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彦随,, 方创琳, 陈明星, 王姣娥, 席建超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human-economic geography
LU Dadao,, LIU Yansui,, FANG Chuanglin, CHEN Mingxing, WANG Jiaoe, XI Jianchao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20-10-17修回日期:2020-11-29网络出版日期:202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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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2020-10-17Revised:2020-11-29Online:202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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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大道(1940-), 男,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1709H), 主要从事生产力布局、国土开发、区域发展和城镇化问题研究。E-mail: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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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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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大道, 刘彦随, 方创琳, 陈明星, 王姣娥, 席建超.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和展望. 地理学报[J], 2020, 75(12): 2570-2592 doi:10.11821/dlxb202012003
LU Dadao, LIU Yansui, FANG Chuanglin, CHEN Mingxing, WANG Jiaoe, XI Jianchao.
1 学科发展与建设历程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简称地理资源所）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走过了艰难而辉煌的80年,在完成国家任务与实践探索中不断成长壮大,形成了“以任务带学科”的文化传统,经历了学科萌芽、上升、成熟、波动到大发展等几个重要阶段,学科体系日瑧完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科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和丰硕成果。1940年中国地理研究所在重庆成立,当时设有自然地理、人生地理、大地测量、海洋学四个学科组[1]。林超教授担任组长的人生地理组就是现代人文与经济地理的前身;1958年成立经济地理研究室（吴传钧任主任）,其基础是1953年成立于北京的《中华地理志》编辑部经济地理组和1955年成立于南京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经济地理组（周立三任组长）;1983年经济地理研究室扩充为经济地理部（李文彦任主任）。1986—1997年地理研究所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计委双重领导,地理研究所作为国家计委的一个研究咨询机构,地理研究所人文地理****在国土资源开发、区域发展、生产力布局、国土规划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99年地理研究所与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整合组建地理资源所后,机构调整较为频繁、学科波动性较大。2000年成立了区域发展与资源研究中心（设有人地系统机理开放研究室、区域发展与国情分析研究室、城市与乡村发展研究室、资源经济与资源安全研究室）,2004年调整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中心（设有人地系统与区域发展研究室、城市与乡村发展研究室）,2006—2008年重点学科调整并成立人文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部（设有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室、城市地理与城乡发展研究室、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室、旅游与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室、区域可持续发展模拟研究室）,2009年12月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简称重点实验室）正式成立,成为全国重要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中心（图1）。
图1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1940—2020年地理资源所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建设历程
Fig. 1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huma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in IGSNRR during 1940-2020
地理资源所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注重强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研究的特点,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方法,创新发展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方法论,在国际上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特色。在传统学科分类上,有些国家将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配置在社会科学体系下,有些国家并不强调其学科属性。中国科学院的研究领域定位是自然科学,在此背景下地理资源所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是以国家重点战略需求和区域发展需要为导向,以自然地理学、自然资源学、生态学三大自然科学为基础,以地图学与GIS等作为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确定了以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为主体领域[2],并聚焦于区域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空间耦合、地域规划与统筹城乡发展。
与国内其他兄弟单位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相比,地理资源所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具有三个显著特点：① 适应中国科学院的学科性质要求,依托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方法发展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充分发挥了人文与经济地理的交叉科学性质[3,4];② 作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人员最集中、规模最大的国立科研机构,一直致力于为解决国土开发、区域规划、城乡发展等重大问题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积极承担国家、各级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下达或委托的大量科研项目,以及国际合作研究项目;③ 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和“以任务带学科”的基本方针,对主要时期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国家重大战略形成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尤其是重点实验室成立以来发挥着“国家重要智库”的支撑作用,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面向重大需求的学科发展模式。
地理资源所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从国内到国际的影响不断增强。改革开放初期,吴传钧和李旭旦率先提出“复兴和发展人文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家的倡导和组织下,系统创办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地域研究与开发》等国内高水平学术刊物,促进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与学术交流。1981年中国启动国土开发整治,吴传钧作为地理学界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倡导“地理学要为国土整治服务”,领导人文地理****积极承担相关研究任务。他主编的《经济大辞典—国土经济·经济地理卷》、撰写的《国土开发整治与规划》等专著,引领了全国地理学界参与国土规划和全国范围内研究国土整治问题的学术热潮。同时,人文地理学家为中国地理学走向世界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1984年吴传钧在第25届国际地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 IGU）大会上,促使国际地理联合会修改会章,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地理联合会的会籍,后连任两届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主席,逐渐扩大了中国地理学在国际地理界中的影响[3]。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全球化和空间一体化背景下,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重点实验室重视深化国际科技合作与学术交流,多位****分别在经济地理、土地利用、城市地理、乡村地理、交通地理、旅游地理等领域担任近20种高水平国际期刊的副主编或编委。由人文与经济地理****担任主席或主编,2014年成立了国际区域研究协会中国分会（简称RSA中国分会）,2016年创办了期刊Area Development and Policy,2016年成立了国际地理联合会农业地理与土地工程委员会（IGU-AGLE）,2020年成立ANSO“一带一路”减贫与发展联盟（APRD）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研究的国际化,在一些学科领域已发挥着国际化的引领作用。
地理资源所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和创新历程,得益于几代大师的开创和引领,得益于新一代专业才俊的团结和努力。本文借地理资源所成立80周年之际,基于地理资源所所志（1940—1999年）、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80年主要学术研究成果及科学成就简要梳理,试图阐述地理资源所人文与地理学的发展历史、学科特色、社会贡献,并展望发展前景、明晰创新方向,以期缅怀先辈,传承思想,创新发展,开创未来。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和Scopus数据库,采用了分段检索的方法。由于时间跨度为80年,机构和人员调整较多,因此依据实验室机构沿革来划分时间段,结合各阶段人文与经济地理科研工作者姓名（Scopus检索时结合作者ID进一步筛选）和当时的机构名称进行检索,具体根据地理资源所所志和实验室现阶段科研人员名单确认。中英文共计检索500余次,期间涉及人员调动的只计算其在实验室时期的成果。中文检索在CNKI中采用高级检索方式,时间限定为1940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文献来源类别为全部期刊;英文文献检索在Scopus中采取高级检索,时间限定为2000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文献来源类别不限。在文献分析前进行了去重处理,同时为确保分析结果的真实性,通过对题目及关键词等进行人工筛选,剔除部分书评、序言、会议综述、报道等,共保留了可用分析文献6216篇,其中中文文献4576篇,英文文献1640篇（图2）。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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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Types and numbers of literature analyzed in this study
