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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方法述评

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李扬¹^,²^,³^,, 汤青⁴^,

1.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北京 100190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4. 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北京 100864

Review for the methodologies on 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man-land areal system in China

LIYang¹^,²^,³^,, TANGQing⁴^,

1.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AS, Beijing 100190, China

2. China Center for Modernization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90,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4. Bureau of Frontier Sciences and Educatio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864, China

通讯作者:通讯作者：汤青（1984- ）,男,湖南益阳人,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 tangq@igsnrr.ac.cn
收稿日期:2018-02-26
修回日期:2018-05-21
网络出版日期:2018-08-20
版权声明:2018《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所有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43063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01121,41671125）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秉维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2015RC202）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扬（1982- ）,女,山西晋中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人口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E-mail: liy2014@mail.las.ac.cn

展开

摘要
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本质所在,其研究方法的发展和完善不仅能促进人地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化,而且可以更有效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复杂资源环境问题。在梳理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内涵及研究脉络基础上,从哲学和环境史、可持续发展、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方法、人地关系综合表征方法等四方面评述了中国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了未来的发展趋势。① 伴随着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内涵的不断演变,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发展,丰富了人地关系的理论内涵和方法体系。②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不同研究方法各具特点,并且各有其适用性和局限性,总体上是往综合集成方向发展,如生态足迹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等,是人地关系综合集成研究的有益探索。③ 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方法未来的发展趋势包括发展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耦合的综合集成研究方法,加强新技术手段和新研究方法的运用,完善资源环境基础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等综合研究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人地关系;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承载力;资源环境基础
Abstract
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man-land areal system is the core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geography, the methodology advances of which,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further study on man-land relationship, but also effectively solve the comprehensive resource-environment issues dur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ex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on connotation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man-land areal system, this paper summarizes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 on China's 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man-land areal system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philosoph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methods on man-land areal system, and integrated characterization methods on 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discuss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1) Along with the connotation evolution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man-land areal system, its study methods have been developed, which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methodological system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2)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on man-land areal system vary with their respective features, and each has its own applicability and limitations. Nevertheless, the synthetic research methods are the main development trend, such as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resources-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which are the useful exploration of integrated study on man-land relationship. (3)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further research methodologies on man-land areal system include the integrated research methods coupling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cal means and new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natural endowment 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Keywords：man-land relationship;man-land areal system (MLAS);sustainable development;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natural endow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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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 汤青. 中国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方法述评[J]. 地理研究, 2018, 37(8): 1655-1670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08014
LI Yang, TANG Qing. Review for the methodologies on 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man-land areal system in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8): 1655-1670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08014

1 引言

人地关系研究的关键科学命题是地球表层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与反馈机制,是地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本质所在^[1,2,3]。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按照一定的规律相互作用,交错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即人地关系地域系统^[4]。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贯穿在地理学研究的整个发展过程中^[1]。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不仅揭示地理环境本身的自然特征,而且考虑社会、经济、历史等综合人文因素,研究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以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格局、结构、演变过程和驱动机制等内容。其研究成果不仅对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具有显著的学术意义,同时对于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科学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有效解决区域生态环境和人口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意义。
人地关系自人类起源以来即存在,对于人地关系的认识、思考和研究应运而生。伴随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也随之深化,从开始的哲学思考逐渐向定量实践方向发展。早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天人相关”等思想就反映了对人地关系的深入思考,一直到20世纪初期,对于人地关系的探索都是以定性描述为主,缺乏系统性。李旭旦先生和李振泉先生对人地关系都有深入的思考。李旭旦先生认为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人地关系是协调的关系,人类应和自然交朋友^[5];李振泉先生认为人地关系是人类起源以来就存在的客观关系,人地关系的发展应在系统、协调、适应、共生的框架下抽象和升华^[6]。吴传钧先生于1991年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这一思想^[1],标志着人地关系的研究开始进入科学化和系统化研究阶段。人地关系研究的热点命题从20世纪80年代的“地球表层、经济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的“区域可持续发展、人类活动与全球变化”,再发展到21世纪以来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城市化”等主题,反映了中国现代人地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7]。
伴随着人地关系研究的不断发展,其研究方法和手段也在不断的演变。从最初的定性研究到单要素的定量分析,再到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耦合的综合表征方法的尝试,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方法也在不断深化。本文试图对近年来中国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方法进行评述,并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以推动中国人地关系及资源环境基础相关研究的发展,从而更有效地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复杂资源环境问题。

2 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内涵及研究脉络

2.1 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内涵

人地关系简单来讲就是人类社会及其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包括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反馈作用^[1]。由于人地关系包罗万象,不同****从不同角度都对其进行过定义。“人”指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的个体和群体,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发展的产物,必须依靠自然界的物质给予才能生存繁衍;“人”又是社会的产物,带有浓厚的社会属性,在对自然环境认识和改造的过程中结成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地”是指人类生活的地理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自然地理环境主要指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由地质、地貌、土壤、水、植被、气候等自然要素组成。人文地理环境指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社会财富的总和,由人口、民族、宗教、风俗、文化、经济、政治等人文要素组成。人地关系不仅包括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且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彼此之间的关系。
早在1947年,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拓者李旭旦先生就在美国地理学会会刊上发文,将自然和人文因素结合起来划分地理区^[8],可以说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后来,吴传钧先生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定义为“以地球表层上一定地域为基础的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开放复杂巨系统”^[4]。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包括由各种自然要素组成的自然环境综合子系统,以及由各种经济社会要素构成的人类社会综合子系统^[9,10],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地域性、结构性、层次性、功能性、动态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其复杂性表现为“人”“地”内部各要素间、要素不同组合间,以及“人”和“地”间的相互作用多样,并且随着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融合程度的加深,相互作用的内生化趋势加剧,作用关系的复杂程度提高^[3]。

2.2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脉络

中国人地关系思想起源于古代,具有明显的哲学色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都是以定性描述为主。以吴传钧先生1991年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为标志^[1],中国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开始进入现代科学研究体系,向科学化、系统化、定量化方向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以来,可持续发展研究涌现出了不同的指标体系以及评价方法,其宗旨也是为了实现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可以说本质上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是相通的。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则不仅包括了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草场、矿产资源等单要素的评价方法及其与人类活动系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同时还包括了人地系统脆弱性评价、人地系统耦合度评价、人地系统动力学模型等综合性研究。脆弱性、协调度、动力学模型都是用于衡量人地系统的方法手段,并且都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效果,对于促进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到21世纪以来,以资源环境基础、生态足迹、资源环境承载力等综合表征手段为代表的集成研究逐渐发展起来,也成为了最近中国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热点领域,推动了人地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化发展。
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核心的研究范畴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旨在实现人类活动（经济社会子系统）和自然环境（资源环境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从哲学和环境史、可持续发展、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生态足迹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等视角,发展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但本质上都是为了衡量“人”与“地”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反馈机制,从而实现二者的优化调控与协调发展。因此,本文将从哲学和环境史、可持续发展、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人地关系综合表征方法等4个方面评述中国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方法。

3 中国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方法

3.1 人地关系研究的哲学思想和环境史

3.1.1 人地关系研究的哲学思想真正开始对人地关系进行思考和研究的****是哲学家。世界不同地区哲学先贤对人地关系也有各自的理解^[11]：中国古代道家和儒家均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古代东方如印度、日本等国家也有类似的思想;西方世界的赫拉克利特将宇宙和人类视为一个整体;前苏格拉底哲学认为理性与自然虽然分离但联系密切,不可分割。中国古代人地关系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哲学色彩,承认自然环境限制作用,强调主动地适应自然环境,对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具有借鉴意义^[12]。蔡运龙从哲学与伦理思辨的角度梳理了人地关系的研究范型,包括天命论、地理环境决定论、或然论等,并从环境伦理方面进行了分析^[13]。中国风水地理学的哲学基础为“天人合一”,其研究的源头与核心即为人地关系^[14]。
中国现代人地关系研究的起源实际上具有很明显的哲学色彩。作为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开拓者,李旭旦先生对复兴中国人文地理学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人文地理学受到批判之时,李先生主张参考地理学革新方向,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创立适应中国国情的人文地理学,分析研究如何按照自然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既为人类谋福利,又不受到自然的惩罚^[15]。这一先进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哲学色彩。李振泉先生认为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人类不断地扩大加深改造与利用地理环境,同时地理环境又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地域特征和地域差异^[16]。人地关系论是近现代地理学思想理论的高度概括,具有地理哲学意义。两位先生基于哲学高度对人地关系的理解以及提出的人地关系思想至今仍然对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和重要意义。
3.1.2 环境史环境史是研究“历史上人类和人类全部栖息地的关系”^[17],“通过地球的眼睛来观察过去,探索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人类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各种方式”^[18]。环境史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而在美国首先出现的,它是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主要关注历史尺度上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且具有鲜明的批判性^[19]。环境史和历史地理的关系也受到****的关注,主要的领域包括地球变化、全球扩展、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以及栖息地、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关系^[20]。
作为环境史的开创者之一,美国丹佛大学历史学杰出教授唐纳德·休斯基于对生态的深刻认识及其在历史中的作用,将环境史的内涵不断深化。休斯认为环境史是用生态分析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手段,环境史一方面研究自然因素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其核心概念是生态过程（ecological process）,其宗旨是从与自然关联的新视角重新探索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从而为寻找环境问题的答案提供基本视角^[21,22]。中国环境史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自然科学范畴内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明显的“环境缺失”。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具有从自然科学和传统的历史地理学中独立出来的势头^[23]。中国****包茂宏认为,环境史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通过反对环境决定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观来为濒临失衡的地球和人类文明寻找一条新路,即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24]。可以说,环境史是现代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对于促进人地关系思想的发展,从历史上到现在以及将来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3.2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与评价方法

3.2.1 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人地矛盾的激化与资源环境问题的出现,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理论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联合国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满足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5]。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和界定,不仅为处理人地关系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同时也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调控指明了新思路。可持续发展概念及内涵本身具有的复杂性、综合性、跨学科性等特征决定了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困难性,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构建、指标体系的确定、评价方法模型的选择等方面。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走向多元化。目前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系统学等四方面,不同的理论各具特点,其关注点也存在差异,从而可以得到多元化的研究结果,丰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涵^[26,27]。
3.2.2 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评价和监测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和程度,是研究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有效方法和基础,而建立一套成熟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是可持续发展从理论概念阶段切实进入到可操作性实践阶段的前提。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定其指标体系^[28],指标体系经历了最初的单指标（如GNP、绿色GDP核算）到后来分层次、分系统的综合指标体系的发展过程。关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较多,如Brown等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福利指数（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ISEW）^[29]、UNDP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标（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30]、Cobb等提出的真实发展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31]。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在压力—状态—响应（press-state-response,PSR）框架的基础上提出驱动力—状态—响应（driving force-state-response,DFSR）框架,并构建了包含经济、社会、环境和制度4个基本维度、15个主题、134个指标的国家尺度主题指标体系^[32];毛汉英设计出包括经济增长子系统、社会进步子系统、资源环境支持子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子系统等4个子系统层,共90个指标的评价体系^[33];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提出的“可持续能力”（SC）指标体系分为总体层、系统层（5个）、状态层（16个指标）、变量层（42个指标）和要素层（231个元指标）5个等级^[34]。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综合集成评价既是重点也是难点。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给出了可持续发展能力（capacit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SD）的建设方程^[27],取决于五类支持能力,即生存支持能力L,发展支持能力D,环境支持能力E,社会支持能力S,智力支持能力I,其可持续发展总能力的理论模型如下：

CSD = F_{i} {(L, D, E, S, I)}^{T} \times \int_{t_{0}}^{t_{1}} {[1 - X_{i}] \exp (Y_{i})} \exp (Z_{i}) d X_{i} \times \int_{m_{0}}^{m_{1}} d_{0} e^{- bxi} (2 π X_{i}) d X_{i}

（1）
式中：

F_{i}

为内部逻辑函数的矩阵表达;

X_{i}

为供给能力变量,

X_{i} \in [0,1]

;

Y_{i}

为发展限制变量,

Y_{i} \in [0,1]

;

Z_{i}

为预测能力变量,

Z_{i} \in [0,1]

;

t_{0}

为起始时间;

t_{1}

为终止时段;

m_{0}

为地理空间的中心区;

m_{1}

为地理空间的边沿区;

d_{0}

为地理梯度参数;

b

为集聚强度参数。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人”和“地”的复杂巨系统,而可持续发展的综合集成评价方法同样具有复杂性和综合性等特点,对于全面理解人地系统的内涵具有积极意义。

3.3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方法

3.3.1 人地系统脆弱性评价脆弱性最初是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领域频繁出现的一个概念,通常是与“风险”“灾害”和“恢复力”等概念紧密联系的。Timmerman于1981年首次在地学领域提出了脆弱性的概念,认为脆弱性是一种度,是系统在灾害事件发生时产生不利响应的程度^[35]。IPCC于1996年给出脆弱性的定义：“指易损系统受破坏或伤害的程度,取决于其暴露程度（exposure）、敏感性（sensitivity）和适应潜力（adaptive capacity or resilience）”^[36]。随后,脆弱性概念的发展经历了内容扩展和学科综合化的过程^[37,38],脆弱性评价的类型也逐渐丰富,覆盖了灾害管理、地质学、生态学、气候变化、土地利用等不同学科领域。关于人地系统脆弱性的研究初期主要是关注自然系统的脆弱性,后来逐渐向关注人文系统脆弱性转变,即人地系统脆弱性的综合研究。脆弱性能够较好地反映人地系统动态演化的各种特征,研究人地系统脆弱性的目的是识别人地系统的敏感状态和调控能力,并通过应对措施以降低其敏感性,实现人地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脆弱性理论研究对于地理学的核心问题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人地系统脆弱性评价的难点是精简的评价指标、系统的数据组织方式以及综合的理论模型等,国内外不同****对此作出了大量的针对性研究^{[39,40,41,42,43,44,45,46,47,48]}。其中,以SEI（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的Karsperson和美国克拉克大学的Turner教授影响最广。他们提出了人类—环境系统脆弱性分析框架（airlie house vulnerability,AHV）,强调了扰动的多重性和多尺度性,突出了对脆弱性产生的内外因机制以及地方特性的分析,整个分析框架是一个多要素、多反馈、多尺度的闭合回路^[39]。Polsky等发展了基于“暴露—敏感—适应”的VSD（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评价整合模型^[49]。VSD模型的概念框架如图1所示,具有较好的兼容性,可以揭示自然与人文要素的相互影响机制,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49,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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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VSD评估框架^[46,51]
-->Fig. 1Framework of VSD Assessment
-->

