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璐, 唐琼, 邓小永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干旱区与沙漠研究中心,兰州 730000
Game between ecosystem disservices and resident survival und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 case of the retreat of farmers led by the invasion of wild boars
WANGWenrui, TIANLu, TANGQiong, DENGXiaoyong收稿日期:2017-11-1
修回日期:2018-02-2
网络出版日期:2018-04-20
版权声明:2018《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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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ES）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各种惠益[1,2]。目前对ES已有大量和深入的研究,且研究成果也为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工作和生态补偿经济政策提供了有效指导。然而,随着受损的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在人类主动干预保护措施实施下逐步得到恢复时,另一个问题逐渐显现,即生态系统对人类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产生的负面影响。正如Dunn用通俗语言表述为“自然有时会杀了我们”（nature sometimes kill us）[3]。此种现象被称之为生态系统反服务（Ecosystem Disservices,EDS）[4,5]。EDS虽在21世纪初已提出来,但从大约2010年以来才获得****的密切关注,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辨识[6,7,8,9]、理论体系框架构建[10]和案例分析[4,11,12,13,14,15]方面。由于国内外对EDS的研究仍在探索阶段,对其概念界定尚无一致观点,Shackleton等在综合前人研究基础并结合自己的观点给出EDS的定义为：生态系统发生的引致人类感知或实际的消极影响的那些功能、过程和属性[10]。值得指出的是他也辨析了哪些现象不属于EDS,对厘清EDS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对EDS的研究主要来自欧美国家,涉及的生态系统类型有农业[4,16]、河流[17,18,19]、城市林地和绿地[6,15,20,21,22]、森林[12]等。有国内****对城市居住区绿地的EDS效应进行了探讨[13],但EDS研究在国内尚不多见。当前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战略之一。为改善生态和环境而采取的自然封育或人工生态建设工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三北”防护林工程、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程、平原农田防护林体系工程、沿海防护林工程和全国治沙工程等,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固碳释氧、水文调节等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奠定了基础[23]。然而在当前以生态保护和建设为主体语境下,生态系统“转好”的同时带来的消极影响被关注甚少。如生态系统恢复过程中,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增加并进而给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不便甚至威胁[24]、城市绿化美化建设带来的过敏原增加并带来呼吸疾病和眼病的增加[13]等。这些EDS产生的后果对人类福祉水平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本研究以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而引致野猪数量增加,并进而对林区附近村落居民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产生消极影响、部分居民采取策略性撤退的现象（简称“猪进人退”现象）为例,理解EDS及其相关效应。较早有关于野猪危害的研究报道[24,25,26],近些年来主要在新闻媒体报道中出现较多。如重庆、浙江和甘肃陇南等野猪侵害事件。本研究以甘肃省天水市和陇南市部分地区的“猪进人退”现象为例,通过深入分析研究区的人—猪矛盾形成原因、过程及表现,主要利益相关方的博弈过程、机制和选择,为当地政府和居民提出合理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为深入理解EDS理论和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案例区概况
案例区位于西秦岭的嘉陵江支流西汉水的上游地区,处于33°55′N~34°45′N、104°48′E~106°04′E之间。在行政区上包括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的两镇一乡和陇南市礼县的三乡,共计136个村,面积2925 km2（图1）。案例区属北亚热带和温带气候过渡带,年均气温11C°,年均降水量为550 mm左右。从1998年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1999年退耕还林工程试点以来,案例区的生态质量得到很大改善,增强了水土保持能力,物种多样性增加,而且林区人类活动的减少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境条件。但因此也给当地居民生活环境带来一定挑战。如野猪频繁侵害农田现象尤其明显。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研究区域及调查点分布
-->Fig. 1Location of study area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points
-->
2.2 数据来源
关于野猪侵害情况、村民受损情况以及当地政府的措施等数据来自现场走访和问卷调查。先期对案例区及周边进行了预调查,大致确定受野猪侵害的区域和村庄;然后于2016年10月1日-7日对天水市秦州区和陇南市礼县境内涉及6个乡（镇）的136个村庄展开走访和问卷调查。其中受野猪侵害明显的村庄90个（天水市秦州区大门镇6个村、娘娘坝镇28个村、汪川镇24个村,陇南市礼县湫山乡11个村、罗坝镇16个村、崖城乡5个村）,即调查区66%的村庄遭到野猪侵害。为了区分当地居民和地方政府人员对人—猪矛盾的态度,针对这两个群体分别设计了调查问卷。面向村民的有效问卷506份（回收率73%）,包含24项内容;面向乡政府和村长的有效问卷105份（回收率87.5%）,包含40项内容。问卷主要从农田的分布及撂荒情况,农田受损情况,村民的收入状况,受野猪影响情况,防猪护田措施、成本及效果,野猪带来的危害类型,野猪生境状况,对野猪的保护态度,政府采取措施及补贴等方面做了详细调查与登记。后期利用MS Excel和SPSS对问卷中的各调查项数据进行量化和级别划分等处理分析。案例区生态变化表达则使用了土地利用遥感数据,判别林地和耕地面积的变化。分别获取了1995年和2010年1
2.3 博弈论模型
本研究中涉及到的利益相关主体包括村民、政府和野猪。政府的主要目标诉求是生态质量改善和生态系统服务（ES）提升;村民的主要诉求在于避免野猪侵害;野猪作为非人类主体,目标诉求表现为主动侵入村民的农田,为生态系统反服务（EDS）。三者之间相互利益冲突表现和协调过程分析是能否达到既保护生态质量又保证当地居民生计的重要途径,而博弈论则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视角[29]。博弈论指各利益主体（参与人）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为,通过各自的一系列策略,最终达到各方都能接受并稳定存在的结果（均衡）。现实中有时候看不到均衡结果,研究者正是通过社会调查和逻辑推断、利用博弈模型来预测博弈的结果[30]。博弈论一般模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30]以及生态扶贫[29]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本研究将一般模型[31]“本土化”[32]。研究区村民和政府视为博弈的参与人,野猪视为对人类行为做出本能反应的 “虚拟参与人”[30],构建基本的博弈模型（表1）。为了预测博弈的结果,需要考虑可能的策略组合,但策略组合不是结果[30],而是不同的策略组合产生不同的决策结果。
Tab. 1
表1
表1人猪博弈基本模型
Tab. 1General Game Theory model of human and wild boars
| 野猪 | |||
|---|---|---|---|
| 侵害 | 不侵害 | ||
| 人 | 防治 | ||
| 不防治 | u, v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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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猪博弈基本模型实际上是人与野猪之间争粮的博弈。人在利益受到损失时将想方设法挽回损失,当人的止损成本超过损失时将会重新考虑是否要继续投资于农田或防治野猪侵害。野猪具有本能的防卫意识和对农作物的偏好选择,因此博弈的参与者是人与野猪,博弈的焦点是农田作物。在保证种田的前提下,人有两种策略：防与不防。野猪也有两种行为：侵害农田与不侵害农田。这里给出三个假设：一是农田所种的都是野猪适口作物;二是野猪不存在个体差异,单个野猪毁坏单位面积农田的程度都一样;三是农田面积固定,农田产量不受气象灾害等因素影响。
表1中,设人可以从单位面积农田中获得的收益为u;防治野猪侵田的单位农田成本为c;被毁农田作物的价值为
3 结果分析
3.1 生态恢复与“猪进人退”
3.1.1 生态恢复 植被恢复是遏制生态和环境恶化、改善脆弱生态系统和退化生态系统的有效措施[34]。研究区在1998年启动“天保工程”,1999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程。之后,植被明显得到恢复。使用土地利用遥感影像数据,采用栅格换算统计发现,2010年的林草地面积比1995年增加了211 km2,增加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7.2%。为便于观察,图2将调查的村落按空间集中程度划分为两个区域,即A区和B区,并对两个区域1995年（A1和B1）和2010年（A2和B2）的植被覆盖情况进行对比。可以发现,A、B两区1995年的非林地在2010年时转化为林地的面积比较明显,平均植被覆盖度增加到57%。此外,从当地人的环境感知中也可辅助说明植被恢复情况。调查对象中,71%的村民和94%的政府工作人员认为目前的生态环境较10年前有较大改善。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1995年与2010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状况对比图
注：A区是甘肃陇南礼县的3乡32村,B区是甘肃天水秦州区3乡58村。A1、B1分别为A区、B区1995年土地覆盖状况;A2、B2分别为A区、B区2010年土地覆盖状况。
-->Fig. 2Comparison of land use and cover change (LUCC) of 1995 and 2010
-->
