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临床试验(chnlcal trials)

   　 以病人为研究对象，临床试验的目的是评价某种疾病的疗法或发现预防疾病结局如死亡或残疾的方法。临床试验的研究对象必须被诊断为患有所研究的疾病并且诊断后很快进入研究，以便及时地安排治疗。临床试验应当遵循随机、对照和双盲的原则。

   　 (二)现场试验(field trials)   

    　现场试验中接受处理或某种预防措施的单位是个人，而不是群体或亚人群。现场试验的主要研究对象为未患病的健康人或高危人群中的个体，而且患某种特定疾病的危险相对较小，因而现场试验通常Lk，临床试验需要更多的研究对象，耗资也比较高。由于研究对象不是病人，因此必须到“现场”(32作场所、家庭或学校等)进行调查或建立研究中心，并敦促研究对象去报告，这些特点增加了研究的费用。现场试验花费高，使它只能应用于常见病和严重疾病的预防研究。

    　(三)社区干预和整群随机试验(community intervention and cluster randomized trials)

    　社区干预试验又叫以社区为基础的公共卫生试验(community-based publi chealt htrial)。社区干预和整群随机试验是以社区为基础的现场干预试验的扩展。二者概念上的区别在于干预是否针对个人。如疫苗是给个人的，但水加氟预防龋齿则不然，后者是针对饮用每个水源的人群而不是个人。因此水加氟预防龋齿应采用社区干预试验，选择整个社区进行试验，在社区基础上指定暴露。有时亦可用较小的人群进行干预，如饮食干预以家庭为单位、环境干预以整个工厂或居民区为单位等。

    　某些干预试验选择比社区小的研究人群更为方便。饮食干预对家庭或生活在一个家庭的人员进行研究比较方便；环境干预可能影响整个办公场所、工厂或居民楼，保护性的运动设备可能必须分配给全运动队，所以干预人群可能是军队、单位、班级、车间或任何其他人群，其成员同时暴露于该干预。用这种干预进行实验的科学基础与社区干预试验是一样的。这些实验不用通常的现场试验是因为干预分配给人群组比个人更容易。

    　随机地把干预分配给参加的各人群组的现场试验叫做整群随机试验。被随机的人群的大小相对于整个研究来说越大，可能越不容易进行随机分配。如果研究只包含两个社区，一个接受干预，另一个不接受干预，如Newburgh-Kingston的水加氟化物实验，不考虑接受氟化物的社区是否是随机分配的，因为不管什么分配方法，两个社区基线特征的差别大小都是一样的——只是差别的方向不同。只要随机分配到每种干预的人群数很大，则随机化就可能使各干预组间基线特征有类似的分布。   

    　(四)类实验(quasi-experiment或semi-experiment)

一个完整的现场研究应具备实验性研究的四个基本特点，即设立对照、随机分组、人为干预、前瞻追踪。如果一项实验研究缺少其中一个或几个特征，这种实验就称为类实验。实际工作中的类实验多指不能满足随机分配的原则时进行的实验研究。

三、理论性研究

    　(一)理论流行病学(theoretical epidemiology)

    　理论流行病学也叫数学流行病学(mathematical epidemiology)，是利用流行病学调查所得到的数据建立有关的数学模型，或用电子计算机仿真进行理论研究。

    　(二)方法的研究

为流行病学本身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因为流行病学本身也需要不断地发展与完善。

四、三类常用的观察流行病学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

最常用的观察流行病学方法为横断面研究、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三者的内在联系如图1—2所示，学习了三种研究方法之后再反过来理解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会对方法本身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第三节                 流行病学与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的关系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是现代医学的三大组成部分。这三类学科分别从微观的角度、以单个病人为单位的角度以及从群体宏观的角度研究医学问题，使医学研究角度更加全面、方法更加完善、内容更加充实、结论更加科学可靠。作为预防医学主导学科的流行病学，与基础医学、预防医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21世纪的医学是以人为本的医学，以人为本、以家庭为单位也将是我国21世纪医学的重要特征。医学应当由关注单个病人发展到关注群体健康和社区卫生服务。面对医学本身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医学模式的发展形势，如何真正实现医学的变革，使之适应医学模式的变化，在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和预防医学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流行病学有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图1—3)。

    　医学的环境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随着经济、技术、信息的全球化，宏观政策的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医学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1．疾病谱的变化  20世纪以前是传染病为主的时代，20世纪逐渐转为躯体疾病为主的时代，21世纪将是精神疾患为主的时代。在人类可以预防的死亡病例中，因生活方式因素致死的占50％，环境因素致死的占20％，人类生物因素致死的占20％，缺乏卫生保健的占10％。

    　2．医学模式的变化  医学模式自然要随着疾病谱的变化而变化。近年有人提出“生物—心理社会—生态环境”医学模式。心理因素、社会以及生态环境的因素和生物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对人类健康的威胁。进入21世纪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环境问题仍将是一个首要的问题。资源的保护、尽量减少对生态的影响和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新的生存价值体系的基石。“全球共有”将成为环境保护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