3.3.2 人地系统耦合度评价耦合和耦合度是研究系统中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关系的两个基本概念,耦合度能反映各子系统的协同作用和有序程度^[52,53]。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包含的人类社会子系统（H）和资源环境子系统（E）的一般函数可表示为^[54]：

f (H) = \overset{n}{\sum_{i = 1}} a_{i} x_{i} i = 1,2, \dots, n

（2）

f (E) = \overset{n}{\sum_{j = 1}} b_{j} y_{j} j = 1, 2, \dots, n

（3）

\{\begin{array}{l} V_{A} = \frac{dA}{dt} \\ V_{B} = \frac{dB}{dt} \end{array} j = 1,2, \dots, n

（4）
式中：

x_{i}

和

y_{j}

分别为评价指标标准化值,

a_{i}

和

b_{j}

分别为评价指标权重。在人地系统中,

f (H)

和

f (E)

是主导部分,按照一般系统理论^[55],系统演化方程可以表示为：

\{\begin{array}{l} A = \frac{df (H)}{dt} = α_{1} f (H) + α_{2} f (E), V_{A} = \frac{dA}{dt} \\ B = \frac{df (E)}{dt} = β_{1} f (H) + β_{2} f (E), V_{B} = \frac{dB}{dt} \end{array}

（5）
式中：

A

和

B

为受自身与外来影响下人类社会子系统与资源环境子系统的演化状态;

V_{A}

和

V_{B}

分别为在受自身与外界影响下两个子系统的演化速度。人地系统演化满足S型螺旋上升的发展机制^[56],整个人地系统的演化速度

V

可以看作是

V_{A}

和

V_{B}

的函数,所以就有

V = f (V_{A}, V_{B})

,以

V_{A}

与

V_{B}

为控制变量,通过分析

V

的变化来研究整个人地系统以及两个子系统间的协调耦合关系,可以得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耦合评价模型为^[54,57-59]：

α = arctg \frac{V_{B}}{V_{A}}

（6）
式中：

α

为人地系统的耦合度。根据

α

值的区间范围,可以确定某个人地系统的耦合状态（表1）。
Tab. 1
表1
表1人地系统耦合状态分类^[58,59]
Tab. 1Classification of coupling status of human-environment system

发展类型	$α$ 值的范围	$V_{A}$ 与 $V_{B}$ 的关系	特征描述
未开发型	0°< $α$ ≤35°	0< $V_{B}$ < $V_{A}$	经济产出低下,自然资源处于待开发状态。
低水平发展型	35°< $α$ ≤45°	0< $V_{B}$ ≤ $V_{A}$	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下,资源环境未被有效开发;人类社会子系统和资源环境子系统开始相互影响,但是耦合度不高。
协调发展型	45°< $α$ ≤65°	0< $V_{A}$ < $V_{B}$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资源环境优势有效转化为经济社会优势;人类社会子系统和资源环境子系统耦合程度较高,二者协调发展。
过度开发型	65°< $α$ <90°	0< $V_{B}$ < $V_{A}$	资源环境过度开发,经济增长在资源环境的影响下逐步达到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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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人地系统动力学模型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D）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福勒斯特教授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60],是分析研究信息反馈、系统结构、功能与行为空间之间动态和辩证关系的科学,其突出特点是处理非线性、复杂性、长期性和动态性等系统耦合问题,并通过建立仿真模型,开展计算机仿真试验的一种科学方法^[61]。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系统动力学分析方法,是从系统结构和相互作用机制的角度对系统进行剖析和建模,并借助计算机运算研究系统内部各要素耦合关系与演变联系,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对以非线性复杂巨系统为特点的人地关系研究非常实用。其跟踪分析和预测能力较好地吻合了人类社会子系统的特点,且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62]。系统动力学方法的侧重点在整个系统的可持续协调发展,而不是仅仅关注单个子系统,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综合性研究思路是一致的^[63]。因此,系统动力学已成为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中的重要理论方法,系统动力学模型方法也被认为是模拟人地系统等复杂巨系统的主要模型之一^[64]。
人地关系的系统动力学建模思路主要有以下5个基本步骤^[63,65-68]：① 系统结构分析：根据系统分解协调原理,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分解为若干子系统（如人口、环境、资源、经济等）。确定各系统变量类型及变量间因果关系图及反馈结构流图,其中各个变量选取有代表性的指标;② SD情景模型构建：根据系统的指标体系和反馈结构,构建不同情景下的人地系统流位、流率系,获得SD情景模型;③ 情景模型参数确定：采用算术平均法、趋势外推法、一元和多元回归分析、灰色系统预测等方法估测参数;④ 模拟检验：将指标、参数及关联函数方程输入仿真系统,利用专门的系统动力学软件（DYNAMP Plus,Vensim PLE等）进行真实性检验;⑤ 仿真预测分析：利用SD软件对不同情景下人地系统进行动态预测评估,通过调整指标参数获得人地系统发展的最优模式。

3.4 人地关系的综合表征方法

人地关系是一个大的研究范畴,单个要素难以衡量“人”与“地”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综合集成性的手段来表征。此外,对于单要素的评价方法,诸多文献已有过详细综述。因此,从资源环境基础、生态足迹、资源环境承载力等3个综合性视角来评述人地关系的综合表征方法。
3.4.1 资源环境基础资源环境基础主要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切自然资源和环境基础,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矿产资源等不同要素,以及要素再造物和衍生物群体^[69]。人类活动对资源环境产生影响,而区域资源环境基础的状态也决定了人类活动的空间格局。中国的长期实践表明,由于综合自然要素限定所形成的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仍然表现为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的东南与西北差异^{[70,71,72,73]}。资源环境基础研究的主题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单一要素的评价,以及资源环境综合要素的研究。
资源环境基础研究方法主要通过计算人类活动对资源环境的消费和占用^[74],张雷等运用资源环境要素综合评价来揭示国家资源环境本底或支撑能力特征,在综合了国家资源环境基础（淡水、耕地、草场、森林、能源和矿产）的质量特征与人文活动（人口、GDP和碳排放）的强度特征以后,计算得出区域人地关系状态特征^[75]。
资源环境要素综合评价反映了区域资源环境本底或支撑能力特征,基本公式为：

QF = \overset{n}{\sum_{i = 1}} (f_{si}^{\land}, f_{di}^{\land}) (0 \to \infty)

（7）
式中：

QF

为区域资源环境基础的质量特征;

f_{si}

为区域单位国土面积的资源环境生产各要素（淡水、耕地、草场、森林等）指标;

f_{di}

为区域单位国土面积的两大资源环境发展要素（能源和矿产）指标。
人文活动要素综合分析用于揭示区域人类活动综合强度变化特征,其基本公式为：

HA = \sqrt[n]{\overset{n}{\prod_{i = 1}} a_{ti}} (0 \to \infty)

（8）
式中：

HA

为区域人文活动强度特征;

a

为人文活动要素（人口、GDP、碳排放等）;

n

为人文活动要素构成的数量;

t

为人文活动要素发生的具体时间。
由公式（7）和（8）可得人地关系演进状态特征值公式为：

NMLE = \frac{HA}{QF} \times c

（9）
式中：

NMLE

为区域人地关系演进状态特征值;

c

为区域人地关系演进状态系数。当

NMLE

<1.0时,区域人地关系演进尚处于相对宽松状态;相反,

NMLE

>1.0,说明区域人地关系演进已进入紧张状态。
3.4.2 生态足迹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的概念是由加拿大****William Rees和Mathis Wackernagel于1992年提出的,旨在通过比较人类活动所占用的自然资源与自然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生态承载力（biological capacity）,来衡量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状态^[76,77]。因此,生态足迹方法主要包括生态足迹的计算、生态承载力的计算以及两者的比较三个部分。当生态足迹大于生态承载力时,表明人类活动对资源环境过度开发利用,自然环境处于生态透支中;反之,则意味着人类活动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不及其更新速率,自然环境尚处在生态盈余中^{[78,79,80,81]}。
生态足迹可以说是一个定量表征人地关系的综合研究方法,同时也是可以直接进行可持续发展定量测度的概念模型。生态足迹的计算首先是将各种资源能源消费折算为耕地、草场、林地、建筑用地、化石能源土地和海洋（水域）等6种生物生产面积类型,然后再在各类生物生产面积前乘以一个均衡因子,这样就能得到区域总生态足迹的面积。而生态承载力则是通过将现有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乘以各自相应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后再相加而得到^[82]。二者的计算公式可表述为：

EF = N \times \overset{6}{\sum_{i = 1}} r_{i} \frac{P_{i} + I_{i} - E_{i}}{Y_{i} \times N} (i = 1,2, 3, \dots 6)

（10）
式中：

EF

为总生态足迹（hm²）;

N

为人口数;

r_{i}

为均衡因子;

P_{i}

为第i种消费项目年生产量;

I_{i}

为第i种消费项目年进口量;

E_{i}

为第i种消费项目的年出口量;

Y_{i}

为第i种消费项目的世界年平均产量（kg/hm²）。

EC = N \times \overset{6}{\sum_{j = 1}} (a_{j} \times r_{j} \times y_{j}) (j = 1,2, 3, \dots 6)

（11）
式中：

EC

为总生态承载力（hm²）;

N

为人口数;

a_{j}

为人均生物生产面积;

r_{j}

为均衡因子;

y_{j}

为产量因子。
生态足迹模型方法在21世纪初被引入到中国,甘肃省和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被选为案例开展了生态足迹测算的实证研究^[83]。岳东霞等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土地覆被数据,测算了中国西北五省的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84,85]。他们除了考虑3个常用的指标（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物承载力、人均生态盈余/赤字）以外,还采用了单位面积生物承载力、单位GDP生态足迹以及生物承载力压力指数。生态足迹模型方法围绕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综合性、可比性、简单明确等优点,但同时也存在土地功能多样性体现不足、生态账户涵盖不全面、区域特殊性反映不够等缺点。周涛等从投入产出分析、能值理论等视角介绍了生态足迹的模型修正与方法改进^[86]。总体来说,生态足迹不失为一个优秀的模型方法,用以定量测度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状态,推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向综合集成方向发展。
3.4.3 资源环境承载力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从早期生态学领域提出的承载力概念逐步演变而来的,近年来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关注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综合性概念。1949年美国****福格特提出了区域承载力的概念,标志着国外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开端^[87]。之后,Arrow等在Science上发表了关于经济发展、承载力和环境的理论探讨一文,使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关科学问题受到了高度关注^[88]。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可以反映资源环境本底和经济社会活动相互关系程度的科学度量概念,是当前人地关系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科学命题。
中国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从土地承载力（粮食作物生产潜力）^[89,90]、水资源承载力^[91]、生态承载力^[92]等单项要素的研究开始,逐渐发展成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综合研究。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开始认识到资源或环境单要素的承载力研究存在局限性及片面性,从而开始积极探讨综合集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毛汉英等^[93]提出采用状态空间法作为度量区域承载力的基本方法,利用状态空间中的原点同系统状态点所构成的矢量模数表示区域承载力的大小,即通过测算现实中的区域承载状况和状态空间中理想的区域承载力之间的偏差值来判断区域承载状况（超载、满载或可载）^[93,94]。实践研究证明状态空间法是一种定量测度区域承载力/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有效方法。
在汶川灾后重建规划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中,樊杰等首次将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提出,并在之后的研究中逐渐得到发展和完善^[95,96]。灾后重建规划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96,97,98]从地质条件及灾害危险性、自然地理条件、人口与经济基础三个维度构筑了基础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分项与综合集成评价,揭示了灾后恢复重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差异,确定了具有不同承载力的区域边界与范围,构建了人口容量测算的模拟方法,测算了地震灾区合理的人口规模。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有效地指导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开展,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近几年,在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过程中,樊杰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理论体系和方法模型^[99,100]。他们提出的理论模型如下：

ψ = f (X, Y)

（12）

Z = F (ψ, t)

（13）
式中：

ψ

表示资源环境承载状态,根据拐点可将

ψ

划分为超载、临界超载和不超载三种类型;

X

表示承载体（即资源环境）;

Y

为承载对象（即某一区域的人口和经济）;

f

表示

X

与

Y

两者匹配关系的函数;Z表示预警程度;

F

表示

ψ

随时间

t

变化的函数,根据变化趋势可进一步划分预警类型。在这个模型中,

X

代表了综合的资源环境条件,既考虑了单项要素,又考虑了不同的组合状态。同时,

ψ

的取值既考虑了普适的基础资源环境要素,又考虑了对于不同承载对象（主体功能区）的资源环境要素的特殊作用。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丰富了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理论体系和方法模型,探讨了不同单项要素及组合状态下的综合集成研究方法,并在陆域和海域都开展了基础评价和专项评价,对于超载和预警状态给出了明确的判别依据和技术方法。可以说,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是中国当前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中的前沿科学问题,是未来中国人地关系研究走向综合集成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4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4.1 发展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耦合的综合集成研究方法

