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prospect of "ruralism-ecology" spac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constructed by tourism
LU Lin1,2, REN Yisheng1,2, XU Yuchen1,21. 2.
收稿日期:2018-01-31修回日期:2019-04-7网络出版日期:201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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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2018-01-31Revised:2019-04-7Online:201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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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陆林(1962-),男,安徽芜湖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0078M),主要从事旅游地理学研究E-mail:llin@263.net。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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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陆林, 任以胜, 徐雨晨. 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展望. 地理学报[J], 2019, 74(6): 1267-1278 doi:10.11821/dlxb201906014
LU Lin.
1 引言
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是指城市群区域中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具有乡土和生态功能的一种特殊地域空间类型,是城市群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乡土空间主要具有生产和生活功能,同时兼具生态功能;生态空间主要具有生态服务功能,乡土空间与生态空间往往存在地域上的重叠和功能上的耦合。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具体表现为农地、村落、小城镇、山地、森林、草原、湿地、湖泊、河流、海洋、岸线、岛屿等形态。作为一种特殊的地域空间类型,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客观存在,但鲜有探讨。在新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城市与乡村“核心—边缘”二元认识论难以满足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亟需****树立新的空间思维,探索新的功能地域空间[1]。城市群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是人类活动最密集、环境影响最剧烈、人地关系最复杂的区域,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国土空间开发粗放低效和违背空间属性的盲目开发现象[2,3],造成生态环境日趋恶化[4]。在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指引下,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对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可持续发展的功能价值和实践价值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国土整治和国土空间优化的“关键地带”。同时,由于旅游产业规模的扩大,旅游业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新兴发展要素、新兴发展功能”。人地关系和谐、环境优美舒适、生态禀赋优异、文化底蕴深厚是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建设要义,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对生态环境、文化环境要求较高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因此,旅游发展与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建设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相互协同,两者具有天然的耦合性和协调性,亟待开展两者的耦合协调研究。
综上,基于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已经成为国土整治与国土空间优化的“关键地带”,以及旅游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新兴发展要素、新兴发展动能”的两个基本事实。本文提出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三阶段”理论假说,开展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过程、格局、机制和效应研究,揭示“关键地带”与“新兴发展要素、新兴发展动能”两者耦合互动的内在规律和相互作用,期望探索一条可实现、可示范、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群空间可持续发展新道路,对指导和满足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新需求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 研究进展和动态分析
2.1 研究进展
2.1.1 城市群空间研究 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群日益成为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核心地域单元。城市群空间是中国社会经济空间的主要组成部分,学术界主要从城市空间、乡村空间和生态空间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城市空间是一个“非稳态”结构,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自下而上的动态自组织过程[5]。制造业空间是城市空间演化研究的首要对象,在不同空间尺度和产业层面上,制造业空间转移存在显著差异,主要呈现从分散到集聚、从中心到边缘、从单中心到多极化的动态演化过程[6]。商业及房地产业空间是塑造城市经济空间的重要引擎,土地利用的空间变化特点和驱动因素在不同空间尺度和区域范围内具有不同特点,合理的土地利用模式有利于打破城市行政边界壁垒[7],实现城市群空间均衡发展[8]。基础设施空间是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的关键[9],完善交通网络体系能够缩短各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催生城市空间体系格局重构的新动力[10]。
乡村与城市是一个有机体,乡村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11],乡村空间是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12]。权力、资本、空间使用者和所有者之间的力量博弈是影响乡村空间转换的主要因素,以权力关系、权力与资本关系为核心的柔性尺度重组在乡村空间变迁中作用更为突出,推动了乡村空间的全面重构[13]。在新型城镇化战略驱动下,不同尺度、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空间组织要素、功能结构亟待重组和重构[14]。乡村的组织、产业、空间“三整合”理论是乡村空间重组的核心理论[15],通过对系统要素的整合、结构的重组和功能的优化[16],塑造乡村社会经济结构,驱动乡村空间重构、经济重构和社会重构[17]。