3.1.2 “猪进人退”的EDS表现 通过走访、现场观察和开放式问卷调查登记,将研究区由于生态质量改善而引致野猪侵害增加的EDS表现进行归纳。主要有：① 农田作物被毁、村民搬迁。调查结果显示,近3~5年研究区野猪与当地居民争夺粮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农田作物产量损失率达40%~80%（表2）,村民蒙受经济损失、粮食安全受到威胁。礼县大树村因“猪进人退”已举村搬迁一次。但从2015年起,迁入村庄的农田作物又遭受野猪侵害。秦州区汪川镇黄柏村因野猪侵害而逼迫迁至数公里外的苏城乡,因缺少可靠收入来源而又返回原村耕种,但作物由于缺少看护仍受野猪侵害而几乎损失殆尽。② 耕地撂荒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减少。调研的90个有猪患现象的村庄中,82%的受访村民反映自2010年后因野猪侵田而撂荒的面积逐年增多,人均累计撂荒面积为2亩,大于人均现有耕地面积即1.786亩,受野猪侵害的农田达到人均2.643亩（含撂荒地及现种耕地）,村民现有人均耕地只是2000年的三分之一,其中近5年因野猪侵田被迫撂荒地是现种耕地的1.1倍。这些现象说明村民为躲避野猪侵害而被迫撂荒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野猪侵田的问题,反而形成“猪进人退”的消极局面。③ 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调查显示有87.8%的被访者表示野猪经常晚上成群出没,由于村庄大多位于山区且邻林而建,夜晚时村民的恐惧心理更加强烈。野猪直接造成人员伤害的案例如大树村2016年6月野猪咬伤一村民。④ 疾病传染威胁。调查中有36位被访者表示野猪毁田后留下的刺鼻臭味使村民担心传染疾病而躲避;有57位村民表示因担心疾病传染,野猪侵害后的庄稼也不让家畜食用。
Tab. 2
表2
表2野猪侵害及耕地撂荒基本信息
Tab. 2General information of cropland abandonment and wild boar invasion
| 项目 | 平均值 | 标准差 | 最大占比 | 最小占比 |
|---|---|---|---|---|
| 现人均耕地面积（亩） | 1.786 | 0.860 | 0~1占47% | >3占5.7% |
| 受野猪损害农田人均面积（亩） | 2.643 | 0.795 | 2~4占57.7% | >6占21.4% |
| 野猪年侵害农田次数（次） | 1.857 | 0.639 | 2~4占62.1% | >4占12.9% |
| 因野猪侵害人均撂荒面积（亩） | 2.000 | 0.926 | 1~2占54.3% | >3占15.7% |
| 因野猪侵害撂荒时间（年） | 2.286 | 0.699 | 1~5占47.1% | >10占17.9% |
| 被访者对野猪种群变化期望 | 3.571 | 0.495 | 消灭占64.3% | 减少占35.7% |
| 人均退耕地面积（亩） | 2.357 | 0.479 | 1~3占66.4% | >6占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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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猪进人退”现象的成因 将访谈和问卷结果进行分类和归纳整理并总结促使“猪进人退”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包括：① 人工生态林建设扩大森林范围,野猪生境面积增加。在国家和地方生态政策的引导下当地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营造了大面积的人工栽培林。随着幼林逐步成林后,森林面积和植被覆盖度明显增加（图2）,结果之一便是为野猪提供了更多生境。如礼县被调查的17个村委会均陈述该地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60%以上。② 林缘趋近耕地,野猪侵害几率增加。根据问卷数据及实地考察发现,现有农田大都集中在村落周边且靠近林区,有86%的现种耕地距森林边界在2 km以内（图3）,部分耕地镶嵌于森林中。由图2可知,B2区村庄周围的森林面积增长较A2区的少,实际调研中也得知B区的野猪对农田影响程度较A区小。调查的136个村庄中的46个村庄还发现,靠近公路、集中建设用地或村庄的农田因离森林边缘较远,从而受到野猪的侵扰相对较少。村民弃耕或退耕的空间选择也表现为从距离林地由近到远的次序。③ 生态保护与民生维持的法律困境。野猪属于国家“三有”野生动物,且当地人的生态保护意识也较高。如问卷调查中99%的被访者表示不主动去伤害或捕猎野猪。为了维持生计,采取诸如日夜守护、鸣放鞭炮和燃烧火堆等防范措施失效（野猪对这些措施有适应性）,直接的猎杀措施也因禁枪而不能实施。此外,林业和其他相关部门缺乏有效的协同监管来应对野猪侵害农田的解决方案,相关部门没有调查清野猪的分布范围和野猪的具体数量,也没有为村民提供防治野猪的具体办法,但对偷猎野猪或者破坏森林者给予严惩。④ 野猪数量快速增加。研究区的野猪缺乏天敌,繁殖及生存能力较强,一年可繁殖两次,每次4~12只不等[26]。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农田与森林距离比例图
-->Fig. 3Proportion of the distance from cropland to forest
-->
3.1.4 “猪进人退”现象的社会态度 面对“猪进人退”现象,村民和政府的态度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差异。调查数据显示,在对野猪侵害行为的态度方面,村民和乡政府工作人员都表现为很低的容忍度,如受访对象中100%的村民和政府官员都希望减少或消灭野猪（表2）,78.6%的村民不赞同将野猪列为保护动物,甚至发生村民在冬天故意纵火烧毁农田周边的树林以减少森林面积以期望减少野猪的侵扰,当控制不妥时可能会导致森林火灾的发生。将被调研者对野猪的容忍度与年龄、学历和性别进行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分别为0.1320、-0.0933、-0.2582）,发现容忍度与这3项属性关系并不密切。但在面向生态恢复建设方面,村民表现出较高的赞同态度。如调查中71.4%的村民愿意继续保护生态（图4）,认为退耕还林使生态质量及人居环境得到改善,也减少了被农田的束缚,有劳动能力的可外出务工增加收入。留守村庄的大多是老弱妇小,他们并不愿意撂荒也不愿意搬迁。调查中78.9%的村民对当前政府补偿措施的避、拖、欠产生不满情绪,但被问及“如若政府出台解决人猪矛盾的有效措施时是否愿意配合”时,100%的村民表示愿意积极配合,并对政府充满期待（图4）。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被访村民对野猪和政府的态度
-->Fig. 4Respondents’ attitude to government and wild boars
-->
3.2 EDS背景下利益主体博弈的选择结果
3.2.1 野猪的选择 设野猪侵害的概率为q,基于假设的条件,野猪选择的农田是否有防治措施。当人采取“不防治”策略时的收益为：显然,
3.2.2 村民的选择 村民防治野猪的选择行为取决于野猪侵害农田的情景。当人类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防治野猪的情况下,野猪侵田的收益是
显然,
野猪破坏越严重则村民防野猪侵害的积极性越高、效果越好,这与调研获取的现实情况也是一致的。图1中的调研点均是野猪侵害农田较严重的村庄,在这些地方的“猪进人退”现象尤为突出。生态恢复的后果竟成为研究区村民生存的负担,野猪的繁衍生息已经触及村民的粮食安全。在人猪矛盾严重的背景下,野猪不可能主动拒食农田中高营养的适口作物,村民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则损失将更加严重。在此情景下,如果博弈以人类减少损失为目的,则人类最佳的博弈策略是表3中的（防治,侵害）,此均衡下,村民的损失包括较少的措施成本和较少的野猪破坏。调查统计中100%的村民期望野猪减少或者消失（图4）,所以这种策略会减轻村民的消极情绪,当措施有效时反而会增加村民的信心和积极性。规范管理下适当地减少野猪数量事实上是有利于野猪种群的健康发展[35],但在法律限制下无法实施此策略。因此在该人猪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点（防治,侵害）上,即野猪在侵害农田时该农田被村民设置了防护措施,野猪要么被措施阻挡无法侵田,要么侵田行为遭受一定代价（如被猎杀而减少数目）,这都是村民期望得到的结果。
Tab. 3
表3
表3人猪博弈中村民的最佳策略
Tab. 3Optimal strategy of resident's option in the Game Theory model
| 野猪 | |||
|---|---|---|---|
| 侵害 | 不侵害 | ||
| 村民 | 防治 | ||
| 不防治 | u,v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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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政府的选择 生态恢复建设属于社会公共事业,因其而产生的人猪矛盾理应就政府进行协调和补偿。但地方政府预算支持生态建设工程,而缺乏对EDS引致损失的补偿预算。政府既希望继续保护生态和建设森林工程以完成2020年的国家林业战略目标,也希望村民主动减少因野生动物破坏农田而增加的生态补偿诉求。因野猪属于国家“三有”动物,在没有确定野猪数量已超出环境承载力并认为灭减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修改人的策略来缓解“人猪争地”。
由式（4）可知,
3.2.3 基于博弈模型分析的建议 据调查村民现有的防猪措施种类有限且效果较差,事后村民消极等待政府生态补贴。因此政府应当合理配置资源,帮助村民使用科学技术,提高防治效果,减少受害损失,增加村民对野猪的容忍度,同时继续推进生态工程建设,促进经济和民生的双重发展。人工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6],有研究表明沙棘、刺槐等植物密集种植150 cm的条带既能够有效防止野生动物的翻越,又可以增加植被覆盖度,还能节约大量“治猪”成本[25],政府可将其作为生态建设的一部分,从“输血式”补偿转换为“造血式”补偿。同时也是对野猪这种生态系统要素的保护。为维护生态平衡,保障生态及居民安全,政府应当科学理性对待野生动物保护行为,允许经主管部门同意下捕杀一定数量的野猪。也可以把国家、集体、个人每年投入补偿或防治的费用结合起来建立保险基金,鼓励保险公司开办野生动物危害保险业务。政府应争取资金来源渠道,增加为村民提供生态教育、政策补偿、技术普及等公共服务能力,让村民从“天保”等生态工程和生态多样性保护中获得惠益,减轻政府补偿压力和与村民的矛盾,巩固生态工程成果,实现生态—社会复合系统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生态恢复建设工程提升了面向人类需求的生态系统服务（ES）,但生态系统同时也对人类产生了生态系统反服务（EDS）。案例研究表明,EDS压力下当地居民对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建设产生了消极反应,这对政府主导的生态综合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在当前生态系统服务被着重研究的同时,开展生态系统反服务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生态恢复建设扩大了植被面积并进而为野猪提供了更多生境,野猪侵害农田现象逐渐凸显。通过博弈论模型解析发现,人类（包括村民和政府）在缓解人—猪矛盾时达到的纳什均衡为（防治,侵害）,即在生态效益目标不改变的情况下,野猪侵害行为不可避免,对野猪防治措施的有效性决定了村民对生态保护之积极态度的程度。如果政府提高生态补偿,则可以达到村民和政府均积极保护生态、村民也积极防治野猪的理想模式。因此,博弈论模型在面对这种复杂关系的分析任务时是比较有效和可行的,也为厘清各博弈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和采取相应的合作措施提供一种科学方法。
本研究主要通过案例实证方式探讨了EDS的表现以及在EDS压力下各利益主体的反应和选择。对于EDS的概念内涵在国外文献中尚在讨论阶段[7,10],国内还极少提及此概念。本研究仅引用了前人总结的初步定义,并未针对概念本身进行讨论,未来需专门针对此做深入研究。从ES出发来探讨EDS的重要意义在于在目前强大的ES语境下,提醒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们要重视生态系统趋好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即EDS,在未来的生态建设中达到各利益方和谐目标下的可持续发展,为实现生态系统综合管理[37]搭建健全的理论框架体系。