地理学是一门以综合性和区域性见长的学科,从建立之初就研究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交叉界面上的现象^[101]。当代地理学的发展已经开始强调多自然环境要素相互关系的耦合研究和强调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相互作用的研究^[102],且未来还会继续深化多要素的综合集成研究。只有不断地探索综合性和交叉性的理论方法,地理学研究才能更有效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资源环境问题。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作为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具有显著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特点。从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草场、矿产资源等单要素研究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机理和反馈机制的成果已经非常丰富,且研究方法也趋于成熟。如封志明等结合AEZ农业生产潜力模型和GIS技术,定量计算了1 km×1 km栅格和县域尺度的中国粮食生产潜力;以人粮关系为基础构建了土地资源承载指数模型,从全国、省、县3个空间尺度定量评价了1949-2005年中国土地资源承载力演变的时空格局,并讨论了牧区、城市地区和贫困县的土地资源承载力^[90,103]。尽管单项资源环境要素的研究对于揭示人地关系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然而鉴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复杂性,还需要发展多要素综合的集成研究方法,才能更为深入地揭示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中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反馈机制。

4.2 加强新技术手段和新研究方法的运用

当前地理学已经完成了从定性描述研究向定量化地理科学的转变,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遥感（remote sensing）、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的“3S”技术,已经贯穿于解决地理学问题的各个环节,并融入到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中^[104]。近年来兴起的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型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也引起了地理学家的广泛关注^[105,106]。GPS定位技术可以极大地改善数据的获取性,遥感技术实现了不同尺度、不同分辨率下各种要素的数据观测,GIS技术则可以完成观测实体的空间关系表达,并开展不同需求的空间分析。大数据和云计算不仅能提供海量数据和分析平台,也能为地理学往更微观更精确方向发展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对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而言,数据的获取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运用“3S”技术不仅能使各类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的数据获取变为可能,数据的空间位置信息也极大地方便了开展人地关系的区域性综合研究。GIS强大的数据库管理和空间分析功能使得人地关系研究可以进行多要素相互作用的高精度及定量化的过程模拟,并通过空间分析为区域性综合研究提供决策支持^[107]。此外,还应加强新研究方法的运用,如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整合了因子分析、路径分析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108],可将多种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联系起来,非常适合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多种要素之间复杂关系和多自变量多因变量的分析和模拟研究。而大数据和云计算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云计算方法,可将各类庞大的大数据进行有效管理和深度挖掘,从而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价值^[109]。智慧城市可以改变人类活动的方式,大数据和云计算则为人文经济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相比传统的研究方法,新技术手段和新研究方法的运用,将更丰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从而在揭示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机理方面获得更有创新性的认识。

