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thinking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research in human geography: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raveling Theory"
WENGShixiu收稿日期:2017-03-13
修回日期:2017-08-29
网络出版日期:2018-02-10
版权声明:2018《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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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想象地理”（imaginative geographies）是后殖民理论开创者Edward Said 1978年在《东方学》一书中提出的概念[1],意指某一群体、社会、国家或文明对自身所在地方之外其他地方（以下简称“他地”）的充满欲望、恐惧或幻想的表征（representation）[2]。作为后殖民批判概念,“想象地理”强调强势表征者为满足欲望、消弭恐惧或将幻想转变为现实,总是凭借各种话语策略和权力策略,在自身与他地之间建立起政治、经济或文化的支配关系,将他地转化为富含表征者想象的观念客体,进而改变他地真实的人和景观、文化和自然。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学术实践已经证明,这一起源于文学批评的概念对地缘政治和日常生活中的后殖民地理问题具有很强的分析能力。近年来,随着新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在中国的兴起,想象地理概念引起国内****关注,出现了若干引介和应用文献[3,4,5,6,7]。这些文献使国内地理学界熟悉了想象地理研究,引发了国内对后殖民地理学的兴趣,丰富了国内****的批判视角。然而,国内文献尚未对想象地理概念的批判特性进行深入分析,也未清晰勾勒其在人文地理学中的研究源起、发展与出现的问题,且部分引介存在一些细节错误（如没有正确理清Said、David Harvey和Gaston Bachelard之间的学术关系,混淆了想象地理与“地理想象”的概念,误将John Wright视为想象地理概念的提出者,将Said误认为地理学家,误解了Harvey的地理想象研究等）。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国内****难以全面把握国外地理学家的相关研究工作,也难以深入思考作为批判概念的想象地理对于中国地理学的意义,因而难以对这一概念形成批判性借鉴。所以,有必要以合适的视角系统考察想象地理在本学科中的研究源起、演变与特征,以更好地助力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对这一概念的考察,首先要小心辨识相似概念之间的区分,进而以特定的思路全面审视相关研究在本学科中的发展脉络,整体把握其分析视角的独到之处,明确其概念边界、适用范围和发展演化。
鉴于此,本文将以Said的“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也译为“旅行的理论”）为视角展开分析。“理论旅行”由Said于1982年提出[8,9],自提出之日起就在人文社会科学引起强烈反响[10],迅速成为人文社会科学考察批判概念和批判理论之跨时空借鉴的重要工具,不少研究都以此为据梳理相关概念和理论的跨时空“旅行”[10,11,12,13,14]。以Said自身提出的分析视角来探查想象地理概念在人文地理学中的研究源起和演变,能够更好地把握其发展与问题,而将理论旅行的视角引入人文地理学也有助于提高地理****引介或应用批判概念和理论的水平,提高在不同历史和情境中保持批判意识的能力。
2 分析工具：理论旅行视角
Said的“理论旅行”认为,“观念和理论由一地到另一地的运动,既是活生生的事实,又是使智识活动成为可能的一个有用条件”[8,9]。在Said看来,当理论以各种形式从彼地旅行（或被借用）到此地时,它有助于此地****摆脱其直接所处的智识环境,反思此地学术氛围和理论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理论旅行的基本模式如下[8,9]：① 存在一个源点或者类似源点的东西：即观念（idea）赖以在其中生发或进入话语的一系列初始境况。② 当观念从之前的某一点移向它将在其中重新凸显的另一时空时,需要穿过一条布满各种语境压力的道路。③ 移植后的理论或观念需要面对一系列接受（或抵制）条件,这些条件使之可以被引进或者被容忍,而无论它看起来可能多么地不相容。④ 全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一个新时空中的新用途、新位置而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
上述现象即Said所谓的理论旅行,而那些发生旅行（或移植）的观念和理论即“旅行的理论”。尽管略显晦涩,但Said很好地概括了理论被借用到新时空情境的过程和变化。
必须注意的是,Said的目的并非简单归纳理论旅行的模式,他更想探讨的是一个理论（主要指批判性理论）从此时此地向彼时彼地运动之后如何才能保持批判意识,而不至于变得麻木。借由Raymond Williams之口,Said指出,“某种观念一旦由于它的显而易见的有效性和强大作用而开始广泛传播开来,那么,在其流布过程中,它就完全有可能被简化（reduced）、被编码化（codified）、被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因此,“如果不加批判地、重复地、毫无限制地运用这一理论的话,一种突破就会变为一种陷阱”[8,9]。其原因有二,① 因为新时空的情境与理论起源的最初时空不同,因此,理论旅行到新时空后有可能因其适应新时空而减损批判性;② 因为在新时空中,理论有可能获得特权和权威,成为一种教条式的正统,从而使运用它的人失去批判意识[8-9, 15]。为了避开这种陷阱,必须始终保持批判意识。
