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Path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China's coastal areas
SUN Jiuwen,, JIANG Zhi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收稿日期:2019-10-12修回日期:2020-12-28网络出版日期:202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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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2019-10-12Revised:2020-12-28Online:202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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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久文(1956-), 男, 北京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城市经济。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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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久文, 蒋治. 中国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地理学报[J], 2021, 76(2): 277-294 doi:10.11821/dlxb202102003
SUN Jiuwen, JIANG Zhi.
1 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的内外形势不断变化,内部面临下行压力,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依靠要素与投资驱动的传统模式的弊病日益暴露,可持续发展潜力不足。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相继推出多项改革措施,助力发展动能转换,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保驾护航。中共“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指明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战略目标。1.1 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进展
作为学界很早就在使用的概念,高质量发展于2017年正式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被赋予了理论研究与政策指引的双重科学价值。在现阶段,高质量发展是指通过增强社会经济综合竞争力、注重生态环境可持续性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永续发展模式[1,2,3]。早期研究对发展质量并不重视,****们多将视线集中于经济增长。然而,随着以GDP为导向的传统模式的问题不断显现,部分****的关注焦点发生转变,开始对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受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影响,一些文献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研究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4,5,6]。但是,单一指标无法揭示质量的多维特征,因此构造指标评价体系成为当前最为主流的方法。众多****从经济增长、产业实力、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绿色发展等方面入手,选取若干指标,力求全方位展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态势[7,8,9]。国内****在测度国家、省份、城市发展质量的同时,响应中央重大战略诉求,围绕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展开了丰富探讨。简新华等[7]立足整体,全方位揭示了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特征,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作为保障中国经济质与量良性互动的引航标。更多的****倾向于将研究对象具化为省份与城市,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实现路径。刘建国等[4]在测度中国各省（区/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发现高资本投入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技术效率与投资效率尚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指出调整产业结构、引导生产力梯度转移、扩大对外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举措,与钞小静等[8]、魏敏等[9]的研究相呼应。刘浩等[5]进一步细化了研究的空间尺度,系统分析了中国县级及以上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强调完善城际经济合作网络、扶持科技创新型产业、积蓄人力资本、加大环境规制力度的现实必要性。受此启发,李汝资等[6]将视线聚焦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认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短视行为不利于发展质量的持续改进,将密切区域联动、明确主体功能、严格环境治理作为推动人地和谐的主要途径。
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离不开各类路径的协同配合。鉴于此,陆大道[10]立足全局,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定位为高质量发展的三维目标,明确了建成经济强国与和谐社会的主攻点。高培勇等[11]将这一问题升华至理论层,形成了集社会主要矛盾、资源配置方式、产业体系、增长阶段于一体的框架,为打造高质量经济体指明方向。
1.2 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
高质量发展并非空谈,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现实逻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使命所在。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是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原点。40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在市场经济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利润、收入成为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追求,社会价值观存在明显的物质主义倾向[3]。在中国摘下生产力落后的帽子后,高速增长过程中蓄积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愈发明显,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表明单纯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无法满足人民诉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延伸至产业兴旺、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发力点[12]。另一方面,国民经济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是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主线。当前,中国正处在增速下行、结构调整、政策消化的转型阵痛期,传统增长模式下产业实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困难、对外开放不确定性加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现实病症突出,这就要求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方式、重组产业体系、维系可持续增长等途径,完成中国经济的本真复兴[3]。在此背景下,高质量发展被推向时代最前沿,为新常态下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战略目标,具体包括[11, 13]：① 经济运行在中高速增长的合理区间,居民收入接近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② 实体经济壮大,产业实力稳步加强,以技术革新为引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优化;③ 创新型国家建设稳步推进,创新企业核心竞争力突出,创新活动的正外部性逐步释放;④ 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向纵深迈进;⑤ 循环生产模式、绿色生活方式普及,生态文明制度走向健全。上述战略目标涉及经济增长、产业实力、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绿色发展多方面内容,充分彰显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多维特征,是高质量发展需要关注的重点领域。
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原点与逻辑主线并不孤立,而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将诱发资源配置方式优化,继而引致产业体系重组与增长阶段进阶,最终驱动社会主要矛盾向更高阶转化。为构建“社会主要矛盾—资源配置方式—产业体系—增长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逻辑闭环,就必须融合工具理性与人类价值目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最大限度改善经济状态的基本质量面。
1.3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科学问题属性
