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豪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芜湖 241002
Tourism entrepreneurial migrants' micro-motivations in Chinese natural scenery sightseeing places: A case study of Tangkou town in Huangshan city
YANGZhao, CHENGHao收稿日期:2017-11-6
修回日期:2018-02-5
网络出版日期:2018-05-20
版权声明:2018《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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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旅游企业主移民（Tourism Entrepreneurial Migrants,TEMs）是旅游移民群体中特征较为明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解决旅游业人才短缺、旅游供给不足以及旅游依赖型经济体发展的不稳定性等问题较为有效。Williams等较早将旅游移民置于宏观社会生产和消费的结构性变化中加以讨论,并陈述了5种明确的移民形式,包括劳工移民、返回移民、企业主移民、退休移民和第二居住地移民,其中,TEMs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劳工移民和生活方式移民的特例[1]。该类群体在主流旅游移民研究中受到的关注较少[2]。需要注意地是,这些移民类型之间并非是互斥的。在旅游发达地区,宏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生活工作观念转变使得传统生产导向的劳工移民与后工业化时代消费导向的生活方式移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从更为宽泛的时空尺度上加以考虑,移民者的身份、角色和特征总体上在逐渐发生变化。某一类旅游移民现象往往与其他现象间存在一定的交叉,如TEMs会将移民工作者对经济收益的追求作为其诉求之一[3],而移民工作者也会有类似于生活方式移民的需求[4]。可以预见,随着旅游移民现象的持续演变,兼顾生产性和消费性的TEMs群体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已有研究来看,国外****对TEMs的研究主要涉及行为理论、发生论和社会影响等方面 [5],驱动力研究是其中的热点和成果相对集中的领域[6]。在研究内容上,以对微观驱动力的实证探索为主,其中Szivas等对匈牙利[7]和英国萨默赛特、考文垂[8]的劳动力转移以及Vaugeois等[9]对加拿大的温哥华岛旅游劳工移民（包括TEMs）的研究颇具典型性。国内针对TEMs入迁驱动力的专门研究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杨钊等对九华山和九寨沟旅游劳工移民的特征及微观驱动力分 析[6,10]。因此,关注中国自然观光地TEMs入迁驱动力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丰富国际旅游移民研究体系中的实证和理论探索;另一方面,对企业主移民入迁驱动因素的分析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制定相应的移民政策来吸引人才进入[11],进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劳动力就业和社会进步[12,13,14]。与Williams等[1]的观点相近,国内****杨钊等认为,TEMs属于劳工移民的最上层,它既是生活方式移民,又是劳工移民[15]。同时,考虑其从业性,杨钊等人将其纳入到旅游劳工移民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框架中去[5]。据此,已有的旅游企业主移民和囊括该类群体的旅游劳工移民研究均可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借鉴。综合已有文献,TEMs入迁主要受宏观和微观两类驱动因素的影响。宏观方面,从北半球发达经济体旅游移民现象的演变过程来看,受经济增长、收入差异、社会福利增加、人口老龄化加剧、退休年龄提前和生活、工作价值的重新评判等因素的影响[1,16,17],TEMs向旅游地或乡村地区迁移的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12,13]。Szivas等在研究匈牙利劳工向旅游业转移时,首先将其置于国家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加以考虑[7]。Janta等采取了同样明确的研究取向,在分析欧盟扩大之后两地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基础上,探究波兰移民工作者向英国旅游业迁移的具体动机问题[18]。总体来看,在对比不同时间、不同区域背景下TEMs的迁移动力时,必须要考虑宏观背景因素。这里可以借鉴Williams等所提出的生产性和消费性框架理解宏观驱动因素[1]。相比于宏观背景因素的识别,针对特定区域若干案例地的TEMs迁移驱动因素的探讨即为微观视角下的驱动力研究。Snepenger等较早尝试对黄石公园的TEMs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传统的商业环境类因素对其迁移决策的影响要弱于生活质量类因素[13]。Szivas等基于4个理论假设对劳动力转移动机进行了分析,这些假设分别是增加经济收入、职业积极特性、职业避难所和企业家愿望[7]。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检验了以上4个理论假设的存在,其构建的入迁驱动力量表也在Szivas等后续的不同案例地研究中得到了应用,且在移民入迁驱动力结构和对部分驱动力因子（如职业积极特性、避风港等）的重要性评价上有着基本相同的结论[8,9]。与此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生活方式移民群体需要引起注意,其在迁移时考虑构建一种能够自主控制的工作生活关系[8],追求美好的自然环境和乡村生活[9]。Benson等的研究发现,此类群体逐渐成为典型[18,19]。与传统移民不同,他们来自于相对富裕的区域,通常经营一些小生意维持当前所构建的新生活。总体来看,上述研究中的TEMs多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其迁移首要考虑的并非是经济利益,而是追求新的工作生活平衡,包括选择优质的居住条件和轻松自由的工作环境等[20,21,22],而全球南部地区发展中/转型经济体国家的TEMs经济导向更为明显。Biddulp以柬埔寨吴哥窟周边3个远近不同的乡村为案例地进行研究,发现当地旅游的快速发展会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劳动力的跨境输出,一部分人会留下来做些小生意来获取与出国劳务等量的经济收入[23]。然而,尽管他们和发达地区移民有着同样强烈的企业家愿望[7,8,20],但受限于国际视野和经营技能的缺乏,其在旅游企业经营方面的作为往往极为有限。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TEMs的特定人口学特征（如受教育程度、年龄、来源地）对其迁移动力的影响[3,8,9]。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TEMs的实证探索包含在对旅游劳工移民的研究中,总体关注较少。杨钊等对九寨沟旅游劳工移民的微观驱动力进行分析,证实和丰富了国外已有的研究结果,并结合质性方法分析了移民迁移动力过程[6]。也有研究者从生活方式移民的角度来探讨该现象[24,25]。
微观层面的驱动因素对驱动力性质的刻画较为明确、具体,但在解释驱动力变化过程方面较为乏力,因为其往往反映的是特定时刻下特定区域内的移民入迁驱动力问题。显然,在特定时空维度下观察到的结果一般不能代表更大尺度上该现象的总体结果[6,7,8,9]。实际上,现有研究确实较少探讨适用于一般现象的普适性结论[3,26],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不同移民群体所处的区域背景差异使得TEMs微观驱动力的主要特性有所不同。Williams等较早对旅游移民属性进行了生产性和消费性的区分[27],但其本人和其他****的后续研究表明,力求在类型划分上达到绝对的互斥性是没有必要的。企业主移民的入迁驱动因素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并存的复杂特征,与此同时,不同区域背景下的主导性驱动因素亦存在差异。从已有研究结果来看,发展中地区以生产性因素为主导,而发达地区则以消费性因素为主导。鉴于此,回归到旅游和移民间共生关系的本质,从宏观视角来考虑TEMs入迁微观驱动力的主要特性及其变化或许是寻求概括性解释的有效手段。早期的探索性研究多将旅游和移民的关系统筹在一个连续体上加以考虑[1,2,27,28]。连续体的“生产性”一端以创造经济收益为主要考虑[14],另一端则以追求高质量的环境和更好的生活方式等消费性特征为代表,如季节性迁移至西班牙的挪威人[27]和九华山居士企业主移民[29]都具有此类特性。在这一连续体上,TEMs入迁驱动因素与其角色一样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与单纯经济导向的劳工移民相比,它与舒适性移民、生活方式移民等有着某些相似的追求,而与纯消费性移民相比,其经济属性又较为明确[19]。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经验上判断,当发展中地区逐渐成为发达地区时,TEMs的入迁驱动因素也会从生产性为主逐渐过渡到消费性为主,这显示出总体驱动力的变化趋势,而导致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宏观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改变[30]。
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以黄山市汤口镇为典型案例地,以特征较为明确的TEMs为研究对象,主要解决两个问题：① 分析TEMs入迁微观驱动力的结构和强度,② 探索微观驱动力主要特性的变化趋势。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案例地
根据Snepenger[13]的研究,在旅游地发展的前中期阶段,旅游者人数和企业主移民数量存在交互式递增的现象,在此过程中,旅游地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环境越来越利于企业主移民的生存和发展,经济业态也越来越多元化,到了后期停滞、复苏阶段,企业主移民在旅游地经济基础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显然,旅游移民现象的产生和演变除了受来源地区域发展的影响之外,还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演变密切相关。自1979年邓小平黄山讲话以来,黄山风景区已经历了近40年的发展。在遭遇早期的发展瓶颈[31]之后,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状况、提升经营管理效率等措施,黄山风景区凭借其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逐步迈向“安徽旅游龙头、华东旅游中心、中国旅游名牌、世界旅游胜地”,并成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重要的旅游增长极。已有研究认为其旅游发展已进入了新的成熟和完善阶段[32]。同世界其他成熟旅游地一样,作为“黄山门户”的黄山区汤口镇旅游移民现象越来越显著。根据汤口镇派出所提供的数据（表1）,2009-2015年6年间,旅游劳工移民总人数仅增加311人,平均每年增加不到52人,移民人口年增长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结合图1可以发现,总体移民现象趋于稳定。从空间集中度来看,以省/直辖市为来源地,汤口旅游劳工高度集中在安徽省内,其中,考虑地市级尺度,主要集中在黄山市,近域地区充足的人力资源使得汤口旅游劳工的空间临近效应凸显,从业移民集聚典型。就移民类型而言,调研显示汤口镇以旅游劳工移民中的企业主移民居多。因此,以该区域为案例地有利于揭示中国自然观光地TEMs入迁驱动力的一般规律和特征,是合适的案例地。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2009年与2015年汤口镇省内旅游劳工移民源空间分布