那么,批判意识如何才能得以保持?Said诉诸于一种空间感（spatial sense）,一种定位理论并将理论置于特定情境的度量能力[8,9]：批判意识就是对诸种情境之差异的认识,就是认识到任何体系或理论都无法穷尽它所源起和它所植入的诸种情境。而最为重要的是,批判意识同时也是对“抵制理论”（the resistances to the theory）的认识,对因与理论相冲突的具体经验或解释而引发的关于理论的各种反应的认识。
换言之,在Said看来,理论旅行到新时空后,很容易失去某些原有的力量和反叛性,同时也会因体制化而使理论运用者陷于理论之内,忽视具体情境,失去批判意识,产生体制化问题。因此,必须具备一种跳出理论、跳出体制和定位理论的空间意识,俯视理论旅行的具体情境和历史,始终对理论所处的情境保持警觉,始终维持对那些与理论相冲突的具体经验的敏感。一言以蔽之,历史和情境在理论旅行中至关重要,对历史和情境的批判性审视是始终保持批判意识的根本。
“理论旅行”提出之后受到广泛关注,部分****讨论并补充了Said所说的理论旅行模式[11, 16-17],而Said也在1994年发表的《理论旅行再思考》一文中提出了理论旅行的另一种可能性,即一种理论在新的政治和社会情境中不是“被降格、被减弱”,而是被重新解释,因而重新获得活力[15]。对此,Said称为“理论的超越”（transgressive theory）[15]。
综上,理论旅行的基本模式为考察想象地理概念在人文地理学中的旅行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而“体制化”与“批判意识”则为考察过程提供了两个必须时刻关注的焦点。基于此,本文围绕以下3个问题展开研究：① 想象地理概念旅行到人文地理学的最初阶段,其所处的具体情境是怎样的?② 人文地理学家在接受想象地理概念、将其体制化的过程中,开展了哪些问题的研究?③ 在旅行过程中,这一概念的批判性是否出现“被降格、被减弱”或“被重新解释而重新获得活力”的现象?
3 想象地理概念辨析
3.1 想象地理的概念
Gregory将想象地理定义为“对他者地方（other places）——包括人和景观、文化和自然的表征,这些表征表达了表征者的欲望、幻想和恐惧,也展现了存在于表征者和他者之间的权力网格”[2]。依据Said[1, 18]和Gregory[2, 19]的阐述,可将想象地理概念的内涵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想象地理起始于空间的人为区分（例如,将世界分为西方和东方）。由于“没有一个人处于地理之外或超于地理之上”[20,21],因此,空间的人为划分必然出现“我们的地方”和“他们的地方”之分。这种空间划分会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使人们想象并建构“我们地方”（以下简称“我们”）和“他们地方”的不同。
（2）对于他地的想象,既不是没有现实依据的地理假想（geographical imaginary）,也不是对他地真实地理空间的客观呈现,而是指涉他地真实地理空间的一套话语体系。具体而言,他地是一种真实的地理存在,“我们”对它们怀抱欲望、幻想和恐惧（如从他地牟利、赞美或贬斥他地文化、害怕来自他地的恐怖袭击等）,“我们”收集它们的“真实”知识,但由于“我们”无法完全置身于他地的文化经验和生活感受之中,因而只能获得对他地的不完整的或抽象的理解。这种理解受“我们”的欲望、幻想、恐惧以及“我们”收集的所谓真实的知识的影响并相互交织,共同构成“我们”对他地的想象——即Said意义上的想象地理。这样的想象使“我们”总能赋予所谓真实的他地知识以“我们”想要的意义,使这些知识成为支撑想象的证据。正是由于存在这种解读或曲解他地地理知识的机制,想象地理因而是一种很难打破的社会意识或社会无意识。
（3）经由想象地理的作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他地是一种属于“我们”的地方,它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他地确确实实存在着,但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经过“我们”想象之后的另一种地理空间。它属于“我们”,因为它映射了“我们”的欲求、它以“我们”想要的形式呈现出来。
（4）想象地理的这种介于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特性,使之产生了一种权力关系：“我们”建构表征他地的权力网格和话语,并凭借各种权力策略,在“我们”与他地之间建立起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支配关系,使他地最终呈现为富含了“我们”想象的观念客体,这种想象又反作用于他地真实的地理空间,将我们的欲求刻写在他地的人和景观、文化和自然上,使之发生改变,甚至使他地的人和社会自愿表现出“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行为、说出我们想听到的话语,而这种变化又反过来验证“我们”之想象的正确性。这样的权力关系典型地体现在殖民主义上,也典型地体现在后殖民时期的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问题上。