中国背倚亚欧大陆、面朝太平洋,拥有960余万km2的广袤国土,造就了迥异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条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多种可供遵循的路径选择,有效避免了因高度依赖单一发展路径所可能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进而形成对整个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14]。也就是说,中国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各地区的共同繁荣,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相互补充,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构建。作为一个海陆兼备的大国,中国拥有长达约1.8万km的漫长海岸线,沿海地区① (①沿海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台湾、广东、香港、澳门、海南、广西。由于香港、澳门、台湾部分数据缺失、统计口径不一致,暂不纳入研究范围。)面积多达130余万km2,为国家的建设与改革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已详细论述了沿海与内陆的关系,提出要通过沿海工业基地建设带动内陆工业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为尽快改变落后局面,开创性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沿海地区依托约占全国15%的国土面积,形成了独有的竞争优势,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重心。中共“十九大”以来,高质量发展赋予了沿海地区崭新的历史任务：只有明确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现状、特征、突出问题、总体思路、实现路径,才能确保沿海地区率先完成高质量发展的转型目标,以便更好地支援内陆,最终促进整个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勾勒出一幅壮阔的新时代“两步走”蓝图。综上,剖析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可以有效揭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规律,具备科学问题的根本属性。2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特征
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发挥沿海地区的引领作用是一项历史性课题,对重构沿海与内陆的发展格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自1978年改革开放起,随着国家战略重心重新由内陆转向沿海,沿海地区蓄积了内陆地区不可比拟的竞争优势,能够率先满足新常态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融通了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原点与逻辑主线。2.1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增长的压舱石
高质量发展在产业实力、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在高质量发展时代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作为改革开放的发源地,沿海地区已成为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中坚力量。作为经济增长的先导区域,沿海地区经济总量大,GDP已由1978年的1819.44亿元攀升至2018年的526663.70亿元,同内陆地区的GDP之比由1978年的1.10:1变化为2018年的1.36:1（图1）。沿海地区经济总量扩张离不开经济中高速增长。在宏观经济增速趋缓的大背景下,沿海地区GDP增速保持在7%以上,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增长态势,为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图1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1978—2018年中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GDP与人均GDP
Fig. 1GDP and per capita GDP in coastal areas and hinterland areas in China from 1978 to 2018
2010年中国GDP超过了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国人均GDP的世界排名常年徘徊在80位左右,个体从中获得的红利有限,成为制约发展质量提高的障碍。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均GDP只有382.17元,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为此,中央政府将沿海地区作为突破口,探索出一条“让沿海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沿海地区人均GDP已由1978年的462.60元逐年增长至2018年的83550.99元,远高于内陆地区的292.51元、50646.55元,已步入中高收入或高收入阶段,同中等发达经济体相当（图1）。
2.2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引擎：国家制造业中心
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壮大高端制造业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助力高质量发展的不二法门。从国际上看,全球制造业中心在20世纪50—70年代经历了“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空间转移。纵观上述转移趋势,以美国波士华地区、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欧洲伦敦—巴黎—法兰克福三角地区、日本“三湾一海”为代表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均无一例外地布局在沿海地区。从国内来看,自1978年改革开放起,沿海地区就成为制造业发展的战略重心,在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同时,内陆制造业也纷纷向沿海集中,沿海地区国家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得以确立。进入21世纪,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面临瓶颈,沿海地区的传统制造业部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① 适时引导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沿着“南下”“西进”与“北上”的轨迹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内陆地区转移[15];② 以技术革新为先导,大力推进钢铁、石化、有色金属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就地转型,而非一味地转出,通过自动化生产削弱劳动力成本约束。在革新传统制造业的同时,发展高端制造业已成为沿海地区夯实制造业中心地位的法宝,对优化全要素生产率、完成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高质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沿海地区依靠强大的科技创新实力,努力培育技术密集型高端制造业,为加速高质量发展奠定产业基石。统计发现,沿海地区高端制造业销售产值已由2012年的226820.20亿元攀升至2016年的297535.97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7.02%,平均为内陆地区的2.40倍,充分说明沿海地区制造业在技术更迭的浪潮中彰显出旺盛的生命力（图2）。
图2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2012—2016年中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高端制造业销售产值
注：高端制造业界定方法参考高丽娜等[16];2011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发生调整,加之2017—2018年数据缺失,故分析2012—2016年高端制造业的销售产值。
Fig. 2Sales output value of high-end manufacturing in coastal areas and hinterland area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16
2.3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源泉：打造创新型国家的前沿地带
创新驱动是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作用的必由之路。2006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强调“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提出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愿景。中国科学院2018年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显示,沿海地区创新能力居于全国前列,已经步入创新指引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为持续降低知识、技术、信息等优质要素在各创新主体间的流动成本,国家以沿海地区为龙头,加快创新高地建设,最大限度推动创新资源共享[17]。1988年在科技部“火炬计划”的牵头带动下,以高新技术产业化为使命的创新试验区项目正式上马。截至2018年底,沿海地区已获批设立21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81个国家级高新区、73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分别占到全国的52.38%、48.21%、62.93%,科技创新的规模效应与外溢效应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走向完善的创新平台是引导创新要素在沿海地区高度集聚的有力支撑,2018年沿海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额、R&D人员总数已分别占到全国的70.60%、67.52%。凭借充足的创新要素投入、完备的创新活动平台,沿海地区取得了丰硕的创新成果。沿海地区专利申请数、授权数分别从1987年的1.29万件、0.39万件提高至2018年的290.85万件、168.62万件,平均为内陆地区的2.64倍、2.91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创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成为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智力支持[18]（图3）。
图3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1987—2018年中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专利申请数与专利授权数
注：限于数据可得性,未分析1978—1986年的专利申请数与专利授权数。
Fig. 3Number of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licenses in coastal areas and hinterland areas in China from 1987 to 2018
2.4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外部契机：开放型经济建设的排头兵
