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继刚The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of 'homes' in Dai families in Xishuangbanna
LUYiyi, BAOJigang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7-09-22
修回日期:2018-03-24
网络出版日期:2018-05-20
版权声明:2018《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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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旅游商业化是近年来旅游地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1,2,3]。早在2004年,保继刚等[1]以丽江大研古镇和周庄古镇为案例地,利用城市地租理论和集体选择理论对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进行了分析,界定了旅游商业化的概念,并归纳总结了旅游商业化的特征。该文的结论指出：在历史城镇的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的干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的前瞻性措施能够控制旅游商业化。随后,在2014年,保继刚等[2]通过对西递旅游商业化控制过程的研究,验证了保继刚等[1]研究中的预示：在政府的有效干预下,旅游商业化是可以控制在一定规模下的。同时,保继刚等[2]还揭示了地方政府预见性的干预是历史城镇旅游商业化得到控制的决定性力量。然而,在西双版纳傣族园、勐景来等典型的傣族传统村寨,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却出现了较为均衡的商业化,且能够持续地吸引游客前往。具体而言,傣族园景区和勐景来景区所在的傣族传统村寨在无外力强力干预,特别是政府并未进行强制性干预的情况下,并未像丽江、大理、周庄、同里等历史城镇一样出现“过度商业化”或“完全商业化”。在传统傣族村寨,虽然发展旅游,但大部分商铺的消费群体仍是本地居民,且商铺数量并没有超过需求。传统傣家竹楼的内部结构和功能等虽然在逐步改变,但大部分保持传统傣楼外观[3]。当地原住居民少有外迁,仍然愿意留在村寨里生活,并未出现“空心化”[4]的问题。外来游客想进入傣族传统村寨来体验传统生活与文化,而原住居民并不愿意搬走。因此,“商业的家”得以产生。
在全球化和流动性视野下,“家”是近年来西方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的新兴话题。“家”是一个极具情感和力量的词汇,是理解社会和空间的关键场所。因而,对“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价值[5]。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家庭概念是以公与私的分界以及核心家庭理念的形成为标志[6]。工业化摧毁了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经济模式,将工作场所与家庭空间分割为两个分离的世界,导致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划分。“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和生育单位,而是更倾向于成为一种情感空间,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排外性和亲密性[7]。随着科技革新的出现,家空间变得越来越灵活、多变[8],工作和休闲的边界慢慢被侵蚀,越来越融合[9]。“家”被视为一个经济空间和消费空间,是消费者幻想的滋生地[10]。
云南西双版纳“傣家乐”的经营是以傣族人生活的傣家竹楼为吸引物的开发过程。傣族竹楼从最初的单一的私密居住空间演变为居住的同时还接待游客住宿、餐饮或手工艺展演的复合半开放空间。开展旅游接待的“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根”和温暖舒适的文化象征物,更是旅游市场上非常受欢迎的旅游产品。家空间的变化既体现了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同时也对空间内涵以及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产生广泛影响[11]。傣族村寨中的“商业的家”不同于Airbnb等共享经济业态。在Airbnb业态中,主人会锁住主人房,开放部分家屋空间,或提供全部家屋空间,但主人极少参与游客住宿的过程。而傣族村寨中的“商业的家”则会开放部分家屋空间,并参与游客的住宿过程。同时,傣族村寨中的“商业的家”也不同于云南丽江[12,13,14,15]、大理、泸沽湖以及周庄[16]、西递[17,18,19]、同里[20]等地的住宿业态。在上述地区,只有极少的原住民以家庭方式来亲自经营客栈或餐馆;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的家屋整体出租获得租金。然而,在西双版纳发展旅游的傣族传统村寨里,绝大部分“商业的家”的经营者仍然是原住居民,他们不愿搬离自己的“家园”,仍然通过与游客不同程度地分享家空间来获得旅游经济收入。因此,在从“家”到“商业的家”的商业化过程中,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使用与功能等都发生了改变。那么,傣族的“家”如何演变为“商业的家”?以“公司+农户”为经营模式的傣族传统村寨中的“家”的旅游商业化过程会有特殊性吗?边界如何在“家”空间中发挥作用与意涵?如何调节“商业的家”空间内的旅游发展与日常生活?以上问题都是亟待国内人文地理学界关注且对少数民族地区村寨文化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议题。
2 研究回顾
国外****对家庭旅馆（Homestay）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家庭旅馆的产业发展[21]、家庭旅馆的业主[22,23]与游客[24,25]和家庭旅馆的经营管理[26,27]等方面。在我国,家庭旅馆与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旅游关系密切[28],且研究多集中于农家乐类型。其称谓及定义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而准确的统一概念,研究中有“民宿”、“家庭旅馆”“农家乐”“客栈”等多种提法。描述性和解释性研究主要包括家庭旅馆的概念、市场分析[29,30]和经营管理模式[31,32,33,34]。同时也有部分研究深入游客体验[35]、营销[36,37]、利益相关者、可持续发展[38]、服务质量[39,40]等评价体系。对于家庭旅馆的研究多从经济学角度关注产业发展,较少关注其微观空间变化。“商业的家”（commercial home）一词源于小型商业住宿研究[41],是指企业或个人将家屋出租来实现增收的目的。具体的做法是：家屋仍然以主人家满足自家生活为前提,游客付费住在私人所属的家屋中;同时家屋又成为游客与主人互动的场所,游客与主人不同程度地分享家屋公共空间[42]。因此,“商业的家”的出现使得“家”空间变得越来越灵活,不再仅仅是作为单一目的和功能的设施,而是复合了居住和商业的多种功能。在对“商业的家”的研究中,国外****普遍认可将“小”作为其关键特征,且将15间卧室作为分界点[42]。在休闲和旅游背景下,“商业的家”包含以下住宿类型：小型宾馆、欧洲简易住宿加早餐、家庭旅馆和自给的小别墅,它们同时跨度于私人、商业和社会3个方面[43]。
“Commercial home”与“Commercial home enterprise”是相同的意涵,就是“商业的家”。关于CHE（commercial home enterprise）的研究讨论如图1所示。“商业的家”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商业的家”的主人,因为“商业的家”的主人是“商业的家”提供的旅游产品中必须和最为重要的部分。关于“商业的家”主人的研究大多是利用人口学方法对主人的年龄、性别[44,45]、家庭结构[46]、受教育情况、职业地位和种族来进行研究。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国外****们对“家”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有了新的理解[47]。具体而言,家空间不仅包括物质结构的家屋和房间,还有花园和周边环境。在旅游发展的情境下,“家”的服务场景包含以下3个维度：氛围、空间设计和符号、加工制品[48]。在主人和游客两个维度下,由于家空间具有商业和私人住宅的双重功能,标示（icon）在“商业的家”的展演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主人对空间所有权的占有和对游客的意义解释也成为****关注的焦点[49]。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商业的家”
注：来源于Lynch[
-->Fig. 1Commercial home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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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对“家”和“商业的家”的关注尚处起步阶段。尽管有研究对“商业化的家”的内部空间重构过程和动因进行过解读[50],且有****对少数民族居民与汉族游客在家空间的互动过程中的角色冲突进行过分析[51],但少数民族旅游目的地“家”空间的演变过程差异、以及权力关系还亟待更多的实证研究和理论解释。
3 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3.1 案例地
3.1.1 案例地基本情况 选取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傣族园景区和勐景来景区作为案例地。由图2可见两个景区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位置分布,傣族园景区距离城市中心景洪市约1 h车程,而勐景来景区则位于中国打洛边境口岸处。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傣族园景区和勐景来景区区位图
-->Fig. 2The locations of Daizuyuan Garden and Mengjinglai Touris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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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园位于西双版纳州勐罕镇（橄榄坝）,由云南农垦集团公司橄榄坝农场投资、开发建设,于1999年8月1日正式营业。2001年,景区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主景区由曼将、曼春满、曼乍、曼嘎、曼听5个保存最完好、连片的傣族自然古村落组成。勐景来景区于2004年1月6日正式营业,有“中缅第一寨”之称,管理方为云南金孔雀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是目前西双版纳州保存和维护的最好的傣族村寨之一,是西双版纳深度体验傣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景区。
3.1.2 案例地的代表性 在国内学界,已有孙九霞等[52]、郑诗琳等[50]和陈丽坤[53]分别从人类学、地理学和经济学等角度对傣族园景区以及城郊的傣楼景观的外形、功能及商品化过程进行过研究。在旅游引导的城市化过程中,西双版纳作为傣族聚居地的巨大变迁是恰切的研究切入点,传统村寨和“家”的变迁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研究选取经营模式为“公司+农户”且在自然村寨的基础上建立的景区——傣族园景区和勐景来景区作为案例地。傣族园景区是国内第一个以“公司+农户”为运营模式、以传统村寨的自然景观和少数民族居民生活为主题的景区,且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勐景来景区位于西双版纳勐海县打洛镇,与缅甸接壤。近年来,勐景来景区颇受游客欢迎,且旅游开发实现了与景观保护、文化保护的协调。目前,勐景来景区所处旅游发展阶段类似于傣族园景区的早期阶段,但又具有其特殊性。本研究选取上述两个案例地,能够代表不同区位、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和不同商业化路径的典型傣族传统村寨。
