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争胜, 牛姝雅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The memory loss and reconstru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South China Sea's "Geng Lu Bu" collective memory
LIUXuanyu, ZHANGZhengsheng, NIUShuya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11-14
修回日期:2017-06-30
网络出版日期:2017-12-25
版权声明:2017《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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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集体记忆与人、空间、时间密不可分[1],对记忆的辩证思考是当今多个学科领域的热点话题。西方地理学界对记忆研究展开了一系列前瞻性的探索实践：研究内容上,侧重在基于个体或集体对地方具体景观、叙事[2]和特定意义符号感知的基础上[3],挖掘深植于“人—地”历史互动中的集体记忆。但对记忆边界性、地方性的过于强调,会掩盖广阔社会空间中记忆的生产[2],因此部分地理****将记忆概念化为在日常经验或微观实体触发下持续生产的、并与社会脉动共振的,超然于特定地域的过程[4],研究对象从制度化、仪式化的正统媒介转向非制度化的日常生活中细微的记忆载体[5-6]。非遗作为地域文化和情感体验的鲜活载体,通过世袭沉淀、凝聚,展演出地方所孕育的历史信息、文化内涵、地方关怀和人文情感,具有突出的记忆表征和文化内敛性[7],但不可忽视的是时代的更迭、社会的变迁、人群的置换等各种迁移,扰乱或削弱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人们面临着记忆的“破碎”、“失忆”等危机。因此在人文情怀中重拾古老的记忆,以非遗为载体,从“人—地”关系视角中审视集体记忆的重构、融合、消失的规律,便显得弥足珍贵。地理视域下记忆研究的基本框架,强调记忆是主客体在时间轨道交互的动态过程[8]。本文从主体、客体和时间三个维度,对记忆与人文地理学核心概念[9]（空间感知、景观意象、地方认同等）间的理论逻辑及时空阐释进行综述。记忆主体指特定时空界定下的社会个体或群体,是构成集体记忆社会建构的基质[10]。首先不同情感—社会需求[11]的主体,对记忆内容具有差异化的表述,呈现出认知的圈层分化[12]。其次记忆与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记忆的存续和动态传承中,往往出现掌控知识传播权、信息过滤或中转的“守门人”[13],从而带来信息传递的偏差。而在多元文化交织的流动空间中[14],记忆主体为削弱或区隔“他者”对“我者”的侵蚀、同化[15],会设立情感与空间防线,以维育本土文化和环境的原真性。因此应以参与程度、社会网络、现实语境等为指标,识别和细分不同主体记忆的留存性、特色性、更新性要素[16],从而提炼出不同时空尺度中记忆与主体的内在逻辑和相互关系。客体要素指的是在不同类型、尺度的物质空间、人物事件线索中,具有长时性、演变性、暂时性特征[12]的记忆活动对象。主要涵盖物质实体和非物质文化载体,部分****将其细分为记忆信息、记忆载体和记忆线索[17]。记忆信息是指由传统生活方式[18]、地方性知识[19]、记忆符号[20]等构成的非物质文化信息;记忆载体指的是充斥在空间中的多感官认知的物质实体;记忆的线索则是不同空间环境的记忆信息、载体、人与事件因子交互编织、联结的要素[21]。因此通过对记忆对象的保护、恢复与再现,镶嵌以现代元素,将其升华为新的文化标识[22],是实现记忆传承和维育的重要技术路线。时间要素则是指记忆者感知与度量事件过程、时间长短的标尺,以及记录事件发生顺序的时间轴线[16]。在空间载体和记忆内容动态演变过程中,时间参数具有重要意义。记忆的形成、变化和演进是时间轴中多个坐标点积淀的结果,从历时性来看,垂直的历史时间可以被切割为若干瞬时横剖面[23],而连续发生发展变化的纵主题,沿着时间轴线上横穿各个横剖面,则显示出记忆的共时性[12]。因此记忆与时间的捆绑,影响着记忆对象与记忆者纽带的变异、消失、重生。
回顾国内外文献,目前记忆研究的理论框架和镜像演绎日益丰富,研究的话题日趋广泛,可总结记忆的部分特性为：① 记忆是社会选择和地理建构的结果[24]。不同性别、群体、组织和阶层改变、修饰和复制记忆形态的生产与设计[5],在物质空间[25]中书写和重建[26]着集体记忆,从而造成某方面的结构性失忆或强化记忆;② 记忆是地方性的动态建构与表达。地方的个体或集体通过对过去场景的亲身经验、实践、记忆与想象建构[4],在动态演变中持续建构着新的地方性意义[6];③ 记忆是对人际关系的空间化[4],具有尺度化的特征。通过对地方记忆的认知、协商和建构[27]的表征方式与传输路径的研究,将人的关系转换为空间关系,成为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的重要手段和视角。本文拟以上记忆的特性出发,以海南渔民的集体记忆为基础,探知不同社会群体对《更路簿》的记忆方式与内容,分析《更路簿》集体记忆的失忆—重构的机制,并探讨南海地理要素在《更路簿》集体记忆表述、承载、构建和传承中的作用,以期丰富和完善地理学在非遗记忆研究的案例和理论框架。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更路簿》是帆船时代中国海南渔民世代传承、指导渔民赴西、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捕鱼作业的航海针经。主体由航线和岛礁名称组成,为明确辨别岛礁、海况、航道等自然实体,渔民以岛礁方位、地貌、生物海产、水文气候、大小颜色等对南海诸岛礁进行了全面且系统的命名,形成了完整的岛屿命名体系。如鬼喊线（鬼喊礁）,因此处浪击暗礁,涛声咆哮,近似鬼哭,故名鬼喊线。又如石公厘（弹丸礁）,因该礁盘大中型礁石众多,琼人俗称石公,又形如排列的篱笆,故名石公厘。每条更路由起点、终点、针位和更数四部分构成,起讫点以南海诸岛礁的琼人俗名为准。针位用古罗盘指示,以子北、午南、卯东、酉西为正向,用于修正航海方向。更数指的是航海里程,一更约为40~60海里。每条更路都是渔民在长期总结风向、洋流、海况、鱼群、暗沙浅滩等基础上做出的最优选择。如渔民行至南钥岛,根据要捕捞的海产分为三条航线：南头线以海参为主,马蹄螺、砗磲次之;东头线以马蹄螺为主,砗磲、海参次之;西头线以马蹄螺、海参为主,砗磲次之。以林鸿锦抄本摘录部分更路为例：“自第三峙去黄山马,向午更半收。自黄山马去南乙峙,向丙一更收。”即意为“从南钥岛朝正南向,航程一更半即可在太平岛收帆驳船。从太平岛朝东南偏南向,航程一更即到鸿庥岛”。
2.2 研究方法和数据
本文在阅读、梳理《更路簿》和记忆的相关资料（包括手抄本、地方志、政府文件、网络文本和学术文献）的基础上,对海南大学、海南省渔业水产厅、琼海市潭门镇渔民协会等单位进行实地调研。并借助田野调查方法,融入渔民生活,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记录受访渔民的行为表现,用主客位结合的方式,结合历史文化传统和现代关照,做出深描和阐释,力求通过个案剖析,发掘《更路簿》集体记忆深层的多样性和关联性。由于记忆的内容与被访对象的年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为获取详实的经验材料,访谈对象均为航海经验丰富的老渔民。实地调研于2016年1月10-25日展开,先后在文昌、琼海、三亚等地对20名渔民进行非结构化访谈。访谈时间为30~120 min不等,平均访谈时间长约1 h（表1）。另外,为保证《更路簿》记忆考察的有效性,对1名海南大学教授、1名潭门边防武警、3名渔民协会负责人、4名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无结构访谈,主要了解****、官方对更路簿的态度和相关的保护措施,以佐证渔民记忆信息和内容的准确性。访谈内容包括《更路簿》的历史与保护现状、渔民的情感体验与身份认同、渔民生产制度与经济状况等,深入探讨海南渔民对《更路簿》集体记忆的失忆与重构问题。