2.2 研究方法
利用CiteSpace软件绘制可视化的图谱,对本研究内容、研究热点与前沿进行分析,系统梳理学科的发展脉络。在关键词及作者分析时采用分段分析,主要设置为选择节点类型（NodeTypes）=“Keyword”/“Author”、时间切片“Years Per Slice”设为1。关键词分析时（部分早期文献没有关键词,根据论文题目和摘要进行了提取）勾选寻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文献数量较多的阶段,为简化网络突出其重要结构特征,选择修剪合并网络（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同一图谱中节点圆圈的大小代表频次的高低,但研究不同阶段文献数量年份均不同,因此不同图谱间的圆圈大小无法比较频次高低,只用来分析各阶段研究热点。节点位置是软件运行后自动生成的布局最优解,位置本身并无特定含义,所以关键词图谱仅显示了主要节点。图谱色带由黄色向红色代表时间由早期到近期。节点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超过了0.1,则会显示紫色圆圈,表示该节点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圆圈越厚中心性越强,即在网络中具有较高的连接能力,通常是连接2个不同聚类路径的桥梁,节点间连线的粗细表明关系的强弱。
3 学科研究进展与学术成就
基于文献计量学分析与历史资料统计,对1940—2020年地理资源所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进展和学术成果进行了简要梳理。结果表明,科研人员主持或参与国家科技部攻关项目/课题、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及重点研发项目/课题等重要项目56项,获得国家三大奖励及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及以上奖励45项（图3）,多项重大科技成果和咨询建议方案成为国家、地方政府及有关产业部门科学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以来,研究所发表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学术论文6216篇,其中中文文献4576篇、英文文献1640篇;2010年以来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有了新突破。在2019年《地理学报》创刊85周年最具影响力论文奖评选中,地理资源所人文与经济地****获奖论文16篇,约占全国获奖论文总数的1/5。图3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1940—2020年地理资源所人文与经济地理****完成的重要项目和重大奖项
Fig. 3Major projects and awards in IGSNRR during 1940-2020
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分析人文与经济地理****发表论文情况,并结合地理资源所所志,梳理出地理资源所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发展、建设历程及其各学科单元的主要研究方向。
3.1 人生地理与经济地理组时期（1940—1957年）
3.1.1 专业文献综述 该时期高频关键词显示出的研究内容以苏联地理,农业用地、耕地、土地利用等为主,还涉及工业、地理调查、史实考证等方面的研究（图4a）。这与20世纪50—60年代强调学习苏联有关,其中巴朗斯基等苏联经济地理****的学术成就对中国经济地理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5]（图4a）,按照“苏联模式”以经济地理学取代了人文地理学,导致人文地理学一些分支学科领域受到压制,且当时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又被局限于农业、工业、交通运输等生产领域。关键词中介中心性均未超过0.1,主要原因是早期文献书量保存较少、学科组多在创建初期。图4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1940—1999年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关键词共现网络
Fig. 4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during 1940-1999
3.1.2 学科建设和研究内容 该时期地理资源所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尚在萌芽期,分支学科中只有农业地理开始发展,工业、交通、世界、历史地理学科处于起步阶段,城市地理学科建设尚未开始。人文与经济地理以承担地方政府和业务主管部门委托的科研任务为主,主要参与《中华地理志》及中国区域经济地理编写,还承担了自然资源地区综合考察、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
（1）工业地理和交通地理侧重区域生产力布局研究。“一五”时期中国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基本建设,人文与经济地理研究人员承担了工业布局与规划的调查研究,展开对综合工业发展区、大型水电站建设区、重要矿产资源开发区及有关区域的建设研究。1952—1953年受铁道部委托,吴传钧、邓静中、孙承烈等参加包头至兰州铁路选线,湘黔铁路、兰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对中国铁路经济勘察工作的初创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是地理资源所开展交通地理研究的重要标志。
（2）农业地理方面主要为农业区划、土地利用研究。重点开展了南京市土地利用调查,编制1∶4万南京市土地利用图;结合《中华地理志》编写,进行了华北各省、市、区及冀南地区农业地理调查;参加了新疆及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农业资源调查及农业区划工作。1955年周立三、邓静中受农业部委托,起草了《全国农业区划初步意见》,开展了甘肃青海毗邻地区农业区划初步研究。
（3）世界地理侧重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方面的边疆地理与军事地理研究。20世纪50年代组织专人撰写了有关朝鲜战场的政治地理状况的文章,查阅整理了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一些军事基地文献资料,同时在世界区域与国家地理研究领域先行开展了东南亚地理研究。
3.1.3 主要贡献和成就 编写《中华地理志》是本阶段中国地理界的开创性工作。《中华地理志》是新中国第一套区域经济地理专著,系统阐述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总体状况,全面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各地区经济的面貌与特点,系统分析了地区生产力布局的条件与问题,并作为全国大专院校地理系及财经学院有关各系讲授中国经济地理的主要教学参考书,对地区经济计划部门决策也发挥了参考作用。
3.2 经济地理研究室时期（1958—1982年）
3.2.1 专业文献综述 该时期研究热点为农业区划、土地利用、土地分类、工业基地、工业布局、历史地理方面（图4b）。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农业布局研究,土地分类、土地资源评价、类型图绘制研究,生产布局、小城镇、交通运输研究等。吴传钧（土地利用、国土规划等）、黄盛璋（历史地理）、邓静中（农业区划）、钮仲勋（历史地理）等一批人文与经济地理****,为开拓学科研究的新领域和推进学科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3.2.2 学科建设和研究内容 该时期各分支学科发育程度不同,“文革”过后进入上升期,农业地理快速发展并在70年代进入鼎盛时期,工业与世界地理学科有所发展,交通、旅游、历史地理初建并迅速进入活跃期,城市地理尚在缓慢探索阶段。工作重点在1962年后转向生产布局力专题调查研究,1976年后主要承担中国综合农业区划与《中国农业地理》丛书编写,以及区域生产力布局与国土开发综合研究,其中农业区划列为研究所的重点研究任务[1]。
（1）工业地理和交通地理研究从单一工矿城镇为重点向城市集聚地区、区域工业生产综合体、城市工业开发区和科技工业园等多元化方向发展。1958年研究所设立了交通地理组,成为当时中国地理界唯一的工业与交通地理研究单位[6]。50年代末—60年代参加了区域综合考察和建设规划,开展了多项资源开发和区域经济、工业和交通研究。1973—1979年对鲁西南、淄博、胜利油田等工业基地、辽宁中南部资源利用与工业调整等进行了地区综合工业布局研究,提出了能源与重工业基地建设部署,以及交通、供水等有关基础设施配套发展的建议。1977年开展城市规划中工业布局和城市交通布局的调查研究;编写了《城市铁路规划》[7],发表论文“工业区的工业企业成组布局类型及其技术经济效果”[8]等。
（2）农业地理重点课题和主攻方向是农业区划,主编出版《中国农业地理丛书》（31本）。1958年以来,研究所率先进行了农业区划理论探索,出版了《中国农业区划方法论研究》[9]。1963—1965年开展了全国农业区划一级区界线（农作物复种北界、秦岭—淮河线农牧交错地带等）实地调查。1970年后农业地理学进入鼎盛时期,相继开展了东北地区宜农荒地调查和不同区域农业区划工作,为农业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开展了山东南水北调水土资源、云南腾冲地区遥感土地调查与制图等。出版专著《中国农业地理总论》[10],代表性论文有“全国农业现状区划的初步探讨”“因地制宜发挥优势逐步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的地域专业化”等,在全国地理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3）城市地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小城镇调查、工业基地调查、工业与城镇布局等方面,参与分析城市经济发展的区域条件[11]。1963年选择冀中南地区、晋东南地区开展了中小城镇的调查研究,1964年以山东省作为试验区,开展了人口分布图编制实验。70年代末开始参与区域综合开发研究中的城镇化、城镇布局、人口合理分布等方面的研究。
（4）地理研究所于1979年组建了中国第一个旅游地理学科组,率先开展了旅游地理学研究,推进了中国旅游地理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12]。1979年初,吴传钧等撰写论文“开发我国旅游资源、开展旅游地理研究”,成为当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的参阅文件。1982年末编辑出版了全国第一部《旅游地理文集》（内部印刷）,是当时旅游工作干部和高等院校地理、旅游专业的参考资料,为初创与发展中国旅游地理学奠定了基础。
（5）世界地理重视周边国家地理、边疆地理和援外项目所在国地理研究。世界区域（国家）地理研究以东南亚和南亚为主。应华侨事务委员会的要求,详细分析了印尼华侨及对印尼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成为与印尼方谈判的参考依据。受外经贸部委托,参与完成《援外成套项目设计基础资料汇编》（地理篇）多卷,出版了《缅甸地理》《菲律宾地理》和系列国别地理著作。
3.2.3 主要贡献和成就 农业区划理论研究和农业地理界线调查（确立了农作物复种地理北界、秦岭淮河地带农业地理界线）,是中国农业区划的核心工作,对于引领农业区划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参与了唐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提出了新唐山规划中有关工业和城镇布局调整的方案。世界地理和历史地理的研究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外交斗争提供依据。该时期主持重大项目2项（图3）,1978年“河北、山东三个工业基地建设条件与工业布局综合研究”“援外成套项目设计基础资料汇编《地理篇》”、《历史边界地理研究》等3项成果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
3.3 经济地理部时期（1983—1999年）
