以来,上海市政府每年发布《上海创意产业发展报告》。根据报告的统计显示,最近十年来（2006-2015年）,上海的创意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超过15%,有超过一百万的从业人员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工作（包括研发设计、建筑设计、文化传媒、咨询策划和时尚消费五大行业）。上海同时也是中国最早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城市,自从2004年上海成立第一批创意产业园区以来,获得上海市经委批准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已多达81家（2015年）,其中大部分园区都是在原来的旧工厂和仓库基础上改进而成的创意产业园区,有名的创意产业园区包括田子坊、M50、1933老场坊等（图2）。在很大程度上,创意园区在上海的创意产业中扮演着产业集群孵化器的角色。许多文化创意企业最初只是因为园区的优惠政策和配套服务才选择入驻园区,而当园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园区内的创意企业开始形成相互协作的关系,带来集聚效应[41]。事实证明,园区经济模式在创意产业发展中具有可操性,即所谓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因此,国内很多其他城市也开始学习这种模式,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创意园区的建设热潮。当然,由于中国的创意产业园区发展历史较短,产业集群的合作网络关系还相对较弱,存在着创新不足、过分商业化等问题[5,9]。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上海创意产业园区分布及调研地点
-->Fig.2Distribution of creative parks in Shanghai and the survey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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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为了考察上海创意集群在上述外部链接中（劳动力、供给、消费者和合作者）嵌入到本地和全球经济系统的程度,本文采用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并于2010年9月至2013年10月期间进行三次田野调查。受访者（创意产业的企业家和员工）被要求估算其公司在地方—区域—全球三个不同地理尺度的员工招聘、外部供给购买、顾客来源和合作机构的比例。通过在上海的主要创意产业园区（图2）现场发放和邮件联系的方式,调研小组共发放了500份问卷,收回297份有效问卷（涉及156家企业）。问卷的调研对象主要为企业的负责人（经理及以上的职员）,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企业的基本信息（如员工数目、主要业务类别、组织关系等）和企业在最近三年来对外采购、销售等外部链接的相关数据（由于大部分企业不能提供精确的数据,其外部链接的比例以企业负责人的估算为准）。为揭示上海创意园区内企业的外部链接形成的过程,调研小组同时对其中的10名企业家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所有访谈内容都通过录音、文字化、存档等处理流程,作为全球生产网络分析的一手资料。受访企业主要以独立的个体企业（私企）为主（图3）,占到调查企业的74%,而作为全球和海外总部的只占4%,中国区总部占到22%左右,外企仅占3%,说明上海更多地属于区域创意中心,而非国际创意中心。这种区别于总部经济模式,由相对独立的中小企业组成的创意生产体系与国外经济地理学家Scott等****阐述的垂直不整合生产方式非常一致。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上海调研受访的创意企业占比（%）
-->Fig. 3The proportion of creative enterprises interviewed in Shangh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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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不同行业的创意企业在外部链接和地方嵌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选择调研企业样本时平衡了不同行业的比例,保证五大类创意企业的单类占比至少在10%以上,然而,由于上海的创意企业中咨询策划类的企业比例最高,其数据获取也最容易,导致在样本选择时咨询策划类企业比例偏高（36%）,而研发设计、建筑设计、文化传媒、时尚消费四个行业的比例分别只有14%、17%、21%和12%,对最终结果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通过绘制三角坐标图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三角形坐标图是采用数字坐标形式来表现三项要素的数字信息图像。三角形坐标图用百分数（%）来表示某项要素与整体的结构比例。三条边分别表示三个不同的要素,三个顶点可以看作是三个原点,分别代表地方、区域、海外三个不同地理维度所占比例为100%,图中的点位置越靠近某个原点表示该要素的比例越大。通过三角坐标可以非常直观地展示各种类型的创意产业在不同的外部链接中的分布状况,从而为分析创意产业集群的地方嵌入和全球网络提供依据。
3.3 结果分析
（1）劳动力市场研究结果显示,上海创意企业在人才市场方面具有很强的地方嵌入性,大量的点集中分布在上海极点附近（图4）。其次,区域劳动力市场也是上海创意企业的主要来源,在区域极点附近也分布了很多点。特别地,研发设计行业更倾向于雇佣上海本地人才而非区域尺度的员工。这与上海拥有大量的理工科和设计院校有关,它们为本地技术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大量的专家和技术人才。与之相反,相当数量的文化传媒公司因涉及更多的区域文化而只雇佣上海以外的大陆员工,比如传统的手工艺品行业则更倾向于雇佣外地的手工艺者,这个结论与之前区分技术类和文化类创意企业的****观点一致[44]。虽然只有少数受访企业表示拥有海外员工,但是海外员工在创意产品的协作生产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位来自建筑和设计公司的受访者表示：
“我们对中国员工和海外员工都非常重视,因为他们在生产中都有自己的优势。中国员工往往擅长技术和地方市场开发,而海外员工凭借其丰富的创意理念保证了产品的高质量和竞争力。”（A20120901）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上海创意产业集群的劳动力市场的地理分布
-->Fig. 4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labor market of creative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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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总体上来看,与地方人才和区域人才相比,海外人才在上海创意人才市场中仅占少数。非地方的力量在上海创意人才市场主要存在于区域尺度而非全球尺度上。这表明上海的创意人才市场更符合“地方—区域”两极发展模式,而非“地方—区域—国际”三角发展模式。
（2）外部供给
在外部供给方面,上海创意产业集群表现出与人才市场相似的外部链接,大多数受访企业都选择在本地购买原材料和服务,尤其是文化传媒、建筑和设计行业,企业对本地的服务和原材料供给依赖较大（图5）。这个研究结论与国外创意产业集群研究的结果相符合,例如,伦敦市中心SOHO区的传媒产业集群在外部供给方面具有很强的地方嵌入性[35]。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上海受访创意企业的外部供给分布图
-->Fig. 5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external supplies of creative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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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仍有相当数目的企业表示他们与国内其他地区或海外的供应商保持紧密的联系,并购买原材料或服务,其中时尚消费产业的企业在“地方—区域—国际”三个地理尺度都存在较强的外部联系。例如,在一些高端时尚产品（珠宝设计）部门,企业的原材料通常需要从海外进口。此外,根据三角坐标图显示,受访企业（点）的分布更偏向三角形的两侧（左边和右边）而不是在中间区域。这表明上海创意企业的外部供给和中间投入不是从地方—区域市场（左边线）购买,就是从地方—国际市场（右边线）购买外部供给,而很少从区域—国际市场（底边线）或从三个方面共同购买。这种分布结构表明,上海创意产业集群的外部供给跟劳动力市场一样,具有很强的地方嵌入性,全球化联系只存在于一些高端文化产品的供给中,其外部链接也呈现出“地方—区域”模式。这种外部链接的格局主要受到运输成本因素的影响,说明即便是在文化创意产业部门,传统的经济要素依然发挥作用。
（3）消费市场
上海创意产业园区内企业消费市场链接与以上人才市场和外部供给的外部链接截然不同。上海创意产业园区的创意企业与不同地理尺度的顾客和消费市场保持紧密联系,上海创意产品的购买者不仅来自于本地和区域层面,更拓展到了全球消费市场,形成了全球性的消费网络（图6）。当然,创意产业的全球消费网络也存在着部门差异。首先,上海文化传媒行业的顾客群基本来自于其他国家,反映在三角坐标图中表现为三角形右下角的“海外”极点附件有密集的企业分布。这种发达的全球消费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艺术类产品（如绘画）深受海外顾客的青睐,从而形成了非常庞大的国际需求。在访谈中,几位艺术家都表示他们的作品通常被海外消费者收藏,尤其是那些高端的艺术作品。相比之下,建筑设计行业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三角形的左下角,说明建筑设计企业的市场主要集中在除上海之外的中国大陆地区。这是因为上海当地的建筑和设计行业市场非常有限且竞争激烈。一位来自城市规划与设计公司的受访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我们的主要市场是在中国内陆,我们不太可能从上海本地获得一个项目,因为有太多竞争对手了,其中包括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些世界级巨头……”（A20120903）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上海创意园区内企业消费市场的外部链接