Tab. 1
表1
表1受访渔民的基本信息和部分访谈结果
Tab. 1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d fishermen and the results of interviews
| 渔民编号 | 年龄(岁) | 籍贯 | 驾驶船型 | 是否船长 | 对更路簿了解程度 |
|---|---|---|---|---|---|
| 1 | 56 | 文昌市东郊镇 | 机动船 | 是 | 见过,未使用, |
| 2 | 90 | 文昌市东郊镇 | 帆船 | 是 | 很熟悉,使用过 |
| 3 | 58 | 文昌市东郊镇 | 机动船 | 否 | 不了解 |
| 4 | 36 | 文昌市东郊镇 | 机动船 | 是 | 听父辈说过,但没见过 |
| 5 | 82 | 文昌市东郊镇 | 帆船 | 是 | 可以背诵出来 |
| 6 | 51 | 文昌市东郊镇 | 机动船 | 是 | 仍使用更路簿 |
| 7 | 64 | 琼海市长坡镇 | 机动船 | 是 | 比较了解,但未使用过 |
| 8 | 48 | 琼海市潭门镇 | 机动船 | 是 | 比较了解,且见过 |
| 9 | 82 | 琼海市潭门镇 | 帆船 | 是 | 很熟悉,且能背诵 |
| 10 | 67 | 琼海市潭门镇 | 机动船 | 是 | 曾使用过,且比较了解 |
| 11 | 52 | 琼海市潭门镇 | 机动船 | 是 | 不了解 |
| 12 | 46 | 琼海市潭门镇 | 机动船 | 否 | 在媒体中得知,不了解 |
| 13 | 53 | 琼海市潭门镇 | 机动船 | 否 | 见过,但不了解 |
| 14 | 73 | 文昌市铺前镇 | 帆船 | 是 | 记诵部分内容 |
| 15 | 77 | 文昌市铺前镇 | 帆船 | 否 | 见过,但不熟悉 |
| 16 | 50 | 文昌市铺前镇 | 机动船 | 是 | 培训时见过,但不了解 |
| 17 | 70 | 三亚市三亚港 | 帆船 | 否 | 培训时见过,但不了解 |
| 18 | 66 | 三亚市三亚港 | 机动船 | 是 | 能背诵条文 |
| 19 | 46 | 三亚市三亚港 | 机动船 | 否 | 在媒体中得知,但不了解 |
| 20 | 49 | 三亚市三亚港 | 机动船 | 是 | 了解,未看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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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分析过程
本文采用NVivo 8软件对访谈及搜集的文献等数据进行处理（表2）。首先,对原始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显现出主题和概念,并给每一个编码进行初始命名,作为自由节点。其次,进行主轴编码,对已标记为自由节点的符码进行二次审视,建立概念属类间的关系,形成个8独立的群组：身份认同、主体诉求、情感体验、航海人员、航海技术、国家主权、仪式习俗、更路簿。再次,深入分析上述8个独立群组间的联系,并考虑当时的语境和社会文化背景,最终将8个独立群组归纳为3个核心维度：对物质信息的记忆、对耕海文化的记忆以及对群体行为的记忆。本文将以8个独立群组为分析记忆的基础概念,并从核心维度切入解析海南渔民对《更路簿》集体记忆的失忆与重构的动态过程。Tab. 2
表2
表2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
Tab. 2Axial coding and selective coding
| 选择编码 | 主轴编码 | 材料来源数a | 参考点数b | 参考点例 |
|---|---|---|---|---|
| 对物质信息记忆 | 航海技术 航海人员 | 10 9 | 32 17 | 现在航海比较容易,都是大船,直接用导航就到了 |
| 船工中主要以湖南道县人为主,也有广东、广西的人, | ||||
| 对耕海文化记忆 | 更路簿 仪式习俗 | 23 15 | 54 37 | 更路簿是没用了,但这是祖宗用命换来的,我想给子孙留着 |
| 出海前在家里拜祖宗、土地公,一定要杀鸡上香,船头染红 | ||||
| 对群体行为记忆 | 身份认同 国家主权 情感体验 主体诉求 | 12 22 17 11 | 26 51 35 23 | 都是混口饭吃,没法子才去当渔民,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南海是老祖宗留给的东西,不能丢,必须要保护好 出海很苦的,刮风下雨没人管,但不出海又想念那点日子 希望国家对渔船补助高一点,不然老亏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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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路簿》集体记忆的失忆与重构
3.1 《更路簿》集体记忆的失忆
根据前文的文献梳理和语义分析,并采用周尚意[28]、汪芳[16, 18]等对集体记忆要素的总结,从主体、客体、时间三部分论述《更路簿》集体记忆的失忆原因,主体要素主要阐述渔民群体的代际更替与流动对《更路簿》集体记忆的冲击;客体要素则主要探讨风帆时代与《更路簿》相关的生产工具变迁和渔民活动空间变化对记忆的影响;最后从时间维度阐述渔民记忆感知的时间标尺的模糊与集体活动异化对集体记忆的削弱。3.1.1 《更路簿》集体记忆的主体要素 记忆与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特定时空群体的支持[28],《更路簿》集体记忆的主体为海南省文昌、琼海等地赴西沙、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耕海作业的渔民。随着老渔民的大量流逝（图2）,社会职业选择的多元化,当地年轻人极少继承祖业、出海捕鱼,职业代际断层削弱了集体记忆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如今,外来人员占船员比重和船员流动频率的增加,稀释了传统意义上的渔民群体。《更路簿》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日益贫瘠,集体记忆面临着衰退、简化甚至消亡的危机。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林鸿锦抄本《更路簿》局部(刘南威收藏)
-->Fig. 1The part of Lin Hongjin's "Genglubu" (Liu Nanwei collection)
-->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海南赴西、南沙作业老渔民群体数量变化图①(①20世纪70-80年代,郭振乾、周伟民、麦穗等走访海南8个县市,访问老渔民共315人,现健在者仅102人。数据来源：《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
-->Fig. 2The number changing of fishermen who go fishing in South China Sea
-->
