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e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ath of Chinese coastal areas based on coupling typ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ith environment
MALi收稿日期:2018-02-28
修回日期:2018-05-30
网络出版日期:2018-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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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As for pressure reduction & industries green transformation zones, they are mainly composed of two types of area, one is the core cities of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the other is the inland cities taking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s the regional main function. We should encourage the former to develop smart and high-level manufacturing, and limit the entering and layout of high-pollution industries for the latter. As for pressure reduction & industries non-green transformation zones, they are only located in several core citie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such as Beijing, Tianjin, Hangzhou and Dalian, which have some heavy chemical industrial projects, and some cities in eastern Guangdong and eastern Guangxi.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function of "command and control" at the heart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for those core cities, develop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limit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and chemical industries and drop out low-level manufactures based on the strict environmental standard. Given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aused by industrial spatial transfer in some cities of western Guangdong and eastern Guangxi,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increasing technical level of transferring products producing and pollutants processing. As for pressure intensification & industries green transformation zones, they mainly include some traditional old industrial base cities. Hence, their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industrial technical level,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new materials, energy-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ies, and cut backward and excessive production capacity based on stri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andards. As for pressure intensification & industries non-green transformation zones, they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coastal cities with heavy chemical industry projects or the peripheral cities that undertake the industrial spatial transfer, where the environmental criteria of industrial and space access should be upgra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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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产业活动高度集聚的核心地区,其以占全国不足15%的国土面积,容纳了近45%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65%的GDP和71%的工业增加值。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外商投资规模的大幅度提高,沿海地区逐步接受国际产业转移,形成了以资源消耗型、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制造业体系,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工厂”。但其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产业发展进程也导致该地区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土地资源紧张等矛盾,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凸显。许多****认为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高投资、高能耗和高排放特征[1],这种粗放的“黑猫”增长模式迫切需要寻求生态环境友好的产业转型路径。