3.2 研究方法
作者前后4次在案例地开展实地调查,累计调研时间为75天。调研时间分别为：2013年1月10~28日、2013年8月10~25日、2014年8月4~18日、2015年1月1~25日。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是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访谈对象为在村寨中居住的当地居民、村委会领导以及州旅游行政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研究采用循环式访谈流程。① 前往西双版纳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及州旅游局,由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给案例地村委会领导和旅游发展中的“精英”或代表人物,以获取研究可进入性。② 认真倾听村委会领导和旅游行业代表人物的讲述,寻找与他们的共鸣点。同时给出一些简单的、开放性的问题,让他们先来描述和表达他们最真实的认识、判断和情感。根据访谈情况不断确定重点访谈对象。③ 为尽可能多地寻找访谈对象,在案例地村寨中寻找不同年龄、性别的居民进行开放式访谈。借鉴前人在“商业的家”研究方面的经验[43],对研究对象展开了参与式的观察。这里的参与式观察指的是“客人—研究者”（guest-researcher）的经历和观察。利用记录来分析体验的主观感受,同时对比传统的、客观的观察结果。这种观察是相对隐蔽的,防止影响到被观察者的行为和表现。3.3 “边界”概念作为解释工具在本文的使用
边界可分为有形边界与无形边界[54]。有形边界通常是通过特定机构认定的、用以区分不同空间或主体的界线。有形边界通常是清晰明确的,并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边界两边存在明确的区分[55]。无形边界通常是指随着社会情景、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成员的实践得以不断重构、用于区分“我者”和“他者”的界线[56]。人文地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通过边界的概念来观察不同社会阶层或族群间的互动,从而了解社会各主体如何通过互动来维持社会边界,从而在流动性强的现代社会中,保持主体间的差异[57,58]。本文从如下两方面使用“边界”的概念：① 傣族家空间中的实体物质边界。例如,“商业的家”的主人在家屋空间内划定的实体隔断——卧室的门。② 主人与游客在“商业的家”空间中的互动所产生的文化边界。这是一种空间关系和空间秩序。例如,审美能力、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的理解认知等。边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上不同主体的互动而发生改变[59]。4 旅游商业活动下“家”到“商业的家”的商业化过程
4.1 边界相对模糊的阶段
“傣家乐”最早出现在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是2001年推出的旅游新项目——“学一首傣家歌,跳一曲傣家舞,吃一顿傣家饭,住一宿傣家楼,观一次傣家景,干一回傣家活,泼一身幸福水,做一天傣家人”的“傣家乐”民俗旅游专项服务。最初傣族园公司制定《傣家乐旅游服务实施方案》,先后在曼春满、曼乍投资30余万元,包装25户“傣家乐”接待户。随后对五寨的定点接待户进行统一包装和策划,先后投资100多万元,对接待户的卫生、住宿、盥洗、设施、庭院绿化和游路等进行整治、改造。从2000年开始在政府的支持下,公司的引导扶持和村民的合作,景区内“傣家乐”接待户发展到30余家,日接待游客能力上千人次,住宿达500人。“傣家乐”在案例景区的发展早期阶段主要利用客厅接待游客。此时傣族村民对家空间的界限认知相对模糊,或处于过渡地带。2000年前后傣族园景区进行“傣家乐”经营的村民主要是利用自家二楼的客厅空间,用打地铺的方式接待游客。
“我97年左右就开始做,但是不正规,有人来吃就做一下,没人就算了。以前人很少的,也可以住,游客来就住在客厅。”（A01,男,30多岁,拉祜族,傣族园公司员工,傣族园）
当时的旅游者来到西双版纳都想体验地道的傣族人生活,因为傣族人本身是不睡床而睡地上,所以大部分能够接受和希望有多样化体验的游客选择“傣家乐”。勐景来景区2004年开业后由于国家禁毒政策关闭打洛口岸以及政府修路的原因,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11年前后勐景来景区再次开始发展。
“游客来了就住客厅啊。过年的时候还有老外来,好多人睡在客厅,他们觉得很好玩呢。”（B01,男,40多岁,傣族,傣家乐老板,勐景来）
这一时期仍然有部分渴望深入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和与当地人深入交流的游客会寻找能够提供更多原真性的村寨和原住民家,同时也由于勐景来发展“傣家乐”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游客没有更多更舒适物质条件的选择。傣族村民原有的私人空间发生转变,客厅、厕所、展台和厨房成为和游客公用和共享的空间,仅保存卧室作为私人空间。
“以前房子小,游客住在客厅。游客说很好在（很喜欢）。也会影响我们（生活）,但没办法啊,没地方住,又想挣钱啊。”（A02,女,40多岁,傣族,傣家乐老板,傣族园）
空间的使用和区隔与“商业的家”的主人利用家空间所能获得的经济收入密切相关。本文案例中在村寨旅游发展的早期阶段或经济条件不允许扩建房屋的时期,“商业的家”的主人尽管已感知到与游客共同分享空间会带来诸多不舒适感和不方便,但迫于对经济收入的追求,仍愿意对家空间的分享进行妥协与退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少数民族村寨中,出让家空间的经济利益多寡和对家庭经济贡献的重要程度决定了私人空间的出让程度。
但家空间的私密性和排他性必然造成不同人群在同一个空间使用时的冲突。例如少数民族家里并没有详细的游客守则或规定,此时文明旅游完全依赖游客本身。游客不仅要了解旅游秩序,更重要的是要了解目的地的社会生活秩序,也就是对我们所说的“入乡随俗”中的“俗”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对秩序遵循的意愿和自觉。
“到这里来之前,我并不知道住在傣族人家里有些什么讲究,哪里不能进去,哪里不能坐之类的。”（C01,女,20多岁,游客,四川人,勐景来）
“导游说傣族传统的房子只能在外面看看,不能上去,傣族人睡觉的房间特别是小姑娘的房间是不能去看的。”（C02,男,30多岁,游客,天津人,傣族园）
可以看出部分游客并不了解当地风俗,与主人家同处在家空间中,免不了会触犯各种禁忌,产生主客冲突。傣族由于本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使得“傣家乐”主人对家空间中的某些特定地方和空间有所保留,例如客厅中的神柱,卧室特别是未出嫁女儿的卧室,厨房等都是不欢迎游客闯入的空间。如果游客闯入这些空间,会给主人造成情感上的伤害,感觉不被尊重,或是会给主人增加很多额外的工作量。而在一些允许游客进入“家”的公共空间里,冲突的产生是由于主客审美价值不同导致符号在空间里的使用和表达上的差异。例如主人在家空间里利用符号表达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但却和游客的审美相矛盾和冲突。
“有游客说不喜欢我家里摆的那个图案或东西,说看到整个人都不舒服了。我开傣家乐是在做生意,是在挣钱,但是这也是我的家啊,我摆什么不放什么也有我的自由吧。”（B02,男,30多岁,汉族,傣家乐老板,勐景来）
在“家”的公共空间中产生的主客冲突,有的会破环主人好不容易制造的“天堂”一样家的感觉,或是游客无意识的一些表达或行为让主人觉得自己在房屋设计和布置上很无能或很差[60]。
在“商业的家”供主人和游客共同使用的公共空间使用发生的冲突,可以通过不断的磨合和妥协,例如主人通过错过使用时间、寻找其他替代空间等方式对游客进行妥协,尽量保证游客的空间使用感受和效果。而在“商业的家”的私人空间出现的矛盾与冲突则需要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
4.2 再划界阶段
如前文所述,在“家”空间里由于游客进入旅游地这种“非惯常环境”后,造成的旅游者行为失序[61]、宗教习俗差异等一系列主客互动发生冲突以后,必定会寻求解决办法。对主人来说,重新对活动边界的确定就是方法之一。另外现代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者类型愈发丰富,并不是到西双版纳来的旅游者都像早期的背包客旅游者一样,喜爱在傣家竹楼客厅打地铺。越来越多的游客希望既追求民族文化的真实性,又能有一个舒适安逸的旅途生活。“我们七八个家庭约着一起来的。我们在这里要住一两个月,在这里过冬天。我们老年人肯定要住的舒服些,不可能去打地铺,身体也受不了。要有独立的卫生间,方便洗澡上厕所。”（C03,男,60多岁,湖南人,游客,傣族园）
从2010年起西双版纳州“傣家乐”的数量大幅增加,其中包括州旅游局审核通过的挂牌“傣家乐”,和季节临时性经营的“傣家乐”。2011年2月西双版纳州旅游局公布了全州第一批旅游特色经营户名单,全部都为“傣家乐”①（① 资料来源：西双版纳州旅游局。）。本文所涉及的案例地：傣族园景区19家,勐景来景区9家。2015年傣族园景区内正式挂牌的“傣家乐”已超百户,村民年人均收入约25000元,比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13591元②（② 资料来源：西双版纳州旅游局。）。2010年前后在傣族园景区开始出现在一楼设置少量房间、在二楼分隔少量房间或连通的房屋设置房间接待游客。2015年前后在勐景来景区也出现部分在二楼设置少量分隔房间接待游客。
历史上传统傣楼的第一层是没有围墙,仅仅作为饲养动物、储存粮食或妇女的劳作空间。随着时代发展,不养牲畜了以后都空置出来。有的堆放杂物,有的做车库停车等。随着“傣家乐”的不断发展,有一些傣族人家就把闲置的一楼收拾出来,进行简单的改建,来进行餐饮或住宿的接待,也有将自己居住的二楼进行房屋改造,内部增加客房,以分隔主人和游客的空间使用,提供少量房间接待游客。
“（新房子）盖好以后,就住在里面,干净。一楼和二楼都盖了房间,游客来都可以住。楼上楼下都有厕所,都可以用。”（A02,女,40多岁,傣族,傣家乐老板,傣族园）
“我们家房间都在二楼,一共有五间房,最多可以住20个人左右,我们自己也住二楼,不过有个长廊分隔开来,最多就是过年和黄金周的时候吵闹一点,其他时候都还好,习惯了。”（A03,女,30多岁,傣族,傣家乐老板,傣族园）
为了满足游客对“傣家乐”的居住、用餐和娱乐空间舒适型的诉求,“商业的家”的主人会尽力去改造家空间以适应游客需求,例如从客厅大通铺到单独房间的设置,房间单独配备卫生间的设置等,当然这也同时满足了“商业的家”的主人对现代性的追求。当旅游带来的经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商业的家”的主人大都会选择扩大和区隔家空间,在旅游者全面“凝视”下采取避让但不逃离（they escaped it without leaving it）的策略[62],在尽量保护主人家私密性,带来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和空间的同时,又保证旅游经济收益的获得。
5 傣族“家”的旅游商业化结果
区位因素影响下,在以“公司+农户”为经营模式的傣族村寨景区,村寨整体仍是吸引物,傣族家屋仍是景观,傣族原住民仍保持传统的日常生活,是傣族“商业的家”的最大吸引力。在旅游发展引导下,外来资本通过修复和控制传统村寨风貌景观、修建旅游接待基础设施、策划旅游项目、拓展傣族“家”空间的商业业态以及扶持和指导村寨原住民参与旅游发展等来实现产业的转换。傣族的“家”由单纯的居住空间转换为除了主人的私人空间以外,还给游客提供了暂时的私人空间,同时还提供了外部公共空间用以作为集体交往空间。虽然案例地两个景区内傣族的“家”变成了“商业的家”,但是也存在明显差异。在勐景来景区内,“商业的家”中,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边界较为模糊,愿意出让私密的“家”空间给游客换取可观的经济收益。这种状况增加了族群文化认同感并保护了传统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同时依靠外来资本集团主导下重新建构的,将原本家中用来获取经济收入的手工艺售卖行为转换为展演行为,还增加了这些手工艺制作和产品的附加值,在“商业的家”中重新构建了新的娱乐空间。在傣族园景区内,“傣家乐”经营相对规范,有政府的认证和推荐,且经营户基本为原住居民。由于景区发展历史相对较长,“商业的家”空间的规划经历了两个阶段：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的模糊阶段、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再划界阶段。在“商业的家”空间中,主人既和游客共享部分“家”的空间,又通过空间的设置、隔断等方式有所保留。
