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日期：2007年8月31日 出处：《国际观察》2004年第4期 作者：苏长和 【编辑录入：henry】

摘　要　本文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反思,认为机构中稳定的职业国际关系学者的匮乏,研究中科学与实证精神的忽视,问题意识的缺失,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障碍所在。文章最后建议,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坚持人文与科学两条研究方向,赋予国际关系研究以更多的政治哲学与科学含义。

关键词　国际关系学科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反思

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这是个让中国不同年龄段的国际关系学者叹息、焦虑、急迫甚至是无奈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在译介西方理论以及自身研究的拓展上取得不俗的成绩,尤其让人欣喜的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机构与学者队伍在迅速扩大,但与此同时,正如许多学者(包括笔者在内)所揭示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仍然困扰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本文想进一步对这些问题作一概括,这些问题短期内是不可能解决的,但是明了问题所在,对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如果有更多的机构与学者能够用心用力于中国国际关系的建设,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国际关系中的中国学派就有机会与希望。

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人的问题

这里重点想谈的是中国国际关系机构在职业国际关系学者培养上存在的问题,即职业国际关系学者的基本知识结构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稳定的职业国际关系学者队伍对国际关系学科成长是至为关键的。

这些年来,除了“老三校”以外,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设立国际政治系,据说在短短10年不到的时间,中国有六十所左右的大学成立了国际政治系。跟风与一哄而上是中国人办事的一个特点,当然,不管怎么说,有更多的机构参与国际关系研究以及人才的培养,是个好事情,但是,新老机构担当着中国国际关系人才培养的责任,如果对这门学科的基本知识结构以及如何培养职业国际关系学者问题上没有判断与共识,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就很难拥有更多的知识结构完整且有研究个性的职业国际关系学者。

按照笔者的粗浅理解,觉得机构在培养职业国际关系学者方面,在知识结构上应该加强的是以下几块:第一,政治学。国际关系说到底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如果没有比较政治与至少启蒙时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的知识积累,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第二,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在科学化程度上,经济学是三大社会科学中是最高的。就我个人的理解,微观经济学在帮助人形成思辨、推理与分析问题的能力上,具有极大的意义,而就如我在后面所说的,思辨与分析能力恰恰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论著的致命弱点。第三,历史学,特别是重要国家的历史以及有国际关系以来的大国关系史。第四,中国政治思想以及晚清变局中的思潮与中外关系史。第五也即最后一个,我认为才是国际关系经典著作。

学科中任何学派的产生,都是建立在一大批极富研究个性与特色的职业国际关系学者基础上的,而有个性的研究,离不开上述完整的知识结构积累。

与第一个问题有关的是,稳定的职业国际关系学者队伍在维持学科积累与成长方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中国缺少稳定的职业国际关系学者队伍,读者如果有兴趣将国内重要刊物上的作者创作的持续性做个统计的话,相信会发现绝大部分作者是一次发表的。一门学科如果总是那么一些人在那里唱戏,当然不是好事,但是如果总是见到陌生的面孔,则更不是好事情,它说明这门学科中的学者队伍不稳定,也衬托出这门学科的不发达,这种情况在国际关系学科发达的国家是不大可能存在的,但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却是个严重的问题。笔者在90年代读书的时候,翻阅80年代的国际关系研究文章时,为许多作者横溢的才华所折服,但是更为他们过早“夭折”的学术生命所惋惜,这些作者因为种种原因后来逐渐在政治学界与国际关系学界销声匿迹。这使我在教授一些优秀的研究生,或者在阅读到一些研究生的优秀文章时,不得不问自己,他们以后能够一直从事并坚持自己的学术探索道路吗? 他们会不会成为学术研究中的可持续力量呢? 说到底,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几代人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职业学者起着薪火传承的功能。学科可以说是一棵大树,惟有根深方可树正,枝繁才可叶茂。如果没有稳定的职业学者,是谈不上学科的积累,更谈不上独立学科的产生。我想在中国,大家对过去或者现在正在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可谓如数家珍,但是要找出一辈子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不是说没有,但至少也是凤毛麟角。我们看到今天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进步,是在一些老一辈学者积累的基础上所取得,但是,这样的职业学者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的问题

20多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无论从学者队伍与人才培养,还是机构规模与学术出版上,与过去相比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笔者最近阅读在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第四届全国高校政治科学类研究生学术研讨会国际关系分会场论文集时,对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强烈的问题意识与较为科学的研究规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所关注的话题与研究的深度,要远远强于我们10年前读研究生时期的整体水平。

经过20年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整体水平上,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这一点从国内代表性刊物刊登学术论文质量上可以得到鲜明的反映。中国学者已经逐步完成了对西方经典国际关系理论的译介与理解,许多代表性的论文完全拥有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论文对话、交流、辩论的水平。