博弈论模型较多地是从各参与人的战略和行动分析中获取最终的均衡结果。本研究依赖访谈和问卷调查获取各参与人的态度、行动和战略,并将博弈模型推导的均衡结果与研究区现状是否吻合进行了定性研究。更深入的定量研究数据需要长期持续观测、记录和访谈甚或在模拟实验下才可获取,需要进行工作量更大的控制型实验和定量分析。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25] | . 人和野猪的冲突已经成为日益关注的问题。2010年6～10月,在黑龙江省尚志市青云林场利用走访和问卷调查对野猪危害进行了研究,并通过散布东北虎粪便、放置东北虎图像、播放东北虎声音的方法对野猪危害进行了防治并与当地居民防治野猪危害的措施进行了比较。结果如下:(1)野猪危害多在夏初至秋末,主要危害玉米和西葫芦,受危害的农田多是林缘地和林间地。(2)把野猪第2次进入农田与第1次进入农田的间隔天数作为防治措施的有效性评估指标,研究发现利用东北虎粪便、图像、声音防治野猪危害的有效期分别是3.00±0.58 d、1.33±0.33 d、5.25±0.63 d。(3)林场84.09%的居民会采取防治措施,防治措施有效期一般是3～7 d。(4)利用东北虎粪便和图像防治野猪危害的效果与林场大多数居民采取的防治措施效果相比差异不显著(P0.05)。利用声音防治危害的效果只与利用塑料绳围栏(P=0.029)和干扰物(P=0.029)的防治效果相比差异显著。利用东北虎粪便、图像和声音防治野猪危害效果不理想可能和这个地区东北虎消失时间比较长有关。 |
| [26] | . 人与野猪冲突日趋严重,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本文回顾了人与野猪冲突 的类型、程度,分析了引发人与野猪冲突的原因和影响野猪危害的因素;综述了目前缓解人与野猪冲突的措施及其效果.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冲突管理中普遍存在的 看法和问题,并针对人与野猪冲突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 人与野猪冲突日趋严重,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本文回顾了人与野猪冲突 的类型、程度,分析了引发人与野猪冲突的原因和影响野猪危害的因素;综述了目前缓解人与野猪冲突的措施及其效果.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冲突管理中普遍存在的 看法和问题,并针对人与野猪冲突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
| [27] | .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LUCC)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本文采用相同空间分辨率的卫星遥感信息源和相同的技术方法,对中国1980年代末到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数据进行定期更新。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发展土地利用动态区划的方法,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与时空特征。我们发现:1990-2010年的20年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南减北增,总量基本持衡,新增耕地的重心逐步由东北向西北移动"是耕地变化的基本特征;"扩展提速,东部为重心,向中西部蔓延"是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的基本特征;"林地前减后增,荒漠前增后减,草地持续减少"是非人工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主要特征。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两个10年相比,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空间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原有的13个土地利用变化区划单元演变为15个单元,且部分区划单元边界发生变化。主要变化格局特征为黄淮海地区、东南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四川盆地城镇工矿用地呈现明显的加速扩张态势;北方地区耕地开垦重心由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转向西北绿洲农业区;东北地区旱作耕地持续转变为水田;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南部、黄土高原和西南山地退耕还林还草效果初显。近20年间,尽管气候变化对北方地区的耕地变化有一定的影响,但政策调控和经济驱动仍然是导致我国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时空差异的主要原因。2000年后的第一个10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人为驱动因素已由单向国土开发为主,转变为开发与保护并重。在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方法方面,应用"动态区划法"开展世纪之交两个10年中国LUCC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有效揭示了20年来中国LUCC"格局的变化过程",即动态区划边界的推移、区划单元内部特征的变化与单元的消长等;以及"变化过程的格局",即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与特征的分阶段区域差异,清晰刻画了LUCC动态区划中区划单元的消长,单元边界的变动,以及前后10年的变化强度特征,揭示了土地利用"格局"与"过程"之间的交替转化规律,以及不同类型和区域的变化原因,证明了该分析方法的有效性。 .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LUCC)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本文采用相同空间分辨率的卫星遥感信息源和相同的技术方法,对中国1980年代末到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数据进行定期更新。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发展土地利用动态区划的方法,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与时空特征。我们发现:1990-2010年的20年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南减北增,总量基本持衡,新增耕地的重心逐步由东北向西北移动"是耕地变化的基本特征;"扩展提速,东部为重心,向中西部蔓延"是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的基本特征;"林地前减后增,荒漠前增后减,草地持续减少"是非人工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主要特征。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两个10年相比,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空间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原有的13个土地利用变化区划单元演变为15个单元,且部分区划单元边界发生变化。主要变化格局特征为黄淮海地区、东南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四川盆地城镇工矿用地呈现明显的加速扩张态势;北方地区耕地开垦重心由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转向西北绿洲农业区;东北地区旱作耕地持续转变为水田;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南部、黄土高原和西南山地退耕还林还草效果初显。近20年间,尽管气候变化对北方地区的耕地变化有一定的影响,但政策调控和经济驱动仍然是导致我国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时空差异的主要原因。2000年后的第一个10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人为驱动因素已由单向国土开发为主,转变为开发与保护并重。在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方法方面,应用"动态区划法"开展世纪之交两个10年中国LUCC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有效揭示了20年来中国LUCC"格局的变化过程",即动态区划边界的推移、区划单元内部特征的变化与单元的消长等;以及"变化过程的格局",即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与特征的分阶段区域差异,清晰刻画了LUCC动态区划中区划单元的消长,单元边界的变动,以及前后10年的变化强度特征,揭示了土地利用"格局"与"过程"之间的交替转化规律,以及不同类型和区域的变化原因,证明了该分析方法的有效性。 |
| [28] | . 在土地利用变化时空信息平台的支持下 ,本文对我国 2 0世纪 80年代末到 90年代末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进行了全面分析 ,揭示了我国 10年来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规律 ,分析了这些规律形成的主要政策、经济和自然成因。研究表明 ,2 0世纪 90年代 ,全国耕地总面积呈北增南减、总量增加的趋势 ,增量主要来自对北方草地和林地的开垦。林业用地面积呈现总体减少的趋势 ,减少的林地主要分布于传统林区 ,南方水热充沛区造林效果明显。中国城乡建设用地整体上表现为持续扩张的态势。 90年代后 5年总体增速减缓 ,西部增速加快。 2 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 ,政策调控和经济驱动是导致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时空差异的主要原因。据此 ,本文提出在今后的全国土地利用规划中 ,应充分考虑我国现代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分异规律。同时 ,在生态环境恢复与建设规划中也应强调自然地理地带的针对性 ,同时要改变传统的资源规划与管理思路 ,在基础设施日益完备的条件下 ,最大程度地发挥跨区域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综合优势 . 在土地利用变化时空信息平台的支持下 ,本文对我国 2 0世纪 80年代末到 90年代末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进行了全面分析 ,揭示了我国 10年来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规律 ,分析了这些规律形成的主要政策、经济和自然成因。研究表明 ,2 0世纪 90年代 ,全国耕地总面积呈北增南减、总量增加的趋势 ,增量主要来自对北方草地和林地的开垦。林业用地面积呈现总体减少的趋势 ,减少的林地主要分布于传统林区 ,南方水热充沛区造林效果明显。中国城乡建设用地整体上表现为持续扩张的态势。 90年代后 5年总体增速减缓 ,西部增速加快。 2 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 ,政策调控和经济驱动是导致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时空差异的主要原因。据此 ,本文提出在今后的全国土地利用规划中 ,应充分考虑我国现代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分异规律。同时 ,在生态环境恢复与建设规划中也应强调自然地理地带的针对性 ,同时要改变传统的资源规划与管理思路 ,在基础设施日益完备的条件下 ,最大程度地发挥跨区域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综合优势 |
