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日期：2007年8月31日 出处：《国际观察》2005年第4期 作者：庞中英 【编辑录入：henry】
摘 要 在思考“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时,本文提出了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中国”的含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受到“忽视”的问题、研究日程上的核心问题、“谁”的国际关系理论等。
关键词 国际理论 中国化 忽视 核心问题 谁的理论
一、什么是“中国”?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中国”太大,含义太模糊。讲“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如何之“落后”、“不足”时,人们头头是道,不断说明“应该”用“我们”的本体论、视角、文化资源、话语来发展“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就是不去探讨这“我们”和“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不反对在“国际关系理论”前加“中国”的限定,但是,希望用“中国”二字者一定要说明其“中国”的含义。[ 1 ]
根据我的观察,这里的“中国”在下述一些不同的主张“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者那里含义有所不同:
1. 认为理论来自中国,即根据中国的经验(历史,尤其是与中国有关的国际关系史;知识传统环境)来设定的国际关系理论。关于经验问题,我将在下面讨论。
2. 认为它是中国国家的一种官方理论(意识形态) ,即可以变成中国政府的关于国际关系的一整套可叫做“理论”的看法。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中国的情况,这些理论不能叫做国际关系理论,只能叫做“官方的世界观”、“官方外交理论”或者“对外政策理论”。
3. 认为它是中国学者,即有中国国籍的华人学者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一种族群(种族)性的角度。比如,人们经常会说,某某国际关系理论著作的作者是华人(不一定有中国国籍,可能是个美国人) 。但只因为他/她的血统是华人,或者国籍是中国,他/她的理论就成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许多学人(尤其是学生)深感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家都来自美国、英国,而出身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家则不多,于是产生这样的志向和雄心:要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4. 强调理论的所谓“中国特色”。因为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搬硬套,一时间,什么东西都政治化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能例外。
5. 认为它是用中文表达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说是属于汉语知识体系的国际关系理论。
6. 强调学术民族主义或者学术的民族国家性。“中国人的立场、视角、气派和方法”按照这种理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就是具有中国民族国家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民族和国家都是争论性很大,没有统一定义的概念,到底什么是民族国家性,就变得见仁见智了。值得指出的是,一些人主要依据美国的“社会科学”标准, 感觉到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很“落后”。呼吁发展“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曾经被有的美英学者叫做“美国的社会科学”。其实,这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提法。那意思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美国发展出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其它国家因为不存在美国那样的“社会科学体系”,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国际关系理论。确实,在美国的大学和思想库的国际关系理论生产,是与冷战、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美国利益集团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说世界上存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为错。中国人什么都要和美国比,国际关系理论上也如此。
明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的这些模糊含义,国际关系学者和学生应该知道其中的一些“中国”是有意义的,另一些是根本没有意义的滥用(例如族群性的、血统性的) 。
这里还想指出的是:
1. 对“中国”的强调,不应变成为“中国中心主义”。中国学者在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时,只注意与中国有关的国际关系问题,可能会使研究角度越来越狭隘,进而使研究的结果国际关系知识的积累速度递减。在西方出版的一些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其实并不是一些中国学者想象的那样完全依据西方的历史经验、知识体系展开的,一些学者已经把中国、印度等非西方的国际关系思想和实践包括在内;一些学者竭力走出“欧洲中心主义”。不过,因为搞“理论”的西方学者,多数又不是国别和地区问题专家( experts of area studies) ,他们对非西方的、全球的经验的选择和汲取毕竟是有限的。强调“中国”,只是以中国学者的优势,来把大量的中国历史、案例、思想等纳入国际关系理论的世界知识体系。
2.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不能只要挂上“中国”二字,就宣称通向理论的道路只有一条。这样的“中国”无疑等于宣布,在中国,不能存在和发展多样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只能有一种叫做“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二、知识生产的全球化下,中国学者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 目前,明显地,中国学者不是生产者而肯定是消费者。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化。
改革开放快30年了,中国学者从西方学习了大量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体系,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几乎同步地出现在中国的知识体系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经不再被动地由中国学者“引进”中国,而且由西方学者、大学、研究机构主动地“进入”中国。这种引进和进入的结果是:
1. 一门学科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越来越充实。过去,除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外,所谓国际关系理论其实都是一些外交政策讲解、领导人讲话或者思想的注解,今天,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分支学科。
2. 作为集体的“中国学者”(包括学生)越来越处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者”的地位。跟踪西方理论的进展,中国学者乐此不疲。渐渐地,中国学者明白了,作为知识的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着“生产者”和“消费者”区别;西方(确切说是英语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和英国)学者、大学和研究机构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生产者, 而中国学者、大学和部分研究机构不过是世界上的一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消费者而已。
知识生产的国际分工或者全球分工命题早已由西方学者提出。在世界的权力结构中,知识是一种重要的权力,而且是重要的结构性权力(见已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英国伟大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苏珊·斯特兰奇的各种著作对知识和知识结构的强调) 。国际关系理论主要生产于美国和英国。比如公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个代表人物苏珊·斯特兰奇、罗伯特·基欧汉、罗伯特·考克斯等,都来自英语世界。[ 2 ]中国翻译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作,绝大多数是美英著作。来自英语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已经是一个无需辩论的事实。
但问题是,学者之所以为学者,就是因为他/她的作用主要是生产知识。许多学人都想做知识的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提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个命题其实就是为了能生产出中国的“自主”国际关系理论。这个命题可以理解为: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感到建立“民族的”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迫切性。但是,目前看来,在全球的国际关系理论分工体系大体成型,中国已经基本上是一个英语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大“消费市场”,在一些人看来,已经“无法”“闭关锁国”式的“闭门造车”了。而只能在“消费”别人的同时,对来自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本土化,即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
三、“国际关系理论”怎么本土化(中国化) ? 截至目前为止,除了翻译成中文(形式上的本土化)外,在实质上,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基本没有本土化。有的人用中文研究和写作,阅读的资料几乎全部是英文的,论文后面的注释百分之百是英文。不知道这样的论文是写给中文读者,还是写给英语读者看的。实际上这样的论文仅仅是中文表达,但并不打算、也不可能进入英语世界的知识体系。它们不能说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管如何,这个“四不像”情况最好地说明了,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本土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那么,人们自然要问,如何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本土化? 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没有考虑到的亚洲和中国的经验来检验现存的国际关系理论、依据中国的经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从本土化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个命题才是有意义的。目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存在论) 、认识论和方法论,都有必要本土化。一系列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假定都需要中国化。有些假定可能难以避免在中国知识体系中消失的命运。
本土化“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方法是对这些国际理论全面的评论,尤其是批评性的思考。这里我想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理论? 我这里讲的“批评”是个中性词,指的是一种态度和方法,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的“批评理论”(CT)不同。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对“西方的”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总的态度是十分批判的。当然,那时的批判的主要工具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批判者本身对“西方的”的理论,尤其是新的西方理论并不很清楚,或者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现在正好相反,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在系统介绍和学习西方理论的时候,中国学者似乎忘记了对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
四、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学习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忽视”问题。我们看到了、重视了一些,却忽视了另一些。我们重视了实证,也许忽视了规范。我们强调“利益”、“权力”等却可能严重忽视了“价值”、“观念”和“意识”。认识到“忽视”是十分重要的。