3.3.1 专业文献综述 该时期的研究热点是区域可持续发展、区域发展、土地利用、区域开发等（图4c）。中介中心性最高的前3个是区域发展、区域规划、城镇化,围绕“区域发展”展开了城镇化、城镇人口、区域规划、黄河流域的研究,围绕土地利用有城镇体系、土地资源评价、城镇体系、柴达木盆地的研究。此外,还开展了旅游研究,开始引入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经济研究方法。3.3.2 学科建设和研究内容 1979年人文地理复兴后学科发展迅速,并在90年代进入成熟期,农业地理、旅游地理、世界地理均达到学科鼎盛时期并在90年代末开始转弱,历史地理由兴旺转弱,工业地理持续发展,交通、城市地理快速壮大并进入拓展阶段,区域开发理论研究逐步深化。
（1）工业与交通研究。1986年研究所组建工业与交通地理研究室,成为中国研究工业布局的重要基地。80年代以区域发展和产业布局研究为主,开展了区域性工业和交通发展与布局、能源工业发展与基地布局,以及中国工业布局现状与发展的总体研究[13]。《中国工业布局的理论与实践》[14]是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中国工业地理专著,《中国工业地理》[15]代表了中国工业地理学研究从局部区域走向全国。90年代后重点转向更加宏观与前瞻性的区域发展研究[16],开展“环渤海国土规划”“长江沿江地带国土规划”“京九铁路经济带建设规划”等发展战略研究。《区位论及区域研究方法》[17]《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18]从理论与实践上对区域开发和发展的“点—轴系统”理论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T”字型结构做了系统研究和决策应用。交通地理方面,深化了交通运输地理学理论研究,主要开展了空间运输联系[19]、交通运输与区域发展研究,研究室成为当时国内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交通运输地理研究团队,引领了中国交通运输地理学的发展[8]。《空间运输联系—理论研究、实证分析、预测方法》[20],实证研究了中国省级区域运输联系的动态变化特征和地域差异。《中国交通运输地理》[21]等著作系统地阐释了中国交通地理总体特征。
（2）区域开发理论研究。1988年成立区域开发理论研究室,1998年成立“区域可持续发展机理与调控”开放实验室,是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区域发展理论研究中心。研究专注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方法、区域可持续发展机理与调控、区域规划、区域可持续发展模拟研究等4个方面;主持开展了多项跨省市、省、地市与县级不同尺度的区域规划、城市发展规划,探讨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方法、模拟与调控,提出了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系统调控理论,在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其系统调控方面有所突破[22,23]。同期,出版专著《中国沿海地区21世纪持续发展》[24]《人地系统与区域持续发展研究》[25]《区域可持续发展—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视角》[26]。
（3）农业地理与乡村研究。土地利用和农业区划是重点研究项目。90年代后从农业研究到解决“三农”问题,开展了农业经济区划、乡村区域经济、乡村可持续发展、乡村城镇化等研究[27,28]。主编《1∶100万中国土地利用图》、撰写《中国土地利用》[29]专著,完成“全国海岸带土地利用”调查和多项区域性土地利用任务;完成《全国综合农业区划》项目中的农业分区,开展了中国棉花区划和中国渔业区划、黄淮海平原的农业结构与布局,以及山东、德州市、河北沧州等地农业区划研究。国内率先开展了贫困地区类型划分和开发利用研究,提出中国贫困地区分类分区方案;90年代后期农业地理拓展到农村产业结构、农村区域经济、土地利用配置等多元化研究,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区划》[30]《区域土地利用优化配置》[31]等著作。
（4）城市地理与人口研究。1983年成立了城市与人文地理室,是中国最早开展城镇化研究的单位之一[16]。在城市地理方面,开展了城镇化与城镇体系、区域城镇化预测和城镇化道路、城市发展战略及城镇空间布局、中国城市群与典型都市密集区及城市经济区、城市类型及中小城市等综合研究;在人口与社会文化地理方面,开展了农村小城镇人口迁移与小城镇发展、区域人口合理分布、人口地图集编制,以及城市社会文化地理及城市生态环境研究。出版《中国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32]《中国设市预测与规划（简要本）》[33]《中国城市地理》[34]《兰州市城市发展规划研究》[35]《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36]等著作和“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特性研究”等论文,有力地推动了地理资源所城市地理学科发展。
（5）旅游地理研究。重点开展旅游资源开发、分类、调查、评价体系和规划研究[37,38],制订了全国旅游区（点）质量等级划分与等级评价体系,完成了三项国家/行业标准。实现了旅游地理学研究领域多项“零的突破”,完成了中国第一个旅游规划课题“华北海滨风景区昌黎段开发研究”,为此后的旅游规划做出了示范;主持了第一项国家级自然科学领域重点旅游项目,成为中国旅游地理学一个新的里程碑;开展了多项国家旅游局、中国科学院和地方政府委托的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研究。
（6）世界地理研究。在70—80年代初研究国别地理的基础上,1983年以来,以地理资源所为主,并与东北师大地理系合作,编写出版了百万字的《苏联经济地理》（上册总论和下册区域）、《日本经济地理》。其中《苏联经济地理》和“苏联地理研究”先后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和自然科学二等奖。90年代后开展了中亚地区研究,主要包括油气资源开发、贸易、跨界河流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中亚地区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参与了马里绿色屏障规划可行性研究、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中外国土开发与整治、产业发展与产业布局等对比研究。参与编写《世界能源地理》[39]《世界钢铁工业地理》[40]《世界农业地理》（含《世界农业地理总论》[41]等11册）等系列丛书,以及科普读物和多部地名研究类书籍。
（7）历史地理研究。开展了历史地图集编绘、南沙群岛人类活动遗址调查及领土主权研究、维护南沙群岛主权的历史地理要素研究[42]。对中国陆地边疆和南沙群岛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相关研究,对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地理特征与历史状况进行对比研究。开展了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编写出中国第一部陆地边疆地理著作《中国边疆地理》[43]等。
3.3.3 主要贡献和成就 该阶段在农业区划、土地利用图、“T”字型空间结构、中国设市预测与规划综合研究为服务国家战略做出了重要贡献。① 中国综合农业区划研究和应用,为中国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与布局发挥了重要作用。②《1∶100万中国土地利用图》,是世界上第一本全国规模的小比例尺土地利用图集,历时10年（1981—1990年）完成,系统反映了中国土地利用的地域差异特点和分布规律在国际上创造了新范例,为国土资源管理、农业发展战略规划和国力综合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③ 中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T”字型战略,为国土开发、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论结构,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国得到大规模实施,对形成和优化中国国土开发和宏观经济布局方案的影响深远。④ 中国设市预测与规划综合研究探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设市预测与规划理论及方法,通过规划的实施,使中国由20世纪80年代过热的倾向逐步迈向稳步发展,同时也推动中国设市工作进入科学发展轨道。⑤ 中国沿海地区区域开发与21世纪可持续发展研究,成为国家编制“十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之一。
1991年新增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主持国家重大科技项目5项（图3）,获得国家三大奖励及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奖以上成果有24项（省部级13项,国家级11项）。其中国家一等奖3项,《中国综合农业区划》、“中国海岸带与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研究”、《中国海岸带土地利用》分别于1985年、1992年、199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3.4 人文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部时期（2000—2008年）
3.4.1 专业文献综述 采用中英文文献综合计量分析,反映出该时期多方面的研究均围绕“可持续发展战略”展开（图5）,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等技术,提高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注重科学参数的精准测度和空间效果的科学表达,改进了学科研究方法。研究区域集中在欧亚大陆、远东地区（Eurasia、Asia、Far East）及其中国境内（China、Beijing、Northeast China）等,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聚焦城镇化（Urbanization）、乡村转型发展、新型城镇化、土地利用及其变化（Land Use Change、Land Use、Agricultural Land）、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人地关系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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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during 2000-2020
3.4.2 学科建设和研究内容 2000年前后地理资源所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进入波动期。该时间的学科研究机构重组、学科体系变化频繁,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步入低谷,学科发展受到严峻的挑战[2]。世界、历史地理研究机构被撤销,农业地理研究机构被撤销五年后于2006年重新组建,旅游地理寻求转型发展,交通地理、城市地理及区域可持续发展得到迅速发展,2007年成立了区域可持续发展模拟研究室。
（1）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充分发挥交叉学科优势,以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为宗旨,区域发展综合研究方向逐渐形成[2],重点开展地域功能理论和主体功能区划系列研究,应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开展系统性和创新性研究与应用[6]。期间,出版了区域发展理论和实践专著《中国中部区21世纪持续发展》[44]《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综合规划研究》[45]《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46]《东北地区振兴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47]《中国西部地区开发重点区域规划前期研究》《中国区域发展系列报告》（1997—2015年）等;代表性论文有“论区域的最佳结构与最佳发展——提出‘点—轴’和‘T’字型结构以来的回顾与再分析”“环渤海地区区域承载力研究”“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的科学基础”等。
