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日期：2007年8月31日 出处：《欧洲研究》2005年第3期 作者：石 斌 【编辑录入：henry】
国际问题研究必须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原则,但同时必须兼顾本国的利益、处境与需求,故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因此人们有理由关心有关研究的“中国化”问题,但这与其说是要建立一个整齐划一的中国学派,毋宁说是要求各个研究机构发挥自己的特长,形成自己的风格,通过多元化发展提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整体水平。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编写、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论丛《国际关系评论》(以下简称《评论》)便体现了这样一种有益的尝试。《评论》目前已出版的四辑汇集了近百篇学术论文,时间跨度从近代早期直迄当代,论述空间从国别外交、区域国际关系到全球体系,具体内容从军事、安全问题,到经济、社会、文化问题,涵盖了历史、现状与理论研究三大领域,并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研究特色。
一、历史视野:从外交史到国际史
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必须尽可能以原始外交档案文献为主要立论依据,不能凭空臆断,这虽然是国际通行的基本学术规范,但在我国得到较为普遍的理解和遵循,却只是晚近一、二十年的事情。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史学科在近现代国际体系、欧洲国际关系、英美对外关系等领域有深厚的研究基础。其学科奠基人王绳祖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即利用中英外交文档写出了中外学界交口赞誉的《马嘉理案与烟台条约》一书。数十年来,几代学者始终坚持运用充分的第一手档案文献从事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学术传统,在文献的发掘、甄别和运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评论》所载的国际关系史论文同样显示了这一特点。
作为《评论》第1辑的开篇,主编朱瀛泉教授的“关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一些思考”一文,首先指出了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性质和特点,强调应将国家间的互动及由此引起的国家间关系状态乃至整个国际格局变迁作为基本内容。换言之,必须走出传统外交史的狭小天地或单向度的论说模式,进行全方位的“国际史”研究。这不仅表达了作者本人的史学思想,实际上也透露出《评论》历史研究部分的学术旨趣与编撰宗旨。此外该文还就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和全球国际体系的成型、近代欧洲国际体系及均势的性质等近现代国际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是对具体问题做过精深研究之后所作的宏观把握。
追根溯源是历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功能。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虽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该体系成型的标志,这背后却有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须从中世纪欧洲秩序的瓦解过程入手,方能对其缘起获得全面的理解。近现代国际体系研究也是西方史学家和理论家都非常重视的课题,不过他们大多偏重于研究体系的结构、性质和演变,对体系本身的由来却较少论及。对国际体系研究有素的“英国学派”学者也许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但他们提供的也主要是粗线条的理论概括而非具体的历史图景。而《评论》中计秋枫的“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及其影响”一文则讨论了意大利城邦国家建立的微型国际体系及其始创的均势外交思想和常驻使节制度对欧洲各国的示范作用,是国内不多见的研究近代早期国际关系的优秀论文,显示了作者探究近代国际体系起源问题的努力。
如果说上述论文体现了一种整体意识和全局观念,另一类研究则以资料扎实、分析缜密见长。例如洪邮生的“英国对舒曼计划的反应”,利用新近问世的《英国海外文件集》等材料揭示了英法交涉失败的根本原因,论证相当周详。戴超武广泛搜罗中方材料并参考国外最新成果,研究了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破裂之间的联动关系。陈晖的“慕尼黑会议后的苏德关系及其走向”一文则运用了苏、德、英等多国档案文献,是一篇具有典型国际史研究风格的佳作。