-->Fig. 1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labor migrants within Anhui province in Tangkou town in 2009 and 2015
-->
Tab. 1
表1
表12009年、2015年汤口镇旅游劳工移民分布
Tab. 1The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labour migrants in Tangkou town in 2009 and 2015
| 年份 | 总人数（人） | 以省/直辖市为来源地 | 以地级市为来源地 | |||
|---|---|---|---|---|---|---|
| 安徽省内 | 省外 | 黄山市内 | 市外 | |||
| 2009年 | 3427 | 3076（89.76%） | 351（10.24%） | 2180（63.61%） | 1247（36.39%） | |
| 2015年 | 3738 | 3450（92.29%） | 288（7.71%） | 2543（68.03%） | 1195（31.9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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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问卷调查法
2.2.1 量表和数据 汤口调研主要包括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其中,问卷是对企业主移民的迁移动力、生活满意度、经营满意度、总体感知、社会融合等方面量化评价,而访谈提纲则涉及被试的基本信息、迁移信息和从业信息三大部分内容。基于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用到以下两部分调研资料：① 人口学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子女数、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等（表2）;② 在九华山、九寨沟调研的基础上构建的企业主移民动力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1~5表示“很同意”~“很不同意”。动力测量项主要来自传统移民迁移理论[33,34]、相关旅游劳工移民和消费移民文献[13,20,27]、旅游劳工跨行业流动动机量表[7-9,35]、九华山和九寨沟调研的推广性假设[6,10]以及专家讨论建议,具体测量项如表3所示。预调研在2010年1月初调研了汤口社区20位企业主,并据此修改了部分问题和提纲。正式调研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为避免外人身份容易拒访,笔者聘请了当地6名大学生,在培训后与其一起利用寒假调研,获得61位样本数据,调研发现学生身份拒访率较高;随后,笔者组建了5名大学老师和1位硕士生的调研团队,于2010年4月2日-10日进行第二次实地调研。在当地片警的帮助下（任务是介绍身份,增加信任）面对面逐户走访并附送小礼品,拒访率低,效果较好。调查采用访谈者填写方式收集数据,共获得企业主数据有效样本304份。Tab. 2
表2
表2主客之间的人口学特征比较
Tab. 2Comparison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migrant and native
| 人口学特征 | 本地（%） | 移民（%） | 全体（%） | 人口学特征 | 本地（%） | 移民（%） | 全体（%） |
|---|---|---|---|---|---|---|---|
| ***性别 男性 女性 | N=138 55.8 44.2 | N=146 71.9 28.1 | N=284 64.1 35.9 | 培训经历 有 无 | N=134 43.3 56.7 | N=131 48.9 51.1 | N=265 46.0 54.0 |
| *年龄（岁） ≤24 25~34 35~44 45~54 ≥55 均值 | N=137 4.4 25.5 57.7 10.9 1.5 37.39 | N=143 2.8 26.6 46.9 23.1 0.7 38.49 | N=280 3.6 26.1 52.1 17.1 1.1 37.95 | 学历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职高/中专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及以上 | N=135 9.6 54.1 31.9 3.7 0.7 | N=136 11.8 55.9 22.8 6.6 2.9 | N=271 10.7 55.0 27.3 5.2 1.8 |
| 婚否 已婚 未婚 | N=137 89.8 10.2 | N=143 92.3 7.7 | N=280 91.1 8.9 |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是 否 | N=137 76.6 23.4 | N=131 87.8 12.2 | N=268 82.1 17.9 |
| 子女 没有 1个 ≥2个 | N=138 12.3 59.4 28.3 | N=132 9.8 51.5 38.7 | N=270 11.1 55.6 33.3 | 当前工作 全职工作 主要工作 兼职工作 | N=138 91.3 0.7 8.0 | N=131 90.8 3.1 6.1 | N=269 91.1 1.9 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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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3
表3
表3迁移动机正交旋转因子分析
Tab. 3Varimax rotation factor analysis for motivations
| 动力因子 | 因子 负荷 | 特征根 | 变异 解释率(%） | 因子 信度 | 因子 均值 | 均值 排序 | 因子维度 |
|---|---|---|---|---|---|---|---|
| 因子1：社区吸引 汤口镇服务功能较好 汤口镇生活较方便 政府优惠政策多 本地商机多 黄山游客多 | 0.7803 0.7266 0.7004 0.6212 0.4363 | 2.87 | 9.26 | 0.780 | 2.790 | 6 | 旅游地吸引 |
| 因子2：自然吸引 风景优美 夏天气候凉爽 空气质量好 | 0.9043 0.8166 0.8160 | 2.51 | 8.11 | 0.863 | 1.959 | 1 | 旅游地吸引 |
| 因子3：职业避风港 先前工作单位衰退了 别的地方工作难找 需要一份工作 原来职业收入太低 | 0.8552 0.6930 0.6855 0.6034 | 2.39 | 7.71 | 0.751 | 3.512 | 10 | 积极特性 |
| 因子4：收入 做旅游生意赚钱快 提高收入 | 0.7810 0.6283 | 2.04 | 6.59 | 0.596 | 2.556 | 4 | 经济收益 |
| 因子5：亲友 本地亲友多 亲友的积极建议 | 0.8473 0.7186 | 1.96 | 6.33 | 0.711 | 2.859 | 7 | 社会资本 |
| 因子6：生意优势 给家人提供就业机会 做旅游生意挑战性强 好的投资方向 | 0.8202 0.7118 0.4964 | 1.82 | 5.87 | 0.657 | 2.658 | 5 | 积极特性 |
| 因子7：个性价值 偶然因素 想离开原来居住地 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 与所学专业专业吻合 | 0.7227 0.5957 0.5618 0.4516 | 1.76 | 5.69 | 0.564 | 2.900 | 8 | 生活方式 |
| 因子8：生意追求 积累生意经验 发挥自己经商才能 | 0.8288 0.7258 | 1.75 | 5.63 | 0.650 | 2.085 | 2 | 企业家愿望 |
| 因子9：做老板 工作时间相对自由 想自己做老板 当老板名声好 与人交往机会多 | 0.7685 0.5812 0.5276 0.4536 | 1.69 | 5.45 | 0.579 | 2.449 | 3 | 企业家愿望+积极特性 |
| 因子10：门槛低 旅游生意风险小 旅游生意起步较容易 | 0.8009 0.7439 | 1.68 | 5.42 | 0.631 | 3.314 | 9 | 积极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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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设置了“企业顾客比例”题项甄别,排除了100%服务本地的企业业主15个,确定旅游企业主样本289位。根据杨钊等[5]对旅游劳工移民的界定,考虑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将离开户口地6个月以上的外来人口定义为“迁移人口”,本研究将汤口镇行政隶属地黄山区视为本地,黄山区以外视为移民,最终确定146位企业主移民是主要分析对象。
2.2.2 样本特征 汤口TEMs男性主导;七成集中在25~44岁之间,平均年龄38.49岁;九成以上已结婚并有小孩;半数以上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学历层次偏低,六成以上为初中以下学历,大学专科以上不到10%;当前工作是绝大多数TEMs的唯一工作和家庭最主要收入来源（表2）。参照本地企业主,可以更好地理解移民企业主的特征[13]。卡方检验显示本地居民与移民在以下几方面具有显著差异：移民男性比突出;平均年龄高于本地;本地近1/4家庭不以当前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而移民家庭收入高度依赖当前生意。
综合人口学特征分析和实地访谈,与国外发达地区[36,37]相比,汤口TEMs更为年轻,且学历偏低。与本地相比,移民企业主男性更多且大多家庭负担较重。因此,汤口TEMs经济诉求比较明显,经济驱动因素占据主导地位。
2.3 连续体分析
运用SPSS 20.0对动力因素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均值排序,分别得到汤口TEMs入迁驱动力结构和强度（表3）。结合表4对公因子进行归类。在此基础上,运用连续体方法探索TEMs迁移微观驱动力的变化趋势（图2、图4）。Tab. 4
表4
表4国内外典型案例地旅游劳工转移驱动力维度比较
Tab. 4Comparison of dimensions of tourism labor migrants' driving forces in different typical cases
| 公因子 | 理论假设与驱动力维度 | |||
|---|---|---|---|---|
| 匈牙利 | 英国Somerset和Conventry | 中国九华山 | 中国九寨沟 | |
| 1 | 获利手段1 | 获利手段1 | 企业家愿望 + 获利手段 | 职业特性1 |
| 2 | 积极特性1 | 职业避难所1 | 获利手段+积极特性 | 旅游地吸引1 + 职业特性2 |
| 3 | 企业家愿望1 | 企业家愿望 + 获利手段 | 积极特性1 | 职业收益1 |