（2）工业与交通地理研究。探索中国工业布局规律的领域和深度有了明显提高,丰富了中国工业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48]。研究工作主要开展了资源型工业发展与布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布局研究,中国农村工业区域差异分析以及中国外资及企业区位分析方面的研究,出版《矿产资源开发与国家工业化》[49]等。进入21世纪后交通地理团队优势逐步显现[8]：① 开拓了航空运输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逐步形成了机场布局、机场体系、航空网络模式与复杂性、航空市场机制与优化等方面的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② 在全球贸易网络、全球集装箱运输网络、全球航空网络、国内高速交通网络等网络地理学方面做了开创性研究;③ 拓展了城市交通地理学的研究。出版《中国交通地理》[50],代表论文有“20世纪中国铁路网扩展及其空间通达性”等。
（3）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2005年地理资源所区域农业与乡村发展研究中心（CRARD）成立,2006年地理资源所重建了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室,促使农业地理研究开始步入恢复发展与振兴轨道。该阶段响应国家新农村建设战略,致力于农业与乡村转型发展,农业水土配置与滩涂资源开发[51]、农业结构调整与农业产业化、农村空心化机理与空心村整治、新农村建设等领域研究[52]。研究所****主持21世纪农业与乡村地理领域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农村建设模式与可持续发展途径研究”;出版著作《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53]《中国土地可持续利用论》[54]等,主编出版《中国土地资源开发与区域协调发展》《现代农业与乡村地理丛书》（10本）等。
（4）城市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主要开展了中国城镇化道路与模式研究,对中国城镇化进程及空间扩展问题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明确指出了中国城镇化“冒进式”发展和空间失控的危害及其原因。强化了对城镇化进程与生态环境效应、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与生态环境保障程度、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半城市化地区发展以及人居环境建设、住房和社区发展、近郊区都市农业等新问题的研究[55]。出版著作《区域与城市研究》[56]（增补本）、《城市化过程与生态环境效应》[57]《沿海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时空模式》[58];代表论文“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组成与空间分异格局”“基于GIS的北京城市土地利用扩展模式”等。
（5）世界地理研究。2000年初世界地理研究学科建制撤销,但地理资源所的研究工作并未因此完全停顿,在国外区域发展、城市化与城市密集区及世界资源地理方面仍做了大量研究[59]。开展中亚油气资源开发与贸易、跨界河流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中亚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对中国影响的研究,作为主要参与单位撰写和修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等。
（6）旅游地理研究。2006年重组成立了“旅游与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室”,围绕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旅游等相关研究,开拓了旅游业于旅游研究中具有影响的科学领域[60,61];出版著作《生态旅游规划原理与方法》[62],代表论文有“中国旅游资源分类系统与类型评价”等。
3.4.3 主要贡献和成就 本阶段地理资源所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重要话语权和做出的重要决策咨询贡献。① 2007年人文与经济地理****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讲解国外区域发展与规划情况。② 提出警惕和防范冒进城镇化的措施,为国家新型城镇化方针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实施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采纳。③ 承担了21世纪事关中国全局的重大地域规划的试点和示范研制任务,主持完成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国家重大区域规划研究并参与了规划制定,为新时代建立科学的空间治理体系架构了理论、方法和实践基础,推动了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优化调控和配置方面的研究进展[6]。
2003年新增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人文与经济地理****主持完成国家三大奖励及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奖以上成果1项,即“土地资源开发与区域协调发展”获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一等奖。主持国家重大科技项目16项（图3）,承担国家战略咨询和布局规划的前期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数量显著增多。
3.5 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时期（2009年以来）
3.5.1 专业文献综述 该时期研究热点有城镇化、空间格局、乡村振兴、京津冀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土地利用等（图5b）。继续对中国的城镇化（Urbanization）、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乡村发展（Rural Development、Rural Area）、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Poverty Allevi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土地利用及其变化（Land Use、Land Use Change）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图5d）。较2000—2008年加强了空间分析（Spatial Analysis）、时空分析（Spatiotemporal Analysis）研究。该时期核心作者数量增多,合作密度迅速上升,形成了专攻于不同专业研究方向的优势团队。3.5.2 学科建设和研究内容 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于2009年12月批准成立,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开始进入大发展时期,分支学科更加明晰和完善,形成了以区域可持续发展为特色的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派,区域可持续发展被逐步确立为地理资源所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体领域[2]。人文地理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区域发展理论为指导,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为特色[63],以区域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为对象,以区域可持续发展机理—模式—模拟为主线,重点揭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人地系统耦合机制和时空变化规律,探究多尺度、多类型的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成因和地域特征,建立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指标体系和模拟平台系统,开展区域可持续发展状态诊断、过程预测预警和情景模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科技支撑。
（1）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建立了区域承载能力评估理论框架,自主研发了国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估技术,并在汶川、玉树和雅安等多次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和重建工作中得到整体应用。围绕大尺度、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开展全国主体功能区与重点区域规划,完成了首部中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开展了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等研究[64]。随着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交通地理研究蓬勃发展[65]。重点关注交通地理多尺度综合研究,重视交通建设、运输组织的空间机制与机理[66],快速交通网络空间模式构建及效应,以及多元交通流视角下空间级联系统、不同交通方式的竞合关系、城市交通与城市空间的相互作用研究[67,68]。同期,出版专著《主体功能区划技术规程》《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方法指南》《辽宁海岸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功能区划研究》[69],以及《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空间组织》[70]《简明中国交通历史地图集》《集装箱港口网络形成演化与发展机制》等,在PNAS发表论文“Tracking job and housing dynamics with smartcard data”[71]。
（2）“一带一路”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从全球、区域、次区域等不同空间层级研发了大尺度、跨区域连通性及资源环境流动评估方法,揭示了“一带一路”区域贸易网络的复杂性演化特征,完成了“一带一路”建设工作进展第三方评估;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构建了“一带一路”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包容性全球化”理论概念,推动构建绿色包容性投资与贸易理论;系统总结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资源环境基础与社会经济现状,开发建设了“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决策支持系统”,实现了多源数据的融合;从设施联通、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产能合作、海上合作、生态环境等方面研究了“一带一路”重点领域合作机制,形成了“一带一路”理论、技术、模拟、应用与规划等研究成果体系[72]。此外,开展了以低碳经济和2030年碳峰值实现路径优化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模拟研究。出版专著《“一带一路”战略研究》[73]《“一带一路”—引领包容性全球化》《共建绿色丝绸之路：资源环境基础与社会经济背景》等;代表性论文包括“‘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一带一路’建设模式研究：基于制度与文化视角”等。
（3）城市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开展了城镇化发展驱动机制与基本规律、空间格局和差异模式、城镇化发展与资源环境耦合关系、城镇化发展的情景模拟与风险预警等研究[74]。提出了中国城市群空间范围识别标准与技术流程,引领中国城市群选择与培育的重点方向[75],开展了新型城镇化综合区划[76]、新型城镇化理论与战略研究,科学解析了城镇化研究内容[77]、新型城镇化内涵[78]、城镇化速度曲线的倒“U”型规律[79],揭示了全球—国家—区域多尺度城镇化发展时空特征、新型城镇化进程[80]、人口地理与人口流动[81]、行政区域管理体制改革[82],以及都市农业地域分异规律[83]等。主持开展美丽中国建设进程第三方评估。代表性论著有《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资源环境基础》[84]《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85]《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中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86]、“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基础与评估方案探索”等。