6 对傣族“家”旅游商业化过程与结果的解释
6.1 主客交往的模式与深度影响“商业的家”空间边界的清晰度
“家”是具有私密性的概念和具有排他性的空间,客人必须获得主人的邀请才能得体地进入此空间[63],而不是通过强占和暴力冲突的手段。在旅游发展的情境下,家空间被改造和利用作为接待游客之用,并为主人带来经济利益。因此,Lynch认为,“商业的家”是主人和客人资源交换的空间[41]。郑诗琳等人[50]也认为,“家”空间公共区域和私密区域的开放比例是空间异化和主客互动协商的结果。虽然上述研究都提及主客互动会对“商业的家”的空间分布和区域划分产生影响,但更具体地,真正决定“商业的家”中公共空间的开放程度及其与私密空间边界的清晰度的是主客交往的模式与深浅程度。在“家”空间的互动中,部分受访者认为游客已经成为家里的一部分,甚至认为游客是朋友或家人。家空间被建构为展示傣族人热情好客,联结村民与外地游客的一个舒适区域。深度的主客交往会使主人让渡更多的私密空间与客人分享,其空间边界较为模糊。例如将较为私密的厨房空间出让给游客使用。
“一般我们这种心态都是当自己家人对待,也要让他们（游客）开心。大家一起在一楼放音乐啊跳舞啊,人很多很开心,还一起聊天。”（B03,男,30多岁,傣族,傣家乐老板,勐景来）
“我们七八家人在他家（傣家乐老板）住了好几个月了,就像朋友一样,没事聊聊天,他家有什么事儿我们也参加。我们现在每天都自己买菜,然后用老板家的厨房,自己做饭。不需要老板来给我们做饭收拾。老板同意了让我们用他的厨房。我们和他们（老板家）吃饭时间是错开的,我们有时候打麻将,吃饭时间不一定的。”（C03,男,60多岁,湖南人,游客,傣族园）
私人空间的让渡除了能让主人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和心理上的愉悦,同时令主人在家也能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和资讯,有些游客会为“傣家乐”主人提供一些商业建议,主人也会根据这些反馈来改进“傣家乐”的服务、拓展营销渠道和提升自我。
“我不像他们,我是在电脑里面宣传,像去哪儿、游多多、豆瓣、蚂蜂窝、乐途网、游侠客都有我的。暑假有大学生来我这里住,昆明的一个小伙子,从国外旅游回来,就在这里住了七天,教我。”（A01,男,30多岁,拉祜族,傣族园公司员工,傣族园）
“我们以前不会说话的,不会说普通话,客人来的少讲的少。客人现在来了讲的多了,晚上也在网上语音跟人聊天,阿姨不会,就我自己会。”（B01,男,40多岁,傣族,傣家乐老板,勐景来）。
在信息不甚发达的西双版纳地区,“傣家乐”主人将私人空间与游客共享,能获得多重回报。深度主客交往是“商业的家”空间中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边界模糊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为了满足游客求新求异和了解当地文化的旅游需求,村民将原本私密的“家”划出一部分空间作为公共空间与客人共享,甚至短暂地让客人私有化（带门的客房）,这是主客互动导致空间异化的结果[50]。但主客互动的结果是根据其交往模式和交往的深浅程度而决定的,较深的主客交往会弱化共享空间和私人空间的边界,因此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重叠地带更多。
6.2 合作企业对村民的控制程度引导“商业的家”空间的再划界
在西双版纳少数民族村寨村民通过多种模式参与到旅游生产活动中,例如自发参与或在政府指导下参与或与旅游公司合作。傣族村寨居民与游客之间的物理边界和社会边界会受到不同旅游参与模式的影响,其“商业的家”中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边界也因此产生改变。在傣族园景区和勐景来景区,“商业的家”中的边界相对模糊,主要由于这两个景区是采用“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经营。这类景区是以村寨的各种资源作为景观和吸引物,包括傣族居民、干栏式建筑、自然环境、宗教文化及其节庆等。在旅游公司开发与管理下,村寨被整体规划,公司会对村寨里的房屋进行统一的管理和控制。尽管如此,勐景来景区和傣族园景区的“傣家乐”空间仍然呈现出略有不同的空间边界。勐景来景区对于村民重建房屋的工作一直实行统一管理,主要由公司与村委会干部进行沟通,再由村委会干部与村民直接商议,主要原则为保持傣楼外观风貌,内部空间和设施可适当调整。村民无法自主决定新建一些与傣族景观不符的现代建筑来增加游客接待量,“傣家乐”的活动仅限制于他们原来的家里,因此这些受到旅游公司管理的景区内的“商业的家”空间,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被控制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主人自愿与非自愿地将私人空间共享到公共空间,因此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边界是相对模糊的。
傣族园景区为抢救和保护傣族干栏式建筑,先后制定了《傣族园景区干栏式建筑保护与建设管理暂行规定》《保护干栏式建筑的具体措施和办法》等保护办法和奖励机制。据统计,从2004-2007年,先后多次对景区内村寨新建盖傣楼干栏式建筑的97户示范户进行公开奖励,每户给予4000元保护基金,补助金额共计392000元③（③ 资料来源：傣族园公司）。但2007年以来傣族园异化建筑越演越烈,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5月31日,景区异化建筑面积达到20226.74 m2 ④（④ 资料来源：傣族园公司。）,异化面积接近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而且还有许多村民仍在计划建盖洋楼,异化数字还在不断攀升。尽管2009年傣族园公司将干栏式建筑保护补偿费从4000元增到了15000元,并表示随着今后经济的发展,还会对保护干栏式建筑或新建干栏式建筑的村民上调补助费,但仍然不能阻挡傣族园景区内村民对家空间随意改造的实际行动。从傣族园景区成立之初到2007年以后,村民与傣族园公司由于经济原因产生的矛盾和分歧日益增多。村民在向傣族园公司追求更多经济利益的同时,希望掌握更多对自己房屋处置的权力,继而出现大量修建房屋改善自己生活环境或在传统傣楼旁修建与此连通的现代房屋来进行游客接待,导致“商业的家”空间的重新划分。
由于管理公司、村委会及其他多种利益相关者的促进和制约下,合作企业对村民的掌控程度不同使傣族村民对“家”空间的边界存在不一样的理解和认知。在空间和时间上,傣族村民与游客共享自己“家”空间的意愿不尽相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傣族原住民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更希望新建房屋来接待游客,既能满足自己对“家”空间的私密性和舒适性要求,又能满足游客对现代化设施（例如独立洗手间、电视、空调等）和私人空间的需求。
6.3 宗教信仰严格控制“商业的家”开放空间的边界
主客交往和旅游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傣族村民对“商业的家”空间边界的认知和再划分,但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少数民族习俗则严格规限其开放空间的边界,此边界非常清晰地划分了傣族村民家中不可逾越的私人空间。在傣族宗教禁忌中,进傣家时,忌到楼口不脱鞋;进屋后,忌用脚跺地板,忌倚靠室内中柱上,亦忌挂物于中柱上。傣家火炕旁一般是家长的床铺,忌随便乱坐。卧室是不容许外人窥看,传统习俗若主人发现外人窥看主人的卧室,男人就要做主人的上门女婿,或到主人家做三年苦工,即使是女客人也要到主人家服役三年。因此,游客无论到傣家参观或做客,千万不要因神秘感而窥看主人的卧室,虽然现在打破了过去的俗规,但窥看傣家卧室始终是不受欢迎的。
“有些游客来,看见家里面的（木质构造）,就会去摸摸墙,敲一敲,用脚跺楼板,有的还会去摸一摸家里的木柱子,靠着客厅里的中柱。这些对我们都不好的,不能在家里跺地板,客厅的那个神柱是不能靠在上面,也不能有东西在上面的,对我们主人家特别不好。”（B04,男,50多岁,傣族,赋闲在家,勐景来）
“我住的这家,他们（主人）自己住的几个房间虽然没有关上门,但是门框边都贴着‘外人勿进’,当然就是告诉我们游客不要进去,最好也不要窥视”（C04,女,30岁,游客,湖北人,傣族园）“走到一些傣族人家一楼楼梯口会发现用汉语贴着一张“请脱鞋后上楼”的标示,我们都觉得去一家就要脱鞋,很麻烦,就不想上去看了。”（C05,男,40多岁,游客,北京人,傣族园）
在“傣家乐”中,虽然传统的“家”已经转变为“商业的家”,但家空间里仍然有傣族人对自己私隐空间的占有和保护。“家”的概念运用不仅仅是强调个人与地方的情感依恋,还强化了与外界的对立。为了强化和维护这种身份,像标识语这样的阻挡物作为划界的标志有助于空间分隔和身份的确认。
7 结论与讨论
本文集中分析了西双版纳以“公司+农户”为经营管理模式、以自然村寨为基础建立的村寨型景区中“家”向“商业的家”商业化的过程;揭示了傣族传统“家”的旅游商业化演变历程：从“商业的家”空间边界日趋模糊的阶段演变为需要对“商业的家”空间进行再划界的阶段。研究发现：① 在区位因素影响下,在以“公司+农户”为经营模式的傣族村寨景区,村寨整体仍是吸引物,傣族家屋仍是景观,傣族原住民仍保持着传统的日常生活方式,是傣族“商业的家”最大吸引力之所在。本文所关注的傣族传统村寨并不在城区或城郊,且以“公司+农户”为经营模式。因此,本文的发现不同于陈丽坤[53]对西双版纳近郊傣楼景观变迁的研究结论：旅游与其替代市场之间的比较利益逆差造成的原住民的相对剥夺感是旅游地近郊民族社区景观失真的重要推力。② 以“公司+农户”为经营模式的村寨型景区中的村民意识到传统家屋是作为旅游吸引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直接关系到家庭经济收入的多寡。所以,村民并未过度地将家空间异化成为接待游客的住宿设施。因而,他们会更多地与游客分享“商业的家”中的空间,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边界并不清晰。这一研究发现验证了孙九霞等[3]对傣族园景区内傣楼外形和功能的研究发现。她们发现：傣楼资本化越高,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协调得越好。③ 傣族“家”空间演变的根本原因是当旅游带来的经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商业的家”的主人大都会选择扩大和区隔家空间,但主客交往的模式和程度影响“商业的家”空间边界的清晰度。一般而言,若主客交往顺利且较为深入,村民可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和愉悦的心灵感受,还可获得信息和商业意见。傣族村民更自愿地分享家里的私人空间,甚至让渡部分私人空间,边界就相对模糊。④ 合作企业对村民控制的程度引导“商业的家”空间的再划界。在“公司+农户”的旅游参与模式中,旅游公司会对村寨里的房屋进行统一的管理和控制,公司控制程度较高的且与村民关系和谐的景区,其“商业的家”空间中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相对模糊,而公司控制程度稍欠缺且与村民矛盾冲突较多,村民拥有更多自由来修缮或改建自己的房屋,从而实现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在家庭房屋内的再划界。⑤ 宗教信仰限制下傣族“商业的家”空间中有无法逾越的空间界限。
如上所述,本文在以下两个方面对现有研究做出了推进。首先,从空间角度推进了“商业的家”的研究。具体而言,从微观层次具体地展示了以“公司+农户”为经营模式的傣族“家”到“商业的家”的商业化演变过程。其次,分析了影响“商业的家”空间中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边界的因素,并探讨了边界在“商业的家”空间中的功能与文化意涵。
在后续研究中,以下问题还值得持续关注。① 在西双版纳等典型的民族地区,以“公司+农户”作为经营模式的村寨型景区中,“商业的家”空间未来会出现何种演变?是否会出现私人空间和商业空间的明显界限或严格区隔?② “商业的家”对于傣族原住民和游客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情感意义?③ 位于城市中的傣族村寨的“家”向“商业的家”演化时,是否也会经历如本文研究的村寨型景区一样或类似的历程?区位差异带来的级差地租是否会导致傣族“家”的商业化演化过程的差异?④ 傣族村寨内的“商业的家”应如何保持其长久的吸引力和实现持续发展?