生态空间为城市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是保障城市生态安全、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核心空间[18],是“三生”空间的基础,支撑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实现自身功能[19]。在“全球—地方”尺度背景下,中国生态空间具有空间范围收缩[20]、景观破碎化[21]等演化趋势,呈现“中心—外围”的梯次特征[22]和“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23]。提高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优化城乡生态空间格局,缓解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城市生态空间转型发展[24]。
2.1.2 旅游发展影响研究 现阶段旅游地理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资源、旅游地域系统、旅游空间结构、旅游流、生态旅游、旅游产业、旅游规划和旅游影响等方面[1]。其中,旅游影响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在旅游发展的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生态环境影响和空间影响等方面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旅游经济影响研究是传统研究领域,发展旅游业能够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25],带动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旅游是反贫困的重要力量[26],旅游业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27],但在不同时间跨度、不同空间尺度上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存在显著差异[28]。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同类型旅游地和社会群体受旅游业影响具有差异性[1]。发展旅游能够改变旅游地人居环境,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29],加快资本空间扩张,引导不同尺度空间生产要素优化重组,重构历史街区、民族社区、古村镇等旅游地的文化空间[30],实现资本空间化向空间资本化的转变。旅游地旅游活动开展、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超过了自然环境承载力[31,32],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压力、景观破坏及旅游资源空间配置不均衡等问题[32]。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提高旅游地环境承载力和生态系统恢复力[33],加大旅游生态补偿力度[34],优化旅游生态政策环境[35],能够提高不同类型、不同尺度的旅游地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空间是旅游产品赖以生产和消费的载体,旅游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空间结构演化[36]。历史街区[37]、博物馆[38]、风景名胜区[39,40,41]等不同类型、不同尺度的旅游地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旅游地空间演化的驱动机制取决于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旅游资源禀赋、酒店设施和交通条件等是旅游地空间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42]。
2.1.3 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基本属性研究 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是乡土文化、生态文化进行延续和表征的空间载体,乡土文化和生态文化是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基本内涵和核心价值。相比传统意义上乡村“实在的自然空间”“有形的地理边界”等特征[43],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具有空间内涵的复杂性、空间布局的网络化、空间组织的多样性、空间尺度的嵌套性四方面的属性。
空间内涵的复杂性。面对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城乡关系的深刻变化,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在资本、信息、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的交织下,经历了“从自然空间到社会空间”“从绝对空间到抽象空间”“从生产空间到消费空间”[44,45]的让渡与转化,通过持续不断的建构、解构和重构[46],涌现出复杂内涵。空间布局的网络化。城市群“乡土—生态”具有多中心、碎片化等特征,呈现点多面广、布局分散的网络化空间格局。城市群日益发达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构建了全新的网络空间秩序[47],推动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以区域节点形式,与各类交通廊道相互联结形成区域性的网络化空间。空间组织的多样性。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与城市群传统空间的点、线、面状空间结构基本一致,围绕自然或人文地理要素,表现出同质集聚、异质分离特征[48]。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凭借权力和资本的形塑,通过城市景观和乡土文化、生态文化的相互移植和渗透,形成了多样性的空间组织。空间尺度的嵌套性。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在不同尺度上呈现出多层级、多类型嵌套、重组和反馈的复杂特征,尤其在“全球—地方”尺度背景下政策空间的行政界限约束被削弱[49],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与外界的要素流动愈发频繁紧密,空间边界日益模糊[50],空间变迁与重构的过程、路径和机制趋向复杂化。
2.2 动态分析
现代城市地理研究经历了从“城市研究”到“城市群研究”的转变,研究尺度从微观关注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形成、演变与优化,到宏观关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制造业空间、商业及房地产业空间、大型基础设施空间、文化空间和生态空间等已经成为解释城市群空间演化过程、特征和机制的有力视角。但已有研究呈现出传统“城市中心主义”思维,对城市群内部及周边的边缘地带关注不足,有待进一步探索、诠释新的功能地域空间。旅游已经成为重塑旅游地域格局、优化区域经济格局、改变空间要素流动模式的重要动力。旅游地理****已经关注到旅游的空间影响和效应,但研究视角以微观探索为主,对旅游已经成为“新兴发展要素、新兴发展动能”并显著影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空间发生发展的事实关注不够,对旅游作为新兴人文地理要素,影响地表人文地理过程的特征、机制的研究成果较少,有待进一步强化旅游助推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典型“空间性”研究。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空间内涵,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具有空间内涵的复杂性、空间布局的网络化、空间组织的多样性、空间尺度的嵌套性的基本属性。基于四方面的特殊基本属性,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成为新时代背景下探索中国人地关系的合适对象、研究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合适场域以及破解中国城乡二元机制的合适途径。因此,未来研究应以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为新的空间基点和研究视角,重点探讨人地关系复杂互动和城乡关系深刻变革。