学术界对于产业转型的研究众多,主要集中在产业转型的概念、理论、经验和路径研究[2,3,4,5],尤其是针对一些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研究[6,7,8],产业转型的目标多为确定并解决产业面临的问题,提高产业竞争力,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是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产业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产业绿色转型的路径研究成为目前产业转型研究的主要热点[9]。对于产业与环境的关系研究,经典如Grossman等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环境的EKC关系,其核心在于揭示了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扩张、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生产技术的调整对环境的影响[10]。之后大量****从具体的产业、地区和案例出发研究了产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但多以单一产业的生态环境影响或单一地区的研究为主[11,12,13,14,15],而对于多区域、多尺度的产业对环境影响的研究较少,且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也主要局限于采用资源环境效率、因素分解法、空间回归等方法研究产业规模、结构和技术等因素对环境的影响[16,17,18,19]。2002年中国首次提出了“具有中国特征的工业化新路径”。该特征的核心是通过信息化驱动工业化促进产业转型。“十二五”规划中也将促进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转型做为核心内容,旨在提高人民福祉,优化资源环境。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定义,工业绿色转型是指以资源集约利用和环境友好为导向,以绿色创新为核心,实现工业生产全过程绿色化、可持续发展的过程[20]。绿色产业转型突破了传统的绿色经济或绿色增长的概念,是一种新的产业发展模式,旨在通过节约能源和资源,减少污染排放和提高生产效率来实现经济可持续性。但现有产业转型路径的研究多集中在面临的问题和路径研究,且多是基于定性判断[21,22],或者针对单一地区的分析[23,24,25]。并且受数据限制,多数研究多以静态数据为主,缺乏全国或大区域尺度的基于产业发展与环境变化过程基础上的转型路径研究。
针对这些问题,以促进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环境友好的产业绿色转型为目标,在刻画中国东部沿海产业特征演变的基础上,分析沿海地区产业转型过程与环境污染变化之间的动态变化格局,并根据产业绿色化转型系数和环境压力变化系数进行类型分区,进而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优先目标,针对性地提出不同类型区产业转型路径与生态环境保护对策与建议,以促进中国的产业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回答两个问题：沿海地区产业转型与环境污染变化的时空变化格局是什么?如何根据不同地区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变化关系,分类型提出对应的环境管制政策?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产业绿色化转型的度量
根据已有研究,对某一区域的产业绿色化转型界定为产业在发展结构和发展效率上均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方式的转变,主要包括结构转型和效率转型两个方面。结构转型具体界定为产业发展部门结构中高污染负荷部门的占比变化。通过计算2013年全国各工业部门在全部工业废气排放量中的比例及其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发现,化学原料和化学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的排放量要占到工业总排放量的60%以上,且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量较高;而通过计算各工业部门在工业废水排放量中的比例及单位产值废水排放量发现,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的排放比例较高,排放总量要占到工业总排放量的65%以上,且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量较高（表1）。因此,综合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两种污染物排放的部门结构,将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9个部门界定为高污染负荷部门。
由此,地区产业结构转型的计算公式为：
Tab. 1
表1
表12013年高污染负荷部门在工业污染排放总量中的占比及单位产值排放量
Tab. 1Ratio of pollutant discharges of each industrial sector in total pollution and pollutant per unit of output
| 行业 | 工业废水排放 | 行业 | 工业废气排放 | ||
|---|---|---|---|---|---|
| 在排放总量 中的占比(%) | 单位产值排放量(t/万元） | 在排放总量中 的占比（%） | 单位产值排放量(m3/元) | ||
| 造纸及纸制品业 | 14.91 | 40.48 |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 33.68 | 12.14 |
|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 13.87 | 4.31 |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 25.85 | 3.93 |
| 纺织业 | 11.21 | 17.53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17.98 | 7.77 |
|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 7.46 | 11.26 |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 4.88 | 1.72 |
| 农副食品加工业 | 7.26 | 9.99 |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 4.71 | 0.51 |
|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 5.01 | 5.17 | 造纸及纸制品业 | 1.00 | 0.95 |
|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 4.95 | 2.15 | 农副食品加工业 | 0.76 | 0.36 |