（4）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拓展了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的传统领域,创建了现代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科体系,先后建成不同乡村地域类型的野外观测研究基地（站）5个,传承和发展农业地理工程、人地系统科学。系统开展了城乡发展转型与乡—城系统、农村空心化与土地整治、农业地理格局与现代农业区划、新型城镇化与村镇建设新格局、人地系统与地理工程、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理论及模式研究等[87,88,89]。2015年以来连续6年主持完成国家精准扶贫成效第三方评估和2020年全国建档立卡数据质量第三方评估。201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精准扶贫评估研究中心,建成国家精准扶贫核心科技智库,发起成立国际地理联合会农业地理与土地工程委员会（IGU-AGLE）。2020年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减贫与发展联盟（ANSO-APRD）。代表性论著有《中国新农村建设地理论》《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农民》《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90,91,92,93]《中国乡村转型发展与土地利用》[94]等,在Nature发表论文“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95]。
（5）旅游与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开展了旅游地理与城市旅游,生态旅游、旅游规划与保护地管理研究[96]。在旅游度假区、城市游憩空间体系、旅游地城镇化、国土游憩空间优化、全域旅游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针对旅游产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围绕可持续旅游业、生态旅游重点开展了旅游生态修复、生态环境变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以及本土性旅游生态系统管理等研究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认定第三方检查评估。出版了论著《旅游景区安全管理》[97]《六盘山生态旅游区人类旅游活动的干扰响应与调控模拟》[98]等。
3.5.3 主要贡献和成就 该阶段的专业系统性、前瞻性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多项成果支撑了国家战略及相关部委决策。2011年主持完成了主体功能区划,被“十二五”国家规划采纳。关于城镇化科学道路的研究对国家重大决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2013年8月,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两院院士专家城镇化工作座谈会,听取了陆大道院士“关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的认知和建议”报告,以及“新型城镇化应治‘乡村病’”等发言。关于中国健康城镇化方针与政策研究成果、中国新型城镇化综合区划方案,得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的重视和采纳,地域功能理论和主体功能区划系列研究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创建了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预警模型技术方法由13部委联合发布并在全国实施应用,解决了生态文明建设动态监测的重要参数;“一带一路”研究、建设成效评估对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和规划提供了重要支撑,2016年8月地理资源所人文与经济地理****应邀参加中央“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并向国家领导人汇报研究成果;国家领导人多次听取脱贫攻坚工作成效考核评估专题汇报和座谈。2017年10月18日地理资源所人文与经济地理****应邀走进CCTV新闻直播间“十九大时光”解读“十九大”报告。2018年获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科学奖、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
重点实验室创建了“中国国情与发展论坛”平台,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家级重要智库;主持完成国家精准扶贫成效第三方评估、“一带一路”建设评估、美丽中国建设评估、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等国家重大任务,并成为行业相关规范研究的引领者和标准制定的负责人。“点—轴系统”理论和“T”字型国土开发结构、地域功能理论与主体功能区划、灾后重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国家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等重点研究成果,在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和学科理论创新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入选中国科学院改革开放四十年40项标志性重大科技成果和建国70周年中国科学院创新成果。实验室主持和参与完成的国家三大奖励及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奖以上成果有18项。“中国地域空间开发的理论体系研究及重大规划实践”研究集体荣获2009年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合理格局与决策支持示范应用”“国家精准扶贫成效评估决策关键技术及其应用”分别获2016年、2018年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砒砂岩与沙复配成土造田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成果获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主持国家重大科技项目32项（图3）,其中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5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项。
该期间,重点实验室新增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名、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名,以及国家****基金获得者1名、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3名。2018年、2019年、2020年分别有1人、2人、4人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5人担任国际学术组织的主席/副主席、7人担任国际SCI/SSCI期刊的主编/副主编。
4 学科发展展望
通过对地理资源所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文献综述和学科发展回顾得到一些新认知与新思考：① 80年来地理资源所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经历了学科萌芽、上升、成熟、波动到大发展等几个重要阶段,在完成国家任务与实践探索中不断成长和壮大,形成了“以任务带学科”的文化传统,以探究“区域可持续发展”关键科学问题为宗旨,紧密结合国家和区域发展需求,高质量完成了一系列重大规划和战略咨询项目,不仅扩大了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战略决策重要智库的影响,而且有力地助推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专业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② 成立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创建“中国国情与发展论坛”平台,凝聚了地理资源所及国内其他研究机构的专业力量,以生态文明建设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基本宗旨,以探讨新时代国情与发展的关系为主线,客观分析中国国情、科学评估发展态势,在国土空间规划、“一带一路”、新型城镇化、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成为服务支撑重大战略规划与决策的“国家重要智库”。③ 重点实验室成立10周年来,始终注重面向国际科学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积极同国际接轨并推进了众多新领域、新因素研究,促使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发展和重大成果产出从无到有、由弱趋强[99]。新时期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导向,以及全球环境变化、人地系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转型,为创新和发展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④ 重点实验室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结构、重点项目、人才队伍、规模体量都有了显著的改进和很大的发展。目前,重点实验室在国内外总体形成了以中国及典型区域为对象,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为支撑、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与区域发展理论为指导,以区域可持续发展机理—模式—模拟—支撑决策研究为主线的全球最大、国内领先的一流实验室。新时代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正处在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期,重视加强学科交叉融合与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新一轮国内外科技改革的重要方向[6, 100]。从国际看,2015年联合国发布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括17个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如今SDGs已成为全球共识,并将研究解决全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2018年国际科学理事会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通过投票表决,合并成立了新的国际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这一转变深刻反映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出深度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从国内看,根据穆穆、符淙斌等提出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大力扶持国家战略需求不可或缺的地球科学薄弱学科的建议”,相较于地球科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发展,地理科学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属于薄弱学科。这与学科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扮演的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很不相称,其学科建设与学科地位亟需提高,学科评价体系亟待改进完善。当前,国家有关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规范各类评价工作中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引导评价工作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服务贡献,更加强调原创新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全球环境变化、经济一体化和国家重大战略转型,对现代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学命题、决策咨询和实践问题[101]。主要包括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区域协调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人地关系与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与乡村振兴,国土空间规划与国土空间治理,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大保护、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等。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科学,具有综合而独特的交叉科学特征,理应抢抓时代机遇,顺应国内外科技发展趋势,系统推进专业基础理论、方法论创新和新型交叉学科及其研究团队建设,努力形成科学研究、学科发展与国内国际重大需求有效衔接和系统应用的新发展局面,这既是国家科技创新和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需求,也是中国科学院作为高水平科技智库,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与国民经济主战场的历史责任,更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保持快速发展和旺盛生命力的不竭动力。为此,着眼于学科建设和前沿发展重要方向,应着重思考和重视加强以下五个方面。
