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伟^1,2,3, 蔡少燕^1,2,3, 余晓晨^1,21.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2. 华南师范大学文化产业与文化地理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
3. 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村镇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

The emo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spatial practices of mobilizing family: A perspective from mobility

TAO Wei^1,2,3, CAI Shaoyan^1,2,3, YU Xiaochen^1,21.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2. Centre for Cultural Industr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3.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nd Tow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rco Greater Bay Area,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收稿日期:2018-02-23修回日期:2019-04-15网络出版日期:2019-06-25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16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63063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78

Received:2018-02-23Revised:2019-04-15Online:2019-06-25

Fund supported: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18ZDA161 Key Program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630635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271178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陶伟(1971-),女,河南平顶山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形态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地理学、城市旅游与遗产保护研究E-mail:muyang426@hotmail.com。





摘要
流动性的增强使迁移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强度,“家”的流动日渐成为重要的流动形式,“家”的流动亦成为流动性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家庭式迁移的发展浪潮,流动家庭的空间实践和情感重构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在流动过程中,移民的流动性实践往往赋予了“家”不断转换和流动的意义和内涵。基于流动性理论视角,延循“家”的地理学脉络,选取两个典型的流动家庭案例,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对比其在流动过程中的空间实践及其对“家”的情感建构与重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时间性、空间性和地方性是研究“家的流动性”的重要变量和维度。作为刻画流动性的基础尺标,流动轨迹的多位移空间性和流动过程的多阶段时间性使得“家”的地方性处于一个动态关联的状态。“家”的情感归属、“家”的观念和意义通过“家”的流动和营造实践在解构中被延续与重建。
关键词： 流动家庭;流动性;家的地理学;空间实践;情感归属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unprecedented breadth and intensity of migrating activities motivated by the increasing mobility, family (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nearly the smallest geographical unit) migration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pattern of migration in China, and in so doing the migration studies related to family has also been identified as an unreplaceable topic in mobility studies. Accompanied with this wave of family migration, in particular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cholarships have intensively focused on the topics themed on migrated family's spatial practices and their emotional belongings. In the process of migrated family's mobilities, the meaning of the space "home" has been being continuously contested by the practices of mobilized families. By using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mobility,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line of the geography of home,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s of qualitative and comparative case study (based on two typical cases of migrated families) to discuss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the mobilizing families' spatial practices and emotional reconstruction. The main finding indicates that the temporality, spatiality and placeness are several very important variables and dimensions of the study of mobility. As a fundamental ruler for characterizing the mobility, the multi-displacement spatiality of the flowing trajectory and the multi-stage temporality of the flowing process make the locality of the home being in a status of dynamic correlation. In this regard, the emotional belonging of home and the concept and the meaning of home are prolonged and reconstructed in the process of family migrations and related family-making practices. This empirical article provides a vivid description of local practices for the geography of "home" in China, and hopefully it can be contributed to promoting the theoretical progress of geography of home.
Keywords：mobilizing family;mobility;the geography of home;spatial practices;emotional belo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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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陶伟, 蔡少燕, 余晓晨. 流动性视角下流动家庭的空间实践和情感重构. 地理学报[J], 2019, 74(6): 1252-1266 doi:10.11821/dlxb201906013
TAO Wei. The emo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spatial practices of mobilizing family: A perspective from mobility. Acta Geographica Sinice[J], 2019, 74(6): 1252-1266 doi:10.11821/dlxb201906013

1 引言

自20世纪末以来,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化,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据统计,1982-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由0.0657亿人上升至2.47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由0.66%上升至18%^[1]（图1）。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增加,流动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呈现出从个体流动转变为家庭流动的趋势^[2]。据统计,截止2015年底,流动家庭规模约占总流动人口的60%^[1],家庭流动已成为城镇化浪潮中的核心主体。家庭式迁移作为人口流动的更高级形式^[3],正在深刻地改写着中国空间、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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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82-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注：根据1982-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等数据计算。
Fig. 1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population from 1982 to 2015



家庭式迁移是指一起流动的家庭成员数量所占比例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加的过程^[4]。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一种地理现象。作为一种在空间上的地方跨越,家庭式迁移突破了以往的既定边界。流动人口对“家”的感觉并不再依赖于一个固定的实体或对某些地方独有的依恋,流动中的“家”成为个人情感和社会关系建构的地理变迁载体。家庭流动既包括迁出地和迁入地,同时也涉及流动的过程,因此难以从固定和有界的视角去理解流动人口“家”的概念。由此,流动性理论为研究“家”的内涵提供了新思路。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工具,流动性研究有助于挖掘流动现象背后所引申出的社会网络关系、情感归属和身份认同等一系列话题^[5]。已有****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等不同层面对流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6]、流动过程所借助的物质媒介（如自行车、汽车、飞机和火车等）,以及流动过程中所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包括个体如何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和维持固有的社会关系）^[7]等话题展开了丰富的讨论。总体上看,关于流动性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流动性视角下的旅游体验^[6,7]和边界流动的空间实践^[5]研究。有关“家”的流动性的讨论需给予进一步的关注。