以上4个方面,前3个方面是铺垫,第4个方面是落脚点。所有想象地理的研究,最终都将落在权力关系的分析上。对权力（尤其是殖民权力）的强调是想象地理概念的根本特征[19]。Said[1]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就是凭借想象地理概念展开的。依据这一概念,Said指出,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东方是作为他者而被西方建构的,西方人的认同、文化和文明建立于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想象之上,存在于这些想象之间的是西方人观看或表征东方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本文后续将多次出现“想象地理”、“想象地理概念”、“想象地理研究”等词语,为免混淆,特在此声明：下文中,“想象地理”一词即指前文定义中所说的那种表征——某一群体、社会、国家或文明对他地的充满欲望、恐惧或幻想的、带有权力关系的表征;“想象地理概念”则指Said等****对想象地理的产生根源、机制与结果的阐述（可简单理解为上述4点内涵）,由于Said是在后殖民批判语境中提出并阐述想象地理一词的,因此,此处的概念不是简单的定义,也不是中立的概念,而是附带了各种阐述的批判性概念,某种程度上,甚至可将其理解为“想象地理理论”;“想象地理研究”则指基于想象地理概念开展的研究。
3.2 想象地理与其他概念的区别
与想象地理一词密切相关且经常混淆的一个术语是地理想象（geographical imagination）。实际上,地理想象是一个含义更广的词,所有对已知或未知、已到或未到之地方的信息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都是地理想象,而不管这种想象是否涉及权力关系。地理想象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主题,在想象地理概念引入地理学之前,不少地理学家都已对地理想象开展研究[22,23,24,25],至20世纪90年代时,已有****开始关注地理想象的权力和政治问题[26,27],但这些研究鲜少涉及后殖民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想象地理概念之后,地理想象的研究就出现了后殖民主义这一流派,并且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这一流派很快在地理想象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部分****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个概念。因此,可以认为,想象地理是地理想象的一种,它是与（后）殖民权力或空间他者化（othering）有关的一种地理想象,严格来说,想象地理只适用于（后）殖民和他者化的语境,而地理想象则可指涉所有与地理有关的想象,而不管其使用语境是经验主义的还是批判主义的。另外,英文“geographical imagination”的另一个含义是“地理学想象力”,意指对各种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进行思考和解释时的地理学思维方 式[28,29,30],这一含义与想象地理基本无关。国内已有****注意到“geographical imagination”的研究意义并尝试整理其哲学体系和研究进展[31,32]。另一个常与想象地理混淆的概念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想象地理与想象的共同体区别在于,前者是对他地的表征,后者则是对民族（nation）之本质的一种理解——将民族视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33],它探究的是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之后如何想象一群跟“我们”一样的人共同构成“我们的民族”。二者都涉及对“他者”和“我们”之关系的分析,但就概念指向而言,在分析此关系时,想象地理概念分析的是“我们”如何通过对他者的想象来定义自我,侧重于分析表征他者的权力网格的形成及其后果;想象的共同体则分析我们如何构想自己的民族进而以民族或民族主义的观念看待世界,构想“我们”在先,看待他者在后,侧重于现代民族—国家之形成与维系的分析。
基于此,下文将聚焦于真正意义上的想象地理研究,分析其进入人文地理学的过程与演变。
4 想象地理概念被引入人文地理学的最初过程
地理学界对想象地理概念的真正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学术背景有二：① 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经由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的批判性引介,在地理学界逐渐传播开来[34];② 地理学家关于地理与帝国之间关系的思考逐渐由暗转明[35,36],而与帝国有关的地理知识史研究也呼唤除唯物辩证法之外的新思维。Driver[37]的《地理学的帝国》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论文之一。论文的核心目的是为理解地理知识在历史中的作用提供一个新视角。在此之前,唯物主义是地理知识史研究的主要手段,帝国主义被理解为经济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地理知识和地理观念则被理解为帝国的工具,为帝国主义经济发展服务且为其提供意识形态辩护[38,39]。但是,Driver认为,这种解释过于简单,仅强调了地理知识的经济维度,忽视了其文化维度和政治维度,没有看到地理知识还是具体的情景化的社会文化实践结果（比如,帝国时期的地理知识便受到性别文化和政治的影响,因而饱含男性气质）。为此,Driver转向了Said,转向了想象地理概念。Driver认为,Said的观点（尤其是想象地理概念）对于那些希望重写地理话语批判史而又面临困境的****具有启发意义。