-->Fig. 6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consuming market of creative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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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其他创意产业领域地方嵌入依然非常强烈,如时尚消费行业的消费者则主要来自于当地;研发设计行业的消费者在地方、区域以及国际市场上的分布相对比较均衡。总而言之,上海创意产业市场与劳动力市场以及外部供给市场的联系网络结构大不相同,全球性网络更为发达,尤其在文化传媒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全球创意产品的消费市场可总结为地方—区域—全球三角模式,而非两极模式。
（4）合作关系
图7显示了上海创意企业合作机构的地理分布。从总体上来看,上海创意企业合作机构同时存在于地方、区域和海外三个顶点周围,说明上海创意企业合作机构在不同地理尺度的分布较为均匀。同时,上海创意企业合作关系在不同的部门之间表现出显著差异,文化传媒企业的合作机构主要位于三角形的右侧,形成“地方—全球”合作模式;相反地,时尚消费企业则更多地依赖于“地方—区域”合作伙伴（位于三角形的左侧）;研发设计行业则更多地与区域尺度（上海以外的大陆地区）的机构合作。相比于其他外部链接,不同行业类型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差异表现得格外明显,说明不同类型的创意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外生变量的依赖程度和方式存在着差异,其中技术类创意企业的跨国网络相比于文化类企业更为发达,寻求国际合作的可能性更大。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7上海创意园区内企业的合作关系
-->Fig. 7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collaborators of creative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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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结果展示了上海创意产业集群具有相对成熟的海外合作关系。为进一步探究中国创意企业和外国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的内在动力,通过深入访谈的方法采访了若干与国外创意企业有着广泛联系的企业家。调查结果表明：中国本土企业寻求外国合作者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构建品牌和形象,其次是与海外消费者的交流,以及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而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合作的动机则完全不同。来自外国创意企业的受访者认为与中国创意公司合作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顾客,以及为了和当地政府组织进行有效的沟通,而对企业形象及技术和管理的提升则是次要原因。例如,一名来自一家海外建筑设计公司的受访者描述了中国合作者的作用：
“中外文化的差异为外国企业在华商业活动设置了重重障碍。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商业谈判中我们通常会和中国客户之间产生误解。根据中国文化,谈判双方要在餐桌上讨论合同,但这并不是国际公司的惯例。我们实在不知道如果协议并未最终达成,那我们为什么要一起吃饭。对我们外国人来说,先吃饭还是先签合同确实是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合作者可以提供很好的帮助。”（B20120906）
这表明在上海创意产品生产中,中国企业与海外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互利的关系,外国企业十分依赖中国合作者以开拓当地市场和处理社会关系（如公共关系等）。一方面,中国的创意企业希望通过与国际企业,尤其是与跨国企业中的巨头合作来提高自身在国际市场的形象与品牌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十分重视外国合作者在与国外消费者及国际组织交流、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总的来说,上海创意产业的合作联系与消费市场十分相似,表现为地方—区域—全球三角模式。
（5）学习与创新网络
企业的学习和创新网络主要通过总结以上四种外部链接间接获得,上海创意企业的学习和创新网络的地方化较为明显。其中,人力资本作为知识外溢的主要载体存在着非常强的地方嵌入性,间接地印证了上海创意集群的学习和创新网络是以本地化倾向。例如,一位来自上海创意园区电子艺术（e-Art）公司的企业家在访谈时高度强调了地理临近性对于企业员工的相互学习和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其表述如下：
“作为一家电子艺术行业的先锋公司,我们对园区内临近企业的选择非常重视,所幸的是我们是这个产业园的唯一租赁人,我们能够自主选择我们的邻居。我们将办公室租给与我们有合作的公司,这是因为我们发现与合作者一起工作能够促进交流,分享观点。事实上,我们的产业园现在是一个专精电子艺术相关技术的创意俱乐部,它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们公司近几年新产品研发能力的迅速成长。”（A20120907）
另一方面,上海创意企业的非本地学习和创新网络也很发达。以合作关系的外部链接为例,上海创意企业的合作机构较均衡地分布于地方—区域—全球各个尺度,说明上海创意企业的学习和创新网络并未局限于地方,而是一种全球性网络。在受访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表示他们曾派遣本公司的员工到其他城市或海外合作企业进行培训和学习。由此可见,上海创意企业的学习创新网络虽然以地方化的网络为核心,但同时也广泛存在于区域和全球层面。
（6）上海创意产业集群的地方—区域—全球链接总结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上海创意产业集群在不同地理尺度的外部链接和嵌入性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图8）：首先,上海创意产业集群在各个产业链环节都表现出了很强的地方嵌入性,尤其是在地方劳动力市场方面,上海创意产业集群的地方嵌入性最为显著,而全球链接相对最弱,说明上海作为国际性的创意中心在人才吸引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外部供给的外部链接与劳动力市场的外部链接表现较为相似,也属于“地方—区域”二极模式。其次,在消费市场方面,上海创意园区内创意企业的全球网络相对较为发达,其中尤以艺术和文化部门的海外销售网络最为成熟,反映了上海作为世界创意产品的生产基地正在逐步形成。最后,上海创意集群的合作关系在不同的地理尺度均有分布,表现出鲜明的“地方—区域—全球”均衡发展模式。尤其在创意企业的中外合作关系中,中国企业和海外企业存在着较强的互补互利关系,中方企业寻求海外合作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品牌形象和技术的提升,而海外企业主要依赖于中方企业来加强与中国消费者和政府部门的沟通能力。最后,在学习和创新网络的形成过程中,上海创意企业以本地化的学习和交流为主体,同时区域和全球化的学习通道也发挥重要作用。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8上海创意产业集群的外部链接强弱关系总结
-->Fig. 8Summary of external linkages of creative clusters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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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证实了上海创意产业集群（企业）在构建外部链接时存在异质性的推论,其中最为显著的差异存在于技术类创意部门（如IT、建筑设计、工业设计等）和文化类创意部门（如艺术、时尚、传媒等）之间,并对这种异质性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表1）：①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因为上海丰富的高校资源,技术类创意企业主要雇佣本地技术员工,而文化类企业因为需要挖掘其他地区的文化资源,往往更愿意雇佣区域层面的员工。② 在外部供给方面,技术类创意企业与文化类创意企业表现较为相似,都以地方供给为主,说明成本因素仍然发挥作用。③ 在消费市场方面,技术类企业主要服务于上海以外的中国地区,而文化类企业的海外市场相对较为发达,说明上海仍然只是区域层面的技术创新中心,但在全球文化产品市场具有较强影响力。④ 在合作关系方面,技术类创意部门的区域联系最为强烈,但地方和海外联系也很紧密,而文化类创意企业的合作关系主要存在于地方,这主要跟不同创意部门在知识需求和生产方式的分异息息相关,该结果也呼应了以往****关于创意产业部门存在异质性的研究结论[43,44,45]。⑤ 在学习和创新网络方面,由于技术类创意部门对技术（综合知识）需求较为强烈,从而更容易建立海外联系,以获得国际前沿的技术,而文化类企业更强调地方文化（符号知识）的吸收和再生产,因此地方联系相对更加强烈。
Tab. 1
表1
表1上海技术类创意部门和文化类创意部门在各外部链接的异质性总结
Tab. 1Categorized heterogeneity of external linkages between high-tech creative sectors and high-culture sectors
| 外部链接 | 技术类创意部门 | 文化类创意部门 |
|---|---|---|
| 劳动力市场 | 更倾向于雇佣本地的技术员工,区域和海外联系相对较弱 | 强地方联系,较强的区域联系,海外联系较弱但发挥重要作用 |