但是,从整体上讲,研究与论著中存在的问题还是非常明显的。我把这些问题主要归纳为以下三方面:缺少解释与分析;缺少概念与问题;缺少辩论与批评。

缺少解释与分析:科学意义上的解释与分析,能够以抽象的概念所组成的变量关系,阐述社会现象的规律,并以此进一步解释更大范围的社会现象。科学的分析,是建立在抽象概念与严密逻辑基础上的因果解释。因此,简单地给出社会现象所以出现的原因,并不是解释与分析,充其量也只是描述而已。我们以“为什么会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问题为例子来说明描述与分析性解释之间的区别。历史教科书会列举出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 1929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纳粹德国追逐生存空间;一战后国际社会对战败国过度惩罚激起战败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法德之间传统的矛盾;如此等等。表面上看,这是对为什么会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问题所做的解释或者分析,但是严格意义上,这只是描述,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分析,既因为这些原因与所要解释的现象之间在逻辑上的缺少联系,也因为在这对解释关系之中没有被抽象出的概念。科学的解释与分析,是要把“为什么会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抽象成“为什么会有大规模战争”这样的问题。霸权稳定论对为什么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解释就是分析性的,霸权国家的更替与大规模战争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建立在归纳与演绎的逻辑基础上,目的在于解释国际体系的转换与变迁,这种抽象的理论同样可以进一步分析历史与现实中的大规模战争问题。

根据这种简单的标准,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大部分国际关系专业杂志发表的文章,都很难称上是分析性的文章,充其量,也就是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在材料上做整理与描述。有些杂志的文章结构几十年都是一个面孔,只要改个题目,填充一些最新的资料,就可以年复一年地刊登出来,与时评没有多大区别。这些文章严格说来,并不构成一个国家一门学科积累与进步的文献资源。我们并不要求所有国际研究类的杂志都要严格做到只刊登具有解释与分析力的文章,但是在中国,至少个别享有一定学术声望的杂志可以坚持这样的标准,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创刊的《国际政治科学》杂志在这方面就迈出了可喜一步。本人觉得,以科学、严格的学风与文风,引导与鼓励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是每一个职业国际关系学者的责任。缺少概念与问题:在近10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除了“文明冲突论”这类从国外引进的继而在国内引起辩论的问题以外,真正产生于本土并引起辩论的问题屈指可数,记得90年中期《战略与管理》杂志在时殷弘教授引领下出现关于“霸权周期与中国战略选择”这样的辩论, 90年代后期也有关于中国和平崛起问题的大讨论,不过,整体上来说,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很少提出能够产生理论性冲击的问题。

国内这20多年国际关系研究,在研究的问题上主要是模仿为主,而在模仿性的研究中,又主要以跟从美国为主。从大国的兴衰到文明的冲突,从进攻性现实主义到帝国论,无不如此。在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模仿可以尽快缩小与学科领先者的差距,但是从长远来说,这样做永远不能超越别人,只有让别人在理论与研究的问题上能够模仿你,那么你才能占据前沿地位。一个成熟的并且有国际影响的学科,必须至少在某些领域能够引领国际学术潮流与前沿。如何起引领作用? 我认为关键是能够提出并确立问题的研究议程。

我的看法是,概念与理论都是从对问题的研究中产生的。理论说白了,是由一套概念系统组成的,人们在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中,需要并且必须抽象出新的概念来解释新的社会问题。换句话说,研究问题可以产生新的概念与理论,而不是理论本身会使我们发现问题。国内政治也好,世界政治也好,在不同时期都会出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敏锐的学者去发现,你能够以好的方法(概念或者理论)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你就站在研究的前列。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现在似乎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西方各派理论的争论上,但是对中国与国际社会所面临问题的研究上,似乎给予的关注太少。空谈理论不研究问题,对学科成长是很危险的。我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已经走过了对西方理论的吸收与消化阶段,要在国际关系学界有中国自己独立的声音,我们必须以科学、严格的态度去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最终提出自己的概念与理论来。

有两大类问题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去关注:一是怎么理解世界政治在当代的变化,世界政治怎么去发展;另外一个问题是,怎么理解变化世界政治中的中国,以及中国本身变化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两个问题本质上都涉及怎么组织国际关系,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可以带动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性的变化。第一个问题需要回答的是:在主权渐渐式微的背景下,以什么方式来组织世界政治,寻求世界政治新的治理之道,避免战争与冲突。其实,新近的帝国论以及欧盟的治理模式,是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回答,但是这种回答并非绝对,更不是唯一。第二个问题是本土性的问题,即中国自身的变化与进步会给世界政治治理带来什么。中国学者现在必须思考这个问题,并贡献出自己的智慧来。最近几年,中国和平崛起问题的提出,本质上就是第二类问题,这个问题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在探讨,从目前来看,真正学理性的论著很少,许多论著甚至停留在口号式的宣传上,难以让人信服。