4.3 完善资源环境基础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等综合研究的理论体系

近年来资源环境基础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等综合性研究^{[69,74,95,100]}已成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热点,原因之一便是其多要素耦合的综合性视角。综合集成的研究思路也是解决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复杂资源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然而,综合性视角的研究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需要建立在分学科的深入研究基础上^[110]。尽管当前土地资源、水资源等各类单项要素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但是以综合集成研究为目的的单要素研究还比较缺乏。未来还需继续加强以综合集成为目标的单要素基础研究,以便更好地开展多要素耦合的综合集成研究。
在当前资源环境基础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等综合研究中,单项要素的分析评价具有较为完善的理论方法体系,指标选取也有较为充分的科学依据。但是,在需要得出一个综合性指标时,理论体系还显得较为薄弱。不管是通过权重法、短板效应法,还是通过更为复杂的数学模型和公式,都会感觉理论体系不够完善,说服力不够强。尤其是将各个指标标准化或者是通过条件判定以后融合成一个综合性指标时,各个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交叉影响都是需要有非常充实的科学依据才能阐述清楚。樊杰等已经从增长的极限角度开始探索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的理论体系,且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100]。未来还需要继续完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各类综合性视角研究的理论体系,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中人类活动系统和自然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1]	吴传钧. 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 经济地理, 1991, 11(3): 1-6.URL [本文引用: 5]摘要正地理学着重研究地球表层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与反馈作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素来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也是地理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始终贯彻在地理学的各个发展阶段。从十九世纪末叶兴起的近代地理学发展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地理学,虽然其中心研究课题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有所转化,但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万变不离人类和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一宗旨。 [Wu Chuanjun.The core of study of geography: Man-land relationship areal system . Economic Geography, 1991, 11(3): 1-6.]URL [本文引用: 5]摘要正地理学着重研究地球表层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与反馈作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素来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也是地理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始终贯彻在地理学的各个发展阶段。从十九世纪末叶兴起的近代地理学发展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地理学,虽然其中心研究课题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有所转化,但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万变不离人类和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一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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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牛文元.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2, 27(3): 280-289.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045.2012.03.004 URL [本文引用: 2]摘要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核心,紧密地围绕着两条基础主线:其一,努力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及其关系的合理性。同时,我们必须把人的发展同资源的消耗、环境的退化、生态的胁迫等联系在一起。其实质就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协同进化;其二,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一方面通过舆论引导、伦理规范、道德感召等人类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更要通过法制约束、社会规范、文化导向等人类活动的有效组织,逐步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包括代际之间关系)的调适与公正。归纳起来,全球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宏大命题,从根本上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协调。有效协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本文在提取可持续发展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三维解释、可持续发展的临界阈值、可持续发展的数学模型、可持续能力建设方程、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GDP度量,以及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践和行动,进行了综合性的归纳。 [Niu Wenyuan.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neces, 2012, 27(3): 280-289.]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045.2012.03.004 URL [本文引用: 2]摘要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核心,紧密地围绕着两条基础主线:其一,努力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及其关系的合理性。同时,我们必须把人的发展同资源的消耗、环境的退化、生态的胁迫等联系在一起。其实质就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协同进化;其二,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一方面通过舆论引导、伦理规范、道德感召等人类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更要通过法制约束、社会规范、文化导向等人类活动的有效组织,逐步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包括代际之间关系)的调适与公正。归纳起来,全球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宏大命题,从根本上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协调。有效协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本文在提取可持续发展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三维解释、可持续发展的临界阈值、可持续发展的数学模型、可持续能力建设方程、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GDP度量,以及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践和行动,进行了综合性的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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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United Nations.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amework and Methodologi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ress, 1996. [本文引用: 1]
[33]	毛汉英. 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初步研究 . 地理研究, 1996, 15(4): 16-23. [本文引用: 1] [Mao Hanying.The research about an indicator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 Geographical Research, 1996, 15(4): 16-23.] [本文引用: 1]
[34]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2001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本文引用: 1] [Research Group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trategic Report on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2001.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1.]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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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Kelly P M, Adger W N.Theory and practice in assessing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 change and facilitating adaptation . Journal of Climatic Change, 2000, 47(4): 325-352.https://doi.org/10.1023/A:1005627828199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We discuss approaches to the assessment of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variability and change andattempt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vulnerability andadaptation. In searchof a robu
[38]	Birkmann J.Measuring Vulnerability to Natural Hazards: Towards Disaster Resilient Societies.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本文引用: 1]
[39]	Turner B L, Kasperson R E, Matson P A.A framework for vulnerability analysis in sustainability science .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3, 100(14): 8074-8079.https://doi.org/10.1073/pnas.1231335100 URL [本文引用: 2]
[40]	Kasperson R E, Kasperson J X, Turner B L, et al.SEI Risk and Vulnerability Program Report 2000-02: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Vulnerability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 Stockholm: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2001.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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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刘燕华, 李秀彬. 脆弱性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本文引用: 1] [Liu Yanhua, Li Xiubin.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1.] [本文引用: 1]
[43]	冷疏影, 刘燕华. 中国脆弱生态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设计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1999, 9(2): 40-45. [本文引用: 1] [Leng Shuying, Liu Yanhua.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l indicators of fragile environment of China.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1999, 9(2): 40-45.] [本文引用: 1]
[44]	唐国平, 刘燕华. 全球气候变化下水资源脆弱性及其评估方法 . 地球科学进展, 2000, 15(3): 313-317.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p>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对水资源供给能力的影响;②对水资源需求性的影响。气候变化下水资源脆弱性评估是水资源系统的综合评估,主要包括水资源供给与需求平衡的评估。我国水资源深受气候影响,表现在地区分布不均、洪涝灾害严重、供需矛盾突出等方面;此外,自气候变化引起关注以来,我国有关水资源脆弱性评估的研究甚少。对水资源脆弱性评估方法进行探讨,旨在为进一步探讨气候变化下我国水资源的脆弱性提供依据。</p> [Tang Guoping, Liu Yanhua.Assessment method of vulnerability of water resources under global climate change . Advance in Earth Sciences, 2000, 15(3): 313-317.]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p>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对水资源供给能力的影响;②对水资源需求性的影响。气候变化下水资源脆弱性评估是水资源系统的综合评估,主要包括水资源供给与需求平衡的评估。我国水资源深受气候影响,表现在地区分布不均、洪涝灾害严重、供需矛盾突出等方面;此外,自气候变化引起关注以来,我国有关水资源脆弱性评估的研究甚少。对水资源脆弱性评估方法进行探讨,旨在为进一步探讨气候变化下我国水资源的脆弱性提供依据。</p>
[45]	黄建毅, 刘毅, 马丽, 等. 国外脆弱性理论模型与评估框架研究评述 .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2, 31(5): 1-5.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12.05.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目前，脆弱性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已经在多学科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们发现，由于学科背景及研究视角的差异性，不同研究领域之间存在着结论不兼容和工作重复等问题，迫切需要一个可行的理论模型与评估框架来整合其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在对脆弱性概念内涵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的基础上，对国外多学科领域中的脆弱性理论模型及评估框架进行了对比研究和评述。研究发现：脆弱性概念的泛化是制约通用脆弱性理论模型与评估框架的关键因素，结合未来脆弱性研究的发展方向，对整合的脆弱性理论模型与评估框架提出了4个方面的要求，即多时空尺度特征、多重扰动特征、耦合系统特征和人文特征。 [Huang Jianyi, Liu Yi, Ma Li, et al.Review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and assessment framework of foreign vulnerability research .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2, 31(5): 1-5.]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12.05.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目前，脆弱性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已经在多学科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们发现，由于学科背景及研究视角的差异性，不同研究领域之间存在着结论不兼容和工作重复等问题，迫切需要一个可行的理论模型与评估框架来整合其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在对脆弱性概念内涵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的基础上，对国外多学科领域中的脆弱性理论模型及评估框架进行了对比研究和评述。研究发现：脆弱性概念的泛化是制约通用脆弱性理论模型与评估框架的关键因素，结合未来脆弱性研究的发展方向，对整合的脆弱性理论模型与评估框架提出了4个方面的要求，即多时空尺度特征、多重扰动特征、耦合系统特征和人文特征。
[46]	刘小茜, 王仰麟, 彭建. 人地耦合系统脆弱性研究进展 . 地球科学进展, 2009, 24(8): 917-927.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1-8166.2009.08.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 <p>当前在以人地耦合系统为中心的气候变化、生态风险和可持续管理等研究中，脆弱性理论及其评价已成为地理学及很多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其涵义不断泛化，内容日渐扩展。不同学科背景的**对脆弱性解释存在很大分歧，这阻碍了研究的科学化，也影响研究成果的实践意义，迫切需要一个可行的框架来系统整合其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从审视脆弱性的理论沿革出发，分析其在国内外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变化领域的应用现状，总结出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对相关概念关系的不理解以及研究时空尺度和学科视角的不明确。基于对脆弱性评价的整合框架的研究现状，选取VSD模型作为统领具体的脆弱性评价的依据。VSD模型的优势在于：①有明确的定义，将脆弱性分解为暴露程度、敏感性和适应潜力3个维度; ②用方面层—指标层—参数层逐级递进、细化的方式组织评价数据; ③有规范评价流程的8个步骤。最后以我国典型的干旱区为例，运用VSD模型构建了示例区脆弱性评价的指标和参数。</p> [Liu Xiaoqian, Wang Yanglin, Peng Jian.Progress in vulnerability analysis of coupled human-environment system .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s, 2009, 24(8): 917-927.]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1-8166.2009.08.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 <p>当前在以人地耦合系统为中心的气候变化、生态风险和可持续管理等研究中，脆弱性理论及其评价已成为地理学及很多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其涵义不断泛化，内容日渐扩展。不同学科背景的**对脆弱性解释存在很大分歧，这阻碍了研究的科学化，也影响研究成果的实践意义，迫切需要一个可行的框架来系统整合其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从审视脆弱性的理论沿革出发，分析其在国内外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变化领域的应用现状，总结出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对相关概念关系的不理解以及研究时空尺度和学科视角的不明确。基于对脆弱性评价的整合框架的研究现状，选取VSD模型作为统领具体的脆弱性评价的依据。VSD模型的优势在于：①有明确的定义，将脆弱性分解为暴露程度、敏感性和适应潜力3个维度; ②用方面层—指标层—参数层逐级递进、细化的方式组织评价数据; ③有规范评价流程的8个步骤。最后以我国典型的干旱区为例，运用VSD模型构建了示例区脆弱性评价的指标和参数。</p>
[47]	李鹤, 张平宇, 程叶青. 脆弱性的概念及其评价方法 . 地理科学进展, 2008, 27(2): 18-25.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08.02.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p>脆弱性研究是全球变化及可持续性科学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重要的分析工具，随着脆弱性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脆弱性的概念和评价方法的研究日益深入。对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出现的脆弱性概念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深入讨论了不同**就脆弱性概念初步达成的共识及存在的分歧，在此基础上明确了脆弱性概念的内涵。依据脆弱性评价的思路，将国内外脆弱性研究中出现脆弱性评价方法分为五大类，分析了各种评价方法的优缺点，指出了脆弱性评价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最后，结合脆弱性研究的发展趋势，指出面向多重扰动的脆弱性评价、耦合系统的脆弱性评价、复杂系统的不确定问题、脆弱性评价的尺度问题等是目前脆弱性评价研究中亟待开展的研究内容。</p> [Li He, Zhang Pingyu, Cheng Yeqing.Concept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of vulnerability .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08, 27(2): 18-25.]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08.02.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p>脆弱性研究是全球变化及可持续性科学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重要的分析工具，随着脆弱性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脆弱性的概念和评价方法的研究日益深入。对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出现的脆弱性概念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深入讨论了不同**就脆弱性概念初步达成的共识及存在的分歧，在此基础上明确了脆弱性概念的内涵。依据脆弱性评价的思路，将国内外脆弱性研究中出现脆弱性评价方法分为五大类，分析了各种评价方法的优缺点，指出了脆弱性评价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最后，结合脆弱性研究的发展趋势，指出面向多重扰动的脆弱性评价、耦合系统的脆弱性评价、复杂系统的不确定问题、脆弱性评价的尺度问题等是目前脆弱性评价研究中亟待开展的研究内容。</p>
[48]	陈萍, 陈晓玲. 全球环境变化下人—环境耦合系统的脆弱性研究综述 . 地理科学进展, 2010, 29(4): 454-462.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0.04.01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p>全球环境变化导致的冲击和压力已经成为社会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脆弱性分析作为可持续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之一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目前脆弱性研究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规范的评估程序和普遍适用的方法.本文在阅读了国内外脆弱性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人-环境耦合系统的角度总结了脆弱性的概念框架,对不同研究背景下的脆弱性定义和三个组成要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归纳了脆弱性研究的核心问题;梳理了脆弱性的起源、发展和现状,总结了人-环境耦合系统脆弱性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几个典型的脆弱性综合分析框架.由当前脆弱性的发展状况指出了未来脆弱性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并有效表达系统脆弱性与多个压力间的因果关系、人-环境耦合系统的不确定性、脆弱性动力学机制问题和脆弱性与风险管理决策的信息互动关系.</p> [Chen Ping, Chen Xiaoling.Summary on research of coupled human-environment system vulnerability under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0, 29(4): 454-462.]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0.04.01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p>全球环境变化导致的冲击和压力已经成为社会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脆弱性分析作为可持续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之一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目前脆弱性研究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规范的评估程序和普遍适用的方法.本文在阅读了国内外脆弱性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人-环境耦合系统的角度总结了脆弱性的概念框架,对不同研究背景下的脆弱性定义和三个组成要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归纳了脆弱性研究的核心问题;梳理了脆弱性的起源、发展和现状,总结了人-环境耦合系统脆弱性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几个典型的脆弱性综合分析框架.由当前脆弱性的发展状况指出了未来脆弱性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并有效表达系统脆弱性与多个压力间的因果关系、人-环境耦合系统的不确定性、脆弱性动力学机制问题和脆弱性与风险管理决策的信息互动关系.</p>
[49]	Polsky C, Neff R, Yarnal B.Building comparable global change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s: The 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 .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7, 17(3/4): 472-485.https://doi.org/10.1016/j.gloenvcha.2007.01.005 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Advancing vulnerability science depends in part on identifying common themes from multiple, independent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s. Such insights are difficult to produce when the assessments use dissimilar, often qualitative, measures. The 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 is presented to facilitate the comparison of assessments with dissimilar measures. The diagram is illustrated with recent research on drought vulnerabilities, showing that common insights into vulnerability may emerge if independent research teams use a common structure for organizing information about exposure, sensitivity and adaptive capacity—even if the underlying measures differ between assessments. Broadly adopting this technique, which is grounded in the “Eight Steps” methodological protocol [Schr02ter, D., Polsky, C., Patt, A., 2005. Assessing vulnerabilities to the effects of global change: an eight step approach.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for Global Change 10(4), 573–595], will enable a vulnerability meta-analysis, the lessons from which may permit places to identify helpful adaptation or mitigation options without first having to conduct their own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s.
[50]	李平星, 樊杰. 基于VSD模型的区域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 以广西西江经济带为例 . 自然资源学报, 2014, 29(5): 779-788.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4.02.009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生态系统脆弱性受到自然与人文因素双重影响。以广西西江经济带为例,采用VSD模型,通过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分解脆弱性,构建包含自然和人为因素25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开展脆弱性评价与分区。结果表明,不脆弱区、一般区、脆弱区、很脆弱区和极脆弱区分别占11.31%、22.63%、27.60%、24.39%和14.07%,东西部地区脆弱性较高,中部地区脆弱性较低;自然因素导致的脆弱区主要分布于东西部山区,人为因素主导的脆弱区分布于中部盆地的城镇及其周边;经济带约53%的建设用地分布于很脆弱区和脆弱区,未来新增建设用地需要重点向不脆弱区和一般区转移。根据分区结果和诱因差异,提出了不同类型区开发与保护的相关建议。 [Li Pingxing, Fan Jie.Regional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based on VSD model: A case study of Xi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 in Guangxi .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4, 29(5): 779-788.]https://doi.org/10.5814/j.issn.1674-764x.2014.02.009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生态系统脆弱性受到自然与人文因素双重影响。以广西西江经济带为例,采用VSD模型,通过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分解脆弱性,构建包含自然和人为因素25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开展脆弱性评价与分区。结果表明,不脆弱区、一般区、脆弱区、很脆弱区和极脆弱区分别占11.31%、22.63%、27.60%、24.39%和14.07%,东西部地区脆弱性较高,中部地区脆弱性较低;自然因素导致的脆弱区主要分布于东西部山区,人为因素主导的脆弱区分布于中部盆地的城镇及其周边;经济带约53%的建设用地分布于很脆弱区和脆弱区,未来新增建设用地需要重点向不脆弱区和一般区转移。根据分区结果和诱因差异,提出了不同类型区开发与保护的相关建议。