（1）大力弘扬人文地理优良传统与科学家精神。充分认识学科发展优势基础、全面审视问题挑战,传承发展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发展建设和科学奉献的优良作风,秉持以国家重大任务需求为牵引,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学科建设为核心,把专业基础理论与方法论创新置于更加突出位置,建设中国特色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理论与方法体系,全面建成新型国家高端科技智库,进一步夯实为对接国际科学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服务的科学基础与竞争能力。当前要积极响应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深入推进学科交叉和综合集成,传承和创新老一辈人文地理科学家创建的重要理论成果,强化基础理论和模拟技术方法研究,推动大数据与传统技术方法深度融合,加快培养中青年专业人才队伍[102],深入推进国内外合作研究和交流平台建设,组织实施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国际国内重大项目,力争产出国家层面显示度大、影响力强的重要科技成果,整体提升重点实验室作为“国家队”在人文经济地理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理论水平和综合影响力。
（2）创新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人地系统科学。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22]。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创建30年来,大大促进了地理学人地系统研究的理论化、模式化,奠定了现代人地关系的科学认知和地理学综合研究的理论基石,为现代人地系统研究与发展决策夯实了科学基础。现代人地系统具有复杂性、地域性和动态性特征,人—地交互作用机理、过程、格局及其综合效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深入探究现代人地关系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实践难题任重而道远。人地系统科学是研究人地系统耦合机理、演变过程及其复杂交互效应的新型交叉学科,是现代地理科学与地球系统科学的深度交叉和聚焦,以现代人地圈系统为基本对象,以人地系统耦合与可持续发展为研究核心,致力于探究人类活动改造和影响地表环境系统的状态、人地系统交互作用与耦合规律,以及人地协同体形成机理与演变过程[103]。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程中,重视强化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全球性、地域性与地方性,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新时代传承创新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探索发展人地系统科学,成为现代地理学特别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创新研究的前沿领域和新型交叉学科的重要方向。
（3）引领创建国土空间结构理论与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点—轴系统”理论是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科学化与理论化的标志性进展[18]。“点—轴系统”理论与“T”字型国土开发结构、地域功能理论等是人文与经济地理****贡献给社会的重要学术思想,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产生了重要影响,已经成为制定国家和区域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理论基础[104,105]。新时期面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深入探究区域发展空间结构体系化和模式化,系统创建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具有广阔前景。亟需在人文与经济地理****主导完成的主体功能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轴辐式结构、城市群发展、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资源型城市等系统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国土空间治理的科学内涵和系统理论,尤其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与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导向下,深入研究国土空间治理的演变规律与驱动机制、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地域系统与乡村振兴格局,服务支撑到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科学决策,成为现代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创新发展的重要使命和历史责任。
（4）推进跨学科领域研究与数据方法论创新。随着人文与经济地理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与创新,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及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不断增强,特别是强化应用基础研究和地理工程试验示范,推进跨学科领域综合研究势在必行。2019年中国科学院启动基础前沿科学研究计划从0到1原始创新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出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实施方案（试行）》（国科金党组发[2019]40号）,旨在鼓励科学家围绕重要方向和前沿科学问题开展长期的、原创的研究工作。重点实验室人文与经济地理****获批中国科学院基础前沿科学研究计划“全球城镇化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检测归因与地理分异机制”项目,在跨学科领域研究的开局良好,加快推进跨学科综合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前景广阔。从数据方法论看,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推动了大数据的大发展,未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通过创新发展观测研究与模拟技术方法,加强与其他相关学科方法的交叉集成,特别是与大数据、空间分析、空间计量、人工智能及机器学习等充分融合[106],深入开展全球化、跨区域、流空间及复杂人地系统的时空统计模型、动力机制模型、大数据分析模型的综合开发和应用,大有可为。
（5）强化专业研究综合平台和高端智库建设。中国科学院新时期的办院方针突出“三个面向”和“四个率先”,重点强调科学研究要服务国民经济主战场和建设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随着重点实验室专业平台功能和开放作用的充分发挥,以学科交叉集成与前沿理论研究为牵引,不断强化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广泛交流和密切合作。通过高质量建设“中国国情与发展论坛”“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论坛”,集聚人才、创新机制、强化优势,大力推进科教融合、院地合作和部委联合再上新台阶,在国土空间治理、一带一路、新型城镇化、减贫与乡村振兴、美丽中国、智慧旅游等前沿领域建成国家重要智库和专业人才库,既面向未来服务战略,又立足基层脚踏实地,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充分利用人文与经济地理****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国际核心期刊任职的有利条件,深化实质性国际合作,深入推进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网络化、国际化、信息化和基地化。面向全球可持续发展、全球减贫与发展、旅游与社会文化重大科技需要,要充分发挥重点实验室长期在“一带一路”、区域发展、城镇化与乡村发展领域研究团队和系列成果优势,积极倡导专业联盟和发起跨国际科学研究计划,建成国际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联合研究和交流中心,进而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系统性的科学贡献、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致谢：
在本文素材梳理、文献分析和成文过程中得到了地理资源所领导、综合办公室、《地理学报》编辑部、重点实验室及各研究室的大力支持,以及毛汉英、刘毅、樊杰、刘卫东、金凤君等研究所领导、重点实验室历届负责人和老专家们的悉心指导,同时参考了地理资源所所志和多位专家****的研究成果,但限于篇幅未能一一列出。80年的学术研究及成果梳理不尽全面、系统,难免挂一漏万。博士研究生施琳娜、张玉等做了大量文献综述、分析与制图工作。特此致以衷心感谢。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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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0/dlkxjz.2011.04.004URL [本文引用: 1]