| 4 | 职业避难所1 | 获利手段2 | 职业避难所1 | 社会资本 |
| 5 | 企业家愿望2 | 积极特性 | 职业避难所2 | 旅游地吸引2 |
| 6 | 职业避难所2 | 职业避难所2 | 尝试者 | 旅游地吸引3 + 职业特性3 |
| 7 | 积极特性2 | 企业家愿望 | 积极特性2 | 职业收益2 |
| 8 | 获利手段2 | 尝试者 | 职业收益4 | |
| 9 | 尝试者 | 生活方式 | ||
| 总变异解释率(%) | 63.90 | 63.58 | 60.50 | 62.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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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TEMs入迁驱动力变化连续体
注：*TEMs对因子3和10总体持否定态度。
-->Fig. 2The continuum of driving forces of TEMs
-->
3 TEMs入迁驱动力结构与强度分析
3.1 动力结构
KMO检测值为0.727,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显著值水平为0.000,表明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并通过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负荷矩阵进行正交旋转。提取出10个特征根在1以上、负荷值范围在0.452与0.904之间的公因子（表3）,解释了总变异量的66.08%。因子1包括5个变量,反映汤口社区服务管理和商业发展吸引,命名为“社区吸引”;因子2包括3个变量,反映旅游地自然环境质量的吸引,命名为“自然吸引”;因子3包括4个变量,体现了旅游企业经营的低门槛可成为职业被迫转换和暂时就业的去向,命名为“职业避风港”;因子4包括两个变量,反映了企业经营的经济追求,命名为“收入”。因子5包括两个变量,体现了亲友在入迁中的作用,命名为“亲友”;因子6包括3个变量,反映了从事旅游生意的某些优势,命名为“生意优势”。因子7包括4个变量,反映了TEMs入迁的个人因素,命名为“个性价值”。因子8包括两个变量,反映了企业主经营旅游企业的诉求,命名为“生意追求”。因子9包括4个变量,体现了经营旅游生意的优势和渴望,命名为“做老板”。因子10包括两个变量,反映了旅游企业低门槛特性,命名为“低门槛”。
Szivas等[7]提出并验证了劳工迁移驱动的获利手段、职业积极特性、职业避难所、企业家愿望4种理论假设,并在后续的国内外研究中得到检验和扩充（表4）[6-9,35]。鉴于此,本文进一步将因子归并为6个维度：社区吸引和自然吸引归并为“旅游地吸引”;职业避风港、生意优势、门槛低反映了旅游业的某些“积极特性”;生意追求归为“企业家愿望”;做老板是“企业家愿望”与“积极特性”的结合;收入归为“经济收益”;亲友归为“社会资本”;个性价值归为“生活方式”。
3.2 动力强度
驱动力因子均值排序（表3）显示：① 旅游地自然环境吸引、生意追求和做老板是最强的3个驱动因子,随后为增加收入、生意优势,生活方式因子强度较弱。虽然汤口TEMs没有把追求经济收益的增加排在首位,但却有非常强烈的企业家愿望。结合人口学特征分析可知,以青壮年为主的TEMs对增加经济收入的诉求在本质上依然强烈,“养家糊口”仍然是其面临的根本问题,呈现出明显的发展中/转型经济体国家特征。这与国外发达地区TEMs注重生活方式追求存在较大差异。但值得注意的是,汤口TEMs对自然环境和职业积极特性的较大肯定与国外发达地区相近。② 职业避风港和门槛低两个因子遭排斥。这两个动力因子超过了3.3,其中“职业避风港”因子赋值最低并超过3,汤口社区TEMs更多是被经济利益、自然环境、成为企业家等因素所吸引而主动进入,并非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被迫进入旅游地。这与Szivas等的研究结果相类似[6,7,8,9,10];“低门槛”因子均值为倒数第二,做旅游生意风险小和做旅游生意起步比较容易两个变量被排斥,TEMs从业特征分析显示,汤口旅游企业竞争激烈,企业主的从业经历较为丰富,从农民、家庭妇女或学生直接经营旅游企业的比例小,旅游企业的经营门槛较高。总体来看,动力结构和强度揭示了汤口TEMs入迁动力的复杂性。同时,与国外TEMs进行对比,又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其由生产性向消费性渐变的趋势。
4 TEMs入迁驱动力的理论探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了汤口TEMs 6个方面的10个动力因子。结合理论假设（表4）和实地调研分析公因子的具体内涵,可将驱动因素从生产性到消费性进行定性排列,由此可得到汤口TEMs入迁驱动力的连续体分析框架（图2）。在该连续体上,增加收入的经济收益维度和经营生意的企业家愿望无疑位于“生产性”这一端。与生活方式维度相比,追求目的地优质自然环境和居住条件的旅游地吸引维度则更具有纯粹的消费特性,故此将其置于连续体的另一端。行业潜力大、带动性强、可进入较低和与人接触机会较多等职业积极特性促使TEMs在快速提高收入的同时,也开始考虑更高层次的需求,驱动力开始由生产性向消费性转变。此外,借助于亲友的支持,也是其在该地从事该行业的外在支撑因素。综合来看,尽管TEMs在这几个维度上表现出比一般旅游劳工移民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但本质上还是以经济导向为主,而对“做老板”这一动力因子的考虑则与前面几个维度的因子有所区别。从其内涵来看,偏向于考虑该因子的TEMs主要追求一种与原来状态不同的轻松的工作环境,其对生活方式的考虑已经显现。首先,TEMs入迁驱动因素是某一类因素为主导的多元复合体。实证研究表明,汤口TEMs男性比例突出。从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和当前社会发展情况来看,男性在家庭经济收入中一般处于主导地位。移民偏向于年轻化且学历层次偏低,说明其较早进入社会务工。同时,绝大多数企业主移民已婚,其家庭生命周期仍处于传统的扩展期[38]。综合这些因素可以判断,汤口TEMs根本的迁移驱动力是以获取经济收益为主,附带其他生活方式考虑,如受旅游地自然环境和社区条件的吸引。探索性分析亦证实了这一点（表3）。这与国外发达地区TEMs存在较大差异。
由区域背景不同所导致的TEMs迁移微观驱动力主要性质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宏观社会经济背景上的区别。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发展中/转型经济体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观念发生转变,企业主移民的整体迁移动因也必然相应发生变化。为了探索这一变化趋势,本研究对TEMs进行年龄分组,进而比较不同年龄组在各动力因子上的得分变化情况。借鉴钟章奇等[39]的研究,通过中位年龄值的概念对汤口TEMs的年龄结构进行重新思考。根据调研,除了60岁这一异常点之外（图3a）,移民在20~53岁之间,总体样本的中位年龄值是39.5岁,从核密度曲线形状来看（图3b）,年龄分布近似于正态分布（偏度系数为-0.146,峰度系数为-0.192）,基本上符合年龄分组的理论标准[39]。因此,将企业主移民划分为3组：≤ 34岁为“年轻型”,35~44岁之间为“成年型”,≥ 45岁为“年长型”,主要结果如图4所示。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汤口镇TEMs年龄分布
-->Fig. 3The age distribution of TEMs in Tangkou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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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不同年龄组因子平均得分
注：公因子得分是根据回归法估计得到,而每个年龄组的因子平均得分是对应组因子得分加总后除以总人数得到。
-->Fig. 4Average factor score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
首先,将位于相近年龄段的汤口年长型TEMs与国外TEMs[36]进行比较。理论上,此阶段汤口TEMs更应该考虑生活方式因素,但结果却恰恰相反。他们更注重的是收入、生意优势和生意追求等偏向于生产性的驱动因素,这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一方面,此阶段的TEMs多数有两个及以上子女,子女的未来显然是他们考虑的重点;另一方面,与国外[40]不同,汤口TEMs经营行为已超过一定的年限,其经营导向从一开始就很明确。早期国外发达地区由于社会福利的增加和退休年龄的提前,TEMs并不需要考虑经济问题,经营主要是为维持生活方式服务。
其次,从总体上看,年轻型和成年型TEMs迁移的微观驱动力比年长型具有更明显的变化趋势。年轻型TEMs的动力结构更偏向于生产性,而成年型则更关注消费性驱动因素。结合实地访谈经验来看,成年型比年长型具有更新的价值观念,这显然是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所导致的。而这种趋势之所以未在汤口年轻型TEMs身上出现,可能是由其受教育程度、家庭生命周期、当前工作等人口学特征所决定的。然而,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未来该年龄段群体的生活工作观念可能也会受到宏观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集工作和生活方式于一体的生活方式型旅游劳工移民开始出现[5,36,41]。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① 成年型这一主要子群体在“收入”打分上较低,但在“生意追求”上的打分比较高,这与表3中所反映的总体情况相近。前者清晰地反映了收入的重要性,后者则从企业家愿望的角度反映出对经营旅游企业的诉求,其本质与前者相近,结合实地访谈,尽管成年型群体没有像其他两个群体一样过于关注纯粹的收入因素,但是也没有忽视它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从图4中成年型群体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收入”得分较低是符合驱动因素由生产性为主向消费为主转变这一实际情况的。② 在均值分析中（表3）,“职业避风港”和“门槛低”两个因子遭到排斥（总体均值超过3分）,但图4中显示,不同年龄组对这两个因子的关注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年轻组和成年组要高于年长组,这可能是因为个人选择和自身能力矛盾运动的结果。访谈发现,年轻组和成年组更愿意选择自己当老板而非打工,但是这两个群体均受限于较低的文化程度和较少接受相关技能培训,选择空间有限。在进入旅游业时,行业可进入性恰恰是关键标准。组间差异的具体原因则需要进一步的数据收集和分析。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1）中国TEMs男性比例突出,以成年型居多,年轻型次之,学历偏低,且绝大部分已婚并有小孩。当前从事的工作是绝大多数TEMs的唯一工作和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主客比较发现了两者在性别、年轻结构和家庭收入结构方面的差异性,相对而言,中国TEMs经营需求明显。这与国外发达地区TEMs追求更好生活方式有较大区别。（2）移民迁移微观驱动力由10个动力因子构成,分别是社区吸引、自然吸引、职业避风港、收入、亲友、生意优势、个性价值、生意追求、做老板和门槛低。依据已有研究得出的理论假设,将10个动力因子归为旅游地吸引、积极特性、企业家愿望、经济收益、社会资本、生活方式6类。该结论验证并扩充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3）中国TEMs迁移的微观驱动因素以生产性为主导。与国外发达地区TEMs专注于寻找“更好的生活方式”不同,中国TEMs既关注生产性驱动因素——收入和做生意,又关注消费性驱动因素——旅游地自然环境和社区条件。根据其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人口学特征,结合动力强度分析,可以判断出中国TEMs的本质需求仍然是增加经济收益,同时兼顾旅游地吸引要素、企业家愿望以及后期的生活方式要素。