[51]	陈佳, 杨新军, 尹莎, 等. 基于VSD框架的半干旱地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演化与模拟 . 地理学报, 2016, 71(1): 1172-1188.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607007 URL [本文引用: 2]摘要利用VSD(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评估框架,改进了针对县域尺度的脆弱性评估方法和技术;以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的榆林市为例,对VSD框架和SERV(Spatially Explicit Resilience-Vulnerability)模型进行整合,将系统脆弱性分解为暴露、敏感性、适应能力3个维度。应用SERV模型筛选脆弱性指标,在充分理解区域地理背景和暴露风险源的基础上,构建了符合当地生态环境特征的指标体系,运用RS与GIS空间技术,定量测度了榆林市2000-2011年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空间分异特征及演化趋势,探讨了脆弱性时空演化内在原因。结果显示:榆林市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呈现"西北东南高,长城沿线低"的空间格局,2000-2011年间系统脆弱性程度明显降低,系统发展趋势好转,但系统脆弱性与暴露风险空间差异显著;其中,暴露风险因子是系统脆弱性演化的关键因素,区域脆弱性与暴露风险空间异质受社会敏感性和经济适应能力等因子影响。最后,采用OWA多准则算法,基于决策者不确定性偏好,模拟了不同决策风险设置下区域脆弱性未来情景,并基于决策者理性风险区间,预测了不同发展导向下区域系统脆弱性差异,为研究区可持续性评估和降低脆弱性的风险预警机制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Chen Jia, Yang Xinjun, Yin Sha, et al.The vulnerability evolution and simulation of th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in the semi-arid area based on the VSD framework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1): 1172-1188.]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607007 URL [本文引用: 2]摘要利用VSD(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评估框架,改进了针对县域尺度的脆弱性评估方法和技术;以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的榆林市为例,对VSD框架和SERV(Spatially Explicit Resilience-Vulnerability)模型进行整合,将系统脆弱性分解为暴露、敏感性、适应能力3个维度。应用SERV模型筛选脆弱性指标,在充分理解区域地理背景和暴露风险源的基础上,构建了符合当地生态环境特征的指标体系,运用RS与GIS空间技术,定量测度了榆林市2000-2011年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空间分异特征及演化趋势,探讨了脆弱性时空演化内在原因。结果显示:榆林市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呈现"西北东南高,长城沿线低"的空间格局,2000-2011年间系统脆弱性程度明显降低,系统发展趋势好转,但系统脆弱性与暴露风险空间差异显著;其中,暴露风险因子是系统脆弱性演化的关键因素,区域脆弱性与暴露风险空间异质受社会敏感性和经济适应能力等因子影响。最后,采用OWA多准则算法,基于决策者不确定性偏好,模拟了不同决策风险设置下区域脆弱性未来情景,并基于决策者理性风险区间,预测了不同发展导向下区域系统脆弱性差异,为研究区可持续性评估和降低脆弱性的风险预警机制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52]	王琦, 陈才. 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的耦合度分析 . 地理科学, 2008, 28(2): 145-149.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在现代工业经济时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地区主导经济活动方式分异的出现。因此,分散与集聚的并存已成为信息经济时代的世界经济发展特点。产业集群正是无边界的信息经济中的"平滑空间上的黏滞点",这也是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关联的前提与基础。从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含义的角度,阐述了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的涵义。在此基础上,利用系统科学的协同思想及复杂系统涌现性理论构建了二者之间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并总结了产业集群――区域经济空间耦合协调度与系统涌现性的关系。 [Wang Qi, Chen Cai.Coupling degrees of industrial cluster and economic space of region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28(2): 145-149.]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在现代工业经济时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地区主导经济活动方式分异的出现。因此,分散与集聚的并存已成为信息经济时代的世界经济发展特点。产业集群正是无边界的信息经济中的"平滑空间上的黏滞点",这也是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关联的前提与基础。从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含义的角度,阐述了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的涵义。在此基础上,利用系统科学的协同思想及复杂系统涌现性理论构建了二者之间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并总结了产业集群――区域经济空间耦合协调度与系统涌现性的关系。
[53]	吴大进, 曹力, 陈立华. 协同学原理和应用. 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0. [本文引用: 1] [Wu Dajin, Cao Li, Chen Lihua.Synergetics Principle and Applicaion. Wuh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s, 1990.] [本文引用: 1]
[54]	乔标, 方创琳.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模型及其在干旱区的应用 . 生态学报, 2005, 25(11): 3003-3009.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933.2005.11.03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在分析城市化进程与生态环境状况之间交互胁迫、动态演进关系的基础上,借助于系统科学理论建立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模型。认为整个城市化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各个层面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协调、交互胁迫的耦合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系统的演化周期将经历低级协调共生、协调发展、极限发展和螺旋式上升4个阶段,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耦合过程的实质,就是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由低级协调共生向高级协调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以河西走廊为例,对干旱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1985~2003年间,河西走廊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状况曲折下降,生态环境对城市化的响应较为明显,但相对于城市化进程,生态环境的响应又有一定的滞后性。目前河西走廊处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阶段,然而协调耦合度的增长很快,整个协调发展系统即将进入极限发展阶段,生态环境危机正在进入潜伏期。基于动态耦合模型所建立的协调耦合度,能够较好地反映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胁迫、动态耦合的演变情况。根据河西走廊耦合度的变化可知,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往往是需要一定的生态破坏为代价的,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生态环境必将随城市化而好转。因此，正确认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动态耦合规律，采取适当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对于促进河西走廊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Qiao Biao, Fang Chuanglin.The dynamic coupling model of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arid area .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5, 25(11): 3003-3009.]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933.2005.11.030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在分析城市化进程与生态环境状况之间交互胁迫、动态演进关系的基础上,借助于系统科学理论建立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模型。认为整个城市化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各个层面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协调、交互胁迫的耦合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系统的演化周期将经历低级协调共生、协调发展、极限发展和螺旋式上升4个阶段,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耦合过程的实质,就是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由低级协调共生向高级协调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以河西走廊为例,对干旱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1985~2003年间,河西走廊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状况曲折下降,生态环境对城市化的响应较为明显,但相对于城市化进程,生态环境的响应又有一定的滞后性。目前河西走廊处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阶段,然而协调耦合度的增长很快,整个协调发展系统即将进入极限发展阶段,生态环境危机正在进入潜伏期。基于动态耦合模型所建立的协调耦合度,能够较好地反映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胁迫、动态耦合的演变情况。根据河西走廊耦合度的变化可知,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往往是需要一定的生态破坏为代价的,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生态环境必将随城市化而好转。因此，正确认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的动态耦合规律，采取适当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对于促进河西走廊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5]	贝塔兰菲. 一般系统论: 基础、发展和应用.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7. [本文引用: 1] [Bertalanffy L V.General System Theory-foundation,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987.] [本文引用: 1]
[56]	Xu X R, Wu Z J, Zhang J R.Research on the path and early warning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Mathematics in Practice and Theory, 2003, 33(2): 31-37.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Multiple hierarchy S shaped curves are presented as the patter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Also, some requirement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discussed. Moreover, a multiple stage tendency curve model is built up,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 is proposed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warning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nalyz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arly warning system of fruit industry in Fujian is given as an example.
[57]	张富刚, 刘彦随, 王介勇. 沿海快速发展地区区域系统耦合状态分析: 以海南省为例 . 资源科学, 2007, 29(1): 16-20.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耦合状态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系统内要素与要素之间交互胁迫、交互依存关系的客观表征，它刻画了某一时点区域系统的演进态势或趋向。基于区域系统要素组成及耦合机理分析，建立区域系统耦合状态评价模型，依据1995年～2004年海南省的国民统计数据及典型调研资料，进行区域系统耦合状态定量评价。结果表明：　①1995年～2004年海南省区域综合支撑能力和区域发展消耗水平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　②海南省区域综合支撑能力系统和区域发展消耗系统的演化速度表现出非同步性。其中前者呈下降态势，即由1995年的0.1239下降为2004年的0.0124，而后者呈稳步提高态势，年均增长速度为5.7%；　③1995年～2004年海南省区域系统的耦合度一直处于［0°，45°］区间内，系统耦合状况的变化比较急剧。明确区域功能定位，转变发展理念是实现区域系统良性运转的基本前提；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加强高效热作农业基地建设，推广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模式，倡导低能耗工业生产模式是最根本途径。 [Zhang Fugang, Liu Yansui, Wang Jieyong.Analysis of regional system couple state in rapid developing coastal region: A case study of Hainan province . Resources Science, 2007, 29(1): 16-20.]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耦合状态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系统内要素与要素之间交互胁迫、交互依存关系的客观表征，它刻画了某一时点区域系统的演进态势或趋向。基于区域系统要素组成及耦合机理分析，建立区域系统耦合状态评价模型，依据1995年～2004年海南省的国民统计数据及典型调研资料，进行区域系统耦合状态定量评价。结果表明：　①1995年～2004年海南省区域综合支撑能力和区域发展消耗水平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　②海南省区域综合支撑能力系统和区域发展消耗系统的演化速度表现出非同步性。其中前者呈下降态势，即由1995年的0.1239下降为2004年的0.0124，而后者呈稳步提高态势，年均增长速度为5.7%；　③1995年～2004年海南省区域系统的耦合度一直处于［0°，45°］区间内，系统耦合状况的变化比较急剧。明确区域功能定位，转变发展理念是实现区域系统良性运转的基本前提；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加强高效热作农业基地建设，推广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模式，倡导低能耗工业生产模式是最根本途径。
[58]	许振宇, 贺建林. 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耦合状态分析 . 资源科学, 2008, 30(2): 185-191.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7-7588.2008.02.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从系统论视角剖析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内部诸要素及其结构特征，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定量评价模型，分析区域系统的耦合状态。结果表明，1996年～2006年湖南省综合支撑能力呈对数型上升，而综合消耗水平呈指数型上升，两者演化速度具有非同步性，耦合度呈快速上升趋势，年均增长6.88度，2002年起进入过度开发期。并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有效提高综合支撑能力与改善综合消耗水平质量的5项对策：①突出能源、原材料以及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 ②完善省内交通网，增加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里程，提高货物周转量，以便通过道路建设带动其他基础设施的发展; ③努力扩大服务贸易，提高第三产业产值的质量; ④促进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减少国内产业结构趋同商品的出口; ⑤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以便改变一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落后模式。 [Xu Zhenyu, He Jianlin.Analysis of coupling status between ecological system and economic system in Hunan province . Resources Science, 2008, 30(2): 185-191.]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7-7588.2008.02.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从系统论视角剖析湖南省生态经济系统内部诸要素及其结构特征，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定量评价模型，分析区域系统的耦合状态。结果表明，1996年～2006年湖南省综合支撑能力呈对数型上升，而综合消耗水平呈指数型上升，两者演化速度具有非同步性，耦合度呈快速上升趋势，年均增长6.88度，2002年起进入过度开发期。并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有效提高综合支撑能力与改善综合消耗水平质量的5项对策：①突出能源、原材料以及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 ②完善省内交通网，增加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里程，提高货物周转量，以便通过道路建设带动其他基础设施的发展; ③努力扩大服务贸易，提高第三产业产值的质量; ④促进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减少国内产业结构趋同商品的出口; ⑤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以便改变一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落后模式。
[59]	张洁, 李同昇, 王武科.渭河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耦合状态分析 . 地理科学进展. 2010, 29(6): 733-739.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0.06.01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 <p>随着人类对流域水土地资源开发强度的不断扩大，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及其演化逐步为国内外**所关注。文章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两个方面出发选择了与流域人地系统相关的40 项指标，建立了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借助系统理论建立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模型，对1996-2006 年渭河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耦合态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996-2006 年间，渭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资源环境状况对经济社会发展响应明显，并随经济社会发展而波动，呈现先好转后恶化再好转又恶化的反复波动态势。对渭河流域人地系统耦合度的研究表明，渭河流域耦合度增长很快，并呈现出一种S 型规律，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开始时因资源开发需要，流域人地系统的耦合度发展缓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逐步适应，耦合度快速上升，最后受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的限制耦合度将接近某一饱和水平。目前，渭河流域已处于过度开发阶段，资源环境危机也已处于潜伏期，若不注意环境保护、过度开发资源，将很快跨越现在的阶段，持续增长的经济水平和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使资源环境系统不堪重负，环境质量不断降低，人地系统关系不断恶化，同时资源环境反馈于社会经济，系统将进入负增长阶段。</p> [Zhang Jie, Li Tongsheng, Wang Wuke.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oupling status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areal system in Weihe River Basin .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0, 29(6): 733-739.]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0.06.01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 <p>随着人类对流域水土地资源开发强度的不断扩大，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及其演化逐步为国内外**所关注。文章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两个方面出发选择了与流域人地系统相关的40 项指标，建立了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借助系统理论建立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模型，对1996-2006 年渭河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耦合态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996-2006 年间，渭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资源环境状况对经济社会发展响应明显，并随经济社会发展而波动，呈现先好转后恶化再好转又恶化的反复波动态势。对渭河流域人地系统耦合度的研究表明，渭河流域耦合度增长很快，并呈现出一种S 型规律，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开始时因资源开发需要，流域人地系统的耦合度发展缓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逐步适应，耦合度快速上升，最后受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的限制耦合度将接近某一饱和水平。目前，渭河流域已处于过度开发阶段，资源环境危机也已处于潜伏期，若不注意环境保护、过度开发资源，将很快跨越现在的阶段，持续增长的经济水平和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使资源环境系统不堪重负，环境质量不断降低，人地系统关系不断恶化，同时资源环境反馈于社会经济，系统将进入负增长阶段。</p>
[60]	Forrester J W. Industrial Dynamics.Boson: MIT Press, 1961. [本文引用: 1]
[61]	王其藩. 系统动力学.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 [本文引用: 1] [Wang Qifan. System Dynamics.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1994.] [本文引用: 1]
[62]	王其藩. 复杂大系统综合动态分析与模型体系 . 管理科学学报, 1999, 2(2): 15-19.URL [本文引用: 1] [Wang Qifan.Comprehensive and dynamic analysis and model set of large complex system .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1999, 2(2): 15-19.]URL [本文引用: 1]
[63]	程叶青. 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的人地系统优化调控研究 .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6, 23(1): 83-90.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1175.2006.01.012 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study of human-earth system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nt in geography;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lies on the reasonable structure optimal model and effective regulation of regional human-earth system. County region is a complex and opening human-earth system, taking Huangling county as an example, the environment, resources exploit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evolvement of industry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systematical dynamic model was established and multi-projects were simulated with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system dynamic. Optimized regulation models of human-earth system evolvement were educed based on three projects: (1) Traditional evolvement method. The intensity of resource exploitation and environment pollution is the least, but the speed of its economy development is the lowest, which restrict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reproduction. (2) Economy development method. The intensity of resource exploitation and environment pollution is the worst, economic development mostly depends on higher investment and pollution, which is a traditional mode of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 Harmonious development mode. The mode considers not only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natural recourses utilizing reasonably, but also gives more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griculture, tourism and so on. It is the optimized mode of the human-earth system evolvement. [Cheng Yeqing.Optimized regulation model of human-earth system based on system dynamics . Journal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06, 23(1): 83-90.]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1175.2006.01.012 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study of human-earth system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nt in geography;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lies on the reasonable structure optimal model and effective regulation of regional human-earth system. County region is a complex and opening human-earth system, taking Huangling county as an example, the environment, resources exploit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evolvement of industry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systematical dynamic model was established and multi-projects were simulated with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system dynamic. Optimized regulation models of human-earth system evolvement were educed based on three projects: (1) Traditional evolvement method. The intensity of resource exploitation and environment pollution is the least, but the speed of its economy development is the lowest, which restrict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reproduction. (2) Economy development method. The intensity of resource exploitation and environment pollution is the worst, economic development mostly depends on higher investment and pollution, which is a traditional mode of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 Harmonious development mode. The mode considers not only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natural recourses utilizing reasonably, but also gives more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griculture, tourism and so on. It is the optimized mode of the human-earth system evolvement.
[64]	陆大道. 关于地理学的“人—地系统”理论研究 . 地理研究, 2002, 21(2): 135-139.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2.02.001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本文强调地理学面临的问题正在由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到人类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分析了我国"人地关系"变化的严峻态势.指出地理学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可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基础.阐述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在我国地理学理论发展中的地位,并对如何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进行了探讨. [Lu Dadao.Theoretical studies of man-land system as the cor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2, 21(2): 135-139.]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2.02.001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本文强调地理学面临的问题正在由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到人类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分析了我国"人地关系"变化的严峻态势.指出地理学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可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基础.阐述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在我国地理学理论发展中的地位,并对如何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进行了探讨.
[65]	黄振中, 王艳, 李思一, 等. 中国可持续发展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 . 计算机仿真, 1997, 14(4): 3-7. [本文引用: 1] [Huang Zhenzhong, Wang Yan, Li Siyi, et al.A system dynamics simulation model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 . Computer Simulation, 1997, 14(4): 3-7.] [本文引用: 1]