本文延循流动性与“家”的地理学脉络,认为“家”既是固定的,也是流动和建构的,其意义在不断变化,在不同尺度上有不同的理解。具体来说,流动人口在迁移过程中包含了复杂多样的空间实践和情感体验。探究流动过程中的这些复杂因素,会有助于挖掘流动现象背后引申出的复杂的社会网络关系、情感归属和身份认同等问题。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选取两个典型的流动家庭作为案例,分析对比“家”在流动过程中的空间实践及其对“家”的情感建构与重构的影响,由此重新审视“家”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以期进一步推动“家”的地理学和家庭式迁移的理论进展。

2 研究回顾

2.1 人文社科领域对“家”的研究回顾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家”主要包含住宅、家庭、家族、国家和民族等含义。费孝通先生认为家具有多层性结构,主要体现在家的差序格局和阶序关系之中^[8]。麻国庆先生在其恩师费老对“家”的理解之上,认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家”的概念是伸缩自如的,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界定。它既可以是一个核心家庭,也可以包括近亲甚至远亲^[9]。

国内外人文社科领域对“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人类学和人口学等领域。西方社会学对“家”的研究源自于19世纪中期,城市化和工业化引起了社会的重大变革,产生了一系列的家庭问题,推动了家庭社会学这一社会学重要分支学科的形成^[10]。家庭社会学发展的初期,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研究主要侧重于探讨家庭源起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即家庭史的研究^[11]。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加速,私生子、卖淫、虐待子女等社会问题大量涌现,引起了****们强烈关注。因此,这一时期的家庭社会学从注重家庭历史的研究转向对家庭现状的研究,其主要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家庭问题^[12]。20世纪20年代以后,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大多从否定的态度出发来探讨城市生活的社会问题以及城市对家庭的消极影响。因此,这一时期家庭社会学关注焦点在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关系等领域,主要研究社会变迁对家庭模式产生的影响^[13]。与此同时,社会学家开始使用“结构功能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等理论来研究家庭问题,探讨社会问题和社会改革^[11]。至此,家庭社会学成熟并蓬勃发展起来。20世纪50年代以后,家庭社会学研究更加多元化,并重视本土问题的研究^[11]。从研究方法上看,注重微观经验研究,形成了家庭社会学研究家庭的两个独特的研究视角：即从社会整体角度,在社会背景中研究家庭;从社会关系角度,在家庭关系中研究家庭^[11]。

与西方家庭社会学研究相比,国内家庭社会学起步较晚,相关研究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才有所涉及。1952年,随着全国高校院系的调整,社会学系被取消,由社会学系组织的教学和研究也被迫中止。家庭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学术研究也基本中断。直到1979年,社会学恢复重建,家庭社会学也随着迅速发展起来^[11]。根据中国知网检索可知,从1981年起,有关家庭的研究成果开始迅速增长。对“家”和家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变迁^[14]、家庭关系^[15]、家庭制度^[16]、养老问题^[17]、婚姻研究^[18]、生育研究^[19]、非常规家庭和婚恋问题^[20]等议题。此外,流动家庭也是家庭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有****开始关注中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21]。进入21世纪,家庭流动渐趋明显。至今,人文社科领域对于流动家庭的研究已出现大量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探讨流动人口家庭化的趋势^[2]、家庭结构^[22]和流动模式^[3];多数研究借助人口流动统计数据,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对流动家庭迁移过程特征^[23]和决策的影响因素^[24]进行了定量分析,但对个案的质性研究仍鲜有涉及。

2.2 地理学对“家”的研究回顾

自1999年以来,西方地理****开始关注“家”这一话题^[25]。“家”作为一个微观缩影,表征着外部社会剧烈而深刻的变迁。“家”不仅仅是遮风避雨的庇护所,或者是装满家具等物件的容器,更是个人和社会意义根植的地方^[26,27]。自20世纪以来,新文化地理学家对全球化的时空生产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挖掘,将研究兴趣转向日常生活、身体与情感,“家”作为研究主题的相关文献开始涌现^[25]。在“家”的地理学早期研究中,****主要从特定的地域、群体、宗教及国籍等不同范畴出发对“家”进行考察,呈现出定居主义的世界观^[28]。随着“文化转向”的到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地理****开始关注“家”与深藏其中的身份与权力。身份认同是个人或社会群体定义自我的方式,而“家”是其重要的呈现场所。例如,澳大利亚男同性恋群体在家中通过家庭聚会等活动,使“家”有了与同志酒吧等公共空间一样的性认同,家庭中产生了同志的身份认同^[29]。而“家”与权力的内在联系,则更多表现为“家”作为一个权力与抵抗的场所^[30]。

在移民快速增长背景下,许多****开始对移民与“家”进行深入研究,包括探讨移民“家”的物质及想象的双重属性和跨界移民“家”的重构^[31]等。也有****对移民在流动过程中的社会网络关系、种族和性别等隐藏着的深层次权力关系是如何影响“家”的情感归属和身份建构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跨国精英移民与被迫进行迁移的人群或难民在迁入地的情感归属和身份建构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后者移民不受当地国家的欢迎,常常没有“家”的体验^[32]。此外,特定的家屋空间^[33,34]、家庭文化与“家”的内在联系^[35,36]也成为地理****的研究热点。还出现了以不同群体为对象研究“家”是如何通过认同建构与资本集聚成为充满争议的特定地方。这些群体包含了移民、难民等^[37]。同时,移民关于“家”的缺失感也是****所关注的,如丽江的旅游者和外地商人通过想象和实践来弥补他们的“无家感”^[37]。东莞高星级酒店的性工作者长期处于无家可归和“非家”状态^[38]。伴随着“流动性转向”,有****从流动性的视角去探讨丽江旅游者是如何通过“家”的想象与消费对中国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疏离进行协商的^[37]。