“……去年渔民出海3500人,只有不到一半是潭门本地渔民,其他都是来自本省和其他省市的”
——访谈者3
对于人们来说,具有意义的地方不单是长期体验的生活和工作地,还可以是承载生命旅程中某个“里程碑时刻”或者重大转变时期的地方[29]。老渔民对帆船时代的航海记忆,是一种高度紧张与情感反应的境况中形成的不可忘记的体验,老渔民因重复这种惊险的体验而积淀了对南海的地方认同和情感依恋,在访谈中,老渔民最先提及、描述最多是《更路簿》帮助他们死里逃生的惊险故事,即使岁月溶解了细节,老渔民依然能够通过故事叙述进行时空对话,不断温存着《更路簿》带来的归属感与安全感。这种对过去语境的想象与情感体验,实现了自我内视与主体诉求,构筑了老渔民对《更路簿》的多维度认同。但随着契约合同的商业关系取代宗族血缘的裙带关系,船员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过去高度依赖《更路簿》的“能者为长”的航海制度日益式微,《更路簿》集体记忆逐渐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
“……南沙岛礁多,旋涡、暗滩也多,那个时候没有导航,全靠老船长和《更路簿》才保住大家性命”
——访谈者13
3.1.2 《更路簿》集体记忆的客体信息 物质空间信息是人们记忆人和事件的物质载体。《更路簿》主要记载海南渔民赴南海的更路和沿途岛礁土地名,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更路簿》相关的物质空间和实体逐渐在变化、消失,这种空间失忆和记忆的置换在不同代际人群中自发延伸,最终造成《更路簿》集体记忆的遗忘。根据表2中主轴编码对影响记忆要素群组的分类,本文认为造成《更路簿》集体记忆失忆的客体要素主要包括航海技术进步、耕海空间演变两部分。
海南渔业生产从“牵星过洋时代”走向“电子信息航海时代”,是海南《更路簿》集体记忆消退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前,木质帆船是海南渔民从事渔业生产的主要载运工具,吨位大多在20~40 t,航速在4~5节左右,抗风能力差,必须依赖海航罗盘和《更路簿》导航,才能安全到达目的地。80年代初,随着渔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以及近海渔场产量的减少,为了适应远海发展的需要,渔民对机动船船型、动力和捕捞机具的要求提高,船舶日益大型化、自动化、高速化,大型钢制渔船成为主要的航海工具,风帆时代的《更路簿》失去了独特的功能价值和意义。
“……以前都是靠风力去南沙,60年代才开始有机动船,没有帆,一个生产队就两条,20马力,大约有10多吨,”
——访谈者10
导航体系的进步是《更路簿》集体记忆消退的主要原因,海南渔民在早期航海时,主要依据《更路簿》条文,并佐以“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30],来指导航海实践。随着现代航海技术的进步,导航系统日益智能化、精细化,从无线电测向仪、罗兰A、罗兰C、卫星导航系统到北斗全球定位系统,无线电导航定位技术成为导航的主流工具,海南渔民的航海技术也进入了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时代,而传统陆标定位、天文定位导航则成为特殊情况下的补充手段。加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过去航海所需的图文资料如潮汐表、灯标表、航海图等出现了电子版、网络版。在此背景下,《更路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海南渔民与之相关的集体记忆也日益模糊、消退。
“……有导航之后,直接输入经纬度就可以自动航行过去,《更路簿》就没啥用了”
——访谈者6
旧时海南渔民在南海的活动范围很广,不仅在西、南沙群岛捕捞作业,而且可从南沙群岛的南威岛或日积礁开船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出售海获,对文昌、潭门渔民来说,这是一条驾轻就熟的捕捞作业和海外贸易航线[31],从古代到民国期间都颇为盛行,因此现存的很多《更路簿》中都有南洋更路的准确记载。频繁往返于南洋、南海岛礁与海南之间的渔民,通过社会、经贸互动而建构起独特的南海地理空间系统和空间结构。但随着南海局势的变化,周边国家对南海岛礁资源垂涎,非法占据中国南海部分岛礁,出于安全、经济利益等因素,海南渔民的耕海空间和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耕海记忆的复现空间持续减小、传统生产植根性减弱甚至消失,大大割裂了渔民与《更路簿》之间的纽带,在现代文化环境和物质空间重构的双重冲击下,渔民对《更路簿》的记忆和情感也随之发生变异、消失。
3.1.3 《更路簿》集体记忆的时间尺度 《更路簿》记忆不单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情感意义,而且具备特殊的时间意蕴,但时间形塑着记忆也消融着记忆。一方面,时间尺度的纵深推移导致《更路簿》记忆主体的代际更迭和《更路簿》地方意义的贬值;另一方面,《更路簿》记忆者对时间的感知和计量,又不断形塑着记忆。旧时每年阴历11-12月,渔民乘东北风起航赴西、南沙海域,将渔获售至南洋,待到次年清明谷雨期间,再乘西南风返回海南,渔航满载而归。渔民对节气、季风变化的体验,赋予了《更路簿》特定的意涵,并在这种时空轮回的互动中,将《更路簿》建构为南海地理空间的微观缩影,持续解构、重构着自我的航海记忆。但航海技术的进步削弱了自然环境对出海劳作的周期性桎梏（图3）,渔民对以自然环境为参照的时间感知逐渐模糊,使得航海记忆变得更加随意、方便获取,记忆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随之减弱,渔民所能记住的有效时间也逐渐缩短。此外,旧时渔船往返西、南沙,并没有时钟计时,一般渔民约定一昼夜为十更,一更以焚香几支为准,具体焚香支数则由渔民的经验而定。在这循环重复的时间记录和表达中,渔民不断温习着海洋上或愉悦或凝重的环境感知,在感官和情感体验上建构起对南海的地方感,并在这种“焚香计时”中触摸着时空的律动。但随着《更路簿》本体价值的虚化,这种独特的时间感知方式也逐渐被渔民群体所遗忘。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2016年海南三大港口赴南海生产船只归港次数③(③数据来源：田野调查于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获得（2016年海洋捕捞生产动态）。)
-->Fig. 3The times of ships return to three ports of Hainan in 2016
-->
“……“北风起、大船开,谷雨下、离南沙”。以前每次去南沙渔工都会唱“看天作恶风②(②田野调查得知为渔民内部歌谣,见许洪福抄本《更路簿》。)”,希望不要有大风作祟。”
——访谈者15
“……过去出海,渔船上有专门或兼职焚香的人员,名为“香工”,负责声报夜间时刻。现在早已失传了。”
——琼海市文化馆馆长
3.2 《更路簿》集体记忆的重构
3.2.1 主体、叙事框架与记忆——集体记忆建构的显性表达 据考证,《更路簿》与明初闽粤等地的航海针经有递属关系,后闽、粤迁民于琼,与琼地原住民的航海经验融合,始有《更路簿》。早期,《更路簿》是宝贵的渔业经济信息和导航指南,由渔民群体中的少数成员控制和使用,以世袭传承为主,在地方中呈现封闭、飞地式的点状空间。但随着人口流动和信息传播,《更路簿》在空间中出现面状或线式的扩散,如调研得知,清末文昌的《更路簿》传至琼海、三亚,后中途衰落,又由琼海传回。在频繁流动、交流中,这种地方性记忆逐渐从点状蔓延为海南岛东部的带状分布,从封闭性走向了公开化。《更路簿》的记忆群体也逐渐超越出职业的限制,从单一群体向社会多群体扩张,特别是《更路簿》集体记忆的重构寓意着社会群体参与的广泛性和多层性,《更路簿》逐渐由渔民群体的记忆成长为多群体的共同记忆。“……《更路簿》后来就不保密了,船员都可以看。有钱可以自已买船,抄写《更路簿》,自己做船长。”