（4）受宏观因素的影响,中国TEMs入迁微观驱动力具有渐变性。从发达国家旅游企业主移民现象的演变来看,中国TEMs受宏观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未来的主要入迁驱动力将会由生产性向消费性转变。这一特征在成年型移民和年长型移民的对比中已经开始显现。而此趋势之所以未在年轻型移民群体中得以延伸,是由其受教育程度、家庭生命周期、当前职业等人口学特征所决定的。
6.2 讨论
对TEMs入迁驱动因素的关注,应首先将移民现象置于一定的时空背景下考虑,才能发现其深层原因。本文在总结发达国家的移民现象的基础上,探索中国自然观光地TEMs入迁微观驱动力的结构和强度,并将动力因素放置于“生产性—消费性”这一连续体上加以考虑,可以较好地解释微观驱动力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趋势,一方面可以丰富国际TEMs入迁驱动力结构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考察驱动力变化趋势以寻求更为概括性的理论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本研究结果可以为特定区域内行政管理层的行动者创建适合当地旅游小企业生存环境时,提供一定的政策制定的参考依据。不足之处在于：① 对连续体两端的界定和微观驱动力因子的定性排序是在实地调研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② 对移民驱动力变化的深层考虑,最合适的方式是借助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针对某一特定群体进行长期的观察,才能发现其本质原因,而本文受限于调查方式和研究设计,只能通过不同年龄组的对比来分析微观驱动力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③ 尽管本文旨在寻找对中国自然观光地TEMs入迁驱动力的普适性解释,但是所得出的结论仍然有待于在其他区域和案例地进行检验。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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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Tourism and migration ar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elements of human mobility, but surprisingly little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in Hungary.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on the tourism igration nexus, the article identifies a number of relevant themes for applying to the Hungarian case, as well as a number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llenges. In this paper, two main themes are emphasized. First, the seasonality of tourism flows and, secondly, property acquisition by foreigners. These themes are examined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using secondary, register-based data. Although the main emphasis has been placed on analysing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phenomena studied,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are also considered. A number of conclusions are discussed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ourist and migration flows, and foreign property ownership, set in the context of the European Union's freedom of movement provision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Hungary in terms of near future. |
| [3] | . Mountain regions are generally seen as depopulating. However, in the European Alps, a new migration trend can be observed that may represent a reversal of out-migration from these regions. The in-migration of so-called new highlanders brings people from lowland urban and peri-urban areas to mountain regions to live and work.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tributions of these new highlanders is sparse, and there are no studies that focus on their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ibutions of new highlander entrepreneurs and found that they are unlike traditional amenity migrants who migrate because of quality of life. New highlander entrepreneurs migrate not only for quality of life reasons, they moreover follo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of their chosen locations. Based on attributes such as personal circumstances, recogni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opportunities,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contributions, we grouped new highlander entrepreneurs into 4 categories and explored their reasons for migrating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We conclude that mountain regions represent viable locations for entrepreneurs, despite the many disadvantages associated with this peripheral context. |
| [4] | . While seasonal workers form a central compon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there has been limited research on their sociological interactions with, and acceptance by, the host communities in which they reside. This ethnographic case study uses social capital as a heuristic device to examine the experiences of, and social barriers faced by, seasonal workers hoping to become permanent community residents within the mountain resort community of Steamboat Springs, Colorado.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e existence of social barriers in the form of tight bonding networks and a lack of bridging networks, which exclude and marginalize many of these seasonal workers from the community. This has helped promote residential instability in what is already a transient community, raising concerns regarding future community ownership and attach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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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 Les emplois de tourisme pendant une transition économique. Cette étude examine le mouvement des travailleurs vers des emplois de tourisme pendant une transition économique. En partant de la proposition que l'industrie sert de refuge, on discute des tendances de mouvement vers l'intérieur des autres secteurs économiques, évalue l'impact du changement et mesure les motivations pour choisir ces emplois. On a trouvé que les travailleurs venaient d'une grande variété d'industries, ce qui soutient l'idée d'un bouleversement du marché du travail. Bien qu'il y ait peu d'indication que cela cause des souffrances personnelles répandues, on a trouvé des évidences pour le r00le de “refuge” du tourisme. Les emplois du tourisme apparaissent comme attractifs et accessibles aux personnes ayant différentes ressources de capital