高质量发展同对外开放层次密不可分。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推进,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构建开放型经济成为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与内陆相比,沿海地区不仅具备海陆联运的区位优势,还面向广阔的国际市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条件得天独厚。1980年中央开始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地试办经济特区,将其作为撬动中国对外开放大门的支点。为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国家于1984年设立了包括大连、天津、青岛、宁波、北海等在内的14座沿海开放城市,环渤海、长三角、闽东南、珠三角四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趋于形成,以加工贸易为典型特征的外向型经济获得飞速发展。1990年中央政府将浦东的开发与开放确立为国家战略,处于海岸线中点的上海成为对外开放的后起之秀。伴随沿海开放战略的贯彻落实,沿海经济开放区逐渐连接成片,形成一条以上海为中心,以京津、广深为南北两翼的高质量沿海经济开放地带。为响应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诉求,沿海地区先行先试,率先开展自由贸易区政策实践,在综合保税区内建成了一批进出口商品交易中心,在加大技术密集型产品跨国贸易力度的同时,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使得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迈入新层次。
作为国民收入核算的要素之一,进出口贸易总额能够客观衡量经济体对外开放的程度。统计表明,沿海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85年的638.20亿美元升至2018年的39548.0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3.32%,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始终维持在85%以上（图4）。
图4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1985—2018年中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
注：限于数据可得性,未分析1978—1984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
Fig. 4Total import and export in coastal areas and hinterland areas in China from 1985 to 2018
沿海地区在发展进出口贸易的同时,“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顺利完成了由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高质量转型。在“引进来”方面,作为外商投资的微观细胞,2018年沿海地区拥有49.94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全国82.51%的外商投资总额。在“走出去”方面,近年来沿海地区同其他国家深入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在2018年实现395.81亿美元的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占全国总量的63.30%,正成长为新时代塑造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主心骨。
2.5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屏障：绿色发展的示范窗口
绿色高效是人与自然共生的不二法门。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人地关系和谐是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两大系统高质量发展的可靠保障,其关键在于遵循以循环生产、绿色生活为核心的发展道路。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为尽快摆脱一穷二白的局面,沿海地区成为了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历经20多年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沿海地区虽然在经济增长、产业实力、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等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但随着沿海地区社会公众对优质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稳步提升,以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为典型特征的“黑猫模式”愈发难以为继,趋紧的资源环境约束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潜在威胁[19]。进入21世纪,为解决经济高速增长进程中出现的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沿海地区在稳步增进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恪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响应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号召,统筹循环生产模式、绿色生活方式,维系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成为绿色发展的示范窗口。
在循环生产模式、绿色生活方式的驱动下,沿海地区“三废”得到有效控制：① 单位产出废水排放量由2000年的38.56 t/万元下降至2017年的7.80 t/万元;② 单位产出SO2排放量从2005年的87.29 t/亿元减少到2017年的6.18 t/亿元,单位产出烟粉尘排放量由2000年的148.42 t/亿元下降至2017年的6.63 t/亿元;③ 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从2000年的5797.26 t/亿元减少到2017年的2513.41 t/亿元。进一步对比可知,沿海地区各类污染物的排放量与产生量均明显低于内陆地区,扮演了绿色高质量发展先行者的角色（表1）。
Tab. 1
表1
表12000—2017年中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单位产出污染物排放量(产生量)
Tab. 1
| 类型 | 指标 | 地区 | 2000 | 2005 | 2010 | 2015 | 2016 | 2017 |
|---|---|---|---|---|---|---|---|---|
| 废水 | 单位产出废水排放量 (t/万元) | 沿海地区 | 38.56 | 24.95 | 13.96 | 9.76 | 8.79 | 7.80 |
| 内陆地区 | 48.77 | 28.53 | 14.36 | 10.75 | 9.56 | 8.89 | ||
| 废气 | 单位产出SO2排放量 (t/亿元) | 沿海地区 | 缺数据 | 87.29 | 33.16 | 16.43 | 9.34 | 6.18 |
| 内陆地区 | 缺数据 | 193.04 | 74.74 | 38.51 | 20.71 | 16.02 | ||
| 单位产出烟粉尘 排放量(t/亿元) | 沿海地区 | 148.42 | 59.29 | 17.46 | 14.29 | 9.82 | 6.63 | |
| 内陆地区 | 325.58 | 178.38 | 46.55 | 30.89 | 17.24 | 13.19 | ||
| 废渣 | 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 产生量(t/亿元) | 沿海地区 | 5797.26 | 4779.47 | 3972.08 | 2984.29 | 2564.73 | 2513.41 |
| 内陆地区 | 12195.35 | 9899.05 | 7777.19 | 6644.47 | 5878.95 | 583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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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
持续的经济增长、强劲的产业实力、雄厚的创新能力、立体化的对外开放、集约化的绿色发展共同构成了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特征。然而,沿海地区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也存在突出问题,具体反映在经济增长、产业实力、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绿色发展五方面。沿海地区面积广大,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② (②沿海北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沿海中部地区包括江苏、上海、浙江,沿海南部地区包括福建、广东、海南、广西。由于香港、澳门、台湾数据缺失、统计口径不一致,暂不纳入研究范围。)的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基础各异,面临的问题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下文将立足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原点与逻辑主线,兼顾一般性与特殊性,详细分析2012年迈入新时代以来沿海地区整体以及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存在哪些突出问题,重点探究背后的原因,确保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思路设计与路径构想不失针对性,最大限度满足新常态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3.1 经济增长