| 外部供给 | 强地方联系,弱区域与海外联系（少量高科技企业依赖海外设备供给） | 强地方联系,强区域联系,弱海外联系（少量高端文化产业依赖海外材料供给） |
| 消费市场 | 客户主要来源于区域层面,海外联系相对较弱,本地市场竞争激烈 | 地方—区域—海外联系相对均衡,艺术类产品主要分销海外市场 |
| 合作机构 | 合作关系主要在区域层面,地方和海外联系也较强 | 艺术类企业以地方—海外联系为主,文化传媒企业以地方—区域联系为主,总体上以地方合作网络为主 |
| 学习与创新网络 | 很强的地方化学习网络,海外联系也很紧密,对海外技术(综合知识)需求较为强烈 | 以地方化的学习网络为主,海外学习网络相对较弱,强调地方文化(符号知识)的吸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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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全球生产网络与地方嵌入理论出发,通过实证分析上海创意产业集群在地方—区域—全球三个不同地理尺度的外部链接和嵌入性,深入考察了上海创意产业在劳动力市场、外部供给、消费市场、合作关系四个产业链环节的分布特征,探讨了学习和创新网络的形成过程,为深化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地方-全球互动关系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实证案例和理论分析依据。认为上海创意产业集群的地方化和全球化作用存在着互动耦合、协同发展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体现在人力资本方面,虽然上海创意企业以本地化的劳动力市场为主,但区域和海外的人力资本同时也发挥重要作用,在创意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来自国内的员工与国外的员工存在着互补的关系。二是体现在市场的依赖方面,上海的创意企业一方面高度依赖于本地的外部供给,但同时也有着发达的海外销售网络,尤其以艺术类产品的海外分销最为广泛。三是体现在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方面,上海创意企业的合作关系明显区别于地方—区域模式,而是一种相对均衡的全球模式,尤其是中外创意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创意产业集群的地方化和全球化力量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更多的是互动耦合的关系。
同时,地方—全球的互动机理在不同行业之间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其中,技术类创意企业（集群）与文化类创意企业（集群）在全球网络链接和地方嵌入方面的差异表现最为明显——技术类创意企业具有很强技术学习需求,更可能建立海外合作网络,而文化类创意企业的合作网络地方嵌入更加强烈（这与本地化的社会网络息息相关）[21],但在销售网络方面因为上海的“世界窗口”优势,文化类创意产品（如艺术品）在海外市场具有更为成熟的外部链接。
最后,本文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出发考察了上海创意产业集群的地方—区域—全球尺度的外部链接性,尤其分析了地方嵌入性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数据的限制,未涉及网络权力与制度层面的分析。因此,关于创意产业集群全球生产网络的进一步研究因更侧重于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权力和制度层面的分析。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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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内城新经济研究认为创意企业对网络组织更有依赖,但是对于网络的关键动力则众说纷纭。中国发达地区创意产业网络是否存在,其驱动机理在哪里？这正是研究初衷。以上海9个创意产业集聚区为研究区域,以创意设计业为研究对象,利用74份企业问卷和16家企业深度访谈采集数据,并运用SPSS统计分析工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产业链分工协作仍然是网络驱动的重要逻辑,以人才、信息与知识流为核心的创意链正在形成。上下游企业协作有利于集体学习,它们之间的强联结对提高企业创意能力具有显著影响,然而从影响方式来看,关系内容远比关系强度更重要。＂客户＂和＂高校＂是地方网络的重要驱动主体,并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企业区位和创意能力。 . 内城新经济研究认为创意企业对网络组织更有依赖,但是对于网络的关键动力则众说纷纭。中国发达地区创意产业网络是否存在,其驱动机理在哪里？这正是研究初衷。以上海9个创意产业集聚区为研究区域,以创意设计业为研究对象,利用74份企业问卷和16家企业深度访谈采集数据,并运用SPSS统计分析工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产业链分工协作仍然是网络驱动的重要逻辑,以人才、信息与知识流为核心的创意链正在形成。上下游企业协作有利于集体学习,它们之间的强联结对提高企业创意能力具有显著影响,然而从影响方式来看,关系内容远比关系强度更重要。＂客户＂和＂高校＂是地方网络的重要驱动主体,并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企业区位和创意能力。 |
| [4] | . 产业集群研究文献及传媒报导的急剧增加．使得中国对于产业集群现象的相关研究陷入某种盲目的状态，本文对于集群理论、概念和政策进行讨论，然后针对创新性集群的发展与创新集群的培育问题进行分析。主要希望理清创新集群与创新性集群真正的涵义，本文将促进高技术创新的集群称为创新集群，但并非高新技术产业在空间上聚集就是创新集群。高技术创新需要不同学科、不同产业密集互动：本文将保有地方特色且具高度创造力的产业集群称为创新性集群。无论创新性集群或创新集群都需要产业联系和知识交流的环境。中国须要新的区域治理手段，透过制度创新，提升竞争力，成为真正的创新性国家。 . 产业集群研究文献及传媒报导的急剧增加．使得中国对于产业集群现象的相关研究陷入某种盲目的状态，本文对于集群理论、概念和政策进行讨论，然后针对创新性集群的发展与创新集群的培育问题进行分析。主要希望理清创新集群与创新性集群真正的涵义，本文将促进高技术创新的集群称为创新集群，但并非高新技术产业在空间上聚集就是创新集群。高技术创新需要不同学科、不同产业密集互动：本文将保有地方特色且具高度创造力的产业集群称为创新性集群。无论创新性集群或创新集群都需要产业联系和知识交流的环境。中国须要新的区域治理手段，透过制度创新，提升竞争力，成为真正的创新性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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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创意产业的勃兴是21世纪新经 济发展的亮点,并落地在城市衰败地区形成创意产业区而带来空间和区域创新,表现出一种"新经济空间"创新的新特点。本文以"新经济空间"理论为着眼点,分 析了上海创意产业区空间布局和创新特点,认为其主要沿河岸、CBD边缘、高校等集聚形成四个主要创意圈层,对城市旧区改造、竞争力形成和城市创意圈培育等 都有积极作用,今后的发展应加强空间"形态"向产业"业态"培育。 . 创意产业的勃兴是21世纪新经 济发展的亮点,并落地在城市衰败地区形成创意产业区而带来空间和区域创新,表现出一种"新经济空间"创新的新特点。本文以"新经济空间"理论为着眼点,分 析了上海创意产业区空间布局和创新特点,认为其主要沿河岸、CBD边缘、高校等集聚形成四个主要创意圈层,对城市旧区改造、竞争力形成和城市创意圈培育等 都有积极作用,今后的发展应加强空间"形态"向产业"业态"培育。 |
| [7] | . 文化创意产业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本文以北京南锣鼓巷的案例,展示了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自发形成的地方创意环境和实体空间对城市文化创意活动的影响。近十年来,作为老城中心休闲场所的南锣鼓巷,已经成为演员、导演、编剧和其他艺术者集中的文化创意地。质性访谈和小样本的问卷调查显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周边高等级的艺术和演出机构提供了创意活动的有力支持,有形的历史文化空间则形成创意过程的催化剂;而酒吧和咖啡店等的出现使创意人才得以聚集,其中的创意交流活动则促进创意成果的产生。本文认为,打造文化创意园区并非唯一的发展之路。是否能吸引具有创意潜质的人才,将其有机地组织并提升集体创造力,进而促进创意活动更密集地发生才是关键。 . 文化创意产业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本文以北京南锣鼓巷的案例,展示了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自发形成的地方创意环境和实体空间对城市文化创意活动的影响。近十年来,作为老城中心休闲场所的南锣鼓巷,已经成为演员、导演、编剧和其他艺术者集中的文化创意地。质性访谈和小样本的问卷调查显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周边高等级的艺术和演出机构提供了创意活动的有力支持,有形的历史文化空间则形成创意过程的催化剂;而酒吧和咖啡店等的出现使创意人才得以聚集,其中的创意交流活动则促进创意成果的产生。本文认为,打造文化创意园区并非唯一的发展之路。是否能吸引具有创意潜质的人才,将其有机地组织并提升集体创造力,进而促进创意活动更密集地发生才是关键。 |