缺少辩论与批评:没有健康的学术批评机制,学术与学科无异于死水一潭。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社会科学很难开展积极的学术批评与争论,有些问题不能争论,有些问题的辩论开展不久就会因为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而中断。这对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是很苦闷的事情。大环境姑存不论,个人觉得,学术界自身在技术上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大多喜欢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单打独斗,“领域相轻”的现象很普遍。许多学者自说自话,对别人说的东西漠不关心,或者置若罔闻,似乎真理全在自己手里,自己从事的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学术事业,在自己的自耕地里忙活不停。学术门派色彩浓厚,门派众多,学派几无,围绕学术研究而产生的学术“圈”(学术共同体)并不多见。我们研究的大部分成果(包括本人的) ,几乎完全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很少有成果初稿经历学界同仁评论然后再磨练的过程。论著一结束(可能远不成熟)急于发表的事情在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学者身上都发生过。以往,我们在提到学术批评的时候,往往只谈成果的后期批评,而对成果出版的前期批评却忽视了。有时候,学术评价制度的确让学者们做违心的事情:你再不出版就来不及了,否则你就赶不上职称评审的“车”。学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很多情况下是比慢不比快的。我觉得,成果出版的前期批评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的缺陷,应该引起国际关系学界的率先重视。

学术前期成果缺少批评与交锋,后期成果也一样。记得与《世界经济与杂志》、《国际观察》等杂志编辑聊天的时候,他们曾经想有意识地开辟学术批评栏目,但是得到的回应很少,因而收效甚微。有时候,我们确实也见到学者对一些文章与著作提出了商榷,但是一般来说要么论著根本不值得商榷,或者批评的不中不肯,要么就是斜刺里杀出一匹黑马,针对某篇文章或者著作大喊一声无关痛痒的话以后,学界接着就又是一片沉寂了。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坚持的方向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要维持学科的自尊与独立,必须提高学科介入的“门槛”。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没有受过系统经济学训练的研究人员,或者在不付“学费”的情况下,是不敢对经济学问题妄加评论的,因为在做评论之前,他必须涉足经济学领域中严谨的概念与推理(理论) ,否则会闹笑话。反观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则正好相反。至少在目前状态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门槛还是很低的,各个专业的或者没有受过系统训练的研究人员都可以对这门学科中的问题说三道四。这种现状对从事严肃以及纯粹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来说非常尴尬,对学科的自尊来说也是个极大的嘲讽,长期以往,只会使国际关系研究庸俗化。要扭转这种不正常状态,必须提高这门学科问题研究的严谨与科学化程度,维护这门学科的自尊与独立。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务“虚”,务形而上。

在目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另外一个不正常现象是我们的研究受到美国的影响太深太重,学术界大有“数天下文章,只读美国的”之势。中国学者现在很大程度上在从事的不是国际关系研究,而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我们研究的问题甚至都是从美国“进口”的。王逸舟先生在不同场合提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美国重心”问题,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我在前面强调应该从中国的国际化实践中发现问题,发现国际关系治理之道,而不是简单地模仿与跟进美国的研究,我觉得这是抵抗美国式理论,在我们研究中“去美国化”的办法之一。

要使国际关系成为受其他学科尊敬的学科,个人觉得我们可以在两条道路上进行探索,一条是走思想史的道路,另外一条是走经济学发展的路子。前者是人文的,后者是科学的。思想史的道路需要我们的研究更多地从人类政治思想历程中寻求对国际关系的解读,一方面我们要关注政治思想对国际体系进程与国际秩序设计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在研究中给予国际政治予以更多的人文关怀。国际关系的秩序法则,道德律令,正义原理,价值分配,文明共容,等等,都是思想史研究途径所回避不了的问题,对国际关系研究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对确立国际关系的哲学基础也是不可忽缺的。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走经济学的路子,不是要我们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国际关系,也不是一定要用现代经济学中的数理公式来推演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学习经济学研究中科学、严格、精确化的方法。在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太缺少逻辑与实证,论证与分析,已有的概念远远没有达到精确、稳定、可操作的地步,从而导致学者之间以及论著之间对话的障碍。经济学能够逐步从社会科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皇冠,是以多代学者共同努力所确立的精确的概念与严格的分析工具为基础的。20多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巨大进步也是与坚持科学的研究方向分不开的,从而取得了远比政治学更为卓著的成就。中国国际关系要摆脱任人“解释”,维持学科独立的自尊,在方法的科学化与概念的严格化方面必须要下很大的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