美国对外关系研究也是《评论》的一个亮点。这方面的论文几乎涵盖了美国与世界所有地区的关系,涉及政治、安全、贸易、金融等许多领域。其中有关美国冷战外交的论文就有十几篇,尤其是以大量档案文献为基础对美国在希腊、黎巴嫩、越南、印尼以及台湾问题上的干涉政策做了系列研究,披露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事实。人物研究一直是国内冷战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倘若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隐匿了,历史的星空势必黯然失色。《评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例如其中一篇论文深入分析了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另一篇则讨论了杜勒斯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决策过程中的立场与作用。这两人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正好是战后美国政治家中“正”、“反”两类人物的代表。
冷战史研究需要国际史的视野,也需要多样化的研究范式。对冷战的全面理解,显然不能单纯考察客观物质因素,还必须考虑与人类自我选择有关的观念因素或思想文化因素。冷战史的传统解释模式,无论是新现实主义的权力结构论,还是新自由主义的利益博弈论,都把物质结构和国家理性选择视为决定性因素,其缺陷非常明显。在冷战起源问题上,无论是传统派与修正派各自对某一方的指责,还是后修正派各打五十板的结构主义阐释,都未能令人完全信服。在冷战何以终结的问题上,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析框架更是陷入尴尬的境地。对此, 20世纪末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兴起的社会学研究取向至少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其要点是认为民族、主权、利益等概念皆由社会建构,并非恒久不变的、外在的现实,强调吸取不同领域和学科的知识,特别是运用社会学方法考察领导人和民众观念的形成以及文化改变偏好、产生认同和塑造新的行为方式的过程。这的确是富于启发意义的一种研究思路,也不仅适用于冷战史研究。也许我们的确不能把目光停留在追求当前目标的工具理性上,还必须思考在工具理性产生作用之前,偏好如何产生,知识如何获得,国际环境如何塑造国家认同及国家利益,并进而追究认同和利益的变化如何导致国家政策和国际事务的微妙甚至深刻的变化。提倡“国际史”研究,是强调用整体的眼光和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并不是说无需进行诸如地区、国别外交或经济、社会、文化等具体问题领域的探讨,相反,这类研究不仅可以满足认识上的特定目的,也是整体研究的基础。《评论》的历史研究内容相当广泛,且大部分论文都能超越对单纯国家间关系的阐述,注重环境因素对国际行为体的影响以及各类行为体之间的动态联系。但其中也有一些论题由于条件的限制过分倚重某一方的材料,尤其是美方的资料,与国际史研究的标准尚有一定距离。过去我们对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许多双边、多边问题的研究,常常只能依靠某一方的材料,观察角度过于单调,结果很容易变成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单向研究。即使是分析一国政策,如果没有相关国家材料的佐证,也很难客观评价决策当局判断的正误与政策得失。自冷战结束以来,大量前苏东国家外交档案逐步开放,西方的文件也进一步解密,甚至中国外交部也首次开放了1949 - 1955年间的部分机密档案。由于材料的激增,冷战国际史迅速成为世界性的热门研究领域。中国人应该写出有自身特点的冷战史著作,为此必须做好各类课题的专项研究,近年来也已取得不少成绩,倘能再接再厉,充分利用各种新材料,必将有更大的收获。
二、现实关切:国际现状的“中时段”研究
述往事而知来者,求真与致用辩证统一,是历史研究的理想境界。关注现实,服务社会,更是国际问题研究的题中之议。国际关系现状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属于当代史研究的大范畴。它首先是通过提供国际时事的背景追溯、现状分析和未来展望,满足人们理解现实的迫切需要,并为国家制定对外战略与政策,应对各种具体问题提供智力支持。其次也具有当代史研究的一般学术意义。人们经常以为“时事”与“历史”无关,或者当代问题研究与历史研究无关,这其实属于“错误的常识”。除非你所谈论的事情尚未发生,否则它就是历史。历史学家塞顿- 沃森还指出,大多数伟大的历史著作都是当代史。修昔底德讲述的是自己亲历的战争,甚至可能在战争之初就动笔了,《史记》一直写到作者生活的当世,说明此言不虚。当代问题研究者由于身处与其研究对象有关的时代环境、社会风尚和思想氛围之中,作为事件的近距离观察者甚至见证人或参与者,体会可能更为真切和深刻,较少早期历史研究的时代隔膜与心理落差。此类研究尽管无法摆脱“当局者迷”和无法看到某些最终后果这类固有缺陷,却至少可以为未来史家理解当代人的思想观点和精神状态提供一些文本,从而成为历史经验的组成部分和未来历史研究的对象之一。因此,国际现实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当下与未来的多重意义。
《评论》的“现状”研究主要包括“国际论坛”、“国际形势年度报告”两个部分。“论坛”主要反映学术交流成果和某些热点问题的即时分析。其中高兴祖教授的“侵华日军进行活人细菌试验的铁证”一文,全凭证据说话,充分显示了当代史研究的价值。蔡佳禾教授的“关于中国多边外交的几点思考”一文则就中国外交如何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作了深入分析,对于当前讨论“和平崛起”的具体途径问题也很有启发。《评论》每辑还收录了该院每年另行发布的《国际形势年度报告》的主要内容。相对于常见的热点即时分析而言,《报告》或许可称为“中时段”研究:既注意把握最新事态,又强调研究的纵深感。研究者以有关问题的历史背景为参照,长期追踪一些重要问题的发展进程,不断积累资料并注意吸收国外智库的新成果,力求避免单凭直觉与有限的信息仓促下结论或进行猜谜式主观臆测这类时事分析的常见弊端。这种研究尺度有其优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国际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事件,极少是绝对孤立的偶然事件,无论事先估计还是事后分析,都需要有一个纵横联系的思考空间和特定领域的知识与经验积累。但现状研究如果时空跨度太大,则不仅过于宽泛,也削弱了研究的现实感和针对性;反之,如果眼光过于窄小,让层出不穷的现象牵着鼻子走,被动思考,仓促作结,研究的可靠性便大打折扣。因此,在中等规模的时空内对各种重要问题进行专门的跟踪研究或定向研究非常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研究水平,改变专门的地区、国别和问题领域研究有欠发达、无所不能的“全球通”学者包打天下的状况,也有助于在实践上未雨绸缪。