The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IGSNRR), CAS has been founded for 70 years and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GSNRR has established a strong basis for geography research of China. Each branch has made its own contribution to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IGSNRR, including transport geography. This paper mainly summarizes and assesses the foundation and growth of transport geography in IGSNRR since the 1950s, and also introduces IGSNRR's research fields, research groups,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ransport geography. Transport geography in IGSNRR grew from nothing to something,and from little to much, and mainly aimed at satisfy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strategic demands. The research group completes some practical projects, and meanwhile summarizes relative theories and methods. Recently, the research group tries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nd promot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search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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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0/dlkxjz.2011.04.002URL [本文引用: 1]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urban geography and urban development research during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IGSNRR was found in 1940, and divided the long time into four stages: slow exploration stage (1949-1980), energetic participation stage (1981-1990), fast expansion stage (1991-2000) and gradual deepening stage (since 2000). It also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the pioneer research achievements obtained by the urban geography research workers in China's urban construction forecasting and planning adjustment,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China's urban system planning,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its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effects, China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typical urban agglomeration areas, urban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of different types and at different levels,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t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an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town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and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issues for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level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ur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dynamics mechanism and buttress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space reorganization,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ls of new-type city like low-carbon city and eco-city should be important directions in further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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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0/dlkxjz.2003.02.014URL [本文引用: 1]
This paper discusses evolution processes and rules of major resorts abroad and in China, and it points out that resort functions have been more and more diverse and activities developed have been changing Spa resorts have been developed ahead of other resorts and have been declining in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Resorts on beach and around city are major kinds of holiday-taking destinations today Skiing resort is a kind of winter holiday-taking place Golf course, football course, and other kinds of sport training centers have become important types of resorts New type resort operated all year round has appeared Resorts were developed in Europe first, then spreading to North America, South America, Africa, Oceania and Asia Royal and private summer places are taken as resorts and their development histories are studied in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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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73/pnas.1815928115URLPMID:30455293 [本文引用: 1]
Residential locations, the jobs-housing relationship, and commuting patterns are key elements to understan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how city dwellers live. Their successive interaction is important for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urban planning, transport, intraurban migration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 Howev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ong-term trajectories of workplace and home location, and the resulting commuting patterns, is still limited due to lack of year-to-year data tracking individual behavior. With a 7-y transit smartcard dataset, this paper traces individual trajectories of residences and workplaces. Based on in-metro travel times before and after job and/or home moves, we find that 45 min is an inflection point where the behavioral preference changes. Commuters whose travel time exceeds the point prefer to shorten commutes via moves, while others with shorter commutes tend to increase travel time for better jobs and/or residences. Moreover, we capture four mobility groups: home mover, job hopper, job-and-residence switcher, and stayer. This paper studies how these groups trade off travel time and housing expenditure with their job and housing patterns. Stayers with high job and housing stability tend to be home (apartment unit) owners subject to middle- to high-income groups. Home movers work at places similar to stayers, while they may upgrade from tenancy to ownership. Switchers increase commute time as well as housing expenditure via job and home moves, as they pay for better residences and work farther from home. Job hoppers mainly reside in the suburbs, suffer from long commutes, change jobs frequently, and are likely to be low-income 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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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xb201408009URL [本文引用: 1]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been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China's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ver the last 30 years. Since the early 2000s,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become the new regional unit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China has declared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main spatial component of new types of urbanization over the next decade as clarified at the first Central Urbanization Working Conference and in the National New-type Urbanization Plan (2014?2020). However, research on urban agglomeration remains weak and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From 1934 to 2013, only 19 papers published i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contained the them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0.55% of