综上,探索新的产业路径、新的利用方式,科学引导主体功能区规划落地,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和推动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国土整治和国土空间优化的重要途径。而旅游作为新兴发展要素、新兴发展动能对现代经济社会空间的“建构—解构—重构”效应愈发显著,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地表人文过程和新型人地关系。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属性的地域空间类型,既客观存在,又鲜有探讨。因此,重点发展旅游以推动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转型升级,发挥旅游在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和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探索大国经济社会背景下国土整治与国土空间优化中国特色道路的重要举措。
3 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理论框架
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是在自然因素和经济社会因素长期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特殊地域空间类型,是城市群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旅游要素的注入和利用提供了优良的资源本底和空间基质。同时,以旅游作为新的产业路径、新的利用方式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为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格局重构提供了一种全新路径,呈现出“建构—解构—重构”的循环往复过程。因此,以熊彼特创新理论、产业结构理论、核心—边缘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为理论基础,以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再)生产与(再)利用为价值导向,以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已经成为中国国土整治和国土空间优化的关键地带,旅游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新兴发展要素、新兴发展动能两大基本事实为逻辑起点,提出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三阶段”理论假说(图1),试图揭示“三阶段”空间建构规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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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The "three-stag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阶段Ⅰ:旅游作为新兴发展要素、新兴发展功能注入之前,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处于粗放低效的开发和利用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农耕为主,是生态资源存续、乡土人居保育和农耕文化维系的重要地域。
阶段Ⅱ:旅游作为新兴发展要素、新兴发展动能注入之后,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依托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和传统人文活动,带来了大量的人流和物流,吸引了大规模的城市资本,加速了资源的资本化进程。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生态和文化价值日益凸显,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生产方式从以传统单一的农业利用为主的经济形态逐渐向以旅游为主导的服务业经济形态演化。旅游带动以资本为核心的物流、信息流、技术流等要素在不同尺度空间范围内快速跨界流动,推动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由传统乡村地域系统向新兴旅游地系统的质的转变,并通过资本存量的积累实现了旅游地功能的提质升级,重塑了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人地关系,也孕育了新型城乡空间关系。
阶段Ⅲ: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旅游利用推动城市群空间价值分布格局发生重构,由传统的“核心—边缘”空间价值递减分布转向网络化空间价值分布。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成为城市群中具有特定复合价值的节点地域,其优良的生态环境、优秀的传统文化、完善的内外交通、更具弹性的治理体系等特点,契合了新经济和创新要素的空间偏好和需求,成为孕育、集聚,进而承担区域创新的空间“孵化器”。伴随交通、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化和高速化发展,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持续由“点状空间”向“面状空间”演化。
4 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研究展望
4.1 关键科学问题
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研究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包括:① 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多要素时空综合耦合过程与耦合机制。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过程中,旅游与交通、资本、信息、技术、人才、管理等多要素相互作用并相互影响,驱动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格局发生质的变化。② 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地域重构和尺度重组。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过程中,旅游作为权力的新型表现方式、资本的新型积累方式,对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进行“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的地域重构,在不同尺度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系统内部发生尺度重组。③ 基于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事实,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优秀文化传承创新的“空间性”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撑。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优秀文化传承创新蕴含着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创新发展,空间的创新发展是其重要内容,如何揭示创新发展的“空间性”是基本命题。4.2 主要研究内容
基于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三阶段”理论假说,分析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演化过程,刻画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空间格局,剖析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演化动力机制,测度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溢出效应,探究不同政策参与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内在机理和政策效应,探索总结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不同尺度空间典型模式(图2)。图2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研究内容体系