| [29] | . 生态脆弱区既是生态环境破坏最典型、最强烈的区域,也是贫困问题最集中的区域。然而,实践中试图摆脱"贫困陷阱"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鲜有协同生态保护与扶贫的研究,尤其是忽视了不同利益主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与机制。从博弈论的视角,探讨生态脆弱区不同利益主体的两组核心博弈,即政府与民众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博弈。研究发现,扶贫与生态环境保护相互作用过程事实上就是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目标与利益的博弈过程,博弈结果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扶贫的效果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效应。研究为深入理解贫困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与机制提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为中国生态脆弱区可持续发展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 生态脆弱区既是生态环境破坏最典型、最强烈的区域,也是贫困问题最集中的区域。然而,实践中试图摆脱"贫困陷阱"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鲜有协同生态保护与扶贫的研究,尤其是忽视了不同利益主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与机制。从博弈论的视角,探讨生态脆弱区不同利益主体的两组核心博弈,即政府与民众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博弈。研究发现,扶贫与生态环境保护相互作用过程事实上就是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目标与利益的博弈过程,博弈结果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扶贫的效果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效应。研究为深入理解贫困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与机制提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为中国生态脆弱区可持续发展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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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 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或彼此增益的协同关系,科学理解和权衡这些作用关系有利于指导生态系统管理实践,也对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现有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研究工作,归纳总结了权衡研究的主要方法：统计学、空间分析、情景模拟和服务流动性分析方法;对权衡研究中常用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模型进行了机理介绍和应用分析;进一步提出了权衡研究的理论框架和重要切入点,即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尺度特征、相互作用、效益和驱动机制。对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未来的进一步深化研究进行了展望,旨在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启迪和参考。 . 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或彼此增益的协同关系,科学理解和权衡这些作用关系有利于指导生态系统管理实践,也对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现有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研究工作,归纳总结了权衡研究的主要方法：统计学、空间分析、情景模拟和服务流动性分析方法;对权衡研究中常用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模型进行了机理介绍和应用分析;进一步提出了权衡研究的理论框架和重要切入点,即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尺度特征、相互作用、效益和驱动机制。对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未来的进一步深化研究进行了展望,旨在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启迪和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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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 <div >尽管现代狩猎有别于传统狩猎，但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国际上有大量****从生态学、行为学、遗传学、经济学等角度研究狩猎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本文综合国内外文献，综述了狩猎在种群动态、行为、基因及表型方面可能对野生动物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 规范管理下的适当狩猎是管理野生动物种群的有效方式，有利于野外种群数量的恢复甚至增加.但过度或不当的狩猎会影响野生动物种群性比、出生率和死亡率，改变动物觅食行为及社群空间行为，对动物基因及表型产生人工选择.国际上很多国家已成功开展适当的狩猎活动，而我国要想在野生动物管理中科学应用狩猎，应基于生态学、经济学理论，参考国际上的成功案例，科学制定狩猎限额，加强狩猎监督管理，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div><div > </div> . <div >尽管现代狩猎有别于传统狩猎，但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国际上有大量****从生态学、行为学、遗传学、经济学等角度研究狩猎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本文综合国内外文献，综述了狩猎在种群动态、行为、基因及表型方面可能对野生动物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 规范管理下的适当狩猎是管理野生动物种群的有效方式，有利于野外种群数量的恢复甚至增加.但过度或不当的狩猎会影响野生动物种群性比、出生率和死亡率，改变动物觅食行为及社群空间行为，对动物基因及表型产生人工选择.国际上很多国家已成功开展适当的狩猎活动，而我国要想在野生动物管理中科学应用狩猎，应基于生态学、经济学理论，参考国际上的成功案例，科学制定狩猎限额，加强狩猎监督管理，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div><div >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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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由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性、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以及人类使用的选择性，在人为活动和自然因素作用下，服务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权衡、相互增益的协同等变化。理解服务权衡与协同的表现类型、形成机理、尺度依存和区域差异，对于制定区域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意义。从相互作用与联系、类型与形成机制、研究方法与工具、尺度效应以及不确定性等方面评述了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和局限性，并对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地理学视角研究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的主要议题，包括服务供需的时空异质性、权衡与协同的形成机制、尺度依存和区域差异等。可为拓展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提升地理学综合研究水平提供借鉴与参考。 . 由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性、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以及人类使用的选择性，在人为活动和自然因素作用下，服务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权衡、相互增益的协同等变化。理解服务权衡与协同的表现类型、形成机理、尺度依存和区域差异，对于制定区域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意义。从相互作用与联系、类型与形成机制、研究方法与工具、尺度效应以及不确定性等方面评述了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和局限性，并对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地理学视角研究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的主要议题，包括服务供需的时空异质性、权衡与协同的形成机制、尺度依存和区域差异等。可为拓展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提升地理学综合研究水平提供借鉴与参考。 |
| [3] | . ABSTRACT Increasingly, we view nature through a utilitarian lens that leads us to attempt to measure and manage the services that species, habitats and ecosystems provide. Surprisingly, we have tended to consider only the positive values of ecosystems, their ecosystem services.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our food and water, Nature also kills us, primarily through disease. If we are to effectively manage the terrestrial Earth, we need to also manage species, habitats and ecosystems so as to minimize such ‘ecosystem disservices’. I consider what we know about the spatial pattern of one disservice, pathogen prevalence and how changes in habitat influence it. I consider the effects of habitat changes on pathogen prevalence and, consequently, ecosystem disservices. In the end, we need to weigh both the costs and the benefits of particular ecosystems, habitats and species – to consider the bad with the good. Doing so requires that we learn much more about the biota than we currently know. |