huma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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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findings from a study conducted on mobility into tourism in a rural region experiencing economic transition in a context where declines have occurred in traditional resource industries. Data obtained from a sample of tourism employees and entrepreneurs on Vancouver Island, Canada, revealed that this labor market attracted individuals from all other sectors of the workforce, including declining resource-based industries. Factor analysis of motivations to be employed in tourism indicated that lifestyle and entrepreneurship were the strongest of eight motivations. The findings replicate previous studies on this mobility, supporting the existence of five motivational orientations while indicating that tourism is not always a refuge employ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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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 61Programme should be designed at the earliest onset of inbound retiree migration.61Fine-tuning of the programmes is necessary to keep them current.61Net migration should be controlled so that benefits always outweigh disbenefits.61Regions within host countries will eventually compete for the retirement market. |
| [12] | . There is considerable debate about the contribution of counter-urbanization processes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rural areas in Europ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counter-urbanization on outdoor rural activities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s, a subject on which there has been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The participation of urban-rural migrants in new tourism developments is studied in three Spanish case studies: Girona (coastal model), Guadalajara (a very depopulated province near Madrid) and Ciudad Real (a province with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endogenous initiatives). This microanalysis examines three main areas of concern : experiences of previous urban activity and the migration proces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business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a stronger presence of urban-rural migrants in rural tourism activities, compared to other activities included in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urban-rural migration is the desire to be self-employed, although there are also a number of other secondary motiv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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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estimates the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at 105 million worldwide, and their share within the tourism industry, particularly the hotel and restaurant (HoReCa) sector, is growing rapidly.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migration in OECD member countries, specifically on official government posi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to the host society. Most countries recognise that the structural challenges and seasonal fluctuations in tourism will continue to encourage operators to resort to cheaper migrant workers, particularly for entry level positions, both legally and illegally. Until now, most OECD member countries have largely ignored the challenges and (ab)use within the industry concerning migrant workers, but will not be able to continue to do so for much longer. It is urgent that countries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measure migration patterns by country of origin to determine training needs and other assistance required and engage employers appropriately. |
| [15] | . 旅游移民是近年来西方****研究的焦点之一,它包括旅游劳工移民和消费导向移民两大类型。该文对西方旅游移民研究进行分析,包括4方面内容:1)旅游移民产生的宏观和微观条件;2)旅游劳工移民的转移模式、类型层次和功能作用;3)旅游退休移民的概念探讨、类型划分、动力因子、社会影响及与生活方式移民的关系;4)旅游和返回移民的关系。最后讨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旅游移民是近年来西方****研究的焦点之一,它包括旅游劳工移民和消费导向移民两大类型。该文对西方旅游移民研究进行分析,包括4方面内容:1)旅游移民产生的宏观和微观条件;2)旅游劳工移民的转移模式、类型层次和功能作用;3)旅游退休移民的概念探讨、类型划分、动力因子、社会影响及与生活方式移民的关系;4)旅游和返回移民的关系。最后讨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
| [16] | . The extent to which counterurbanization is affecting rural population dynamics in southern Europe is explored using the example of Andalucia Spai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sk in the context of Andalucia whether an emergent counterurbanization trend is evident in a traditional area of rural population decline in southern Europe. More broadly it raises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the concept counterurbanization helps or hinders our understanding of rural migration." (EXCERP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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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experiences of Polish migrant workers in the UK hospitality sector. It report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empirical data on the migrants reasons for entering the hospitality workforce and their subsequent employment experienc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e main motive for entering employment in hospitality is for self development as migrants wish to use and learn foreign languages, gain work experience and receive other benefits that the sector provides. These self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re viewed as a means to improve career prospects in the UK or upon return to Poland. Once in the sector, positive experiences associated with hospitality employment include opportunities to meet people and work in a lively environment. Negative aspects relate to working conditions, low pay, physically demanding jobs, discrimination and management behaviour.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certain practice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in the sector pose an obstacle to the long-term commitment of migrant workers. Sugges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migrant human resources are outlined. |