Fig. 2The research content system of "ruralism-ecology" spac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constructed by tourism
4.2.1 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过程和格局研究 耦合地理时空演变过程和地理空间分布格局是地理学综合研究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是解读过程和格局的有力视角,研究地理要素或现象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的演变过程规律和空间分布规律,可以为模拟和预测复杂人地关系系统提供科学支撑。旅游作为新兴发展要素和新兴发展动能,驱动城市群乡土空间与生态空间的耦合,引导多要素集聚共生与耦合协调,促进资本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立足“三阶段”理论假说,分析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空间耦合过程、要素耦合过程、城市化过程和地域重构过程,探索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从单中心的“碎片化”格局到多中心、分散化的“网络化”格局的空间特征和分布规律,揭示不同时空尺度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有机组合配置的格局及其最佳空间配置模式,归纳梳理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格局与过程的交互耦合关系。
4.2.2 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机制研究 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既是复杂人地关系系统,又是特殊的旅游地系统。受资本、权力、制度、文化和偏好等内源性因素和自然地理环境、宏观区域政策等外源性因素的影响,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单一的资本积累发展模式无法适应市场竞争需求,只有深层次改变关键行动者的认知模式和学习规则,才能打破空间固有的路径依赖,促使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向更高层次演化。交通、资本、信息、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的快速流动和后福特制的弹性积累模式,改变了区域交通网、信息网、能源网等空间格局,打破了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主要依赖的“内生演化”发展格局。采用定量模型识别、甄选和量化不同时空尺度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创新驱动因子,剖析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地域重构与尺度重组的内源性因素、外源性因素、主导性因素以及基础性因素,探索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过程中权力、资本等要素不平衡地理发展的集聚机制,揭示多要素耦合叠加效应下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地域重构与尺度重组的演化动力机制。
4.2.3 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效应研究 围绕经济效应、社会效应、文化效应、生态环境效应等维度,构建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旅游建构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和数理测度模型,比较分析村镇域、市县域、次区域、跨区域等典型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旅游建构效应及其影响因子,归纳梳理不同时空尺度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地域差异规律和时序演化规律,综合研判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吸引、容纳和承载后续产业的发生发展能力。
4.2.4 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政策体系研究 区域政策的碎片化、逆向化,区域战略的独立化、分割化,区域竞争的过度化、无序化等是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实地调研、案例剖析和研究结果,总结提炼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经验和问题,有效识别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政策环境。加强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制度链条和政策保障体系研究,剖析政府、企业及企业家、当地居民、旅游者等不同利益主体对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政策支持、参与和响应,探究土地政策、生态环境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等参与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内在机理和政策效应,探索不同尺度空间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政策课题和政策实验方式的选择,通过政策制定、政策试验、政策选择研究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政策响应的过程和路径。研究理论科学知识和政策实践的有效连接路径,探究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结构、过程和服务之间的关联机理,构建政府决策支持系统。
4.2.5 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不同尺度空间模式研究 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是由“村镇域—市县域—次区域—跨区域”逐级向上递进的多尺度构成的复杂空间系统。不同尺度空间的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过程、格局、机制和效应各异,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对于不同尺度空间的针对性、实用性和作用效应各异,不同尺度空间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的响应能力、途径和效应各异,使得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过程中不同尺度空间的“建构—解构—重构”的特征、过程、机制和效应既具有一致性又具有独特性,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基于“三阶段”理论假说,遴选不同尺度空间的典型代表,以此为窥见多尺度复杂空间系统发展演化规律的研究窗口,既研究不同尺度空间的一般性特征、过程和机制,又各有侧重。从空间“孵化器”功能视角,分析安徽西递、安徽宏村、浙江乌镇、江苏周庄等村镇域典型案例地的扩散模式和差异化发展模式;解析江苏苏州、浙江湖州以及浙江桐庐、江西婺源等市县域典型案例地的政策响应模式和政策工具的选择模式;刻画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等次区域典型案例地由“点状空间”向“面状空间”演化的驱动模式;透视浙皖闽赣国家生态旅游协作区和大别山片区等跨区域典型案例地跨行政单元的政府、企业旅游合作的协调发展模式。
5 结论