——访谈者6
但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中,老渔民依然是中坚力量,社会赋予他们以保存过去痕迹的功能[22],使他们拥有了建构和传播历史的话语权力,成为传递记忆和信息的重要媒介。
但由于渔民自身条件的限制,加上大多数的原始文本都已散失,渔民所获得的信息来源、具备的知识储备、在经济利益下的妥协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等,均可能带来记忆传递的偏差,使之偏离了“原真”历史信息[12]。因此,当****访谈那些掌握物态或虚拟《更路簿》的老渔民时,便成为信息的过滤者和组织者。他们通过共享这些个体的记忆,并借助某些尚存的文献资料,将记忆碎片拼贴在一起。再通过对更路条文和航海记忆的整理、编纂,以文本写作的形式呈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掌控了记忆重构的主动权。
“……好多大学老师、学生来我这,问《更路簿》的事,他们说要记录以前出海的事、要出书”
——访谈者9
“……80年代,我就和郭振乾、麦穗等人一起调研《更路簿》了,并获得大量的一手数据,后来很多老师也开始研究《更路簿》了”
——海南大学教授
在表2的主轴编码中,国家主权的资料来源和参考点数仅次于“更路簿”群组,表明官方是《更路簿》集体记忆重构的直接推动力。在各种宣传、教育传媒中,《更路簿》记忆的核心是表征国家主权的叙事,渔民情感体验、耕海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成为叙事的载体,通过将部分拥有《更路簿》的老渔民塑造成航海精神的代表和国家主权的见证者,凸显出“主权在我”的主题意义与价值,进而整合到整个社会记忆的框架中,强化了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此外《更路簿》是海南岛渔民沉淀、结晶出来的“物化”或“形式化”[32]的地方性知识,在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更路簿》从经济信息转变一种珍贵的文化资源,其符号化特征借助特定方式可转变为经济资本。这种转换体现在国家和海南各级政府对《更路簿》的抢救性发掘与宣传,特别是更路簿文本发掘最多的潭门镇,将《更路簿》打造成地方的名片与符号,并恢复了传统的生活场景与民俗节庆,以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唤起渔民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满足了渔民的情感归属,最终《更路簿》集体记忆在渔民、官方、****的共同努力下得以重构和活化。
“……我们作为保护单位,举办传承培训班是执行国家政策。《更路簿》代表传承人的封号由我们上报,省政府批,每年都有补助。”
——文昌市文化馆馆长
3.2.2 文字、仪式与记忆——集体记忆建构的隐性表达 仪式习俗是耕海文化核心维度的重要群组,是隐性的“记忆基因”。文言、象形文字的想象力与儒家价值观、制度紧密相关,成为鼓励人们相信宗法仪式和文本权威的文化手段[33]。虽然中国的象形文字及文言表达,经历了从神圣到世俗的转变,但在重大仪式或祭奠中,繁体字和文言文式的文章依然是保持仪式神圣权威的工具。《更路簿》始于明清,兴于民国,浸润着厚重的历史感,其内在的价值对渔民弥足珍贵（图4）。在已发现的《更路簿》版本中,其语句结构、遣词用字均为规范的古代言语格式。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受访渔民保护《更路簿》意愿程度图
-->Fig. 4The willness to protect "Genglubu" of interviewed fishermen
-->
“自牙龙角放去陵水角,用艮坤,二更半到也。
自陵水角放去大洲,用艮坤寅申,二更半也。
……”
——《琼州行船更路志录》
作为传统文化的集成载体,渔民将《更路簿》条路的书写方式也视为航海记忆不可分割的部分。即使是白话普及的今天,海南渔民在传承《更路簿》时依然倾向于选择传统的文言格式。最典型的代表是苏承芬的《中沙水路簿》,虽系据航海经验独创,但严格继承了传统《更路簿》语句的书写方式。对渔民而言,《更路簿》中的繁体字和文言文表达方式,象征着文本传承的正统与权威,是保持《更路簿》神圣性和珍贵性的重要表现。
“……过去渔民文化水平很低的,之所以用文言格式,除了时代背景外,就是渔民对《更路簿》看得很重,毕竟是保命的东西。”
——清澜港渔协会长
重复性的仪典是保持和延续精神共识的重要途径,是营造持久有效社会凝聚力、将集体记忆强化形塑为精神共识的有力方式[34]。海南的庙宇叠合着家族认同、宗教认同和职业认同的功能。这些庙宇大都为改革开放后重建,在重建前后,老渔民往往以《更路簿》为线索,从族谱、传说和目击叙述中挖掘和筛选旧时耕海记忆的碎片,在群体咨询、集体利益与制度责任的框架内重新组织世代渔民的集体记忆[33]。庙宇落成后的每次出海,渔民们总会举行祭海酬神仪式。在神圣空间中,神灵的传说、海难的追忆、传统仪式的传承,将祷词、服饰、供品、塑像、情感等元素糅合、发酵成一个认同、归属和依恋相互交流、融合的想象共同体。庙宇中的每个参与者,都能从这种共同的活动中消除出海的紧张、获得心灵上的宽慰,从而增强漂泊于大海的信心与勇气。在这种现场气氛与情感渲染下,整个群体就有了记忆的诉求和主动记忆的意识,从而保障了集体记忆延续和持久留存。
“……这些兄弟庙④(④据传明代海上遇难的108个商人,后显灵佑航,为海南草根性信仰。)都是大家凑钱重建的,每次烧香上供,父辈都会唠叨以前的各种规矩,讲的最多的就是更路了”
——访谈者1
“……叩请恩光香,何主乃宗亲,伍姓孤魂、一百零八公.....更路簿、罗盘二十四山....”
——《更路簿》出海仪式祭文⑤(⑤2016年12月访谈海南“更路簿”出海仪式传承人黄庆河所得,据称为旧时的出海祭文。)
3.2.3 精神家园、大众传媒与记忆——集体记忆建构的路径 群体行为记忆核心维度中身份认同、情感体验和主体诉求群组,是洞察渔民与南海地方依恋的重要视角。《更路簿》是渔民群体集体实践的结晶和航海记忆的遗存,不仅将旧时生产生活的图景深刻浸染在众多渔民的生命图谱中,成为唤起渔民心底的情感的“触动器”,而且以物态的形式彰显了渔民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探索、生产、种养、死葬和精神信仰等环节组成的人生链条[35],成为风帆时代渔民海洋文化自觉的精神家园。在《更路簿》集体记忆的重塑中,媒体语境代表了整个社会群体对《更路簿》的地方想象,是记忆的情感表达。媒体传递的内容无论是针对帆船时代的老渔民还是政府人员,话语空间中视觉焦点常常聚焦在《更路簿》上,清晰地勾勒出这份叠加着地方性、情感性与工具性三重社会功能的渔民记忆,使《更路簿》成为南海的名片与符号,成为中国南海耕海文化的标志和蕴含着南海主权的集体想象与记忆。同时,媒体对《更路簿》的全方位宣传消解了地域的界限,改变了信息流通的方式。渔民群体的意志与价值观得以整合,完成了对自我和群体身份的认知与定义,形成一种平等的身份想象,即他们是“祖宗海”的主人,这种强烈的责任感成为建构集体记忆强有力的精神纽带。渔民对《更路簿》的共享赋予了集体记忆持久的生命力,使得记忆在形式上获得群体的凝聚力,在内容上获得理念认同[33],由此,《更路簿》被塑造为保存和传承耕海记忆的最佳实践载体。不论《更路簿》的实体价值如何变化,当这份逐渐流逝的集体记忆在媒体的曝光度下熠熠生辉时,其群体身份同化的效能依然赋予海南渔民以集体认同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共鸣,在《更路簿》所塑造的想象空间中持续着身份建构与地方认同。
“……人一老,就老想过去的事,这个小本本（更路簿）就成了过去的念想,有时候还是想去海上转一转......”