| [8] | . 大都市创意产业发展既重构了大都市经济空间与文化社会空间, 又促成了大都市功能提升与结构优化。内城新经济研究认为大都市创意产业发展, 既孕育了创意空间, 又对其有高度依赖, 但是对于创意空间的内涵与认知却众说纷纭。中国发达地区创意空间是否存在, 其发育程度如何, 这正是本文的研究初衷。本文以上海大都市创意企业空间分布为研究对象, 基于创意空间的现实形态结合地统计方法及城市空间结构, 构建了由全局与局部Moran 指数初次判别—回归分析检验与甄别构成的创意空间识别方法。利用上海市第一次与第二次经济普查的企业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①基于GeoDA空间相关性的回归分析与综合判定方法是行之有效的;②2004 年与2008 年上海市各区创意企业在空间关联性上呈正相关, 且表现出集群式空间集聚;③上海创意企业高度集聚于中心城区, 并形成以静安、卢湾为中心的创意空间, 这表明创意空间具有显著的趋大都市中心特性, 但又偏离上海大都市中央商务区, 且有别于国外大都市“多中心”格局, 反映了中国大都市空间结构演变的自身特征。 . 大都市创意产业发展既重构了大都市经济空间与文化社会空间, 又促成了大都市功能提升与结构优化。内城新经济研究认为大都市创意产业发展, 既孕育了创意空间, 又对其有高度依赖, 但是对于创意空间的内涵与认知却众说纷纭。中国发达地区创意空间是否存在, 其发育程度如何, 这正是本文的研究初衷。本文以上海大都市创意企业空间分布为研究对象, 基于创意空间的现实形态结合地统计方法及城市空间结构, 构建了由全局与局部Moran 指数初次判别—回归分析检验与甄别构成的创意空间识别方法。利用上海市第一次与第二次经济普查的企业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①基于GeoDA空间相关性的回归分析与综合判定方法是行之有效的;②2004 年与2008 年上海市各区创意企业在空间关联性上呈正相关, 且表现出集群式空间集聚;③上海创意企业高度集聚于中心城区, 并形成以静安、卢湾为中心的创意空间, 这表明创意空间具有显著的趋大都市中心特性, 但又偏离上海大都市中央商务区, 且有别于国外大都市“多中心”格局, 反映了中国大都市空间结构演变的自身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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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 This article outlines a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asymmetri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nsciously breaking with state-centric forms of social science, it argues for a research agenda that is more adequate to the exigencies and consequences of globalization than has traditionally been the case in 'development studies'. Drawing on earlier attempts to analyse the cross-border activities of firms, their spatial configurations and developmental consequences, the article moves beyond these by proposing the framework of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 It explores the conceptual elements involved in this framework in some detail and then turns to sketch a stylized example of a GPN.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brief indication of the benefits that could be delivered by research informed by GPN analys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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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 This paper aims to show the levels of local and regional embeddedness of the Guggenheim Museum Bilbao (GMB) as well as its effects on the position of Bilbao within global networks. Although it is often said that the GMB as an international art franchise did not fit well with the local traditions, values and culture of Bilbao and the Basque Count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how that the GMB is quite embedded into the local and regional context of institutions, private agents and policies. This effect increases with the growing recognition of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the GMB on the creative and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Bilbao reg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lso an increasing tendency for Bilbao and the GMB to be included in global networks, as can be demonstrated by the branding effect of the GMB on the attraction of tourists or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the term “Bilbao” in semantic networks. The authors conclude with some recommendations on strengthening both the regional embeddedness and the global networking potential of museums in order to generate positive effects on urban regener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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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 1980年代以后全球化和信息化双重发展的进程中，全球经济生产组织模式发生巨大变迁，亟需新的理论框架予以解释。本文首先介绍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的相关理论，重点分析在以劳动分工为元理论的研究体系中，这些理论与全球生产网络研究的承接关系；其次，探讨了经济地理学派与管理学派在研究路径与主要研究内容两个方面的差异；再次，以曼彻斯特经济地理学派相关研究为理论基础，总结出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的主要内容：（1）价值生产与分配；（2）权力组织与网络；（3）地方镶嵌与网络镶嵌。最后提出在中国开展全球生产网络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1980年代以后全球化和信息化双重发展的进程中，全球经济生产组织模式发生巨大变迁，亟需新的理论框架予以解释。本文首先介绍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的相关理论，重点分析在以劳动分工为元理论的研究体系中，这些理论与全球生产网络研究的承接关系；其次，探讨了经济地理学派与管理学派在研究路径与主要研究内容两个方面的差异；再次，以曼彻斯特经济地理学派相关研究为理论基础，总结出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的主要内容：（1）价值生产与分配；（2）权力组织与网络；（3）地方镶嵌与网络镶嵌。最后提出在中国开展全球生产网络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17] | . <p>经济活动的去地方化既是生产活动的空间转移过程，也是企业供应链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分离与再组合的功能整合过程，并且对地方产业的前后向联系、社会资本和就业等方面产生影响。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去地方化的动力主要是网络权力的拉力和社会资本的粘性。在两种力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网络权力的依赖关系，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企业去地方化形式。企业去地方化可能会导致地方生产网络断裂，并且由于去地方化形式的不同，对企业经济绩效和地方集聚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不同。最后，对中国沿海外贸加工业的去地方化情况和发展前景进行了初步思考。</p> . <p>经济活动的去地方化既是生产活动的空间转移过程，也是企业供应链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分离与再组合的功能整合过程，并且对地方产业的前后向联系、社会资本和就业等方面产生影响。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去地方化的动力主要是网络权力的拉力和社会资本的粘性。在两种力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网络权力的依赖关系，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企业去地方化形式。企业去地方化可能会导致地方生产网络断裂，并且由于去地方化形式的不同，对企业经济绩效和地方集聚经济产生的影响也不同。最后，对中国沿海外贸加工业的去地方化情况和发展前景进行了初步思考。</p> |