[66]	方创琳, 余丹林. 区域可持续发展SD规划模型的试验优控: 以干旱区柴达木盆地为例 . 生态学报, 1999, 19(6): 767-774.Magsci摘要柴达木盆地作为我国下世纪重点开发地区之一，对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不仅对青海省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支援西藏、巩固国防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以对盆地的实地考察为基础，运用ＳＤ模型对盆地资源开发和经济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弹性方案进行试验调控，得出追求经济发展为主目标的发展型方案、追求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目标的保护型方案和追求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主目标的协调型发展方案。经过多方案比较，认为协调型发展方案为盆地未来发展的相对最佳方案。 [Fang Chuanglin, Yu Danlin.Study on optimal-control experiment of the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between economy and eco-environment in the Qiadam Basin . Acta Ecologica Sinica, 1999, 19(6): 767-774.]Magsci摘要柴达木盆地作为我国下世纪重点开发地区之一，对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不仅对青海省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支援西藏、巩固国防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以对盆地的实地考察为基础，运用ＳＤ模型对盆地资源开发和经济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弹性方案进行试验调控，得出追求经济发展为主目标的发展型方案、追求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目标的保护型方案和追求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主目标的协调型发展方案。经过多方案比较，认为协调型发展方案为盆地未来发展的相对最佳方案。
[67]	王武科, 李同升, 徐东平, 等. 基于SD模型的渭河流域关中地区水资源调度系统优化 . 资源科学, 2008, 30(7): 983-989.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7-7588.2008.07.004 URL Magsci摘要流域水资源调度系统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开放巨系统，具有高阶次、多变量、多回路和强非线性的反馈结构，系统行为往往具有反直观的特性。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与方法建立流域水资源调度系统模型较传统的数学模型更能充分刻画系统的非线性结构和动态特征。本文以渭河流域关中地区为例，在深入分析系统内外因素及其反馈关系的基础上，运用系统动力学(SD)构建渭河流域关中地区水资源调度系统模型，以模型为基础，建立了渭河流域水资源调度的5种方案，即规划调度方案、经济优先发展方案、生态保护调度方案、需水量调度方案和缺水量动态调度方案，并采用Vensim PLE软件进行系统仿真，获取2020年末5种调度方案的仿真结果。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3方面出发选取6组评价指标对各方案的仿真结果进行灰色系统综合评价，结果显示:缺水量动态调度方案是渭河流域关中地区水资源调度的最佳方案(<i>R</i>=0.589)，进而提出对现有水资源规划调度方案的优化措施。 [Wang Wuke, Li Tongsheng, Xu Dongping, et al.A system dynamics study of optimal decision-making for water resource distribution in the Weihe River Basin . Resources Science, 2008, 30(7): 983-989.]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7-7588.2008.07.004 URL Magsci摘要流域水资源调度系统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开放巨系统，具有高阶次、多变量、多回路和强非线性的反馈结构，系统行为往往具有反直观的特性。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与方法建立流域水资源调度系统模型较传统的数学模型更能充分刻画系统的非线性结构和动态特征。本文以渭河流域关中地区为例，在深入分析系统内外因素及其反馈关系的基础上，运用系统动力学(SD)构建渭河流域关中地区水资源调度系统模型，以模型为基础，建立了渭河流域水资源调度的5种方案，即规划调度方案、经济优先发展方案、生态保护调度方案、需水量调度方案和缺水量动态调度方案，并采用Vensim PLE软件进行系统仿真，获取2020年末5种调度方案的仿真结果。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3方面出发选取6组评价指标对各方案的仿真结果进行灰色系统综合评价，结果显示:缺水量动态调度方案是渭河流域关中地区水资源调度的最佳方案(<i>R</i>=0.589)，进而提出对现有水资源规划调度方案的优化措施。
[68]	郭伟峰, 王武科. 关中平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SD模型及仿真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10(1): 47-52. [本文引用: 1] [Guo Weifeng, Wang Wuke.A SD-based study on simulated calculation of man-earth areal system in Guanzhong Plain .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0, 10(1): 47-52.] [本文引用: 1]
[69]	张雷. 资源环境基础论: 中国人地关系研究的出发点 . 自然资源学报, 2008, 23(2): 177-184.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3037.2008.02.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尽管已经跨入现代化发展的门槛,但是作为地球表层的一个物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求依然是最大限度地获取物质消费的满足。实际上,随着社会财富和人口的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已经成为各国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和基本目标。这种协调既是可持续理论也是人地关系研究的核心所在。作为世界上人类文明发育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实践再次表明,资源环境的空间格局变化始终是决定国家人口活动基本方向的基础所在。资源环境要素综合评价和人地关系模式的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偏南)地区始终是中国国家人文活动的重心所在,而决定这一空间格局变化的正是国家和区域的资源环境状态。因此,认识资源环境的基础作用,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基本出发点。 [Zhang Lei.The resource-environmental base: A start point for China's man-land relationship .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08, 23(2): 177-184.]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3037.2008.02.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尽管已经跨入现代化发展的门槛,但是作为地球表层的一个物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求依然是最大限度地获取物质消费的满足。实际上,随着社会财富和人口的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已经成为各国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和基本目标。这种协调既是可持续理论也是人地关系研究的核心所在。作为世界上人类文明发育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实践再次表明,资源环境的空间格局变化始终是决定国家人口活动基本方向的基础所在。资源环境要素综合评价和人地关系模式的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偏南)地区始终是中国国家人文活动的重心所在,而决定这一空间格局变化的正是国家和区域的资源环境状态。因此,认识资源环境的基础作用,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基本出发点。
[70]	胡焕庸. 中国人口之分布: 附统计图与密度图 . 地理学报, 1935, 2(2): 33-50. [本文引用: 1] [Hu Huangyong.Distribution of China's population: With statistical charts and density map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35, 2(2): 33-50.] [本文引用: 1]
[71]	胡焕庸. 中国人口的分布、区划和展望 . 地理学报, 1990, 45(2): 139-145. [本文引用: 1] [Hu Huanyong.The distribution, regionalization and prospect of China's population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90, 45(2): 139-145.] [本文引用: 1]
[72]	戚伟, 刘盛和, 赵美风. “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及其两侧人口集疏模式差异 . 地理学报, 2015, 70(4): 551-566.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4004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The "Hu Line" has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geograph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because it reveals the significant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ctivity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population on both sides of the "Hu Line" has had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both urban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during the dramatic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in China in 1978. Using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GIS) techniques, this paper studied the stability of the "Hu Line" and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each side by constructing a spatial database of China's census data from 1982 to 2010.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1) In the last 30 years, the "Hu Line" has remained relatively stable, but a new tendency of population change has begun to emerge. The population ratio either side, namely, the southeast half(SEH) and the northwest half(NWH), of the "Hu Line" remains at roughly 94:6(SHE : NWH). Noteworthy, the 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in the SEH of the "Hu Line" has been decreasing slightly, while that in the NWH has been increasing slightly, as the latter has benefited from its higher rate of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2)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both sides of the "Hu Line" were quite different. The degree of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in the SEH increased faster than the NWH. Regions with a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have rapidly expanded; these we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Huaihe River belt" and northeastern China. Meanwhile, regions with a fast population growth rate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Beijing-Tianjin metropolitan area. Thus,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SEH presented a concentration pattern that could be called "Matthew effect pattern".(3)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NWH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Relative Balance pattern." In the NWH, th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was positive and the degree of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was very low. There were many minority populations located in the NWH that usually lived in a dispersed pattern but had a higher rate of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due to the preferential population policy. There were also some regions with a negative rate of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NWH, which were mainly located close to the "Hu Line" and the Ancient Silk Road.(4) In the future,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both sides of the "Hu Line" may continue to evolve. For the SEH, the capacity to attract more people to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nd towns should be enhanced. For the NWH, the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promoting urbanization and enhancing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 its major cities. [Qi Wei, Liu Shenghe, Zhao Meifeng.Study on the stability of Hu Line and different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its both sides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4): 551-566.]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4004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The "Hu Line" has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geograph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because it reveals the significant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ctivity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population on both sides of the "Hu Line" has had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both urbaniz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during the dramatic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in China in 1978. Using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GIS) techniques, this paper studied the stability of the "Hu Line" and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each side by constructing a spatial database of China's census data from 1982 to 2010.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1) In the last 30 years, the "Hu Line" has remained relatively stable, but a new tendency of population change has begun to emerge. The population ratio either side, namely, the southeast half(SEH) and the northwest half(NWH), of the "Hu Line" remains at roughly 94:6(SHE : NWH). Noteworthy, the 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in the SEH of the "Hu Line" has been decreasing slightly, while that in the NWH has been increasing slightly, as the latter has benefited from its higher rate of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2)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both sides of the "Hu Line" were quite different. The degree of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in the SEH increased faster than the NWH. Regions with a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have rapidly expanded; these we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Huaihe River belt" and northeastern China. Meanwhile, regions with a fast population growth rate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Beijing-Tianjin metropolitan area. Thus,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SEH presented a concentration pattern that could be called "Matthew effect pattern".(3)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NWH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Relative Balance pattern." In the NWH, th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was positive and the degree of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was very low. There were many minority populations located in the NWH that usually lived in a dispersed pattern but had a higher rate of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due to the preferential population policy. There were also some regions with a negative rate of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NWH, which were mainly located close to the "Hu Line" and the Ancient Silk Road.(4) In the future,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both sides of the "Hu Line" may continue to evolve. For the SEH, the capacity to attract more people to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nd towns should be enhanced. For the NWH, the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promoting urbanization and enhancing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 its major cities.
[73]	陈明星, 李扬, 龚颖华, 等. 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趋势: 尝试回答李克强总理之问 . 地理学报, 2016, 71(2): 179-193. [本文引用: 1] [Chen Mingxing, Li Yang, Gong Yinghua, et al.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trend of urbanization pattern on two sides of Hu Huanyong population line: A tentative response to Premier Li Keqiang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2): 179-193.] [本文引用: 1]
[74]	张雷. 现代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 . 自然资源学报, 2010, 25(4): 696-704.https://doi.org/10.11849/zrzyxb.2010.04.01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 <p>城镇化是一个人类社会活动及生产要素从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转移的过程。其结果，现代城镇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生活、生产、消费和污染集聚之地。根据生态系统法则的演绎，城镇的资源环境消费或占用是通过直接、间接和诱发三种方式来实现的。重要的问题在于，现代城镇的资源环境消费或占用是按照直接<间接<诱发的形式排列，从而构成了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左的倒“金字塔”型结构特征。在这种倒“金字塔”型消费和占用结构的作用下，现代城镇发育的资源环境基础不仅在于城镇所在区域，而且也在于整个国家、乃至全球。</p> [Zhang Lei.A resource-environmental foundation for modern urbanization .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0, 25(4): 696-704.]https://doi.org/10.11849/zrzyxb.2010.04.01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 <p>城镇化是一个人类社会活动及生产要素从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转移的过程。其结果，现代城镇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生活、生产、消费和污染集聚之地。根据生态系统法则的演绎，城镇的资源环境消费或占用是通过直接、间接和诱发三种方式来实现的。重要的问题在于，现代城镇的资源环境消费或占用是按照直接<间接<诱发的形式排列，从而构成了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左的倒“金字塔”型结构特征。在这种倒“金字塔”型消费和占用结构的作用下，现代城镇发育的资源环境基础不仅在于城镇所在区域，而且也在于整个国家、乃至全球。</p>
[75]	张雷, 刘毅, 杨波. 国家人地关系的国际比较研究 . 自然资源学报, 2017, 32(3): 353-362.https://doi.org/10.11849/zrzyxb.20160341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作为地球表层的一个物种,人类生存与发展始终以最大限度的资源与环境占有和获取为第一需求,即使进入现代时期,情况依然如此。实际上,随着社会财富和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地关系的稳定与协调始终是各国、特别是人口大国（〉1亿人口）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和基本目标。自然禀赋（淡水、耕地、草场、森林、能源和矿产）与人文活动（人口、GDP和碳排放）的要素综合分析表明,尽管11个对象国的资源环境秉赋（本底）特征差异明显,但是在资源环境开发的极化效应作用下,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人地关系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紧张状态。一方面,随着资源环境开发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大,国家财富积累与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对各国乃至全球有限的资源基础支撑能力造成日益严峻的挑战。此方面,日本的国家人地关系演进最具说服力。 [Zhang Lei, Liu Yi, Yang Bo.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national man-land relationship .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7, 32(3): 353-362.]https://doi.org/10.11849/zrzyxb.20160341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作为地球表层的一个物种,人类生存与发展始终以最大限度的资源与环境占有和获取为第一需求,即使进入现代时期,情况依然如此。实际上,随着社会财富和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地关系的稳定与协调始终是各国、特别是人口大国（〉1亿人口）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和基本目标。自然禀赋（淡水、耕地、草场、森林、能源和矿产）与人文活动（人口、GDP和碳排放）的要素综合分析表明,尽管11个对象国的资源环境秉赋（本底）特征差异明显,但是在资源环境开发的极化效应作用下,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人地关系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紧张状态。一方面,随着资源环境开发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大,国家财富积累与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对各国乃至全球有限的资源基础支撑能力造成日益严峻的挑战。此方面,日本的国家人地关系演进最具说服力。
[76]	Wackernagel M, Rees W E, Testemale P.Our Ecological Footprint: Reducing Human Impact on the Earth . Gabriola Island: New Society Publisher, 1996. [本文引用: 1]
[77]	Wackernagel M, Schulz N B, Deumling D, et al.Tracking the ecological overshoot of the human economy .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A, 2002, 99(14): 9266-9271.https://doi.org/10.1073/pnas.142033699 URL [本文引用: 1]
[78]	Galli A, Kitzes J, Wermer P, et al.An exploration of the mathematics behind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dynamics, 2007, 2(4): 250-257.https://doi.org/10.2495/ECO-V2-N4-250-257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ABSTRACT Introduced in the early 1990s,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has become a well-known and widespread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tool. It measures human demand on nature and compares this to the availability of regenerative capacity on the planet. The method expresses human demand in terms of global hectares 鈥 i.e. biologically productive hectares with world-average productivity necessary for resource production and waste assimilation. Almost 15 years of research application and methodological advancements have made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an increasingly robust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t continues to be refined. This article documents the most updated footprint methodology and focuses on the mathematics that supports footprint and biocapacity accounts, as well as its underlying factors such as equivalence and yield factors. To clarify the meaning and the usefulness of footprint and biocapacity reported in terms of global hectares, an in-depth description of the units of measure is presented. Finally, the different research questions that emerge when reporting data in nation-specific hectares as opposed to global hectares are investigated.
[79]	Ewing B, Moore D, Goldfinger S.Ecological Footprint Atlas 2010 . USA Oakland: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2010.https://doi.org/10.1590/S0042-96862001001000011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Ecological Footprint Atlas 2010 - Eldis
[80]	Ewing B, Reed A, Galli A, et al.Calculation Methodology for the National Footprint Accounts: 2010 Edition . USA Oakland: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2010.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Human demand on ecosystem services continues to increase, and there are indications that this demand may be outpacing the regenerative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of the biosphere. Theproductivity of natural capital may increasingly become a limiting factor for the humanendeavour. Therefore, metrics tracking human demand on, and availability of, regenerative and waste absorptive capacity within the biosphere are needed.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is one such metric; it measures human appropriation of ecosystem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 terms of theamount of bioproductive land and sea area needed to supply these services. The area of land or sea available to serve a particular use is called biocapacity, and represents the biosphere's ability to meet human demand for material consumption and waste disposal.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biocapacity accounts cover six land use types: cropland, grazing land, fishing ground, forest land, built-up land and carbon uptake land (to accommodate the Carbon Footprint). For eachcomponent, the demand for ecological services is divided by the yield for those ecologicalservices to arrive at the Footprint of each land use type.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biocapacity are scaled with yield factors and equivalence factors to convert this physical land demanded to world average biologically productive land called global hectares. This allows for comparisons between various land use types with differing productivities. The National Footprint Accounts calculate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biocapacity of individual countries and of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2008 edition of the National Footprint Accounts, humanity demanded the resources andservices of 1.31 planets in 2005. This situation, in which total demand for ecological goods and services exceeds the available supply, is known as overshoot. On the global scale, overshootindicates that stocks of ecological capital are depleting or that waste is accumulating.