——访谈者5
“……去年黄岩岛事件,是我们的渔民自发去黄岩岛维权,按渔民的说法,南海是他们的祖宗海,是他们的责任田。”
——潭门镇边防武警
4 讨论与结论
4.1 结论
本文从访问海南渔民入手,透过记忆的动态视角,剖析南海《更路簿》集体记忆的失忆与重构机制,并探讨地理要素在《更路簿》集体记忆表述、承载、构建和传承中的作用。在现代语境下,虽然物质空间和社会文化发生着巨变,但承载着过往记忆、耕海情感的《更路簿》依然能够将相对真实、完整的记忆片段保存和活化在现代生活的巨构轮廓中,维系着地方文化的活力和记忆的多样性。据此,本文得出以下的结论：（1）《更路簿》记忆具有空间地方性建构的特点。《更路簿》记忆是海南渔民对南海地方的情感和认知,是通过不断重复的航海遭遇及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建构的记忆。这种记忆并不是以几何空间为衡量基础[38],而是受到渔民对地方、空间感知的影响。在集体记忆重构的过程中,《更路簿》的条文是渔民对南海记忆的重要载体,口述传承在紧密交往的渔民群体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个体非权威性的记忆空间具有碎片化的特点,而碎片记忆若不能成为集体记忆,就无法将文化遗产作为共同遗产[27],因此需要将个人记忆上升到集体记忆,地理学则提供了记忆空间的尺度上升途径[37],通过在海南不同地区（文昌、琼海、三亚等）寻找往昔航海体验的共鸣、参与祭海的共时存在感、海上劳作中的喜怒哀乐,将个体或片区的记忆碎片不断的沉淀、提炼,然后拼接、整合成群体或地方记忆,最终实现《更路簿》文化体系的重构与再生。
（2）《更路簿》记忆的建构是“家”—“国”尺度转化的过程。相比于“家”叙事的安全感、依赖感和归属感,单纯的国家叙事表现出主体性、权力欲和控制力[34]。但国是由家组成,家因国而存在,两种尺度因记忆而耦合在一起。《更路簿》是风帆时代的产物,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渔民的航海技术程度息息相关,隐喻着“国富即家兴”的思想。在对《更路簿》传承与保护中,官方叙事对渔民过去的生产、生活微观场景重演,并非简单的事件还原,而是一种意义的延伸,将渔民过去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生产、生活记忆的片段重组,不断与当下渔民生产、生活状态进行切换,创建一种时空的跳跃感,通过渔民家庭生产、生活的巨变,完美地将微观的家与宏观的国结合起来,制造出“家”—“国”尺度转化的关系,爱国与爱家的概念被统筹到兴衰相伴、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从而为渔民营造出家国一体的想象空间。南海对渔民的生存意义上升为国家主权的宏观叙事,渔民对家的情感记忆转化为对国家的情感记忆,维护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既是捍卫家园、也是维护国家主权的观念便上升为国家整体的集体记忆。
（3）《更路簿》是海南渔民空间流动实践诞生的地方性知识,具有异地性和人的流动性的特征。在流动性语境下,记忆的重构并非僵化的、内生的,而是具有动态、关系化的空间意义[38]。一方面,大量的渔民在南海空间的流动塑造了南海诸岛的文化与景观的多样化,在西南沙群岛上遗存了大量的生产、生活设施和神庙,这些物质空间信息成为具有象征性的记忆符号,给予航海途中渔民以环境认同和地方感,成为渔民生存体验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琼岛-南洋间的人口流动和商贸交流形成了跨尺度的流动性网络,《更路簿》记忆成为多重网络中具体联系的载体,并深深依附在饮食、服务、人口、文化的传播,使得原本相对稳定与均质的海南越来越多的处在与“他者”的身份、文化实践不断协商的过程中[38],如渔民的航海工具和海图具有中外结合的特点,部分渔民的亲缘关系具有跨国性等。因此对《更路簿》记忆的传承来看,单一元素的保护难以长久维系渔民的地方认同感和文化连续性,未来《更路簿》的保护,应保护和建构满足渔民情感需求的多元化文化符号和地方景观,形成记忆要素的多核联动,为渔民构建和活化一个原真性的记忆空间。
（4）《更路簿》是社会关系空间化的缩影。作为主体的渔民,在空间流动中往往伴随着社会情境的转变与多样化,渔民在不同情境当中需要使用不同的身份策略,这使得渔民群体的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更加多样化、更具弹性。旧时在与南洋的贸易往来中,渔民超越国家认同框架的民族身份认同得到强化,为了应对时空流动性所带来的身份模糊与情感的断裂,南洋诸国遗存的兄弟祠、坟茔、会馆等（部分已成为国外重点保护文物）成为琼籍渔民在异域建构地方感和族群认同的重要记忆符号。随着南海局势的变化,渔民耕海的物理空间发生变化,《更路簿》的记忆空间流动性逐渐减弱,渔民的身份认同趋向单一,对《更路簿》的记忆也随之变异。因此,未来《更路簿》记忆的活化应从加强记忆空间流动性入手,以《更路簿》所代表的耕海文化遗产为主线,构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共享非遗保护制度,促进两地商贸、旅游、考古、学术等方面的交流,从而提升两地人民的文化亲近感。
4.2 讨论
从地理学视角审视《更路簿》的集体记忆,更加关注记忆地方化、尺度化特征。南海既是《更路簿》产生的地方空间,同时也是其记忆延续和重构的重要地理基础。随着《更路簿》退出历史舞台,研究的视角不应局限在文本功能性的活化和信息的复原,而是放眼于南海的地理性、行动者文化性和社会性的记忆留存。如对于渔民而言,在《更路簿》的导航下,往返于琼岛—南海—南洋的尺度空间,是一种非物化、流变的过程与体验。渔民的动机并非恪守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记忆,同时也追求在航行、住岛劳作、售卖渔获过程中产生于主体之上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未来《更路簿》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其核心在于人—海关系的再续和重演,尽可能保护和延续渔民记忆的原貌,淡化集体记忆中的功利主义的色彩,合理、理性保存渔民习俗、语言、文化等传统隐性记忆客体,通过建构新的南海空间系统与空间实践赋予集体记忆以更加鲜活的生命力。由于《更路簿》的记忆研究尚处起步阶段,未来需立足于更加庞大的数据库基础上,揭示更宏观尺度下集体记忆的动态变化,进一步探讨记忆重构中地理学如何更好切入和应用。本文的意义在于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思考的路径,希望通过了解和探索文化遗产集体记忆解构、重构的要素和规律,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活化提供新的思路和灵感。致谢：衷心感谢法国北方高等商学院彭向宇硕士、湖北大学唐婉珍硕士对本文的帮助,感谢各位审稿专家给予本文的建议和指导！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 Like consciousness and language, human memory is acquired through communication, socialization, and acculturation. It is, therefore, about both one’s brain and one’s soci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and comprises three dimensions: the pers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Human memory is “embodied” in living personal memories and “embedded” in social frames and external cultural symbols (e.g., texts, images, and rituals) that can be acknowledged as a memory function insofar as they are related to the self-image or “identity” of a tribal, national, and/or religious community. Whereas the social or “collective” memory comprises knowledge commonly shared by a given society in a given epoch, cultural memory in literate societies includes not only a “canon” of normative knowledge but also an “archive” of apocryphal material that may be rediscovered and brought to the fore in later epochs. The formation of a canon of “classical” or sacred texts requires techniques of interpretation to keep accessible the meaning of the texts that may no longer be altered or multiplied. At that stage of cultural evolution, cultural memory changes from ritual to textual continuity. Cultural memory becomes complex, splitting into the “classical” and the “modern,”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
| [2] | . Work by historians, geographers and others has examined the role of memory and of commemoration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meaning and identity. Memory has been shown to be an active constituent of the ways in which meaning is invested in space and pla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ppeal to memory in Donald MacLeod's Gloomy Memories in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a text written to understand social and geographical change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Scottish Highlands and, in revised form, to counter the alternative views expressed in Harriet Beecher Stowe's Sunny Memories. In discussing MacLeod's use of memory in Highland history and with reference to examples of memory's use in texts and other representations, the paper contributes to debates on how memory ‘works’ in geography and in history. |
| [3] | .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monument constructed by the Italian state in the center of Rome to commemorate Vittorio-Emanuele II, first king of united Italy. Opened in 1911 and constructed in the Beaux-Arts architectural style popular at that time as appropriately “imperial” for urban monuments throughout the West, the Vittoriano's symbolism and iconography produce a “memory theater” through which the official rhetoric of a united and imperial Italy was intended to be conveyed to the nation.Yet despite attempts by succeeding governments to promote it as a dignified and sacred center of the city, the nation, and the short-lived Italian empire, the monument has been derided throughout its history. Concentrating on “official culture,” we analyze the form and iconography of the monument, trace the various planning interventions made by both Liberal and Fascist governments between the wars that emphasized the Vittoriano's centrality within urban space and Italian territory, and comment on its use by the Italian dictator, Benito Mussolini, to promote an imperial spatiality through his performative rhetoric, which often unfolded while facing the monument in the Piazza Venezia. While urbanistic and territorial interventions emphasized horizontal axialities, burial and construction of a crypt for Italy's Unknown Soldier at the monument produced a vertical axis that linked military sacrifice and past heroism to aerial flight and future victory within the Fascist cult of male youth. |
| [4] | . |