the total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and the first paper on urban agglomeration appeared less than 10 years ago. Despite a small number of divergent studies, this work has contributed to and guided the formation of the overall patter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China. For example, spatial analyses have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framework of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 spatial structure and guided the National New-type Urbanization Plan; spatial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and technical process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dentifying the scope and ext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serial studies have facilitated pragmatic research; and problems with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have provided a warning for future choices and Chinese development. Future research into urban agglomeration in China should (1) review and examine new problems in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 options and cultivation; (2) critically consider urban agglomeration when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5+9+6 spatial pattern; (3) rely on urban agglomeration to construct new urbanization patterns such as 'stringing the agglomerations with the axis, supporting the axis with the agglomerations'; and (4) deepen national awareness about resources, environment effect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in high density urban agglomerations, management and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innov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finance and fiscal reserve mechanisms,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planning, and standards for identifying the scope and ext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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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PMID:26237405 [本文引用: 1]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haracter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are substantial. The promotion of what has been te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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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xb201904002URL [本文引用: 1]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has booste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but it is also confronted with tremendous challenges. The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has promoted the issue of National New-type Urbanization Planning, which indica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urbanization strategy. Further research, however, is needed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ew-type urbanization.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points out its characteristics, which includes peri-urbanization,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complicated factors and governance system. China's urbanization make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Moreover, the literature demonstr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urbanization to the discipline of huma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s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which refers to peiple-oriented, harmonious,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humanism transformation, new-type urbanization should transform from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o people-oriented urbanization. There are six crucial scientific issues: people-oriented urbanization and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urbanization with integrat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urba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bility and climate change, diverse regional modes, spatial effect and mechanism, as well as big data and innovation of technical methods. The paper makes efforts to illustrate a framework of China's new-type urbanization connotation,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olicy for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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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cities.2018.02.012URL [本文引用: 1]
DOI:10.11821/xb201010004URL [本文引用: 1]
With the rapid increase of the number and influenc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it is urgent to understand the regional types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fter reviewing the current methods for identifying regional type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composite-index method and its further modification method consisting of two indexes simultaneously: the net migration rate and gross migration rate. Further, those methods are empirically tested by using China's 2000 Census data at county level. The results show: (1) The composite-indexes method is much bet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single-index method because it can measure the migration direction and scale of floating simultaneously and in particular it can identify the unique regional type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with large-scale immigration and emigration. (2) The modified composite-indexes method, by using the share of a region's certain typ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to the total in China as weight, can effectively correct the over- or under-estimated error due to the rather large or small total population of a region. (3)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different regional types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ir natural environment, population density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three active regional type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eastern China with lower elevation, more than 800 mm precipitation, rather than in the region with higher population dens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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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PMID:28816262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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