然而,Driver很快遭到了Neil Smith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Smith[36]一方面批判Said的“地理”矛盾,另一方面责备Driver观点中潜在的去政治化倾向。Smith认为,Said反复强调地理的重要性,对“地理”的调用构成了Said文本至关重要的政治底色,但在Said那里,“地理”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体的、唯物的“地理”,由此,“反复强调地理但却始终落不了地”便构成了Said的地理矛盾。而Driver虽然意识到Said作品中矛盾的人文主义和转置东方主义（orientalism in reverse）的危险,但却没能觉察Said对文学（及文献）的过分强调、对物质地理的忽视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基于此,Smith认为,本该将地理和帝国置于扩张的全球资本主义中进行考量,但Driver却转向了对现代性建构中地理角色的后现代追问,这无疑是有问题的,其语言的模糊性、其考虑现代性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时的不可知论倾向,将有可能把“地理与帝国”的研究引向了一个潜在去政治化的道路。Smith没有进一步阐述Driver的观点为何具有不可知论倾向和潜在的去政治化倾向,但是依据当时的学术背景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基本研究进路,可以推测,Smith想说的应该是,这种偏离了唯物辩证法的后现代主义研究难以把握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实质（更遑论后现代主义本身就反对可知论）,也无助于阶级政治的发展。显然,这里对“政治”的理解不同于后现代主义政治观。
在Smith之后,Gregory[19]发表了一篇直接以“想象地理”为题的长文,该文围绕“Said的地理学由何而来?”这一问题,全景展示了Said的地理思想。Gregory认为,解读Said必须抓住两条线索：① Said对社会和历史的想象深刻根植于巴勒斯坦碎片化的人文地理之中;② Said在理论上偏爱那些依据空间思考世界的文化和社会理论。基于此,Gregory解读了Said的《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在Gregory看来,《东方学》中Said的地理思想体现在“想象地理”这一概念中,他将这一概念处理为“权力、知识和地理的三角关系”。至于《文化与帝国主义》,Gregory则侧重分析Said看待文化与帝国主义问题的空间视野,指出Said在解读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生产关系时强调将二者放在一起考量,十分重视空间、地理和区位。在阐述Said地理思想的同时,Gregory顺带回应了Smith对Said的批评,指出Said在牵涉巴勒斯坦问题时鲜活地表现出了想象地理的物质性。Gregory的文章基本结束了地理学界对Said地理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使想象地理概念及与此相关的后殖民理论走出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影响,成为了分析地理与帝国关系等问题的另一重要视角。
由此可以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智识环境里,想象地理作为一个后殖民概念是如何经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语境压力而进入地理学的。同时,这样的知识被接受之后,地理与帝国关系等问题的思考方式如何发生了后殖民主义转向。至此之后,后殖民主义地理学作为批判地理学的分支逐渐发展壮大,想象地理逐渐成为南北关系和种族问题研究的核心概念,想象地理概念在人文地理学中走上了体制化之路,甚至逐渐发展为一种话语霸权。下文将概览其体制化过程中的应用与扩展,探究其对地理学发展的助益及由此带来的问题。
5 想象地理研究在人文地理学的扩展
由于想象地理概念与人文地理学一直以来的地理想象研究、地理与帝国关系、南北关系与种族关系等问题具有高度契合性,也与20世纪末期以来的“后现代转向”学术情境密切相关,因此,在其批判特征明晰之后,想象地理概念就被人文地理学家普遍接纳,并广泛应用于地理学的众多研究话题中。相关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① 解读文学作品、照片、广告、宣传片等不同类型的文本背后的想象地理;② 以想象地理概念解释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背后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问题,探究想象地理在不同情境中的不同表现、不同作用及不同建构方式。5.1 作为文本解读策略的想象地理概念