致谢：感谢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陈钢华博士、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翁时秀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张蔼恒博士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感谢外审专家的建设性意见。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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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commercial status quo in the tourist historic towns of Zhouzhuang and Lijiang in China by using first-hand data. It examines the present use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in the two town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the use of buildings. In 2002, 682 building units in Lijiang, accounting for nearly 70% of all units in the main streets, were used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catering tourists; while 10.42% of the buildings catered local resident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Lijiang has become a tourism-oriented town and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is being threatened by tourism. This applies to Zhouzhuang, which attracted 1.5 million tourists in 2000, when 67.02% of building units in the main streets were used to cater tourists, while only 7.28% of them served local residents.A comparison with the use of historic buildings in 2000 and 2002 in Lijiang reveals that commercial units have been increasing rapidly. Tourism plays a key role in this process. As a result,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has taken place in Lijiang. The same case is also true for Zhouzhuang.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commercial status quo in the tourist historic towns of Zhouzhuang and Lijiang in China by using first-hand data. It examines the present use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in the two town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the use of buildings. In 2002, 682 building units in Lijiang, accounting for nearly 70% of all units in the main streets, were used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catering tourists; while 10.42% of the buildings catered local resident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Lijiang has become a tourism-oriented town and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is being threatened by tourism. This applies to Zhouzhuang, which attracted 1.5 million tourists in 2000, when 67.02% of building units in the main streets were used to cater tourists, while only 7.28% of them served local residents.A comparison with the use of historic buildings in 2000 and 2002 in Lijiang reveals that commercial units have been increasing rapidly. Tourism plays a key role in this process. As a result,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has taken place in Lijiang. The same case is also true for Zhouzhu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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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本文通过研究旅游开发过程中物质文化的资本化过程，旨在了解旅游开发对地方文化变迁的影响能力，从而深化对旅游开发在地区发展中作用的认识。物质文化既可以被看成文化元素的技术及人工制品，比如房屋、衣着、工具，等等，也可以表示那些支配人工制品生产和使用的文化现象。选取物质文化作为研究对象，首先由于民族旅游目的地的物质文化景观是族群外在区别于他者的显著特征，是旅游目的地的主要旅游吸引物，容易引起游客的认同。其次，物质文化资源也是地方族群赖以生存的基础资源。最后，物质文化资源的保护问题因民族旅游的发展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综合上述考虑，选取西双版纳傣族园作为案例点，通过对傣族园景区的田野调查，运用人类学参与观察和访谈法，将傣族竹楼作为傣族园的物质文化代表，对傣族竹楼建筑形式、材料以及使用空间在旅游开发背景下产生的变化进行研究。 . 本文通过研究旅游开发过程中物质文化的资本化过程，旨在了解旅游开发对地方文化变迁的影响能力，从而深化对旅游开发在地区发展中作用的认识。物质文化既可以被看成文化元素的技术及人工制品，比如房屋、衣着、工具，等等，也可以表示那些支配人工制品生产和使用的文化现象。选取物质文化作为研究对象，首先由于民族旅游目的地的物质文化景观是族群外在区别于他者的显著特征，是旅游目的地的主要旅游吸引物，容易引起游客的认同。其次，物质文化资源也是地方族群赖以生存的基础资源。最后，物质文化资源的保护问题因民族旅游的发展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综合上述考虑，选取西双版纳傣族园作为案例点，通过对傣族园景区的田野调查，运用人类学参与观察和访谈法，将傣族竹楼作为傣族园的物质文化代表，对傣族竹楼建筑形式、材料以及使用空间在旅游开发背景下产生的变化进行研究。 |
| [4] | .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乡村都市化进程很快,其研究也取得了极大进 展.但是,对于以旅游发展为动力的社区的乡村都市化还缺乏研究.本文将西双版纳傣族园这一乡村旅游社区置于旅游发展的场景下,以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生活 方式、思想观念等为分析框架,进行乡村都市化的关联性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乡村都市化进程很快,其研究也取得了极大进 展.但是,对于以旅游发展为动力的社区的乡村都市化还缺乏研究.本文将西双版纳傣族园这一乡村旅游社区置于旅游发展的场景下,以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生活 方式、思想观念等为分析框架,进行乡村都市化的关联性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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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roles and boundaries, and gender, among home-based teleworkers and their families. Previous literature suggests two alternative models of the implications of home-based work for gendered experiences of work and family: the new opportunities for flexibility model and the exploitation model. Drawing on the findings of a qualitative study of home-based workers and their co-residents, we argue that these models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We explore the gendered processes whereby teleworking can simultaneously enhance work–life balance while perpetuating traditional work and family roles. |
| [9] | . The thesis of this paper is that ethnicity is produced by group-level interactions and ethnic forms evolve as a result of changing structural relations between groups and rhetorical explanations and accounts of inter-group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he evidence for this argument is composed mainly of statements made by leade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one group about other groups, and... [Show full abstra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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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converted social housing has been spatially configured and what effect this has had on residents' attitudes. Conversions carried out in the original plans of a sample of 35 two bedroom detached houses in Vila Farrapos housing estate, in Porto Alegre, Brazil, constitute the field work. These houses were built and occupied during the sixties as part of the housing policy followed by the National Housing Bank, till the eighties when it was wound up. Space syntax techniques are used to measure configurational properties such as integration values, in addition to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residents' attitudes concerning the original and converted plans. Private open spaces are considered as part of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each house, as these spaces connect different internal spaces. Distinct spatial configurations affecting movement and choice of route are revealed, as well as the importance of open spaces as part of the configuration, and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s the converted houses. |
| [12] | . 以丽江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以丽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城镇旅游发展演化模式的动力机制、衰落的动因关系和特征、旅游业对古城的经济社会文化的侵蚀作用以及旅游业应选择的发展策略。并以威尼斯的“恶性循环”模式为理论分析的参考工具，对丽江和威尼斯的旅游发展模式进行了对比。 . 以丽江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以丽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城镇旅游发展演化模式的动力机制、衰落的动因关系和特征、旅游业对古城的经济社会文化的侵蚀作用以及旅游业应选择的发展策略。并以威尼斯的“恶性循环”模式为理论分析的参考工具，对丽江和威尼斯的旅游发展模式进行了对比。 |
| [13] | . 20世纪70年代法国****亨利·勒菲弗尔(Henri Lefebvre)提出“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是在人类主体的有意识活动中被不断生产出来的。如果以勒菲弗尔(Lefebvre)空间生产概念为分析工具，旅游地空间也是在发展旅游业、刺激民众消费、获取经济效益等社会背景下被创造、生产出来 . 20世纪70年代法国****亨利·勒菲弗尔(Henri Lefebvre)提出“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是在人类主体的有意识活动中被不断生产出来的。如果以勒菲弗尔(Lefebvre)空间生产概念为分析工具，旅游地空间也是在发展旅游业、刺激民众消费、获取经济效益等社会背景下被创造、生产出来 |
| [14] | . 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发展都逃脱不了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遗产被"发现"、被包装后推向市场,开始走入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起到了地区经济的带动效益,但最终又不免陷入"过度商业化"的困境.本文总结了遗产地旅游商业化的动态过程,通过旅游开发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化,对遗产资源开发的商业化作了理论阐述,提出文化遗产旅游商业化"路径"依赖的假说,并建立遗产地旅游商业化发展的理论模型. . 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发展都逃脱不了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遗产被"发现"、被包装后推向市场,开始走入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起到了地区经济的带动效益,但最终又不免陷入"过度商业化"的困境.本文总结了遗产地旅游商业化的动态过程,通过旅游开发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化,对遗产资源开发的商业化作了理论阐述,提出文化遗产旅游商业化"路径"依赖的假说,并建立遗产地旅游商业化发展的理论模型. |
| [15] | . 运用人类学“去地方化”的理论依据，以丽江古城的新华社区为例，探讨以建筑文化为主要表征的纳西族群文化现状及其变迁过程，及其“去地方化”的具体表现和动因。发现游客对舒适、享受型住宿条件的追求及文化差异体验，外来经营者对市场的迎合而对族群文化的改造以及大量游客和经营者带来的过度商业化推动了新华社区的“去地方化”进程；社区原住民外迁促使纳西族原有建筑转变成旅游性建筑并经历各种类型的变化，进一步推进纳西族群文化的“去地方化”。 . 运用人类学“去地方化”的理论依据，以丽江古城的新华社区为例，探讨以建筑文化为主要表征的纳西族群文化现状及其变迁过程，及其“去地方化”的具体表现和动因。发现游客对舒适、享受型住宿条件的追求及文化差异体验，外来经营者对市场的迎合而对族群文化的改造以及大量游客和经营者带来的过度商业化推动了新华社区的“去地方化”进程；社区原住民外迁促使纳西族原有建筑转变成旅游性建筑并经历各种类型的变化，进一步推进纳西族群文化的“去地方化”。 |