| [18] | . 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对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演变与近期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与总结.经济活动的区位、空间与地方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是经济地理学认识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视角,其理论建构的核心始终围绕着区位、空间与地方来进行,并以分析它们与经济、政治、社会、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其中经济行动者的能动性与结构的关系而走向理论建构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而技术、制度、文化和关系、尺度、调节是其理论建构的重要中介,也是当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争论的核心所在. . 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对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演变与近期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与总结.经济活动的区位、空间与地方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是经济地理学认识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视角,其理论建构的核心始终围绕着区位、空间与地方来进行,并以分析它们与经济、政治、社会、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其中经济行动者的能动性与结构的关系而走向理论建构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而技术、制度、文化和关系、尺度、调节是其理论建构的重要中介,也是当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争论的核心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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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 如何破除产业区际转移粘性,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近年来国内研究的热点问题。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综合运用区位熵、产业集聚变动指数和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方法,对2000-2010年中国纺织业转移的时空特征及区际转移产生粘性的原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东部纺织业已出现明显的转移趋势,但就其跨区向中西部转移而言仍具有很强的粘性,其原因在于:1纺织业对本地市场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因而在市场接近效应的作用下东部纺织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存在一定的市场阻力;2纺织业集聚的外部规模效应仍在增强,特别是东部部分省份的纺织业未来仍有较强的集聚动力;3东部由于其特定区位优势和经济发展非均衡的特点为该地区纺织业在其内部省份间的调整提供了回旋余地。 . 如何破除产业区际转移粘性,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近年来国内研究的热点问题。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综合运用区位熵、产业集聚变动指数和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方法,对2000-2010年中国纺织业转移的时空特征及区际转移产生粘性的原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东部纺织业已出现明显的转移趋势,但就其跨区向中西部转移而言仍具有很强的粘性,其原因在于:1纺织业对本地市场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因而在市场接近效应的作用下东部纺织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存在一定的市场阻力;2纺织业集聚的外部规模效应仍在增强,特别是东部部分省份的纺织业未来仍有较强的集聚动力;3东部由于其特定区位优势和经济发展非均衡的特点为该地区纺织业在其内部省份间的调整提供了回旋余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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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 How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 are affected by social relations is one of the classic questions of social theory. This paper concerns the extent to which economic action is embedded in structures of social relations, in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Although the usual neoclasical accounts provide an "undersocialized" or atomized-actor explanation of such action, reformist economists who attempt to bring social structure back in do so in the "oversocialized" way criticized by Dennis Wrong. Under-and oversocialized accounts are paradoxically similar in their neglect of ongoing structures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a sophisticated account of economic action must consider its embeddedness in such structures. The argument in illustrated by a critique of Oliver Williamson's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research program. |
| [25] | . 出口产品空间的演化影响地区的生产贸易与经济增长。产品空间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地区已有产品能否跳跃至新产品与产品间的“邻近性”有关。从演化经济地理视角出发,建立认知邻近、社会邻近、制度邻近、组织邻近和地理邻近的多维邻近性研究框架,基于吴语区2002-2011年出口贸易数据,探究五类邻近性对产品空间演化的影响,并关注邻近性之间的交互作用。结果显示：认知邻近性、组织邻近性、制度邻近性、社会邻近性与地理邻近性均对出口产品空间演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各邻近性的影响能力存在差异。同时还发现社会邻近性与地理邻近性,以及地理邻近性与制度邻近性之间存在互补作用。研究可为位于产品空间“边缘区”的落后地区提供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 出口产品空间的演化影响地区的生产贸易与经济增长。产品空间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地区已有产品能否跳跃至新产品与产品间的“邻近性”有关。从演化经济地理视角出发,建立认知邻近、社会邻近、制度邻近、组织邻近和地理邻近的多维邻近性研究框架,基于吴语区2002-2011年出口贸易数据,探究五类邻近性对产品空间演化的影响,并关注邻近性之间的交互作用。结果显示：认知邻近性、组织邻近性、制度邻近性、社会邻近性与地理邻近性均对出口产品空间演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各邻近性的影响能力存在差异。同时还发现社会邻近性与地理邻近性,以及地理邻近性与制度邻近性之间存在互补作用。研究可为位于产品空间“边缘区”的落后地区提供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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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 Abstract Video-based media spaces are designed to support casual interaction between intimate collaborators. Yet transmitting video is fraught with privacy concerns. Some researchers suggest that the video stream be filtered to mask out potentially sensitiv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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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 This paper argues that existing models of urban concentrations are incomplete unless grounded in the most fundamental aspect of proximity; face-to-face contact. Face-to-face contact has four main features; it is an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t can help solve incentive problems; it can facilitate socialization and learning; and it