(1)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是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群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城市群优化城乡空间结构、维系生态系统健康的战略空间,具有内涵复杂性、布局网络化、组织多样性、尺度嵌套性等属性。伴随着旅游经济快速增长,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重点发展旅游以推动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转型升级,发挥旅游在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和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探索大国经济社会背景下国土整治与国土空间优化中国特色道路的重要举措。(2)以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已经成为国土整治与国土空间优化的关键地带,旅游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优化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新兴发展要素、新兴发展动能两大基本事实为逻辑起点,提出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三阶段”理论假说。在旅游资本推动下,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经历了资源资本化、资本空间化、空间资本化三个阶段,成为创新要素孕育、集聚的“新型空间”。
(3)为解决城市群空间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服务于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的新需求,亟需立足“三阶段”理论假说,深入开展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过程和格局、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机制、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效应、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政策体系、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不同尺度空间模式等方面研究,揭示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演化特征和一般规律,实现城市群空间和功能有机重组,为满足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需求提供实践路径。
致谢:
感谢安徽师范大学杨兴柱教授、黄剑锋副教授以及李磊、赵海溶、郑玉莲、张海洲、王银银、张清源等硕士研究生在成文过程中有益的讨论与帮助。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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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07/s11442-016-1322-8URL [本文引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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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0/dlkxjz.2002.02.001Magsci [本文引用: 1]
城市群演化包含了诸多内容 ,如人口、产业、城市类型、城市职能等 ,而空间过程是最直接、最综合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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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0/dlkxjz.2002.02.001Magsci [本文引用: 1]
城市群演化包含了诸多内容 ,如人口、产业、城市类型、城市职能等 ,而空间过程是最直接、最综合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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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5957/j.cnki.jjdl.2015.02.008URL [本文引用: 1]
利用成本加权栅格法分析非高铁与高铁条件下长三角地区5大都市圈的最短旅行时间的可达性和一日交流圈等时圈格局变化。结果显示:1都市圈高铁站点城市成为时间收敛最大受益者,非站点城市可达性也有所提高,但幅度较小。25大都市圈等时圈均沿高铁线呈轴向态势向外推移明显,表明高铁对都市圈空间拓展具有较强的轴向引导作用。3高铁扩展了5大都市圈一日交流圈范围,覆盖范围几乎达到100%,1h和2h等时圈覆盖范围均有不同程度扩展,表明高铁条件下,都市圈内部城市以及都市圈之间重要核心城市的时间距离拉近,实现跨城市当日流动,形成"同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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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5957/j.cnki.jjdl.2015.02.008URL [本文引用: 1]
利用成本加权栅格法分析非高铁与高铁条件下长三角地区5大都市圈的最短旅行时间的可达性和一日交流圈等时圈格局变化。结果显示:1都市圈高铁站点城市成为时间收敛最大受益者,非站点城市可达性也有所提高,但幅度较小。25大都市圈等时圈均沿高铁线呈轴向态势向外推移明显,表明高铁对都市圈空间拓展具有较强的轴向引导作用。3高铁扩展了5大都市圈一日交流圈范围,覆盖范围几乎达到100%,1h和2h等时圈覆盖范围均有不同程度扩展,表明高铁条件下,都市圈内部城市以及都市圈之间重要核心城市的时间距离拉近,实现跨城市当日流动,形成"同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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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07/s11442-015-1187-6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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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sci [本文引用: 1]
长三角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大城市向外扩张及郊区城市化作用共同推动城市空间的加速扩展,在政府干预下,生产、生活性用地与生态性用地间表现出复杂的双向流动特征。 鉴于生态性用地在城市生态系统中的服务功能,以及人文因素在解释城市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中的重要意义,有必要针对人类干预下的城市生态性用地时空和质量演化过程进行系统研究。利用1986、1996、2002年TM影像解译的南京市土地利用数据,研究南京市城生态空间数量增减和质量变化,从经济发展阶段、宏观政策环境和城市扩展规律等方面分析变化的驱动力,揭示政府干预下生态空间的结构和功能演变规律,并提出生态空间保护对策。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生态空间面积总体保持平衡,其中绿色空间有所增长,蓝色空间有所下降;(2)生态空间的服务功能下降,景观格局上总体呈现破碎化、人工化趋势;(3)空间分布上,城市扩展前缘的主城区生态空间数量和质量下降严重,而属于城乡交错地区的都市发展区在退耕还林和农业经济结构变化等影响下生态空间数量有所上升,水面及洲滩湿地等高生态服务价值生态空间消失或蚕食,造成生态服务功能下降。研究发现,简单的面积指数难以控制生态空间的服务功能下降,生态空间保护必须依靠政府的多方面干预和调控行为。研究可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丰富城市生态安全的空间策略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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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sci [本文引用: 1]