| [16] | . 古镇类旅游地的居住空间在旅游商业化的影响下发生变迁,居住空间的相关研究是社会空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镇居住空间变迁的研究是理解旅游驱动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作用机制的重要切入点。研究以周庄古镇历史镇区为案例地,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对周庄居住空间变迁进行调查,并展开分析,发现周庄历史镇区的居住空间形成了使用者多元化、空间功能多样化、空间分布破碎化的变迁特征,认为产生变迁的根源是旅游发展后新主体大量涌入,其基于各自的立场而对旅游商业化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评价标准,而这种源于利益考量的理解与评价的差异与变化产生了对古镇旅游商业开发的不同行为,本地社会关系在这种频繁的实践与互动过程中不断复杂化,出现新的空间,居住空间发生变迁。游客是居住空间变迁的主要依据,其好恶的变化引导了市场变化,旅游市场供给方积极响应变化,满足游客的需求;政府是变迁的主导力量;开发商通过资本优势影响政府,强化了政府在变迁中的作用;本地世居居民是旅游发展前居住空间的建构者,旅游发展后发生分化;外来旅游从业者涌入,置换本地居民,传统社区共同体瓦解,推动了变迁。 . 古镇类旅游地的居住空间在旅游商业化的影响下发生变迁,居住空间的相关研究是社会空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镇居住空间变迁的研究是理解旅游驱动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作用机制的重要切入点。研究以周庄古镇历史镇区为案例地,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对周庄居住空间变迁进行调查,并展开分析,发现周庄历史镇区的居住空间形成了使用者多元化、空间功能多样化、空间分布破碎化的变迁特征,认为产生变迁的根源是旅游发展后新主体大量涌入,其基于各自的立场而对旅游商业化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评价标准,而这种源于利益考量的理解与评价的差异与变化产生了对古镇旅游商业开发的不同行为,本地社会关系在这种频繁的实践与互动过程中不断复杂化,出现新的空间,居住空间发生变迁。游客是居住空间变迁的主要依据,其好恶的变化引导了市场变化,旅游市场供给方积极响应变化,满足游客的需求;政府是变迁的主导力量;开发商通过资本优势影响政府,强化了政府在变迁中的作用;本地世居居民是旅游发展前居住空间的建构者,旅游发展后发生分化;外来旅游从业者涌入,置换本地居民,传统社区共同体瓦解,推动了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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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 古村落作为传统文化旅游地,旅游发展势头迅猛,关于古村落旅游学研究成果国内尚不多见。在实地调研基础上,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宏村为例,总结古村落旅游客流时间分布特征:客流增长迅速;客流季节性差异明显,呈现"三峰三谷"型波动;一般性周内客流为斜"Z"分布,黄金周客流呈"井喷"式,客流周内分布不均;客流日内呈双峰型分布,时客流分布集中。从事件、社会因素、自然环境因素、黄山辐射效应、管理体制及经营管理水平等方面,展开客流时间变化影响因素分析。讨论不断攀升的客流给古村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古村落作为传统文化旅游地,旅游发展势头迅猛,关于古村落旅游学研究成果国内尚不多见。在实地调研基础上,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宏村为例,总结古村落旅游客流时间分布特征:客流增长迅速;客流季节性差异明显,呈现"三峰三谷"型波动;一般性周内客流为斜"Z"分布,黄金周客流呈"井喷"式,客流周内分布不均;客流日内呈双峰型分布,时客流分布集中。从事件、社会因素、自然环境因素、黄山辐射效应、管理体制及经营管理水平等方面,展开客流时间变化影响因素分析。讨论不断攀升的客流给古村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 [19] | . 传统的旅游经济影响研究着重探讨旅游部门的增长对其它相关产业部门的促进作用。这类研究多从宏观的、国家的视角出发，难免掩盖旅游影响在不同尺度下的模式差异，因此有必要加入微观的、地方的视角。在社区尺度下，经济要素与社会要素的相互作用更为频繁和显著，孤立地探讨旅游的经济影响将不足以反映总体性的社会事实，因此，采取一种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策略，可拓展和深化对旅游要素介入下的社会经济演化问题的理解。为提炼出相对集中的社会经济分析对象，需要选择那些以文化旅游资源为主的旅游地作为案例，使研... 传统的旅游经济影响研究着重探讨旅游部门的增长对其它相关产业部门的促进作用。这类研究多从宏观的、国家的视角出发，难免掩盖旅游影响在不同尺度下的模式差异，因此有必要加入微观的、地方的视角。在社区尺度下，经济要素与社会要素的相互作用更为频繁和显著，孤立地探讨旅游的经济影响将不足以反映总体性的社会事实，因此，采取一种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策略，可拓展和深化对旅游要素介入下的社会经济演化问题的理解。为提炼出相对集中的社会经济分析对象，需要选择那些以文化旅游资源为主的旅游地作为案例，使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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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and empirically build a model for the burgeoning bed and breakfast (B&B) industry adopting e-commerce strategies in e-service. According to this research, Taiwanese B&B operators consider two resource advantages, fou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two performance advantages of e-commerce strategies. Resource advantage also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competitive advantage. Both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performance advantage. The paper proposes an optimal e-commerce strategic model and use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method and three-stage design to survey data, which a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actor analysis, and linear structural relations so as to investigate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n fitting B&Bs' adoption of an e-commerce strategy model. These new methods and contributions provid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B&B industry adopting e-commerce strategies in e-service, and can advise and help B&B operators to survive through e-commerce strategies. Finally, this research proposes an optimal e-commerce strategic model for the B&B industry and presents the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
| [22] | . In the light of evidence of a low take-up of the English Tourist Board (ETB) Crown Classification system (UK), this article reviews some of the major issues in developing an effective hot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reports feedbac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perties of bed and breakfast operations.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rown Classification system is hampered by i... |
| [23] | . This research examines goals pertaining to start-up, operations, the family, and ultimate disposition of the enterprise by family and owner-operated businesses in the rural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ectors. The sample is from a survey in rural Western Australia. A large majority of respondents were from middle-aged couples, new to the business, with strong motivation to live and work in the countryside. Lifestyle and family-related goals were predominant, but there was also recognition that the business had to be profitable. Most respondents were uncertain about the ultimate disposition of their business; only about one-third had definite succession plans to involve children or other family members. Implications are drawn for business and destination development. |
| [24] | . The various types of bed and breakfast (B&B) or “commercial home” represent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the growth of entrepreneurship in Mainland China. The “commercial home” first emerged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1990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omestic tourism in the form of the “rural family hotel”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name ). Today, there is opportunity for further expansion of all types of “commercial home”, but we have to know more about potential customers.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one major market for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residents,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stay in different types of “commercial home” (B&B and homestays). The results from an annual population survey of Hong Kong residents on leisure travel indicate the market segment that might have the most potential would be younger males, certainly a difference from the customer in Western culture. The targeted customer also would not be the one with the highest levels of education or income, or the lowest. Additionally, respondents indicated more desire to stay in B&Bs than homestays. |
| [25] | . Market segmentation based on consumer motivation has proven to be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marketing tools for business promotion. The current study segments the bed and breakfast (B&B) market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demands of visitors to B&Bs in Taiwan. Our findings can assist B&B operators to determine resource allocation in developing marketing strategies. This study methodology utiliz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Four clustered segments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five motivational factors. Based on our findings, most B&B visitors were repeat customers from nuclear families. They were well-educated with low to mid-range median family incomes. Though websites and travel guidebooks were expected to be the dominant sources of information on B&Bs for such visitors, word-of-mouth was found to be the most effective advertising channel for B&B accommodation choices. |
| [26] | . A mail survey distributed during October and November 1996 to 198 bed and breakfast operators and a second survey of 300 bed and breakfast guests examined which forms of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 are used by the owner-manager, and which are actually most useful to the bed and breakfast guest. Types of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 were cross-tabulated with such factors as the size of the property a... |
| [27] | . Bed-and-breakfast inns are quaint operations by law and they do not fall into the categories of small inns, hotels or motels. Rather, they constitute a private operation between the host and houseowner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paying guests on the other. Bed-and-breakfast establishments are permitted but not mandatory. The local government can choose to allow or disallow their operation. The host meanwhile, undertakes all legal responsibilities for his guests. |
| [28] | . 从现有的研究资料看，我国目前的乡村旅游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乡村旅游概念；乡村旅游开发意义、条件和模式；乡村旅游规划与设计；乡村旅游存在问题和发展策略；国外和台湾乡村旅游发展的经验借鉴。虽然我国乡村旅游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 . 从现有的研究资料看，我国目前的乡村旅游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乡村旅游概念；乡村旅游开发意义、条件和模式；乡村旅游规划与设计；乡村旅游存在问题和发展策略；国外和台湾乡村旅游发展的经验借鉴。虽然我国乡村旅游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 |