| [5] | . 61We study the Stolpersteine project of the German artist Gunter Demnig in Berlin.61We argue for the inclusion of agency in the memorialization literature.61Individuals actively shape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Holocaust.61Stolpersteine (re-)place Holocaust victims in spaces from which they were removed.61Installation ceremonies reflect contemporary meaning-making practices. |
| [6] | . In recent years, investigations of social or cultural memory have become a major field of inquiry throughout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longer the sole preserve of psychology, the study of memory now extends to anthropology, sociology, cultural studies, literary studies, communication, history and, increasingly, to geography. This article assesses some of the major trends in this burgeoning literature, especially those works spatial in nature, which we find to be of considerable cross isciplinary importance. Together, memory and place conjoin to produce much of the context for modern identities; providing a modest overview of that critical, dynamic relationship, this article serves as an introduction to this special issue of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
| [7] | . . |
| [8] | [D]. [D]: |
| [9] | .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分析，总结了景观、记忆与地理学的研究进展，指出景观、记忆与地方认同联系密切，而且景观与记忆的研究大多与历史文化景观相关。由于集体记忆所体现出的社会性，通过物质的和象征性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去探究其集体记忆的认知空间和情感空间更具有现实意义。文章探讨了GIS和认知地图方法在城市集体记忆研究中的应用，并对佛山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的集体记忆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在全球化、城市化趋势下，从地理学视角，透过对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分析，将有助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持续性地保护和塑造城市地方感。 .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分析，总结了景观、记忆与地理学的研究进展，指出景观、记忆与地方认同联系密切，而且景观与记忆的研究大多与历史文化景观相关。由于集体记忆所体现出的社会性，通过物质的和象征性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去探究其集体记忆的认知空间和情感空间更具有现实意义。文章探讨了GIS和认知地图方法在城市集体记忆研究中的应用，并对佛山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的集体记忆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在全球化、城市化趋势下，从地理学视角，透过对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分析，将有助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持续性地保护和塑造城市地方感。 |
| [10] | |
| [11] | . 祠堂曾经是佛山标志性的文化景观，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祠堂文化景观也发生了改变。在对佛山市区现存祠堂景观全面普查的基础上，选择位于城乡边缘带和城中村的典型社区进行深度访谈。研究表明，佛山传统祠堂文化景观在空间和功能上都发生明显变化。尽管其呈现出现代化、多元化的倾向，但通过集体记忆和怀旧空间的地方形塑，仍然强化了以祠堂为中心的地方认同感。而且，在快速城市化、全球化过程中，地方与认同的关系既受到外生文化渗透的影响，又有内生文化认同作用的增强。祠堂文化景观的改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地方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与之相应，地方认同也正在重新构建。 . 祠堂曾经是佛山标志性的文化景观，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祠堂文化景观也发生了改变。在对佛山市区现存祠堂景观全面普查的基础上，选择位于城乡边缘带和城中村的典型社区进行深度访谈。研究表明，佛山传统祠堂文化景观在空间和功能上都发生明显变化。尽管其呈现出现代化、多元化的倾向，但通过集体记忆和怀旧空间的地方形塑，仍然强化了以祠堂为中心的地方认同感。而且，在快速城市化、全球化过程中，地方与认同的关系既受到外生文化渗透的影响，又有内生文化认同作用的增强。祠堂文化景观的改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地方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与之相应，地方认同也正在重新构建。 |
| [12] | . . |
| [13] | . The role of marketing within tourism management and the related areas of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are explained. A general overview is presented of product marketing in tourism before examining, in depth, the various aspects of diverse tourism products and their markets. A variety of case studies draw together and illustrate the material covered in the main text. The book is divided i... |
| [14] |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production (IIP) and internet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IIC), we interpreted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in China based on top commercial websites.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d more obvious industrial clustering compared with that in Western countries, highlighting the rise of internet cities in China. The differences amongst diverse website themes generate disparities between IIP and IIC, suggesting future developmental trends of these internet cities. The specialised division of internet cities remains somewhat consistent with the local context. The government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early stage of China0964s internet industry, enabling cities involved in internet industry at the initial stage gains first-mover advantages, leading to the uneven patterns of spatial patterns since then. Though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ndustry should still be emphasised, the success of internet cities finally depends on whether their specialisation meets the market demand. |
| [15] | . 少数民族精英的态度、情感和行为对维系族群文化传承等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对仡佬族精英的体验式观察、深度访谈和结构式访谈,精英群体的民族身份认同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和角色差异：居住在民族乡和各散居点的精英比自治县精英的民族情感要强烈、文化特征要明显,其民族身份认同具有＂根基性＂特点,而自治县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的身份认同则具有明显的＂工具性＂。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部分文化精英有更明确的民族文化复兴行为。这一原因是以仡佬族地理空间格局变迁为前提,导致仡佬族的族群身份建构、历史记忆和族际关系等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这些因素进一步建构了精英的民族认同。 . 少数民族精英的态度、情感和行为对维系族群文化传承等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对仡佬族精英的体验式观察、深度访谈和结构式访谈,精英群体的民族身份认同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和角色差异：居住在民族乡和各散居点的精英比自治县精英的民族情感要强烈、文化特征要明显,其民族身份认同具有＂根基性＂特点,而自治县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的身份认同则具有明显的＂工具性＂。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部分文化精英有更明确的民族文化复兴行为。这一原因是以仡佬族地理空间格局变迁为前提,导致仡佬族的族群身份建构、历史记忆和族际关系等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这些因素进一步建构了精英的民族认同。 |
| [16] | . 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承载着村庄的文化传统与人们的乡愁情感。但随着城镇化及其带来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使得这些记忆正面临巨大冲击。就此展开研究,对于乡村规划和发展、乡村记忆保存和传承等意义重大。归纳出集体记忆的社会选择性、动态重构性、媒介依赖性等属性后,构建传统村落集体记忆三要素的研究框架,即主体（记忆者）、客体（记忆对象）、时间,借助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选取60个典型的中国传统村落,采用内容分析等方法,探讨主体诉求及其相应的情感特征、客体如何承载传统价值以及时间演变中村落发展阶段划分等问题。并初步分析了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三者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最后结合乡村规划和乡村旅游提出建议。 . 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承载着村庄的文化传统与人们的乡愁情感。但随着城镇化及其带来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使得这些记忆正面临巨大冲击。就此展开研究,对于乡村规划和发展、乡村记忆保存和传承等意义重大。归纳出集体记忆的社会选择性、动态重构性、媒介依赖性等属性后,构建传统村落集体记忆三要素的研究框架,即主体（记忆者）、客体（记忆对象）、时间,借助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选取60个典型的中国传统村落,采用内容分析等方法,探讨主体诉求及其相应的情感特征、客体如何承载传统价值以及时间演变中村落发展阶段划分等问题。并初步分析了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三者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最后结合乡村规划和乡村旅游提出建议。 |
| [17] | . 城市记忆规划是一种新的规划理念,在传统空间形态规划的基础上,加入时间和主体认知维度。它基于环境认知和城市有机生长理论,研究记忆的主体和客体在时间中的作用过程,为古城风貌保护、旧城更新改造、记忆活化解说提供新思路。因此,本文对与城市记忆规划相关的时间规划理论、主体认知理论和空间规划理论进行综述,并以宣武区城市记忆规划为例,分析规划思路。 . 城市记忆规划是一种新的规划理念,在传统空间形态规划的基础上,加入时间和主体认知维度。它基于环境认知和城市有机生长理论,研究记忆的主体和客体在时间中的作用过程,为古城风貌保护、旧城更新改造、记忆活化解说提供新思路。因此,本文对与城市记忆规划相关的时间规划理论、主体认知理论和空间规划理论进行综述,并以宣武区城市记忆规划为例,分析规划思路。 |