|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 2.76 | 26.41 | 纺织业 | 0.43 | 0.23 |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1.52 | 1.88 |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 0.35 | 0.19 |
| 小计 | 68.965 | 小计 | 89.63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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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效率转型衡量的是地区工业发展技术水平的变化。在本文中主要采用单位产值污染排放量的变化。计算公式为：
式中：
在本文中由于数据获取限制,只考虑了三种污染物,分别是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SO2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鉴于“短板效应”原理,地区整体的效率转型系数（
对于单一地区的产业绿色化转型系数的测量,则是综合考虑结构转型和效率转型的结果。二者相互不可替代,且交互影响较大,其中一个因素的变化可能会放大另一个因素的变化。因此定义产业绿色化转型系数（
式中：根据前文所述的
2.2 环境污染压力变化的度量
一般对于环境压力变化的刻画多采用环境污染排放规模的变化,但是由于不同地区地域面积不同,相同规模的污染排放量所导致的污染浓度差异显著。因此本文主要采用了单位面积的污染排放量的变化来反映环境污染压力的变化。某地区某种污染物排放压力变化（式中：
2.3 数据来源和研究对象
受数据限制,本文的分地市工业分部门结构数据最新只能获取2013年,而分地区的环境污染数据最早只能获取到2005年,因此本文主要对2005-2013年的产业发展过程和环境污染的耦合进行分析。其中各地市环境污染排放量数据来自2006年和201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分地市的工业分部门数据来自华商统计数据库工业部门数据。而在空间研究单元上,由于海南省在2005年只有海口市有数据,因此本文的空间研究单元是沿海12个省市区的114个地级市,其中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均视作一个空间单元。3 沿海地区产业转型与环境污染压力的时空变化格局
3.1 产业转型的时空变化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区域倾斜政策和区位的双重优势下,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取得快速发展。在此过程中,随着国家发展政策的调整,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沿海地区的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尤其是2000年之后,沿海地区经历了中国加入WTO、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四万亿”投资、2012年后的经济新常态等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导致其产业结构和发展效率均有所变化。（1）沿海在整体产业结构上具有显著的重型化趋势。2000年之后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的日益加强以及国内投资与消费拉动对能源、石化、冶金、建材等行业产品的需求增长,沿海地区凭借其市场、港口优势成为全国能源重工业产业的集聚地。以煤炭采选、黑色金属采选与冶炼、有色金属冶炼、电力、化工等为主的能源重化工业增幅均显著高于工业总产值增幅,而装备制造业、轻纺工业的增幅相对较小,导致沿海地区工业部门结构中能源重化工的比例大幅度提高,能源重化工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28.82%提高到2012年的34.93%;装备制造业的占比从37.02%提高到了39.45%,但其中主要是与能源基础原材料有关的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的占比提高,而相对高级的电气机械、电子通信设备、仪器仪表设备制造的占比却呈现下降状态;轻纺工业的占比持续降低,尤其纺织服装部门,其占比相较2000年下降了8个百分点（图1）。2012年之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能源重化工、装备制造、轻纺工业的工业增速都呈现同步下滑,但下滑的幅度和趋势不同,沿海地区在轻纺工业方面的结构优势逐步突出,带动轻纺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不断回升,从2012年的25.62%提高到28.10%,一年之间提高了近3个百分点;能源重化工业的比例依然在持续走高,而装备制造业的占比却受市场不景气以及沿海地区内部出现的新兴产业产能过剩影响而呈现继续下跌趋势。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2000-2013年沿海地区工业部门结构的演变
-->Fig. 1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Chinese coastal area from 2000 t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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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陆和外围城市的高污染行业占比较高,但其绿色化转型显著。通过分析沿海各地市高污染负荷部门占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及其变化的空间格局发现（图2a、图2b）,无论是2005年还是2013年,沿海各省市的核心城市或城市群核心地区的高污染行业占比较低,而外围城市的高污染行业占比则相对较高,基本形成由核心城市向外围城市产业结构逐步变重的空间格局。2013年高污染行业高占比地区从北向南主要集中在辽宁沿海、河北南部、鲁西南、粤西北和桂西等地区。运用公式（1）,计算出各地市的结构转型系数（图2c）,发现相较于2005年,2013年一些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城市高污染行业占比大大降低,结构转型最为显著。如辽宁中部及西部地市,河北的张家口、承德、唐山和邢台,山东的菏泽和临沂,苏北的淮安和宿迁,闽西的南平和三明,粤北的韶关、梅州和河源,以及桂中与桂北的南宁、河池、贺州和贵港等地市。但是,在滨海的盘锦、大连、天津、沧州、东营、连云港、台州、宁德、福州、漳州、惠州、珠海、江门、阳江、粤西大部分地市和广西钦州等呈现高污染行业占比升高,产业非绿色化转型的趋势。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2005-2013年沿海地区结构转型格局