国内地理学对“家”的研究相较于西方起步较晚,受到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的启发,有****开始从西方“家”研究的理论视角开展工作。如封丹等系统地梳理了西方“家”的地理学研究热点^[25],并从“家”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围墙的意义和“家”的构建^[39]。尹铎等采用表征与非表征的研究视角,对比分析了媒体和地方政府对于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作为“家”的表征差异以及建构的深层原因^[40]。微观层面上,陶伟等通过对平遥古城居民大门文化属性的解读,探究门这一特定形态符号是如何表征“家”的观念的^[41]。薛熙明等基于全球化和灾害影响背景下对“家”与地方的动态关系进行了探讨^[42]。

总体上,国内****虽然已经围绕“家”这一主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但是在流动性与“家”的地理学研究中,对于流动家庭的研究仍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家庭成员不断的流动已经打破了“家”的固定时空,“家”的流动性成为社会文化地理关注的焦点。“家”不再是一个固定的位置和空间,而是流动的,甚至成为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网络^[43]。对于移民在流动过程中的家庭形式、与迁出地“家”的维系以及在迁入地“家”的营造（home-making）等方面的深入分析将会为研究当前流动人口的家庭式迁移现象提供新的解读。在流动性背景下,“家”的观念和内涵不同于以往的“有界”和“固定”。流动性理论视角为研究“家”的内涵提供了新思路。鉴于此,本文基于国内外“家”的地理学的研究积累,结合中国独特的社会情境,从人口流动的核心层面——“家”出发,聚焦于具体的流动家庭个案,探讨家庭成员在流动过程中的空间实践及其对“家”的情感建构与重构的影响,以期为“家”的地理学研究提供一个鲜活的本土实践案例,进一步推动“家”的地理学和家庭式迁移的理论进展。

3 案例设计

3.1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家庭式迁移现象作为切入点,采用立意选样的方法,从众多流动家庭中选取典型个案。由于本研究涉及流动家庭的详细信息,出于调研可进入性的考虑,研究者需要选择已建立起信任关系的流动家庭进行深入调研。研究者在朋友的介绍下对居住于中山和江门两地的流动家庭进行实地预调研,在资料搜集结束之后,经过对比筛选与排除,研究者最终选定了两个流动家庭（即家庭A和家庭B）作为研究对象（表1）。当前,有关“人的城市化”的讨论在政策上出现了3种不同的观点,即农民自主的城市化、农民工住得下来的城市化以及“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劳动力再生产模式^[44]。选择这两个流动家庭作为典型案例主要是因为：① 家庭A和家庭B分别代表着当前流动家庭对不同类型“人的城市化”的践行,从而为进一步探讨如何更好地实现“人的城市化”提供可能路径。家庭A自2004年开始,经历了多次家庭流动,最终选择全家定居于中山,它代表着“农民工住得下来的城市化”的一种类型;而家庭B平时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仍然在农村保留着耕地,每到耕作季节,家里人都会回到乡下从事农业劳作,它长期处于半工半耕的状态,而成为另一种“人的城市化”特殊类型。② 家庭A和家庭B所具有的特殊流动模式,为探讨和对比“家”在流动过程中的空间实践及其对“家”的情感归属的建构与重构的影响提供了丰富的现象与分析素材。

Tab. 1
表1
表1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Tab. 1Basic information of survey samples

编号	户籍地	流动次数	曾流动地	现居住地	流动年限(年)
家庭A	揭阳Y村	3	汕头、深圳	中山	15
家庭B	江门L村	1	江门	江门新会市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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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流动性”已经成为当下城镇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社会特征^[45]。“家”作为社会实践最基础的场所,通过日常生活被流动性加以表达或是被嵌入在流动性之中^[37]。时间和空间是流动性的关键维度,流动通过时间和空间实现社会建构^[46]。因此,在新型流动性范式下探讨流动家庭,时间与空间是两个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在迁移的过程中,对于流动家庭而言,“家”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空间,还包括“家”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转换与实践,即“家”的“地方性”。“家”的空间实践是流动家庭在流动过程中进行地方互动与情感建构的重要途径。西方文化地理****认为,家庭的物质文化、个人身份认同以及家与外部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是目前“家”研究最为核心的3个主题^[47]。“家”作为一个具有建构意义的地方,在人们居住的经历中产生着自我意识以及“家”的感觉。Massey作为研究“家”的地理学的关键****,认为“家”作为开放的、被外部关系建构的意义中心,既是社会关系交互的场所,也是一个情感连接的地方^[48]。因此,流动家庭在迁移中的地方性,即“家”在迁移流动过程中的地方互动以及情感建构,应作为刻画流动家庭流动性的另一个重要维度给予深入讨论。