| [4] | . Agricultural ecosystems are actively managed by humans to optimize the provision of food, fiber, and fuel. These ecosystem services from agriculture, classified as provisioning services by the recent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depend in turn upon a web of supporting and regulating services as inputs to production ( e.g., soil fertility and pollination). Agriculture also receives ecosystem dis-services that reduce productivity or increase production costs ( e.g., herbivory and competition for water and nutrients by undesired species). The flows of these services and dis-services directly depend on how agricultural ecosystems are managed and upon the diversity,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ing of remaining natural ecosystems in the landscape. Managing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to provide sufficient supporting and regulating ecosystem services and fewer dis-services will require research that is policy-relevant, multidisciplinary and collaborative.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ecosystem services contribute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how ecosystem dis-services detract from it. We first describe the major services and dis-services as well as their key mediators. We then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scale and economic externaliti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ecosystem service provision to agriculture. Finally, we discuss outstanding issues in regard to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dis-services to agricul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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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The importance of ecosystem services for human well-being has been highlighted by several recent environmental studies and assessments. These assessments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urban green management, but they largely exclude various nuisances and losses produced by ecosystem functions. Lack of attention to these ecosystem disservices may seriously hampe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general and urban green management in particular. Ecological,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will affect both what kind of disservices will emerge and how they will be experienced and managed. Especially in urban areas,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spanning from global to local levels are continuously altering urban ecosystems. Our ways of perceiving and valuing ecosystem functions are also undergoing rapid change. Here we discuss the concept of ecosystem dis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rthern European urban ecosystems. It is concluded that perceptions about ecosystem disservices have an increasing influence on how urban green areas are experienced, valued, used, managed and developed. |
| [7] | . Publication » Ecosystem disservices: Embrace the catchword. |
| [8] | . In their recent article, Shapiro and Báldi (2014) build on the long-running narrative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disservices” (e.g., Zhang et al., 2007 ; Lyytim01ki et al., 2008), describing how nature yields both benefits and harms to society. These harms include crop pests, floods, landslides, wildfires, and zoonotic disease transmission, among others. While we agree with their argument that calculation of these harms is commonplace and corresponding quantification of benefits is needed, we feel the use of the concept of “ecosystem disservices” hampers, rather than helps,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grative and constructive dialogue about conservation and the complex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Estimation of costs and benefits and their balancing as positives or negatives is a principal activity in economics; however, we fear that in this case the term “disservice” carries the wrong message for both science and society. |
| [9] | . http://www.iucnredlist.org/details/summary/67363010/0 |
| [10] | . Research into the benefits that ecosystems contribute to human wellbeing has multiplied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following from the seminal contribu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lennium Ecosystem... |
| [11] | . There is growing interest in ecosystem disservices, i.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cosystems on humans. The focus on disservices has been controversial because of the lack of clarity on how to disentangle ecosystem services and disservices related to human wellbeing. A perspective that considers both services and disservices is needed to inform objective decision-making. We propose a comprehensive typology of ecosystem disservices, and present a framework for integrating ecosystem services and disservices for human wellbeing linked to ecosystem functioning. Our treatment is underpinned by three key assumptions: (1) ecosystem attributes and functions are value-free; (2) the perception of benefits or nuisances are however dependent on societal context, and preferences and actions by societal actors may trigger, enhance or alleviate benefits or nuisances derived from ecosystems; and (3) the notion of disservices must account for the role of human management in assessments of ecosystem values, i.e. the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measures that identify, protect, promote or restore desirable levels of services, and concurrently minimise, mitigate or adapt to disservices. We illustrate our ideas with examples from plant invasions as a complex social-ecological phenomenon. |