-->Fig. 2Evolution of industries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oastal areas from 2005 t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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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效率转型显著,且以广西最为突出。通过分析三种污染物2005-2013年单位工业产值的排放量变化的空间格局发现（图3a、图3b、图3c）,沿海90%以上的地市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量都显著降低,而且广西的大部分地市在三种污染物的效率提高方面最为突出。此外,闽西的南平、三明以及浙西南的衢州、丽水的废水排放效率改善显著;辽宁除辽中城市群的大部分地市,河北的主要钢铁城市,如唐山、邯郸、邢台、张家口和承德,苏北的徐州、连云港、淮安等地市,闽西的三明、南平和龙岩,以及广东的韶关SO2排放效率提高显著;而在烟尘排放效率方面,除去广西大部分地市,辽西的阜新、铁岭和朝阳,以及河北的衡水效率提高显著。将数据-1~1标准化去除量纲影响后,运用公式（3）计算出地区整体的效率转型系数（图3d）。整体而言,内陆城市和原有的重化工业城市效率转型比较显著,而产业发展相对成熟的滨海城市和城市群核心城市的效率转型相对较小。除广西大部分地市外,辽宁西部的朝阳、阜新以及东部的本溪、丹东和大连,河北的张家口、承德,山东的德州、聊城,苏北的宿迁、泰州、连云港,浙西的丽水,闽西的南平、三明和粤北的韶关等地市效率转型最为突出。而近年来一些新上了重化项目的滨海城市和承接城市群产业转移的外围城市效率反而下降,主要如辽宁的盘锦、河北秦皇岛、浙东台州、温州以及闽东的宁德、粤东的梅州、惠州、汕头、汕尾以及清远等地市。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2005-2013年沿海地区单位工业产值污染物排放效率变化与效率转型系数
-->Fig. 3Spatial pattern of change of pollutant emission per output and efficiency transfer of coast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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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运用公式（4）,计算出各地市的产业绿色化转型系数并分析其空间格局（图4）。总体而言,所研究的114个沿海地市中,有三分之二强的地市实现了产业绿色化转型,主要集中分布在辽宁中西部、冀北和冀南、山东和江苏大部,浙江中部和闽西以及粤北和广西中部与北部地区,其中尤以广西的来宾、贵港、河池、北海、柳州、贺州,闽西的三明和辽宁的本溪、铁岭、抚顺等重化工业城市最为突出。相对而言,未能呈现产业绿色化转型的地市主要集中在可凭借区位优势继续发展和布局重化工业项目的滨海地市,主要如秦皇岛、丹东、东营、惠州、连云港、漳州、宁德等地市,或者产业结构已经相对成熟,转型难度较大、近年来又部署了重化项目的城市群核心城市,主要如大连、天津、北京、杭州、厦门、扬州等,以及承接核心城市产业转移的外围城市,主要如珠三角城市群外围的梅州、江门、阳江、揭阳和汕尾等,以及京津外围的石家庄、沧州等和长三角外围的衢州等地市。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2005-2013年沿海地区产业绿色化转型系数空间分布格局
-->Fig. 4Spatial pattern of industr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coefficient of coastal area from 2005 t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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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环境污染压力变化格局
伴随经济增长的同时,沿海城市成为中国环境污染排放总量规模最大的地区。其以占全国13.63%的国土面积,排放了占全国60%的工业废水、41%的工业SO2和38.7%的工业烟尘。目前,沿海地区主要面临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突出、局部近海海域污染严重、地表水环境质量下降、沿海生态缓冲功能得到破坏等环境问题。根据可获取的2005年和2013年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SO2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以沿海每个地级单元单位面积污染物排放强度变化为指标,对不同时期沿海地区地级市单元的环境污染压力变化格局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从单位面积的污染强度变化看（图5a、图5b、图5c）,2005-2013年沿海各地市环境压力减轻显著。在水污染压力方面,长三角地区是环境压力减轻最为突出的地区,尤其是无锡、常州、南京、杭州、上海、泰州、苏州等地市;其次是珠三角的佛山和汕头,以及辽宁的大连市。北方地区城市由于耗水产业占比较低,其水污染压力降低并不明显,且山东半岛、苏北、珠三角北部和桂西北地区的诸多地市水污染压力增加显著。而在工业SO2排放压力变化看,排放压力降低的地市多集中在内陆地区,而城市群核心城市周边的地市排放压力加大,主要如辽中南、河北承德和中部的保定、石家庄和沧州、山东半岛外围的菏泽、临沂,苏北沿海的连云港、盐城,浙西南地区以及闽南和粤北沿海地市,基本形成了对核心城市的包围格局;在烟尘排放压力变化上,压力降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北部滨海地市,南部珠三角北部和桂东地市,而烟尘排放压力加大地区多集中在钢铁和建材工业集中区,主要如唐山、鞍山、邯郸、莱芜、秦皇岛、佛山、衢州等。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2005-2013年沿海地区单位面积污染物排放强度和环境压力变化
-->Fig. 5Spatial pattern of change of industrial pollutant per area and environmental pressure of coast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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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压力变化系数
将数据-1~1标准化去除量纲影响后,运用公式（6）计算出各地市的环境压力变化系数（图5d）。可以看出,环境压力减轻最为显著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三类地区,分别是城市群核心城市,主要如京津、长三角从南京—上海—杭州的“之”字形走廊和珠三角核心区以及辽宁半岛的大连和山东半岛的青岛;典型重化工业城市,主要如抚顺、本溪、营口、锦州,山东半岛的淄博、枣庄、东营,雷州半岛的湛江和茂名;和内陆一些将城市职能转为以生态环境养护为主的城市,主要如冀北的张家口、承德,闽西的南平、三明和广西的来宾、桂林等。而环境压力加大的地区多集中在滨海核心城市的外围地区,如冀南、胶东半岛西部、苏北、浙南、闽北沿海和粤东、粤西以及桂西地区,其中压力增大最为显著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一些该段时间重化工业发展规模提高的工业基地城市,比如辽宁的鞍山、阜新、盘锦,河北的唐山、邯郸、秦皇岛,山东的莱芜,福建沿海的宁德、泉州和广东的潮州、惠州等。
4 沿海地区产业转型与环境污染的耦合类型分区