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成为国家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主要目标之一。自2012年起,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的GDP的贡献率均保持在10%以上,且增速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共同为经济持续运行于合理区间提供了可靠保障。然而,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却存在明显的分流现象：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的GDP分别由2012年的13.22万亿元、10.89万亿元、9.27万亿元提升至2018年的18.69万亿元、18.15万亿元、15.83万亿元,年均增长率依次达到5.94%、8.88%、9.33%（图5）,经济增长的失调问题突出。虽然沿海北部地区凭借更广大的地域占据了总量上的绝对优势地位,但沿海中部、南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势头更为强劲,与沿海北部地区GDP的差距呈缩小态势。进入21世纪,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伴随进入动能转换的高质量发展时期,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充分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窗口期,加快培育京津雄、沪宁杭、粤港澳三大核心增长极,促使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的GDP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20]。与GDP的情况不同,沿海中部地区的人均GDP明显高于北部与南部地区,相对差距由2012年的1.30倍、1.48倍增加至2018年的1.54倍、1.50倍,且存在进一步扩大的态势（图5）。进一步细化空间尺度来看,沿海北部地区的黑龙岗、鲁西,沿海中部地区的苏北、浙西,沿海南部地区的粤北、桂北、闽西相对落后,成为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洼地”,拉低了所在地区的人均GDP。图5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2012—2018年中国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GDP与人均GDP
Fig. 5GDP and per capita GDP in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coastal area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18
3.2 产业实力
伴随中国由高速增长阶段逐渐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遭遇挑战。为此,近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围绕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出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方略,以更强大的产业实力服务于高质量发展。沿海地区产业实力的增强依赖于各产业门类的高质量升级。总体上讲,沿海地区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主攻方向,但产业高级化程度同发达经济体仍存在明显差距,成为优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威胁。分区域而言,沿海北部、南部地区产业实力的提升空间更大：从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的绝对数值来看,沿海北部、南部地区2018年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高于沿海中部地区2012年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图6）;从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的相对变动趋势来看,沿海北部、南部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在2014年、2015年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比沿海中部地区晚了1年、2年（图6）。然而,沿海三地区的产业高级化程度均大致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强化产业实力时不我待。
图6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2012—2018年中国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
Fig. 6Proportion of added value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in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coastal area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18
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沿海地区在壮大现代服务业的同时,响应国家构筑制造强国的号召,引导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有序梯度转移、促进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就地改造、扶持高端制造业并行,为增进全要素生产率保驾护航。按照这一思路,国家统筹产业梯度转移与产业转型升级,在沿海北部地区建成了以京津唐为轴心的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园,在沿海中部地区打造了以苏锡常、杭绍甬为核心的先进装备产业集群,在沿海南部地区形成了以粤港澳大湾区为龙头的智能制造应用示范区,在广大内陆地区培育了一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沿海地区日渐成为优化全要素生产率的先导[21]。进一步比较发现,长三角高端制造业中心横跨江浙沪三省市,而京津唐、粤港澳高端制造业中心仅局限于特定空间范围内,中心以外的其他区域传统制造业所占份额依然偏高,削弱了沿海北部、南部地区的制造业综合竞争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受到制约,同发达经济体间的差距更为明显。统计表明,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高端制造业销售产值分别从2012年的73179.35亿元、95391.74亿元、58249.11亿元增加至2016年的88860.75亿元、122026.36亿元、86648.86亿元,相比于沿海中部地区,沿海北部、南部地区要完成制造业高质量转型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随着社会劳动分工日益专业化,产业跨界融合成为必然趋势,制造业呈现出明显的服务化倾向,以现代服务业为抓手助力高端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22]。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成为缩小沿海地区同发达经济体产业实力差距的车之双轮,对于沿海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改进具有战略意义。
3.3 创新能力
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创新是经济体更高质量、更具效率、更加公平发展的不竭动力。但是,相比于沿海中部地区,沿海北部、南部地区的创新能力偏弱：从专利申请数来看,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的专利申请数依次由2012年的32.63万件、80.47万件、28.77万件增加至2018年的69.13万件、120.61万件、101.11万件,沿海中部地区专利申请绝对数最高,但沿海南部地区专利申请数上升速度最快,在2016年成功反超沿海北部地区（图7）;从专利授权数来看,专利授权数由多到少依次为沿海中部、南部、北部地区,同专利申请数的时空变化轨迹大体一致（图7）。通过对专利申请数与授权数的比较发现,沿海北部、南部地区创新能力相对较弱,是沿海地区进军创新型国家前沿地带征程中必须克服的短板。图7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72012—2018年中国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专利申请数与专利授权数
Fig. 7Number of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licenses in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coastal area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18
沿海北部、南部地区创新能力不够强劲主要源于创新要素投入、创新平台建设两方面因素[14]。作为专利研发活动的资金来源,企业创新资本投入是造成地区间创新能力差异的直接原因。统计表明,沿海中部地区2012—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总额平均为沿海北部、南部地区的1.20倍、1.40倍,同期R&D人员总数也达到沿海北部、南部地区的1.49倍、1.38倍。沿海中部地区创新要素丰裕程度最高,为培育创新企业核心竞争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与专利申请数与授权数的情况相吻合。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还离不开创新示范区的协同配合。2018年沿海中部地区拥有4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28个国家级高新区、34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仅江苏三类创新试验区的数量就分别达到1个、18个、15个,更能促进创新成果的高质量转化。虽然沿海北部、南部地区同样拥有创新示范区,但却主要集中于京津雄、粤港澳一带,并未形成全域联动的网络化空间格局,创新要素的集聚外部性远不如沿海中部地区。
3.4 对外开放
深化对外开放是高质量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效途径。2012年以来,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后金融危机时代,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均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轨迹。然而,沿海三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扩张并不明显,高质量对外开放道阻且长。更具体地,沿海中部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在绝对数量上具备一定的优势,沿海北部、南部地区相对滞后：沿海南部地区2014—201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出现了两连降,到2018年才基本恢复至2014年的水平;与沿海南部地区类似,沿海北部地区2014年以来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显著下滑,到2018年仍低于2014年的规模（图8）。图8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82012—2018年中国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
Fig. 8Import and export in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coastal area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18
为化解进出口贸易中蓄积的系统性风险、稳步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沿海自由贸易区试点正式拉开帷幕。沿海中部地区充分发挥“一带一路”交汇点的交通区位优势,于2013年9月在上海获批设立了中国首个自由贸易区,通过进出口产品结构高级化增进了外贸竞争优势[23],使得进出口贸易总额自2017年起出现了明显回弹,显著高于沿海北部、南部地区。2015年起,沿海北部、中部、南部的其他省（区/市）纷纷效仿,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海南、山东、江苏、广西、河北、北京分5批次获批设立自由贸易区。总体上看,沿海中部地区自由贸易区建设起步早、试点范围广阔,高附加值产品的跨国贸易力度更大,因而进出口贸易总额高于沿海北部、南部地区。