想象地理概念被引入地理学之后,使用得最多的是在文学文本的解读和分析中[5],国内对此已有较为系统的梳理[5],本文不再赘述。除文学文本外,想象地理概念还被用于照片、广告、影视等文本的分析中[40,41,42,43]。其分析策略、分析结论与文学文本相类,但由于所分析的文本形式不同,其揭示的作用机制也略有差异。在这些研究中,Schwartz[40]对旅行照片的研究对于理解照片与想象地理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有一定启发。Schwartz认为,被看作视觉“真相”的照片实际上并不真实、客观,从摄影技术被用于旅行记录的最初时期开始,记录他地的照片就与想象地理交织在一起。首先,旅行的摄影家和摄影的旅行家对拍摄对象的选择深受摄影出现之前的各种空间表征（游记、油画等）和地理想象的影响;此后,随着照片的日渐丰富,照片又与其他文本一起构成了旅行者的智识包袱,它指导旅行者选择特定的旅行线路并在拍摄中“过滤”事实,由此,旅行活动逐渐成为一种参观“熟悉事物”的练习、成为一种“确认照片信息”的行动[40],在此过程中,照片所承载的想象地理被不断重复、不断加强。其次,由于照片具有“视觉真相”的权威,它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见证”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因此它将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从一种物理体验转变为一种视觉体验。然而,由于照片本质上是离散的影像,难以将连续的、多方面的旅行体验传递出去,所以,照片所体现的“视觉真相”只能带给“坐在家中的旅行者”对地方的单维度理解。由于无法与外部世界的景观和人进行多方面的充分互动,“坐在家中的旅行者”也就无法对照片中的想象地理构成严肃挑战[40]。
5.2 作为解释性概念的“想象地理”
在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中,围绕想象地理的研究问题主要有：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想象地理?想象地理在什么情况下被有意或无意地运用?想象地理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它将产生何种后果?这些研究涉及全球问题与国际关系、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5.2.1 全球问题与国际关系中的想象地理 战后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事件有冷战、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反恐、全球环境与气候政治等。在这些事件中,想象地理以不同方式发挥作用。
在冷战时期,对想象地理的运用与改造是建构国际关系的常见策略。例如,美国为将东南亚纳入自己的阵营,通过各种政治、经济和话语策略建构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一致性并强化其与中国的差异,以弱化东南亚与中国的政治经济联系,由此将东南亚建构为“我们自己人”（we-self）、将中国建构为他者,使人们在观念上将东南亚与中国最大限度地区分开[44]。这种建构在当时发挥了一定作用,甚至在现在的国际关系中仍有一定影响[44]。但是,从客观上看,这种建构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① 这种建构作为意识形态的一时之需,无法改变长期以来的“东方主义”地理想象,Springer[45,46]关于柬埔寨的研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② 这种建构需要考虑当地人们的接受度,否则容易受到当地的抵制[47]。
从冷战后期（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逐渐占据主流地位。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进,不同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非西方人日益进入西方社会经济生活的视野。在经济合作需求和想象地理的双重作用下,西方对此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欲求：一方面希望非西方人作为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参与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则担心非西方人不守规矩而造成经济损失和市场混乱。这种矛盾的欲求造就了一种基于想象地理的殖民治理术（colonial governmentality）[48]：一方面以西方的社会规范来驯化非西方劳动者,另一方面则继续将其视为威胁,始终将其定位在低于西方人的劣等地位上。
此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进常常伴随着某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暴力事件的发生。相关研究认为,暴力事件实际上是由新自由化引发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和不平等导致的,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压迫下的地方响应。但是由于想象地理的作用,暴力的发生被归咎为特定地方的暴力文化和非理性[45,46],将暴力归咎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同时,新自由主义还基于想象地理建构了一套新的全球话语体系和全球治理术。这套话语体系依托于“经济科学真理”的权威,宣扬自由市场的好处并将其建构为唯一的非暴力存在和唯一的理性拥有者,进而通过“理性化”的权力技术规训“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各类机构和个人,使之服膺于市场规范,并将社会关系的市场化和理性化作为唯一的社会发展方向和消弭暴力的手段[45,46]。