[81]	Borucke M, Moore D, Cranston G, et al.Accounting for demand and supply of the biosphere's regenerative capacity: The national footprint accounts underlying methodology and framework .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3, 24: 518-533.https://doi.org/10.1016/j.ecolind.2012.08.005 URL [本文引用: 1]
[82]	张志强, 徐中民, 程国栋, 等. 中国西部12省(区市)的生态足迹 . 地理学报, 2001, 56(5): 599-610.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1.05.011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The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one of the frontie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sinc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was put forward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indicator, put forward and developed by W E Rees and M Wackernagel since the early 1990s, is to measure the human impact on the earth and judge whether the human load stays within global carrying capacity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of any defined population (from a single individual to that of a whole city or country) is the total area of ecologically productive land and sea occupied to produce all the resources and services consumed and to assimilate all the wastes generated by that population With an area of about 6 88?10 6 km 2 which accounts for 71 67% of the total land area of China and 3 57?10 8 people accounting for 28 3%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China, the 12 provinces of West China have relatively low population density, and are abundant in natural resources but backward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the usage statu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12 provinces of West China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concept and calculation method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indicator, the authors calculate and analyze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s of the 12 provinces of West China in 1999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the statistical yearbooks of these provinces According to this calculation, Yunnan Province and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were the two provinces with ecological surplus, the other 10 provinces were all with ecological deficit The ecological surplus of Yunnan and Tibet were 0 145 hm 2 and 5 431 hm 2 per capita, respectively The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Guizhou Province were the two provinces that have the largest ecological deficit, 1 261 hm 2 and 0 876 hm 2 per capita, respectively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ecological deficit per capita of the 12 provinces of West China in 1999 were 1 172 hm 2 and 0 469 hm 2, respectively The total ecological footprint deficit of the 12 provinces of West China in 1999 is 1 625?10 6 km 2,which is equivalent to the area of the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deficit shows that the human load has already stayed beyond the regional bio capacity, and the regional natural ecosystem is under great pressure of human activities We also point out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12 provinces of West China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ecological footprints, and analyze the use efficiency of natural resources by calculating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need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Zhang Zhiqiang, Xu Zhongmin, Cheng Guodong, et al.The ecological footprints of the 12 provinces of West China in 1999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1, 56(5): 599-610.]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1.05.011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The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one of the frontie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sinc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was put forward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indicator, put forward and developed by W E Rees and M Wackernagel since the early 1990s, is to measure the human impact on the earth and judge whether the human load stays within global carrying capacity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of any defined population (from a single individual to that of a whole city or country) is the total area of ecologically productive land and sea occupied to produce all the resources and services consumed and to assimilate all the wastes generated by that population With an area of about 6 88?10 6 km 2 which accounts for 71 67% of the total land area of China and 3 57?10 8 people accounting for 28 3%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China, the 12 provinces of West China have relatively low population density, and are abundant in natural resources but backward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the usage statu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12 provinces of West China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concept and calculation method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indicator, the authors calculate and analyze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s of the 12 provinces of West China in 1999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the statistical yearbooks of these provinces According to this calculation, Yunnan Province and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were the two provinces with ecological surplus, the other 10 provinces were all with ecological deficit The ecological surplus of Yunnan and Tibet were 0 145 hm 2 and 5 431 hm 2 per capita, respectively The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Guizhou Province were the two provinces that have the largest ecological deficit, 1 261 hm 2 and 0 876 hm 2 per capita, respectively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ecological deficit per capita of the 12 provinces of West China in 1999 were 1 172 hm 2 and 0 469 hm 2, respectively The total ecological footprint deficit of the 12 provinces of West China in 1999 is 1 625?10 6 km 2,which is equivalent to the area of the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deficit shows that the human load has already stayed beyond the regional bio capacity, and the regional natural ecosystem is under great pressure of human activities We also point out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12 provinces of West China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ecological footprints, and analyze the use efficiency of natural resources by calculating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needs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83]	徐中民, 张志强, 程国栋. 甘肃省1999年生态足迹计算与分析 . 地理学报, 2000, 55(5): 607-616. [本文引用: 1] [Xu Zhongmin, Zhang Zhiqiang, Cheng Guodong.The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ecological footprints of Gansu province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0, 55(5): 607-616.] [本文引用: 1]
[84]	Yue Dongxia, Xu Xiaofeng, Li Zizhen, et al. Spatiotemporal analysis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biological capacity of Gansu, China 1991-2015: Down from the environmental cliff . Ecological Economics, 58(2): 393-406. [本文引用: 1]
[85]	Yue Dongxia, Xu Xiaofeng, Hui Cang, et al.Biocapacity supply and demand in Northwestern China: A spatial appraisal of sustainability .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1, 70(5): 988-994.https://doi.org/10.1016/j.ecolecon.2010.12.017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78 High heterogeneity of biocapacity and eco-footprint in Northwestern China. 78 Low per-unit-area biocapacity supply in Northwestern China (0.48 gha/ha). 78 The lowest region of biocapacity lies in between the Qaidam and Turpan Basins. 78 A power-law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biocapacity supply.
[86]	周涛, 王云鹏, 龚健周, 等. 生态足迹的模型修正与方法改进 . 生态学报, 35(14): 4592-4603.https://doi.org/10.5846/stxb201311182756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生态足迹是测定人类活动的资源消费需求,判明自然资产是否被过度利用的有效工具.介绍了生态足迹的基本概念和模型,简单分析基本模型存在的主要缺陷和争论,重点解析了近年来生态足迹模型在参数调整、项目计算、账户扩展等方面的演变和修正.介绍生态足迹研究的传统方法:综合法和组分法,评述了生命周期评价,基于投入产出分析,三维模型,净初级生产力,能值理论,时序分析等的方法改进.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自己的看法,期望对我国的生态足迹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Zhou Tao, Wang Yunpeng, Gong Jianzhou, et al.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 modification and method improvement .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5, 35(14): 4592-4603.]https://doi.org/10.5846/stxb201311182756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生态足迹是测定人类活动的资源消费需求,判明自然资产是否被过度利用的有效工具.介绍了生态足迹的基本概念和模型,简单分析基本模型存在的主要缺陷和争论,重点解析了近年来生态足迹模型在参数调整、项目计算、账户扩展等方面的演变和修正.介绍生态足迹研究的传统方法:综合法和组分法,评述了生命周期评价,基于投入产出分析,三维模型,净初级生产力,能值理论,时序分析等的方法改进.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自己的看法,期望对我国的生态足迹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87]	Vogt W.Road to Survival .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48. [本文引用: 1]
[88]	Arrow K, Bolin B, Costanza R, et al.Economic growth,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environment . Science, 1995, 268: 520-521.https://doi.org/10.1017/S1355770X00000413 URLPMID:17756719 [本文引用: 1]摘要 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89]	竺可桢. 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 . 地理学报, 1964, 30(1): 1-13.URL [本文引用: 1]摘要我国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虽不明白显示气候因素,但气候却贯穿着所有这八个因素。因为农业生产不但要因地制宜,而且还要因时制宜。 [Zhu Kezhen.Som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Chinese climate and their effects on crop production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64, 30(1): 1-13.]URL [本文引用: 1]摘要我国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虽不明白显示气候因素,但气候却贯穿着所有这八个因素。因为农业生产不但要因地制宜,而且还要因时制宜。
[90]	封志明, 杨艳昭, 张晶. 中国基于人粮关系的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 从分县到全国 . 自然资源学报, 2008, 23(5): 865-875.https://doi.org/10.11849/zrzyxb.2008.05.01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论文以人粮关系为基础,构建了土地资源承载指数(<em>LCCI</em>)模型,从全国、分省、分县3个空间尺度定量评价了1949~2005年中国土地资源承载力演变的时空格局,并以2005年为代表年份,分类讨论了中国264个牧区(半牧区)县、663个城市地区和592个贫困县(区)的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结果表明:①1949~2005年,中国土地资源承载力逐步增强,人粮关系趋于均衡;②1980~2005年,中国粮食盈余省份增多,人口超载省份减少,人粮关系趋于改善;③1980~2005年,中国粮食盈余县域在增加,人口超载县域在减少,人粮关系总体趋于平衡;中国分县土地资源承载力格局基本稳定,粮食主产区的空间集聚效应越来越明显,对区域乃至全国的人粮平衡作用日益突出;④草地畜牧业大大提高了中国牧区、半牧区的土地资源承载力,受人口集聚效应影响的城市地区以人口超载、粮食调入为主要特征,中国贫困地区2/3以上的县域仍处于人口超载或临界超载状态,人粮矛盾突出。 [Feng Zhiming, Yang Yanzhao, Zhang Jing.The land carrying capacity of China based on man-grain relationship .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08, 23(5): 865-875.]https://doi.org/10.11849/zrzyxb.2008.05.01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论文以人粮关系为基础,构建了土地资源承载指数(<em>LCCI</em>)模型,从全国、分省、分县3个空间尺度定量评价了1949~2005年中国土地资源承载力演变的时空格局,并以2005年为代表年份,分类讨论了中国264个牧区(半牧区)县、663个城市地区和592个贫困县(区)的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结果表明:①1949~2005年,中国土地资源承载力逐步增强,人粮关系趋于均衡;②1980~2005年,中国粮食盈余省份增多,人口超载省份减少,人粮关系趋于改善;③1980~2005年,中国粮食盈余县域在增加,人口超载县域在减少,人粮关系总体趋于平衡;中国分县土地资源承载力格局基本稳定,粮食主产区的空间集聚效应越来越明显,对区域乃至全国的人粮平衡作用日益突出;④草地畜牧业大大提高了中国牧区、半牧区的土地资源承载力,受人口集聚效应影响的城市地区以人口超载、粮食调入为主要特征,中国贫困地区2/3以上的县域仍处于人口超载或临界超载状态,人粮矛盾突出。
[91]	施雅风, 曲耀光. 乌鲁木齐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及其合理利用.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2. [本文引用: 1] [Shi Yafeng, Qu Yaoguang.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Its Reasonable Use of Urumqi River.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92.] [本文引用: 1]
[92]	高吉喜. 可持续发展理论探索: 生态承载力理论、方法与应用.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1. [本文引用: 1] [Gao Jixi.Stud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Theory, Method and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Beijing: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ess, 2001.] [本文引用: 1]
[93]	毛汉英, 余丹林. 环渤海地区区域承载力研究 . 地理学报, 2001, 56(3): 363-371. [本文引用: 2] [Mao Hanying, Yu Danlin.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in Bohai Rim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1, 56(3): 363-371.] [本文引用: 2]
[94]	余丹林, 毛汉英, 高群. 状态空间衡量区域承载状况初探: 以环渤海地区为例 . 地理研究, 2003, 22(2): 201-210.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3.02.009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On the basis of retrospection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udies on carrying capacit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study on solo factor carrying capacity such as land carrying capacit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is very limited in reflecting the real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It tries to resolve the problem through introducing the status space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synthetic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That is, this paper discusses synthetically how much the regional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ould carry under certa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improvement level. Taking the Bohai Rim area, which has comparatively poigna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social development, as example, this paper computes the real status quo of its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has been surpassed. Among them, water, land resources, and eco environment which are the essential ba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the most serious problem. The mineral and energy resources are very near to their upper limit of carrying capacity.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paper, the drawbacks and problems which need improving further are discussed. We point out the key of using this way to effectively weigh a certain region's carrying capacity lies on how to accurately determine the reasonable value of each index describing regional PRED syste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sent values and the reasonable ones. [Yu Danlin, Mao Hanying, Gao Qun.Study on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Theory, method and example: Take the Bohai-Rim area as example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3, 22(2): 201-210.]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3.02.009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On the basis of retrospection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udies on carrying capacit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study on solo factor carrying capacity such as land carrying capacit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is very limited in reflecting the real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It tries to resolve the problem through introducing the status space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synthetic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That is, this paper discusses synthetically how much the regional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ould carry under certa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improvement level. Taking the Bohai Rim area, which has comparatively poigna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social development, as example, this paper computes the real status quo of its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has been surpassed. Among them, water, land resources, and eco environment which are the essential ba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the most serious problem. The mineral and energy resources are very near to their upper limit of carrying capacity.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paper, the drawbacks and problems which need improving further are discussed. We point out the key of using this way to effectively weigh a certain region's carrying capacity lies on how to accurately determine the reasonable value of each index describing regional PRED syste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sent values and the reasonable ones.
[95]	樊杰, 陶岸君, 陈田, 等.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中的基础性作用 .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08, 23(5): 387-392.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045.2008.05.002 URL [本文引用: 2]摘要由中国科学院牵头完成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是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其在充分认识地震灾害发生前后规划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变化的基础上，按照重建条件适宜性的内涵界定，对整个规划区的差异性进行了科学识别并予以表达，为重建规划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对提高规划、决策的科学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介绍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的评价依据和主要评价结论，并基于承载能力评价对重建规划的编制提出了建议。 [Fan Jie, Tao Anjun, Chen Tian, et al.Fundamental function in resource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evaluation in the state planning for post-Wenchuan earthquake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08, 23(5): 387-392.]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045.2008.05.002 URL [本文引用: 2]摘要由中国科学院牵头完成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是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其在充分认识地震灾害发生前后规划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变化的基础上，按照重建条件适宜性的内涵界定，对整个规划区的差异性进行了科学识别并予以表达，为重建规划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对提高规划、决策的科学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介绍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的评价依据和主要评价结论，并基于承载能力评价对重建规划的编制提出了建议。