作为扩大对外开放的特殊功能区,自由贸易区在以优惠政策助力高质量进出口贸易往来的同时,将加速投资自由化进程纳入制度框架[24]。2013年中央率先在上海自由贸易区进行负面清单政策实践,在保护国内产业的同时,降低了外资准入门槛,使得沿海中部地区外商投资总额一直领先于沿海北部、南部地区（表2）。为进一步发挥外资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国务院于2015年设计了适用于上海、天津、福建、广东四大自由贸易区的负面清单制度,条款数由2013年的190项下调至2015年的122项。受此驱动,拥有2个自由贸易试点省份的沿海南部地区外商投资总额也随之迅速上扬,同沿海中部地区的差距持续缩小。沿海北部地区虽然拥有天津自由贸易区,但试点范围有限,外商投资引入不足。为适应沿海自由贸易区试点范围的扩大,中央自2018年起在全国实行统一化的负面清单规则,条款数也简化至40项。得益于此,依托于福建、广东与海南自由贸易区的沿海南部地区外商投资总额呈井喷式增长,到2018年已和沿海中部地区基本持平。相比之下,沿海北部地区自由贸易区试点推进偏慢,外商投资总额增长相对迟滞,需作为沿海地区加快高质量对外开放征程中的关注焦点（表2）。在积极引进外商投资的同时,沿海地区通过广泛开展到境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等政策实践,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纳入统一的制度框架,协同带动高质量发展。统计发现,2012—2018年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的对外投资总额均呈增长态势。然而,受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影响,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自2016年起出现了较大波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挑战（表2）。
Tab. 2
表2
表22012—2018年中国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引进来”与“走出去”
Tab. 2
| 类别 | 指标 | 地区 | 2012 | 2013 | 2014 | 2015 | 2016 | 2017 | 2018 |
|---|---|---|---|---|---|---|---|---|---|
| 引进来 | 外商投资总额 (亿美元) | 沿海北部 | 6609 | 7187 | 8050 | 10619 | 11999 | 14571 | 16697 |
| 沿海中部 | 12566 | 13647 | 15115 | 17352 | 19340 | 21375 | 23867 | ||
| 沿海南部 | 6826 | 7280 | 8006 | 9147 | 11276 | 21552 | 23577 | ||
| 走出去 | 对外投资总额 (亿美元) | 沿海北部 | 310.03 | 436.27 | 712.11 | 940.91 | 1436.46 | 1605.26 | 缺数据 |
| 沿海中部 | 303.32 | 399.95 | 564.68 | 1033.41 | 1516.83 | 2507.16 | 缺数据 | ||
| 沿海南部 | 161.65 | 205.43 | 249.35 | 340.45 | 496.35 | 627.09 | 缺数据 | ||
| 对外承包工程 营业额(亿美元) | 沿海北部 | 188.25 | 217.07 | 233.10 | 245.20 | 240.77 | 252.10 | 256.35 | |
| 沿海中部 | 169.92 | 197.48 | 205.32 | 224.03 | 224.40 | 266.01 | 232.53 | ||
| 沿海南部 | 174.56 | 243.48 | 140.05 | 217.44 | 199.62 | 199.17 | 193.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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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绿色发展
作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绿色发展是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重要途径。为形成生产空间高效集约、生活空间宜居舒适、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美丽中国,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沿海地区已成长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急先锋。自2012年起,沿海地区单位产出的生产生活“三废”排放量与产生量均呈减少态势,成功实现经济活动生态化。但是,沿海北部地区绿色发展情况欠佳：沿海北部地区单位产出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最多,其中SO2排放量依次为沿海中部、南部地区的2.12倍、1.96倍,烟粉尘排放量分别是沿海中部、南部地区的2.95倍、2.45倍,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依次为沿海中部、南部地区的4.45倍、3.33倍（表3）。综上,沿海北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最为突出,是整个沿海地区绿色发展道路上的突出障碍,最具代表性的要属2015年前后京津冀地区严重的雾霾天气。
Tab. 3
表3
表32012—2017年中国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单位产出污染物排放量(产生量)
Tab. 3
| 类型 | 指标 | 地区 | 2012 | 2013 | 2014 | 2015 | 2016 | 2017 |
|---|---|---|---|---|---|---|---|---|
| 废水 | 单位产出废水排放量 (t/万元) | 沿海北部 | 9.43 | 8.74 | 8.59 | 8.54 | 7.73 | 6.88 |
| 沿海中部 | 11.37 | 10.36 | 9.63 | 9.26 | 8.30 | 7.38 | ||
| 沿海南部 | 14.87 | 13.56 | 12.83 | 11.97 | 10.70 | 9.40 | ||
| 废气 | 单位产出SO2排放量 (t/亿元) | 沿海北部 | 33.79 | 29.36 | 26.29 | 23.97 | 15.28 | 10.23 |
| 沿海中部 | 16.95 | 14.67 | 12.94 | 11.18 | 5.97 | 3.68 | ||
| 沿海南部 | 18.44 | 15.96 | 14.28 | 12.32 | 5.76 | 4.16 | ||
| 单位产出烟粉尘 排放量(t/亿元) | 沿海北部 | 21.24 | 19.48 | 27.98 | 23.65 | 17.43 | 11.30 | |
| 沿海中部 | 7.20 | 7.55 | 9.98 | 8.00 | 4.80 | 3.51 | ||
| 沿海南部 | 9.68 | 9.03 | 11.20 | 8.93 | 6.08 | 4.56 | ||
| 废渣 | 单位产出固体废弃 物产生量(t/亿元) | 沿海北部 | 7119.26 | 6260.41 | 5988.97 | 5580.32 | 4863.69 | 4882.59 |
| 沿海中部 | 1550.40 | 1442.24 | 1349.95 | 1234.74 | 1151.12 | 1076.73 | ||
| 沿海南部 | 2378.01 | 2210.20 | 1715.88 | 1505.81 | 1312.32 | 1293.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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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向绿色发展模式的高质量进阶离不开循环生产模式、绿色生活方式的指导。为协调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沿海中部地区响应打造主体功能区的国家号召,持续深化江浙沪三省市合作,调动社会公众力量,积极构建长三角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形成了统一的区域生态环境与污染源监控平台。沿海中部地区在严格执行生态红线管控制度的基础上,于2018年完成了环保准入标准的全行业覆盖,力推循环生产模式,从源头上有效遏制了污染。沿海南部地区也随之效仿,将粤港澳作为轴心,通过生产、生活污染物的跨省域协同治理,积极开拓珠江—西江—闽江生态经济带,成为绿色集约发展的战略高地。相比于沿海中部、南部地区,沿海北部地区的京津冀与辽宁、山东间缺乏紧密协作,环渤海省市并未实现联防联控,污染型企业从环境规制严格的京津迁出寻求污染避难所的现象依然存在,加之社会公众对绿色发展的参与度不高,波特假说效应未能充分释放,因此单位产出污染物减排依然面临较大压力。
4 新时代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路径
根据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原点与逻辑主线,在把握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现状、特征、突出问题的同时,为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的引领作用,应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东风,不失针对性地从产业实力、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绿色发展四大领域入手,在保证沿海地区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助力高质量发展,增进新常态下人民的满足感、获得感。4.1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
沿海地区面积广阔,内部差异明显,难以在短时间内成为一条完整的高质量经济带。鉴于此,沿海北部地区应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带动,加快构建环渤海经济带,提高黑龙岗、鲁西经济发展质量;沿海中部地区需以长三角一体化为导向,改变苏北、浙西相对落后的现状,使江浙沪成为锻造充满活力的长江经济带的龙头;沿海南部地区当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契机,辐射带动泛珠三角高质量发展,缩小同闽西、粤北、桂北间的差距。遵循上述思路,我们将打造出全世界规模最大、高质量发展程度最高的沿海经济带。要通过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带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需遵循以下4点思路：① 以结构优化与空间重组为引领,实施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升级战略;② 以产研融合与园区营造为驱动,推行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自主创新战略;③ 以贸易相通与制度创新为抓手,设计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对外开放战略;④ 以可持续发展能力培育为核心,形成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文明战略。