| [18] | . 城市记忆是城市特色形成的重要源泉,而历史地段则盛载着与城市的前世今生所相关的城市记忆.因而,探讨人们对历史地段城市记忆的认知规律,将为有效保存城市记忆、有机更新历史地段提供重要思路.本文选取北京南锣鼓巷历史地段作为研究对象,归纳游客对城市记忆的认知变量,构建了由信息和载体2个一级变量衍生而得的20个二级变量、89个三级变量组成的城市记忆认知测量的指标体系,通过问卷对历史地段城市记忆的游客认知进行调查.基于调查数据统计,采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游客城市记忆认知水平的相关因素,构建城市记忆认知程度公式,归纳游客认知规律,以便为历史地段和城市旅游的规划、管理提供参考. . 城市记忆是城市特色形成的重要源泉,而历史地段则盛载着与城市的前世今生所相关的城市记忆.因而,探讨人们对历史地段城市记忆的认知规律,将为有效保存城市记忆、有机更新历史地段提供重要思路.本文选取北京南锣鼓巷历史地段作为研究对象,归纳游客对城市记忆的认知变量,构建了由信息和载体2个一级变量衍生而得的20个二级变量、89个三级变量组成的城市记忆认知测量的指标体系,通过问卷对历史地段城市记忆的游客认知进行调查.基于调查数据统计,采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游客城市记忆认知水平的相关因素,构建城市记忆认知程度公式,归纳游客认知规律,以便为历史地段和城市旅游的规划、管理提供参考. |
| [19] | . 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人文地理学对空间的认识不断加深，本土标志性地方品牌的地理学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以中国宜兴为案例研究地，从地理品牌的构建来考察宜兴地区特有的紫砂文化生产活动，揭示地理因素在赋予地方品牌深层意义的机制中发挥的作用。通过紫砂文化地理核心的变迁分析，探析地理品牌动态化的传承中如何增加历史文化价值，揭示地方性特点如何赋予地理品牌以意义。在中国的文化地理语境里，以新文化地理学视角解释紫砂文化的地理品牌现象，印证了紫砂文化地理特征的品牌化过程，是一个鲜明的社会过程和文化过程。 . 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人文地理学对空间的认识不断加深，本土标志性地方品牌的地理学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以中国宜兴为案例研究地，从地理品牌的构建来考察宜兴地区特有的紫砂文化生产活动，揭示地理因素在赋予地方品牌深层意义的机制中发挥的作用。通过紫砂文化地理核心的变迁分析，探析地理品牌动态化的传承中如何增加历史文化价值，揭示地方性特点如何赋予地理品牌以意义。在中国的文化地理语境里，以新文化地理学视角解释紫砂文化的地理品牌现象，印证了紫砂文化地理特征的品牌化过程，是一个鲜明的社会过程和文化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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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 <p>基于城市记忆的视角,文章选取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作为典型个案,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采用数理统计和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文化旅游地游后感知维度分异特征和机理。结果表明:主客双方对物质要素的游后感知维度呈现相似性递减特征,究其原因,城市化进程中的现代元素有机融入、建筑景观的价值弥足珍贵、自我“造血”和外来“补给”功能的匮乏以及单一静态的陈列展示方式都是其主导因素。但是,对非物质要素的游后感知维度存在层级差异,而非遗传承载体和方式的弱化、地方传统美食颇具特色、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文化涵化进程加快以及街巷生活环境遭受“挤压”和“形变”都是其主导诱因。尊重历史,传承记忆,文化旅游地的城市记忆功能保护和传承,任重而道远。</p> . <p>基于城市记忆的视角,文章选取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作为典型个案,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采用数理统计和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文化旅游地游后感知维度分异特征和机理。结果表明:主客双方对物质要素的游后感知维度呈现相似性递减特征,究其原因,城市化进程中的现代元素有机融入、建筑景观的价值弥足珍贵、自我“造血”和外来“补给”功能的匮乏以及单一静态的陈列展示方式都是其主导因素。但是,对非物质要素的游后感知维度存在层级差异,而非遗传承载体和方式的弱化、地方传统美食颇具特色、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文化涵化进程加快以及街巷生活环境遭受“挤压”和“形变”都是其主导诱因。尊重历史,传承记忆,文化旅游地的城市记忆功能保护和传承,任重而道远。</p> |
| [22] |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radox of creativity in the 21st century city. More specifically, I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fficially sanctioned and alternative forms of mnemonic narratives. While public memory is always a work of creativity, its most publically visible form is often discursively situated as natural. My research in another context has led me to consider landscapes of alternative memories. This paper marks an attempt to situate Toronto’s the Missing Plaque Project into the conceptual literature on landscapes of popular memory and creativity in the city. The Missing Plaque Project uses posters to excavate little known and unpleasant, but politically significant stories of Toronto’s past. Material form and content are crucial in exploring the ability of these projects percolate into ‘official’ acceptability. Furthermore, access to public space becomes a crucial consideration in accessing public memory. The liminality that public space offers is disappearing as Toronto’s public spac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hostile to the kinds of creative use upon which the Missing Plaques Project depends. |
| [23] | . |
| [24] | . In this paper I explore the writings of Pierre Nora on (realms of memory). Nora’s work is a standard reference in geographical writings on memory, yet there are various assumptions in his work that often go unchallenged.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cept of nostalgia allows certain levels of yearning to be made clear in Nora’s writings. A melancholic nostalgia for ‘real environments of memory’ and for the unifying power of the nation-state pervades this work. However, Nora hints at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survival of memory in the body, and for its defence through the mobilisation of counterhistorical narratives. I conclude through using interdisciplinary theories on embodied memory and sites of countermemory to expand the range of spaces in which the memories of a nation might be constructed, contained, and contested. |
| [25] |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configuration of memory at the former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following the reunification of Germany. Buchenwald’s complex history and its function as a national memorial of communist East Germany made the reorientation process a highly controversial issue. At the centre of the controversy wa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eroes,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 The reorientation of Buchenwald cast the successive chapters of Buchenwald’s history - as a Nazi concentration camp, as a Soviet detention camp and as an East German memorial shrine - in the mould of three geographically separated spheres of memory. |
| [26] | .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geography on issues of public memory and commemoration-the ways in which discourse of the past is constructed socially and expressed materially in landscape, public memorials, and heritage sites. Interest in these sites has grown rapidly because they both reflect-and expose for study-social tensions,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cultural values. Compared to work in other disciplines, geography offers spatial, locational, and material perspectives on the patterns and dynamics of commemorative practices. Much attention has focused on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memory, but recent research has also revealed much about the chronology of commemoration, the interplay of social and elite groups in defining commemorative practices, and recent trends that expand the range of events and people remembered. |
| [27] | . Heritage is the contemporary usage of a past and is consciously shaped from history, its survivals and memories, in response to current needs for it. If these needs and consequent roles of heritage, whether for the political legitimacy of governments, for social and ethnic cohesion, for individual identification with places and groups, or for the provis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 in heritage industries change rapidly, then clearly we expect the content and management of that heritage to do likewise. The cities of Central Europe have long been the heritage showcases that reflected the complex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patterns of the region's changing governments and ideologies. The abrup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reorientation of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Europe has thus, unsurprisingly, led to many equally abrupt changes in the content and management of urban heritage throughout the region. The uses made of heritage are clearly drastically changing but so also is the way that heritage is currently managed. What is happening, as well as how, is however uncertain and investigated here. The revolutionary eradication of a rejected past, a return to some previous pasts or the beginnings of a new past in the service of a new present are all possibilities. Answers are sought to these questions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a selection of cases of types of heritage city and their management in the region. These include an archetypical European gem city (Eger, Hungary), a tourist-historic honey-pot ( esky Krumlov, Czechia), a medium-sized multifunctional city (Gdansk, Poland), a major metropolis (Budapest, Hungary), the relict anomaly (Kaliningrad/ K nigsberg, Russia) and the national cultural centre of Weimar. |