以往国内“家”的地理学研究虽涉及了时间—空间的维度,但多数研究基于行为地理范式,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对流动人口和流动家庭进行数据统计和模型构建,其中,个体或家庭在迁移过程中的地方建构往往被忽视。同时,定量方法的运用也难以呈现流动人口带有“体温”的生命感受,这种用“科学”“客观”“中立”自上而下”地展现社会的方法,其验证假说的过程较为“标准化”,往往缺乏对流动家庭在迁移过程中真实的日常生活、家庭文化与家庭观念的关注。

因此,本文主要基于质性研究为主的田野调查,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获取数据。结合以往流动性研究的理论视角与“家”的地理学研究的概念,选取典型个案,从时间性、空间性以及地方性三个维度对流动家庭迁移过程中“家”的空间实践和营造进行解剖,并以此作为逻辑框架对全文进行材料的组织与分析。研究者在2015年12月至2016年6月期间对流动家庭A和家庭B进行了深入调研,试图对流动家庭的空间实践和情感归属有更深入理解和体会。

具体的调研过程为：① 分别联系家庭A和家庭B的家长A1和B1,说明本次调研的目的,确定访谈对象、调研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家庭A和家庭B的住宅）（表2）。② 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每次对访谈对象进行30~60 min的深入访谈,在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访谈内容主要围绕着家庭及家庭成员基本信息、家庭流动经历与动因、家庭日常生活状况和家庭成员在流动过程中对“家”是如何进行情感建构与重构的等主题展开。基于阐释学的叙事方法收集所需资料,让被访者在叙述过程中将处于碎片状态的个人经历和体验拼接起来使之具有连贯意义。同时采用即兴式的深度访谈,让被访者叙述真实的生活经历,使口头表述和生活经验有效结合起来,形成对于社会事实的厚重描述。在对两个家庭访谈时,研究者尽量使用他们的方言,在家庭A中主要采用潮汕话与被访者交流,而在家庭B中则主要采用粤语和普通话交叉与之交流,以营造温馨舒适的访谈环境。③ 初步整理笔记,对存疑的地方,进一步追问被访者。④ 向访谈对象致谢。⑤ 回来后将录音资料进行了逐字逐句的眷写。⑥ 后期进行补充调研,目的是完善首次调研遗漏的内容,调研过程与首次调研基本相同。

Tab. 2
表2
表2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
Tab. 2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家庭	编号	关系	性别	年龄(岁)	教育水平	职业	婚姻状况	访谈次数
A	A1	父亲	男	56	高中	个体经营者	已婚	3
	A2	母亲	女	53	高中	个体经营者	已婚	2
	A3	儿子	男	28	大专	公司职员	未婚	2
	A4	大女儿	女	30	大专	个体经营者	已婚	1
	A5	二女儿	女	25	大专	个体经营者	未婚	1
	A6	三女儿	女	23	本科	在校学生	未婚	1
	A7	小女儿	女	20	本科	在校学生	未婚	1
B	B1	父亲	男	56	初中	工人	已婚	3
	B2	母亲	女	47	小学	农民	已婚	2
	B3	女儿	女	23	本科	在校学生	未婚	2
	B4	儿子	男	21	大专	工人	未婚	1
合计	共计访谈11个人物,19次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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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过程与发现

4.1 “家”的流动轨迹凸显的“空间性”

从流动空间轨迹上,多数****侧重于对乡城循环流动的探讨,而现阶段家庭式迁移存在的多轨迹流动现象却未引起足够重视^[49]。这种新的流动模式可能会对流动家庭生活状况、情感归属和地方认同等带来重要影响。本研究试图挖掘并呈现这种新型流动模式所凸显的“空间性”特征,以此再进一步探讨“空间性”是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对家的情感归属的建构与重构的。

家庭A成员祖籍为广东揭阳Y村,主要从事农业劳作和手工活。自改革开放以后,该村的多数村民陆续迁移到深圳做生意,发家致富。受此影响,2004年,不甘于现状的A1决定出去闯一闯。由于家庭A中成员A2的弟弟一家在汕头打拼多年,便帮忙收集有关做生意的消息,然后经介绍,家庭A第一站流动到了汕头市龙湖区。作为潮汕人,受到传统经商氛围的长期熏陶,流动迁移后的职业选择自然更倾向于个体经商。在亲戚的帮助下,家庭A在汕头开始经营起一家家纺用品商店。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存在一种路径依赖,即先行迁移者会带动后行迁移者进行迁移。由于有共同的地缘、语言和生活习惯,这些迁移者常常会在某一迁入地集聚,形成较强的移民网络系统^[50]。家庭A从揭阳农村流动到汕头依靠的便是亲缘社会关系。流动在汕头做生意的地理区位选择也向亲戚靠近,从而形成了稳固的移民社会网络雏形。

在搬迁到汕头之前,经常看到村里有些人出去外面赚了大钱,在外面买房子,回家也盖楼,挺羡慕的。后来在亲戚的介绍下,我们家搬到汕头,刚开始开了一家纺用品店,后来扩大经营规模,开了一家超市。后来在汕头生意不好做,我朋友帮忙介绍我们到深圳做生意,在龙华开起花店,生意还不错,就是特别忙。搬到这两个地方做生意都是为了赚钱。 （访谈对象：A1 56岁 个体经营者）