为划分不同地域单元产业转型过程与环境效应的耦合类型差异,根据产业绿色化转型系数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沿海地区产业转型与环境压力耦合类型分区
-->Fig. 6Type division according to industr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essure coeffic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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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区域是压力降低和产业绿色化转型区。该类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一些重要的城市群地区和内陆以生态养护为主要功能的城市,主要包括长三角城市群的上海和苏南地区的核心城市、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以及辽宁东北部的抚顺、本溪和滨海的营口、锦州和葫芦岛,冀北的张家口和承德,胶东半岛的青岛、烟台,闽西的南平、三明,桂北和桂中的南宁、柳州、桂林、贵港、河池和来宾。这些城市或者因为自身产业本身就以装备制造业等高端产业为主,或者在产业和环境的压力下逐步转向环境污染压力相对较小的装备制造和轻纺工业,结构转型非常显著,同时伴之产业效率的提高,地区环境污染排放指标出现了降低趋势,基本进入了产业发展与环境质量相互协调的高级化发展阶段。
第二类区域是压力降低,但产业非绿色化转型地区。这类地区数量较少,主要集中分布在部分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主要如京津冀城市群的北京和天津,山东的东营,长三角城市群的杭州、扬州和温州,辽中南城市群的大连,海西城市群的厦门、漳州,粤西桂东地区的湛江、梧州、钦州、玉林。除温州和厦门外,其余城市的产业在2005-2013年期间并没有呈现很显著的结构转型,高污染行业的占比有小幅度提高,如北京、大连、扬州、梧州、钦州等高污染行业占比提高在3%左右,而天津、杭州、漳州则高达10%左右,东营市最为突出则高达23%,但是其产业效率的提升比较显著,其对环境压力的减缓作用超过了结构未能绿色化转型导致的压力提高,由此导致区域整体环境压力呈现降低趋势;而温州和厦门则是结构绿色化转型,但产业效率提高不显著,某些单位产值的污染物排放还呈现提高趋势,但由于结构转型力度大,也导致地区环境压力降低。
第三类区域是压力加大,产业绿色化转型地区。这类地区主要由一些传统老工业基地城市构成,包括河北唐山、保定、廊坊、沧州、邯郸、邢台、承德、张家口,山东济南、潍坊、济宁、临沂、菏泽,辽宁沈阳、鞍山、盘锦、朝阳、辽阳、阜新,苏北的宿迁、盐城,浙北的湖州、绍兴,浙南的台州、丽水,闽南的泉州,广东的珠海、河源、中山,广西的防城港、河池、百色,海南的海口市。这些地市由于资源条件较好在历史上就是国家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和纺织服装基地,2005年高污染部门在地区工业产值中的占比多在50%以上。在2005-2013年期间,虽然在市场和政策驱动下产业结构和效率均呈现绿色化转型,但是由于其自身重化工业的规模较大,结构转型和效率转型均未能抵挡规模增加所导致的环境压力加大,从而导致地区环境压力依然呈现增加趋势。
第四类区域是环境压力加大和产业非绿色转型地区。这类地市多分布在滨海地区,是2005-2013年重点承接重化工业转移或国家重大能源重化工项目布局的城市。主要包括丹东、秦皇岛、石家庄、沧州、莱芜、连云港、衢州、宁德、福州、潮州、揭阳、梅州、惠州、汕尾、阳江、江门、肇庆等。由于承接国家大型能源重化工项目或城市群核心的产业外移,这些城市的产业结构中高污染行业的占比出现增加趋势,未能实现结构的绿色化转型,辅之以工业规模的增长,导致地区环境压力出现增加趋势。
5 不同类型区产业绿色转型路径与环境管制政策
针对不同类型区产业转型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以及面临的环境约束,分类提出产业绿色转型路径与环境管制政策建议。（1）对于压力降低和产业绿色化转型的地区,鉴于这类地区已经通过产业的结构转型和效率提升,促进了区域环境污染的降低,因此其未来的产业转型路径政策应围绕巩固产业转型成果展开。其中城市群的核心区城市产业转型的重点在于进一步优化提升产业发展层次,重点发展智能制造、高端制造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低污染的“两高一低”产业。环境管制也应着重通过市场手段促进已有累积性环境问题的治理,同时鼓励可促进污染物治理转化的生态产业发展,继续降低地区环境压力;而对于一些以生态保护为主要功能的城市,则应提高严格制定地区产业准入清单和环境准入标准,限制高污染行业和工艺在本地布局与发展。
（2）对于压力降低和产业非绿色化转型地区,这类区域主要包括一些城市群核心城市和粤西桂东的部分城市。对于其中的城市群核心城市,如北京、天津、大连、扬州、杭州等,其产业非绿色转型的原因在于结构转型不足所致。厦门和温州则由于产业结构虽有转型,而效率提升不足导致产业非绿色转型,实际上效率问题的根源还在于结构的不合理所致。对于该类地区产业转型的核心在于强化城市作为城市群核心的“命令和控制”功能,注重发展现代服务业、智能制造和高端制造,并强制一些与城市职能不符的低端产业退出。如北京要将一般制造业退出,大连和天津要控制石化产能,扬州、杭州要严格控制化工和低端印染行业的发展规模,温州要严格控制钢铁、冶金行业的发展,厦门则要控制石化产业的发展。而在环境管制方面也应以解决已有的累积性环境污染问题为重点,并避免由于产业非绿色转型导致新增污染排放增加问题。故其要建立区域产业负面清单,强制要求污染较大且与城市功能不符的产业退出;同时加大污染物的浓度控制和总量控制,通过严格的环境标准促使企业淘汰落后工艺和设备。而对于东营、漳州和粤西桂东的湛江、梧州、钦州和玉林市,这些城市产业由于承接了城市群核心城市的产业转移而导致产业结构非绿色转型。因此该类地区应在承接产业转移时防止污染性工艺转移,注重承接过程中提升产品和污染物的处理工艺,提高产业发展效率。
（3）对于压力加大但产业绿色化转型类地区。该类地区多为老工业基地城市,因此其产业转型一方面要从提高产业竞争力、消除过剩和落后产能的角度促进能源基础原材料产业提质增效;另一方面则应立足本地配套能源基础原材料产业发展的重型基础装备优势,重点培育和发展新材料、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在环境管制方面,鉴于其不仅面临既有累积性环境问题,且每年污染物排放还呈增加趋势,因此其需先遏制新增污染物排放增长,严格执行总量控制指标,设定重点产业的产能削减目标,以市场激励和政策强制手段相结合的方式促进落后产能退出和过剩产能消化,从而降低每年的污染物排放量。同时应以浓度控制指标为约束,要求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淘汰落后产能和设备,提高单位产能的资源环境效益。