| [19] | . Fo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term 'lifestyle migration' has been used to refer to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who take the decision to migrate based on their belief that there is a more fulfilling way of life available to them elsewhere. Lifestyle migration is thus a growing, disparate phenomenon, with important but little understood implications for both societies and individuals. This article outlines and explores in detail a series of mobilities that have in common relative affluence and this search for a better lifestyle. We attempt to define the limits of the term lifestyle migr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festyle sought, and the place of this form of migr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this manner, we map the various migrations that can be considered under this broad rubric, recognis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ir migration trajectories. Further to this, drawing on the sociological literature on lifestyle, we provide an initial theoretical conceptualis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attempting to explain its recent escalation in various guises, and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ical, sociological, and individualised conditions that inspire this migration. This article is thus the first step in defining a broader programme for the study of lifestyle migration. We contend that the study of this migration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the current era given the impact such moves have on places and people at both ends of the migratory chain. |
| [20] | .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growing aspect of entrepreneurship associated with lifestyle-induced migration from wealthy countries, through investigating self-employment among expatriates from northern Europe in rural areas of southern France and Spain. Most expatriates had no prior experi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typically established their business opportunistically and some time after arrival. Based upon interviews with 41 expatriate households (operating 70 business ventures), the study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ividuals involved, the nature of their businesses, factors influencing start-up, and processes and patterns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Self-employment is shown to be the most effective available mechanism for supporting lifestyle objectives of expatriates who vary greatly in their skills, experience and resources. The study identifi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spective groups from the two countries, reflecting the spatially differentiated character of migration in terms of age,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 and capital resources. These appear to have given rise to a more sophisticated profile of businesses in the French areas. Sharp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skills as between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seen as influencing the ability of entrepreneurs to network with, and market to, the indigenous population, 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businesses, and their local impact. The study seeks to augment standard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taking account of the primacy of the migration decision and specific related processes, and proposes a model that adv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men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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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 The present study takes issue with the uniform conceptualization of lifestyle entrepreneurs in previous research by drawing on identity theory and life-story interviews with lifestyle entrepreneurs in Norway. This article aims to show how lifestyle entrepreneurs create their entrepreneurial identity and how this identity informs both their entrepreneurial actions in different ways and how they manage the enterprise. On the basis of a narrative understanding of identity this article differentiates between two dimension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1) socially and culturally embedded versus independent, and (2) flexible versus stable.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embedded or independent and also flexible or stable identity constructions dominate the identity-construction process for individual lifestyle entrepreneurs. On the basis of the latter this article reports four narrative types of lifestyle-entrepreneur identity construction: (1) the modern, (2) the loyal, (3) the freedom-seeking, (4) and the post-modern lifestyle entrepreneur. |