4.2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根据上述总体思路,新时代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包括以下四方面。4.2.1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是国民经济完成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过渡的重要一环。站在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为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沿海地区应做好以下两项工作。
第一,以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为双轮,共同驱动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分布有京津唐、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制造业基地,是夯实沿海地区国家制造业中心地位的主要抓手。三大制造业基地都应积极运用先进技术,不断创新管理模式,大力发展以集成电路、第五代移动通信、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并将其定位为优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柱产业。对尚处于制造业高质量转型关键时点的沿海北部、南部地区而言,在持续增加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优质生产要素投入的同时,还需要连同沿海中部地区构筑高端制造业发展的互补机制,克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不高的突出问题,进而巩固沿海地区国家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随着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沿海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已超过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拉力。鉴于此,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要坚持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并重,重点扶持以金融、现代物流、信息网络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以文化旅游、商业贸易、居家养老为代表的生活性服务业,塑造完备高效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沿海地区还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高地的区位优势,引导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跨界融合,协同增进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发挥对高质量发展的正外部性。此外,根据中共“十九大”报告的精神,沿海地区还应将陆上产业同海洋产业相对接,以陆海统筹战略指导高质量发展。
第二,有序引导制造业梯度转移,重塑生产力空间布局。作为助推生产力重组的有效途径,制造业梯度转移能通过化解要素与产业的空间错配消除优化全要素生产率面临的障碍,从而释放各地区的竞争优势,共同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进军。在区域产业实力不平衡的现实情况下,各地区适合发展的主导产业不尽相同,成为制造业跨区域梯度转移的现实基础。就京津唐、长三角、粤港澳三大沿海综合性国家制造业中心来说,新型钢铁、精细化工、电子信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已成为高质量发展时代的战略重心,以纺织、服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不再,应当通过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积极引导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达到环境质量标准的相关产业分别沿着“南下”“西进”“北上”的路径向内陆地区迁移,谨防制造业向海外过度流失,助力高质量发展。在沿海三地区中,沿海北部、南部地区传统制造业的比重高于沿海中部地区,是顺利推进制造业梯度转移的决胜点,需要针对性更强、优惠力度更大的规划性文件作为保障,谨防出现木桶效应,持续改善全要素生产率。
4.2.2 激发创新活力 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创新是新旧动能转换的不竭动力。为进一步强化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补齐沿海北部、南部地区的创新能力短板,需要发挥创新要素与创新平台对激发创新活力的支撑作用。
其一,从微观层面看,充分尊重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加快产学研一体化进程。2018年中国企业创新能力排行榜显示,近90%的百强创新企业汇聚于沿海地区,是激发沿海地区创新活力的微观主体。为此,要积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机制,通过税收减免、加速折旧、盈亏相抵、延期纳税、信贷支持等优惠性措施,为创新企业提供丰富的资金、人才要素支撑,催化创新成果在生产实践中的转化应用,使创新企业永葆核心竞争力。在沿海三地区中,沿海中部地区创新企业的集中度要高于沿海北部、南部地区,正外部性更强。要真正补齐沿海北部、南部地区的创新能力短板,就应将丰裕的资金、优质的人才配置到当地的骨干企业中去,让更多企业迸发出跻身百强创新企业的潜能,形成沿海三地区创新企业“你追我赶”的良性竞合状态。创新不能仅依靠企业自身,还需要同高校及科研院所建立联动机制,以国家级大学科技园为空间载体,通过产学研一体化带动高质量发展[25]。不同于百强创新企业的空间分布,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高校与科研院所数量大体相当,是产学研一体化坚实的组织基础,为激发区域创新活力提供契机。一方面,企业应为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人才培养提供创新创业基地,不仅能让创新型人才更具实操能力,也能为自身储备丰富的潜在人力资本,从而更加顺利地开展创新实践;另一方面,高校与科研院所应当密切同业界的交流,更精准地把握企业创新诉求,开发契合市场需要的专利产品,引导专利成果向业界转移。
其二,从宏观层面看,改善创新综合试验区的空间布局,实现“普遍沸腾”。作为知识、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和要素的集聚地,创新综合试验区是区域创新网络的基本空间单元,对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为此,新时代背景下沿海地区要积极借鉴北京中关村科学城、上海张江高新区“一区多园”管理模式、广州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四区合一”运营模式的成功经验,提升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高新区的层次,通过深化创新综合试验区的政策实践有效解决沿海北部、南部地区创新能力偏弱的突出问题[17]。更具体地,分区域而言,沿海北部地区应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创建数字智能雄安新区;沿海中部地区在整合上海张江、苏南、杭州、温甬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同时,需增进同苏北、浙西的创新关联,铸成长三角创新共同体;沿海南部地区应将有效专利数突破百万件的粤港澳大湾区作为龙头,激发珠江—西江—闽江经济带的创新潜能,尽快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健康轨道。在不远的将来,沿海地区将成为中国的黄金创新地带,有效带动内陆地区的高端化创新,以“普遍沸腾”不断向创新型国家迈进。
4.2.3 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为降低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应从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力,以更强的经济韧性化解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风险。
第一,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移步至国际分工价值链中高端。作为对外开放的第一线,沿海地区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充分发挥劳动力成本优势,重点发展以中低端产品为主的加工贸易,成为世界工厂,这一时期进出口贸易主要通过总量扩张带动经济社会发展。21世纪以来,在劳动力供给减少、土地价格上涨等多重约束下,传统加工贸易的优势不再。在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历史时期,受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冲击,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进出口贸易波动明显。为在经济全球化逆流中化危为机,沿海地区在发挥要素禀赋优势的同时,都应继续将积极有为的自主创新作为第一要务,调动域内华为、华虹、奇虎、大疆等百强创新企业的积极性,并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加速移动互联网、新能源汽车、大型飞机、超级计算机等高附加值产品进驻国际市场的步伐,刺激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持续增长,努力移步至“微笑曲线”两端,开拓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遵循上述思路,沿海北部、南部地区进出口贸易相对滞后的局面将得到有效改观,将与沿海中部地区齐头并进,勇立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头。
第二,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保障开放型经济行稳致远。为助力“引进来”与“走出去”高质量发展,沿海地区应逐步扩大自由贸易区的试点范围,沿海北部的秦皇岛与烟台、沿海中部的宁波与温州、沿海南部的湛江与北海等开放城市可作为具体选址。在增设自由贸易区试点的同时,沿海地区还需革新自由贸易区的微观制度设计,完成由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高质量转型。为此,一方面,创新沿海自由贸易区管理模式,大力推行以“单一窗口”“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为核心的监管服务改革,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简化检验检疫、审批通关流程,为进出口贸易与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提供最大限度的便利,促进前沿创新成果的跨国共享[26];另一方面,沿海自由贸易区要建立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动态调整机制,集中力量突破“准入不准营”的瓶颈,为外商资本顺利进入提供有效渠道。在沿海三地区中,沿海中部地区最先获得自由贸易区试点权,是沿海北部、南部地区自由贸易区制度供给创新的可靠范本。通过理性借鉴沿海中部地区的有益经验,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将迈上新层次。