（4）对于压力加大和产业非绿色转型类地区,也就是滨海的承接国家重要能源重化工项目或产业转移承接基地。该类区域的产业转型和环境管制,重点是要做好产业准入和空间准入工作。首先要做好空间优化工作,应根据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促进产业优化集聚布局,形成产业集聚区。尤其是要以环境红线划定主要环境风险产业的空间集聚区。其次,根据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关键生态约束因素,制定产业负面清单和产业发展规模,并以环境短板效应为原则,根据最约束性指标确定产业的发展规模,甚至采取环境一票否决制来决定项目是否可以建设。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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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 老工业城市产业转型是区域经济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其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文章在深入分析老工业城市产业转型与就业变化两者互动关系的基础上,以典型的老工业城市沈阳市为例,探讨了沈阳市产业转型过程中的产业升级、产业替代和产业融合,对城市就业结构、就业制度以及就业文化方面的影响。最后总结了老工业城市产业转型与就业变化的特征,讨论了沈阳市在产业转型过程中促进就业的对策措施,以此为东北地区老工业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 老工业城市产业转型是区域经济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其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文章在深入分析老工业城市产业转型与就业变化两者互动关系的基础上,以典型的老工业城市沈阳市为例,探讨了沈阳市产业转型过程中的产业升级、产业替代和产业融合,对城市就业结构、就业制度以及就业文化方面的影响。最后总结了老工业城市产业转型与就业变化的特征,讨论了沈阳市在产业转型过程中促进就业的对策措施,以此为东北地区老工业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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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 We examine the reduced-form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 capita income and various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Our study covers four types of indicators: urban air pollution, the state of the oxygen regime in river basins, fecal contamination of river basins, and contamination of river basins by heavy metals. We find no evidence that environmental quality deteriorates steadily with economic growth. Rather, for most indicators, economic growth brings an initial phase of deterioration followed by a subsequent phase of improvement. The turning points for the different pollutants vary, but in most cases they come before a country reaches a per capita income of $8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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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 The Orangi river is an important all-year source of water for wildlife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Serengeti National Park. At two points along the river in the Banagi area, tributaries draining the adit and tailings of the Kilimafeza mine impact the Orangi. The former Au-Cu mine is subject to occasional wet season flooding leading to the release of iron ochres from the adit and physical as well as chemical mobilization of tailings material. The unpolluted river chemistry is essentially Na-Ca-HCO3- and well-buffered. Drainage waters from the tailings are characterized by low pH (2.3) and high concentration of sulphate (up to 3280 mg/l), aluminium (275 mg/l), arsenic (324 mg/l), copper (125 mg/l), iron (622 mg/l), lead (21 mg/l), manganese (65 mg/l), and zinc (126 mg/l). Adit-drainage waters are typically of a lower pH (4.6) and have a lower concentration of sulphate (up to 1840 mg/l) and metals (up to 25 mg/l Al, 92 mg/l As, 42 mg/l Cu, 258 mg/l Fe, 9.6 mg/l Pb, 53 mg/l Mn, and 102 mg/l Zn). Mixing of these acidic waters with the alkaline river leads to rapid metal precipitation as Fe-ochre coatings on clastic sediment. This effect is more noticeable in the dry season. Consequently, although the tributaries draining the two sources are heavily contaminated, the effective buffering of the mine drainage waters restricts any potential pollution to within 1 km of the mine workings. Faecal coliforms show an antipathetic relationship to low pH and high metal conditions. The only mobile metals in the water outside this area are Mn and Zn and their contamination can be biologically monitored using a protozoan-based bioass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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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 在分析2001-2013年中国工业化特征分析基础上,运用Kaya方程将工业废水和废气排放分解为产值规模、高污染部门比重、产污系数和污染物来源部门结构四个因素,并运用LMDI因素分解法研究四个因素对污染物排放变化的贡献度。