1970年,英国已故伟大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苏珊·斯特兰奇在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写出了后来惊人的论文《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 :相互忽视的例子》。[ 3 ]这篇论文影响了整整一代英国学者,是后来“国际政治经济学”( IPE)的奠基之作。斯特兰奇教授学术生涯的一个特点也许要用“忽视”( neglect)来概括。她一直在发现这些“忽视”。除了发现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相互忽视外,她不断地指出其它大的、长期的“忽视”。例如,她一再表扬吉尔平(Robert Gilp in)最早重视国际货币体制(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对世界政治的“革命性”影响。“在国际关系或者甚至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几乎没有人承认或者研究这种革命”。从1986 吉尔平出版《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年到斯特兰奇去世的1998年,长达12年,像聋子一样,吉尔平在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生和同事充耳不闻他的观点。[ 4 ]斯特兰奇在她生前最后一篇论文中详细说明了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忽视”。[ 5 ]斯特兰奇对英美“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忽视”的发现和揭示对今天的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许有重要的启示:
1. 世界上已经存在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是很完全的、普遍性的,恰恰相反,是具有不完善性、局限性和局部性的。长期不重视“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只看到国际关系中的“联系性权力”而不重视国际关系中的“结构性权力”;不仅人为地把“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分开,而且不断加强这种所谓的区别;长期固守“国家中心”思维,没有看到经济的、社会的等非政府的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影响,以及国家权力的长期衰落趋势,当然会对许多影响和改变世界政治或者国际关系现象视而不见、漠不关心。
2. 对“忽视”的发现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道路。可以列举出一个“忽视”的清单。对女性的忽视、对自然的忽视已经产生了相应的国际关系研究新领域“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环境或者生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观念”和“社会”因素“忽视”的发现产生了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和学生, 我们能发现现存国际关系理论哪些“忽视”?
3. 西方的或者英语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可能“忽视”的东西还不只上述这些。比如,上述指出的对中国和其它非西方世界经验的“忽视”是否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性和普遍性了呢?
4. 尽管全球化已经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但是,许多中国的国际研究者仍然迷恋“国际的世界”,而非“全球的世界”。[ 6 ]许多研究者和青年学子“感兴趣”的问题是传统的以国家为对象的外交关系(例如“大国关系”) 、权力政治(例如“霸权的兴衰”或者“权力的转移”等)和安全问题(主要是“国家安全”,而非“国际安全”或者“人的安全”,令人遗憾的是,在一些人的话语中“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居然被混为一谈) 。中国的国际研究严重忽略全球化问题。[ 7 ]
五、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日程上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 若要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者和机构需要设定自身的理论研究日程,而不是只跟在西方理论的后面。设定日程后,下一步就是确定研究的核心问题。
秦亚青教授指出,“最有可能形成中国学派核心理论问题的是大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将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作为核心问题并对其进行理论化,就是将一个上升的世界性社会主义大国和平社会化的过程理论化。”[ 8 ]中国与国际社会(国际体制)的关系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核心理论问题,非常值得列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研究日程。这中间的原因除了秦亚青指出的那些外, 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西方学者, 尤其是那些主张把中国“纳入”国际体制(在他们看来,当今的国际体制指的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在谈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时,往往只讲中国接受、适应国际体制的一面,而不讲中国的“加入”对现存国际体制的影响、改造方面。实际上,中国不可能根本挑战,但也不会完全接受现存的国际体制。中国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社会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正因为非常复杂,非常了解中国加入国际社会情况的中国学者才大有可为。如同秦亚青所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可以对这个核心问题加以深入的理论研究,最终有助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中国这个非西方的特殊大国“融入”国际社会是当今世界面对的一个挑战性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不能不关注这个问题。目前看来,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理论分析,尤其是他们站在西方角度考虑来自中国的冲击和威胁, 而缺少中国学者对此的贡献。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也更多地参与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拿出学术性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则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