4.2.4 深化生态文明建设 为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必须以高质量发展助推生态文明建设。沿海地区需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实到生产生活实践中,在集约利用资源要素的同时,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尤为关键。
其一,注重循环生产,从供给侧高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对于钢铁、化工、建材、冶金等资本密集型产业部门而言,可通过就地绿色技术改造,释放环境规制的波特假说效应,继而更好地构建沿海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巩固沿海地区绿色发展示范窗口的地位。目前,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的天津临港工业园区、上海化学工业园区、福建泉港石化工业园区等多家产业园区依靠节能减排技术的持续革新,被划定为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单位,探索形成了集“回收—再利用—设计—生产”于一体的闭环。通过推广循环生产模式,不仅能成功实现对资源要素的高效利用,还将有效降低上下游生产环节的污染物排放量与产生量,是新时代调和沿海地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高质量蓝本。特别是对于废气、废渣排放量与产生量最高的沿海北部地区来说,大力推行循环生产的新型模式是根治生态环境问题的重中之重,事关沿海地区能否担当绿色发展示范窗口的时代使命。另一方面,对于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门类来说,跨区域梯度转移是关键。在此过程中,需同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相对接,遵守《产业转移指导目录》等政策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合理圈定各省（区/市）转入与转出产业的主要门类,坚决避免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由沿海向内陆的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转移,防止内陆地区沦为污染避难所。
其二,倡导绿色生活,提高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度。随着沿海地区居民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对优质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也不断增强。为此,要发挥社区团体、公共媒介在宣传绿色生活方式中的重要作用,培养民众的环保责任意识与绿色消费习惯,倒逼社会生产模式高质量转型升级。沿海北部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低于沿海中部、南部地区,但三地区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却大体相当。为此,沿海北部地区应努力学习沿海中部、南部地区的经验,通过创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确保社会公众切身参与到环保标准制定、环保制度设计、环境监督评估的过程中去,坚决避免污染物超标准排放,与沿海中部、南部地区一道,形成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合力[27]。进一步地,为广泛筹措资金与技术,在坚持沿海地区政府部门主体作用的同时,可尝试性通过BOT、PPP等方式,将环保项目的经营权移交至民间组织、专家、****,高质量共建绿色环渤海湾、绿色长三角、绿色泛珠三角,提升沿海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的整体层次,筑牢生态文明的建设成果。
5 结论与讨论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新时代背景下,只有认清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特征,聚焦沿海地区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突出问题,明确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才能形成科学的路径构想,使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具体路径包括：① 沿海地区在以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为双轮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需有序引导制造业梯度转移,重塑生产力空间布局;② 沿海地区要充分尊重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加快产学研一体化进程,积极改善创新综合试验区布局,实现“普遍沸腾”;③ 沿海地区亟待深入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完善自由贸易区建设,从而保障开放型经济平稳推进;④ 沿海地区应坚持循环生产与绿色生活并重,从供给侧发力巩固生态文明成果,提高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度。学界要达成关于高质量发展基本逻辑及其科学问题属性的共识尚需一段时间。众多****或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变异特征,或借助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态势。然而,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刻画高质量发展水平虽然简单直观,但却掩盖了背后深刻的现实原因;构建指标体系不可避免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现有文献关于高质量发展具体指标的选取也不尽相同,但很难说哪一套体系更合适,并不存在绝对完美的指标体系。面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经济综合实力最为强劲的沿海地区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光荣使命,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承前启后的牵引力。通过本文的研究,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构想将更加清晰,为“十四五”时期中央与地方性规划的编制提供了价值参考。更为重要的是,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战略重心的地位将得到有效巩固,最终带动内陆地区与整个国家的高质量发展,生动绘制了新时代“两步走”的战略蓝图。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高质量发展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焦点,如何将质性研究与定量分析恰当结合,共同服务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研判,将成为亟待关注的热点问题。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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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national economy has experienced a long period of rapid growth, but prominent structural problems have already appeared.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approach of investigating the speed of future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investment, consumption and expor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apacities of systems which support economic growth, including resource(energy), environment(bearing capacity) and the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terns on the basi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t includes seven aspects:① It points out that the long period of high-speed-but-low-efficiency economic growth has led to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at the current stage. ② It analyzes the serious situation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③ It argues that excessive consump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may bring about severe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④ It indicates that urbaniz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supporting factor of the high-spee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⑤ It holds that the development patterns of"world factory"of low-end products and relying on investment which have been practice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re important concepts and supports of the high-spee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⑥ It also argues that China has taken full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which has limits in fact. ⑦ Finally, based on practice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t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peed of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the influence of the country,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briefly.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a meta-synthetic research is conducted a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arrived at: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enter a stage of moderate-speed growth rather quickly. The economic growth of a moderate speed will create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and spaces for building economic superpower and achiev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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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8306/dlkxjz.2016.10.004URL [本文引用: 1]