进入21世纪,反恐成为最为重要的全球军事话语和政治话语,想象地理与“9·11”之后美国的一系列外交、政治、军事行动之间的关系因而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话题[49,50,51,52]。相关研究普遍认为,“9·11”之后美国的安全和军事战略调用并重塑了原先的想象地理[50],且将之应用于反恐战争和新的国际关系建构中。经由想象地理的调用,美国将敌对的他者化约为来自野蛮空间的、对文明构成威胁的野蛮人,将活生生的他人化约为物体,并将其定位在一个抽象几何空间（地图上的一个字母、坐标系上的一个点）和一个例外的空间（space of exception）中,在其间,被视为物体的野蛮人（不管是武装人员还是普通百姓）的死亡不会有任何后果,由此,战争对活生生的人的屠杀就取得了正当性[2, 49]。另外,“9·11”还对城市日常生活空间产生了深刻影响,原本与战争无关的城市现在变成了反恐战争的“前线”[53,54],如何保障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的安全、如何基于城市开展反恐就成了反恐的重中之重。在美国,与此相伴随的是一系列“城市想象地理”的建构[53]：第一,建构与国家安全相联系的国内城市想象地理：① 阿拉伯人的身体和居住空间被视为是不安全的,需严密监视;② 日常生活空间被构想为不安全的,需以反恐的要求改善建筑、街道、交通等的规划设计,改进与移民、难民、族群和邻里有关的一系列社会政策;③ 对城市进行反世界主义（anti-cosmopolitan constructions）的建构,这与“9·11”之前以纽约为代表的世界主义城市的价值取向形成了鲜明对比;④ 形成一种围绕日常城市空间的挥之不去的焦虑和恐惧。第二,将阿拉伯城市建构为恐怖分子巢穴,建构为美国的军事打击目标,而CS游戏和“城市战争”训练基地则既是这种想象地理的体现也是对这种想象地理的进一步加强。第三,美国城市和阿拉伯城市均被建构成了作战空间（battlespace）,美国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城市作战的军规和军事技术。
全球尺度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全球环境与气候政治,其中,气候战争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一般认为,气候变化会引发物资短缺,对此,社会有可能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建设来适应稀缺性[55],也有可能通过战争来抢夺稀缺资源[56]。西方****常认为,有“暴力文化”和冲突倾向的“全球南方”缺乏技术和制度适应的能力[55],因而经常诉诸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Turner[57]在萨赫勒地带的田野调查表明,真正饥荒时,当地居民倾向于与周边族群开展合作和分享,而非相互冲突,冲突反而发生在相对富足的时候。因此认为干热地区和全球南方会出现气候战争的说法背后,仍然是西方国家一贯的想象地理在发挥作用[58]。同样的对于全球南方环境公民权和环境运动的理解也存在类似问题[59]。
5.2.2 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中的想象地理 现代全球体系中,政治共同体（或民族—国家）的建构必然需要借助已有的想象地理（对他国的表征）或重塑新的想象地理才能得以完成。国家始终居于想象地理创造、维系和实际应用的中心。Said[1, 20]与Anderson[33]的经典著作已充分说明这一点。地理学家在探讨国家层面的想象地理时不是简单地重述以上观点,而是关注到了多种不同的情境：
（1）官方和民间想象地理的关系问题。在国家生产官方想象地理的同时,民间有可能生产不一样的非正式想象地理。民间想象地理可能会对官方想象地理形成抵制和挑 战[60,61],也有可能与官方想象地理相互依赖,并为其提供民间象征库和话语库[62,63,64]。因此想象地理的建构并非简单的意识形态操控,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表征和权力关系问题。
（2）跨国或跨文化流动人口的想象地理。拥有多国生活体验的人,有可能经历不同国家所建构的不同的想象地理,这些经历为颠覆常规的想象地理提供了可能。例如,Andrucki[65]通过对先前生活在英国或其他地方的讲英语的南非德班白人的访谈发现,这些白人将南非视为有情感的、原真的、自由的非洲空间,将英国等原先国家视为单一、轻侮和不舒适的单调空间。他们改变了原先形成的想象地理。因此,跨国或跨文化流动对于重塑全球话语体系和国家印象可能具有积极意义。
（3）亚文化与官方民族主义之间的互动以及想象地理在其间发挥的作用。Puar[66]对“9·11”之后美国同性社会规范（homonormativities）的研究是其中的一个典范。同性恋亚文化群体常规的抗争对象是异性恋主流文化,但是“9·11”事件使得美国的同性恋群体与官方民族主义同仇敌忾,形成了同性民族主义（homo-nationalism）。一方面,同性恋群体以多种形式声援爱国主义和反恐,另一方面,官方民族主义以更温和、更包容的姿态对待本国同性恋者,将其视为“我们”而非他者,视为平等而有差异的群体,承认其拥有不同于异性恋的社会规范,并以同性社会规范规训之、正名之。由此,美国被建构为对同性恋友好宽容、性取向自由的国家。而这种建构的背后则是西方世界对东方（主要是阿拉伯世界）性别关系的固有想象——将东方看作是性别行为不正当、无规范、放纵和普遍堕落的地方[66]。这些研究有助于扩展国家层面的想象地理研究。