provides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 We discuss each of these features in turn, and develop formal economic models of two of them. Face-to-fac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environments where information is imperfect, rapidly changing, and not easily codified, key features of many creative activ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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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 全球化、创新驱动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创新网络成为经济地理****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在评述现有创新网络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界定了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内涵和特征,论述了其类型、结构、作用机理和分析方法,并得出结论:全球创新网络与地方创新网络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地方创新网络是全球创新网络的子系统,知识流是创新网络各主体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行业协会、技术联盟与成员之间的多次协商是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重要组织方式,而网络知识测量方法则能较好地实现定性分析结论与统计计算结论的融合,能较好地刻画、模拟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形态、结构、演变和机理。从服务国家建设和推动中国创新地理学发展的目标出发,有必要开展基于中国国情和视角的全球—地方创新网络机理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启动不同产业领域的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比较分析,检验网络知识测量方法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 全球化、创新驱动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创新网络成为经济地理****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在评述现有创新网络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界定了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内涵和特征,论述了其类型、结构、作用机理和分析方法,并得出结论:全球创新网络与地方创新网络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地方创新网络是全球创新网络的子系统,知识流是创新网络各主体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行业协会、技术联盟与成员之间的多次协商是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重要组织方式,而网络知识测量方法则能较好地实现定性分析结论与统计计算结论的融合,能较好地刻画、模拟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形态、结构、演变和机理。从服务国家建设和推动中国创新地理学发展的目标出发,有必要开展基于中国国情和视角的全球—地方创新网络机理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启动不同产业领域的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比较分析,检验网络知识测量方法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
| [34] | . M CCANN P. and SHEPPARD S. (2003) The rise, fall and rise again of industrial location theory, Reg. Studies 37 , 649-663. In this paper we will argue that new academic fashions, new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new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data availability, have all renewed the need for a redevelopment of analytical industrial location theory. Our paper will argue that the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industrial location theory must now be reconsidered. In particular, the methodological basis of traditional industrial location models needs to be reconciled with recent models of clustering,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literature, and also more aggregate systemic levels of analysis. We will argue that in order to do this it is necessary: first, to specify the transactions-cost assumptions underlying these various approaches; second, to adopt broader definitions of spatial transactions costs; and third, to incorporate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within an orthodox location-production type of framework. The insights gained by this integrated micro- level approach will also provide new directions for more aggregate systemic approaches, as well as clarifying the both the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ly fashionable models of clustering. M CCANN P. et SHEPPARD S. (2003) La montée, le déclin et la remontée de la théorie de la localisation industrielle, Reg. Studies 37 , 649-663. Cet article cherche à soutenir que les dernières modes académiques, les récentes dispositions institutionnelles internationales, la nouvelle technologie de la communcation, et les progrès dans le domaine de la disponibilité des données, ont tous renoué avec la nécessité de repenser la théorie analytique de la localisation industrielle. Cet article soutient qu'il faut remettre en question les fondements microéconomiques de la théorie de localisation industrielle. En particulier, on doit concilier la base méthodologique des modèles traditionnels de la localisation industrielle avec des modèles d'agglomération récents, la récente documentation sur la géographie économique, et aussi des niveaux d'analyse globaux plus gé néralisés. Pour y réussir, on soutient qu' il faut, primo, préciser les suppositions quant aux frais de transaction qui sous-tendent ces diverses fa04ons; secundo, adopter des définitions plus générales des frais de transaction géographiques; et tertio, inclure des caractéristiques environnementales dans un cadre orthodoxe du type localisation-production. Les aper04us obtenus gr09ce à cette microanalyse intégrée fourniront de nouvelles possibilités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 plus de fa04ons généralisées globales, ainsi que clarifier et les atouts et les inconvénients des modè les d'agglomération qui