[96]	樊杰. 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本文引用: 2] [Fan Jie.State Planning for Post-Wenchuan Earthquake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Resource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Evaluation.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9.] [本文引用: 2]
[97]	樊杰. 国家玉树地震灾后重建规划: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本文引用: 1] [Fan Jie.State Planning For Post-Yushu Earthquake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Resource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Evaluation.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0.] [本文引用: 1]
[98]	樊杰. 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本文引用: 1] [Fan Jie.State Planning for Post-Lushan Earthquake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Resource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Evaluation.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4.] [本文引用: 1]
[99]	樊杰, 王亚飞, 汤青, 等. 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2014版)学术思路与总体技术流程 . 地理科学, 2015, 35(1): 1-10.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p>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创新性工作。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科学内涵出发,以区域可持续发展为指向,探究资源、环境等构成的承载体——自然基础同承载对象——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之间形成的“压力-状态-响应”过程,提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是从资源环境约束上限或人口经济合理规模等关键阈值开展的超载预警,以及从自然基础条件变化或资源利用和环境影响变化态势开展的过程预警的学术思路。在探讨承载能力预警指标体系选取原则的基础上,构建陆域和海域差异化的预警指标体系和总体技术流程。采用土地资源压力、水资源利用强度、环境胁迫程度、植被盖度变化作为基础指标进行地域全覆盖评价;针对城市化地区、农业地区、牧业地区、生态地区,分别选择灰霾污染程度、耕地面积增减状况、草蓄平衡指数、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状态作为专项指标,确定各类专项指标的关键阈值并进行分类评价;最后进行复合,形成在鲜明主体功能定位指向下的差别化评价方法、取得具有一致性表达的评价结果,并开展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压力两方面的过程评价,以辅助反映中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预警状态,为提出限制性措施建议和完善监测预警机制提供科学依据。</p> [Fan Jie, Wang Yafei, Tang Qing, et al.Academic thought and technical progress of monitoring and early-warning of the nation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ity (2014)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1): 1-10.]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p>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创新性工作。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科学内涵出发,以区域可持续发展为指向,探究资源、环境等构成的承载体——自然基础同承载对象——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之间形成的“压力-状态-响应”过程,提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是从资源环境约束上限或人口经济合理规模等关键阈值开展的超载预警,以及从自然基础条件变化或资源利用和环境影响变化态势开展的过程预警的学术思路。在探讨承载能力预警指标体系选取原则的基础上,构建陆域和海域差异化的预警指标体系和总体技术流程。采用土地资源压力、水资源利用强度、环境胁迫程度、植被盖度变化作为基础指标进行地域全覆盖评价;针对城市化地区、农业地区、牧业地区、生态地区,分别选择灰霾污染程度、耕地面积增减状况、草蓄平衡指数、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状态作为专项指标,确定各类专项指标的关键阈值并进行分类评价;最后进行复合,形成在鲜明主体功能定位指向下的差别化评价方法、取得具有一致性表达的评价结果,并开展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压力两方面的过程评价,以辅助反映中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预警状态,为提出限制性措施建议和完善监测预警机制提供科学依据。</p>
[100]	樊杰, 周侃, 王亚飞. 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2016版)的基点和技术方法进展 .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3): 266-276.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03.001 URL [本文引用: 3]摘要本文探讨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机制的设计基点,阐释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承载能力评价和预警的基本概念,创建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的理论模型,并制定了2016版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的技术流程、评价体系、集成方法与类型划分等技术要点,为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全面试行提供技术参考。研究表明：增长极限论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的理论基础;以县级行政区为评价单元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分别开展陆域评价和海域评价,二者均包括基础评价和专项评价两部分,基础评价采用统一指标体系对所有县级行政区进行全覆盖评价,专项评价根据主体功能区规划选取特征指标对优化开发、重点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进行评价;采取＂短板效应＂原理确定资源环境超载、临界超载和不超载3种类型,结合资源环境耗损过程评价划分红色（极重警）、橙色（重警）、黄色（中警）、蓝色（轻警）和绿色（无警）5个预警等级,通过陆海统筹校验确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三类五级＂评价方案。 [Fan Jie, Zhou Kan, Wang Yafei.Basic points and progress in technical methods of early-warning of the nation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2016) .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7, 36(3): 266-276.]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03.001 URL [本文引用: 3]摘要本文探讨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机制的设计基点,阐释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承载能力评价和预警的基本概念,创建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的理论模型,并制定了2016版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的技术流程、评价体系、集成方法与类型划分等技术要点,为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全面试行提供技术参考。研究表明：增长极限论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的理论基础;以县级行政区为评价单元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分别开展陆域评价和海域评价,二者均包括基础评价和专项评价两部分,基础评价采用统一指标体系对所有县级行政区进行全覆盖评价,专项评价根据主体功能区规划选取特征指标对优化开发、重点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进行评价;采取＂短板效应＂原理确定资源环境超载、临界超载和不超载3种类型,结合资源环境耗损过程评价划分红色（极重警）、橙色（重警）、黄色（中警）、蓝色（轻警）和绿色（无警）5个预警等级,通过陆海统筹校验确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三类五级＂评价方案。
[101]	傅伯杰. 地理学综合研究的途径和方法: 格局与过程耦合 . 地理学报, 2014, 69(8): 1052-1059. [本文引用: 1] [Fu Bojie.The integrated studies of geography: Coupling of patterns and processes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8): 1052-1059.] [本文引用: 1]
[102]	宋长青, 冷疏影. 当代地理学特征、发展趋势及中国地理学研究进展 . 地球科学进展, 2005, 20(6): 595-599.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1-8166.2005.06.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p>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及其时空变化规律的科学，它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具有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性质。面对当前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科学问题，地理学家根据学科特点和领域优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目前主要研究地球表层系统各界面间的物理、化学、生物及人文过程，探讨多种过程的相互作用机理，探求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间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规律。地理学以“格局—结构—过程—机理”的研究思路贯穿始终。随着新技术、新方法的使用以及观测资料的不断积累，实验测试数据质量的提高和数据量的增加，当今地理学的研究在空间尺度上同时向微观、宏观两个方向扩展，模型研究不断科学化，已具备现代科学的主要特征。总体上，表现为部门地理研究深化，区域综合研究加强。长期以来，中国地理学在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地表自然过程研究、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以及面向社会现实的应用基础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好进展。</p> [Song Changqing, Leng Shuying.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 of modern geography and progresses of geopraphical research in China .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05, 20(6): 595-599.]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1-8166.2005.06.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p>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及其时空变化规律的科学，它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具有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性质。面对当前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科学问题，地理学家根据学科特点和领域优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目前主要研究地球表层系统各界面间的物理、化学、生物及人文过程，探讨多种过程的相互作用机理，探求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间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规律。地理学以“格局—结构—过程—机理”的研究思路贯穿始终。随着新技术、新方法的使用以及观测资料的不断积累，实验测试数据质量的提高和数据量的增加，当今地理学的研究在空间尺度上同时向微观、宏观两个方向扩展，模型研究不断科学化，已具备现代科学的主要特征。总体上，表现为部门地理研究深化，区域综合研究加强。长期以来，中国地理学在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地表自然过程研究、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以及面向社会现实的应用基础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好进展。</p>
[103]	封志明, 杨艳昭, 张晶, 等. 从栅格到县域: 中国粮食生产的资源潜力区域差异分析 . 自然资源学报, 2007, 22(5): 747-755, 854.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3037.2007.05.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通过构建生产潜力模型,利用GIS技术,定量计算了1km×1km栅格和县域尺度中国粮食生产潜力;通过对粮食生产的资源禀赋状况逐级评判,揭示了中国不同地区粮食生产的资源潜力。结果表明:中国平均光温、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分别具备1倍多、1倍以及近1/3的增长空间。中国县域粮食资源潜力差异显著,内蒙古及长城沿线以及黄土高原地区为县域粮食资源可开发空间较大的区域,西北、黄淮海、四川盆地区为可开发程度较低的地区。 [Feng Zhiming, Yang Yanzhao, Zhang Jing, et al.A GIS based study on the grain productivity and potential yield increase at multi-levels in China .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07, 22(5): 747-755, 854.]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3037.2007.05.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通过构建生产潜力模型,利用GIS技术,定量计算了1km×1km栅格和县域尺度中国粮食生产潜力;通过对粮食生产的资源禀赋状况逐级评判,揭示了中国不同地区粮食生产的资源潜力。结果表明:中国平均光温、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分别具备1倍多、1倍以及近1/3的增长空间。中国县域粮食资源潜力差异显著,内蒙古及长城沿线以及黄土高原地区为县域粮食资源可开发空间较大的区域,西北、黄淮海、四川盆地区为可开发程度较低的地区。
[104]	傅伯杰, 冷疏影, 宋长青. 新时期地理学的特征与任务 . 地理科学, 2015, 35(8): 939-945.https://doi.org/10.1016/S0168-9002(97)00311-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地理学是“探索自然规律,昭示人文精华”的一门学科,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特点。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地理学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计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地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已经成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础。起源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并结合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未来地球”研究计划,代表了新时期地理学发展的方向。当代地理学研究方法已经从勘察、观测、记录、制图等传统的研究方法向空间统计、对地观测、GIS、室内外模拟、建模、决策系统等现代科学方法转变,逐渐走向综合性、定量化;随着地理学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更加综合,地理学研究议题变得更为综合和多元,吸引了更为广泛的学科参与,地理学视角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得到重视,概念和工具所属的学科边界正变得模糊。新时期的地理学正在走向地理科学。中国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一个理想的地理科学试验场所,中国地理科学未来的发展需要以综合的角度加深对人地复杂系统全面而综合的理解,需要加强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全面提升中国地理科学国际化水平,普遍提高先进技术解析地理现象的能力,系统实现地理科学的社会服务价值,促进中国从地理学大国走向地理学强国。 [Fu Bojie, Leng Shuying, Song Changqing.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asks of geography in the new era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8): 939-945.]https://doi.org/10.1016/S0168-9002(97)00311-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地理学是“探索自然规律,昭示人文精华”的一门学科,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特点。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地理学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计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地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已经成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础。起源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并结合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未来地球”研究计划,代表了新时期地理学发展的方向。当代地理学研究方法已经从勘察、观测、记录、制图等传统的研究方法向空间统计、对地观测、GIS、室内外模拟、建模、决策系统等现代科学方法转变,逐渐走向综合性、定量化;随着地理学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更加综合,地理学研究议题变得更为综合和多元,吸引了更为广泛的学科参与,地理学视角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得到重视,概念和工具所属的学科边界正变得模糊。新时期的地理学正在走向地理科学。中国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一个理想的地理科学试验场所,中国地理科学未来的发展需要以综合的角度加深对人地复杂系统全面而综合的理解,需要加强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全面提升中国地理科学国际化水平,普遍提高先进技术解析地理现象的能力,系统实现地理科学的社会服务价值,促进中国从地理学大国走向地理学强国。
[105]	甄峰, 王波. “大数据”热潮下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再思考 . 地理研究, 2015, 34(5): 803-811. [本文引用: 1] [Zhen Feng, Wang Bo.Rethinking human geography in the age of big data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5): 803-811.] [本文引用: 1]
[106]	林德根, 梁勤欧. 云GIS的内涵与研究进展 .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11): 1519-1528.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11.01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云计算将是下一代计算平台,云计算的发展必将带动与计算科学密切相关的地理信息系统学科的发展.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方法综述了云计算的特征、云GIS内涵、关键技术和科学问题,指出云GIS是利用云基础设施获得大规模计算能力来解决GIS中海量空间数据的分布式存储、处理任务划分、查询检索、互操作和虚拟化等关键性科学问题,提高GIS 数据处理与管理能力,为计算密集型和数据密集型的各类GIS 服务提供高性能处理的技术.其基本内涵是空间数据的云特征,空间数据管理中的云计算特征.同时指出云GIS 将彻底突破GIS 既有的“专业圈子”,实现GIS自身的革命性突破,极大地扩展其市场规模.然后,本文介绍了云GIS平台,指出云GIS发展中的优势与不足;最后,从云GIS模式技术发展趋势、应用需求及教育专业需求3个方面展望了中国云GIS的研究进展. [Lin Degen, Liang Qin'ou. Research progress and connotation of cloud GIS .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 31(11): 1519-1528.]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11.01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云计算将是下一代计算平台,云计算的发展必将带动与计算科学密切相关的地理信息系统学科的发展.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方法综述了云计算的特征、云GIS内涵、关键技术和科学问题,指出云GIS是利用云基础设施获得大规模计算能力来解决GIS中海量空间数据的分布式存储、处理任务划分、查询检索、互操作和虚拟化等关键性科学问题,提高GIS 数据处理与管理能力,为计算密集型和数据密集型的各类GIS 服务提供高性能处理的技术.其基本内涵是空间数据的云特征,空间数据管理中的云计算特征.同时指出云GIS 将彻底突破GIS 既有的“专业圈子”,实现GIS自身的革命性突破,极大地扩展其市场规模.然后,本文介绍了云GIS平台,指出云GIS发展中的优势与不足;最后,从云GIS模式技术发展趋势、应用需求及教育专业需求3个方面展望了中国云GIS的研究进展.
[107]	何建邦, 钟耳顺. 论地理信息系统及其在地理学中的地位 . 地理学报, 1993, 48(1): 84-90.https://doi.org/10.11821/xb199301011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兴起代表了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地理信息系统是一门处理地理(空间)数据的综合信息技术,它属于技术地理学的范畴,它为资源与环境的管理和规划以及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革命性工具。另一方面,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和应用又依赖于地理学理论和实用模型的发展。进一步勾通地理信息系统与空间分析之间的关系是目前促进地理信息系统发展的重要课题。 [He Jianbang, Zhong Ershun.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its standing role in geographical science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93, 48(1): 84-90.]https://doi.org/10.11821/xb199301011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兴起代表了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地理信息系统是一门处理地理(空间)数据的综合信息技术,它属于技术地理学的范畴,它为资源与环境的管理和规划以及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革命性工具。另一方面,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和应用又依赖于地理学理论和实用模型的发展。进一步勾通地理信息系统与空间分析之间的关系是目前促进地理信息系统发展的重要课题。
[108]	安祥生, 陈园园, 凌日平.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城镇化农民可持续非农生计分析: 以晋西北朔州市为例 . 地理研究, 2014, 33(11): 2021-2033.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11003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晋西北属于国家级和省级限制开发区,其先天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导致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以及农民贫困问题。2000年后晋西北生态脆弱区农民城镇化现象呈规模性增长趋势,通过形成"城镇化农民生计非农化—农地流转—农地规模经营—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生态恢复保护"互动关系链,可以为降低晋西北生态脆弱区土地人口压力和恢复其生态环境开辟新途径,而这条关系链存在的关键则是城镇化农民的可持续非农生计。借鉴国际上应用范围最广的可持续生计SL框架——DFID模型,选取晋西北地区大城市朔州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定量测定了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相互之间复杂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脆弱性背景对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通过影响生计策略间接对生计结果产生负向影响。2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均对继续留城务工的生计策略产生正向影响;生计资本中只有物质资本对就业性质有影响力。3人力资本对职业层次和娱乐生活丰富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对职业层次没有显示出显著影响力,但却对进城务工后的收入增加显示出正向影响力;金融资本对娱乐生活丰富度有显著正向作用力。4继续留城务工的生计策略对娱乐生活的丰富度有正向影响,就业性质则对收入增加有正向影响力。 [An Xiangsheng, Chen Yuanyuan, Ling Riping.Analysis of sustainable non-agricultural livelihoods of urbanized farmers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 case study of Shuozhou city in northwestern Shanxi province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11): 2021-2033.]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11003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晋西北属于国家级和省级限制开发区,其先天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导致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以及农民贫困问题。2000年后晋西北生态脆弱区农民城镇化现象呈规模性增长趋势,通过形成"城镇化农民生计非农化—农地流转—农地规模经营—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生态恢复保护"互动关系链,可以为降低晋西北生态脆弱区土地人口压力和恢复其生态环境开辟新途径,而这条关系链存在的关键则是城镇化农民的可持续非农生计。借鉴国际上应用范围最广的可持续生计SL框架——DFID模型,选取晋西北地区大城市朔州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定量测定了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相互之间复杂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脆弱性背景对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通过影响生计策略间接对生计结果产生负向影响。2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均对继续留城务工的生计策略产生正向影响;生计资本中只有物质资本对就业性质有影响力。3人力资本对职业层次和娱乐生活丰富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对职业层次没有显示出显著影响力,但却对进城务工后的收入增加显示出正向影响力;金融资本对娱乐生活丰富度有显著正向作用力。4继续留城务工的生计策略对娱乐生活的丰富度有正向影响,就业性质则对收入增加有正向影响力。
[109]	李德仁, 姚远, 邵振峰. 智慧城市中的大数据 . 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 2014, 39(6): 631-640. [本文引用: 1] [Li Deren, Yao Yuan, Shao Zhenfeng.Big data in smart city .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2014, 39(6): 631-640.] [本文引用: 1]
[110]	黄秉维. 地理学一些最主要的趋势 . 地理学报, 1960, 26(3): 149-154. [本文引用: 1] [Huang Bingwei.Some major trends in geography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60, 26(3): 149-154.] [本文引用: 1]

中国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方法述评

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Review for the methodologies on 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man-land areal system in China

1 引言

2 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内涵及研究脉络

2.1 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内涵

2.2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脉络

3 中国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方法

3.1 人地关系研究的哲学思想和环境史

3.2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与评价方法

3.3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方法

3.4 人地关系的综合表征方法

4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4.1 发展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耦合的综合集成研究方法

4.2 加强新技术手段和新研究方法的运用

4.3 完善资源环境基础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等综合研究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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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方法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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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for the methodologies on 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man-land areal system in China

1 引言

2 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内涵及研究脉络

2.1 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内涵

2.2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脉络

3 中国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方法

3.1 人地关系研究的哲学思想和环境史

3.2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与评价方法

3.3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方法

3.4 人地关系的综合表征方法

4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4.1 发展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耦合的综合集成研究方法

4.2 加强新技术手段和新研究方法的运用

4.3 完善资源环境基础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等综合研究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文献选项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相关话题/系统 环境 资源 综合 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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