三、理论思考:寻求国际关系的历史、史学与理论的契合
“史学与理论”这个栏目的设置颇为独特。这里的“史学”是指“国际关系史编纂学”。在较宽泛的意义上,这不仅包括“对研究的研究”,还涉及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方法、原则与规律,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而“理论”在此是指“国际关系理论”,这在西方更多地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这种安排,体现了编著者在国际关系的历史、史学与理论之间寻找结合点,探索理论研究新方法和新途径的努力。这与一些人将历史与理论完全割裂甚至对立起来,把国际关系研究视为狭义的社会科学而非兼具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双重特征的学科相比,在眼界上有很大的不同。
史学理论文章和部分译文不仅讨论了韦伯斯特、勒努万、泰勒等国际史大师的学术成就与史学思想,还分析了一战、二战与冷战国际史等领域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趋势,为了解国际史的研究方法和前沿动态提供了方便,也在历史与理论之间建立了沟通的渠道。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论域也相当广泛,至少涉及四个层次: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脉络的宏观概括;对各种理论范式或流派的专门研究;对各种中层理论的深入探讨;对一些实际问题的理论性思考。其中朱瀛泉教授从学科史的角度对西方理论作了系统、准确的梳理,对理解一些基本问题很有帮助。邵永灵对地缘政治学发展变迁的分析,使我们对这一备受争议却又历久弥新的战略学说有了新的认识。钮汉章等对卢明华先生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一书的评论在笔者看来也很到位。与坊间那些拾洋人牙慧、简单搬弄西方理论话语的平庸之作根本不同,卢著是一本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审视各种理论流派,有分辨、有选择、有创见,真正称得上具有独立思考和“中国式探索”精神的力作。
注重研究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也是《评论》的一个特点。第1 - 3辑收录了几组关于国际经济关系和经济外交的论文,第4辑则有几篇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前者是历史实证研究,后者则是理论思考,二者互为参照。这也是在不同研究途径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尝试。此外几篇理论译文的选择也独具匠心。它们主要是关于方法论、理论范式和国外理论趋势等方面的名家名作。其中吉尔斯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重要命题:历史整体论需要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作者分析了试图对世界历史进程进行整体把握的三种理论途径,并进而认为,非历史、纯抽象的概念化虽有启发意义,但以历史为基础的国家体系总体模式进程理论更有可能对国际关系做出丰富、清楚的解释。这类思想深刻、立意高远的论述,对我们的研究可以起到某种参照系或路径提示的作用。
理论研究的末流,是故作高深,故弄玄虚,或者对外来理论生吞活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个别以一、二篇外文资料为蓝本的“编译论文”更是颠三倒四、不知所云! ) 。这既无助于加深对理论问题本身的理解,更无补于对现实的认知。其实,再深奥的道理,真正理解了便不难讲明白,没有必要卖关子、兜圈子。鲁迅先生就曾痛斥过那种只求“朦胧”障眼、不愿“白描”写实的文风与学风。[1] 作为该学术领域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理论研究还远未到全面创新、超越的程度,因此概念的厘定、源流的追溯、同异的分辨、方法的自省、学科或理论发展史的梳理等基础性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评论》特意就此选择了一些立论平实、深入浅出的文章,显示了独特的理论眼光。
不过,理论有不同的定义抑或不同的标准,研究方法亦然。但人文与科学、解释学与实证主义完全可以相互补充。其实,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谁能说找到了通往真理的唯一终南捷径呢? 检验理论价值的是实践而非抽象的原则,而实践恰恰证明,不同的理论途径各有长短,单靠哪一种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2]《评论》的编著者对此显然也有自己的见解,其所寻求的是一种取长补短的融合之道。编者所强调的历史、史学与理论之间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稍稍考察一下修昔底德、兰克、休谟等人对国际关系的思想传统与现代理论的影响,便不难理解这一点。忽视传统人文学的资源很容易导致思想贫血。思想或许并不是理论,却是理论的血脉。实际上,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一特殊性质,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之间的藩篱,采用多种方法、途径进行综合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合”比“分”显然更有利,学科“碎化”,思想封闭,很容易钻牛角尖,入死胡同。