| [23] | . Economic linkages between mass tourism cores and rural peripheries are widely proposed as developmental. This article adopts a livelihoods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a major Cambodian tourism destination on its rural hinterland. A quantitative pre-study of three rural villages indicated that links were mainly indirect, through labour migration. The qualitative main phase found villagers adapting skills and social networks to a range of employments in diverse locations. Poor households in the rural periphery were thus already connected to wider economies with tourism playing a distinctive low-risk, low-return role in their livelihood strategies. Policy on poverty and tourism should be informed by an understanding of rural households existing livelihood portfolios and the strategic contingent decisions which shape them. |
| [24] | . 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以度假、养老、休闲等为目的的旅游移民迅速发展。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为了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迁移到旅游目的地，为了维持在目的地的新生活，他们需要创造收入，为了平衡工作与休闲，一般会选择经营旅游小企业，他们集生产与消费于一体。但关于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的研究有限。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深度访谈、非参与式观察和二手资料等方法，重点分析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在大理古城的生产和生活特征。研究发现：（1）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主要是来自北上广深的白领和金领;（2）旅游企业主移民将个人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及生活方式与企业的经营相结合，使他们既能维持生存，又能按照自己的想法经营企业，平衡工作与生活;（3）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的日常活动和社会交往集中于住所-旅游小企业的小范围区域内，形成了基于共同兴趣爱好的移民内部“交往圈子”。总之，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在大理古城的聚集形成了小型的流动的移民社区，他们一直保持“在路上”，区别于根植于当地的传统社区居民和典型的游客。 . 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以度假、养老、休闲等为目的的旅游移民迅速发展。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为了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迁移到旅游目的地，为了维持在目的地的新生活，他们需要创造收入，为了平衡工作与休闲，一般会选择经营旅游小企业，他们集生产与消费于一体。但关于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的研究有限。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深度访谈、非参与式观察和二手资料等方法，重点分析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在大理古城的生产和生活特征。研究发现：（1）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主要是来自北上广深的白领和金领;（2）旅游企业主移民将个人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及生活方式与企业的经营相结合，使他们既能维持生存，又能按照自己的想法经营企业，平衡工作与生活;（3）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的日常活动和社会交往集中于住所-旅游小企业的小范围区域内，形成了基于共同兴趣爱好的移民内部“交往圈子”。总之，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在大理古城的聚集形成了小型的流动的移民社区，他们一直保持“在路上”，区别于根植于当地的传统社区居民和典型的游客。 |
| [25] | . 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全球化的深化,与旅游相关的迁移越来越普遍,以拉萨和尼泊尔为目的地,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探讨了从游客到旅游小企业业主的这一群体的行为特点以及其迁移的原因.研究指出旅游导致的移民有许多特点,不能完全用一般性的移民模式来解释,与一般的投资者相比,这些创业者没有强烈的做大做强的意识,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型的小企业主,他们只愿把自己归为游客之列而不要求通过移民进入到本地社会.需要对这种现象进行长期比较研究. . 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全球化的深化,与旅游相关的迁移越来越普遍,以拉萨和尼泊尔为目的地,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探讨了从游客到旅游小企业业主的这一群体的行为特点以及其迁移的原因.研究指出旅游导致的移民有许多特点,不能完全用一般性的移民模式来解释,与一般的投资者相比,这些创业者没有强烈的做大做强的意识,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型的小企业主,他们只愿把自己归为游客之列而不要求通过移民进入到本地社会.需要对这种现象进行长期比较研究. |
| [26] | . Economics, Tourism |
| [27] | . Editorial. Discusses how the growth of tourism has been interdependent with that of particular forms of migration. How tourism itself constitutes a form of migration; Generation of distinctive flows of migration in terms of labor migration and consumption-led migration systems; Local conditions that inform the unfolding processes of globaliz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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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 <p>旅游地网络演化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地各种利益相关者是如何形成一个由各种关系交织而成的多元、复杂、交叉重叠的旅游地产业体系.以旅游地生命周期和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以黄山风景区及其依托城镇汤口社区所形成的旅游地网络为研究对象,通过各发展各阶段中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按照"士大夫旅游背景下的寺庙管理模式、半官方和官方管理式的外事接待模式"等5个阶段进行网络结构的展示和分析,并探索了其演化发展的过程和机制.结果显示,黄山旅游地网络经历了"无连接-政府主导的星型网络-政府、地方社区企业两个主导网络成分-社区旅游广泛参与下的多类型、多层次的行动者互动网络"的过程.并将进入社区主导的旅游地网络阶段,并且随着旅游地网络的不断完善,黄山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将得到增强.</p> . <p>旅游地网络演化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地各种利益相关者是如何形成一个由各种关系交织而成的多元、复杂、交叉重叠的旅游地产业体系.以旅游地生命周期和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以黄山风景区及其依托城镇汤口社区所形成的旅游地网络为研究对象,通过各发展各阶段中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按照"士大夫旅游背景下的寺庙管理模式、半官方和官方管理式的外事接待模式"等5个阶段进行网络结构的展示和分析,并探索了其演化发展的过程和机制.结果显示,黄山旅游地网络经历了"无连接-政府主导的星型网络-政府、地方社区企业两个主导网络成分-社区旅游广泛参与下的多类型、多层次的行动者互动网络"的过程.并将进入社区主导的旅游地网络阶段,并且随着旅游地网络的不断完善,黄山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将得到增强.</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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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 学术界一直以来对旅游劳工在产业内部流动的研究较少，旅游职业具有门槛低、类型多、自控性强以及更易建立小生意等积极特性，在伴随旅游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吸引了大量本地和外地劳工从其他产业部门转移到旅游行业中来，带动了人力资本在产业间的流动。本文以九华山旅游劳 . 学术界一直以来对旅游劳工在产业内部流动的研究较少，旅游职业具有门槛低、类型多、自控性强以及更易建立小生意等积极特性，在伴随旅游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吸引了大量本地和外地劳工从其他产业部门转移到旅游行业中来，带动了人力资本在产业间的流动。本文以九华山旅游劳 |
| [36] | . <p>近年来，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西方****对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国内对此领域的研究极少。文章首先对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从创立动机、经营目标、信息媒介、地点选择、主体来源、经营业态、经营业主七大方面揭示其特征；其次，指出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转型经济体下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意义和价值的差异性，并从经济、社会、文化三方面阐释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最后，作者对国内外该领域现有文献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未来可能发展的走向。</p> . <p>近年来，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西方****对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国内对此领域的研究极少。文章首先对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从创立动机、经营目标、信息媒介、地点选择、主体来源、经营业态、经营业主七大方面揭示其特征；其次，指出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转型经济体下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意义和价值的差异性，并从经济、社会、文化三方面阐释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最后，作者对国内外该领域现有文献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未来可能发展的走向。</p> |