| [29] | . 本文基于对上海、武汉、成都城郊休闲娱乐型农家乐业主的调查，运用比较分析法，通过对三地业主开业起始目标调查结果分析，得出三地业主开业起始目标研究结论如下：三地业主开业起始目标的共性表现出农家乐初期发展阶段的特点，即浓重的乡村情结、对近期经济目标和社交目标等 . 本文基于对上海、武汉、成都城郊休闲娱乐型农家乐业主的调查，运用比较分析法，通过对三地业主开业起始目标调查结果分析，得出三地业主开业起始目标研究结论如下：三地业主开业起始目标的共性表现出农家乐初期发展阶段的特点，即浓重的乡村情结、对近期经济目标和社交目标等 |
| [30] | . 本文对丽江家庭旅馆的成长路径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丽江古城家庭旅馆的4种成长路径:连锁化经营、扩展为民居旅馆、业务多元化、业务创新发展.在丽江,家庭旅馆经营者出现了原住民文化空心化与外来文化多元化的反差现象.影响丽江古城家庭旅馆创建的主要因素包括创始人个人经历、机会成本、家庭条件以及市场需求和政策引导.影响丽江家庭旅馆成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服务创新,一些在预订、通讯网络、文化交流等方面创新的家庭旅馆获得持续成长.丽江家庭旅馆关闭的影响因素包括销售渠道不畅而转租、追求高品质生活而迁移、因政府强制改造缺乏资金而放弃经营等.丽江家庭旅馆成长路径与一般家族性企业发展规律有别,强制性制度影响是发展的重要外部影响因素,也是文化遗产地家庭旅馆成长的特殊性. . 本文对丽江家庭旅馆的成长路径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丽江古城家庭旅馆的4种成长路径:连锁化经营、扩展为民居旅馆、业务多元化、业务创新发展.在丽江,家庭旅馆经营者出现了原住民文化空心化与外来文化多元化的反差现象.影响丽江古城家庭旅馆创建的主要因素包括创始人个人经历、机会成本、家庭条件以及市场需求和政策引导.影响丽江家庭旅馆成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服务创新,一些在预订、通讯网络、文化交流等方面创新的家庭旅馆获得持续成长.丽江家庭旅馆关闭的影响因素包括销售渠道不畅而转租、追求高品质生活而迁移、因政府强制改造缺乏资金而放弃经营等.丽江家庭旅馆成长路径与一般家族性企业发展规律有别,强制性制度影响是发展的重要外部影响因素,也是文化遗产地家庭旅馆成长的特殊性. |
| [31] | . 乡村民居旅馆在乡村旅游如火如荼发展的背景下，为满足城市居民“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的需求而出现。文章通过对阳朔乡村民居旅馆的的实地调查与了解，分析了其乡村民居旅馆的发展现状和特点，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开发与经营的建议。 . 乡村民居旅馆在乡村旅游如火如荼发展的背景下，为满足城市居民“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的需求而出现。文章通过对阳朔乡村民居旅馆的的实地调查与了解，分析了其乡村民居旅馆的发展现状和特点，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开发与经营的建议。 |
| [32] | . 本文比较了成都农家乐与北京民俗村的发展历程、发展模式与政府规制办法，指出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核心，乡村旅游的标准管理、规模经营与经营者的“飞地化”导致乡村性的消失，主张乡村旅游应从主题、地格与氛围三方面塑造与维系乡村性，应该强化特色分类管理、合理规划、坚持 . 本文比较了成都农家乐与北京民俗村的发展历程、发展模式与政府规制办法，指出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核心，乡村旅游的标准管理、规模经营与经营者的“飞地化”导致乡村性的消失，主张乡村旅游应从主题、地格与氛围三方面塑造与维系乡村性，应该强化特色分类管理、合理规划、坚持 |
| [33] | . 本文通过“动机—消费行为—服务品质”模型的建立、问卷调查和资源基础理论的一般性分析，试图探讨发现民宿经营成功的核心资源，并期望通过研究说明不同核心资源对民宿经营成功的重要性。调查研究表明，经营者、乡村风情、价格和区位是民宿经营中的异质性核心资源，其中经营 . 本文通过“动机—消费行为—服务品质”模型的建立、问卷调查和资源基础理论的一般性分析，试图探讨发现民宿经营成功的核心资源，并期望通过研究说明不同核心资源对民宿经营成功的重要性。调查研究表明，经营者、乡村风情、价格和区位是民宿经营中的异质性核心资源，其中经营 |
| [34] | . 近几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旅游消费需求的转变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我国的农家乐旅游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各种农家乐旅游类型层出不穷,到乡村地区游览观光的游客数量也大幅增长。然而各地农家乐旅游经营过程中出现很多突出问题,如:项目建设普遍缺乏规划,盲目经营;经营过程中权责不明确现象不同程度的存在;经营项目单一,产品特色少,雷同多;国家税收受到了很大影响;无序竞争带来很大危害;基础设施不健全,对游客的吸引力不大;宣传促销不力,行业整体缺乏系统性营销策略;存在季节性瓶颈。 本文建立本因模型对上述问题分析,认为其本因是自然禀赋不足、经营模式的选择不当和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及管理不到位。在这三个本因中,农家乐旅游经营模式是其中核心问题,亟待解决。目前,农家乐旅游经营模式都是自然形成的,在选择上存在盲目性,对其研究很有必要性。 经营模式是指利用一定的组织、管理等手段来整合生产要素从而获取一定收益或达到某一目标的方式或方法。具体到农家乐旅游的经营模式主要包括由谁来经营、通过何种方式来经营以及各利益主体的责、权、利如何分配等几个方面。我国的农家乐旅游在经营方面存在整体规划意识不强、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权责不明确、约束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 为了有效的克服上述问题,本文综合运用对比分析、案例调查、理论结合实践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我国农家乐旅游经营中所涉及到的主体以及农家乐旅游的经营模式进行了系统的剖析,认为:农家乐旅游经营模式的理论依据是产权理论和相关利益者理论。农家乐旅游的产权形式分为共有产权形式、私有产权形式和混合产权形式,这也形成了农家乐旅游经营模式的多样化;农家乐旅游经营模式构建涉及到的利益主体有当地社区、政府部门、业主和投资者、旅游者、合作者、竞争者以及社会公众等。 农家乐旅游经营模式在实际应用中还要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当地政府的影响、农家乐旅游投资资本性质与结构、所在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所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机制发育程度、当地社区发展要求和当地居民发展要求等八种主要因素的影响。 本文以产权理论、相关利益者理论为指导,结合上述关于经营概况、经营主体和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了几种典型的农家乐旅游经营模式:“自主、分散”经营模式、“农户+农户”模式、“公司+业户”模式、“公司+社区+业户”模式;租赁、整体租赁模式;“村办企业开发”模式、个体农庄模式和“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模式、“股份制”模式。本文主要对这九种经营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他们的特征和利弊,并进行比较分析。在第六章中,分析了三个比较成功的农家乐旅游经营案例,即以“自主、分散经营”模式发展起来的苏州东山陆巷村农家乐旅游群、以租赁模式经营的苏州市越溪旺山农庄和以“五体互动”模式经营的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天龙屯堡文化村,以期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 这九种模式各自适用的条件也不相同,各地在经营农家乐旅游时必须要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而不能盲目的套用。而一个合理有效的经营模式可以弱化甚至从根本上消除这些不利因素。笔者认为租赁、整体租赁模式及综合考虑了各相关利益者的“五体互动”经营模式和现代企业发展的必然方向的股份制经营模式在农家乐旅游发展的道路上必将走得更远。 . 近几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旅游消费需求的转变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我国的农家乐旅游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各种农家乐旅游类型层出不穷,到乡村地区游览观光的游客数量也大幅增长。然而各地农家乐旅游经营过程中出现很多突出问题,如:项目建设普遍缺乏规划,盲目经营;经营过程中权责不明确现象不同程度的存在;经营项目单一,产品特色少,雷同多;国家税收受到了很大影响;无序竞争带来很大危害;基础设施不健全,对游客的吸引力不大;宣传促销不力,行业整体缺乏系统性营销策略;存在季节性瓶颈。 本文建立本因模型对上述问题分析,认为其本因是自然禀赋不足、经营模式的选择不当和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及管理不到位。在这三个本因中,农家乐旅游经营模式是其中核心问题,亟待解决。目前,农家乐旅游经营模式都是自然形成的,在选择上存在盲目性,对其研究很有必要性。 经营模式是指利用一定的组织、管理等手段来整合生产要素从而获取一定收益或达到某一目标的方式或方法。具体到农家乐旅游的经营模式主要包括由谁来经营、通过何种方式来经营以及各利益主体的责、权、利如何分配等几个方面。我国的农家乐旅游在经营方面存在整体规划意识不强、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权责不明确、约束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 为了有效的克服上述问题,本文综合运用对比分析、案例调查、理论结合实践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我国农家乐旅游经营中所涉及到的主体以及农家乐旅游的经营模式进行了系统的剖析,认为:农家乐旅游经营模式的理论依据是产权理论和相关利益者理论。农家乐旅游的产权形式分为共有产权形式、私有产权形式和混合产权形式,这也形成了农家乐旅游经营模式的多样化;农家乐旅游经营模式构建涉及到的利益主体有当地社区、政府部门、业主和投资者、旅游者、合作者、竞争者以及社会公众等。 农家乐旅游经营模式在实际应用中还要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当地政府的影响、农家乐旅游投资资本性质与结构、所在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所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机制发育程度、当地社区发展要求和当地居民发展要求等八种主要因素的影响。 本文以产权理论、相关利益者理论为指导,结合上述关于经营概况、经营主体和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了几种典型的农家乐旅游经营模式:“自主、分散”经营模式、“农户+农户”模式、“公司+业户”模式、“公司+社区+业户”模式;租赁、整体租赁模式;“村办企业开发”模式、个体农庄模式和“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模式、“股份制”模式。本文主要对这九种经营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他们的特征和利弊,并进行比较分析。在第六章中,分析了三个比较成功的农家乐旅游经营案例,即以“自主、分散经营”模式发展起来的苏州东山陆巷村农家乐旅游群、以租赁模式经营的苏州市越溪旺山农庄和以“五体互动”模式经营的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天龙屯堡文化村,以期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 这九种模式各自适用的条件也不相同,各地在经营农家乐旅游时必须要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而不能盲目的套用。而一个合理有效的经营模式可以弱化甚至从根本上消除这些不利因素。笔者认为租赁、整体租赁模式及综合考虑了各相关利益者的“五体互动”经营模式和现代企业发展的必然方向的股份制经营模式在农家乐旅游发展的道路上必将走得更远。 |
| [35] | . 近年来,随着人们旅游观念的改变和自助旅游的兴起,家庭旅馆受到越来越多的旅游者的青睐,家庭旅馆以它独有的温馨、方便、灵活、经济等特点迅速占领市场。家庭旅馆的出现既解决了在“黄金周”期间游客的住宿问题,为游客提供了多样化的住宿选择,又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参与到旅游业中的机会,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在旅游需求逐渐呈现多元化与个性化的新消费主义时代,家庭旅馆在质与量方面将日渐蓬勃发展。 本课题以家庭旅馆游客动机、服务质量、满意度与忠诚度为研究主题,运用相关理论,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以云南丽江大研古镇家庭旅馆游客为实证调查对象,利用LISREL软件,对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家庭旅馆游客动机分为环境体验、民俗特色体验、服务口碑和实质效益因素四个层面。环境体验和民俗特色体验动机是家庭旅馆游客动机的主要构成因素。在环境体验动机方面,以“民居客栈靠近主要的旅游景点”为最高;在民俗特色体验动机方面,以“民居客栈的环境使人有松弛身心的感觉”为最高。 (2)游客对服务质量的行前期望,在有形性方面,以“客栈附近有优美的自然景观且视野极佳”期望较高;在关怀性方面,以“在民居客栈居住能让人有如家般舒适的温馨感”期望较高。 (3)游客对家庭旅馆的实际体验,在有形性方面,以“民居客栈的建筑外形优美具有特色很吸引人”较高;在关怀性方面,以“有热心的服务人员”较高。 (4)家庭旅馆游客动机对行前期望与实际体验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效果。 (5)实际体验对满意度与忠诚度有显著直接正向影响效果。 (6)行前期望对满意度有直接负向影响效果,但对忠诚度的直接影响关系不显著。 (7)满意度对忠诚度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效果。 (8)动机通过实际体验与满意度对忠诚度有正向的影响效果,显示实际体验与满意度是动机影响忠诚度的重要中介变量。 (9)实际体验通过满意度对忠诚度有正向的影响效果,显示满意度是实际体验影响忠诚度的重要中介变量。 . 近年来,随着人们旅游观念的改变和自助旅游的兴起,家庭旅馆受到越来越多的旅游者的青睐,家庭旅馆以它独有的温馨、方便、灵活、经济等特点迅速占领市场。家庭旅馆的出现既解决了在“黄金周”期间游客的住宿问题,为游客提供了多样化的住宿选择,又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参与到旅游业中的机会,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在旅游需求逐渐呈现多元化与个性化的新消费主义时代,家庭旅馆在质与量方面将日渐蓬勃发展。 本课题以家庭旅馆游客动机、服务质量、满意度与忠诚度为研究主题,运用相关理论,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以云南丽江大研古镇家庭旅馆游客为实证调查对象,利用LISREL软件,对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家庭旅馆游客动机分为环境体验、民俗特色体验、服务口碑和实质效益因素四个层面。环境体验和民俗特色体验动机是家庭旅馆游客动机的主要构成因素。在环境体验动机方面,以“民居客栈靠近主要的旅游景点”为最高;在民俗特色体验动机方面,以“民居客栈的环境使人有松弛身心的感觉”为最高。 (2)游客对服务质量的行前期望,在有形性方面,以“客栈附近有优美的自然景观且视野极佳”期望较高;在关怀性方面,以“在民居客栈居住能让人有如家般舒适的温馨感”期望较高。 (3)游客对家庭旅馆的实际体验,在有形性方面,以“民居客栈的建筑外形优美具有特色很吸引人”较高;在关怀性方面,以“有热心的服务人员”较高。 (4)家庭旅馆游客动机对行前期望与实际体验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效果。 (5)实际体验对满意度与忠诚度有显著直接正向影响效果。 (6)行前期望对满意度有直接负向影响效果,但对忠诚度的直接影响关系不显著。 (7)满意度对忠诚度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效果。 (8)动机通过实际体验与满意度对忠诚度有正向的影响效果,显示实际体验与满意度是动机影响忠诚度的重要中介变量。 (9)实际体验通过满意度对忠诚度有正向的影响效果,显示满意度是实际体验影响忠诚度的重要中介变量。 |