长三角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大城市向外扩张及郊区城市化作用共同推动城市空间的加速扩展,在政府干预下,生产、生活性用地与生态性用地间表现出复杂的双向流动特征。 鉴于生态性用地在城市生态系统中的服务功能,以及人文因素在解释城市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中的重要意义,有必要针对人类干预下的城市生态性用地时空和质量演化过程进行系统研究。利用1986、1996、2002年TM影像解译的南京市土地利用数据,研究南京市城生态空间数量增减和质量变化,从经济发展阶段、宏观政策环境和城市扩展规律等方面分析变化的驱动力,揭示政府干预下生态空间的结构和功能演变规律,并提出生态空间保护对策。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生态空间面积总体保持平衡,其中绿色空间有所增长,蓝色空间有所下降;(2)生态空间的服务功能下降,景观格局上总体呈现破碎化、人工化趋势;(3)空间分布上,城市扩展前缘的主城区生态空间数量和质量下降严重,而属于城乡交错地区的都市发展区在退耕还林和农业经济结构变化等影响下生态空间数量有所上升,水面及洲滩湿地等高生态服务价值生态空间消失或蚕食,造成生态服务功能下降。研究发现,简单的面积指数难以控制生态空间的服务功能下降,生态空间保护必须依靠政府的多方面干预和调控行为。研究可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丰富城市生态安全的空间策略研究内容。
DOI:10.11820/dlkxjz.2007.05.006Magsci [本文引用: 1]
<p>本文从“绿色空间”这一城市发展中人与自然统筹的切入点入手, 通过对北京市域绿色空 间格局和演化过程的追踪, 从土地利用类型的角度, 对1992 年、1996 年、2000- 2004 年土地变更 数据进行分类汇总, 通过计算绿色空间的信息熵, 分区域揭示绿色空间的面积和结构变化, 探索 了北京市绿色空间的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为北京市域的生态建设提供科学依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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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0/dlkxjz.2007.05.006Magsci [本文引用: 1]
<p>本文从“绿色空间”这一城市发展中人与自然统筹的切入点入手, 通过对北京市域绿色空 间格局和演化过程的追踪, 从土地利用类型的角度, 对1992 年、1996 年、2000- 2004 年土地变更 数据进行分类汇总, 通过计算绿色空间的信息熵, 分区域揭示绿色空间的面积和结构变化, 探索 了北京市绿色空间的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为北京市域的生态建设提供科学依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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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tourman.2017.01.003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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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80/09669582.2015.1049611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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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tourman.2015.03.004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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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80/14616688.2016.1169314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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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49/zrzyxb.2007.04.005Magsci [本文引用: 2]
旅游环境影响是旅游环境和旅游影响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可为旅游区环境资源保护与管理提供基本依据,对生态旅游及可持续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探讨旅游环境影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在参阅大量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研究进程、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等方面论述了国外旅游环境影响研究进展,对国内旅游环境影响研究按时间进展进行了评述。从旅游环境影响发展及研究现状来看,丰富和深化研究内容、扩展研究尺度、改进研究方法与技术,加强应用性研究等将是未来一定时期内旅游环境影响研究的主题;国内旅游环境影响研究应在借鉴国外先进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实际,扩展研究领域,改进研究方法、加强实证研究和管理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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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49/zrzyxb.2007.04.005Magsci [本文引用: 2]
旅游环境影响是旅游环境和旅游影响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可为旅游区环境资源保护与管理提供基本依据,对生态旅游及可持续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探讨旅游环境影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在参阅大量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研究进程、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等方面论述了国外旅游环境影响研究进展,对国内旅游环境影响研究按时间进展进行了评述。从旅游环境影响发展及研究现状来看,丰富和深化研究内容、扩展研究尺度、改进研究方法与技术,加强应用性研究等将是未来一定时期内旅游环境影响研究的主题;国内旅游环境影响研究应在借鉴国外先进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实际,扩展研究领域,改进研究方法、加强实证研究和管理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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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49/zrzyxb.2005.05.013Magsci [本文引用: 1]