| [37] | . 在经济比较发达以及后现代社会带来个人主体性增强的背景下,以寻找更好的生活方式的迁移——"生活方式型移民"成为一种重要的人口流动类型,并受到西方****的高度关注。在中国,生活方式型移民开始萌芽,然而研究较少,目前主要集中在对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研究;西方的研究则涉及退休移民、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等多种类型,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对于生活方式型移民概念界定及其类型划分较为杂乱。为此,本文从现有文献出发,试图对这类移民的研究内容进行介绍、探讨、厘清和评析,首先确定"生活方式型移民"的概念框架,根据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结合状态将生活方式型移民划分为三种类型,并从社会交往、生活状态、旅游行为和自我认知等方面综述其迁移后的行为表现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希望借此促进中国****对生活方式型移民的关注。 . 在经济比较发达以及后现代社会带来个人主体性增强的背景下,以寻找更好的生活方式的迁移——"生活方式型移民"成为一种重要的人口流动类型,并受到西方****的高度关注。在中国,生活方式型移民开始萌芽,然而研究较少,目前主要集中在对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研究;西方的研究则涉及退休移民、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等多种类型,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对于生活方式型移民概念界定及其类型划分较为杂乱。为此,本文从现有文献出发,试图对这类移民的研究内容进行介绍、探讨、厘清和评析,首先确定"生活方式型移民"的概念框架,根据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结合状态将生活方式型移民划分为三种类型,并从社会交往、生活状态、旅游行为和自我认知等方面综述其迁移后的行为表现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希望借此促进中国****对生活方式型移民的关注。 |
| [38] | . 家庭生命周期结构的变迁直接影响到家庭决策与行为、家庭资源的获取与分配以及家庭关系的发展轨迹，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与政策涵义。在当代社会中，古典家庭生命周期不再是主流形态，家庭生命周期向着时序结构多元化、关系结构简单化、功能结构缺损化的方向发展，家庭对外部资源和政策支持的需求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研究将家庭生命周期解构为时序结构、关系结构和功能结构，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在形态、时序、关系和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初步探索了家庭生命周期结构变迁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其引致的政策需求。 . 家庭生命周期结构的变迁直接影响到家庭决策与行为、家庭资源的获取与分配以及家庭关系的发展轨迹，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与政策涵义。在当代社会中，古典家庭生命周期不再是主流形态，家庭生命周期向着时序结构多元化、关系结构简单化、功能结构缺损化的方向发展，家庭对外部资源和政策支持的需求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研究将家庭生命周期解构为时序结构、关系结构和功能结构，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在形态、时序、关系和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初步探索了家庭生命周期结构变迁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其引致的政策需求。 |
| [39] | . 年龄是旅游市场细分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社会—人口学变量，不同的年龄结构对细分市场的旅游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在刻画旅游者年龄结构时，无论是在业界实践还是学界研究中，被普遍采用但标准各异的旅游者年龄“上中下”分组模式却不可避免地制约了相关研究成果之间纵向或横向的比较与验证，需要发展一条可以沟通联系的纽带。文章试图将中位年龄作为这种可能的纽带引入我国旅游市场研究领域，基于国家旅游局公开发布的旅游者年龄统计数据，提出了旅游市场类型的中位年龄划分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旅游者中位年龄在指示市场结构类型、市场环境波动和市场发展分化方面的后效价值，以期为旅游市场营销与管理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 年龄是旅游市场细分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社会—人口学变量，不同的年龄结构对细分市场的旅游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在刻画旅游者年龄结构时，无论是在业界实践还是学界研究中，被普遍采用但标准各异的旅游者年龄“上中下”分组模式却不可避免地制约了相关研究成果之间纵向或横向的比较与验证，需要发展一条可以沟通联系的纽带。文章试图将中位年龄作为这种可能的纽带引入我国旅游市场研究领域，基于国家旅游局公开发布的旅游者年龄统计数据，提出了旅游市场类型的中位年龄划分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旅游者中位年龄在指示市场结构类型、市场环境波动和市场发展分化方面的后效价值，以期为旅游市场营销与管理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
| [40] | . Entrepreneurship has received increased attention within tourism research, reflect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entrepreneurs and new firm start-ups within the tourism industry for innovation and value creation. Although it is expanding, the literature on tourism entrepreneurship remains dispersed. It embraces a number of different issues, perspectives and approaches, and thus far, little congruent knowledge has been developed. This paper addresses this gap by reviewing and analysing the current literature on tourism entrepreneurship. We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in published articles from 2000 to 2012 and discuss how the literature on tourism entrepreneurship relates to the mainstream entrepreneurship literature in terms of research question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applied methods. We differentiate between a convergent approach in which studies build on mainstream entrepreneurship theorising to examine the context of tourism and a divergent approach in which studies consider tourism entrepreneurship to be different from other types of entrepreneurship, thus needing specific theoretical insights. Trends reflecting convergent and divergent approaches are identified. Furthermore, we discuss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from tourism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to the mainstream entrepreneurship literature and vice versa. Based on the findings from the review and analysis, we suggest future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on tourism entrepreneurship. |
| [41] | . 打工旅游已成为一种新的人口流动现象,本文通过对大理古城32位打工旅游者进行深度访谈和观察,发现他们在"工旅结合"动机和有无薪资的工作特点上存在分异,据此将其划分为3种类型,研究其在大理的行为表现。结果表明,打工旅游的出现促使工作、旅游和休闲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打工旅游者在大理的日常活动中,一方面表现出类似游客的行为特征,另一方面又在大理过着悠闲懒散但与日常相似的生活,这种行为的双重性表明他们在日常交往中将不断表现出"主"与"客"的身份转换,并据此提出旅游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 打工旅游已成为一种新的人口流动现象,本文通过对大理古城32位打工旅游者进行深度访谈和观察,发现他们在"工旅结合"动机和有无薪资的工作特点上存在分异,据此将其划分为3种类型,研究其在大理的行为表现。结果表明,打工旅游的出现促使工作、旅游和休闲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打工旅游者在大理的日常活动中,一方面表现出类似游客的行为特征,另一方面又在大理过着悠闲懒散但与日常相似的生活,这种行为的双重性表明他们在日常交往中将不断表现出"主"与"客"的身份转换,并据此提出旅游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