研究发现:2001年以来中国工业规模扩张对工业废水和废气排放增长呈正向拉动,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量的降低对污染物增长呈负向拉动。高污染部门在工业部门结构及污染物来源部门结构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其对污染物排放增长皆呈正向拉动,但其绝对值小于产值增长和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降低的作用。该现象主要归因于中国的环境治理重末端治理轻源头管控所致,因此建议中国环境管制应注重从产业结构入手,积极促进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链高级化。 . 在分析2001-2013年中国工业化特征分析基础上,运用Kaya方程将工业废水和废气排放分解为产值规模、高污染部门比重、产污系数和污染物来源部门结构四个因素,并运用LMDI因素分解法研究四个因素对污染物排放变化的贡献度。研究发现:2001年以来中国工业规模扩张对工业废水和废气排放增长呈正向拉动,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量的降低对污染物增长呈负向拉动。高污染部门在工业部门结构及污染物来源部门结构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其对污染物排放增长皆呈正向拉动,但其绝对值小于产值增长和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降低的作用。该现象主要归因于中国的环境治理重末端治理轻源头管控所致,因此建议中国环境管制应注重从产业结构入手,积极促进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链高级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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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由于从自然界提取资源并进行加工,最后并排放废弃物质到自然界,区域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通过各自元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形成经济环境耦合关系。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建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350个地级单元的经济环境耦合度和协调度计算后进行空间格局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环境系统整体上处于低耦合低协调状态,东部沿海地区的都市经济区和中部重要人口产业集聚区耦合度和协调度相对较高,远西部和东中部偏远地区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相对较低。根据各地级单元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耦合度和协调度可以将现有国土划分为经济环境和谐区、经济环境磨合区、经济环境拮抗区及经济环境低耦合区4个类型区。通过对4种类型区的工业结构分析后发现,不同类型区工业结构存在很大差异。经济环境和谐区工业以电子机械、设备制造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为主;经济环境磨合区工业主要以机械装备制造和部分污染性的冶金、化工、电力产业为主;经济环境拮抗区工业则以钢铁、石化、煤炭、建材、发电等污染性行业为主,是中国污染性行业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未来环境质量面临最大风险的地区;经济环境低耦合区工业则以初级产品加工和生产为主。 .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由于从自然界提取资源并进行加工,最后并排放废弃物质到自然界,区域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通过各自元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形成经济环境耦合关系。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建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350个地级单元的经济环境耦合度和协调度计算后进行空间格局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环境系统整体上处于低耦合低协调状态,东部沿海地区的都市经济区和中部重要人口产业集聚区耦合度和协调度相对较高,远西部和东中部偏远地区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相对较低。根据各地级单元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耦合度和协调度可以将现有国土划分为经济环境和谐区、经济环境磨合区、经济环境拮抗区及经济环境低耦合区4个类型区。通过对4种类型区的工业结构分析后发现,不同类型区工业结构存在很大差异。经济环境和谐区工业以电子机械、设备制造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为主;经济环境磨合区工业主要以机械装备制造和部分污染性的冶金、化工、电力产业为主;经济环境拮抗区工业则以钢铁、石化、煤炭、建材、发电等污染性行业为主,是中国污染性行业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未来环境质量面临最大风险的地区;经济环境低耦合区工业则以初级产品加工和生产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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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 目前，中国已进入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压力和日益加大的资源环境约束．中国工业迫切需要加快绿色转型。工业是中国经济的主体产业，工业绿色转型势必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在推动工业向绿色、低碳化转型过程中，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另一方面，实现工业绿色转型也将产生显著的效益。总体而言．工业绿色转型的效益远高于成本，这将成为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根本动力。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需要加快机制创新。