建立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的生态补偿制度,是自然保护区取得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保护的关键。文章提出旅游生态足迹的概念与计算方法,以九寨沟为例,构建基于旅游生态足迹效率的自然保护区居民生态补偿标准的测度模型。结果表明:①2002 年九寨沟游客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为0.061hm<sup>2</sup>,其年度转化值为8.881 7hm<sup>2</sup>,是当地居民人均生态足迹0.961 6hm<sup>2</sup> 的9.27倍;②叠加游客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九寨沟总人均生态足迹需求为1.005 3hm<sup>2</sup>,人均生态承载力为1.202 6hm<sup>2</sup>,生态盈余为0.197 3hm<sup>2</sup>;③旅游生态足迹效率为8 643 元/hm<sup>2</sup>,是当地居民生态足迹效率2 613 元/hm<sup>2</sup> 的3.31 倍;④以居民退耕还林还草的直接收益损失作为生态补偿最低标准,户均应补偿2 159 元,人均应补偿472 元,以退耕还林还草的游憩功能价值作为生态补偿上限,户均应补偿7 142 元,人均应补偿1 561 元,以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生态足迹效率之差来确定合理的补偿水平,户均应补偿4 983 元,人均应补偿1 08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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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49/zrzyxb.2005.05.013Magsci [本文引用: 1]
建立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的生态补偿制度,是自然保护区取得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保护的关键。文章提出旅游生态足迹的概念与计算方法,以九寨沟为例,构建基于旅游生态足迹效率的自然保护区居民生态补偿标准的测度模型。结果表明:①2002 年九寨沟游客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为0.061hm<sup>2</sup>,其年度转化值为8.881 7hm<sup>2</sup>,是当地居民人均生态足迹0.961 6hm<sup>2</sup> 的9.27倍;②叠加游客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九寨沟总人均生态足迹需求为1.005 3hm<sup>2</sup>,人均生态承载力为1.202 6hm<sup>2</sup>,生态盈余为0.197 3hm<sup>2</sup>;③旅游生态足迹效率为8 643 元/hm<sup>2</sup>,是当地居民生态足迹效率2 613 元/hm<sup>2</sup> 的3.31 倍;④以居民退耕还林还草的直接收益损失作为生态补偿最低标准,户均应补偿2 159 元,人均应补偿472 元,以退耕还林还草的游憩功能价值作为生态补偿上限,户均应补偿7 142 元,人均应补偿1 561 元,以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生态足迹效率之差来确定合理的补偿水平,户均应补偿4 983 元,人均应补偿1 08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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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tourman.2016.12.005URL [本文引用: 1]
Magsci [本文引用: 1]
<p>面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实践背景和地理学“文化转向”、社会学“空间转向”的理论背景,空间生产为旅游地空间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视角,推动着旅游地空间研究范式的转型。在认识旅游地空间系统性的基础上,界定了空间涌现性的概念,提出了空间生产视角下的旅游地空间研究新范式。这一新范式主要表现在:① 新的空间研究视角,厘清旅游地空间生产研究的理论逻辑和学科理路;② 新的空间观,树立以内涵复杂性、尺度嵌套性、过程非守恒性为核心特征的新的旅游地涌现空间观,实现空间认识从要素到系统、从简单环境系统到过程系统再到复杂耦合系统的转变;③ 新的空间研究路径,更加注重社会空间、微观解构、尺度转换;④ 新的空间研究框架,遵循“过程-格局-机制”的研究路线,建立复杂系统涌现空间研究框架,开展多尺度、多类型旅游地空间生产的系统研究。空间生产视角下的旅游地空间研究范式转型,将有助于拓展旅游地理学研究视角和范式,增强旅游地理学对中国旅游发展实践的响应和指导。</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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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sci [本文引用: 1]
<p>面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实践背景和地理学“文化转向”、社会学“空间转向”的理论背景,空间生产为旅游地空间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视角,推动着旅游地空间研究范式的转型。在认识旅游地空间系统性的基础上,界定了空间涌现性的概念,提出了空间生产视角下的旅游地空间研究新范式。这一新范式主要表现在:① 新的空间研究视角,厘清旅游地空间生产研究的理论逻辑和学科理路;② 新的空间观,树立以内涵复杂性、尺度嵌套性、过程非守恒性为核心特征的新的旅游地涌现空间观,实现空间认识从要素到系统、从简单环境系统到过程系统再到复杂耦合系统的转变;③ 新的空间研究路径,更加注重社会空间、微观解构、尺度转换;④ 新的空间研究框架,遵循“过程-格局-机制”的研究路线,建立复杂系统涌现空间研究框架,开展多尺度、多类型旅游地空间生产的系统研究。空间生产视角下的旅游地空间研究范式转型,将有助于拓展旅游地理学研究视角和范式,增强旅游地理学对中国旅游发展实践的响应和指导。</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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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tourman.2014.12.007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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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80/1743873X.2016.1167213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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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07/s11769-017-0855-0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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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S0743-0167(01)00014-6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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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0743-0167(93)90053-M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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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80/0042098993466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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