sont actuellement à la mode. M CCANN P. und SHEPPARD S. (2003) Aufstieg, Fall und Wiederaufstieg der Industriestandorttheorie, Reg. Studies 37 , 649-663. In diesem Aufsatz wird die Behauptung aufgestellt, da08 neue akademische Moden, neue imternationale institutionelle Ordnungen, neue Kommunikationstechnologie und neue Entwicklungen in der Verfügbarkeit von Daten zusammen zur Notwendigkeit der 05berarbeitung der analytischen Industriestandorttheorie beigetragen haben. Dieser Aufsatz stellt die Behauptung auf, da08 die mikro-02konomischen Grundlagen der Industriestandorttheorie jetzt neu überdacht werden müssen. Vorallem die methodologische Grundlage ü berkommener Industriestandortmodelle mu08 mit neueren Clustermodellen, mit moderner wirtschaftsgepgraphischer Literatur und auch mit st01rker aggregierten systemischen Ebenen der Analyse in Einklang gebracht werder. Um dies zu erreichen, sei es zun01 chst n02tig, die Vorstellungen, die den verschiedenenartigen Ans01tzen zugrunde liegenden Durchführungskosten spezifisch aufzuführen; zweitens umfassendere Definitionen r01 umlicher Durchführungskosten einzuführen, und drittens charakteristische Umweltmerkmale in ein orthodoxes System vom Typ Standortproduktion einzubeziehen. Die Einsichten, die durch diesen integrierten Ansatz auf Mikroebene gewonnen wurden, werden auch neue Richtlinien für st01rker aggregierte systemische Ans01tze liefern, und sowohl St01rken als auch Grenzen der gegenw01rtig modischen Clustermodelle erhellen. |
| [35] | .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nature of the external linkages of firms in the media cluster of Central London, and draws implications fo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at firms in clusters develop.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although these firms are strongly embedded in the local cluster and rely heavily on resources and processes available locally, they also maintain linkages that extend well beyond the local cluster. We argue that firms need to identify a successful balance between localised sources of interaction and those residing at wider geographic areas, and to establish linkages at these different geographic scales in order for them to compete successful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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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 This paper counters proponents of the ‘weightless economy’ who have suggested the ‘death of distance’ in relation to economic and social activities that use the worldwide web (WWW). An analysis of new media developers in New York’s ‘Silicon Alley’ demonstrates that place and distance are still important.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this co-location is the possibility of social interaction. This paper points to the value of analysis of the material practice of the social (and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The notion of ‘untraded dependencies’ is developed through looking at its manifestation and constitution in the specificity of space, time and economic activ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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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 . 工业设计业是由制造业派生而来,与制造业有着天然的联系。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以及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工业设计业逐渐从早期制造企业的一个部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高级生产性服务行业。从产业性质来看,工业设计业属于创意产业范畴,处于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其发展高度依赖创意人才和创意知识。与技术、市场一样,设计是驱动企业创新的重要动力之一,并对工业制造以及产业升级有着重要推动作用。从自身发展需求来看,工业设计企业对企业之外的资源依赖程度较高,严重依赖网络关系。工业设计企业通过“扎堆发展”,借助所在地的正式交流与非正式交流,获取外部知识溢出。当然,与其他知识密集型产业类似,工业设计业与区外相关主体之间也存在着合作交流关系。随着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的实施,创新和创意已经越来越成为上海这座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是实现“上海制造”向“上海创造”转变的重要动力,工业设计业在上海的地位处于上升趋势。然而,上海工业设计业起步晚、规模小,小微企业占比高。考虑到小微企业存在融资、资源获取等方面困难,独立开展技术创新难度大,工业设计企业迫切需要通过与其他主体构建多维合作网络,借助技术溢出和知识共享效应,推动上海工业设计业“做大做强”。本文综合运用产业集群理论、地方企业合作网络理论、知识溢出理论,以导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网络权力与企业空间行为、企业创新”(08JA790044)以及上海市文创基金项目“上海企业设计创新能力调研”为支撑,对上海市工业设计企业、上海市工业设计协会、上海市众多创意园区以及相关专家进行系列访谈和实地考察,获取了丰富一手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对上海工业设计企业合作网络展开了系统研究。本文首先阐述了工业设计业的特征、影响因子以及网络结构；其次,借助中外文献以及实地调研资料,分析了上海工业设计业发展环境以及空间分布特征；第三,论述了上海工业设计企业合作网络特征及其影响因子；最后,研究了地方合作网络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联性。论文主要结论如下：一、上海工业设计业是我国工业设计业的引领者,但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本文开展的调查问卷和访谈信息显示,从技术水平来看,上海工业设计业主要是以模仿设计为主,自主创新非常不足。上海工业设计业发展水平的初级性,也决定了其合作网络的初级性。二、上海工业设计业呈现空间集聚态势,主要集中分布于内城区域。从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尽管内城区域的设计企业集聚趋势仍在进一步发展,但集聚区呈现由内城“单中心”向内城“中心”与浦东新区“中心”的“双中心”演变的态势,郊区新城地位上升。从微观空间尺度上看,上海工业设计企业具有向创意园区集聚的偏好。三、纵向联系在上海工业设计企业合作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作为工业设计主要客户,制造企业提供了重要的订单和资金支持。设计企业是以契约形式接受制造企业的设计委托,供求双方所结成的商业关系成为企业纵向合作网络的主体。在企业网络中,科研院校以及行业协会主要扮演知识源、信息源的角色,处于工业设计产业链的前端,借助知识传播、联合开发、人才互动等形式推动合作网络的发展,这种知识、人才联系在企业纵向合作网络中发挥次要作用。