5.2.3 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中的想象地理 想象地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深刻影响着日常生活,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异国和异文化的人与物时,会不断调用各种想象地理,从而在社会互动中再生产各种权力关系,使被表征的人和物一直处于从属状态。
May[67]关于食物消费中的想象地理研究表明,即使是标榜自由、解放、支持差异政治的消费行为也可能再生产新殖民权力关系。May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异国情调的食物成为英国新文化阶级的新宠,这种消费被新文化阶级建构为对其他文化的兴趣和理解,建构为对差异政治及反种族主义的支持和自由、解放的态度。然而,新文化阶级的这种食物消费实际是为了建立自身的文化认同,积累自己的文化资本,实现Pierre Bourdieu意义上的“区分”（distinction）。而他们对消费地点、消费环境和消费方式原真性的评价,则建基于英国传统的种族主义想象地理和刻板印象,由此,他们在消费过程中实际上再生产了想象地理和刻板印象。因此,食物消费与各种地理知识密切相关,在消费过程中,食物的地理知识被重新建构,其过程则涉及食物知识的选择性表征、各方行动者的利益协商、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增值等权力问题[68]。
相似的现象在国内种族关系[69,70]、社会运动[71]、疾病和诊疗标准的制定[72]、慈善事 业[73]、旅游场域中的地方建构和游客行为[74,75,76]、国家和地区发展规划[77]、人与动物的空间秩序[78]甚至图书馆空间布置和书籍摆放[79]等社会文化领域都能找到。这些领域都存在着想象地理,都通过想象地理再生产了新殖民权力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想象地理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它已经渗入社会意识的毛细血管。
5.3 小结
以上内容概览了地理学家在接受想象地理概念后开展的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尽管涉及面很广,且涉及想象地理在不同情境中的不同表现、不同作用及不同建构方式,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都揭示了想象地理的基本逻辑：通过空间的人为区分,“我们”想象并建构“我们”和“他地”的不同,出于“我们”的欲望、幻想和恐惧,“我们”建构了关于他地的想象地理,这些想象地理会在国际事务、民族—国家建构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被不断调用甚至重构,进而影响物质空间的生产。这些研究中,Gregory[49]、May[67]、Graham[53]、Bialasiewicz等[50]、Schwartz[40]、Springer[45,46]、Puar[66]等是使用想象地理概念展开深度分析的典型代表。然而,想象地理概念在人文地理学中确立其地位后逐渐被体制化,如何维持其批判意识逐渐成为一个“问题”,少数****开始反思体制化、思考负面想象地理的突破问题。
6 对体制化及批判意识之维持的思考
想象地理概念的引入及其体制化,对于相关问题研究视角的拓展和研究成果的深化都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① 随着想象地理这一术语在地理学界的流行,研究者开始“不假思索”地使用这一概念,其使用范畴逐渐超出后殖民领域（如Castree[80]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并出现泛化趋势[65, 70, 81-83],出现了Said[8,9]所说的“不加批判地、重复地、毫无限制地运用”的问题,出现了“一种突破变为一种陷阱”的困境;② 由于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是当今世界处理文明冲突时最具政治正当性的话语,因此,想象地理概念毫无疑问地成为了研究后殖民地理问题的基本视角,反对这一视角或表现出为西方辩护倾向的研究反而会被扣上政治不正确的帽子,由此导致所有西方立场的研究在这个领域里都成为被质疑的对象,殖民研究的多样性大大减弱,而作为批判话语霸权之概念的“想象地理”却意外地成为了一种话语霸权。这是对概念“不加批判地、重复地、毫无限制地运用”的必然结果,是其获得特权和权威后成为一种教条式的正统、从而使运用它的人失去批判意识的征兆。地理学界已有****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例如,Harker[84]指出巴勒斯坦经常被建构为“一个充满暴力和痛苦的地方”,对这一形象的不断重述创造了一种刻板印象。尽管这种刻板印象不同于贬低性的负面想象,具有“同情弱者”的积极意义,但是这一刻板印象的建构使得巴勒斯坦人作为积极、能动的主体的意义被抹杀,而对于政治、冲突、暴力的强调也掩盖了其丰富多样的日常生活、非暴力权力关系及社会空间变迁[84]。
因此,“始终对理论所处的情境保持警觉”是后殖民主义研究和想象地理研究必须具备的基本精神。而对更加积极的地理想象的建构则是必须深入探究的问题。就目前的研究看,地理学家已经在3个方面自觉进行研究：