| [12] | . This study estimates the value of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s provided by a protected area in a biodiversity hotspot in India. It also addresses some of the shortcomings identified in existing literature by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several intangible benefits, and disservices of forests ignored in most valuation studies, as well as the added value from intact forests as compared to from alternative landscapes. Usi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data, and economic valuation technique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total net benefits provided by the Nagarhole national park in Karnataka, India are considerable. The added value of benefits from the park is also higher as compared to from alternative landscapes considering just three ecosystem services. If these are factored in decision making it could strengthen the economic case for conserving forests in tropical countries such as India where there is immense pressure to divert forests for meeting development needs. |
| [13] | . 61The number of perennial, alien, ornamental and edible plant species was largest in residential areas completed in 1990s.61The number of allergenic species was highest in residential areas completed before 1980.61The Simpson, Shannon and Pielou indices for trees and shrubs were highest in areas completed in 1990s.61Housing price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plant traits of residential areas.61Housing price and floor-area ratio are the variables that positively correlate with species richness. |
| [14] | . Owing to complex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impacts of higher trophic levels on plants is poorly understood. In tropical agroecosystems, ants interact with crop mutualists and antagonists, but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this integrates into the final ecosystem service, crop yield. We combined ant exclusion and introduction of invasive and native-dominant species in cacao agroecosystems to test whether (i) ant exclusion reduces yield, (ii) dominant species maximize certain intermediate ecosystem services (e.g. control of specific pests) rather than yield, which depends on several, cascading intermediate services and (iii) even, species-rich ant communities result in highest yields. Ants provided services, including reduced leaf herbivory and fruit pest damage and indirect pollination facilitation, but also disservices, such as increased mealybug density, phytopathogen dissemination and indirect pest damage enhancement. Yields were highest with unmanipulated, species-rich, even communities, whereas ant exclusion decreased yield by 27%. Introduction of an invasive-dominant ant decreased species density and evenness and resulted in 34% lower yields, whereas introduction of a non-invasive-dominant species resulted in similar species density and yields as in the unmanipulated control. Species traits and ant community structure affect services and disservices for agriculture in surprisingly complex ways, with species-rich and even communities promoting highest yield. |
| [15] |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tegrate the concepts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disservices when assessing the efficacy of using urban forests for mitigating pollution. A brief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dentifies some pollution mitigation ecosystem services provided by urban forests. Existing ecosystem services definitions and typologies from the economics and ecological literature are adapted and applied to urban forest management and the concepts of ecosystem disservices from natural and semi-natural systems are discussed. Examples of the urban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s of air quality and carbon dioxide sequestration are used to illustrate issues associated with assessing their efficacy in mitigating urban pollution.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est management alternatives that mitigate pollution should consider scale, contexts, heterogeneity, management intensities and other social and economic co-benefits, tradeoffs, and costs affecting stakeholders and urban sustainability goals. Copyright 2011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16] | . Farmers practices in the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influence biodiversity with implications for livelihoods, ecosystem service provis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d how smallholding farmers in an agriculture-forest mosaic landscape in southwestern Ethiopia manage trees and forests with regard to a few selected ecosystem services and disservices that they highlighted as beneficial or problematic.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six villages, located both near and far from forest, using participatory field mapping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ree species inventory,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and observation. The study showed that farmers management practices, i.e., the planting of trees on field boundaries amid their removal from inside arable fields, preservation of trees in semimanaged forest coffee, maintenance of patches of shade coffee fields in the agricultural landscape, and establishment of woodlots with exotic trees result in a restructuring of the forest-agriculture mosaic. In addition, the strategies farmers employed to mitigate crop damage by wild mammals such as baboons and bush pigs, e.g., migration and allocation of migrants on lands along forests, have contributed to a reduction in forest and tree cover in the agricultural landscape. Because farmers management practices were overall geared toward mitigating the negative impact of disservices and to augment positive services, we conclude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operationalize ecosystem processes as both services and disservices in studies related to agricultural landscapes. |