| [28] | . 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作为记忆空间，与非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区别之一是它承载着更多的集体记忆。这个集体不但是居住或工作在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人，还包括居住在历史文化保护区之外的人们。在这个逻辑下，城市才能将纳税人的钱投入到历史文化保护区上。以北京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为案例研究区域，分析了权威性和非权威性记忆空间、集体和个人记忆空间的表达和传承，分析了这两种空间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方案制定的参考意义和局限。文章用地理学的尺度转换理论解释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最后基于非表征理论，提出在历史文化保护区记忆活化的过程中，首先要打通权威记忆素材和个体记忆素材之间的界线，这样才能为个体记忆上升为集体记忆铺平道路。 . 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作为记忆空间，与非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区别之一是它承载着更多的集体记忆。这个集体不但是居住或工作在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人，还包括居住在历史文化保护区之外的人们。在这个逻辑下，城市才能将纳税人的钱投入到历史文化保护区上。以北京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为案例研究区域，分析了权威性和非权威性记忆空间、集体和个人记忆空间的表达和传承，分析了这两种空间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方案制定的参考意义和局限。文章用地理学的尺度转换理论解释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最后基于非表征理论，提出在历史文化保护区记忆活化的过程中，首先要打通权威记忆素材和个体记忆素材之间的界线，这样才能为个体记忆上升为集体记忆铺平道路。 |
| [29] | . Sense of place can be conceived as a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 representing beliefs, emotions and behavioural commitments concerning a particular geographic setting. This view, grounded in attitude theory, can better reveal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xperience of a place and attributes of that place than approaches that do not differentiate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conative domains. Shoreline property owners (N=290) in northern Wisconsin were surveyed about their sense of place for their lakeshore properties. A predictive model comprising owners' age, length of ownership, participation in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days spent on the property, extent of property development, and perceptions of environmental features, was employed to explain the variation in dimensions of sense of place. In general, the results supported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sense of place in a context where there were moderate to high correlations among the three place dimensions. Perceptions of environmental features were the biggest predictors of place dimensions, with owners' perceptions of lake importance varying in explanatory power across place dimens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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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 This article advances a conceptualization of spatial distinction that, following Bourdieu, relates principles of division in ‘social space’ with formations of segregation in urban space. It applies this interpretive framework to concisely narrate the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spatial distinction in Tel Aviv. Analyzing five moments in the city's development, it focuses on a dominant principle of distinction in each period and its ensuing segregations: predominantly ethno-national (Jewish–Arab) distinction that established Tel Aviv in opposition to Jaffa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uanced ethno-class distinction that shaped the city's rapid growth in the 1920s–30s and created an elaborate socio-spatial hierarchy of neighborhoods; institutionalized distinction that governed the collective supply of housing in the 1930s–40s, evolving into a complex system of housing classifications; ‘distinction-by-distance’ through exclusive suburbaniz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a metropolitan scale of distinction in the 1950s–70s; and a ‘back-to-the-center’ strategy of distinction by way of gentrification in the 1980s–90s and within gated residential enclav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rough this concise history, various principles, mechanisms and scales of spatial distinction are elaborated upon, as a way to think about the socially constructed,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and continuously changing divisions and segregations in c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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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D].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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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 The beginning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lies in curiosity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world, and especially in attempts to give order to this curiosity by finding ways to direct it. Such efforts can often be traced back to the philosophers and scientists of ancient Greece, and certainly the first formulation of geography as a coherent body of knowledge can be ascribed to Eratosthenes, the Greek librarian at Alexandria from about 234 to 196 B.C., who apparently coined the term to refer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earth.1 While there are doubts about whether the ‘geography’ of Eratosthenes meant the whole earth or just regions of it, and about whether descriptions were to be written or presented cartographically, it is clear that from its inception geography has served to satisfy a deep curiosity about what the world is like elsewhere. |
| [37] | . 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经过近90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稳定的学科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本文基于对新旧文化地理学的教科书、经典著作、代表性文章的初步归纳,梳理出了有关文化地理学的4个方面内容:第一,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为"文化区"和"地方";第二,围绕核心概念,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框架可分为两部分:文化区和地方的形成机制研究以及文化区和地方的尺度间转换研究;第三,针对形成机制和尺度转换的研究,文化地理学分别有不同的研究方法论;第四,文化地理学核心概念可以为其他人文地理学分支提供学术支撑。 . 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经过近90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稳定的学科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本文基于对新旧文化地理学的教科书、经典著作、代表性文章的初步归纳,梳理出了有关文化地理学的4个方面内容:第一,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为"文化区"和"地方";第二,围绕核心概念,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框架可分为两部分:文化区和地方的形成机制研究以及文化区和地方的尺度间转换研究;第三,针对形成机制和尺度转换的研究,文化地理学分别有不同的研究方法论;第四,文化地理学核心概念可以为其他人文地理学分支提供学术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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