笔者以为,作为又一种融合之道,在现状研究方面,除了进行本质上属于当代史研究方法的描述、比较与综合之外,或许还可以更多地尝试政治学分析。例如,结合具体个案,运用较为成熟的博弈论、决策论等局部理论进行精细的微观研究,这既可验证理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反过来亦可丰富、深化理论的内涵,前述冷战史解释模式的变迁,其实也体现了理论工具的介入;或者着眼于外交政策的模式与进程,研究与特定国家的价值、信仰、偏好有关的政治文化、公众舆论以及大众传媒、利益集团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联,分析外部环境、国内社会、政府结构或决策机制、角色特征以及决策者个人的价值观、个性、能力、偏好等不同层次的变量对一国外交政策的影响,都大有助于获得各种局部的准确性。
四、学术机制:自主、多元与协调、统一
《评论》中的文章多达上百篇,以上不过举其荦荦大端。其特点是资料扎实、选题新颖、论域宽广、史论结合。这背后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体制特征,即对“多样性统一”的追求:既鼓励学者个人的自主探索,也强调交流与协作。在尊重个体的研究兴趣与学术专长的同时,发扬前辈学者所开创的“学统”,努力营建学科群体在思想方法、研究议题等方面的学术共享特征,以求多元的学术个性与学术“部落”的共性之间的协调统一。这种学术共同体意识,对于肩负研究与教学双重任务的高校学术机构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这不仅有利于学术“品牌”的创建,更有利于学术文化的积淀与知识的传承。
《评论》尽管采取的是既自主又开放的编辑方针,注意适当采纳国内外优秀成果以为他山之石,但主要还是展示自身研究风格和学术成果的窗口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平台。她出自同一学术群体之手,研究板块相对稳定,选题经过多次论证,成果经过集体评议,因此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学术思想的连续性。《评论》在国际关系的历史、史学与一般理论之间寻求融合之道的努力,显然是出于发挥自身优势等方面的考虑。融合的途径当然还有很多,也不单是理论研究需要寻求融通之道,历史、现状乃至整个国际问题研究本身,要开辟新的境界,又何尝不是如此。正所谓“智者融会,尽有阶差,譬如群流,归于大海”。对于社会政治现象,只有把通过各种研究途径所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方能得到系统透彻的理解,否则只能如朱熹对曾子的批评:“见一个事是一个理,不曾融会贯通”。[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多元化发展基础上的相互补充与相互促进,为此需要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具体工作。只有各个学术集体首先塑造自身的特色,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形成多元共生、取长补短的局面。
学术研究的组织与成果展示也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国内一些丛刊或论丛,如《国学研究》、《中国哲学》等,都有相当高的学术含金量。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有质量、有特色的论丛似乎并不多见。高质量的通史及各类专门著作,有赖于对文献资料的不断收集、整理和对各种重要课题的独立研究。此前由王绳祖先生主编、多家单位通力合作的10卷本《国际关系史》,堪称鸿篇巨制,其中的某些时段和论题,由于资料的限制和前期研究不够充分也还存在某些缺憾。《评论》所做的正是资料的发掘与各类课题的基础研究工作,倘能长期编纂下去,将来集腋成裘,必然蔚为大观。
在汗牛充栋的文献堆里爬梳,当然费时费力,没有点耐心和“定力”,怕是很难坚持的。“热点”追踪无可厚非,“对策”研究也理所当然,但任何学术研究,要减少游谈无根的赘言与浮论,都不能忽视知识与学理上的基本训练和积累。探究国家兴废存亡之道的学问,倘若成为追风逐潮的“时髦之学”而非求真务实的“朴质之学”,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岂不太过奢侈? 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这几本装帧素雅、校雠精细的论文集,凝聚了编著者的大量心血。编者甚至专门更正了几处不易察觉的英文注释排印错误,这虽然并非难事,却是许多人所不暇抑或不屑为之的。笔者当然并不认为现有的工作已经无可挑剔。但我相信,尽管世界上不可能有完美无缺的作品,却无碍于人们有追求完美的精神。
[1]鲁迅:“作文秘诀”,《南腔北调集》(单行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版,第202 - 205页。
[2]详见石斌:“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5期。
[3] 《朱子语类•卷二十七•论语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