（1）重述殖民历史和殖民话语[85,86],展示其本身的异质性[87]。例如,Lambert等[87]指出,存在多种殖民话语,殖民博爱主义（colonial philanthropy）是其中一种。这种话语建基于人道主义,其背后的地理想象不同于殖民主义想象。这种话语把帝国的经济和政治网络引向了道德责任网络,强调解放奴隶是帝国任务和责任。
（2）注意到想象地理的可变性[88],寻求突破种族主义想象地理的可能性。其中,第一条路径诉诸于异质时间观。在Stephens[54]看来,对时间的理解非常重要,同质、线性的时间观将世界呈现为一个进化的整体,由此产生野蛮或文明、先进或落后的二元观念。因此,如果不破除线性的、进步的时间观,就很难真正打破负面的想象地理。因而Stephens倡导一种异质时间的政治想象,倡导把时间构想为不连续的、碎片化的、在多个方向上运动的,进而以一种多元共存的视角来重构想象地理。第二条路径则诉诸具体的空间实践。这一路径指出当我们理解想象地理时,既有从中心看边缘的视角,也有从边缘看中心的视角[89],只是人们通常会以“我们”为中心来看待他地,因此需要具备从边缘看中心的视角才有可能改变传统想象地理。第三条路径从想象地理信息源切入思考。Holloway等[90]通过对儿童想象地理信息源的研究指出,地理教育对于想象地理的形成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娱乐媒体、消费的全球循环、信息技术等因素在当今社会发生着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使刻板印象的传播更加方便,另一方面它有助于加强群体之间的联系和互相了解,它使不同国籍的孩子能够相互学习对方关于自己国家的知识,因而形成关于他们之间差异性与相同点的更细致的理解。这些互动有可能形成更积极的想象。
（3）回归文学文本的分析,探讨文学实践改变刻板印象的可能。Ridanp??[91,92]指出,文学会再生产刻板印象,但是也会对刻板印象进行重新表征。当作者对其小说的结构和人物或意象的社会话语有清晰的自我意识、能以反讽的手法来写作时,文学对刻板印象的表征可以起到解构刻板印象和去殖民化的作用。
应当指出,当前基于想象地理研究本身来讨论负面想象地理之突破的文献还不多,更没有出现Said[10]所说的理论“被重新解释而重新获得活力”的现象,但是上述文献表明了相关研究对理论本身的警觉。当然,在其他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已有不少文献都讨论了打破（后）殖民权力关系的可能性[93,94],上述研究也深受这些文献的启发,但是由于相关研究尚未有定论,且这一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畴,在此不作介绍。
7 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有二：（1）以“理论旅行”为基本视角,梳理了人文地理学中想象地理研究的源起与发展,指出：① 人文地理学界对想象地理概念的真正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地理与帝国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呼唤除唯物辩证法之外的新思维,“想象地理”作为一个后殖民批判概念响应了这一呼唤,在经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语境压力后进入地理学并成为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概念。② 概念被接受后,广泛用于全球问题与国际关系、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等诸多地理问题的研究中,充分展示了其解释力和批判激情,拓展了相关问题的研究视角,深化了相关研究成果。③ 想象地理概念在丰富人文地理学研究成果的同时,也造成了一边倒的话语,出现了体制化问题和丧失其原本所应具有的那种批判意识的可能性。对此,已有****在其他后殖民研究的启发下开始思考打破负面想象地理的可能,但至今尚未取得足够的突破。
（2）展示了引介批判概念和理论的一种进路——理论旅行分析视角。这一进路对国内人文地理****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是因为虽然国内个别****引介或应用批判理论时能关注其批判性[95,96],但多数国内****在进行文献梳理时习惯性地以实证的思维去梳理批判研究的理论成果,而批判理论与实证理论在逻辑上存在巨大差异,若文献梳理和理论引介工作不能把握这些差异,不能对其批判特征保持警觉,将难以充分展示这些批判理论的精髓。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文地理学越来越受到主流社会科学的关注[97,98],主流社会科学也将以成熟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来审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工作,如若人文地理****难以以合乎范式的研究来展示人文地理学的学科魅力,其在主流社会科学中的影响力将难以提高。本文所做的正是努力以合乎规范的方式展示一种批判概念或理论。
本文对于中国人文地理研究者的启发有三：① 在使用想象地理概念开展研究时,应始终保持批判意识,避免体制化问题的出现;② 只有始终对概念或理论所处的情境保持警觉、对历史和情境进行批判性审视,才能保持批判意识;③ 中国人文地理学应注意反思自身面临的学术后殖民问题,审视我们开展研究工作的历史和情境,警惕不加批判地接受或拒斥西方理论,在西化和本土化之间,保持应有的批判意识。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