Support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by innovation is China's inevitable choice in the new norm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n this study, the data of innovation capacity of 30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from 2000 to 2014 were selected to construct panel datasets, and linear weighted synthesis method,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Gini coefficient,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NICH index, and macro analysis method, combined with GIS spatial analysis and SPSS data analysis tool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spatiotemporal chang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novation capacity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s that: (1) In 2000-2014, innovation capacity in China increased year by year, from 0.199 in 2000 to 1.775 in 2014. Knowledge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city improved faster as compared to government support and service capacities and the basic environment of innovation. (2) Difference in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city shifted from great gap at an overall low capacity level to small gap at and overall high capacity level. High capacity and faster growing area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Shanghai, Jiangsu, Zhejiang, Guangzhou, and other eastern coastal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Guizhou, Yunnan, Gansu, Xinjiang, Inner Mongolia, and other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in the southwestern and northwestern regions have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slow growth. (3) Regional material wealth concentration, region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gglomeration, region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global knowledge spillover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hange of China's innovation capacity.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some guid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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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xb201304001URL [本文引用: 1]
In the context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differentials exist in core and peripheral regions. This paper, concerning uneven developmen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firstly presents descriptive evidence of the core-periphery pattern of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Then it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ore-periphery gradient across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municipalities) on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assess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provinces have changed in recent years by taking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s cases and employing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2nd and 3rd China Industrial Censuses and the 1st and 2nd China Economic Censuse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of China has been presenting a significant core-periphery pattern, and the economic center evidently skews to east coastal areas. With the deepening of market reform and expansion of globalization, industrial location is gradually in line with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cross provinces, and shows preferences between core and peripheral provinces with respect to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 core provinces specialize in those industrie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s as well as high consumption ratio, high degree of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labor intensive or human-capital intensive, however, it is the other way around to peripheral provinces, in addition,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gradually concentrate in peripheral ones.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and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o a certain degree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forces that determin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ina.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it will be a long-term trend that industrialization of regions in different gradients is not synchronized. In a certain period, provinces are bound to develop industrial sectors in line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ge. Core-periphery gradients by industry across provinces demonstrated in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ifferential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provinces are not only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es but also the inconsistent evolving trend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or each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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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2307/142321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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