除了经济因素,促使家庭式迁移的还有非经济因素,例如家庭责任、家庭关系和社会网络等家庭禀赋。流动人口通过促成配偶或子女在务工城市团聚,努力实现其家庭角色的“名实相符”以缓解自身面临的身份“合宜性”压力,凸显了家庭伦理规范对家庭式迁移的驱动作用^[51]。在家庭A的3次流动过程中,流动到汕头和深圳两个经济特区寻求赚钱机会是出于经济目的;而流动到中山,则是出于家庭责任的考虑,是为了家庭成员的团聚而进行的迁移。

我们家现在都住在中山,因为我儿子在这边上班,也买了房子,我跟我老婆想着过来跟儿子团聚。在这边闲着没事,就开了店,深圳那边不做了,以后要是儿子结婚了可以帮忙带孙子。 （访谈对象：A1 56岁 个体经营者）

家庭A的空间流动轨迹总体呈现为揭阳Y村（农村）—汕头（小城市）—深圳（大城市）—中山（小城市）,其流动模式呈现为在初次流动后长期处于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往返循环流动的非永久性迁移状态。家庭A在城乡以及各城市流动期间,第一阶段,先是从揭阳农村流动到汕头,由于汕头与揭阳在地理空间上领近的缘故,家庭A定居于汕头也时常回到农村,在此期间处于城乡间循环流动的非永久性迁移状态。紧接着,第二阶段是从汕头流动至深圳,由于在地理空间上距离揭阳较远,返回农村老家的次数逐渐减少。第三阶段是全家居住在中山,逐渐融入中山的城市生活,几乎很少回到家乡。在空间迁移轨迹上,家庭A突破了乡城之间简单的循环流动,同时也回应了有关****对于多轨迹家庭式迁移的设想。这种由初次流动—后续流动—最终定居所构成的人口多阶段流迁,有着比迄今文献中所刻画的乡城迁移远为丰富的空间效应。其中,多轨迹“空间性”导致家庭A在时间维度上和情感认同上都有异于其他普通流动家庭,同时也挑战了中国人传统的“安居”的思想。

相比于家庭A,家庭B的流动模式则存在明显差异。家庭B举家迁移到城里,平时在城里生活和工作,农忙时回流到乡村从事农业劳作。此外,在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传统节日期间,家庭B全家也会回到乡下过节。“家”一直处于城乡摆动状态,同时兼备了打工和务农两种职业状态。家庭B祖籍在广东江门L村,出于工作调动以及子女教育问题的考虑,2004年全家从农村搬迁到市区。与家庭A不同的是,家庭B的迁移动机则更多地考虑到子女的教育环境问题。

大概在12年前,我工作调去了更好发展的箱角厂,收入多了,加上我在市区工作时间长了以后,就想着买房住在市区。后来我跟我老婆去市区看楼,一看就看中了,为了孩子的未来,想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最终把房子买了下来。

（访谈对象：B1 56岁 工人）

在当时,能够从乡下搬出去会城（江门新会市区）已经很厉害了,而且离乡下也比较近,也就是一个小时的车程左右。另外,我们家很多亲戚朋友也都住在市区。

（访谈对象：B1 56岁 工人）

从家庭的流动模式和空间轨迹来看,家庭B的空间流动轨迹为江门L村（乡）—江门新会区（城）之间的乡村互动。家庭B平时在城市中工作生活,仍然在农村保留着耕地,每到耕作季节,家里人都会回到乡下从事农业劳作,家庭B选择乡城时空的切换以保持半工半耕两种职业状态,兼备着工人和农民两种身份。这种处于“摆动状态”的流动家庭成为目前中国家庭迁移的主要模式,也构成了当前农村最基本而又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家庭B表示之所以选择此流动模式,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家庭经济收入、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另一方面主要考虑到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和城乡距离的问题。两个流动家庭在不同的空间转换中,形成了多轨迹的“空间性”特征,在此过程中“家”的情感以及“家”的观念都发生了变化。

4.2 “家”的分离与团聚凸显的“时间性”

人口的迁移流动与定居,在时间上呈现出流动时间不同步的特征。家庭A和家庭B最初搬离农村来到城市,家庭成员的流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动态变化,随着时间推移,部分家庭成员会也据自身发展需求而进行了多次流动。例如,2004-2010年,家庭A在汕头的6年期间,家庭成员先后流出。2007年,A4选择到深圳上大学;2008年,A3选择到中山上大学;2009年A5也选择到深圳上大学;2010-2014年,家庭A在深圳的4年间,家庭成员的空间组合又再一次被重组。A4和A5毕业后留在深圳工作;A3毕业后留在中山工作;2012年,A6选择到广州上大学;2014年,A7选择在深圳上大学;2015年至今,家庭A迁居于中山,A1、A2和A3居住于中山,A4、A5和A7在深圳工作;A6继续选择在广州深造。相比于家庭A,家庭B的家庭成员流动时间的阶段性则显得较为简单。2004年至今,家庭B搬迁到新会市区居住之后,一直处于乡城之间的摆动状态。但总体上看,B4选择留在江门上大学,而B3选择到广州上大学。从多阶段的空间选择中体现了家庭成员在不同的生命历程阶段,对迁移的目的地选择发生着相应地改变^[52]。