| [36] | . 我国乡村家庭旅馆是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兴事物。在乡村旅游热形成的同时，我国各地的乡村家庭旅馆行业也形成了一股迅猛的发展态势。但在乡村家庭旅馆的发展过程中，经营管理工作特别是营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由于缺乏适应本行业特点的营销方式，造成我国乡村家庭旅馆的营销效果普遍不强，很多旅馆存在客源不足，发展乏力，发展层次得不到提升的现象。 本文以增强乡村家庭旅馆的生命力为研究目的，以阳朔乡村家庭旅馆为研究对象，尝试构建阳朔乡村家庭旅馆行业的营销方式。首先，本文通过实地走访和文献资料研究等方式，充分了解阳朔乡村家庭旅馆的营销现状，研究和分析较低层次旅馆营销管理隐藏的问题以及较高层次旅馆营销管理的有效做法，对其中规律性的内容予以总结。其次，本文依据阳朔乡村家庭旅馆的目标市场定位及需求特征，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分析阳朔乡村家庭旅馆营销工作开展的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行业营销管理理念及SIRF营销方式理论，并从营销管理实践出发，提出一套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阳朔乡村家庭旅馆市场营销组合策略(4P)。 . 我国乡村家庭旅馆是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兴事物。在乡村旅游热形成的同时，我国各地的乡村家庭旅馆行业也形成了一股迅猛的发展态势。但在乡村家庭旅馆的发展过程中，经营管理工作特别是营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由于缺乏适应本行业特点的营销方式，造成我国乡村家庭旅馆的营销效果普遍不强，很多旅馆存在客源不足，发展乏力，发展层次得不到提升的现象。 本文以增强乡村家庭旅馆的生命力为研究目的，以阳朔乡村家庭旅馆为研究对象，尝试构建阳朔乡村家庭旅馆行业的营销方式。首先，本文通过实地走访和文献资料研究等方式，充分了解阳朔乡村家庭旅馆的营销现状，研究和分析较低层次旅馆营销管理隐藏的问题以及较高层次旅馆营销管理的有效做法，对其中规律性的内容予以总结。其次，本文依据阳朔乡村家庭旅馆的目标市场定位及需求特征，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分析阳朔乡村家庭旅馆营销工作开展的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行业营销管理理念及SIRF营销方式理论，并从营销管理实践出发，提出一套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阳朔乡村家庭旅馆市场营销组合策略(4P)。 |
| [37] | . 在我国,家庭旅馆最初是20世纪90年代末为解决游客“假日旅游”住宿难的问题而出现的,但由于种种配套性措施和政策还不齐全,家庭旅馆曾一度遇冷。近几年来,由于自助游的兴起和2008北京奥运会的到来,使它再次受到大众的关注。 家庭旅馆小而散等特点使得经营者常苦恼于没有合适的渠道将促销信息传递给目标顾客,而有意向的顾客也无从获得合适的家庭旅馆信息。在Web2.0时代,博客的出现给家庭旅馆的经营者提供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契机,任何一位经营者都有机会在博客中展现个性化的家庭旅馆信息,并可以与顾客在线互动以传递服务。但关于博客营销的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尚处于起步阶段,因而相当多的家庭旅馆经营者的尝试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如何帮助家庭旅馆通过博客吸引到目标客群,如何构建家庭旅馆品牌资产、营造品牌个性,如何有效把握家庭旅馆博客营销关键因素,这是家庭旅馆必须要解决的课题。 为此,本文借鉴了网络营销研究中网站质量组成维度的框架,并根据博客的特点把虚拟社区营销、网络口碑营销、品牌态度、品牌个性等理论加以整合,通过实例分析、访谈研究等现实依据,构建了初步研究模型,提出研究假设,设计了相应的调查问卷。然后,选取家庭旅馆目标顾客为研究样本,利用论坛、QQ、emil等工具给出问卷所在页面的相关链接,引导在线问卷填写,从而收集了必要的研究数据,并用SPSS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信度和效度分析、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1)家庭旅馆博客营销特征分为博客环境、信息质量、服务产品、服务传递、顾客参与、经营者特质六个维度,它们对品牌个性和品牌态度均有正向影响;(2)品牌个性感知包含认知成分、情感成分两个维度,其中品牌个性情感成分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作用大于品牌个性认知成分,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品牌态度从认知到情感的产生过程;(3)对家庭旅馆的品牌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注重品牌个性的前期设计、坚持顾客导向的博客经营和强化购后阶段的品牌维护等家庭旅馆博客营销对策。 . 在我国,家庭旅馆最初是20世纪90年代末为解决游客“假日旅游”住宿难的问题而出现的,但由于种种配套性措施和政策还不齐全,家庭旅馆曾一度遇冷。近几年来,由于自助游的兴起和2008北京奥运会的到来,使它再次受到大众的关注。 家庭旅馆小而散等特点使得经营者常苦恼于没有合适的渠道将促销信息传递给目标顾客,而有意向的顾客也无从获得合适的家庭旅馆信息。在Web2.0时代,博客的出现给家庭旅馆的经营者提供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契机,任何一位经营者都有机会在博客中展现个性化的家庭旅馆信息,并可以与顾客在线互动以传递服务。但关于博客营销的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尚处于起步阶段,因而相当多的家庭旅馆经营者的尝试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如何帮助家庭旅馆通过博客吸引到目标客群,如何构建家庭旅馆品牌资产、营造品牌个性,如何有效把握家庭旅馆博客营销关键因素,这是家庭旅馆必须要解决的课题。 为此,本文借鉴了网络营销研究中网站质量组成维度的框架,并根据博客的特点把虚拟社区营销、网络口碑营销、品牌态度、品牌个性等理论加以整合,通过实例分析、访谈研究等现实依据,构建了初步研究模型,提出研究假设,设计了相应的调查问卷。然后,选取家庭旅馆目标顾客为研究样本,利用论坛、QQ、emil等工具给出问卷所在页面的相关链接,引导在线问卷填写,从而收集了必要的研究数据,并用SPSS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信度和效度分析、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1)家庭旅馆博客营销特征分为博客环境、信息质量、服务产品、服务传递、顾客参与、经营者特质六个维度,它们对品牌个性和品牌态度均有正向影响;(2)品牌个性感知包含认知成分、情感成分两个维度,其中品牌个性情感成分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作用大于品牌个性认知成分,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品牌态度从认知到情感的产生过程;(3)对家庭旅馆的品牌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注重品牌个性的前期设计、坚持顾客导向的博客经营和强化购后阶段的品牌维护等家庭旅馆博客营销对策。 |
| [38] | . 乡村旅游是生态旅游与农业旅游结合而演化出来的一种新型旅游方式。生态旅游既包含自然生态旅游,也包含人文生态旅游,旅游者选择这种旅游方式的原始动机是对大自然和先祖生活方式的双重回归。乡村旅游在我国刚刚起步,存在着投资与经营规模小、地区分布与组织形式散、项目低水平重复设置、市场竞争秩序乱的局面,以及活动项目形式单一、环境卫生面貌亟待改善、接待设施城市化、利益分配不均导致市场信誉不良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加强引导、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质量管理、服务指导、监督保障;规范经营、保持特色、提高质量;产品创新、机制创新、组织创新。 . 乡村旅游是生态旅游与农业旅游结合而演化出来的一种新型旅游方式。生态旅游既包含自然生态旅游,也包含人文生态旅游,旅游者选择这种旅游方式的原始动机是对大自然和先祖生活方式的双重回归。乡村旅游在我国刚刚起步,存在着投资与经营规模小、地区分布与组织形式散、项目低水平重复设置、市场竞争秩序乱的局面,以及活动项目形式单一、环境卫生面貌亟待改善、接待设施城市化、利益分配不均导致市场信誉不良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加强引导、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质量管理、服务指导、监督保障;规范经营、保持特色、提高质量;产品创新、机制创新、组织创新。 |
| [39] | . 随着我国农家乐旅游的蓬勃发展,农家乐旅游服务质量已成为行业竞争的关键因素。如何有效测量农家乐旅游服务质量并对服务质量进行动态监控与改进,就成为农家乐服务质量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 目前我国关于农家乐服务质量评价的研究大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相对匮乏。本文在大量研读国内外旅游服务质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确定服务质量差距理论和SERVQUAL评价模型作为本文的研究理论基础,并结合农家乐旅游特征、小组访谈、专家问询等构建了比较适合我国农家乐行业服务质量评价的量表;根据评价量表设计问卷并且按照科学程序在杭州市进行了实证调研,共发放问卷400份,取得有效问卷351份,所获数据利用SPSS 13.0软件进行了处理。经过统计分析和其他分析方法,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1.构建的农家乐旅游服务质量衡量量表具有可靠的信度和效度,该量表包括六大衡量维度和24个具体测量指标,六个维度分别为有形性、可靠性、响应性、保证性、移情性和乡村性。 2.目前游客感知的农家乐服务质量水平与其期望的服务质量水平有显著差异。农家乐经营和管理部门应该针对以上差距尤其是差距较大的项目进行改善。 . 随着我国农家乐旅游的蓬勃发展,农家乐旅游服务质量已成为行业竞争的关键因素。如何有效测量农家乐旅游服务质量并对服务质量进行动态监控与改进,就成为农家乐服务质量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 目前我国关于农家乐服务质量评价的研究大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相对匮乏。本文在大量研读国内外旅游服务质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确定服务质量差距理论和SERVQUAL评价模型作为本文的研究理论基础,并结合农家乐旅游特征、小组访谈、专家问询等构建了比较适合我国农家乐行业服务质量评价的量表;根据评价量表设计问卷并且按照科学程序在杭州市进行了实证调研,共发放问卷400份,取得有效问卷351份,所获数据利用SPSS 13.0软件进行了处理。经过统计分析和其他分析方法,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1.构建的农家乐旅游服务质量衡量量表具有可靠的信度和效度,该量表包括六大衡量维度和24个具体测量指标,六个维度分别为有形性、可靠性、响应性、保证性、移情性和乡村性。 2.目前游客感知的农家乐服务质量水平与其期望的服务质量水平有显著差异。农家乐经营和管理部门应该针对以上差距尤其是差距较大的项目进行改善。 |
| [40] | . 文章系统地梳理了我国乡村旅游标准化的定义、发展历程和特征，在对现状和发展趋势认知的基础之上，并结合现有乡村旅游标准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乡村旅游标准体系构架的总体目标，及构建包括基础标准、综合标准和技术标准等内容的我国乡村旅游标准体系架构。 . 文章系统地梳理了我国乡村旅游标准化的定义、发展历程和特征，在对现状和发展趋势认知的基础之上，并结合现有乡村旅游标准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乡村旅游标准体系构架的总体目标，及构建包括基础标准、综合标准和技术标准等内容的我国乡村旅游标准体系架构。 |
| [41] | .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small accommodation enterprises emanating from outside of hospitality are identified and a new hospitality-derived approach described: the commercial home enterprise (CHE). The commercial home sector is a numerically important yet often neglected part of the commercial accommodation sector and is briefly described and associated statistical problems highlighted. A critical review is undertaken of key studies concerning the commercial home host, identified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ommercial home product, and inferences drawn out. Finally, broa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E are summarised and areas for future research sugges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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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 This paper reports 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host attitudes towards guests in one segment of the homestay accommodation sector: host families. In addition to discussion of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host families, host attitudes to guests are examined through an adapted framework of Argyll et al. (1981); the results of statistical testing to distinguish between hosts on the basis of their commercial orientation are presented. Comparison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cross bed and breakfast, farmhouse stays and host families are made, and suggestions are offered with regard to training and support interventions in the homestay sector concerning host-guest interaction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the quality treadmill approach to training, and the possible commercialised hospitality it may engen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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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 . Discussion focusing on the manner in which many small businesses defy models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is common in literature. Indeed, the freedom from economic imperatives often associated with large firms is frequently one of the attractions of proprietorship. In this respect, in addition to buying into a means of generating income,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persons are buying into a certain chosen lifestyle. There can be few sectors where this is as potently illustrated than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offering as it does an attractive mix of lifestyle,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the na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of small tourism accommodation businesses that could be categorised as lifestyle, the associated economics are investigated in relation to the proprietor's personal utility, and implications for tourism policy are presented. |