| [17] | . Abstract Vulnerable human populations are exposed to social and biophysical stressors, but have limited capacity to mitigate them, and thus may access ecosystem services in unconventional ways. As a result of this access, they may also experience disservices (i.e., functions of ecosystems harmful to human wellbeing) in ways that are not well understood. We use a mixed-method socio-ecological approach to examine how persons experiencing homelessness in Phoenix, Arizona, acces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encounter disservices in urban waterways. We find that urban waterways provide users with drinking and bathing water, and cooler, shaded areas, but potentially expose them to pathogens and legal persecution. The wetlands provide cultural services by affording a sense of place and safety; however, these locations can also be associated with restrictive ordinances and aggressive law enforcemen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ole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disservices in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biophysical and social vulnerability. |
| [18] | . Die Ausweitung der Landwirtschaft in tropischen Regionen verursacht Abnahmen der Biodiversit01t und ver01ndert 02kologische Prozesse. Indessen kann in einigen tropischen Agrarsystemen der Schutz von natürlichem Lebensraum gleichzeitig bedrohte Arten schützen und wichtige 00kosystemdienstleistungen unterstützen. Der 00lpalmenanbau ist die am schnellsten wachsende Industrie in tropischen Gebieten, aber das Ausma08, in dem nicht bewirtschaftete Habitate Biodiversit01t und 00kosystemdienstleistungen in diesen Landschaften unterstützen, ist wenig dokumentiert. Wir untersuchten, ob fragmentierte Uferw01lder (Uferreservate) in von 00lpalmen dominierten Landschaften von Sabah (Borneo, Malaysia) eine Sch01dlingskontrolldienstleistung erbringen oder die Sch01dlingsaktivit01t steigern. Wir bestimmten die Aktivit01t von potentiellen R01ubern von Sch01dlingen, indem wir Raupenimitate aus Knetmasse benutzten, und quantifizierten den Sch01dlingsbefall an 00lpalmwedeln in Gebieten mit und ohne Uferreservate. Wir variierten auch die Gestalt und Farbe der Imitate, um das Ausma08 abzusch01tzen, mit dem künstliche Raupenimitate Reaktionen seitens der R01uber wiedergeben. Das Vorhandensein eines Uferreservats steigerte die Angriffsraten von Arthropoden, aber nicht die von V02geln. Unsere Untersuchung zur Methodik legt nahe, dass die Angriffe auf künstliche Sch01dlingsimitate die Aktivit01t von V02geln besser wiedergeben als die von Arthropoden. Der Befall durch Pflanzenfresser wurde ebenfalls nicht signifikant vom Vorhandensein eines Uferreservates beeinflusst. Insgesamt schlie08en wir, dass Uferreservate von 30-5002m Breite beiderseits des Flusses vermutlich keine Dienstleistung für die Sch01dlingskontrolle erbringen. Nichtsdestotrotz belegen unsere Ergebnisse, dass Pufferstreifen an Flussufern nicht zu einer Steigerung der Dichte von blattfressenden Sch01dlingen führen. Dieser Befund sollte Manager, die um m02gliche negative Folgen des Schutzes von Uferw01ldern besorgt sind, beruhigen. |
| [19] | . Dreissenid (zebra and quagga) mussels are widely recognized as having strong, adverse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impacts, e.g., biofouling and loss of water column primary production. We assessed perceptions and values associated with two less often considered ecological outcomes of dreissenid mussel influences on coastal ecosystems along Lake Ontario and the western St. Lawrence River in New York State. One, the generation of water clarity through filtration, we define as an ecosystem service; the other, the production of large amounts of nuisance algae (e.g., Cladophora and Microcystis ) is defined as an ecosystem disservice. Surveys of business owners and homeowners quantified their preferen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values regarding these products of zebra mussel influence. Water clarity increased greatly, particularly in the eastern portion of Lake Ontario, and algal problems increased throughout. Businesses attributed increases and decreases in revenues associated with water clarity and algae; homeowners reported analogous changes in property values. Water clarity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and alga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changes in revenues and property values. Threshold responses of costs as functions of filamentous algae were evident. Given the likely continued influx of invasive species due to human activities,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ecosystem service concept should consider potential “goods” and “bads” of invasive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ecosystem and social system resiliency. |