我大专毕业以后报名去广西南宁当兵了。退伍之后,我叔叔在中山G公司当部门经理,他帮我介绍在他公司上班。在中山这么多年,叔叔确实给了很多帮助,在外地有亲戚的帮助当然会好很多。 （访谈对象：A3 28岁 公司职员）

我的小学是在江门农村读的,后来我家搬到市区以后,我就在新会中学读初中和高中。现在广州读大学,之所以不想在家那边的五邑大学读,我觉得广州的教育更好,学校选择很多,而且以后毕业找工作的机会可能更多一点。 （访谈对象：B3 23岁 学生）

伴随着家庭成员流动的不同步和家庭单位的变化（由核心家庭变为联合家庭）,家庭成员的居住空间组合及其变化也呈现了多阶段的时间过程。家庭A初次举家搬迁到汕头,其居住空间组合分别为夫妻与三女儿和小女儿在汕头同住,二女儿、大女儿和儿子分别在深圳与中山独自居住;继而流动至深圳,夫妻与二女儿、小女儿在深圳同住,大女儿与丈夫在深圳同住,儿子在中山独自居住,三女儿在广州独自居住;而目前在中山的居住空间组合分别是夫妻与儿子在中山同住,三女儿在广州独自居住,二女儿和小女儿在深圳同住,大女儿与其丈夫在深圳同住。相比于家庭A,家庭B的居住空间组合仍然较为简单,家庭B流动至江门市区,夫妻与儿子在江门同住,女儿在广州独自居住。

此外,流动家庭在迁入地的停留时间也会对地方认同和“家”的情感归属产生影响。对不同城市的适应时间也会影响其城市融入及城市体验^[53]。家庭式迁移的初期,大部分家庭成员是居住在同一城市。由于家庭成员各自阶段性的迁移,核心家庭由此分裂而变为联合家庭。迁移的面会越来越大,大的家庭迁移中又包含了小的迁移,使得这些家庭永远处于不停地流动状态之中。当社会网络足够牢固,经济收入到达一定水平时,流动家庭会重新追求家庭功能。于是,这个时候的“家”又重新实现了团聚。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家庭式迁移总是在不断地进行着分离和重聚。在家庭流动过程中,家庭成员流动时间不同步、家庭单位不断变化、家庭成员阶段性的居住空间组合、流动家庭在迁入地的停留时间以及对不同城市的适应时间等因素都呈现出多阶段分离与团聚的“时间性”特征。将时间维度纳入家庭流动的研究框架,以反映家庭流动时间过程的全貌及其空间效应,有助于对这一过程中家庭的情感和观念发生变化的内在原因和规律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4.3 “家”的营造与情感重构凸显的“地方性”

家庭式迁移所具有的多轨迹空间性和多阶段时间性的特征,使得家庭成员对于“家”与地方的情感产生不同的依赖程度。家庭A在流动过程中呈现出多重地域归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A对于乡下“家”的挣脱与留恋。家庭A自2004年举家迁移到汕头后,老家的田地就转让给其他乡亲们去耕作,即田地在名义上仍然属于家庭A,但实际的使用权和所有权都已经不属于家庭A。地方性的形成机制在于主体对地方的情感需要^[54]。除了老家的祖宅,家庭A实际上已经完全脱离了土地束缚。然而,家庭A并没有否认对农村“家”的留恋之情。这种特定的“恋地情结”需要主体去体验和感知^[54]。在访谈的过程中发现,A1多次表示乡下的房子处于空置状态,但仍不舍得卖掉。在流动过程中,人与地方的情感会更明显地被激发出来,似乎一旦失去,昔日习以为常的东西更显珍贵。

从生活的角度,还是待在城市好,但城市的房子比较小,居住条件差;我们老家有一个很大的房子,比较宽敞。对于每个房子多少还是有些感情,毕竟出来外面已经很多年了。汕头买的房子已经卖掉了,对于乡下的房子,虽然我们现在回去很少,并不需要住那个房子,还是不舍得卖掉,继续保留着,毕竟那里是我们的根。