| [47] | . A typology of service organizations is presented an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is advanced for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physical surroundings on the behaviors of both customers and employees. The ability of the physical surroundings to facilitate achievement of organizational as well as marketing goals is explored. Literature from diverse disciplines provides theoretical grounding for the framework, which serves as a base for focused propositions. By examining the multiple strategic roles that physical surroundings can exert in service organizations, the author highlights key managerial and research implic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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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 . Commercial homes, which provide hospitality where the private home dimension is significant, blur traditional boundaries between home and work and social constructions of hospitableness versus hospitality. Drawing on interviews with owner‐managers of these micro businesses and a guest‐researcher’s experiences and observa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ome space as a dual‐purpose site of both commercial work and domestic retreat. First, use and meanings of domestic symbols in performances on the home as stage are examined. Second, there is an exploration of social control and spatial management strategies employed by hosts and gues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domestic symbols add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negotiated normative practices within these home‐based enterprises. They may adopt the role of identity markers and communication tools. Hosts employ an array of mechanisms to achieve physical or emotional distance between the domains of home and work. Social constructs may be subtle as well as explicit, including spatial as well as temporal mechanisms of social control and boundary setting, framed by unspoken protocols. |
| [50] | . 旅游地的特色民居被改建为家庭旅馆，家的属性和内涵发生改变，影响着旅游地的文化生态。然而，当前研究仅将家庭旅馆视为“商业机构”，忽视了其具备的原本“家”的属性。家作为人文地理研究的新议题，受到了文化地理学的关注；但相比于国外丰富的家的地理学研究，国内的学术研究仍较为缺乏。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园傣家乐为案例，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从“家”的视角出发解读作为“商业化的家”的傣家乐内部空间重构过程和动因，并关注其对空间内涵的影响。研究发现：家空间的重构是旅游活动主体之间互动协商的产物，游客对于家的消费和居民对于家的营造交织作用，共同推进了家空间的重构。傣族园傣家乐主人的家空间重构过程是从空间功能转化―空间扩增―空间异化―空间营销的渐变。游客是傣楼空间重构的主导力量，是家的空间消费主体，其凝视诉求和消费喜好直接推动了家的空间转变。傣家乐主人是家空间重构的建构主体，他们的文化背景和对家的舒适性诉求带来了家的空间属性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转变。家空间的变化不仅导致了傣家乐主人和游客在家空间的身份展演多元化和对空间认知多样化的变化，亦让家成为一个兼具有经济、文化消费、社会关系建立及多重身份展演的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空间。 . 旅游地的特色民居被改建为家庭旅馆，家的属性和内涵发生改变，影响着旅游地的文化生态。然而，当前研究仅将家庭旅馆视为“商业机构”，忽视了其具备的原本“家”的属性。家作为人文地理研究的新议题，受到了文化地理学的关注；但相比于国外丰富的家的地理学研究，国内的学术研究仍较为缺乏。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园傣家乐为案例，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从“家”的视角出发解读作为“商业化的家”的傣家乐内部空间重构过程和动因，并关注其对空间内涵的影响。研究发现：家空间的重构是旅游活动主体之间互动协商的产物，游客对于家的消费和居民对于家的营造交织作用，共同推进了家空间的重构。傣族园傣家乐主人的家空间重构过程是从空间功能转化―空间扩增―空间异化―空间营销的渐变。游客是傣楼空间重构的主导力量，是家的空间消费主体，其凝视诉求和消费喜好直接推动了家的空间转变。傣家乐主人是家空间重构的建构主体，他们的文化背景和对家的舒适性诉求带来了家的空间属性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转变。家空间的变化不仅导致了傣家乐主人和游客在家空间的身份展演多元化和对空间认知多样化的变化，亦让家成为一个兼具有经济、文化消费、社会关系建立及多重身份展演的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空间。 |
| [51] | . 以社会角色与角色冲突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以云南丽江白沙村当地纳西族居民家的微观空间为研究对象,对当地居民与游客在互动过程中的角色冲突质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当地少数民族居民与汉族游客在家空间的互动过程中,双方各自存在角色内冲突的现象,同时彼此之间也存在两种角色间冲突现象。互动双方在处理这些角色冲突的过程中,既反映出当地居民对经济利益的诉求,也反映出当地居民与游客在家空间中的地位与权力关系。 . 以社会角色与角色冲突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以云南丽江白沙村当地纳西族居民家的微观空间为研究对象,对当地居民与游客在互动过程中的角色冲突质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当地少数民族居民与汉族游客在家空间的互动过程中,双方各自存在角色内冲突的现象,同时彼此之间也存在两种角色间冲突现象。互动双方在处理这些角色冲突的过程中,既反映出当地居民对经济利益的诉求,也反映出当地居民与游客在家空间中的地位与权力关系。 |
| [52] | . 本文通过研究旅游开发过程中物质文化的资本化过程，旨在了解旅游开发对地方文化变迁的影响能力，从而深化对旅游开发在地区发展中作用的认识。物质文化既可以被看成文化元素的技术及人工制品，比如房屋、衣着、工具，等等，也可以表示那些支配人工制品生产和使用的文化现象。选取物质文化作为研究对象，首先由于民族旅游目的地的物质文化景观是族群外在区别于他者的显著特征，是旅游目的地的主要旅游吸引物，容易引起游客的认同。其次，物质文化资源也是地方族群赖以生存的基础资源。最后，物质文化资源的保护问题因民族旅游的发展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综合上述考虑，选取西双版纳傣族园作为案例点，通过对傣族园景区的田野调查，运用人类学参与观察和访谈法，将傣族竹楼作为傣族园的物质文化代表，对傣族竹楼建筑形式、材料以及使用空间在旅游开发背景下产生的变化进行研究。 . 本文通过研究旅游开发过程中物质文化的资本化过程，旨在了解旅游开发对地方文化变迁的影响能力，从而深化对旅游开发在地区发展中作用的认识。物质文化既可以被看成文化元素的技术及人工制品，比如房屋、衣着、工具，等等，也可以表示那些支配人工制品生产和使用的文化现象。选取物质文化作为研究对象，首先由于民族旅游目的地的物质文化景观是族群外在区别于他者的显著特征，是旅游目的地的主要旅游吸引物，容易引起游客的认同。其次，物质文化资源也是地方族群赖以生存的基础资源。最后，物质文化资源的保护问题因民族旅游的发展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综合上述考虑，选取西双版纳傣族园作为案例点，通过对傣族园景区的田野调查，运用人类学参与观察和访谈法，将傣族竹楼作为傣族园的物质文化代表，对傣族竹楼建筑形式、材料以及使用空间在旅游开发背景下产生的变化进行研究。 |
| [53] | . 文章将民族社区景观区分为景观文化资源和景观土地资源,拓展了旅游文化商品化讨论边界。研究以西双版纳近郊3个典型傣寨为案例,采用田野调查法追踪傣楼景观商品化过程,运用观察、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收集资料并进行“过程-事件”分析,以提炼社会机制解释。研究显示：近郊傣楼景观面临两个相互抑制的商品化市场,其一为景观文化商品化的旅游市场,其二为景观土地商品化的旅游替代市场;傣楼景观进入哪一个市场主要由比较利益决定。主要结论：（1）旅游商品化研究应跳出旅游市场的局限,采用更为整体性的分析视角,关注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及博弈过程;（2）旅游与其替代市场之间的比较利益逆差引起的原住民相对剥夺感是当下旅游地近郊民族社区景观失真的重要推力;（3）民族旅游地原住民的利益诉求已从绝对剥夺产生的“底线型”利益转向相对剥夺感产生的“增长型”利益;（4）地方政府前瞻性的制度设置是旅游地近郊民族社区景观本真性发展的重要保障。 . 文章将民族社区景观区分为景观文化资源和景观土地资源,拓展了旅游文化商品化讨论边界。研究以西双版纳近郊3个典型傣寨为案例,采用田野调查法追踪傣楼景观商品化过程,运用观察、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收集资料并进行“过程-事件”分析,以提炼社会机制解释。研究显示：近郊傣楼景观面临两个相互抑制的商品化市场,其一为景观文化商品化的旅游市场,其二为景观土地商品化的旅游替代市场;傣楼景观进入哪一个市场主要由比较利益决定。主要结论：（1）旅游商品化研究应跳出旅游市场的局限,采用更为整体性的分析视角,关注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及博弈过程;（2）旅游与其替代市场之间的比较利益逆差引起的原住民相对剥夺感是当下旅游地近郊民族社区景观失真的重要推力;（3）民族旅游地原住民的利益诉求已从绝对剥夺产生的“底线型”利益转向相对剥夺感产生的“增长型”利益;（4）地方政府前瞻性的制度设置是旅游地近郊民族社区景观本真性发展的重要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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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 . 本文从地理学角度首先介绍了边境区及边境合作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强调边境对边境合作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其次从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的角度回顾了地理学研究边境区及边境合作的历史渊源,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然后对国外不同类型边境合作模式作了简要总结和概括。最后探讨了我国边境地区合作的特点和前景,提出我国内陆边境合作的口岸经济和通道作用的特征。 . 本文从地理学角度首先介绍了边境区及边境合作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强调边境对边境合作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其次从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的角度回顾了地理学研究边境区及边境合作的历史渊源,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然后对国外不同类型边境合作模式作了简要总结和概括。最后探讨了我国边境地区合作的特点和前景,提出我国内陆边境合作的口岸经济和通道作用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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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 . 族群研究的重点是族群边界问题,族群边界的作用在于组织、沟通、结构和规范人们之间的互动.族群认同在于自识和他识,只要人们在互动中保持族群认同,就会确立其成员的标准和标志其族群边界的方式,因此,族群边界是由族群认同生成和维持的.族群是具有文化差异的社会组织,而不是文化承载和区分的单位,共享文化是长期社会进程的结果.多族群的相互依赖取决于族群间的互补性,其文化不同是族群问长期差别造成的结果.族群研究的一般方法是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探究族群认同与族群边界保持,而不是研究个别族群的内部构成和历史. . 族群研究的重点是族群边界问题,族群边界的作用在于组织、沟通、结构和规范人们之间的互动.族群认同在于自识和他识,只要人们在互动中保持族群认同,就会确立其成员的标准和标志其族群边界的方式,因此,族群边界是由族群认同生成和维持的.族群是具有文化差异的社会组织,而不是文化承载和区分的单位,共享文化是长期社会进程的结果.多族群的相互依赖取决于族群间的互补性,其文化不同是族群问长期差别造成的结果.族群研究的一般方法是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探究族群认同与族群边界保持,而不是研究个别族群的内部构成和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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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 . 本文将非惯常环境作为旅游的核心概念，阐述了非惯常环境与惯常环境的特征以及之间的相关关系，以此重新解释和推广了利珀模型和普洛格模型，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旅游现象和本质，并试图以非惯常环境概念来重构旅游学研究的学科体系框架。 . 本文将非惯常环境作为旅游的核心概念，阐述了非惯常环境与惯常环境的特征以及之间的相关关系，以此重新解释和推广了利珀模型和普洛格模型，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旅游现象和本质，并试图以非惯常环境概念来重构旅游学研究的学科体系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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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 . What implications do emerging spaces, concepts and identities of security have for the practice of citizenship? This article examines security and citizenship in the UK. As its focus it takes a recent White Paper publishe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called Secure Borders, Safe Haven (2002). Two arguments are developed. First, it is argued that with this document, and the reforms it proposes for immigration, asylum and citizenship in the UK, we are in the presence of ‘domopolitics’. Whereas political economy is descended from the will to govern the state as a household, domopolitics aspires to govern the state like a home. Consequently, domopolitics and liberal political economy exist in tension with one another. Second, we need new forms of comparison if we are to adequately map domopolitics. To this end, the article compares the domopolitics of the homeland and similar securitizations not with the interstate security games of the Cold War, but with the governmentality of social securit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