| [20] |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small-scale variability in ecosystem services and disservices that is important for sustainable planning in urban areas (including suburbs surrounding the urban core). We quantified and valued natural capital (tree and soil carbon stocks) ecosystem services (annual tree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pollutant uptake, and stormwater runoff reduction) and disservice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soil soluble reactive phosphorus) within a 30-hectare heterogeneous green space that included approximately 13% wetland, 13% prairie, 16% forest, and 55% subdivision. We found similar soil organic carbon across green space types, but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other ecosystem services and disservices. The value of forest tree carbon stock was estimated at approximately $10,000 per hectare. Tree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pollutant uptake added benefits of $1000+ per hectare per year. Annual per hectare benefits from tree carbon stock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n the subdivision were each 63% of forest values. Total annu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had significant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Soil soluble reactive phosphoru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wetland than in forest and prairie. Our results have implications for urban planning. Adding or improving ecosystem service provision on small (private or public) urban or suburban lots may benefit from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small-scale variability. |
| [21] | . Ecosystem services associated with urban forests have received significant consideration in the last decade, but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disservices. In the urban forest, examples of common disservices include air pollution, allergens and physical damage to property. The way perceived and experienced urban forest disservices influence residents' tree management is unclear yet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hen developing management goals and strategies. This study's objective is to examine residents' experiences, attitudes, and actions related to an ice storm, which created a set of urban forest disservice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ole of disservices in residential tree management. To address the objective, residents from the Greater Toronto Area were surveyed six month after the December 2013 ice storm. The survey responses indicated that the majority of participants had multiple small and large branches fall on their property as a result of the storm, although few lost trees. As a result of their ice storm experiences, many survey participants altered their tree plans, including deciding to remove healthy trees on their property to reduce future risks. Most respondents want their municipality to continue street tree plantings, but utilize more structurally sound trees and take better care of existing trees. The case study highlights the ways disservices can influence the attitudes and actions of residents, thus, illustrating the importance of documenting disservices, along with ecosystem services, in order to develop successful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better understand socio-ecological interactions in the urban forest. |
| [22] | . Ecosystem services, the benefits produced by ecosystem functions and structures for human well-being, have received continuous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A) and the TEEB study (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Biodiversity). Ecosystem functions also have effects that are harmful to human well-being, and these effects are called ecosystem disservices (ED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how ecosystem disservices have been recognised in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and how the concept has been used in the discussion of socio-ecological systems. The paper analyses 103 studies on EDS. We use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assess geographical spread, focus and indicator choice. This quantitative picture is supplemented by a qualitative discussion of the effects of ecosystem disservices on urban systems and cities. The results of the review show that although the idea of detrimental ecosystem effects is not new, systematic research on EDS has only just begun. Most studies on EDS focus on Western Europe or the USA. EDS have been more frequently discussed in the most human-dominated ecosystem types: i.e., in agricultural and urban ecosystems. The latter in particular will be central for future research on EDS, considering that more than 75%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is expected to live in urban environments by 20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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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 以黑龙江凤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于2010年9、10月份,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实地考察法相结合的形式,调查该保护区及周边地区野猪危害农田的情况,以及居民对野猪的容忍性和认知度。结合Mann-Whitey U检验和Kruskal-Wallis H检验方法比较各个因素对保护区及周边居民野猪容忍性的影响差异,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主要影响因素进行辨析。结果表明:农田收入比例、文化程度、人均农田面积以及野猪毁田面积是影响居民对野猪容忍性的主要因素。被访问的居民中,66.19%的居民希望野猪种群减少或消失;63.38%的居民赞同或者完全赞同保护措施;毁田事件发生后,46.48%的居民赞同或完全赞同捕杀野猪;在村外遇见野猪时,66.20%的居民不赞同或者完全不赞同捕杀野猪;在山野遇见野猪时,65.59%的居民不赞同或者完全不赞同捕杀野猪,说明遇到野猪的地点对居民所持捕杀态度基本没有影响。 . 以黑龙江凤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于2010年9、10月份,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实地考察法相结合的形式,调查该保护区及周边地区野猪危害农田的情况,以及居民对野猪的容忍性和认知度。结合Mann-Whitey U检验和Kruskal-Wallis H检验方法比较各个因素对保护区及周边居民野猪容忍性的影响差异,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主要影响因素进行辨析。结果表明:农田收入比例、文化程度、人均农田面积以及野猪毁田面积是影响居民对野猪容忍性的主要因素。被访问的居民中,66.19%的居民希望野猪种群减少或消失;63.38%的居民赞同或者完全赞同保护措施;毁田事件发生后,46.48%的居民赞同或完全赞同捕杀野猪;在村外遇见野猪时,66.20%的居民不赞同或者完全不赞同捕杀野猪;在山野遇见野猪时,65.59%的居民不赞同或者完全不赞同捕杀野猪,说明遇到野猪的地点对居民所持捕杀态度基本没有影响。 |
| [25] | . 人和野猪的冲突已经成为日益关注的问题。2010年6～10月,在黑龙江省尚志市青云林场利用走访和问卷调查对野猪危害进行了研究,并通过散布东北虎粪便、放置东北虎图像、播放东北虎声音的方法对野猪危害进行了防治并与当地居民防治野猪危害的措施进行了比较。结果如下:(1)野猪危害多在夏初至秋末,主要危害玉米和西葫芦,受危害的农田多是林缘地和林间地。(2)把野猪第2次进入农田与第1次进入农田的间隔天数作为防治措施的有效性评估指标,研究发现利用东北虎粪便、图像、声音防治野猪危害的有效期分别是3.00±0.58 d、1.33±0.33 d、5.25±0.63 d。(3)林场84.09%的居民会采取防治措施,防治措施有效期一般是3～7 d。(4)利用东北虎粪便和图像防治野猪危害的效果与林场大多数居民采取的防治措施效果相比差异不显著(P0.05)。利用声音防治危害的效果只与利用塑料绳围栏(P=0.029)和干扰物(P=0.029)的防治效果相比差异显著。利用东北虎粪便、图像和声音防治野猪危害效果不理想可能和这个地区东北虎消失时间比较长有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