应充分借鉴国际经验，以政府战略法规为支撑，市场化推进，鼓励产业界积极响应、企业自主行动和公众广泛参与，建立涵盖环境规制、节能减排机制、绿色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机制、国际协调机制的综合性、开放式绿色转型机制创新体系，并在技术、资金、交易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不断丰富绿色转型的政策措施。 . 目前，中国已进入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压力和日益加大的资源环境约束．中国工业迫切需要加快绿色转型。工业是中国经济的主体产业，工业绿色转型势必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在推动工业向绿色、低碳化转型过程中，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另一方面，实现工业绿色转型也将产生显著的效益。总体而言．工业绿色转型的效益远高于成本，这将成为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根本动力。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需要加快机制创新。应充分借鉴国际经验，以政府战略法规为支撑，市场化推进，鼓励产业界积极响应、企业自主行动和公众广泛参与，建立涵盖环境规制、节能减排机制、绿色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机制、国际协调机制的综合性、开放式绿色转型机制创新体系，并在技术、资金、交易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不断丰富绿色转型的政策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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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 资源环境约束下,通过环境规制设计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差异性,因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规制政策,进而难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文章在区分不同类型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并不存在,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可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并未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形成有效激励,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中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有着负向影响效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转型的激励效应不明显。文章对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有利于未来进一步扩展和细分环境规制的类型,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研究结论对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形式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 资源环境约束下,通过环境规制设计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差异性,因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规制政策,进而难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文章在区分不同类型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并不存在,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可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并未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形成有效激励,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中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有着负向影响效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转型的激励效应不明显。文章对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有利于未来进一步扩展和细分环境规制的类型,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研究结论对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形式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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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 以工业SO2为对象,以东北地级市1为研究单元,运用脱钩指数分析了工业产值变化与SO2排放规模变化的动态耦合关系及空间格局,并利用LMDI因素分解法对各地市工业SO2排放变化从规模增长、结构转型和技术升级3方面进行解析。研究发现,在东北地区产业发展过程中,工业产值规模的增长对工业SO2排放增长呈现正向驱动;而工业技术的进步和节能减排措施的使用促进了工业SO2排放的降低,而产业结构的作用因区域而异。在环渤海湾地区以及辽源、松原、鹤岗、伊春、七台河、绥化等以木材加工和煤电为核心产业发展的城市,能源基础原材料产业比重的上升促进了地区工业SO2排放的增加。最后根据不同地市工业SO2减排的主要驱动因素和限制因素,针对性的分类型、分区域提出促进东北地区产业绿色转型的政策建议。 . 以工业SO2为对象,以东北地级市1为研究单元,运用脱钩指数分析了工业产值变化与SO2排放规模变化的动态耦合关系及空间格局,并利用LMDI因素分解法对各地市工业SO2排放变化从规模增长、结构转型和技术升级3方面进行解析。研究发现,在东北地区产业发展过程中,工业产值规模的增长对工业SO2排放增长呈现正向驱动;而工业技术的进步和节能减排措施的使用促进了工业SO2排放的降低,而产业结构的作用因区域而异。在环渤海湾地区以及辽源、松原、鹤岗、伊春、七台河、绥化等以木材加工和煤电为核心产业发展的城市,能源基础原材料产业比重的上升促进了地区工业SO2排放的增加。最后根据不同地市工业SO2减排的主要驱动因素和限制因素,针对性的分类型、分区域提出促进东北地区产业绿色转型的政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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