（访谈对象：A1 56岁 个体经营者）

“家”和地方的意义在流动过程中凸显其重要性。“家”是一个过程,它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存在着,它还通过各种各样的营造（home-making）实践被建构起来;通过营造实践创造了社会意义使住所转变为“家”^[55]。流动家庭在迁移过程中,移民地方感与归属感并不是断裂的,可以通过教堂、餐厅等“异质情感空间”得到延续与重构^[56]。家庭A在流动过程中通过各种饮食实践的形式来实现对“家”的归属感和地方感的延续与重构。家庭A虽居住在“他乡”,但逢年过节,仍然沿袭老家的习俗,如在过年时家里人要包韭菜粿和炸果肉等,端午节要包具有家味道的粽子,中秋节要准备“拜月娘”需要用到的翻香芋沙等,这种饮食实践实现了“家”在“他乡”的营造,从而解构并重构了家庭成员对于“家”的情感归属。在第一阶段从揭阳流动到汕头时,家庭A成员一直认为老家揭阳的美食才属于“家”的味道;而当家庭A流动到深圳之后,由于地区的流动跨度加大,家庭A原先的饮食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由原来所认知的揭阳老家的美食才是“家”的味道转变为将整个潮汕地区的美食都囊括在“家”的味道范畴之中,移民对“家”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潮汕成为了揭阳、潮州和汕头共同的符号和地方认同,潮汕美食更是成为了潮汕人共同的“家”的味道。“家”“家乡”和“家园”的概念和尺度随着流动过程而不断被建构与重构,由此实现了家庭A的“乡愁”。相比而言,家庭B一直处于乡城摆动的状态,并在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传统节日期间,全家回到乡下过节,节日的饮食实践仍然在乡村空间进行,乡村仍然是他们心中最重要的“家”。

另一方面,家庭A的多重地域归属也体现在随着城市认同与融入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增强。在这里,空间距离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2004-2010年,家庭A生活在汕头,由于汕头与揭阳在地理空间上领近,家庭A经常在两个地方走动,对乡村存在较强的情感依赖。然而,2010-2014年,家庭A迁居于深圳,由于地理空间上距离揭阳较远,回老家的次数大大减少,对老家的情感依赖逐渐减弱,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到参与城市生活之中。2014年以后,家庭A生活在中山,对城市的认同与融入得到更充分地体现。例如,A3经常参加中山市的各类志愿者活动。流动家庭在经历了初次流动、后续流动以及最终定居于中山的过程之后,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家庭成员对家的情感归属和身份认同都发生了动态变化,流动性使得流动个体及家庭对“家”的情感更加具备弹性和多样化。在流动过程中,随着社会情境的转变,流动家庭逐步融入城市,对“家”的情感归属进行了重构,无论是乡下的老家还是城市里的新家,“家”这一概念对于流动着的人们意味着家人的团聚以及与新的地方的磨合与协商。流动人口所感知的地方性是依据其情感认知而构建起来的,是一种“家”的地理想象^[46]。

出来外面差不多有十几年了,刚开始的时候,住在汕头,我们老家在揭阳,两地离得比较近,经常回老家走动走动。后来到了深圳,只在过年的时候回老家。现在住中山,过年也在这边,我们把祖先的香炉从揭阳农村迁到中山,逢年过节的时候可以续续香。 （访谈对象：A2 53岁 个体经营者）

我从2010年开始加入中山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每个周末都会抽空过去做志愿者。去福利院帮助老人,给他们做一些好吃的或者带他们去购物,陪他们聊聊天。每一次去,心境都不一样,收获也不一样,可以帮到他人其实自己也很快乐,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团队。 （访谈对象：A3 28岁 公司职员）

与家庭A不同,家庭B在情感建构方面并没有完全挣脱乡村土地的束缚,属于“身在曹营心在汉”类型。随着土地所有权流转以及城市的多重不确定性,家庭B对于土地的留恋进一步得到增强。在论述到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时,不得不提起“乡土性”,它是隐藏在血缘和地缘关系背后最为重要的关系纽带^[57]。在某种程度上,“乡土性”反映了地方根植是“家”的根本属性。中国“家”文化中的差序格局和安土重迁观念使家庭B在乡下仍然保留着耕地,其对土地的情感依恋充分体现了家庭B对土地的依赖和崇敬。

我们现在到农忙时还是会回去种田,自己种的米好吃,也不知道在城里可以呆多久,所以还是保留田地比较有安全感。 （访谈对象：B2 47岁 农民）

我对两个家都很有感情,毕竟都是自己辛辛苦苦赚钱买来的房子,已经生活了好多年了。农村的房子有灶台,有个小院子,可以种些花;城市的房子比较小,但是每个房间分开,比较简单干净。 （访谈对象：B1 56岁 工人）

我平时在城里打工,每个月至少回三趟乡下,看望老人或者做农活。考虑到打工不长远,可能会有变化,在农村保留耕地也是为了以后有退路。再说了,城市的米昂贵而且可能掺假,自己种的更加健康好吃,全家也比较喜欢吃自家的米,如果有多还可以拿去卖。 （访谈对象：B1 56岁 工人）

移民一直是“家”与地方研究中的重要关注对象,流动的地方透视着“家”的再定义与情感空间的置换。“家”是一个可以渗透各种社会关系和情感相互交错的地方。人们对特殊地方产生的情感依恋会成为“家”在形成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元素^[58]。随着迁移过程中空间距离和时间跨度的加大,流动家庭通过饮食实践实现了“家”在异地的营造,同时对“家”的情感归属进行了延续与重构。地方性被认为是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创造出的意义,一个地方的地方性既可以体现在具有主体意义上的情感认同与联系,也可以体现在与外界结构性联系方面具有功能物质上的差异^[59]。家庭A和家庭B在各自的流动轨迹上,既有对不同地方的情感认同,又包含着迁出地和迁入地两个地方在功能物质方面上的差异与互动。