中国在国际体系的社会化问题,不能只限于狭义的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而应该扩大到广义的国际理论和全球理论问题。不同学者的核心问题应该有所不同。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应该考虑更多的超越国家的全球问题,否则难以在理论上有大的进展。全球化是当代世界最主要的变化。中国参加全球化是历史上空前的, 全球化中已经越来越多的中国成分和中国因素。全球化与中国的关系应该成为国际理论研究中国日程中的主要、核心问题。顺便一提,世界,尤其是美国和欧洲代表的西方世界,对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进入,尚未做好准备,于是它们的反应也是十分复杂。欧洲联盟愿意通过国际谈判、多边制度来规范中国,让中国成为守法的“国际社会的好公民”;而美国则准备另一种“管理”中国的方式,这就是说,尽管还不能说很确定,政治上和军事上,美国可能会选择遏制、打击中国的战略。 [ 9 ]欧洲和美国回应中国崛起的战略有所不同。
不能过分关注“中国”,而应更多的关注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只有由中国学者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才能真正形成中国理论和中国学派。例如,国际制度的合法性,民主和国际民主(“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10 ] ) ,多边主义的公平与效率(民主的多边主义和霸权的多边主义) ,生产、金融、知识和安全结构,全球人口(涉及民族、文明问题)结构,全球生态变化及其治理等,全球规则,地区化和地区制度,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国家安全和人的安全,社会力量的重要性,主权的变化,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根除。
六、既然谈“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那么我想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谁”的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的”解决了“谁的问题”了吗? 谁生产了这些理论? 谁从这些理论中受益? 这些理论关注的到底是谁? “谁”的问题是个根本问题。
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从来就不必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理论本来就是“关于”、“为了”国家或者民族国家的。“霸权稳定论”是关于霸权的理论,不是关于小国的关系理论。所谓“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关于西方世界的国际关系的。[ 11 ]“西方的”、“美国的”、“英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世界的”等限定词本来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如同本文前面讲的那样,诸如“中国”、“英国”、“美国”、“第三世界”这样的词语并不简单,并不能信口开河加到任何术语的前面。任何国家都不是铁板一块,所谓“某国”的理论常常是以“某国”的名义的特定理论。为了根本解决“谁的理论”问题,需要具体研究这个(些)理论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由谁来生产的,为了谁生产的,这些理论关注的问题,谁在消费这些理论等问题。
既然“谁”的问题如此重要,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就可以为另一些国际关系理论所取代。目前的主流的“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否可以被另一些国际关系理论替代呢? 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除了那些真正普遍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打上“美国的”标签的国际关系理论需要大量地被“非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替代。
“谁”的系列问题也说明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个学术命题是有意义的。只是,我们要避免让这个命题狭隘化、庸俗化和政治化。
注释:
[ 1 ] 其实,由于更多地从全球、非国家中心的角度看问题,我越来越不接受“国际关系”或者“国际关系理论”这样的在中国十分流行的术语,更倾向于“国际问题”或者“国际理论”这个词。
[ 2 ] Robert O’Brien and MarcWilliams, Global Political Econom y: Evolution and Dynam 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 25 - 32.
[ 3 ] Susan Strange, “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ofMutual Neglect, ” International Affairs, 46 ,Ap ril 1970, pp. 304 - 315.
[ 4 ] Susan Strange, “What Theory? The Theory in Mad Money, ”CSGR W orking Papers, University of Warwick, 18 /98, December 1998.
[ 5 ] 同注释3。那是斯特兰奇教授生前最后的著作。
[ 6 ] 见联合国《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的报告》第一章《不同的世界: 1945和2005》。http: / /www. un. org/ chinese / secureworld /
[ 7 ] 庞中英:“深入‘全球的世界’”,载《光明日报》2004年12月30日。
[ 8 ]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形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 9 ] 2005年,布什第二个任期开始,美国的“反恐战争”和在伊拉克的“使命”告一段落,中国问题重新成为华盛顿的一个对外政策焦点。有关对付中国的文章在美国到处都是。例如: Robert Kagan, “The Illusion of‘Managing’China, ”W ashington Post, May 15, 2005 and Robert D. Kap lan, “How we would Fight China, ”The A tlanticM onthly, Issue of the June 2005.
[ 10 ] 正确地,这个提法应该是“国际民主”,而非“国际关系的民主”。若把“民主化”当动词,全球化下的一个一个迫切问题是,如何“民主化”“全球治理”。
[ 11 ] [英]熊·布思林:“国际关系学、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使用IPE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的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