从企业横向合作网络来看,同行企业之间的联系发挥着主体作用。这种横向联系的基础是设计师之间的私交,动力是降低成本、互相学习与获取隐性知识,方式则包括合同分包的正式交流,以及研讨会、交流会等非正式交流。工业设计业与金融机构、其他中介组织、政府等辅助部门联系较少。四、不同空间尺度的网络关系频度、广度以及驱动力不同。从园区尺度看,受园区空间狭小、建园时间不长、配套条件尚待完善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园区网络联系很少。从园区内部网络联系的方式看,工业设计企业与同行企业的非正式交流相对较多,横向联系占主导地位,企业员工之间通过互相观察、参与园区集体活动等形式获取隐性知识。而由于园区空间有限,又多处老城区,与位于市郊的制造企业客户相距较远,企业与客户之间的纵向联系无法在园区内发生。这就是说,市中心创意园区的区位优势主要体现在基于邻近性的知识溢出、公共福利、创意氛围、品牌价值等方面。从城市尺度看,设计企业与客户企业、科研院校、同行企业、行业协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联系相对密切。上海发达的制造业(市场需求)、较为先进的工业设计教育(智力源泉)、起步相对较早的本土设计企业以及入驻的外资设计企业(环境氛围)的综合优势十分明显,纵向、横向联系较为活跃,城市成为上海工业设计业合作网络联系的最重要的空间单元。从国家尺度看,上海工业设计企业的外省市合作伙伴主要是江浙两省的制造型企业,且以基于产业链的纵向合作为主,地理邻近在合作网络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全球尺度看,上海工业设计企业的国外联系不多,主要是跟踪模仿国外同行企业开展设计,联系方式主要是互访、参加专题研讨会、展览会等,网络联系以横向为主。五、上海工业设计业创意设计能力与企业网络的关系广度高度相关,而与关系频度无关。本文完成的实证调研结果显示,在园区、城市、全球尺度上,企业创意设计能力与客户、同行、科研院校的联系广度成正相关。但在国家尺度上二者的相关性不明显。在园区、城市、国家、全球等四个空间尺度上,企业创意设计能力与合作网络关系频度均不相关。 . 工业设计业是由制造业派生而来,与制造业有着天然的联系。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以及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工业设计业逐渐从早期制造企业的一个部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高级生产性服务行业。从产业性质来看,工业设计业属于创意产业范畴,处于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其发展高度依赖创意人才和创意知识。与技术、市场一样,设计是驱动企业创新的重要动力之一,并对工业制造以及产业升级有着重要推动作用。从自身发展需求来看,工业设计企业对企业之外的资源依赖程度较高,严重依赖网络关系。工业设计企业通过“扎堆发展”,借助所在地的正式交流与非正式交流,获取外部知识溢出。当然,与其他知识密集型产业类似,工业设计业与区外相关主体之间也存在着合作交流关系。随着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的实施,创新和创意已经越来越成为上海这座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是实现“上海制造”向“上海创造”转变的重要动力,工业设计业在上海的地位处于上升趋势。然而,上海工业设计业起步晚、规模小,小微企业占比高。考虑到小微企业存在融资、资源获取等方面困难,独立开展技术创新难度大,工业设计企业迫切需要通过与其他主体构建多维合作网络,借助技术溢出和知识共享效应,推动上海工业设计业“做大做强”。本文综合运用产业集群理论、地方企业合作网络理论、知识溢出理论,以导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网络权力与企业空间行为、企业创新”(08JA790044)以及上海市文创基金项目“上海企业设计创新能力调研”为支撑,对上海市工业设计企业、上海市工业设计协会、上海市众多创意园区以及相关专家进行系列访谈和实地考察,获取了丰富一手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对上海工业设计企业合作网络展开了系统研究。本文首先阐述了工业设计业的特征、影响因子以及网络结构；其次,借助中外文献以及实地调研资料,分析了上海工业设计业发展环境以及空间分布特征；第三,论述了上海工业设计企业合作网络特征及其影响因子；最后,研究了地方合作网络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联性。论文主要结论如下：一、上海工业设计业是我国工业设计业的引领者,但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本文开展的调查问卷和访谈信息显示,从技术水平来看,上海工业设计业主要是以模仿设计为主,自主创新非常不足。上海工业设计业发展水平的初级性,也决定了其合作网络的初级性。二、上海工业设计业呈现空间集聚态势,主要集中分布于内城区域。从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尽管内城区域的设计企业集聚趋势仍在进一步发展,但集聚区呈现由内城“单中心”向内城“中心”与浦东新区“中心”的“双中心”演变的态势,郊区新城地位上升。从微观空间尺度上看,上海工业设计企业具有向创意园区集聚的偏好。三、纵向联系在上海工业设计企业合作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作为工业设计主要客户,制造企业提供了重要的订单和资金支持。设计企业是以契约形式接受制造企业的设计委托,供求双方所结成的商业关系成为企业纵向合作网络的主体。在企业网络中,科研院校以及行业协会主要扮演知识源、信息源的角色,处于工业设计产业链的前端,借助知识传播、联合开发、人才互动等形式推动合作网络的发展,这种知识、人才联系在企业纵向合作网络中发挥次要作用。从企业横向合作网络来看,同行企业之间的联系发挥着主体作用。这种横向联系的基础是设计师之间的私交,动力是降低成本、互相学习与获取隐性知识,方式则包括合同分包的正式交流,以及研讨会、交流会等非正式交流。工业设计业与金融机构、其他中介组织、政府等辅助部门联系较少。四、不同空间尺度的网络关系频度、广度以及驱动力不同。从园区尺度看,受园区空间狭小、建园时间不长、配套条件尚待完善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园区网络联系很少。从园区内部网络联系的方式看,工业设计企业与同行企业的非正式交流相对较多,横向联系占主导地位,企业员工之间通过互相观察、参与园区集体活动等形式获取隐性知识。而由于园区空间有限,又多处老城区,与位于市郊的制造企业客户相距较远,企业与客户之间的纵向联系无法在园区内发生。这就是说,市中心创意园区的区位优势主要体现在基于邻近性的知识溢出、公共福利、创意氛围、品牌价值等方面。从城市尺度看,设计企业与客户企业、科研院校、同行企业、行业协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联系相对密切。上海发达的制造业(市场需求)、较为先进的工业设计教育(智力源泉)、起步相对较早的本土设计企业以及入驻的外资设计企业(环境氛围)的综合优势十分明显,纵向、横向联系较为活跃,城市成为上海工业设计业合作网络联系的最重要的空间单元。从国家尺度看,上海工业设计企业的外省市合作伙伴主要是江浙两省的制造型企业,且以基于产业链的纵向合作为主,地理邻近在合作网络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全球尺度看,上海工业设计企业的国外联系不多,主要是跟踪模仿国外同行企业开展设计,联系方式主要是互访、参加专题研讨会、展览会等,网络联系以横向为主。五、上海工业设计业创意设计能力与企业网络的关系广度高度相关,而与关系频度无关。本文完成的实证调研结果显示,在园区、城市、全球尺度上,企业创意设计能力与客户、同行、科研院校的联系广度成正相关。但在国家尺度上二者的相关性不明显。在园区、城市、国家、全球等四个空间尺度上,企业创意设计能力与合作网络关系频度均不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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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 Research in regional growth has been characterised by two trends in recent years. The first is that creativity and talents are seen as parameters for regional growth. The creative class approach has argued that competition for talents has increased as innovation becomes crucial for maintaining competitiveness. This has forced local and regional authorities to implement new political actions toward supplementing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orientated policies with policies orientated towards attracting and retaining people. The second trend argues that regional analysis and policy-making need to be disaggregated to meet the diverse needs of different regions and due to the particularities characterizing innovative industries drawing on different knowledge bas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ombi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on a disaggregated level that characterizes the knowledge base approach and the perspective on talent that the creative class approach represents provide a promising framework for regional analys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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