5 结论与讨论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家庭式迁移的发展浪潮,“家”的空间流动实践和情感归属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在流动过程中,移民往往赋予了“家”不断转换和流动的意义。流动性已成为塑造“家”的意义的有效实践途径^[46]。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从流动性范式的角度选取两个流动家庭作为典型个案,分析对比“家”在流动过程中的空间实践及其对“家”的情感建构与重构的影响,由此进一步重新审视“家”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流动家庭在流动空间实践过程中凸显出独特的多位移“空间性”和多阶段“时间性”。家庭式迁移作为一种更高阶段的流动模式被放置于时间—空间的连续谱系之中。② “家”的流动轨迹凸显的“空间性”“家”的分离与团聚凸显的“时间性”和“家”的营造与情感重构凸显的“地方性”是刻画流动家庭流动性的三个重要维度（图2）。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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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流动性视角下流动家庭的空间实践和情感重构机制

Fig. 2The mechanism of emotional reconstructing and spatial practices of family mi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bility



首先,家庭流动有异于个体流动、旅游流动和边界流动,家庭成员不断的流动已打破了“家”的固定时空,流动性的增加使得流动家庭被置于“空间与时间”交错的坐标系之中,由不同的流动轨迹所构筑的“空间性”和不同阶段的“时间性”所凸显。在流动性情境下,家庭式迁移对流动个体归属感的重构和“家”的空间意义产生了深刻影响,流动家庭对“家”的情感归属随着空间距离和时间跨度的加大从“隐性”逐渐转变为“显性”,流动人口对“家”的情感内涵更加复杂多变,流动性在不断重塑着“家”的意涵。

其次,在中国特有制度和社会结构背景下的家庭流动,充满离乡与返乡、离土与守土的多向流变以及现代性和传统的反复冲折^[60]。因此,流动所带来的家庭变迁不仅具有解构传统的作用,同时也是一个传统重构的过程。家庭变迁解构了传统的“安居乐业”观念,重构了新的传统“流动变迁”的思维^[60]。无论是乡下的老家还是城市里的新家,“家”这一概念对于流动着的人们意味着家人的团聚以及与新的地方的磨合与协商。在流动过程中,“家”的情感归属、“家”的观念和意义通过空间实践在解构中被延续与重建。对流动家庭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流动个体的行为与物质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亦有助于更加细致地理解当下中国家庭式迁移现象的社会文化意义和深远影响。

最后,本文为国内“家”的地理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本土实践案例,进一步推动了“家”的地理学的理论进展。在中国语境下,传统“家”的概念常常与“固定”和“稳定”这些涵义绑定在一起,“家”总是与地方根植性有关,祖辈、父母或童年生活的地方对于建构与重构情感认同扮演着重要作用^[25]。流动家庭在迁移空间实践过程中,挑战了传统“家”的想象,“家”被概念化为流动的、可渗透的、动态性更强、竞争更激烈的场所^[61]。流动家庭在流动空间实践过程中始终进行着“家”的营造,这种积极的“家”的实践活动如饮食实践、信仰实践等打破了“家”的传统概念,“家”“家乡”和“家园”的概念、尺度以及情感归属随着流动而被不断地建构与重构。流动家庭的多位移“空间性”和多阶段“时间性”使其始终处于一个与迁入地和迁出地动态关联的状态。作为刻画流动性的基础尺标,时间性和空间性两者共同影响着“家”的“地方性”。“家”的流动性因而可以被归纳为“空间性”“时间性”和“地方性”的集合。

致谢：

非常感谢徐国良教授、汤佩博士、王绍续博士、高权博士对本文的帮助！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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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大,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对流动人口的认识总体来讲是底数不清、情况不明,流动人口变化趋势研究更是罕见。本文通过深入挖掘1982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总结得出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流动人口的普遍化、流动原因的经济化、流动时间的长期化、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年龄结构的成年化、性别构成的均衡化、女性人口流动的自主化、流动方式的家庭化和学业构成的"知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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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化迁居已成为我国未来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文章利用2010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分析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的现状,对家庭化迁居的概念、类型进行重新界定。按照家庭迁居程的差异,将流动家庭划分为已完成迁居和未完成迁居的家庭。数据分析表明,家庭的经济水平、家庭户规模和结构等因素,使家庭在迁居方式与进程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家庭分批迁居的过程中,不同批次迁居的成员呈现出家庭内成员身份、人力资本存量、迁居时间间隔等方面的选择性特征。文章认为对人口流动家庭化迁居现象应采取"支持"型的政策导向,并为建立流动家庭管理服务体系提出政策意见,即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覆盖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类型的流动家庭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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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家庭化迁居水平、迁居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经济收入是影响家庭迁居决策的刚性因素。流动家庭向老家的汇款金额与举家迁居行为呈负向关系。移民网络提供的迁移信息因乡土秩序排序呈现强弱关系差异。家乡中拥有的住房、土地等实物资本具有保险机制，会降低举家迁居的可能性。人力资本禀赋与迁居决策呈较为特殊的非线性关系。较大的家庭规模、未成年子女数量的增加，会使家庭采取谨慎、缓慢的方式进行迁居。迁入地的社会融入情况良好时，有助于促进流动家庭在城市长期定居。
[ 盛亦男 .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水平与迁居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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